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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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许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缓刑制度旨在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鼓励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预防再犯。海峡两岸的缓刑制度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缓刑制度价值的实现。本文立足于两岸现行刑事立法，结合相关刑事法律的修改，展现两岸缓刑制度的差异，并以缓刑制度价值实现为标准，分析大陆缓刑制度现存的诸多不足，以期冀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缓刑；价值；适用条件；期限；考察机构
一、缓刑适用条件
（一）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即“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宣告”，可见大陆和台湾的缓刑都适用于刑罚处罚较轻的罪行。
表面上大陆的缓刑适用范围要广于台湾，然而实际上台湾缓刑适用面却更广。第一，台湾地区的罚金刑属于主刑，而大陆地区的罚金刑属于附加刑，台湾缓刑的适用刑种即比大陆多出了一种，而由于台湾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面更为宽泛，则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缓刑的适用范围。第二，大陆刑法分则中，三年是有期徒刑中较高法定刑幅度和较低法定刑幅度的界限，这就给法官判处三年以上徒刑以排除缓刑适用留下了可能，同时很多罪行的法定刑都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①台湾刑法很多罪名配置的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等等，②这样就使得台湾“刑法”中能够适用缓刑的罪名多于大陆。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的危险；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会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适用实质条件是：1，认为暂不执行为适当者；2，未曾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3，即使因为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但是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岸法律都注重适用缓刑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一方面要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都将犯罪人事后的态度或者表现纳入决定是否缓刑的标准中，“两岸缓刑制度的实质条件都注重犯罪行为的情状，犯罪后的表现，……，体现出缓刑刑罚价值的趋同”。但同时缓刑制度的差异也很明显：1，大陆《刑法》
要求判处缓刑需符合四个条件，而且必须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台湾“刑法”中只要求“暂不执行适当”作为实质条件，而且刑法并没有明确其内容，得交由法官进行判断；2，大陆刑法更多的考虑刑法防卫社会的功能，四个条件都着重于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和影响；而台湾“刑法”中不仅考虑罪后行为，也考虑犯罪人的罪前情况，体现保卫社会和防止再犯，感化教育并重的特点，更符合缓刑制度的价值。③
二、缓刑期限，犯罪人负担及考察机构
（一）缓刑的期限
大陆《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拘役的缓刑考验期为2个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考验期为1年以上5年以下。④与此相比，台湾“刑法”并没有根据刑罚种类不同而对缓刑考验期有所区别，无论犯罪人被处以罚金，拘役或是有期徒刑，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考验期均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与台湾相比，大陆缓刑考验期限有两个特点：1，根据不同的刑法种类规定缓刑考验期；2，考验期的起点一般都略高于所判处刑罚的起点而低于刑罚的最高期限。一方面通过区别对待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根据犯罪人罪行的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确定不同幅度的考验期。另一方面对考验期起点的限制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
（二）考验期内犯罪人的负担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犯罪人的八项义务，包括向被害人道歉，立悔过书等。
将上述条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1，大陆缓刑是“应当性义务”法官没有排除适用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的自由，而台湾“刑法”则规定法官“得斟酌情形”进行裁量。2，大陆缓刑所规定的义务着重于对犯罪人的限制和制裁。相比之下，台湾缓刑期的义务内容更加丰富，不仅着眼于对犯罪人的限制，还规定了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帮助这有助于防止缓刑期间内犯罪人放任自流导致缓刑有名无实，帮助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也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进行补偿和抚慰，这充分体现了缓刑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的目的。⑤
（三）缓刑的考察监管机构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刑法修正案
（八）》出台之前，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导致监管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刑法》规定了对缓刑人员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然而，针对社区矫正的实施机构，《刑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台湾“刑法”也没有明文规定缓刑的监管机构，⑥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了犯罪人应当向“指定之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或社区”提供劳动，在“保安处分执行法”和“更生保护法”则规定：犯罪人应服从检察官及执行保护管束者之命令，离开在10日以上时，应经检察官核等义务。⑦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台湾通过对缓刑期内义务履行进行规定来明确缓刑的监管机构，与大陆相比：1，台湾的考察机关机构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加强犯罪人与周边社会接触交流，促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所接纳；2，通过对具体义务的履行落实监管机构职责的方式，更有利于督促相应机构进行监管；3，台湾地区基本遵循着“国家”，“社会”，“个人”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这对大陆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 释：
①如大陆《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②如台湾“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意图刺探或收集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未受允准而入要塞、军港、军舰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或留滞其内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意图供行使之用，而贩卖违背定程之度量衡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在2005年修正“刑法”时，将原有的“
一、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改为了现行法律中强调“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宣告”，体现了台湾“刑法”更加注重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感化轻微犯罪和初犯，促使其回归社会的立法宗旨。④根据《刑法》第四十二条“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⑤在“保安处分法”和“更生保护法”中关于保护管束的内容更为丰富和详尽，如犯罪人不得与素行不良之人往返，辅之以就业，就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等等。相比之下大陆刑法中对缓刑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更是易于导致缓刑制度趋于有名无实的现状。
⑥台湾“刑法”在2005年修改以前的第九十四条规定“保护管束，交由警察官署、自治团体、慈善团体、本人之最近亲属或其他适当人之行之”，修改后删除了第九十四条导致《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缓刑的考察监督机构。
