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第一篇：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从“达娃之争”看跨国经济的“中国战略”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双方“角力”基本平衡的情况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基本的依据。

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和利益再分配中占据主动权。某种意义上，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可能是解决达娃之争最合法、最公平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题记

“达娃之争”自去年四月爆发以来，双方围绕“娃哈哈”系列商标权归属、同业竞争、合资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在海内外展开了一系列“法律战”和“口水战”。在此过程中，达能作为成熟的跨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投资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并购战略、法律战略、舆论战略以及买办战略，很值得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学习、借鉴与反思。

一、达能的中国投资战略

1、高起点的投资使其成功地将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纳入其全球战略

达能进入中国二十一年来，先后投资娃哈哈、益力、乐百氏、光明、梅林正广和、汇源、蒙牛等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七大“龙头”企业及其他企业，2006年年销售额达近四百亿人民币。在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同时，达能向所投资的具有激烈关系的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派驻董事，以此加强对企业乃至整个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高起点、高质量的投资战略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人弃我取、单打独斗”形成鲜明对照。

2、以投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财务投资与产业投资的灵活掌握

达能的中国投资前期以财务投资为主，除向所投资企业派驻董事以外，达能多关心投资的财务回报，而鲜为涉足企业的具体经营。但基于其对所并购企业法律上的控制权，达能随时掌握控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乐百氏即是一例；如非遭遇宗庆后强力抵抗，娃哈哈亦难免重蹈乐百氏覆辙。

跨国经济投资利益的最大化与东道国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和谐发展则共赢；跨国经济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伤害甚至牺牲东道国民族产业，或东道国的盲目排外，则矛盾与斗争在所难免，处理不当必然导致双败的结局。

二、达能的中国并购战略

1、股权收购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996年达娃合资之时，原本商定宗庆后所控制的两家娃哈哈企业占股49%，达能占股41%，百富勤占股10%，但随后达能与百富勤以在新加坡注册的金加公司控股合资公司51%的股份，达能与百富勤则分别成为金加公司分别占股份70%、30%的股东。这就使达能、百富勤之间的股份转让根本不必征得宗庆后同意，控股金加即意味着控股娃哈哈合资公司。随后，百富勤不如意外地将其在金加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由此成为达能控股的子公司。

2007年2月，距达能参股汇源仅半年时间，达能就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以1.223亿美元的代价，将所持汇源果汁的股份由上市前的22.18%增持至24.32%。对此，汇源高层表示，达能此举主要是根据合作之初签订的“反摊薄权力”协议，在达能所持有股权可能被稀释时，追加投资。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应让中国的企业家明白：在经济活动尤其是诸如跨国并购这样一些高端业务中，聘请专业人士人的费用应该是一种投资而非成本。

2、合作过程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合作“陷阱”

例一：今年4月，达能突然以非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未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双方曾于1996年签订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为由，要求低价强行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51%股权；

例二：在与光明乳业的最初合资时，达能同意将其部分“达能”商标与外观设计交给光明无偿使用至2011年9月。但在协议的附加条款中，达能只允许光明在两个菌种的酸奶中无偿使用这个商标。尽管后来光明违反协议在别的菌种上也使用“达能”商标，达能一直没有表示异议。然而就在光明股改之时，达能却突然抛出了光明的“违反协议”大做文章，并以此为谈判条件。截至2006年，达能最终以低于流通市场价大约1/3的价格如愿增持光明股份，得以成为光明乳业第二大股东的地位。

（2）控制合资公司的法律技巧

方式一：通过公司章程设定高定额的任务。达能接管一年后，即以未能完成工作目标为由将何伯权为首的“乐百氏五元老”踢出管理层。

方式二：巧设董事会权限掌握公司控制权。正广和和娃哈哈即是典型，达能先是谋求董事人数的相对多数，再将任命总经理这样重大的事项设置为简单多数通过即可的事项，从而在董事会简单多数的情况下即可控制合资公司。

3、涉嫌“灰色”的并购手法

在媒体质疑达能增持光明乳业股份时，范易谋先生一再强调系与当时的上海市国资委合作。据查，那个时期的上海市国资委主要官员，已因腐败问题被查处。曾有机构拟向上海市纪委实名举报“达能公司当年用低于市场价格30%购买光明乳业股权，是通过串通陈良宇，由原国资委主任凌保亨具体执行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要求调查达能在此并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我们同时注意到，近期达能不仅以4.58元/股的低价完成转让，还拿出了3.3亿的巨资作为光明方面“市场、渠道等相关补偿费用的代价”。加上今年4月达能在收回托付光明打理的子品牌 “碧悠”时也曾支付补偿费用8000万元，“达能向光明支付了4.1亿元费用”。

三、达能的中国法律战略

1、管辖权选在东道国境外

综观达能与国内各企业的合资合同，关于合资争议的处理，无一不选择了国外的仲裁机构。这种安排，一是避免东道国的单边保护主义伤害投资者利益，二是对不善国际性诉讼、仲裁的发展中国企业造成强大心理压力。

对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极富创新性的诉讼战略，使娃哈哈从程序上和实体上握有打赢法律战的“撒手锏”。从管辖权的角度而言，笔者作为娃哈哈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的代理人，认为娃哈哈合资企业职工是公司的股东，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有权独立提起股东代位诉讼。当作为合资公司的股东殆于行使或无法行使追究侵害合资公司利益的大股东责任时，工会、职代会作为股东的代表，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此种股东代位诉讼，理应由中国法院审理而不必到国外仲裁。

2、多头诉讼形成围攻

达能分别于200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仲裁院针对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和宗庆后先生个人提起了八项仲裁；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宗庆后先生女儿宗馥莉小姐和妻子施幼珍女士提起一项诉讼；7月，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针对娃哈哈的设备供应商西德乐公司提起两项诉讼；9月，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项行政诉讼。此后，又分别于美国和英国法院起诉，并冻结由被指由宗庆后先生及其家人控股的离岸公司对“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股份。在新疆等地法院以宗庆后先生涉嫌同业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娃哈哈方面针对性地由三类主体对达能及其派驻人员提起诉讼和仲裁请求并获得法律上的主动：

