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改革何处去

第一篇：中国土地改革何处去

中国土地改革何处去

我国农村在2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大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对扭转我国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前进，这个体制的弊端也开始逐渐表露出来。

其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农田耕地急剧减少，国家和农民都经受着失地之痛。由于公权力机关往往不珍惜土地，在公共事务中

过度使用土地；而资本更是大力圈占土地；同时，农民用盖房子、扩大宅基地等意图保住对土地的占有权。这样一来，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在各种形式的占用中日益减少。

其二，家庭承包制也不能激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长期投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仍很普遍。

其三，家庭承包制不仅制约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权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往往要靠强制，导致依靠农民间的土地财产权转让来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很高。

够了！单这几条理由，也足以让我们必须考虑改革农村土地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让农民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主张也就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桌面上。笔者丝毫不担心决策者会采纳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噱头、玩弄标新立异的学术游戏而已。

也有人似乎理由很充分地来维护家庭承包制，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手段，是万万动不得”。

笔者不敢赞成这种貌似同情农民，实则束缚农民的主张。如果一个国家要靠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方法来保障农民利益的话，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永无现代化到来之日：人均两亩地的保障，我们不用细算账也该知道它的意义有多大。

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押权等一系列权利。

然而，“两亩地保障”的坚持者总在说，这样的积极改革会导致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生活悲惨。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首先，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给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反倒可以使农民不容易丧失土地。第二，新的积极的改革办法固然会使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土地，但这种淘汰是“正淘汰”，留下的是能干的农民。而现行制度的淘汰是“逆淘汰”，留下的农民往往是不能干的农民。第三，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最快的资本积累，如果政策得当，还会发生最快的城市化。那些在“正淘汰”中出局的农民会被吸纳在城市化进程中，即使没有能力就业的也会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第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两亩地保障”来支撑现代化的。日本曾经在类似的担忧下设计过类似的“两亩地保障”政策，但很快发现工业扩张使得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于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调整了政策，鼓励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第五，现代国家也能够控制土地的集约化过程和规模，使其适应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速度。

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需要大智慧，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我们真正同情农民，就不要去束缚他们，而应该把他们推入到现代化主流当中去。

第二篇：中国土地改革

中国土地改革历史评价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解放了生产力，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相关背景 1950，由于历史原因，土地所有制是地主所有制，与社会实情及其不符，为了解放生产力，进行了土地改革重要的决定，就是对是否收缴富农土地，不收缴，或是收缴一部分，他们出租的土地，是否会出现平均主义

社会的稳定是第一位，所以在考虑时间还为时过早，就没有考虑富农

浮财，底财之类的东西；合理的手段

各地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收缴出租的土地

各地成立相关组织组织农民举行诉苦，认清自己才是主人，丢弃被残余势力报复，或者其他的思想

各团体参观，避免了猜测

対你们继续教育【】

第三篇：中国土地改革历史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中国土地革命发展历史

目 录

摘要......................................................................1 1 绪论......................................................................1 2 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土地政策经历的三次变革.....................................1 2.1 第一次变革是土改、互助组和合作化.....................................1 2.2 第二次是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2 2.3 第三次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2 3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三次变革的背景、历程及主要特点.....................................2 3.1 土改、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的情况.....................................2 3.2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的情况.....................................2 3.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2 4 对农村土地政策的三次变革的几点认识.....................................3 4.1 建国后第一次土地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历史任务.....................................3 4.2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起到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制度的改革.....................................3 4.3 党中央对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3 5 参考文献...................................................................4

中国土地革命发展历史

摘 要：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收入来源，而土地使用效益是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农村解决好了土地问题，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本文从我党领导的三次土地制度变革着手，研究中国土地革命发展历史,有利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关键词：土地 土地革命 土地政策变革

一、绪论

土地问题不仅是革命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问题。从中国革命时期最早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现代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这是我党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事实也证明，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此后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本文着重对这三次变革作了介绍，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历程，对于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二、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土地政策经历的三次变革

（一）第一次变革是土改、互助组和合作化 土改，是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互助合作运动，是继土改之后进行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变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制度改革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我国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小农经济。土改之后，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互助组织也进一步增多。为了克服小农经济日益暴露出的弱点和局限性，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小农经济，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根据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和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农业发展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力图通过互相合作的道路实现对小农的改造。

（二）第二次是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 5月，党的八次全会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 动在全国发展起来。

以1958年 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三）第三次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建立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