⑦参见“保安处分法执行”第74—2条，“更生保护法”第11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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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㈠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三篇：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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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作者：陈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缓刑考察监督制度是缓刑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础，其制度是否合理决定着缓刑犯改造的成败。我国缓刑监督制度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监督内容的单一和主体的缺失是问题症结所在，所以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应予完善，通过对缓刑犯的矫正实现刑罚社会化得目的。
【关键词】监督；缓刑制度；考察
一、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概况
（一）我国缓刑制度现状
缓刑制度不仅是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由于它符合刑罚的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等理念，故它的存在，是我国刑法理念中所倡导的惩罚与宽容、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刑法的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根据一些官方网站对近几年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判决结果的统计数据来看，判决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如此高速增长的比例，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简况
1.监督考察的内容
关于监督考察内容，我国刑法第七十五条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如下四个规定：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是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是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是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2.监督考察的主体及其责任
缓刑监督考察的主体是指由谁来对缓刑犯进行监督考察，关于监督考察主体，97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从目前的做法来看，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主要是由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自治组织及承办该案件的司法机关来完成的。
3.监督考察的期限
缓刑监督考察期限是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期限，我国刑法第73条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
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监督考察主体及其职能的缺失
我国法律只对缓刑监督考察机关作了具体规定，但对具体考察人员和职能没有明确的设置，更没有具体的考察程序和方法。就考察机关而言，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阶段，公安机关长期工作在恶劣的治安环境中，人员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对缓刑监督考察无暇顾及，往往对缓刑犯一缓了之，缓而不管。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二）监督考察的内容过于笼统
本文之前所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四个规定，但这四个规定对服从监督考察、报告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及离开居住地的理由和时间都缺乏细致的规定，监督考察措施缺乏应有的规范标准，造成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可操作性极差。
（三）重管束而轻矫正
现在各国对于缓刑监督考察施行管束与矫正相结合的形式，前者规定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应遵守的规定和履行的义务，后者体现对缓刑犯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从我国的立法和现实操作来看，重管束而轻矫正的现象非常明显。
管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其使服刑人员远离可以导致其犯罪的环境，场所及对象，并使犯罪分子在管束中意识到自由的可贵，从而改过自新。但是只靠这点是不够的，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加强对服刑人员的管束，并没有针对缓刑犯的具体情况给予帮助、辅导和矫正。这种管束甚至造成缓刑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对立面这一想法，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抵触和逃避，不利于其释放后走向自新，融入社会。所以对缓刑犯的帮辅与矫正对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向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管束和矫正二者不可偏废，而我国的缓刑监督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点。
三、关于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完善监督考察人员的职能
我国现在的缓刑监督考察内容基本处于虚置状态，很大原因是考察主体的缺失。这样下去就算监督考察制度再细化再有针对性，但没有监督考察者，仍旧是形同虚设。所以建议由司法部牵头，结合地区司法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法官、社区具有影响力的人员、医院、企业、教育机构等的代表组成，性质定为介于政府机关和明间团体间的社会服务团体，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行使监督考察缓刑犯，对其进行帮扶，教育等职责。
（二）加强缓刑矫正措施
增设缓刑矫正措施，是当代加强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趋势，也是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标志，个人认为缓刑矫正措施的施行应当以社会力量为主，但仍由监督考察执行机关进行调整和决定。考察机构与当地社会力量进行沟通，借助一些社会团体和志愿组织参与到矫正措施中来，通过对缓刑犯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辅导，以课程安排与交流活动为主要方式，帮助缓刑犯认识自己的错误，树立新的、正确的价值观，使其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走向自新，融入社会。
（三）增设缓刑负担
为了实现罪刑均衡、刑罚平等等原则，各国纷纷在立法上增设缓刑负担，所谓缓刑负担，是指给缓刑人规定的类似于刑事制裁的义务，其目的是使已造成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对缓刑犯施行缓刑负担，可以弥补缓刑导致的刑罚不足问题，而且有助于缓刑犯表现的考察判断。
四、结束语
缓刑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制度之一，体现刑罚的人性化，合理化和缓和化的思想。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传统刑罚思想限制，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尚未健全。希望本文所探讨的理论问题能被参考并适用于缓刑监督考察实践中去，最终目的是为了我国真正实现刑罚的人性化、社会化，帮助缓刑犯以新的姿态复归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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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台湾地区“宪法”
台湾现行宪法(2006.04)第 一 章 总纲 第 1 条(国体)中华民国基於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第 2 条(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之主权属於国民全体。第 3 条(国民)具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第 4 条(国土)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第 5 条(民族平等)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第 6 条(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第 二 章 人民之权利义务 第 7 条(平等权)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 8 条(人身自由)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 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以书 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於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 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法院对於前项声请，不得拒绝，并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机关查覆。逮捕拘 禁之机关，对於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迟延。
