法理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评

第一篇：法理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评

书评

陈晓 法学法硕 201322061038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剖析了中国法律目前状况，对法学的世界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我认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邓正来教授的论著通篇都是围绕对他所谓的自1978年以来到2004年26年间整个中国法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集中地对他所认为的中国法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几种主张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批判似乎也就成为邓教授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关注。然而我认为，邓教授的论著要旨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恰恰在于透过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建构”：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虽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形式上都是对近26年的中国法学及其主要理论主张的深刻批判，但其思想的主线和主要的学术关注始终是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的阐明，即中国法律哲学的使命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本意的理想图景。那么，现在的中国法律哲学意识到这个使命并有所行动了吗？邓教授认为没有。据此，邓教授指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换句话说，中国法律哲学必须自觉意识并真正开始思考其思想和理论的使命，必须自觉担当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旨趣与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邓教授已经阐明了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

读完邓教授的论著，本以为邓教授肯定会为大家提供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读到邓教授下面的文字说，又有些颇为失望：“这类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为前提而提出的问题颇为重要，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我必须指出，这类问题在根本上透露出了一种我本人极其反对的本质主义倾向，是以一种我们以为存在着的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仔细品味邓教授的文字以后，发现邓教授并不是非常狡猾地以其高超的学术论证技巧掩盖了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问题处理方式：提供一个确定的或者说“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者说分保就没有必要。这里的真正理论问题或者说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从哲学角度来讲，“理想图景”的“有无”和“是什么”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或者说现实层面的问题，只有“理想图景”本身“如何建构”才是一个思想与理论层面的或者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关思想或者观念的操作问题，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思想实践的问题。在著作中，邓教授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法学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认可中国法学的确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只不过邓教授所认为的是，中国法学所提供的“法学理想图景”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恰恰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这里就出现了不匹配或者错位的问题。而究其原因，邓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法学在整体上收到了他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学论述由于深处其中而基本对这一深刻的重要问题不意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制造或者建构或者处置真正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不在于构建或者得到一个成型的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在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各种可能性的思想与理论筹划的思想方法。于是，邓教授从思想操作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也即“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做了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的“生活”或者“实践”来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承担这样的思想建构任务的中国法律哲学，也就必然地在其具体而实际的思想与理论工作呈现其思想个性。

论著中也许存在一个逻辑的毛病：邓教授明确声明，他特别反对诸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提问，因此他绝不会在自己的论著中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来，但是若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必然的答案就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只要他开始着手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想建构”，就必然会有一个“法律理想图景”的本质主义的结局在前面逻辑地等待着他，这样，他就不能不自我否定了。所以，邓教授所设定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本身就是无解的，其所谓的“要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的宣言实际上也就不具有“思想建构”或者“思想创造”意义上的操作可能性。但是在论著最后一个小型研讨会上，邓教授说“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的时候，请别逼我把你重新送回到虎口中去。”这里又非常聪明的显现出来邓教授并不是真正反对给他的这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只是他本人不愿意这样做而已，而且，他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必然会在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的，只是这个时候的“理想图景”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思想建构”而是众多的人在单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反复博弈达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众人共建的“理想图景”。但从结局的意义上来讲，难道这个“理想图景”就不是“本质主义”的吗？而我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长时间段里仍然有一个或者说无法避免“本质主义”的结局。

综上所述，邓教授就中国法律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假命题或者“伪命题”。事实上，邓教授自己在论著中也成人，中国的法学学者在事实上都是有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而且，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无论中国的法学学者所使用的学术理论资源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其所建构的“法律理想图景”都始终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中国的”，而绝对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的”或者“别的哪一方的”。同时，既然中国的法学学者无论依据何种学术理论资源，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都不能不是“中国的”，而且这种多样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确定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这些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在总体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显现出中国法学的逻辑走向——即向何处去。如此这样，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理论问题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了。更何况，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设问十分明显地彰显出一种强烈的理想设计色彩或者说本质主义的内在预设，而这恰恰与邓教授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相抵触。

