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何处去？

第一篇：教育改革何处去？

教育改革何处去？ 来源：南风窗日期：2010-09-27浏览：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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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既是决策者经常的口头禅，也是老百姓的生活信条。当新一轮教育改革终于掀开大幕的时候，人们发现：对于教育，最让人沉痛的还不是为孩子争夺好学位时的无奈，学历贬值下教育作为底层上升途径功能的弱化，而是对于教育的信心的流失和动摇。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后代的教育前景产生深刻动摇的时候，无疑是可怕和危险的。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说的“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引起代表们长时间的掌声？人们不是为了政府增加真金白银而兴高采烈，而是这句话传达的价值观念引起了强烈共鸣：教育天然应该是公正的，它要给每一个人带去梦想。如果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那么最耀眼的光辉来自教育。一个在教育领域不能实现公平公正的国家，其实也就称不上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一旦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裂痕不能得到弥合，一个国家那些最美好的价值观念的口号也将变得漏洞百出。

邓小平曾说：“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离他说这句话20余年过去了，“失误”以另外的形式、变幻着另外的后果仍在持续发生着，而其严重程度绝不小于邓小平当年的担忧。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说，以教育改革来矫正这些“失误”，其成败不仅事关民众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也事关国家战略调整的基石是否牢固。

实现公平是最好的恢复信心的药剂。中国教育能否突围成功，教育公平能否实现也是个试金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此，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就不会仅仅是嘴上说说，教育的“战略地位”也就不会变成是“略占地位”，公正也就不会变成“对一部分人的公正是对其他人的不公正”。

第二篇：礼貌原则何处去

礼貌原则何处去

1.礼貌原则的理论来源以及后期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E。Goffman就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人际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这一方面表现在人的行为受到面子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也期待他人对自己的面子给予考虑。在Goffman的研究基础上，P.Brown和S.Levinson将礼貌行为分为两种：（1）积极礼貌，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正面要求（如表扬对方的地位，成就等）；（2）消极礼貌，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反面要求（如尽量不侵犯对方的人身、财产、自由等）。Leech的“礼貌原则”的提出则进一步完善了Brown Levinson的理论，为礼貌行为在交际中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

2.Brown & Levinson的面子观。

他们认为面子的概念来自Goffman的面子行为理论和英国民间词语，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面子与尴尬，难看，或“丢脸”相联系。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权利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言语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划分为两类：负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负面面子策略强调听话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尊重策略。正面面子语用策略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

3.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结合。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1967年在哈佛大学做的演讲《逻辑与会话》中，第一次论述了“合作原则”的具体内容，他吧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得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充，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它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礼貌原则体现了这样一条规律：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以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4.礼貌原则和“灰色系统理论”的结合。

“灰色系统理论（Grey System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邓聚龙教授提出的。近来也有学者将“灰色系统理论”的概念和观点应用到语言、言语研究领域，以期解决动态的语句在语境当中的信息“灰色”问题。尽管当今科学十分发达，大脑因其不可知道的运作机制仍被人们喻为“黑箱”（Black Box）。根据“灰色系统理论”，大脑能够完全理解和处理的信息被称为“白色”信息，反之被称为“黑色”信息。介于“黑”与“白”两个极端之间，具有摇摆、转化、游移的非单一性、非确定性、非完全性的信息则被称为“灰色信息”。

通常说，言语交际的主要目的是向对方传递信息，尽量消除过程中信息的不明确性，使信息由“黑色”，“灰色”向“白色”转化。但另一方面，言语交际是复杂的社会活动。有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又需要适当降低明确度，提高灰度，以增强模糊性、含蓄性和可能性空间，吃那个人激活更多的相关外部信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相反的倾向：在不超出受话人理解限度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违背“合作原则”，故意淡化信息某方面的明确性、单一性，倾向于提高信息灰度。所谓的“灰色信息”就是指的是这部分信息。可以看出，合作原则在言语交际中更多地决定信息是否精确及时地传递给受话者，起导向性作用，通常起到降低信息灰度的作用；而礼貌原则则决定交谈双方是否能在和谐、积极的其恩下完成言语交际，对会话者关系起润滑和促进作用，一般可以提高信息灰度；另一方面，灰度的减少可以增加信息的明确性，而灰度的增加可以使言语更间接、委婉。会话者应根据所处的环境，交际双方关系疏密和自己的意图信息选择语用策略：侧重传递信息就降低信息灰度;要礼貌、间接表达意图就增加信息灰度。

5.顾曰国的汉语礼貌原则。

顾曰国认为，汉语言文化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尊重、谦逊、态度热情、文雅、基于这四个特征，他仿效Leech提出了汉语的五个礼貌原则。1）

贬己尊人准则。

贬己尊人准则是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贬己尊人准则即指谓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谓听者或者与听者有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2）

成为准则。

称呼准则即用适切的称呼语主动跟对方打招呼。称呼语里记录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称呼语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3）

