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陆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大陆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李昌平
——与台湾土地制度的比较
一年多几乎没有写文章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马上要召开了，土地制度估计会成为主要议题。
据我所知，大陆的法学界、经济学界、金融界、企业家界和进城了但在农村还有田地和老屋的“中产阶层”，大多都是主张土地私有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也不乏其人。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主要是县乡村干部、脚踏实地在农村搞实验和研究的三农专家、以及绝大部分真正的农民和占农村人口30%左右的无地村民。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也不乏其人。
大陆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最重大的议题。在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大陆土地制度的攻防战大有决战在即的感觉。不得不拿起笔写一篇了，尽管人微言轻。
一，土地私有权和土地私有化不是一个东西
改革以来，中国大陆人特别爱讲“化”，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宪制化„„不计其数。“化”的意思，大概就是“一律化”“一刀切”的代名词了。
我经常跟人说，我主张土地私有，但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总是被“右翼”的朋友们戴上反私有化的帽子，甚至被高看成“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左翼”的朋友们则认为我是“叛徒”，是唱红歌的“带路党”。非常无奈，在土地制度的问题上，左翼和右翼的朋友们几乎很少有人有听我把话说完的耐性。
我认为地权是非常复杂的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任何土地的私权都是国家土地权利的部分让渡，世界上没有、也不应该允许有人拥有绝对私有化的地权。
中国大陆的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我不认为是公有制，我认为是民有制。村民共同体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国家让渡给村民共同体成员的土地私权的一种存在形式——一人一份的共有制度。
国家把地权让渡给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是因为村民共同体是农村社会主要的自治主体，没有村民共同体，乡村社会就会一盘散沙。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所有的现代化都就无从谈起。
我认为土地在村民共同体所有制下，村民共同体向其部分成员让渡一部分地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即以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形式——赋予部分农民的农地私权——实施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使得土地生产经营效率有所提高，是非常好的农地农用权私有制度。
在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民有制下，不仅让部分农户拥有农地农用承包经营私权，还让所有成员拥有宅基地永久使用的私权等，我认为地权分层、分类私有，让农家安居乐业、让农村社会团结治理，理所应当，天经地义。
但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提法，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很多歧义和巨大的破坏。改革以来，几乎所有的“化”都是一场运动，如：乡镇企业私有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水利等农业服务市场化„„，都是一刀切和一律化的“化”，这其实是革命思维和文革思维的“余孽”。
“化”几乎就等于改革，当我们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农业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结束后，人们发现改革的结果都是非常恐怖的。好端端的改革就是被众多的“化”搞得臭名昭著的！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现象，对土地制度的表态，几乎成了划分左右的主要标准。在现实世界里，有明显左翼或右翼派别色彩的活动，我都是被排斥的，曾经常来常往的《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和《乌有之乡》几乎形同陌路；在微博世界里，无论左翼领袖还是右翼领袖，曾经称兄道弟的人几乎视而不见。
我常常发问：如果左翼和右翼都认同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民有制而非公有制了，左翼放弃集体化，右翼放弃私有化，都接受地权的有限私有观，左翼和右翼不再“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时时斗”，社会会不会和谐一些呢？！
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是农地制度的基石
讨论土地制度，应该先从农地制度讨论起，否则很难讨论。
占世界8%左右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国现代农地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耕者有其田，另一是平均地权。大陆是坚持这个原则的，台湾也是坚持这个原则的。
大陆的农地制度规定：农地按照人口平均分地到户，农户承包经营，30年不变，到期调整（再“平均”）。
台湾的农地制度规定：农地大体按照人口平均到户，农户经营，永久不变，农地只许在耕者之间租赁、交易。
应该说，大陆的农地制度和台湾的农地制度是非常接近的。所不同的是，台湾的农地是可以实现抵押贷款的，在农民之间是可以交易的。大陆农地虽没能实行抵押贷款，但农户之间也是可以流转的。
在我看来，海峡两岸的农地制度都承袭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农地产权在可流动性方面虽有差别，不是农地制度本身差异所致，是台湾和大陆的农村金融制度差异所致。这点大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法学家们、金融学家们、企业家们、包括研究三农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们都不太明白，后面会细说。
简而言之，对照台湾的农地制度，大陆的农地制度“集体所有、农户联产承包、双层经营”是有便利规模经营优势的，是应该继续坚持的，要变的是尽快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金融制度。
三，农村建设用地共同体所有制是耕者有其田制度和平均地权制度的延伸 农民要种地，自然要建房子住人，还要建科研房、生产房、加工房、市场交易场所等从事农业生产、科研、农产品加工、交易物流等生产经营活动场所，所以农村一定要有建设用地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配套。一方面为了节约土地（控制额度，以不超过农地总额的5%为限），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私人对有限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垄断（平均地权原则），所以农村建设用地采用农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台湾农民的宅基地是农户私有的，台湾农会有很多建设用地，如工厂、超市、房产、交易市场、活动场所等建设用地，是农会成员共有制（相对于大陆的集体所有制）；中国大陆农户有宅基地（但法律上规定、地上物家庭私有、宅基地共同体所有），村民村社共同体有工厂、厂房、活动场所等，是村社成员共有制——集体所有制。
大陆和台湾在农村建设用地制度上非常相似，台湾农会的建设用地和大陆村社共同体集体建设用地都是不能完全自由交易的，所不同的是台湾的农村建设用地是可以抵押贷款的，也是可以有限制的买卖的；而大陆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抵押贷款还难以实现，租赁可以，买卖受到限制。这个差别主要也是两岸农村金融制度差异所致。
简而言之，相对台湾，大陆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农户的宅基地制度方面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当务之急依然是农村金融制体系创新。