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 院不得拒绝，并应於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处理。第 9 条(人民不受军审原则)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第 10 条(居住迁徙自由)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第 11 条(表现自由)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 12 条(秘密通讯自由)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第 13 条(信教自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第 14 条(集会结社自由)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
第 15 条(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第 16 条(请愿、诉愿及诉讼权)人民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第 17 条(参政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第 18 条(应考试服公职权)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第 19 条(纳税义务)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第 20 条(兵役义务)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第 21 条(受教育之权义)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第 22 条(基本人权保障)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第 23 条(基本人权之限制)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 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 24 条(公务员责任及国家赔偿责任)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受惩戒外，应负刑事及 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第 三 章 国民大会 第 25 条(地位)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第 26 条(国大代表之名额)国民大会以左列代表组织之：
一 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人口逾五十万人者，每增 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县市同等区域以法律定之。二 蒙古选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别旗一人。三 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
四 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六 职业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七 妇女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第 27 条(国大职权)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 一 选举总统、副总统。二 罢免总统、副总统。三 修改宪法。
四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关於创制复决两权，除前项第三、第四两款规定外，俟全国有半数之县市 宪法
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第 28 条(国大代表任期资格之限制)国民大会代表每六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现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第 29 条(国大常会之召集)国民大会於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集会，由总统召集之。第 30 条(国大临会之召集)国民大会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时，召集临时会：
一 依本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应补选总统、副总统时。二 依监察院之决议，对於总统、副总统提出弹劾案时。三 依立法院之决议，提出宪法修正案时。四 国民大会代表五分之二以上请求召集时。
国民大会临时会，如依前项第一款或第二款应召集时，由立法院院长通告 集会。依第三款或第四款应召集时，由总统召集之。第 31 条(国大开会地点)国民大会之开会地点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第 32 条(言论免责权)国民大会代表在会议时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会外不负责任。
第 33 条 国民大会代表，除现行犯外，在会期中，非经国民大会许可，不得逮捕或 拘禁。
第 34 条 国民大会之组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及国民大会行使职权之程序，以法律定之。第 四 章 总统
第 35 条(总统地位)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第 36 条(总统统帅权)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第 37 条(总统公布法令权)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 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
第 38 条 总统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第 39 条(总统宣布戒严权)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 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 40 条(总统赦免权)总统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第 41 条(总统任免官员权)总统依法任免文武官员。第 42 条(总统授与荣典权)总统依法授与荣典。
第 43 条(总统发布紧急命令权)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疠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 时，总统於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 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於发布命令後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第 44 条(权限争议处理权)总统对於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 商解决之。
第 45 条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四十岁者，得被选为总统、副总统。第 46 条(选举方法)总统、副总统之选举，以法律定之。第 47 条(总统副总统任期)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第 48 条(总统就职宣誓)总统应於就职时宣誓，誓词如左：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 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第 49 条(继任及代行总统职权(一))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 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 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第 50 条(代行总统职权(二))总统於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後总统、副总统 均未就职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第 51 条(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之期限)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其期限不得逾三个月。第 52 条(刑事豁免权)总统除犯内乱或外患罪外，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之诉究。宪法
第 五 章 行政
第 53 条(最高行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第 54 条(行政院组织)行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各部会首长若干人，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 员若干人。
第 55 条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立法院休会期间，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行政院副院长代理其职务，但总统须於四十日内咨请立法院召集会议，提出行政院院长人选，徵求 同意。行政院院长职务，在总统所提行政院院长人选未经立法院同意前，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第 56 条 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 统任命之。