其一，2007年5月，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终止《商标转让协议》；达能提起仲裁反请求；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合资公司关于选举范易谋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

其二，2007年7月，娃哈哈集团与部分娃哈哈合资公司小股东在沈阳、吉林、宜昌、桂林等地对范易谋、嘉柯霖、秦鹏等三人提起诉讼。法院已相继认定被告构成同业竞争，并判令其向合资公司赔偿损失。

其三，2007年12月，娃哈哈集团工会在山东潍坊起诉达能侵犯合资公司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达能在合资企业内的股份。

目前，针对西德乐公司的两项诉讼达能已告败诉并被法院判令赔偿西德乐公司损失十万欧元；针对国家商标局的行政诉讼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起诉宗庆后先生构成同业竞争的诉讼请示亦被新疆相关法院驳回。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达能的诉请，达能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目前此案正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

四、达能的中国舆论战略

成熟的舆论战略是达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例如当百事可乐可能进入法国市场并可能对达能进行并购时，达能在法国发动了一场对百事可乐的全方位抨击，使法国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商家、百姓，都为保护达能这一“法兰西民族瑰宝”而同仇敌忾，最终使百事可乐退出法国市场。在达娃之争中，达能同样运用高超的舆论战术：

达能聘请了世界知名的公关公司，为其提供专业的舆论服务：专业的机构、精心准备的措辞、专业人士的统一发布、与媒体的良好沟通等等，使达能在达娃之争初期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优势。在对娃哈哈、宗庆后的打击中，最主要的舆论指责，都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专家和媒体。究其原因，就在于达能专业化的舆论战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的媒体，而中国企业家近乎赤膊上阵的“朴素”则使中国企业陷于被动。在国际上，达能通过舆论和诉讼，一再宣称其在中国可能得不到公正司法的保护，一再妖魔化竞争对手，既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也对中国司法形成压力。

达能的中国法律、舆论，都采取低成本高效率的定点清除的“狙击战术”，如将“达娃之争”巧妙地转化为“达宗之争”，并通过对宗的家人的诉讼对宗施加舆论压力，并期望以此引发宗的其他法律风险。除掉了宗，也就除掉了控制娃哈哈企业的最大障碍。据称，在应对国家商标局所发函件过程中，达能同样采取了对具体经办人员的举报对其施加强大精神压力试图迫其就范。

成功的舆论战可产生巨大的“舆论泡沫”，在短时期内对对手形成巨大压力。但只要承受住了压力，舆论泡沫自会随着真相的不断揭示而告破裂。解决“达娃之争”，需要理性地尊重中国法律，以真诚的意愿和智慧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五、达能的中国买办战略

“买办战略”，跨国经济“本土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跨国公司以利益或其他方式雇用、影响当地人员为其服务，一般有两种：

1、经济利益上的买办，这很容易理解。

2、非直接经济利益的买办，这其中也可分为两种：

一是利用东道国固有的社会矛盾，使部分人员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自觉不自觉陷入其中为其服务。典型者可通过某些扩大宣传，诱发某些人心底“仇富”等非理性状态，利用打击对象的竞争对手；或是创造一些氛围，激发某些想参与其中却无能为力的“小人心态”，让他们从道德层面去抵毁作为同行的专业人士。

二是利用东道国某些 “精英阶层”过于富于反思精神的思维方式，迎合这些人对所谓缺乏契约精神之类民族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将其置于思想者、反思者和正义坚持者的虚幻地位，使这批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摇旗呐喊。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中占据主动权。双方在相关部门主持下闭门谈判并一再延长谈判期限，亦在预料之中。截止4月10日，双方谈判的暂时无法达成一致亦未有延期之说，归根到底还是对已方“法宝”未尽全力的不甘心和对对方能力的错误判断乃至打压，为未来的利益再分配争取主动。双方争执已至“内力拼决”阶段，任何花哨的伎俩已不再有效。在双方“角力”平衡的状态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为基础的因素。达能对娃哈哈和宗庆后先生的诉讼、仲裁请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商标侵权；二是同业竞争；三是达能作为大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合资公司沦为“空壳”。

其一，关于商标侵权

商标转让以国家商标局核准为条件，现有证据表明，国家商标局对于娃哈哈商标的转让申请“一直未予核准”，且达、娃双方对此均明确知晓，杭州仲裁裁决也已确认娃哈哈集团对商标的所有权。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两个版本，其中未报备案的版本中规定的使用许可与转让并无区别，属于规避法律的变相转让，属无效条款；当未报备合同与报备合同出现矛盾时，以报备案合同规定为准，而已报备案合同只是授予娃哈哈合资企业普遍的使用许可和再许可的权利，商标权人有权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也对非合资企业的使用权进行了规定。因此，达能放弃该项诉请当属明智。

其二，关于同业竞争

娃哈哈企业自始即由三种企业构成：一是合资企业股东；二是娃哈哈合资企业；三是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中，娃哈哈非合资企业被称为“被许可的娃哈哈企业”。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一直为合资企业提供代加工的生产，产品交由合资公司统一销售，审计报告也包括非合资公司的生产。达能方一直知悉并允许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及其与合资公司间这种合作的存在。因此，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与合资企业间并非竞争关系，而系代加工的关联交易。宗庆后先生服务于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并未违反竞业禁止，亦不构成同业竞争。而达能投资与娃哈哈有激烈竞争关系的同类企业，显然已经构成同业竞争，且中国法院亦作出相应判决。

其三，关于大股东控制权

达能作为娃哈哈合资公司大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无力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是两个概念。曾有传言称达能将大范围撤换公司经理人的不明智之举，笔者以为，即使作为公司大股东，亦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有意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若采取此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必须对此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萨科齐总统访华之际，笔者曾发表了自己受娃哈哈工会、职代会委托的《调查报告》及《法律意见书》，并提出了双方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在此，笔者再次呼吁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敦促公司两大股东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利益就是股东利益。希望两大股东真正拿出诚意，协商解决纠纷。目前，必须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双方是“合”还是“分”