四，“内置金融”是农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成员地权和农户地权充分实现的基础性制度 “内置金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是专指村社农民村社共同体内部的合作金融。
农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方面农地农用权利和建设用地非农用权利——使用权，另一方面是农地和非农地使用权的变现——抵押或交易权。显然，农民的两部分地权在台湾比大陆要充分。为何如此呢？很多人解释是台湾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的，大陆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
其实完全是误读了。
首先，农村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不是公有制，是民有制的，也是农民农地私有权的一种实现形式。集体所有制只有在过去没有市场、实行命令或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制度条件下才表现为“半公有制”性质——即所谓的“半社会主义”性质。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和统购统销没有了，村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了，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当然不是公有制了。
其次，台湾农户的农地和农民共同体的非农地，之所以能够抵押贷款，是因为农会内部有金融，如果台湾农会没有农信部。台湾农地也是不能在正规银行抵押贷款和外部市场充分流动的。如果大陆在村社内部建立起“内置金融”，农户的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照样可以实现抵押贷款和在农村市场上充分流动，我在河南信阳郝堂村等地做过实验充分证明了这点。
应该说，中国大陆农村，不是农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农民组织内部金融缺乏）不适应农地制度。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懂，只是中国大陆的精英们不肯给农民组织发展内置金融的权利罢了。中南海的高层决策者们对此可能是真的不懂，因此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欺骗。我经常看到经济学家们、法学家们、企业家们在文章中这样忽悠：农民、农村为什么缺钱？因为农地等财产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农地为何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因为农地没有私有化。这样的忽悠其实都是他们瞎编的，金融家们最清楚这个是瞎忽悠，但他们默不作声或笑而不语。东亚小农的农地根本不可能在正规金融体系里抵押贷款。这个瞎忽悠却数十年不断，假话不停的重复真的被说成了“真理”，骗倒了无数的人，包括最高决策层，导致30年农村金融改革连门都没有摸到。无伦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都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保护性、扶持性发展农民组织的内部金融——内置金融，甚至限制其他形式的金融在农村发展，因为东亚小农的农地只能在农民共同体内的合作金融里实现抵押贷款（因为农地规模太小、且地块分散）。
东亚小农农地不能在正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的这点道理其实不难懂，可是，主导改革的主流人群没人愿意听。笔者花了12年时间不断地的证明东亚小农的农地在农民共同体内部合作金融里非常容易实现抵押贷款，所谓的农地确权——私有化了就可以在正规银行抵押贷款的“权威结论”是一个低级的忽悠和骗局，信阳等很多地方也都对此做了实验，证明是个忽悠和骗局。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说，当下，让中国农村农民组织的内置金融发展壮大才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土地产权充分实现难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五，城乡土地产权交易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和城市土地产权交易是两个不同的市场，这是正常的状态。
日本和我国台湾农民的土地，只准许在农民之间交易，并且要经过农会和水利会同意。日本台湾农民的农地只能在农会（农协）内部金融抵押贷款，正规银行不接受小农农地抵押贷款（只有极个别例外）。日本和台湾农村农民的建设用地也是在另外（非主流）一个市场上交易和另一个金融体系内抵押贷款的。
中国大陆的城市土地是能够在正规市场上正常买卖和在正规金融体系内抵押贷款的，但中国的精英们从来就不明白农村农地和建设用地是应该建立另外一个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来充分实行产权的。
笔者最近在一个村子做“金地融托经服社”的实验，这个村子的承包地是30年不变的（2028年到期，还有15年），“金地融托经服社”建立起来后，农户的承包地可以估价后存入经服社（存的时间越长，利率越高，农地“存款”收入也越高），农户的农地也可以委托经服社经营，也可以在经服社抵押贷款；农户的住宅和林地也都可以估价后存入、或信托、或抵押给经服社。假如该村有人已经进城很多年了，想把其共同体（集体）成员的份额土地所有权、或承包地、或宅基地、或房屋变现（退出村社），完全可以通过“金地融托经服社”实现。这个实验证明，维持土地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有利人口流动和村社成员地权流动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城的很多“城市中产者”，在老家还有承包地和住宅，但不能变现（当然可以永久的保留，但我是主张“交税”的），总以为是集体所有制不好，所以跟着鼓吹私有化的人起哄。其实不是集体所有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就是一人一份的股份制，如果集体所有制真的是实实在在的，集体有实实在在的“实力”（如、金地融托经服社），集体成员权就可以实现有偿退出了。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到今天，很多村社实现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种地不交钱”和“长久不变”，其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已经名存实亡了——即是事实上的所谓的私有化了，只有大寨等极少数明星村还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集体所有制的明星村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等越来越好，其成员的退出权也可实现，而分田单干的小岗村们越来越糟糕，其成员的退出权也无法实现，可是就是有无数的人依然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痛骂土地集体所有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简而言之，要想实现集体成员权的有偿退出，就必须做实集体所有制，而不是虚置集体所有权。虚置了集体所有权，农地给你一百年，你到死也可能带不走你的一亩三分地的地权。日韩台农民地权能够充分实现，不是所谓的私有化了，而是有实力强大的农会及农会内置金融。越南农村的土地私有化20年了，越南小农的土地能够在土地交易所自由交易吗？能够在银行抵押贷款吗？不能，真的不能。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越南农村的男孩要取媳妇，最难的就是买不起宅基地；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越南农民最难的是无法自主修复水毁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市场条件下的越南小农再也组织不起来了，“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和市场贱卖”化的趋势似乎无法阻挡。我曾在越南考察时和越南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潘演等人交流时说：我看好越南所有的改革，唯独不看好越南土地制度改革，越南所有的改革都可能会因为消灭集体所有制的改革而事倍功半！
