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共5篇）

第一篇：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摘 要】缓刑制度充分体现了人类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刑事法领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在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其缺陷也日益显现，已经严重影响了缓刑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本文在对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现状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探索和试点社区矫正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从丰富缓刑的类型、完善缓刑的适用、完善缓刑考察制度以及完善缓刑裁判和撤销程序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提出对我国的缓刑制度进行合理改革和完善的总体构想。

【关键词】缓刑制度 反思 完善

缓刑制度集中体现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性、经济性的原则，它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及重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通行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正确、合理的适用缓刑，发挥缓刑的作用，是实现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要发挥缓刑的作用，必需完善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从立法上完善其适用条件，增强其可操作性，尽量量化，从执行上明确执行机关的职责，加强监督。然而，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已经影响了缓刑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面对世界行刑社会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我国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行，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一、问题呈现: 当前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

(一)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1、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过于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第72条的规定，缓刑适用的要件可分为形式要件、排除要件和实质要件。实质要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① 由于适用缓刑的形式要件和排除要件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司法实践中易于正确把握，而实质要件是缓刑适用的关键要件②，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主观性太强，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和把握，极易造成缓刑滥用和类似案件缓刑适用的裁量不一。

2、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未作专门规定。未成年犯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可塑性强，易于矫正，应当成为教育、感化的重点，成为缓刑适用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点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政策中都得到一定的体现。目前，我国法律本身并未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问题作出专门特殊的规定，由于未成年人在自控能力、文化道德观念以及性格的稳定性方面，与成年人相比都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依此规定反而更不易达到缓刑适用的条件。

3、缓刑考察主体的问题。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由于公安机关警力不足，难以及时了解他们情况，绝大多数基层派出所和基层组织对其辖区内缓刑犯的工作生活情况，掌握了解甚少，有的甚至不知道缓刑犯的下落，法律所规定的缓刑犯在考验期限内应履行的义务，无法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由公安机关作为考察主体，难以实现考察的真正目的，对缓刑犯的考察监督结果往往流于形式。

(二)司法上存在的问题

1、缓刑适用只有法官唱独角戏而无“社会参与”。缓刑制度的初衷在于: 刑罚社会化，动员多种社会力量改造犯罪人。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法院的意志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实际上，既然缓刑是把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改造，那么，在兼顾司法效率的同时，应尽量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扩大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2、将缴纳罚金、对被害人的赔偿等情况作为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往往把被告人是否交纳罚金和交纳的多少，是否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作为前提条件来考量的现象。导致该适用缓刑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了，缓刑甚至成为有钱、有权犯罪分子的避难所，没有达到教育犯罪的目的，使缓刑制度的目的无法实现。

3、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滋生司法腐败，造成缓刑滥用。由于立法上对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规定的过于原则，从而使得刑事审判人员拥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审判人员直接把是否适用缓刑作为自己的权力寻租工具，办关系缓刑、人情缓刑，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这不仅危害缓刑制度的存在价值，也影响了缓刑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

二、成因探析: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缺陷的内外因素

(一)内部因素

1、从实体上看，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统一具体的缓刑适用标准，导致法官在缓刑适用中存在以下误区: ③(1)将缓刑适用混淆为量刑内容。未明确缓刑适用的重点以及实质要件内在的逻辑关系，把实质要件中作为判断根据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与作为判断目的再犯可能性作为同一层面上的问题看待，割裂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2)没有明确缓刑适用参考依据的内容和范围。部分法官没有形成对犯罪分子再犯可能性评价的科学体系和方法，造成个别缓刑适用有失准确或社会效果不佳。

2、从程序上看，刑事程序法不健全限制了缓刑适用。实体的公正需要程序的保障，否则腐败就会滋生和蔓延。然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的司法程序来保障缓刑的裁量。如缓刑适用的相关证据通常没有在庭审中进行质证和认证;缓刑适用问题没有纳入法庭辩论程序中;裁判文书大多没有对缓刑适用的理由进行充分的阐述。④ 由于缺少公开、透明的缓刑裁判保障性程序，法官对缓刑适用的裁判权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