于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我认为，这本来就是邓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真正的思想与理论问题。

第二篇：《中国向何处去》读后感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康健：这个理念是对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因为它的环境，自然、乡村和社区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城市水泥制的学校，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他们是封闭式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必须扎根自己本土，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

第四篇：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8:17

来源：《求是》期号：2005.10作者：乌东峰 王国平

有着农村血液之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已存续半个多世纪，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金融支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信社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筹资能力差、成本高、服务手段落后、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按照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则，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农信社怎样走来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着手整顿财经纪律的同时，决定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大规模组建和迅速发展时期。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农信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政策得当，农信社与农户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紧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改善起了较大的支持作用，获得了迅速发展。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共建立农信社８８３６８个。

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下放基层的缓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农信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社员管理。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下放形成了基层干部对信用合作社的控制，农信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支持作用受到限制，因而发展十分缓慢。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农业银行管理时期。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信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存贷业务。这段时期，农信社虽然成立了县级联社，却变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农信社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增大了潜在的经营风险。

１９９６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托管时期。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托管下，农信社通过加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贷款投向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贷款比重明显提高；二是贷款方式有了改进，农户贷款面明显扩大；三是经营机制有了初步转变，内部管理逐渐规范。

中国农信社向何处去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等诸多原因，农信社目前仍面临着发展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信社到底向何处去？

早在２０００年初，国家就在江苏省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从近年来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以及试点情况来看，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其基础工作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农信社实际情况，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其积累部分首先按规定提足股金分红、应付未付利息、各类保险基金；其次按资产风险程度提取风险准备金，作为信用社的附属资本；仍有剩余的，可拿出一定比例对原有股金予以增值。对资不抵债但目前还难以撤销的信用社，先用现有积累冲抵历年挂账亏损，其余部分落实经营责任，通过采取转换机制、加强管理、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逐步消化。同时，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原则，各地分别进行产权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原则，实行股份合作制。对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一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环节是将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但对农信社的监管，仍由人民银行、国家银监会与省级政府分工协作，各司其责。省级政府对信用社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督促信用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信用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指导本地区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信用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对今后发生的高风险机构的处置，在省级政府承诺同意由中央财政从转移支付中扣划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临时支持；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行为，查处信用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银监会作为国家银行监管机构，承担对信用社的金融监管职能，主要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办法；对审批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做出规定；进一步做好信息统计和风险评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进一步做好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工作。

按照这一思路，２００３年８月，国家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８个省市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为了使信用社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国家以补贴、税收、资金等多种方式给予诸多政策支持。国家资金支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银行按照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安排专项再贷款；一种是人民银行按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上述两种方式可由试点地区自主选择，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在改革试点的推动下，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以来农信社资金运营状况开始好转。到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已达２７８４．９７亿元，全国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全行业１０年来首次实现统算盈余。

走向新生需要艰难探索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农信社改革力度，但目前在总体上仍没有改变其发展弱化的状况。新一轮改革尽管力度很大，但农信社毕竟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走向新生要有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当前要特别注重几个关键问题。

注重制度建设。农信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除部分政策性因素外，根源还在于农信社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次改革突出了制度建设，加强了对农信社员工的培训教育，从而使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沿着法制化轨道稳步推进。目前，制度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上。在加快改革中，随着省级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出现，农信社如不及时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势必造成财会行为失范，危及地区金融稳定。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为

实现单位运营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目标，由单位理事层、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实施的，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和监督等在内的风险防范体系。

注重体制创新。经济合作制曾是近代不少人士实现均贫富理想的选择。１９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在欧文的倡导及实践下，欧美的金融信用类合作社曾有过较快的发展。１９９４年底，全世界还有５．５万家金融类合作社，其中美国有１．１万多家，一般由同一企业员工集资组成，有些也由当地工会、教堂或退休人员协会发动各自成员参加，资金以内部调剂为主，只求保本运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今后我国农信社在改革方向上要继续坚持合作制原则，主要发展具有内部互助性质的社区性金融合作组织，一些基层社及县级社将来也可以发展为带有合作性质的股份制中小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服务于本地域的经济发展。