六，土地的用途管制和涨价归公是土地私权和公权的基本保障措施 有个姓陈名志武先生，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多年前他和于建嵘关于土地制度的对话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我认真看过了。陈先生心目中的农村土地私有化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陈先生的对土地私有化的理解有代表性。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农地私有就是指农地农用权私有——即耕者有其田。并且，农地农用私有权的交易只能优先在农民之间交易，因为农地是养活国民的，必须保证耕者有其田。
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农地和建设用地实行用途管制，绝对不是我是地主，我在我的地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尤其是人多地少的中国。
因为土地用途管制，所以，农地只能种庄稼，所以农地就不值钱，全世界估计只有中国的农地最值钱了，因为人多地少。因为政府对土地用途管制，所以土地“农转非”或“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才有了很大的增值空间。这个增值主要是管制带来的，当然也有政府投资带来的。因此，孙中山先生在设计土地制度除“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即土地“农转非”、“工转商”的增值部分要实行一定比例的“涨价归公”政策。
可以认为，土地“用途管制”是土地私权和公权充分实行的最基本保证措施之一。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土地被转非或被征用后的增值收益政府拿大头不理解，好像是中国政府才会这样，其实不是。在台湾，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政府得到75%左右，原地主只得到25%左右。我在台湾是认真算过帐的。我们现在北京市农地转非的增值收益农户得到了50%以上了，北京等地的农户得到的农转非补偿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对种粮食的农户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对整体国民也是极不公平的。
七，大陆土地制度最大的弊端在“农转非”制度和“涨价”分配制度上 中国的土地制度有没有弊端？答案是肯定的，有！最大的弊端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最大的弊端出在农转非制度上，以及转非的增值收益的分配制度上。
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农地转非的，但农地转非应该依规依法进行。譬如：A小区的农地2014年转非，B小区的农地2015年转非，要先规划，人大批准的土地规划就是法律。2014年A区的土地依法农转非，B区的土地2015年依法农转非，怎么转呢？台湾的办法是“农转非减半”——即原农民得一半地，政府无偿取得一半地。
政府无偿取得的一半土地，其一半拍卖获得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另一半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如公园、马路、医院、学校等。原农户得到农转非的另一半建设用地后，要按照城市规划开发使用、也可以在市场上自主交易。但开发和交易都要缴税，并且是累进税，税收差不多要占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的一半多。
台湾土地的农转非制度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都是依法进行的，权力操作的空间不大，腐败就会相对少了。加上增值收益实行累进税制度，当增值到一定的程度后，其再增的部分就100%的缴税了，所以当钉子户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更成了不英雄了。
由于大陆土地农转非和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使得暴力获得暴利成其本质特征。政府和开发商使用暴力获得土地，政府和开发商就会获得暴利；钉子户使用暴力对抗政府和开发商，钉子户也往往能够获得暴利。所以，在大陆的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在建设用地开发过程中，见到了就是以暴力获得暴利的争斗，正当性荡然无存，以暴力对抗政府就可能成为英雄，多愚昧的制度设计啊，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大陆土地农转非制度及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大陆该好好学习台湾，其实不难学，一学就会。就是不愿意学，阻力不再别处，就在地方政府的少数腐败官员和国土资源部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这个事情应该由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尽快解决。
以暴力获得暴利的制度，导致以暴力对抗政府获得暴利便成为英雄的制度，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做出决议改变这个暴制。
八，大陆要限制农地休耕权和建设用地闲置权的过度使用。
土地资源对大陆而言是非常稀缺的宝贝，但大陆农地撂荒和建设用地闲置却越来越普遍。除农户较普遍的撂荒外，很多龙头企业在政府补贴下大片占有土地，也大量撂荒和半撂荒；有些土地农转非很多年一直闲置，但征而不用的土地的增值收益比种粮食收益不知要高出许多倍，当然要闲置了。这是非常怪的现象，是制度设计出错或执行制度不严的结果。
8%的土地要养活22%的人口，当然不能鼓励闲置土地。必须对承包地闲置和建设用地闲置征收闲置税，并且是累进税，闲置的时间越长，闲置税率越高。这样既可以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充分实现，又可以减少钉子户和赖皮户，还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现在的大陆农村，种承包地不交钱还领补贴、甚至撂荒地还领补贴的想象也很普遍，而粮食进口却越来越多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很多人主张农地向少数人集中，以为规模越大越好。人多地少的国家，不应该这样想问题，耕者有其田就好，土地不闲置就好。保证耕者有其田、最会种地的人种更多的地的农地制度就是好制度，其实“村民集体所有、农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就是这样的好制度，这个制度在大寨村等老明星村和古树于等新合作社是执行的最好，农业产出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对较高。九，大陆政府对平均地权的理解要深化，落实在政策法规上
人多地少，应该平均地权。而现在很多改革措施就是一门心思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集中，这是有风险的——一是社会分化的风险，二是土地闲置的风险，三是政府调控失灵的风险。其实，平均地权与土地规模经营是可以协调的，譬如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全村的地由合作社的10个人种，这10个人种的是全村的地，给全村村民交粮交钱。这叫“确权确利不确地，集约经营增效益”，这样既平均了地权，又非常容易的实现了规模经营。
平均地权不仅仅指农地，非农地也要平均地权。有很少人占有很多的房子和很多的土地储备，有很多的人没有房子更没有建房的地，这也有个平均地权的问题。占有很多房子和地的人要多纳税，占有很少房子和地的人要少纳税，没有房子和地的人应该住政府的廉租屋。如果不这样，一是房子和地大量闲置，二是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三是房价奇高无比，四是政府调控失灵。出现这样局面是制度设计出错——平均地权做的不好的结果。
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成了屠杀普通劳动者的宰场，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或不懂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所致，或政府懂了也无意志在政策和法规上体现，10年来出台了很多假惺惺的调控政策糊弄百姓，以致这个市场越来越血腥。