第 57 条 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二 立法院对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对於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覆议。覆 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 该决议或辞职。
三 行政院对於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 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於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 覆议。覆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 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第 58 条(行政院会议)行政院设行政院会议，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 政务委员组织之，以院长为主席。
行政院院长、各部会首长，须将应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预算案、戒 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或涉及各部会 共同关系之事项，提出於行政院会议议决之。第 59 条(预算案之提出)行政院於会计开始三个月前，应将下预算案提出於立法院。第 60 条(决算之提出)行政院於会计结束後四个月内，应提出决算於监察院。第 61 条(行政院组织法之制定)行政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六 章 立法
第 62 条(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 使立法权。
第 63 条(职权)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 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第 64 条 立法院立法委员，依左列规定选出之：
一 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 百万者，每满一百万人增选一人。二 蒙古各盟旗选出者。三 西藏选出者。
四 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者。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者。六 职业团体选出者。
立法委员之选举及前项第二款至第六款立法委员名额之分配，以法律定之。妇女在第一项各款之名额，以法律定之。第 65 条(立委任期)立法委员之任期为三年，连选得连任，其选举於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内完成 之。
第 66 条 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之。第 67 条(委员会之设罝)立法院得设各种委员会。
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第 68 条(常会)立法院会期，每年两次，自行集会，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第二次自九 月至十二月底，必要时得延长之。第 69 条(临时会)立法院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时，得开临时会： 一 总统之咨请。
二 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以上之请求。第 70 条(增加支出预算提议之限制)立法院对於行政院所提预算案，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第 71 条(关系院首长列席)立法院开会时，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得列席陈述意见。第 72 条(公布法律)立法院法律案通过後，移送总统及行政院，总统应於收到後十日内公布之，但总统得依照本宪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办理。4 宪法
第 73 条(言论免责权)立法院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
第 74 条 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第 75 条(立委兼任官吏之禁止)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第 76 条(立法院组织法之制定)立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七 章 司法
第 77 条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 之惩戒。
第 78 条(司法院之法律解释权)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第 79 条(正副院长及大法官之任命)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
第 80 条(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 81 条(法官之保障)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 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第 82 条(法院组织法之制定)司法院及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八 章 考试
第 83 条(考试院之地位及职权)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第 84 条(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之任命)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 同意任命之。
第 85 条(公务员之考选)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并应按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举行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第 86 条(应受考铨之资格)左列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铨定之： 一 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二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第 87 条(法律案之提出)考试院关於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第 88 条(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第 89 条(考试院组织法之制定)考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九 章 监察
第 90 条(监察院之地位及职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第 91 条(监委之选举)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之。其名额分配，依左列之规定： 一 每省五人。二 每直辖市二人。三 蒙古各盟旗共八人。四 西藏八人。
五 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第 92 条(正副院长之选举)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之。第 93 条(监委任期)监察委员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第 94 条(同意权之行使)监察院依本宪法行使同意权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之议决行之。第 95 条(调查权之行使)监察院为行使监察权，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会调阅其所发布之命令及各种 有关文件。
第 96 条(委员会之设置)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
第 97 条(纠正权、纠举权及弹劾之行使)监察院经各该委员会之审查及决议，得提出纠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关 部会，促其注意改善。
监察院对於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认为有失职或违法情事，得提出纠举案 或弹劾案，如涉及刑事，应移送法院办理。第 98 条(弹劾案之提出)监察院对於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之弹劾案，须经监察委员一人以上之提议，九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始得提出。第 99 条(司法考试人员之弹劾)监察院对於司法院或考试院人员失职或违法之弹劾，适用本宪法第九十五 条、第九十七条及第九十八条之规定。第 100 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监察院对於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有全体监察委员四分之一以上之提
议，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审查及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第 101 条(言论免责权)监察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院外不负责任。
第 102 条 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第 103 条(监委兼职之禁止)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第 104 条(审计长之任命)监察院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 105 条(决算之审核及报告)审计长应於行政院提出决算後三个月内，依法完成其审核，并提出审核报 告於立法院。