注重整体推进。农信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单兵深入，是很难成功的，也很难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在加快农信社发展的同时，增强农业发展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为农村发展服务，已经成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国家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除此之外，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运用补偿性财政支出，向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补偿，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

（作者乌东峰，求索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王国平，湖南大学教授）

第五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读后感

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有感

姓名：安梦天学号：2012103146 专业：经济学基地

摘要：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茨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长期争论两种体制的选择问题上，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的经济模型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模型并且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

斯蒂格利茨在第九章《集权，分权，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德布鲁模型明确说明了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优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他提出了几条支持分权化的经济方面的依据：一.风险的多样化。更加分权化的决策方式减少了全部组织系统性质的多样性，他对强权领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危害是占多数的，许多企业的价值会在强权领导者退休之后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存在高昂的转型沉淀成本，因此领导人不愿意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后，市场价值创下新高。二.竞争。竞争给人们提供了适当的激励，特别当有关工作困难程度的信息不能轻易获得的时候，竞争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同时竞争也为选择提供了基础。三.受限制的信息。现实经济中提出的问题比标准模型所提出的信息问题要丰富得多，而在标准模型只提出了稀缺性问题。对于集权化的组织来说，不肯能对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和传递。

不过斯蒂格利茨没有说明企业边界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总体上是应该实行分权，通过市场机制来起主要作用。而在局部（例如企业内部），价格机制是不能起作用的，在这时，集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时，企业家才能就显得极为重要。哈耶克也早就提出了他虽然反对独裁政府，但是他还是赞同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的。这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确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既定环境的条件基础之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确定的前提基础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贝叶斯学习的基础之下，并不反映人类行为的过程，而侧重于一种结果的揭示。这一点似乎就需要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来揭示企业边界了。科斯对于企业的探索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体现市场过程，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凡是在既定的环境中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同时信息传递中存在的噪音信息，也可以通过人的学习能力，使其影响达到最低。而他同时也认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把市场过程表示出来，但是却没有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模型出来，他认为这是一大缺陷。但是也许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难用模型来表述，因为涉及的理论实在是涵盖的太广了。而且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如何衡量心智，对于当时的神经元分析来说，就是一大难题。而且”心智“又不能用“心智成本”来表示，否则又成为新古典的最优化分析了。斯蒂格利茨还认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三者同时出清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夏皮罗的《作为工人纪律约束的失业均衡》中提出了斯蒂格里茨-夏皮罗模型中提出了失业的均衡的概念，而在与波士顿大学的韦斯教授共同研究得到的斯蒂格利茨-韦斯模型中提出了信贷配给，使得银行的作用又被重新关注。

他对于科斯定理的评价是极为不公正的，首先，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由斯蒂格勒根据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故事整理的出来的。科斯定理通常有三个推论。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当交易成本极小的时候，产权的充分界定并不显得很重要，而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界定产权来确定如何如何进行分配，这涉及到政治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结构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决定可能的最优产量。斯蒂格里茨认为科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问题，科斯本身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使得他自己出现了矛盾。还有，科斯从交易成本为零得出产权界定的重要性。斯蒂格里茨认为产权界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本来就是这样，产权从来就是无法完全界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中，仍然是可以由私有企业生产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激励和约束的问题，这好像有点不符合现实，不过激励和约束确实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就拿委托-代理的关系来说，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监督。而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激励问题并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来源于这些国家人的发明创造。

他反对“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能证明“后华盛顿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因为制度变革中发生的总和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既然是不确定的，“休克疗法”在某种文化和某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的影响之下，就可能优于渐进式改革。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诺斯也提到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的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比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赢重视转型的货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与担保私有制计划，应该谨慎，特别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这对于我们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防止激进改革带来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同时，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