文雅准则

文雅准则即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显示说话人有教养。4）

求同准则

求同准则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尽量满足对方的欲望。当不得不批评别人或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实施求同准则的策略往往是指先指出并肯定双方共同点，给对方留个脸面，然后才说出不同点。5）

德、言、行准则。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移除。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益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6.结语。

礼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哪个语言集团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礼貌原则应该是存在区别的，而非一概而论。笔者认为礼貌原则应该和其他诸如合作原则，灰色系统理论进行结合，几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互相修补和参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语言运用，

第三篇：中国土地改革何处去

中国土地改革何处去

我国农村在2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大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对扭转我国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前进，这个体制的弊端也开始逐渐表露出来。

其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农田耕地急剧减少，国家和农民都经受着失地之痛。由于公权力机关往往不珍惜土地，在公共事务中

过度使用土地；而资本更是大力圈占土地；同时，农民用盖房子、扩大宅基地等意图保住对土地的占有权。这样一来，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在各种形式的占用中日益减少。

其二，家庭承包制也不能激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长期投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仍很普遍。

其三，家庭承包制不仅制约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权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往往要靠强制，导致依靠农民间的土地财产权转让来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很高。

够了！单这几条理由，也足以让我们必须考虑改革农村土地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让农民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主张也就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桌面上。笔者丝毫不担心决策者会采纳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噱头、玩弄标新立异的学术游戏而已。

也有人似乎理由很充分地来维护家庭承包制，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手段，是万万动不得”。

笔者不敢赞成这种貌似同情农民，实则束缚农民的主张。如果一个国家要靠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方法来保障农民利益的话，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永无现代化到来之日：人均两亩地的保障，我们不用细算账也该知道它的意义有多大。

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押权等一系列权利。

然而，“两亩地保障”的坚持者总在说，这样的积极改革会导致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生活悲惨。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首先，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给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反倒可以使农民不容易丧失土地。第二，新的积极的改革办法固然会使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土地，但这种淘汰是“正淘汰”，留下的是能干的农民。而现行制度的淘汰是“逆淘汰”，留下的农民往往是不能干的农民。第三，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最快的资本积累，如果政策得当，还会发生最快的城市化。那些在“正淘汰”中出局的农民会被吸纳在城市化进程中，即使没有能力就业的也会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第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两亩地保障”来支撑现代化的。日本曾经在类似的担忧下设计过类似的“两亩地保障”政策，但很快发现工业扩张使得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于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调整了政策，鼓励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第五，现代国家也能够控制土地的集约化过程和规模，使其适应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速度。

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需要大智慧，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我们真正同情农民，就不要去束缚他们，而应该把他们推入到现代化主流当中去。

第四篇：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8:17

来源：《求是》期号：2005.10作者：乌东峰 王国平

有着农村血液之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已存续半个多世纪，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金融支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信社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筹资能力差、成本高、服务手段落后、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按照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则，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农信社怎样走来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着手整顿财经纪律的同时，决定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大规模组建和迅速发展时期。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农信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政策得当，农信社与农户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紧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改善起了较大的支持作用，获得了迅速发展。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共建立农信社８８３６８个。

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下放基层的缓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农信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社员管理。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下放形成了基层干部对信用合作社的控制，农信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支持作用受到限制，因而发展十分缓慢。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农业银行管理时期。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信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存贷业务。这段时期，农信社虽然成立了县级联社，却变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农信社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增大了潜在的经营风险。

１９９６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托管时期。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托管下，农信社通过加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贷款投向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贷款比重明显提高；二是贷款方式有了改进，农户贷款面明显扩大；三是经营机制有了初步转变，内部管理逐渐规范。

中国农信社向何处去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等诸多原因，农信社目前仍面临着发展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信社到底向何处去？

早在２０００年初，国家就在江苏省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从近年来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以及试点情况来看，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其基础工作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农信社实际情况，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其积累部分首先按规定提足股金分红、应付未付利息、各类保险基金；其次按资产风险程度提取风险准备金，作为信用社的附属资本；仍有剩余的，可拿出一定比例对原有股金予以增值。对资不抵债但目前还难以撤销的信用社，先用现有积累冲抵历年挂账亏损，其余部分落实经营责任，通过采取转换机制、加强管理、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逐步消化。同时，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原则，各地分别进行产权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原则，实行股份合作制。对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一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环节是将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但对农信社的监管，仍由人民银行、国家银监会与省级政府分工协作，各司其责。省级政府对信用社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督促信用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信用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指导本地区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信用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对今后发生的高风险机构的处置，在省级政府承诺同意由中央财政从转移支付中扣划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临时支持；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行为，查处信用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银监会作为国家银行监管机构，承担对信用社的金融监管职能，主要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办法；对审批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做出规定；进一步做好信息统计和风险评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进一步做好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工作。

按照这一思路，２００３年８月，国家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８个省市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为了使信用社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国家以补贴、税收、资金等多种方式给予诸多政策支持。国家资金支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银行按照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安排专项再贷款；一种是人民银行按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上述两种方式可由试点地区自主选择，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在改革试点的推动下，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以来农信社资金运营状况开始好转。到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已达２７８４．９７亿元，全国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全行业１０年来首次实现统算盈余。