这场跨国婚姻发展到今天，双方无论合与分都不难理解。关键是未来究竟是合，还是分，这个大方向首先要谈清楚。这个原则性问题解决之前，任何一方指责纠缠于对方拒绝上市或不谈具体的股份分配比例系缺乏诚意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如何“合”与如何“分”

其一，双方在什么样的利益再分配条件下可以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股东结构，还是引起新的战略投资者多元投资者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娃哈哈合资公司、非合资公司并存，还是将所有娃哈哈企业进行整合？

其二，如果决定“分”，是达能还是娃哈哈退出合资公司？退出合资公司的条件是什么？是否考虑新的战略投资者？

第三，未来新的娃哈哈企业如何发展

无论合与分，都将面临未来娃哈哈合资企业与非合资企业的整合问题，都面临娃哈哈企业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

第四，如果双方确实无法合作，可以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解决娃哈哈最合法、最公司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我们应该感谢达能给我们带来如此深刻的启发与冲击，我们应该感谢宗庆后先生在领导中华民族企业与跨国经济博弈过程中给我们的震撼与思考。“达娃之争”的出现适逢其时，对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中国资本乃至中国政府而言，都是一个考验；对于国人的心态、舆论与传媒的成熟、政府管理社会的法治化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科学化，都带来了全面的挑战，也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更趋成熟。同时，这一事件使我们这个民族对法治理念、契约精神乃至中国的民族品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都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进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作者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律协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主任、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仲裁员，娃哈哈合资公司工会、职代会委托律师]

第二篇：《中国向何处去》读后感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康健：这个理念是对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因为它的环境，自然、乡村和社区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城市水泥制的学校，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他们是封闭式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必须扎根自己本土，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

第四篇：中国律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吕良彪)

中国律师：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吕良彪）

按：这是一篇命题作文，关于律师党建。但核心在于从党建的角度着手，阐述当下的中国，律师个体成长、律师事务所群体发展以及中国律师行来整体责任担当的相关问题。说白些，就是关于怎样做好律师、如何办好律师以及如何提升律师的行业价值和人生品味进行些思考，作一些努力。律师不应有“律师病”，多为社会做些积极的、建设性的事情。

引言：当前的形势和党建工作对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借鉴

1、律师：《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既包括律师个体，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群体，还包括中国律师的整体。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解决社会纠纷的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业，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作为在野法曹与法律骑士的律师，在中国语境下，是一个光明而充满艰辛甚至血泪的职业：八月大热天还穿西服打领带的，不是卖保险的就是做律师的。中国律师被骂得一塌糊涂时有耳闻，被打甚至在法院门口打断手脚打断胁骨亦不是新闻，被抓、被关、被无辜判刑，被无良媒体抹黑，甚至被无中生有地诬陷嫖娼，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律师的执业权利和社会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的进程，中国律师的形象与成就取决于律师的修养与作为。而在中国的“官本位”影响之下，律师因为无权而倍受蔑视；在“钱说话”的拜金时代，律师因整体经济实力的匮乏而常被轻视；在“君子不言利”的传统之下，律师又因追逐回报而屡遭鄙视。在当今“后李庄”时代，如何提升律师的职业声望与信心、维护律师的权利与形象，走出被权力打压和不被百姓尊重与信任的双重尴尬，发挥律师应有的职能和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和任务”。

2、党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组织象中国共产党这样战胜过如此之多的艰难险阻、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就是一部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功史。活学活用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智慧，就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成功学。律师、律师事务所，也要好好学习这门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最经得起检验的、最具发展力的“成功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法治的新进程，党建工作在新时期也面临着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尤其在非公组织中，律师职业的特点与其在民主法治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又使律师党建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3、和谐发展：包括律师个体的成长；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律师行业责任的担当。包括律师职业价值的充分实现与人生品味的提升。

一、律师党建要符合律师职业特点和时代特色，要坚决反对“党八股”；要善于从党的理论、文件、方针、政策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和方法。

1、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属性：律师生来就被赋予政治使命：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律师是一个社会天生的异议者和批评者，律师党建要符合律师职业的特点，不能把律师管成权力的绵羊，管成体制内的干部，这就会使律师失去其应有的职业价值。

2、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规律。曾经有人到大成考察，问我们的“三会一课”弄得怎么样，党员学习笔记（还要求是手写的）做得如何。这很让我们反感——我在机关做过支部书记，还有过基础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深感律师事务所党建工作没有任何公共资源，跟机关求进步、跟基层求提拔完全不一样。律师党建工作绝对不能走形式，而要符合律师职业特点和时代特色。大成抓党建的方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从党的文件、方针、政策的字理行间提前捕捉到发展的方向；从党的社论、报告、文章的字理行间找到发展的方法。大成党建工作始终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这个硬道理，结合时代特色与律师行业特点，找准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党的基层组织的定位；找准了组织建设的方向和主要任务；找准了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方式；找准了党员利益、事务所利益、行业发展、社会责任的结合点；找准了培育党员奉献精神的途径和方法。

3、要通过党建找到律师事业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大成党员律师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工作重心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心，就是全社会资源投入的重心。提前找准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律师融入社会发展主流获得巨大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因素。例如，党的中央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大成律师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准了产权改革的发展方向，找到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方向。于是，大成提前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研究，撰写文章，发布报告，制定操作规程。当国家有关部委在着手这件工作的时候，发现法律方面我们远远走在前面，于是不可避免地和我们进行合作。于是，大成律师又介入了国家最高层面的培训，参与国家相关问题的立法。国资委在制定国企改制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时候，大成律师的意见被直接写进其中，为律师业发展做了一大块“蛋糕”，大成的国企改制也远远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类似的事例，还包括党倡导创新型社会建设，大成律师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融资等领域的领先发展；党采取力度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大成律师敏锐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建设探索出一条与政府共建的道路——肖金泉律师在美国演讲时就深刻地提出“谁来拯救美国？——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将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发展市场和机会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徐永前律师组织律师团队，在山东两个地区和政府一起抓新农村建设的试点。而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作方法。律师学会用党的政策、方法、习惯性用语来解读法律文件，来与政府官员、国企老总、人民群众沟通，往往会很容易沟通，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既可以与主流保持良好沟通，也可以成为重要而有效的维权方法。当权力者违反政策、法律做事时，用党的文件说话，用党的政策说话，用党的表达方式说话，往往比用单纯的法律语言更有效果。近年来我在处理投资纠纷时，发现地方政府往往会用所谓“老职工来信”说事。对此，我们就要与政府领导一起学习体会“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人民群众来信不仅仅是对投资商的指责，更是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期待，政府应该多多反省，而非以此打压投资商。