十，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近代中国最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以来，家族共同体的共有土地一直是增长的，到1949年，南方农村家族共同体占有的土地大约占到35%左右。乡村社会是自治社会，近代农村是以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家族共同体土地共有制（相对于集体所有制）是家族共同体实现自治的经济制度基础。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将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了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的最主要的制度基础。1949年后的乡村社会，是有史以来最有组织性的、最有动员能力的、最有治理能力的乡村社会。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起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无伦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乡村社会，还是现代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是集“发展、建设和治理”三种职能“三位一体”，“产权、财权和事权、治权”四权统一。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共同体基础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村社共同体尤其重要，否则，不仅发展成果留不住，民主政治是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小农“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成为必然。特别是现代化转型阶段，村社共同体是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的定海神器。消灭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就会消灭村社共同体社会。
中国土地家庭所有制有数千年历史，土地向家族共同体集中是大趋势，土地向村社共同体集中也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趋势，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如果说中国近代以来在基本制度上有什么大的成就的话，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及其支撑的村社共同体应该算是，这项制度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强国之本。
如果土地制度要改革，必须是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改革，重点是发展农民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以促进村民集体成员地权的充分实现和村社共同体的不断巩固。
共产党高官，如果否定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不在乎农民村社共同体的社会主体作用，一定是屁股坐到了资本立场上了。
十一，偿还政府债务和化解金融危机不应该成为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有很多的理由，譬如：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民社会、宪政等都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我始终不明白，维持农地农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底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公民社会和宪政有何冲突了。没有9亿小农的共同体，小农有自由、民主、人权？有实现小农当家作主的法治和宪政？
如果你先放下脑子里固有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您学习于建嵘实实在在站在小岗村的土地上和大寨村的土地上，体会体会小岗村的小农是什么，也体会体会大寨村村民是什么，再说是不是一定要消灭“土地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搞“私有化+单干+社会化服务”。
还有一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据说是因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化解政府债务，甚至还可以化解货币超发所致的危机。
网络上有这样一条微博：
“首领对难民曰：跟我混，打江山，同享福。果得江山田地无数。首领带民艰辛创业，卒。子辈当家，图享乐，耗尽金银财宝，欠巨债，难。求王林，王林开方，私有化——崽卖爷田。果然财源滚滚来。不多日，田地卖光，再难。求洋医方，也私有化——崽卖爷企。果然财源滚滚来。民哭，念首领，盼救星，而已！”
有记者问我，90年代政府欠债不多，你说很危险，现在政府欠债这么多了，你反倒说不危险，为什么？我答：原先担心社会主义变颜色，所以说危险。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悲壮了，人民依然睡大觉，官员只私有化一招，以现在的债务额度，通过“崽卖爷田”还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化解债务的。记者再问：爷田卖光了怎么办？答曰：崽就走到尽头了！
照这样的私有化逻辑下去，钓鱼岛可以卖、台湾可以卖„„最后应该出售紫禁城和故宫！
问题在于即使今天即刻宣布了土地私有化，我想象不出地方政府债务会奇迹般的化解，还可以肯定，小农的农地还是照样不能金融资产化，市民的房产价值和价格或许不会有丝毫变化。只可能有一个变化，为过剩的资本廉价收购千千万万小农的农地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或许这样真的可以缓解货币超发所致的危机，但这会更加背离“平均地权”的原则，其后患可能比超发货币所致的危机更加严重。
十二，私有化可以保护农民的土地不受侵犯？
很多人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村长所有制，所以农民土地被征用。这样的忽悠很容易让人信，但事实完全相反。大寨等村庄维持了土地村民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村民共同体在市场上、社会上、政治上是强势主体，其农转非的土地及其增值收益基本上留在了村社内部。小岗村分田单干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村社共同体解体了，村书记村长内生不出来了，全村村民摁手印哭求省里派书记和村长领导他们，其农转非的土地及其增值收益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和商人拿走了。
政府和商人都想要小农的土地，对小农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侵犯。而不是听地方政府和商人忽悠说分田到户，由法律保护各家各户的土地不受侵犯。法律只保护团结起来的小农，法律怎么可能保护分化的小农呢？！何况侵犯农民利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官商。
村庄分田单干后，种地不向村集体交钱了，且长久不变了，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村社共同体已经解体，村长只是政府和商人征用农户农地的中介了。乡镇长、县市长要各家各户的土地，村长做中介能拿中介费，何乐而不为呢？！何况村社共同体瓦解后的村庄的村长势单力薄、得罪乡镇长、县市长及其实施强征强拆的“临时工”们是风险极高的行为！
当农村都是小岗村是，基层政府就会异化；只有当农村都是大寨村时，基层政府才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按照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执政的政府。
农村确确实实有少数村干部腐败，腐败应该用民主等手段治理，而不是因为村长腐败了，就就分田单干私有化，就解散村社共同体。请问，省长腐败了，是不是把该省分了，国企或民企老总腐败了，是不是拆分了事。多荒唐的逻辑！如果乡干部不腐败、县市长不腐败，您相信村干部会腐败吗？腐败靠民主政治解决，不是靠“私有化+单干”解决的。保护小农的地权，靠小农共同体强大起来最靠谱。小农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小农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十三，土地是经济的根、社会的根、政治的根。
笔者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地根经济与地根政治》，这里不重复。土地是财富之母，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等是农业地租、工业地租和商业地租的转换。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是一切制度的基石。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国家其他制度的性质，决定国家机器的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经济的性质。