三、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三次变革的背景、历程及主要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何种制度来推动和保障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农村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党为了克服小农经济日益暴露出的弱点和局限性，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小农经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农业发展要走合作化的道路。

（一）土改、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1950年6月，我国颁布《土地改革法》，实行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土改运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由于土改后，农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因此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热情，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第一，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把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第二，结合中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创造了由互助组到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过渡形式。

（二）“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的情况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58年3月提出：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提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之前此地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12月，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密谋：干脆包干到户。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不谋而合：实行农村土地的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把这种方式概括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土地及部分大型生产资料仍属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包干到户可以充分调动承包者的积极性，进而改进生产技术，提高 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生产的发展，避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种办法不仅简便易行，而且能给予承包户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能使承包户的物质利益与其经营成果相联系，所以深受农民的欢迎。总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它给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

四、对农村土地政策的三次变革的几点认识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是具有高度使命感、高度责任感的政党，一贯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具体到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三次变革历程来说：

（一）建国后第一次土地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历史任务

建国后第一次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重大胜利。形成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首先，耕者有其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权变更，新崛起者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团结农民，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旧有的政权。其次，这次土地变革，使我国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确立，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这次土地变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起到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制度的改革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起到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这次变革使得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土地从分散耕种到集中经营。这种规模化经营模式，本来符合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生产资料的集约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对这次变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尊重客观事实，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认识。首先，这次变革反现实主义，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其次，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

（三）党中央对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从我国社会经济战略发展的高度出发，及时对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完全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决策。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战略意义，是我国土地改革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五、参考文献 1.冀县卿，钱忠好.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0(10):73～79 2.原玉廷，杨素青.我国市场化进程及研究动态.江汉论坛,2005(11):70～72 3.王克强，赵 露，刘红梅.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运行特征及利益保障制度.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2): 52～57 4.钱忠好，马 凯.我国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垄断、分割与整合.管理世界，2007(6):38～44 5.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发展调查.管理世界，2003(11): 87～97 6.梅 虹.认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5 7.姚 洋.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5 钱忠好，曲福田.中国土地征用制度: 反思与改革.中国土地科学，2004，18(5):5～11.

第四篇：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何处去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何处去？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诸多涉及城市化和土地的内容，相关条文争议颇大，不同的角度有着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土地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及难度凸显。近日，就土地政策的相关问题，包括土地制度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及未来走向，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其著有《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新老三农问题的区别

记者：土地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不是一个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问题？

华生：土地问题太重要了。在上届总理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讲土地问题，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靠土地革命上台的，土地问题搞坏了，就会动摇国本。”所以，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土地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城市化的建设，包括整个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共产党执政，我看都是基础。记者：您认为，“农业社会农民的最高理想，这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也就是您所谈到的“老三农问题”的解决吧？从本质上讲，“老三农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华生：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从来都有土地问题。在皇权社会的时候，一代王朝倒台除了外敌入侵，基本上是因为土地问题。土地兼并，流民遍野，农民起义，帝国王朝就垮了。

我们讲到农村的问题有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传统的土地问题，我给它称为“老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土地怎么分配，是平均分配，小农自己都耕者有其田，还是这个土地是少数大地主的，为别人干活打工。所以传统社会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土地的分配。分配的均不均，这是传统土地问题的核心，“老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老三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所有权与王权的关系，即税赋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个新王朝上台了就要轻徭薄赋，最后垮台了，就是因为赋税太重，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面临的还是“老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开始就是把这个地分给每个农户，而且是按照非常平均的，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包括1980年代初的改革从农民家庭土地承包开始，说实话，它做得还是和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一样，解决的还是平均地权的问题。

我们在80年代解决了土地平均分配的问题，带来了当时农产品的极大丰富。然后，我们在90年代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是赋税问题。有一个乡党委书记当时给

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就是赋税太重了。地方上各种各样的摊派，都跟这个国家农业税捆在一起。江泽民、朱镕基时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解决赋税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胡温时代最后解决的，就是把农业税干脆取消了。

之所以能够彻底把农业税免掉，是因为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我们不依赖农业的税赋了。相对几万亿的财税收入，农业税加起来几百亿是一个零头，我们可以根本不要。我们今天的政府开支用不上农业税，而且现在这些年来是回过来了，拿钱来回哺农业。