4、律师党建要尊重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属性：大成这样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依法独立开展业务活动”。从《律师法》规定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法定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来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党的基层组织在律师事务所并不处于直接的领导地位，它同其他党派、组织一样，在事务所没有任何特权，它既不同于街道、乡镇的党的基层组织，也不同于国企和国办组织的党的基层组织。它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特殊战斗堡垒。

5、要找到符合各自特色的党建道路。目前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的设置有三种模式：律所主任兼任书记；非主任的主要合伙人兼任主任；一般律师或专职党务人员任书记。每种模式都有其利弊，只要适合律所发展就好。大成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不谋求在律师事务所的直接“领导”地位，而是通过品牌党员律师的精英团队在事务所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影响、引导、支持、推进事务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成党建工作不谋求当然的“特殊”待遇，党建工作开支全由党员律师自己解决。如果党员律师连自己的经费都解决不了而要求别人帮助，还奢谈什么“先进性”？！找准位置、端正心态，大成党建工作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理念：那就是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律师的“先进性”来凝聚、引领律师向党组织靠拢；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律师的先进性，带动律师成长、促进律所发展，更好地服务和回报社会。

二、通过党建“内聚人心、外聚人气”，促进律师事业全面发展

（一）抓党建促进律师个体成长：坚定信念，坚定信心，集聚资源，提升品味

一个群体、一个职业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其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资源——无论是以货币的、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出来。抓好律师党建，可以在保持律师职业特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律师自身的职业素质，使律师更好地得到社会的认同，更和谐地融入社会生活主流，从而使律师所能掌控的社会资源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得到显著“增值”。律师有机会得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律师的“人力资本”，俗称“才”，即律师及其团队自身的修养、能力。应该说，不同的律师社会影响力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个人魅力与专业能力乃至气度修养的差异。有“工匠型”适于做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律师，也有“设计家型”可以为客户提供战略服务的律师；有适合做具体业务的“技术派”律师，也有更长于拓展业务、管理团队的“领袖型”律师；有成为客户办事员的“工具型”律师，有取得客户信任的“顾问型”律师，也有赢得客户尊重的“导师型”律师，还有与客户共同获得尤其是不正当利益的“伙伴型”乃至“狼狈型”律师。不同的能力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律师的“才”，即人力资源。

律师之“才”包括三个层次：一曰“术”，即律师的专业技术，做事的能力。律师的专业技术唯有“实用”、“高端”、“稀缺”方彰显其价值。二曰“道”，即律师的人生智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律师不仅仅需要具备法律技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于沟通和解决问题，是律师之才更有重要的因素。三曰“势”，即律师所处的平台，包括在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接触什么样的业务和人员，等等，决定了律师能够凝聚多少人力资本、社会认可与社会资源。

二是律师的“社会认可度”，俗称“名”，即律师得到市场认可并因此具备的声望。这种资源，是在律师人力资源努力的基础上，社会尤其是市场对于律师的认可，这种认可从财富价值的意义上是社会与市场将部分公共资源赋予给律师个体。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都应该超过律师自身的人力资本。

律师之“名”需要“知名度”、“美誉度”与“专业度”；律师要出“名”，但务必要把握“出什么名”、“在哪出名”、“如何出名”。需要有尊严的营销，坚决反对泛营销，甚至公益都成为一种营销。

三是律师的社会公共资源，俗称“关系”。这种“关系”，一般包括律师与“官场”的关系，与“老总”的关系，与各种社会势力甚至黑暗势力的“关系”。所谓“官场”其实就是指权力，一种最为集中、最为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所谓“老总”，一般是有实力的市场主体的通称，既包括拥有巨大社会资源的民企老总，也包括拥有更大社会共同资源的国有资产成分的“老总”，背后是生产财富的资源——资本；各种社会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以非法定的方式掌控着社会公共资源。显而易见，作为“关系”背后的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又都远远超过所谓的“名”。

因此，所谓律师有“才”的不如有“名”的，有“名”的不如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一般而言，律师的“才”是“名”的基础，而“名”又往往是“关系”的基础。律师无“才”难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难长久或深入；而律师的“名”往往是律师建构“关系”网，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础。有的律师因长期在媒体露“脸”而颇有“名”，但在媒体上露“脸”靠得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对接的低技术含量律师业务，这种准公益性行为所获取的“名”还需要有相应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乃至律师个体的综合素质来支撑。所以，律师要做到还是应该夯实基础，修练好“内功”，使自己既有专业技能与眼光，又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与智慧，更具备从高端切入市场的眼光、胆识与智慧。律师唯有做到“优术、明道、取势”，方可最大可能地拥有社会资源，提升自身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二）抓党建促进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制度，文化，价值观----品牌，内聚人心，外聚人气，培育文化，健全制度

1、凝聚力：党建工作对于律师事务所建设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内聚人心，外聚人气。律师事务所做大了，用什么来凝聚人心？单纯的利益相联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制度，需要文化，需要核心的价值观。党建工作，相当意义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大成党建做得有特色，党政机关、兄弟律所、新闻媒体等等，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我今天也才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报告。这就是外聚人气，提升律所的品牌和影响力，凝聚社会公共资源。

2、文化力：大成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理念融入律所文化建设。大成的民主首先要感谢彭雪峰主任的气度与自我革命。在大成发展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彭雪峰主任摒弃了大成原先的主任负责制，而真正形成合伙人会议负责制，从前形成大成民主氛围的基础。目前，大成倡导并形成了“有效率”的、“光明正大”的民主氛围，“志存高远、海纳百川、跬步千里、共铸大成”的文化理念。大成的建设民主、科学、公开、公平、稳定，不仅保证了律师事务所的飞速发展，也使每一个大成人找到了主人翁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3、制度力：民主集中制与科学管理的理念、原则已牢牢落实到大成律师事务所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