走向新生需要艰难探索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农信社改革力度，但目前在总体上仍没有改变其发展弱化的状况。新一轮改革尽管力度很大，但农信社毕竟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走向新生要有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当前要特别注重几个关键问题。

注重制度建设。农信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除部分政策性因素外，根源还在于农信社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次改革突出了制度建设，加强了对农信社员工的培训教育，从而使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沿着法制化轨道稳步推进。目前，制度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上。在加快改革中，随着省级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出现，农信社如不及时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势必造成财会行为失范，危及地区金融稳定。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为

实现单位运营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目标，由单位理事层、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实施的，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和监督等在内的风险防范体系。

注重体制创新。经济合作制曾是近代不少人士实现均贫富理想的选择。１９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在欧文的倡导及实践下，欧美的金融信用类合作社曾有过较快的发展。１９９４年底，全世界还有５．５万家金融类合作社，其中美国有１．１万多家，一般由同一企业员工集资组成，有些也由当地工会、教堂或退休人员协会发动各自成员参加，资金以内部调剂为主，只求保本运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今后我国农信社在改革方向上要继续坚持合作制原则，主要发展具有内部互助性质的社区性金融合作组织，一些基层社及县级社将来也可以发展为带有合作性质的股份制中小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服务于本地域的经济发展。

注重整体推进。农信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单兵深入，是很难成功的，也很难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在加快农信社发展的同时，增强农业发展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为农村发展服务，已经成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国家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除此之外，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运用补偿性财政支出，向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补偿，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

（作者乌东峰，求索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王国平，湖南大学教授）

第五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读后感

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有感

姓名：安梦天学号：2012103146 专业：经济学基地

摘要：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茨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长期争论两种体制的选择问题上，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的经济模型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模型并且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

斯蒂格利茨在第九章《集权，分权，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德布鲁模型明确说明了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优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他提出了几条支持分权化的经济方面的依据：一.风险的多样化。更加分权化的决策方式减少了全部组织系统性质的多样性，他对强权领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危害是占多数的，许多企业的价值会在强权领导者退休之后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存在高昂的转型沉淀成本，因此领导人不愿意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后，市场价值创下新高。二.竞争。竞争给人们提供了适当的激励，特别当有关工作困难程度的信息不能轻易获得的时候，竞争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同时竞争也为选择提供了基础。三.受限制的信息。现实经济中提出的问题比标准模型所提出的信息问题要丰富得多，而在标准模型只提出了稀缺性问题。对于集权化的组织来说，不肯能对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和传递。

不过斯蒂格利茨没有说明企业边界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总体上是应该实行分权，通过市场机制来起主要作用。而在局部（例如企业内部），价格机制是不能起作用的，在这时，集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时，企业家才能就显得极为重要。哈耶克也早就提出了他虽然反对独裁政府，但是他还是赞同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的。这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确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既定环境的条件基础之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确定的前提基础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贝叶斯学习的基础之下，并不反映人类行为的过程，而侧重于一种结果的揭示。这一点似乎就需要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来揭示企业边界了。科斯对于企业的探索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体现市场过程，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凡是在既定的环境中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同时信息传递中存在的噪音信息，也可以通过人的学习能力，使其影响达到最低。而他同时也认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把市场过程表示出来，但是却没有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模型出来，他认为这是一大缺陷。但是也许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难用模型来表述，因为涉及的理论实在是涵盖的太广了。而且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如何衡量心智，对于当时的神经元分析来说，就是一大难题。而且”心智“又不能用“心智成本”来表示，否则又成为新古典的最优化分析了。斯蒂格利茨还认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三者同时出清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夏皮罗的《作为工人纪律约束的失业均衡》中提出了斯蒂格里茨-夏皮罗模型中提出了失业的均衡的概念，而在与波士顿大学的韦斯教授共同研究得到的斯蒂格利茨-韦斯模型中提出了信贷配给，使得银行的作用又被重新关注。

他对于科斯定理的评价是极为不公正的，首先，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由斯蒂格勒根据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故事整理的出来的。科斯定理通常有三个推论。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当交易成本极小的时候，产权的充分界定并不显得很重要，而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界定产权来确定如何如何进行分配，这涉及到政治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结构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决定可能的最优产量。斯蒂格里茨认为科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问题，科斯本身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使得他自己出现了矛盾。还有，科斯从交易成本为零得出产权界定的重要性。斯蒂格里茨认为产权界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本来就是这样，产权从来就是无法完全界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中，仍然是可以由私有企业生产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激励和约束的问题，这好像有点不符合现实，不过激励和约束确实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就拿委托-代理的关系来说，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监督。而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激励问题并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来源于这些国家人的发明创造。

他反对“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能证明“后华盛顿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因为制度变革中发生的总和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既然是不确定的，“休克疗法”在某种文化和某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的影响之下，就可能优于渐进式改革。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诺斯也提到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的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比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赢重视转型的货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与担保私有制计划，应该谨慎，特别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这对于我们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防止激进改革带来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同时，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