第 106 条(监察院组织法之制定)监察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第 一○ 章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第 107 条 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一 外交。
二 国防与国防军事。
三 国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四 司法制度。
五 航空、国道、国有铁路、航政、邮政及电政。六 中央财政与国税。
七 国税与省税、县税之划分。八 国营经济事业。九 币制及国家银行。一○ 度量衡。
一一 国际贸易政策。
一二 涉外之财政经济事项。
一三 其他依本宪法所定关於中央之事项。第 108 条(中央立法事项)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省县执行之： 一 省县自治通则。二 行政区划。
三 森林、工矿及商业。四 教育制度。
五 银行及交易所制度。六 航业及海洋渔业。七 公用事业。八 合作事业。
九 二省以上之水陆交通运轮。
一○ 二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农牧事业。
一一 中央及地方官吏之铨叙、任用、纠察及保障。一二 土地法。
一三 劳动法及其他社会立法。一四 公用徵收。
一五 全国户口调查及统计。一六 移民及垦殖。一七 警察制度。一八 公共卫生。
一九 振济、抚恤及失业救济。
二○ 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
前项各款，省於不牴触国家法律内，得制定单行法规。第 109 条(省立法事项)左列事项，由省立法并执行之，或交由县执行之： 一 省教育、卫生、实业及交通。二 省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三 省市政。四 省公营事业。五 省合作事业。
六 省农林、水利、渔牧及工程。七 省财政及省税。八 省债。九 省银行。
一○ 省警政之实施。
一一 省慈善及公益事项。
一二 其他依国家法律赋予之事项。
前项各款，有涉及二省以上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由有关各省共同办 理。
各省办理第一项各款事务，其经费不足时，经立法院议决，由国库补助之。第 110 条(县立法并执行事项)左列事项，由县立法并执行之： 一 县教育、卫生、实业及交通。二 县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三 县公营事业。四 县合作事业。
五 县农林、水利、渔牧及工程。六 县财政及县税。七 县债。八 县银行。
九 县警卫之实施。
一○ 县慈善及公益事业。
一一 其他依国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赋予之事项。前项各款，有涉及二县以上者，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由有关各县共同办 理。
第 111 条(中央与地方权限分配)除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及第一百十条列举事项外，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於中央，有全省 一致之性质者属於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於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 决之。
第 一一 章 地方制度 第 一 节 省
第 112 条(省民代表大会之组织与权限)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 法牴触。
省民代表大会之组织及选举，以法律定之。第 113 条(省自治法与立法权)省自治法应包含左列各款：
一 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
二 省设省政府，置省长一人。省长由省民选举之。三 省与县之关系。
属於省之立法权，由省议会行之。第 114 条(省自治法之司法审查)省自治法制定後，须即送司法院。司法院如认为有违宪之处，应将违宪条 文宣布无效。
第 115 条 省自治法施行中，如因其中某条发生重大障碍，经司法院召集有关方面陈 述意见後，由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司法院院长、考试院院长与监察 院院长组织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提出方案解决之。第 116 条(省法规与国家法律之关系)省法规与国家法律牴触者无效。第 117 条(省法规牴触法律之解释)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牴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第 118 条 直辖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第 119 条(蒙古盟旗之自治)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第 120 条(西藏自治之保障)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第 二 节 县
第 121 条(县自治)县实行县自治。
第 122 条 县得召集县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但不得与宪 法及省自治法牴触。
第 123 条 县民关於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复决之权，对於县长及其他县自 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第 124 条(县议会组成及职权)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属於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第 125 条(县规章与法律或省法规之关系)县单行规章，与国家法律或省法规牴触者无效。第 126 条(县长之选举)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县长由县民选举之。第 127 条(县长之职权)县长办理县自治，并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第 128 条(市自治)市准用县之规定。
第 一二 章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第 129 条(选举之方法)本宪法所规定之各种选举，除本宪法别有规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 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第 130 条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选举之权，除本宪法及法律别有规定 者外，年满二十三岁者，有依法被选举之权。第 131 条(竞选公开原则)本宪法所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第 132 条(选举公正之维护)选举应严禁威胁利诱。选举诉讼，由法院审判之。第 133 条(罢免权)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
第 134 条(妇女名额保障)各种选举，应规定妇女当选名额，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第 135 条(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代之选举)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代表名额及选举，其办法以法律定之。第 136 条(创制复决权之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以法律定之。第 一三 章 基本国策 第 一 节 国防
第 137 条(国防目的及组织)中华民国之国防，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国防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 138 条(军队国家化(一)军人超然)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 139 条(军队国家化(二)军队不干政)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第 140 条(军人兼任文官之禁止)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第 二 节 外交
第 141 条(外交宗旨)中华民国之外交，应本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敦睦邦交，尊 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以保护侨民权益，促进国际合作，提倡国际正义，确保世界和平。第 三 节 国民经济
第 142 条(国民经济基本原则)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 民生之均足。
第 143 条(土地政策)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於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 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
附著於土地之矿，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属於国家所有，不因 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
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徵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 共享之。国家对於土地之分配与整理，应以扶植自耕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并规定其适当经营之面积。
第 144 条(独占性企业公营原则)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以公营为原则，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 国民经营之。