其一，建成了议、决、行、监各自分立、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管理体制。大成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合伙人制度，使律师的发展成长呈阶梯性状态，有利于律师个体的成长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大成的合伙人会、高级合伙人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成的高级合伙人都进入不同的委员会负责大成发展不同领域问题的研究，是议事机构。鉴于大成高伙已超过一百人，且分布在全国，故大成高级合伙人会议又选出九人组织的管理委员会，行使日常决策权，但其重要事项都要依据规则经高级合人人授权或认可。大成在九名管委会成员中设一名管理合伙人，管理合伙人不从事具体律师业务，是大成的执行机构，对高级合伙人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大成还选出由七名高级合伙人组成的监事会，监委对大成所有事项享有独立的监督权，同时负责组织专门机构调处所内所有律师间的利益争端。

其二，我们已经形成了科学高效的风险控制、案件质量管理、利益纠纷解决以及合伙人之间良好沟通的科学机制。律师事务所的制度中，最核心的是分配体制，最基本的是风险控制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大成已经建设了利益冲突查询机制、严格的公章使用管理制度、统一竞标制度、接受采访和出外授课审查机制，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大成案件审批制度、高级合伙人对律师的督导制度、集体讨论制度、部门分工制度、案件质量内核制度等等，都有效地保证了大成律师的办案质量。对于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而言，律师执业不规范可能给律所带来麻烦，但合伙人、尤其是主要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往往可能导致一个律所的彻底分裂。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意气之争，需要加强沟通、理解与调解。目前大成管理合伙人的德高望重与善于协调，非常有效地防止了这个问题。而大成律所业已形成的律所文化和氛围，也有效地促使合伙人、律师更加自律，不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另一类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之争包括三类：一是案源之争，大家都有意某一案件产生冲突，可以共同组成团队参与，亦可依据优势优先、补偿退出者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二是成本之争，即在做案件过程中，成本如何分担；三是利益分配之争，即共同作业的律师团队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利益。对此，大成设立了专门的裁决机构，由监委组成裁判庭根据双方陈述与举证，从利于大成的角度作出裁决。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效力，交由财务机构执行。目前，大成正着手改制为有限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这对大成的风险控制与再发展，必然起到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三，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现阶段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与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专业相结合的道路，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大成是以提成制为分配基础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这是大成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一般意义而言，提成制与团队化作业、专业化分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成经过积极探索，找出了一条现阶段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提成制与专业化分工、团队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自2004年以来，大成开始坚决打破由合伙人带团队的做法，所有律师均由律所聘任，从律所收取报酬，完全打破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此基础上，大成设立多个专业部门，如诉讼部、刑事业务部、国企部、金融部、资本市场部、公司部等等，进行专业化分工。大成所有律师均根据自身特点进入相应的专业部门，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专业化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并日益发展，大成律师团队化专业更是已成规模。举个例子说吧，我现在什么业务都敢接，为什么呢？因为大成的律师团队已成规模，做什么业务的都有，而且都是好律师。这是我信心的后盾，当然我自己也需要对各种法律业务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对解决问题的基本智慧和资源有相当积累。这样，就在大成内部也形成一个双向的市场化选择：合伙人拿到业务，会选择最合适的律师去操刀做业务。如果做业务的律师要价过高、技术不到位或是敬业精神、合作精神不好，很容易失去合伙人的信任、失去大成的市场。如果拿到业务的合伙人太抠门、太欺负人，就没有律师愿意给他做业务。这样，就有一个竞争，一个专业化的分工和提升，一个合作发展的氛围。

（三）抓党建促进律师更好地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

一个组织要想立身百年，社会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偏离了社会责任的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以社会责任为己任，自觉把律师事业融于党的事业中，这才是中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必由之路。纵观现今法律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欧美律师事务所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无论在规模还是法律服务种类和品质上都已经遥遥领先，形成大型、超大型律师事务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迅速向全球输出法律服务，形成了法律服务全球化的格局。而国内目前的法律服务行业规模小，服务产品技术含量低，事务所的创收与英美相比差之千里。创建国际大所不仅是我国律师行业的历史使命，也是律师利益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复兴民族大业的要求。在党的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大成律师事务所近几年高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律师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一致的。

1、要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律师职业荣誉与尊严

日前出差办案，警察特别客气，说：吕律师很有名呀，到我们这来讲过课，报纸还登过一整版！然后又说：大成所特别特别有名呀，那个被抓起来的李庄律师是你们所的吧！——坦率地说，我当时有种被闪了腰的尴尬，我也可以肯定这个警察是拿这说事来挖苦办案律师。-——职业声誉与尊严，是任何一个职业对社会有所贡献的道德资源基础。李庄事件对中国律师事业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形象，被某些狂妄自大、不受制约的地方势力以及沦为权力工具甚至充当权力打手的无良媒体们描得够黑了。关于刑事审判中辩护的价值和意义，古今中外的法学和非法学大师们，已经做了精辟论述，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们也作出了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规定，实在不需要我再罗嗦。基础性、常识性的共识在于，辩护律师的存在，是确保打击犯罪的依法进行，是从不同角度支持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刑事辩护的价值在于支持打黑而限制黑打。如何对待辩护，是黑打还是打黑的试金石。有组织地抹黑甚至陷害律师个体甚至律师辩护制度，无疑是在反法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远。

律师党建工作，要针对社会上对律师的种种误解，甚至是有组织的抹黑，律协，理直气壮地给受委屈的“孩子”争个清白、讨个公道，要大张旗鼓地阐明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价值与贡献，为律师正名，为维护律师职业权利而努力抗争。律师行业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提升中国律师的职业声誉、职业尊严与职业权利——一个失去尊严与荣誉的职业，注定是没有地位、无法实现其价值的职业。

2、要通过党建工作提升律师的行业地位

1）一个个体、一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公共资源。一个行业的社会公共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道德资源与人力资源。我曾将中国律师的尴尬地位归纳为：在官本位社会，因无权被蔑视；在拜金时代，因无钱而被轻视；在君子不言利的传统下，因谋利而被鄙视。说到底，其实就是律师行业社会公共资源的严重匮乏。