所以“老三农问题”，第一解决了土地的均分问题，第二是解决了农业的税赋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这就是最理想的境界。最高就到这一步，不可能再高了。中国农民能想象的就是自己有田，这个田别人又是拿不走的，然后还不用交税赋，种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的。这是农业社会农民的最高理想，这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

记者：我们现在所讲的“新三农问题”与传统的“老三农问题”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华生：新三农和老三农的根本区别，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从农业来的，已经完全跟农业没关系了，而是跟我们今天的工业化、城市化有关系。由于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我们出现了新的土地问题。老的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完了，但是新问题却是越来越大。

记者：“新三农问题”具体来自哪里？

华生：新三农是三个问题。第一是农民外出打工，这个问题跟土地承包有关系。土地承包以后，我自己的庄稼怎么种我自己来管，农业大部分时间是不用干活的，所以他才外出打工。我们这几亿农民工住不下来的关键问题还是“地”，因为他在原来的地方有地，但是现在到新地方他没地，所以他没地方住，这个问题我们还没给他解决。第二个问题是土地流转问题，就是报上天天讲的。土地为什么流转，因为外出打工，家里面地不种了，所以就产生流转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土地的非农使用。农业社会的土地一定是种粮食、搞农业的。现在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我们就把原来农业用地大量改成非农业用地。这个问题是吸足了眼球，报纸上讨论，大家一讲到这个问题，那眼睛都是放光的。为什么，那是有钱。土地只要非农使用，所有的钱就从里面来了。地方政府卖地，房地产商赚钱也要靠它，谁能有本事圈到便宜的地，那谁就发财了。

记者：您上述谈到了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流转及土地的非农使用三个“新三农问题”，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这三大问题都很难解决吗？

华生：新三农的问题相对更复杂，这里面每一个问题都很难。相对来说，第二个农地流转要好一点，但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都不好解决，最复杂的利益所在是第三个。第一个问题要解决农民打工后的安居问题、市民化问题，要花钱，所以大家绕着走。第三个农地非农用，是来钱的地方，大家抢着上。不

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说不同的话，这也就是我们三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为什么写出那么一个稿子来，就是各种不同意见的碰撞，到最后变成这样一个人们解读不同的大方案。

土地非农使用的难题

记者：土地财政是受到诟病最多的话题，这条路走到今天正面临非常大的问题，仅就经济上也存在着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您是如何评价这一问题的？

华生：农民进城，没地方住是因为他没地，这涉及我们土地的分配制度。现行土地分配制度的主要模式，就是政府征地，征地以后政府卖地，形成土地收入，政府用这个收入来建设城市，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我们的土地财政这一块。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些改变，一面缩小了征地范围，一面增加了农民补偿。这两个措施一个是减少了地方征地卖地的范围，收入会减少；一个是提高地方政府补偿的成本，成本要增加。因此，三中全会这两个决定，如果得到贯彻，地方政府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这是我们现在土地财政制度的问题，一方面自己难以为继，另外一方面吃力不讨好，受到大家的批评。翻开报纸、媒体，上面基本上都是骂我们自己的政策的，说这个多不像话，政府都把好处拿走了。所谓“牵走一头牛，补偿一只鸡”，尽管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政府债务累累。但是大家都这么说，那也没有办法。因为钱确实首先是进了政府的腰包，而政府确实也做了一些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搞了一些形象工程，搞了自己的大楼，那确实是。但是大部分应当说还是用在基建上，但大家不领情。而且补偿费用越来越高，在我们的沿海地方、重点城市，那补偿已经成天价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绕着走的。文件里既没有说土地财政政策很好我们要坚持，也没有说土地财政大家批评都有道理，我们要改掉。这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整个这阶段的模式是不是跟这种特殊的土地财政有关系，是不是靠其实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说，你说这个土地财政不行，大家都说不行，怎么办？你们谁能说出个行的办法来，我想这第二条更重要。因为你不说行的办法来，那这个事情没法听你的，你再有多少意见，我们只能糊涂往前走。

所以，用什么来替代我们现在的土地财政，这个问题不回答，我们确实没办法往下走。我理解，这个恐怕是一个主要的困难。这个问题太敏感，涉及我们整个的制度，现行的整个中央地方的财政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还没有非常认真的研究，包括在内部公开来讨论这个问题，说土地财政不行用什么来替代，这个基本上还没有。这是我们土地问题的难点，这难点是涉及我们自己的。凡是涉及自己的事情都是最难的。