孙中山先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三句话：“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涨价要归公”。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土地制度是三民主义性质的。蒋介石先生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土地公有要义》。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都认为，不平均地权、土地的增值收益不归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公正和共富的社会。
今天的中国，强调土地的私有属性很理直气壮，强调土地的公有属性羞羞答答。应该学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既强调土地的私有属性，也理直气壮强调土地的公有属性，发挥土地制度在建设公正和共富社会中基础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制度坚持集体所有制，经营制度坚持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大寨村这个样子的，绝不是小岗村这个样子的；农转非制度如果是坚持“农转非减半”、“增值累进税”的“涨价归公制度”，今天的中国大陆政府绝对不会欠债这么多、社会保障绝对不是这样的低水平、强拆强征绝对不会这么多，政府和社会绝对不会这样子对立；如果坚持“平均地权”的土地制度，房地产业怎么会绑架中国经济呢？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怎么会如此艰难度日呢？中国房地产市场怎么会是完全失控的危险局面呢？中国社会怎么会如此对立和分化呢？房地产总经理怎么会十年如一日的打总理的嘴巴和脸蛋呢？党的领导地位怎么会如此岌岌可危呢？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要讨论土地制度了，尽管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尽管主持起草一号文件的陈锡文也多次明确反对土地私有化，但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幌子下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种地不交钱”“承包期长久不变”“承包权物权化”等政府政策却是实实在在的从未停止对“土地集体所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和平演变——私有化。
我国宪法规定：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希望政府遵守宪法，遵守党中央决议。
小平同志晚年强调农村要实现“二次飞跃”，小平同志的“二次飞跃”论是“集体所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共同富裕”，小平同志的“二次飞跃”是对小岗村道路的修正和反正。
大水冲过，小平走了，石头露出来了，河对岸的人从石头上跑过来了，我们到底要去哪里？！还需要摸吗——万众瞩目的三中全会？！
第二篇：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8:17
来源：《求是》期号：2005.10作者：乌东峰 王国平
有着农村血液之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我国已存续半个多世纪，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巨大金融支持。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信社原有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筹资能力差、成本高、服务手段落后、资金运用效率低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按照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原则，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农信社怎样走来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着手整顿财经纪律的同时，决定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组织，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建立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大规模组建和迅速发展时期。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农信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在这个时期，由于政策得当，农信社与农户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紧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改善起了较大的支持作用，获得了迅速发展。到１９５７年底，全国共建立农信社８８３６８个。
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下放基层的缓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农信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社员管理。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下放形成了基层干部对信用合作社的控制，农信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支持作用受到限制，因而发展十分缓慢。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年，农业银行管理时期。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信社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并在农业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存贷业务。这段时期，农信社虽然成立了县级联社，却变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农信社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增大了潜在的经营风险。
１９９６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托管时期。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托管下，农信社通过加快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贷款投向发生了重大调整，农业贷款比重明显提高；二是贷款方式有了改进，农户贷款面明显扩大；三是经营机制有了初步转变，内部管理逐渐规范。
中国农信社向何处去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等诸多原因，农信社目前仍面临着发展危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信社到底向何处去？
早在２０００年初，国家就在江苏省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从近年来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以及试点情况来看，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产权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其基础工作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农信社实际情况，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其积累部分首先按规定提足股金分红、应付未付利息、各类保险基金；其次按资产风险程度提取风险准备金，作为信用社的附属资本；仍有剩余的，可拿出一定比例对原有股金予以增值。对资不抵债但目前还难以撤销的信用社，先用现有积累冲抵历年挂账亏损，其余部分落实经营责任，通过采取转换机制、加强管理、政策扶持等多种措施逐步消化。同时，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原则，各地分别进行产权改革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原则，实行股份合作制。