2）律师的政治资源：政治资源的主要是权力，而律师不具备任何公共权力，甚至常常天然地、本能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因此，律师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应当是源自代表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成为权力的一员或是沦为权力的奴隶。因此，试图讨好权力、强化律师作为权力工具的属性（最典型者就是要求律师“讲政治”）或是通过惩罚可能犯错的“孩子”（典型者如李庄事件）来讨好权力，以此提升律师政治地位的路子是根本走不通的。律师的地位取决于民主法治进程，律师的社会评价取决于律师的修养和作为。要通过党建引导律师操守、品行、修养、能力的自我完善，这是律师职业积累道德资源的根本之所在。要引导律师眼光向下，贴近民众，以担当、以专业、以敬业积累职业声望，以此积累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与道德资源，以民意代表、在野法曹的独立、独特职业价值凝聚社会资源，提升职业地位。

3、要通过党建维护律师的行业利益

1）我清楚地记得，前几年税务机关考虑加重对律师征税负担并拟执行查帐式征收方式时，时任律协会长的大进律师、中伦所的学兵主任和我，分别从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的角度据理力争，最终保持了相对较低的税赋水平和相对简洁的征收方式。今年，北京律师的税赋又加重了约两个点。对于这种事关律师行业整体利益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律协理应加强沟通、据理力争。

2）律师费是律师工作的应有回报，是律师得以保持职业的独立、尊严与价值的基本保障。律师职业风险高、劳动强度大、知识更新快、市场竞争强、工作成本高、社会义务多，看似高额的律师费，真正用于律师个人生活的，其实比例极低。政府管理律师费，既要尊重律师职业的基本规律，也要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则。

3）律师培训与青年律师扶持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很多了，我不想再重复。青年律师是北京律师的未来，是中国律师的未来，他们正值艰难时期、正值迫切需要扶持时期，我们该怎么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以为至少应该免除新律师上岗的培训费，免除或减少征收入行不到三年的律师年费。

4）加强职业维权与行业服务。这里讲的职业维权并非个案的，而是针对个案与相关部门、机构进行协调，从制度上解决律师职业权利的某类问题。

4、要通过党建促进制定民主、科学的行业规则

一是要在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律师业务指引，规范和提升律师业务水准。

二是要强化宏观管理体制、律师事务所质量保障体制，保证律师服务质量。

三是要防范律师执业风险，如落实行业性的职业保险、强化律师事务所的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律师个体的风险控制意识与能力。

四是要规范律师执业自由。近来北京律协对非北京户籍通过司法考试人员在京实习采取了某种特殊的要求，引起极大反响。我完全理解作为管理者的无奈，这一管理律师在京实习的具体规定虽不合理但并不违法。但由此引发的争议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必要时也应做适当调整。

五是要强化律师执业操守和规则，切实维护律师职业权利。

5、要通过党建工作营造积极、成熟的行业文化

律师既然称之为“师”，自然与文化有关：

一要提升律师个体的文化品味。要引导律师多读书、读好书，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和习惯，使律师个体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份量”的人、一个“有操守”的人，值得信赖令人尊重，这既有利于律师个体的发展，也塑造律师职业的良好整体形象。

二是营造律师行业的职业文化：律师职业伦理规则、职业价值认同、职业专业技能、律师职业习惯等等，都应是律师职业文化应有之义。

三是使律师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法律文化、一种法治文明，民主、法治、专业、敬业、责任、诚信等，均是律师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与文明也总是有载体的，职业伦理规则、职业道德操守、职业技能规则等，均是我们可以着手之处。

三、通过律师党建有效促进律师职业价值实现

（一）律师党建工作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追求

党建工作既要有“功利之心”，更要超越纯粹的功利：要通过党建工作使律师个体、律所群体、律师整体都能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要有利于律师更好地服务社会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回报。新时期脱离这些实际，单纯强调党建的非功利性、奉献性，党建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但仅仅用世俗的功利去促进党建，显然是庸俗的，也同样是不可能做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定要成为律师情感交流的平台，要成为律师奉献的平台，要成为律师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定要超越单纯的功利，要有一种精神追求，帮助律师实现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品味。我自己经历了从律师到法官然后再回到律师队伍的轮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律师是一个有独立、有自由、有责任、有价值、有品味、有尊严的职业，但中国律师同时也是一个饱受煎熬、充满艰辛、苦难甚至血泪的职业。

（二）律师党建要促进律师实现职业价值

律师职业的高贵，在于其兼具政治使命、法律技能、文化品味与商业运作于一身；现代社会的律师，是政治人、法律人、商业人与文化人的统一体。而社会职业分工视野下的律师，作为各种相互对立、冲突利益的代言人，似乎既代表正义又代表非正义，从职业的工具价值属性上具有某种天然的“品格分裂症”。“与邪恶为伍、为异端辩护”使律师这个职业容易为权力者所鄙视，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然而正是赋予所谓邪恶与异端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可能彰显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每一个个体权利、具体权利的维护，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博弈，其实都是纠纷得以解决、权利得以实现、权力受到制约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正义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律师即使在个案中成为“邪恶”的辩护人，其整体价值亦与正义有关。

1、律师的政治价值在于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律师制度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味，负有某种政治使命。这也是律师区别于会计师、医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根本所在。作为民主土壤所催生的“异类”群体之一，律师在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博弈”中，始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和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忠实代表。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和诉讼制度，律师的存在使“草民”得以向长久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说“不”。（其典型者如行政诉讼）在此基础上，在公权力（政府）与私权利（百姓）发生冲突时，律师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桥梁（律师成为权力的掮客即源于此种特殊职业价值），具有一种特殊的、天然的“减压阀”的功效与价值。（其典型者如奥运期间律师对社会矛盾的化解，拆迁工作中律师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沟通与说服工作，等等）律师的政治价值还在于促进权力的依法运行和社会机制的自我完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社会公共决策，或是通过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提出与“政府”不一样的意见，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民主理应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少数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公民权利和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言人，律师的神圣职责之一，便是制衡权力、制约政府等掌控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维护普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法治社会中律师的社会责任还包括倡导宪政文化，挑战现行立法和社会制度中的违宪性：从收容审查制度废除过程中的“三博士上书”、四律师提请全国人大对《河南省种子条例》的违法性进行审查到律师对黑龙江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合法性提请全国人大审查等，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律师对于催化具备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机能的和谐制度与文化建设的独特价值与有益尝试。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安全阀”与“减压器”的独特价值，也是律师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责与贡献所在。律师备受指责的所谓“专为坏人说好话”、“与政府站在对立面”、“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恰恰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律师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价值与使命：维护人权、建设法治；制约权力、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弘扬诚信；倡导公平，实现正义。这不仅是律师的职业职能，也应当是律师的主体价值追求。