记者：我们都知道，宅基地是土地问题中的又一个难点，宅基地被叫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华生：土地问题的难点，也是最复杂扰人的地方，就是这个宅基地。三中全会专

门有一段话讲宅基地的问题。仔细再看，这段话是从宅基地的改革谈起，结尾说的却是，要进行试点推动农民住房的抵押、转让。从地开始，讲到后面地没了，就剩地上的房子了。如果这个地不考虑的话，房子抵押了地没变，或者地怎么办，没回答，这个体现了问题的敏感性。

宅基地上面盖的是农民住房，我们规定的是一户一宅，从农地上划出来免费取得。现在压倒性的观点，主张宅基地跟城市的商业用地应该是同地、同权、同价。那么究竟能不能同呢，恐怕还不那么简单。最初三中全会有很多人要把这个写进去，我们看到最后还是没写，最后是从地开始讲到房子的。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我理解宅基地问题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在农村的规划治理的能力是非常差的。我们连城市的违建还没管好呢，如果宅基地放开的话，城里富人都下乡圈地搞庄园，这个建筑的混乱局面恐怕难以遏制，这是最后宅基地被叫停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宅基地的改革大势所趋，其未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华生：从方向上来说，宅基地将来是一定会自由买卖的，这是市场经济和改革的方向。违建不能合法化，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它永远合法化不了。什么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什么是这里面的误区，我们在分析土地制度难点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楚。

宅基地将来从方向上来看，就是要逐步改的，就是城里人也是可以下乡，去买地去置业，但是这需要条件。三中全会的决定最后把这一块给卡住了，我认为非常正确，要不然不说天下大乱，至少天下中乱。为什么呢？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如果允许城里人下乡买地，那我们有太多的富人，想到农村去圈一大块土地，去搞个庄园，周末去度个假。他能遵守规划吗？我们城里面还在楼上面盖房子呢，农村里严格实施规划管治，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将来从方向上讲，是应该允许居民下乡购买土地，不过要有税收调节，有土地用途和规划管治。这一点看看发达国家就知道了，我们沿着市场经济方向走，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困局

记者：目前，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讨论非常激烈，您认为这一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所发挥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华生：我们现在的集体所有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这个制度无论怎么批评它，要看到它也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因为土地家庭均分了以后不是私有制，不准自由买卖，所以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你不能两极分化，你没法分化；我们不是搞土地私有，不允许兼并。所以，改革开放搞2了30多年，现在的土地还是这么平均，是跟我们土地承包制度联在一起的。既解决了土地的均分问题，解决了大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税赋的问题，解决收入归他自己，从而解决了传统社会的土地问题。但是集体所有的家庭均分承包制跟我们上面讲的新三农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冲突，因为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了，均分的土地要流转要集中，农地许多不做农业变为建设用地，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记者：您认为集体所有制土地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

华生：我们现在的改革，在土地问题上，近几年的叫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什么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是土地一次分到位，后面出生的人、迁进来的人都没有土地了。按照现有的人一次量化到户，本质上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叫确权办证，把土地证都发给人家了，你以后不能再说不算了，这不就是某种意义的私有化吗？“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质上相当于取消了集体所有制。

实际上，我们说农村的土地就是确权到农户，变成私有化，也没关系。在现代社会，持有农地不会造成巨大的任何差距。你有50亩地、你有100亩地，你就富到天上去了，不可能的。只要前提是农地，只要把那个农字带上，你把这个规划用图给它卡死，它该是不值三文还是不值三文。所以农地就是私有化，我们在这儿讨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最不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又要强制取消集体成员的权利，同时我们又要说集体所有制坚决不能动摇，你到底是啥意思？你到底是说，集体所有制坚决不能动摇，因而集体成员的权利一定要保障，还是说后来的集体成员已经没权利？你想“增人不增地”以后，在农村土地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权利？概念不清的集体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私有制，因为我们把自己思想都搞乱了。这使得我们的政策不好也没法执行，因为它自相矛盾。这是我们在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走的弯路不少。

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将来是要思想解放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哪里有什么集体所有制，哪一天集体决定过自己的事情？制订1982年宪法的时候，有个意见说，都转国有土地就完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让集体自己决定集体所有制的事，从来是我们国家帮它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要明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明白哪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守住的，哪些东西实际上是水到渠成要放弃和改革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东西死守也守不住，就像我们现在在计划经济中搞出来的集体所有制一样。（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第五篇：《中国向何处去》读后感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