3、从主体上看，法官素质参差不齐，认知不一，缺乏规范有效的缓刑统一适用机制。主要表现在: 一是程序机制不能有效发挥统一缓刑适用的作用;二是工具机制的缺乏影响了缓刑的统一适用，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较为统一规范的缓刑适用指导性意见;三是监督机制对缓刑统一适用的作用有限，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以及庭审不公开质证辩论，增加了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难度，难以对缓刑的统一适用起到明显监督作用。

(二)外部因素

1、非理性诉讼行为损害了缓刑适用的公信力。诉讼参与人对司法公正的期望与对司法不信任的矛盾心理，导致对权利的盲目追求和自律行为的失范，积极寻求通过权钱交易甚至闹访等方式干预和影响司法审判，这些非理性的诉讼行为和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扰乱了诉讼秩序的正常进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严重降低了缓刑适用的公信力。

2、执法理念的差异降低了对缓刑适用效果的认同感。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执法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在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侧重于通过审判活动，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人文关怀和宽容政策，最大可能地教育感化挽救矫正犯罪分子，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从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但是，部分司法人员未能充分领会在与犯罪作斗争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在职能分工上的不同，对司法机关职能差异的片面认识，降低了对缓刑适用效果的认同感。

3、外界压力往往导致个案的缓刑适用难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实践中，来自外界各方的压力往往导致法院在个别案件的缓刑适用问题上，以回避矛盾和压制冲突的方法来谋求多元化利益的短暂均衡，如以适用缓刑为条件动员犯罪分子赔偿被害人损失，或者为应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压力，对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被告人定罪后宣告缓刑等等。

三、解决路径: 对我国缓刑制度完善的构想

(一)丰富缓刑的类型

1、增设缓起诉缓刑。缓起诉缓刑又称起诉犹豫，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对其进行考察，最终再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缓起诉缓刑是介于提起公诉和不起诉之间的一种诉讼处分，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形式，它重在强调刑事诉讼的合理性和目的性，使犯罪嫌疑人更易

受到教育改造，更易复归社会。其价值体现在:(1)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轻型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比我国现行的缓执行缓刑，减少了诉讼环节，更节约司法资源，司法效率也更为高效，体现诉讼经济的原则;(2)犯罪嫌疑人为避免被定罪量刑，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履行考察义务，使其更易于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积极改过自新，很好地实现刑法的预防目的。

2、增设缓宣告缓刑。缓宣告缓刑又称为暂缓量刑缓刑，是指对触犯刑法并经法定程序确认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科处具体刑罚，有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分的一种制度。⑤ 采用缓宣告缓刑，主要有两大优势:(1)可以将适用缓刑的实质性要件，由不确定状态变为通过具体的考察得以确认。⑥(2)对符合现行“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免予刑事处分的方法处理。

3、增设附公益劳动的缓刑种类。我国缓刑制度没有规定缓刑犯应履行的义务，明显惩罚性不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加重缓刑的惩罚性是必要的。为改变缓刑在大多数人看来相当于“免刑”的现状，让群众看得见缓刑惩罚的一面，我们有必要增设附加公益劳动的缓刑种类。这一点，一些缓刑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可以给我们启示。法国刑法典第13257条就规定了附完成公益劳动义务的缓刑形式，其既有缓刑适用条件和劳动义务的时间，又有缓刑犯除了完成规定的工作外，还应遵守的监督措施，同时，还规定了这种缓刑完成公益劳动的效果，作为是否取消原判刑罚的前提条件。⑦