对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在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一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环节是将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但对农信社的监管，仍由人民银行、国家银监会与省级政府分工协作，各司其责。省级政府对信用社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督促信用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信用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指导本地区信用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信用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对今后发生的高风险机构的处置，在省级政府承诺同意由中央财政从转移支付中扣划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临时支持；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行为，查处信用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银监会作为国家银行监管机构，承担对信用社的金融监管职能，主要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办法；对审批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做出规定；进一步做好信息统计和风险评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进一步做好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工作。
按照这一思路，２００３年８月，国家在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８个省市率先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为了使信用社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国家以补贴、税收、资金等多种方式给予诸多政策支持。国家资金支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银行按照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安排专项再贷款；一种是人民银行按２００２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５０％，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贷款。上述两种方式可由试点地区自主选择，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在改革试点的推动下，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以来农信社资金运营状况开始好转。到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已达２７８４．９７亿元，全国农信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全行业１０年来首次实现统算盈余。
走向新生需要艰难探索
回顾改革历程，我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农信社改革力度，但目前在总体上仍没有改变其发展弱化的状况。新一轮改革尽管力度很大，但农信社毕竟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走向新生要有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当前要特别注重几个关键问题。
注重制度建设。农信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除部分政策性因素外，根源还在于农信社缺乏严格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次改革突出了制度建设，加强了对农信社员工的培训教育，从而使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步都沿着法制化轨道稳步推进。目前，制度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上。在加快改革中，随着省级信用联社、农村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出现，农信社如不及时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势必造成财会行为失范，危及地区金融稳定。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为
实现单位运营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等目标，由单位理事层、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实施的，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和监督等在内的风险防范体系。
注重体制创新。经济合作制曾是近代不少人士实现均贫富理想的选择。１９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在欧文的倡导及实践下，欧美的金融信用类合作社曾有过较快的发展。１９９４年底，全世界还有５．５万家金融类合作社，其中美国有１．１万多家，一般由同一企业员工集资组成，有些也由当地工会、教堂或退休人员协会发动各自成员参加，资金以内部调剂为主，只求保本运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今后我国农信社在改革方向上要继续坚持合作制原则，主要发展具有内部互助性质的社区性金融合作组织，一些基层社及县级社将来也可以发展为带有合作性质的股份制中小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服务于本地域的经济发展。
注重整体推进。农信社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单兵深入，是很难成功的，也很难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当前，在加快农信社发展的同时，增强农业发展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鼓励其他商业银行为农村发展服务，已经成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紧迫任务。国家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除此之外，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应运用补偿性财政支出，向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补偿，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
（作者乌东峰，求索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王国平，湖南大学教授）
第三篇：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读后感
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有感
姓名：安梦天学号：2012103146 专业：经济学基地
摘要：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茨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长期争论两种体制的选择问题上，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的经济模型是无能为力的。他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模型并且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