人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与程序的推移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律师既代表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又成为权力与权利沟通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成为平衡社会综合矛盾最有效的调节器。

2、律师的法律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律产品

无论律师介入政治、经济或是文化领域，都应当而且只应当以法律的方式为之。律师可以立法建议或成为立法专家组成员的形式介入立法，可以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方式解决纠纷乃至介入公共性事件，可以法律服务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产品”，可以法律专业的身份与能力解读公共事件或传道、授业、解惑。总之，律师的法律价值与属性，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最基础方式。当律师以文学的方式创作畅销书，当律师以近乎“芙蓉姐姐”的非理性方式而非法律理性的方式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当律师俨然以某些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时，这些所谓“律师”也就失去了律师的属性和价值。

律师的法律价值首先体现在诉讼当中：诉讼的本质正在于“由国家权力而非冲突主体来解决社会冲突”(顾培东语)。在任何一种诉讼当中，律师成为当事人两造的代理人（中国等国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一种理性的程序下以公力的、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正义得以实现，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得以实现。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不仅保障着当事人乃至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制约着公共司法权力的依法运行。民事诉讼中平等的各方当事人通过律师的代理，与法庭一起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而行政诉讼正是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采取一种和平、具有严格程序要求的解决方式。否则，社会矛盾的累积必然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使社会的和谐最终成为“镜花水月”。

律师的法律价值还体现于非诉讼法律服务之中：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为共识，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律师主导型”经济----虽有些夸张，但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无论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还是市场主体间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律师专业的法律服务日益受到重视。而市场主体间日益丰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上市融资、公司治理还是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律师所起着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律师的法律与经济价值。

3、律师的文化价值在于作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及专业知识分子的担当

律师天生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倡导一种法治文明：“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律师更少情绪化更多理性判断；律师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他可能会钻法律漏洞，但前提是承认、尊重法律（最可怕的是连漏洞也不钻，直接视法律如废纸）。而与法学家相比，律师又更具有行动能力。”（林晓东先生语）思之先生主张律师“要议政，而非参政”。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参政并非限于国家机关相当级别的工作人员，无论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参与国家立法，只要以专业的力量介入社会规则的制定与变革，促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都是“参政”而非仅仅“议政”。这种“参政”或“议政”，既是律师以政治方式影响社会，也是律师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区别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律师倡导法治文明的政治职能，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学术权威，为社会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产品；二是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法律乃至法治视角中的解读。

从“邓玉娇案”、“许霆案”，到“瓮安”、“石首事件”；从“彭水诗案”、“王帅案”，到“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与“人肉搜索”… …社会公共事件，需要律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的声音、理性的解读。从刑事辩护，到民商事代理；从企业投资并购，到破产重整；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到VIP（VC、IPO、PE）业务… …都离不开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与业务实践。这也是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天职。

律师个体要努力成为有修养、有文化、有“份量”的人；律师群体要形成富于自身特色的职业文化；律师要努力使以公平、正义、规范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律师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并节省社会运行成本

1）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社会价值。律师只有在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才可能提升自身的价值。无论是为作为国有资本改革重点的“国企改制”，还是替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的“农村合作社”提供高端法律服务；无论是通过诉讼、仲裁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还是降低企业法律风险；无论是通过破产、重整，还是并购、融资、上市……律师都以其合格的“法律产品”，为社会直接创造巨大的财富与价值。

2）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节省社会运行成本。除却通过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及行政赔偿诉讼等直接含有经济内容的诉讼实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国家社会经济活动以一种公平有序的方式运行，这种公平性、有序性以及安全性，使整个社会得以低成本运行，避免因无序而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3）律师的经济价值评判，确实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单就律师的创收额而言，有“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之说。的确，一年做到千万律师费的律师凤毛麟角，但这与企业的年产值相比实在太可怜了。但我们也要看到，律师费实际上相当于生产企业的毛利润。以毛利百分之二十计，创收两千万的律师相当于年产一个亿的企业，而这律师费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律师创造的。因此，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个体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出众的。

4）律师费是也仅仅只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客观标志之一，本身并不能代表律师价值的全部。过于强调商业化、单纯数钱论英雄，实际上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极大贬低。而在成为“人生之道”以前，律师首先是一种生存之术。作为生存之术（尤其是艰难度日者的生存之术）时，律师的营销之“术”也就格外受到青睐，这也是这个浮燥时代的特色。于是乎，不仅律师做案件的本份成为一种营销术，不仅律师出书成为一种营销术，甚至有人主张并实践将“公益”也做为律师的营销术了。这让我深感悲哀。无论如何我都坚定地认为：“数钱论英雄”是对律师价值的贬低；“公益”沦为营销之术是律师的悲哀；“泛营销论”是对律师行业的庸俗化。

（三）要通过党建明确律师的价值取向

律师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博弈的理性受雇佣参与者，是合格法律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其职责在于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而律师所代表利益的多元冲突，也决定了这个职业注定内部分化，注定与谎言相伴，注定时时面对罪恶、贪婪等人类劣根性。这也同时要求律师在价值观取向上，理应满怀光明与尊严。否则，律师这个职业将失去民意的基础，又无以幸免地面对公权力的本能压制，必将变得不堪与危险。

律师的执业权利与社会地位状况，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最灵敏的晴雨表。“当前中国语境下法治的基本路径或重要特色，在于„具体法治‟，意即通过媒体集中广大而分散的、个体的、弱小的公民意志，形成„公众意志‟，从而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争，并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规则，推动社会的进步。（孙志刚事件即是典型标本）”律师只有将自己融入法治的洪流，融入社会资源的主流并保持职业的理性与异议，其职业价值的提升方可具备不竭的动力。