(二)完善缓刑的适用

1、将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具体化。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但这一规定明显过于抽象、原则和操作性不强，⑧ 因而，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易于操作，我们有必要对缓刑适用的实质要件予以具体化:(1)可以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在判断是否“确实不致危害社会”中增加个人情况项目，将判断犯罪分子是否“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评价项目变更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人情况等三项。个人情况项目可以包括犯罪人的年龄、性别、职业、性格、生活经历以及一贯表现等方面。⑨(2)对犯罪分子的“再犯预测”进行量化评价。为提高再犯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该对影响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和个人情况等三个项目的各种因素进行细化，列出影响犯罪人情况的各种因素，再将这些因素加以量化，转化为具体的数据，最终再根据统计结果来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

2、赋予法官针对不同缓刑犯明示其在缓刑考察期内承担不同责任和义务的权力。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对被告人判处缓刑前，都会尽力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但是，在赔偿实际履行前，即使被告人承诺在缓刑考察期内进行赔偿，被害人也同意，法官为避免以后无法兑现，往往不会轻易对被告人判处缓刑，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对绝对多数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愿意在考察期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作出了实刑判决，而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因被监禁一般无能力、也不愿再进行赔偿。因此，笔者认为，可赋予法官针对不同缓刑犯明示其在缓刑考察期内承担不同责任和义务的权力，当犯罪人在考察期内不承担责任或不履行义务时，法官可以撤销缓刑对犯罪人执行实刑。这样，一则可以放心地对承诺在缓刑考察期内承担责任的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而让那些真心悔罪认罪、人身危险性小的被告人不至于失去被适用缓刑的机会;二则能够督促犯罪人在考察期内积极承担责任;三则可以消除被害人认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就是轻纵犯罪的误解。

3、完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没有作专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虽有涉及到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规定，但从国家扩大未成年犯的缓刑适用，以及对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来看，仍然有所不足，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我国刑法中对未成年人或在校生的轻微犯罪可以增设缓宣告缓刑，根据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可以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罪质条件从现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提高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以区别于成年犯。从而体现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较成年人小，可塑性强、易于矫正，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上应尽量适用缓刑的原则。

(三)完善缓刑考察制度

1、变更现行的考察监督主体，设置专门的缓刑考察机构和缓刑工作人员。我国法律规定缓刑的考察监督主体是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协助配合。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亟待加以改进。在英国，缓刑的考察监督工作是有缓刑监督官和缓刑工作人员完成的，其是由当地社区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任命和雇佣。在日本，缓刑犯由保护观察司负责考察。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考虑建立专门的缓刑考察机构，配置专门的缓刑工作人员，使缓刑考察工作形成一个有序的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改善目前缓刑考察形同虚设的现状。

2、细化缓刑考察监督的内容。外国在缓刑考察监督内容方面，除了包括缓刑犯行为约束方面的条款，还包括大量的促进缓刑犯悔过自新的条款。如德国刑法典第56条对缓刑犯规定了具体的义务。而我国刑法对缓刑考察内容规定得过于简单和原则，实践中不易于操作，因此，应细化缓刑考察监督的内容。缓刑考察的内容应具有全面性，既要体现惩罚性，又要体现教育性;既要有约束和监督，又要有指导和帮助。同时，缓刑考察的内容还应包括缓刑犯应遵守的事项和应履行的义务。

3、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所谓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性，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国外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已经处于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很快。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和探索，但还处于探索试验阶段，在立法、专门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以及矫正具体内容的规范和执行等方面，都亟待改革和完善。

(四)完善缓刑裁判和撤销程序

1、增设判前人格调查程序。缓刑是刑罚个别化的产物，是一种最高程度的个别化。在刑罚个别化中最困难的就是对人身危险性的测定。建立判前人格调查程序，能够更好的查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提高适用缓刑的正确率。判前人格调查制度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作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在英、美国家，缓刑中就规定了法官在决定对犯罪分子判处缓刑前，必须由缓刑官进行调查并向法官提出，法官根据调查情况综合确定最终是否适用缓刑。我国可以借鉴外国模式，建立判前人格调查程序制度。判前人格调查可包括以下内容:(1)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2)社会情况调查;(3)调查确认;(4)被害人的情况调查。