第 145 条(私人资本之节制与扶助)国家对於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 法律限制之。
合作事业应受国家之奖励与扶助。
国民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应受国家之奖励、指导及保护。第 146 条(发展农业)国家应运用科学技术，以兴修水利，增进地力，改善农业环境，规划土地 利用，开发农业资源，促成农业之工业化。第 147 条(地方经济之平衡发展)中央为谋省与省间之经济平衡发展，对於贫瘠之省，应酌予补助。省为谋县与县间之经济平衡发展，对於贫瘠之县，应酌予补助。第 148 条(货畅其流)中华民国领域内，一切货物应许自由流通。第 149 条(金融机构之管理)金融机构，应依法受国家之管理。第 150 条(普设平民金融机构)国家应普设平民金融机构，以救济失业。第 151 条(发展侨民经济事业)国家对於侨居国外之国民，应扶助并保护其经济事业之发展。第 四 节 社会安全 第 152 条(人尽其才)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第 153 条(劳工及农民之保护)国家为改良劳工及农民之生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应制定保护劳工及农民 之法律，实施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政策。
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予以特别之保护。第 154 条(劳资关系)劳资双方应本协调合作原则，发展生产事业。劳资纠纷之调解与仲裁，以 法律定之。第 155 条(社会保险与救助之实施)国家为谋社会福利，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人民之老弱残废，无力生活，及受非常灾害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扶助与救济。第 156 条(妇幼褔利政策之实施)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应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第 157 条(卫生保健事业之推行)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第 五 节 教育文化
第 158 条 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 学及生活智能。
第 159 条(教育机会平等原则)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第 160 条(基本教育与补习教育)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 府供给书籍。
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 政府供给。
第 161 条(奖学金之设置)各级政府应广设奖学金名额，以扶助学行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第 162 条(教育文化机关之监督)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第 163 条(教育文化事业之推动)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 文化水准，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 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第 164 条(教育文化经费之比例与专款之保障)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 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於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 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以保障。第 165 条(教育文化工作者之保障)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 提高其待遇。
第 166 条 国家应奖励科学之发明与创造，并保护有关历史、文化、艺术之古迹、古 物。
第 167 条(教育文化事业之奖助)国家对於左列事业或个人，予以奖励或补助： 一 国内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二 侨居国外国民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三 於学术或技术有发明者。
四 从事教育久於其职而成绩优良者。第 六 节 边疆地区
第 168 条(边彊民族地位之保障)国家对於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於其地方自治事 业，特别予以扶植。
第 169 条(边彊事业之扶助)国家对於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并扶助其发展，对於土地使用，应依其气候、土 壤性质，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宜，予以保障及发展。第 一四 章 宪法之施行及修改 第 170 条(法律之意义)本宪法所称之法律，谓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之法律。第 171 条(法律之位阶性(一))法律与宪法牴触者无效。
法律与宪法有无牴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第 172 条(法律之位阶性(二))命令与宪法或法律牴触者无效。第 173 条(宪法之解释)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第 174 条(修宪程序)宪法之修改，应依左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 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 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 由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 分之三之决议，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 案，应於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第 175 条(宪法实施程序与施行程序之制定)本宪法规定事项，有另定实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本宪法施行之准备程序，由制定宪法之国民大会议定之。
第五篇：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1)
一、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缓执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然是缓执行制度，但却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时进行缓刑宣告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其固然要关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这就是“顾后”，但其更加关注犯罪人以及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瞻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一样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为此可以说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有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也仅为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但该项制度设计仍然是一项远未发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体制，况且一项制度的移植与建构，需要有历史文化的吻合、观念的准备、经济的基础，其他制度特别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项制度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在理念及价值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我国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价值目标，又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与我国现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特别是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判断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自终都应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而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之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得到补偿，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当然在此理解的恢复性不能机械地界定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之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状态损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际关系方面，而恢复性司法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得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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