律师天然地与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密相联：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律师是最重要的促进者之一；律师天然地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联：律师作为权利维护者与社会理性异议者，总是努力保持着社会文化的自由与多元，从而使文化保持活力与创造性；律师天然地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联：作为客户利益的代言人，只有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律师自身的价值才可能得以提升。

结语：要通过党建帮助律师有效提升人品味、实现人生价值

马期洛归纳了人的五重追求：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可以说，选择并坚持律师职业，学习并精神律师专业，执着并奉献于律师事业的人，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短短几十年，只能向前无法后退。无论什么原因选择了做律师，党的基层组织，都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认同感，使律师认清自己事业的价值，坚定事业的信心；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尊荣感，既要从律师事业中感受到人生的尊严，更要充满尊严地去做律师——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能够享受职业的快乐与成就；要努力使我们的律师对自己的选择有一种归属感。

中国画讲究“留白”。我们也要通过党建工作，使我们的律师在艰苦工作的同时，超越功利之心，提升自己的人生品味与境界，更好地享受人生的乐趣。任何社会与时代的律师，都不可能脱离商业色彩。律师做小人物不要紧，做小人很可耻。律师作为有“名字”、有“身份证”的人，不能为功利之心硬要装成“有名”的人和有“身份”的人——人没有追求可悲，但若放弃底线就有些可怕了。律师党建要促进律师“有尊严”地营销，恪守职业道德，做到廉洁自律。要通过律师党建，使律师个体的文化品味得以提升，成为有担当、能担当的人，使中国律师有“勇士之果敢、谋士之韬略、绅士之优雅、隐士之淡定”。

我们今天探讨了律师党建工作要结合律师职业特点与时代特色来开展，探讨了如何通过律师党建工作有效地帮助律师成长、律师事务所发展以及中国律师业的历史担当，探讨了如何通过律师党建有效地帮助律师职业价值的体现和品味的提升。最后，我用江平老师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

第五篇：法理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评

书评

陈晓 法学法硕 201322061038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剖析了中国法律目前状况，对法学的世界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我认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邓正来教授的论著通篇都是围绕对他所谓的自1978年以来到2004年26年间整个中国法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集中地对他所认为的中国法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几种主张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批判似乎也就成为邓教授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关注。然而我认为，邓教授的论著要旨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恰恰在于透过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建构”：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虽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形式上都是对近26年的中国法学及其主要理论主张的深刻批判，但其思想的主线和主要的学术关注始终是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的阐明，即中国法律哲学的使命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本意的理想图景。那么，现在的中国法律哲学意识到这个使命并有所行动了吗？邓教授认为没有。据此，邓教授指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换句话说，中国法律哲学必须自觉意识并真正开始思考其思想和理论的使命，必须自觉担当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旨趣与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邓教授已经阐明了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

读完邓教授的论著，本以为邓教授肯定会为大家提供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读到邓教授下面的文字说，又有些颇为失望：“这类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为前提而提出的问题颇为重要，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我必须指出，这类问题在根本上透露出了一种我本人极其反对的本质主义倾向，是以一种我们以为存在着的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仔细品味邓教授的文字以后，发现邓教授并不是非常狡猾地以其高超的学术论证技巧掩盖了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问题处理方式：提供一个确定的或者说“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者说分保就没有必要。这里的真正理论问题或者说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从哲学角度来讲，“理想图景”的“有无”和“是什么”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或者说现实层面的问题，只有“理想图景”本身“如何建构”才是一个思想与理论层面的或者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关思想或者观念的操作问题，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思想实践的问题。在著作中，邓教授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法学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认可中国法学的确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只不过邓教授所认为的是，中国法学所提供的“法学理想图景”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恰恰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这里就出现了不匹配或者错位的问题。而究其原因，邓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法学在整体上收到了他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学论述由于深处其中而基本对这一深刻的重要问题不意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制造或者建构或者处置真正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不在于构建或者得到一个成型的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在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各种可能性的思想与理论筹划的思想方法。于是，邓教授从思想操作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也即“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做了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的“生活”或者“实践”来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承担这样的思想建构任务的中国法律哲学，也就必然地在其具体而实际的思想与理论工作呈现其思想个性。

论著中也许存在一个逻辑的毛病：邓教授明确声明，他特别反对诸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提问，因此他绝不会在自己的论著中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来，但是若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必然的答案就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只要他开始着手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想建构”，就必然会有一个“法律理想图景”的本质主义的结局在前面逻辑地等待着他，这样，他就不能不自我否定了。所以，邓教授所设定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本身就是无解的，其所谓的“要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的宣言实际上也就不具有“思想建构”或者“思想创造”意义上的操作可能性。但是在论著最后一个小型研讨会上，邓教授说“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的时候，请别逼我把你重新送回到虎口中去。”这里又非常聪明的显现出来邓教授并不是真正反对给他的这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只是他本人不愿意这样做而已，而且，他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必然会在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的，只是这个时候的“理想图景”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思想建构”而是众多的人在单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反复博弈达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众人共建的“理想图景”。但从结局的意义上来讲，难道这个“理想图景”就不是“本质主义”的吗？而我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长时间段里仍然有一个或者说无法避免“本质主义”的结局。

综上所述，邓教授就中国法律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假命题或者“伪命题”。事实上，邓教授自己在论著中也成人，中国的法学学者在事实上都是有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而且，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无论中国的法学学者所使用的学术理论资源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其所建构的“法律理想图景”都始终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中国的”，而绝对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的”或者“别的哪一方的”。同时，既然中国的法学学者无论依据何种学术理论资源，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都不能不是“中国的”，而且这种多样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确定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这些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在总体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显现出中国法学的逻辑走向——即向何处去。如此这样，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理论问题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了。更何况，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设问十分明显地彰显出一种强烈的理想设计色彩或者说本质主义的内在预设，而这恰恰与邓教授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相抵触。

于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我认为，这本来就是邓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真正的思想与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