2、增设缓刑听证程序。所谓缓刑听证程序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对于符合缓刑基本条件的案件，由法院召集相关人员公开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合议庭再根据听证会综合考虑后，最终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一种程序。缓刑听证程序有利于增强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使缓刑判决公正、合理和易于操作。听证会的参加人员应当包括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的片警、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家属及其辩护人。听证由主审法官主持，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参加;如果是简易程序案件，可以增派其他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参加。

3、完善缓刑撤销程序。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发生了特定事由，就可能导致缓刑的撤销，缓刑的撤销是缓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缓刑制度规定了三种缓刑撤销的情形: 再犯新罪、发现漏罪和严重违法。缓刑撤销意味着缓刑犯将被重新实际地执行刑罚，涉及缓刑犯的重大权益，其重要性不亚于原罪行的审判，必须有一系列的救济措施予以保障缓刑犯的辩护权、申诉权等权利，因此，刑事立法应当设计一套有关缓刑撤销的程序，以保证对缓刑机构行刑活动的监督和对被缓刑犯权利的应有维护，撤销缓刑应当由法院开庭审理，并

要求缓刑考察机关陈述意见，允许缓刑犯进行辩护，最后由法官根据事实与法律裁决。

4、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5、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6、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7、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8、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对我国缓刑制度完善的展望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对我国的缓刑制度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单位机关都要努力配合，积极工作，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相信这些都会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这样才能使当代高度文明下的法律制度适应当代文明。

注释：

参考文献：

①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行政庭助审员。陈兴良主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② 高铭暄主编: 《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页。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山东法院适用缓刑情况的调研报告》，载《山东审判》

2008年第5期。

④ 同上注。

⑤ 王建军: 《采取暂缓量刑制度: 克服现行缓刑制度的弊端》，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

4月9日。

⑥ 吴声: 《缓刑制度研究———以立法完善为重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⑦ 谢望原: 《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⑧ 蔡晓峰: 《关于我国缓刑制度在适用、考察方面的几点思考》，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

⑨ 陈兴良主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周振想: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郭翔: 《英国的缓刑制度》，载《法学家》1996年第5期。

⑩ 郭建安、郑霞泽主编: 《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第二篇：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㈠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三篇：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摘要】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依附于刑罚而存在的一种执行刑罚的方法，是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缓和化、个别化、人性化、经济化融为一体的刑罚制度，缓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体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缓刑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在适用缓刑条件的规定上过于原则化、系统化，在适用的程序上有待改进和完善，且缓刑执行的内容及制度不够完善，还存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响了缓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建立考察联动机制等级，从而保证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作用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缓刑的刑法价值也会得到更大化的实现。【关键词】缓刑适用条件问题完善

当今社会，人类对自身价值倍加重视，体现在刑罚上就是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发展，随着肉刑的被废止和死刑的被严格限制，自由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公正、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但在我国，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现行《刑法》有关缓刑适用规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缓刑的适用率一直非常低，没能让缓刑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缓刑的概念

我国的刑法典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先决条件，缓刑不能脱离原判刑罚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处缓刑。缓刑的基本特征

为：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但又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所判刑罚的可能性。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不同，与监外执行不同，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不同。

（二）缓刑的重要意义

缓刑适用制度是依据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具体化，是依靠专门的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是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实践证明，把那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会上，置身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时利用社会力量鼓励犯人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贯彻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根据上述规定，适用缓刑需符合前提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

（一）缓刑的适用前提条件

其适用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缓刑的适用实质要件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促进犯罪分子改恶从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缓刑人员适用缓刑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尺度。认定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标准可以分解为：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三）缓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缓刑适用的情形。我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对于一人犯数罪，犯罪人被数罪并罚的条件下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犯罪人实施数罪，被适用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后，如果符合缓刑的条件，仍可宣告缓刑。