斯蒂格利茨在第九章《集权，分权，市场与市场社会主义》中一开始就提出了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德布鲁模型明确说明了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优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他提出了几条支持分权化的经济方面的依据：一.风险的多样化。更加分权化的决策方式减少了全部组织系统性质的多样性，他对强权领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危害是占多数的，许多企业的价值会在强权领导者退休之后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存在高昂的转型沉淀成本，因此领导人不愿意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后，市场价值创下新高。二.竞争。竞争给人们提供了适当的激励，特别当有关工作困难程度的信息不能轻易获得的时候，竞争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同时竞争也为选择提供了基础。三.受限制的信息。现实经济中提出的问题比标准模型所提出的信息问题要丰富得多，而在标准模型只提出了稀缺性问题。对于集权化的组织来说，不肯能对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和传递。
不过斯蒂格利茨没有说明企业边界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总体上是应该实行分权，通过市场机制来起主要作用。而在局部（例如企业内部），价格机制是不能起作用的，在这时，集权是非常必要的。这时，企业家才能就显得极为重要。哈耶克也早就提出了他虽然反对独裁政府，但是他还是赞同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的。这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确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既定环境的条件基础之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确定的前提基础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贝叶斯学习的基础之下，并不反映人类行为的过程，而侧重于一种结果的揭示。这一点似乎就需要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来揭示企业边界了。科斯对于企业的探索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不足.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体现市场过程，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凡是在既定的环境中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最终会被淘汰。同时信息传递中存在的噪音信息，也可以通过人的学习能力，使其影响达到最低。而他同时也认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把市场过程表示出来，但是却没有建立一套有说服力的模型出来，他认为这是一大缺陷。但是也许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难用模型来表述，因为涉及的理论实在是涵盖的太广了。而且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如何衡量心智，对于当时的神经元分析来说，就是一大难题。而且”心智“又不能用“心智成本”来表示，否则又成为新古典的最优化分析了。斯蒂格利茨还认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三者同时出清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夏皮罗的《作为工人纪律约束的失业均衡》中提出了斯蒂格里茨-夏皮罗模型中提出了失业的均衡的概念，而在与波士顿大学的韦斯教授共同研究得到的斯蒂格利茨-韦斯模型中提出了信贷配给，使得银行的作用又被重新关注。
他对于科斯定理的评价是极为不公正的，首先，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提出来的，而是由斯蒂格勒根据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故事整理的出来的。科斯定理通常有三个推论。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当交易成本极小的时候，产权的充分界定并不显得很重要，而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界定产权来确定如何如何进行分配，这涉及到政治结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结构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决定可能的最优产量。斯蒂格里茨认为科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问题，科斯本身就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使得他自己出现了矛盾。还有，科斯从交易成本为零得出产权界定的重要性。斯蒂格里茨认为产权界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现实中，本来就是这样，产权从来就是无法完全界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产权界定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中，仍然是可以由私有企业生产的。
斯蒂格里茨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激励和约束的问题，这好像有点不符合现实，不过激励和约束确实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就拿委托-代理的关系来说，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监督。而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激励问题并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而是来源于这些国家人的发明创造。
他反对“华盛顿共识”，但是并不能证明“后华盛顿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因为制度变革中发生的总和的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既然是不确定的，“休克疗法”在某种文化和某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的影响之下，就可能优于渐进式改革。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诺斯也提到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的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比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赢重视转型的货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与担保私有制计划，应该谨慎，特别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这对于我们不断深化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防止激进改革带来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同时，也不能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
第四篇：2011,通信业创新向何处去？
2011，通信业创新向何处去？
2011-01-2109:30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规划研究院 吕新杰
岁末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2011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也相继召开了2011的工作会议。从会议资料和会议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来看，创新和转型都被视为2011年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和推动力。的确，在传统网络设施面临更新换代、传统通信业务面临增长的“天花板”、传统的单纯依靠用户增长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无利可图的背景下，创新是通信业能够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和电信企业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不二选择。笔者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2011年的通信业发展重点一是要明确创新的方向，二是要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