三、我国缓刑适用制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所需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而对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首先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由于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不同的预测结果。其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官不敢大胆适用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消极倾向。

（二）适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欠缺

从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来看，缓刑适用的决定权仅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则是通过对案情的认定、根据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观判断来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其实，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二是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没有社会（群众）的参与权。

(三)没有法官判断错误责任免除的规定

法官在处理一个具体的案件时，结合案情并通过主观预测认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适用缓刑。一但适用缓刑将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积极表现、改过自新、接受监督，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二是在考验期内又犯罪而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或者执行原判刑罚。然而法官办理案件不仅受到法院内部的监督，还受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但法官判断错误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受到行政处分。

（四）现行的监督考察体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农民进城务工、做生意、城镇居民去外地投资，搞项目，人口流动加剧，城乡居民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各种农村活动成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各种组织也因农村改革而成为一种松散状态，这大大增加了缓刑犯的监管考察难度，由于监管不力有的缓刑犯违法乱纪，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地影响了缓刑的质量。

四、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作出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

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

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1、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3、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4、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3、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4、同时犯数罪的；

5、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

6、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罚金缓刑制度

对罚金能否适用缓刑，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日本、法国、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规定可以对罚金适用缓刑，巴西、俄罗斯、瑞士和我国等的刑法典则明确规定对罚金不适用缓刑或者没有规定对罚金可以适用缓刑。笔者认为，从缓刑的功效、罚金缓刑的程度、罚金适用缓刑在理论和实践意义等方面来看，罚金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1.从缓刑适用的刑种来看，在自由刑和罚金刑并列的情况下，如果只允许自由刑适用缓刑，而罚金刑却不能适用缓刑，不仅在理论上依据不足，而且在适用中亦诸多便。尤其是因罪责轻没有科处自由刑而单处罚金时，形成事实上的较重的刑适用了缓刑，而较轻的却没有适用缓刑，有悖公平正义。

2.从罚金缓刑适用来看，允许罚金缓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罚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处相同数额的罚金，同罪同罚，看似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因为犯罪分子的经济承受能力存在着差异，对同等数额的罚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适用缓刑之后，则可平抑这种刑罚效果的实际上不平等；罚金刑的执行必须以受刑人拥有一定财产为前提，而受刑人贫富不均，对于无钱的受刑人，罚金刑是难以执行的，在适用缓刑之后，有助于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刑罚的适用应坚持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原则，罚金刑的适用难免要影响罪犯的亲朋好友，而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后有助于减少罚金刑的这一负面效应。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应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罚金刑弊端，使罚金刑功能更强大，适用范围更广，更好地发挥罚金刑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第二、规定罚金刑缓刑制度，实际上在单处罚金与免于刑事处罚之间设立一等级，便于对犯罪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使刑罚体系更加完整。第三、设立罚

金刑缓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缓刑制度的潜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觉悔过自新、改恶从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

缓刑保证金是指对缓刑人员在考验期内由提出担保的缓刑人员亲属或所在单位，向人民法院交纳规定数额的货币，保证缓刑犯遵守监督规定、不再犯罪的一项缓刑制度。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国外已颇为成熟，但在我国理论界仍分歧较大。赞成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在我国对缓刑监督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具有调动保证人监督缓刑人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可能导致“有钱才可以缓刑”的现象，影响缓刑的公正适用。笔者认为，单纯的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实践中未必能实现其目标价值，并且的确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诱因，因此，应当有条件的将缓刑保证金制度引入我国的缓刑制度，即限制适用主体----仅限于未成年犯。对未成年犯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对未成年适用缓刑保证金制度，既符合刑罚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缓刑的价值目标。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护；其次，缓刑保证金制度可以强化对未成年犯的帮教、考察。当未成年犯符合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排除条件，法官不能确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会”时，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缓刑保证金，并进行保证，法官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四）建立考察联动机制