创新方向
网络创新
在创新的方向上，可以细分为网络创新、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落实到通信行业，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网络创新和业务创新，它们是通信业能够继续良好运转的关键。
网络创新的未来路径或者方向已然比较明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加快有线宽带接入的光纤化进程。在2011年乃至以后几年，在城市新建住宅小区部署光纤宽带网络，实现光纤对居民家庭的覆盖，加快对已建住宅小区实施“光进铜退”的网络改造；商业楼宇实现光纤到楼、到办公室的光纤网络覆盖；扩大光纤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覆盖，延伸至有条件的乡镇、行政村。
——扩大3G网络的覆盖范围。2011年是我国基础电信企业发展3G用户的重要时期，所以要加大3G网络的覆盖深度和广度，优化网络结构，提升网络质量。同时要统筹推进3G网络向LTE的演进，加大TD-LTE研发及产业化发展力度。
——加快互联网和宽带应用基础设施建设。面向重点领域构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第三方行业应用服务设施，推进云计算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统筹规划和推进IPv6商用建设、网络过渡和业务迁移。总之，按照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说法，就是通过网络创新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加速向宽带、融合、泛在、安全的下一代网络发展演进，从而为进一步的业务创新奠定坚实的网络
基础。
业务创新
业务创新可以分为深化信息应用服务和培育壮大新兴的信息服务业态两个方向，同时也可以分为生产性业务创新和民生性业务创新两个维度。为了描述方便，我们可以将业务创新的类型分为四种：生产性的信息应用服务深化、民生性的信息应用服务深化、生产性的新兴业态培育壮大、民生性的新兴业态培育壮大。
——生产性的信息应用服务深化。即推动通信业与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流程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向工业生产和商贸流通等重点行业，打造网络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发展集成化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程管理、营销服务等各环节的网络化和智能化。
——民生性的信息应用服务深化。大力推进信息通信服务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区服务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推进远程教育、网上远程医疗、社区信息化和数字家庭发展。同时，深入助力电子政务建设，支撑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提高处置突发事件和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
——生产性的新兴业态培育壮大。通过推进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等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领域的集成应用，不断创造培育新的业态。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以及移动电子商务等的发展。
——民生性的新兴业态培育壮大。以三大基础电信企业的视频基地、阅读基地、游戏基地、应用商店基地等为依托，发展互联网视频、手机阅读、手机游戏等丰富的移动互联网业务，调整消费者消费结构和创新消费者消费模式。
比较网络创新和业务创新，由于业务创新直接影响到客户的感知和接受程度，与行业发展和企业绩效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其重要性要高于网络创新。
创新机制
只有创新的方向还不够，况且这还只是一个大方向，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充分考虑。“春江水暖鸭先知”，真正吸引消费者的、有效的业务创新还需要通信市场的主体——企业来推动，为此需要形成能够切实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机制。有效的创新机制形成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加快电信和广电业务双向进入与融合发展。2010年至2012年是我国推进三网融合的第一阶段，2011年对于能否完成“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的第一阶段目标至关重要，2011年需要继续扩大试点范围，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通信、广电等不同领域
企业在内容集成、服务提供、网络建设等方面的互相进入。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进而会转化为行业和企业强大的创新动力。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市场。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2011年则需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鼓励民间投资有序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稳步推进。和国有资本相比，民间资本具有更充足的创新动力和更高的创新效率，更有利于我国基础电信企业有效创新机制的形成。基础电信企业创新活力的提升对于整个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扶持互联网和增值电信企业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完善增值服务上下游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各环节协调发展，出台有关人才、税收、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弱小企业的持续发展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行业发展需要广大中小企业的广泛和深度参与，中小企业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能够保证其以更高的效率去推动业务创新和网络创新。从全球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先锋，他们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经济增长的源头动力。
此外，国家还要对行业的创新进行必要的战略指导和财政支持。一方面，国家要对行业创新进行战略指导，及时总结国内外通信业已有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内企业陷入重复探索和盲目竞争等的“泥潭”，最大限度地降低创新代价和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要对行业的网络创新和业务创新等给予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容忍”企业的创新失败，鼓励企业的创新成功。
(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作者：)
第五篇：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康健：这个理念是对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因为它的环境，自然、乡村和社区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城市水泥制的学校，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他们是封闭式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必须扎根自己本土，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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