一是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二是具体明确监督考察的工作人员。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在两委会中应当设置治安保卫委员，其代表基层自治组织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因此，可以明确由基层治保委员具体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由同级财政发给相应的报酬。三是明确监督考察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报告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情况，对是否撤销缓刑犯的缓刑提出建议，帮助缓刑犯发展生产，实现改过自新等。四是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确缓刑犯的强制报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脱管和漏管现象的出现。通过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1］李文燕、左坚卫《论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完善》，《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6条

［5］、详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发布施实

［6］赵秉志、黄京平：《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3年1月第一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2，74、449条

［8］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第四篇：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缓刑制度概述我国的刑法中的缓刑制度，是指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的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刑罚人道化、缓和化、合理化的理念，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一九七九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缓刑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对这一制度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是，由于我国的缓刑制度起步较晚，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缓刑实践经验又明显不足，因此在立法上还有一些疏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缓刑制度的具体适用，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缓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二、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第七十二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了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验期限、缓刑犯的行为规则、缓刑考察机关和考察内容、缓刑的撤销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国的缓刑制度。纵观立法规定，笔者认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缓刑考察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条件缺乏具体、科学的评判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

1、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1）必须是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的最重要的条件。[①]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这是因为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适用缓刑。[②]

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2、缓刑适用的现状

（1）“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不致再危害社会”主观性强，缺乏评判的辅助标准。

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中，“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条件是相对确定的准客观标准，其它两个条件“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则更多是一种主观标准。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法官考虑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或者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法官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自身因素（如患有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进行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且向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认知上的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刑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难于准确把握，导致了不少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情况的发生。

（2）立法对缓刑适用的导向不明。一般说，对于过失犯罪，因其主观恶性不大，应当倡导多判缓刑；而对于恶性犯罪，如抢劫、强奸、贩毒等就应当限制或禁止判处缓刑。因为，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但立法上并无相应的司法指引，造成应判缓刑的不判，而不应判缓刑的却判了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且由于立法精神不明，使得对该类缓刑适用的监督及纠正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①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缓刑案件，究竟哪类案件不能适用缓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得个别法官钻法律临界点的空档，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适用缓刑而降格判刑。同时也导致检察机关在监督权的行使上于法无据，受到极大影响。

根据法律规定，缓刑适用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么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缓刑呢？我国刑法规定，“以上、以下”包含本数。当然，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包含本数三年。于是有的办案人员把本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表面上看，这既是在法定幅度内量刑，并不违背缓刑的法律规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他们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造成了重罪轻判的执法现状，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②另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个别办案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大幅度使用缓刑。

我国刑法在规定了人身和自由罚的同时，还规定了金钱罚，那就是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法分则中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并处罚金，罚金本身是一种附加刑，它的处罚不应触及到主刑的判决和执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被挪用和自行处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罚金收取后通常是上交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法院，作为办案经费；更有甚者，有的法院还规定经济指标与办案人员福利挂钩。这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正源于此，一些执法者盲目追求罚金刑，忽略了主刑的自由裁量，为了能够实现罚金刑而大幅度使用缓刑，甚至有的办案人员以判缓刑作为收取罚金的交换条件。用比较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你交罚金，就判你缓刑。缓刑的适用是以罚金的实现为前提的，将执行法律变成了一种交易。

（二）缺乏制度化的缓刑考察规范，监管工作无章可循根据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由人民法院判决，而对犯罪分子缓刑的考察和监管由公安机关负责，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明确了决定机关及考察监管机关，似乎可以有序地开展缓刑犯罪分子相关监管工作，但事实上未然。由于缓刑监管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导致了对缓刑犯的考察与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③]

1、在缓刑犯的交付监管上，监管机关的工作制度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

由于我国刑法在对缓刑犯的监管交接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后，有的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执行机关，有的缓刑犯属异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执行通知书却送达当地公安机关；有的由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有的法院让缓刑犯凭判决书自行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到，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工作的衔接上不规范、不及时，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考察和监管工作全面有效的开展。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缓刑的交付未作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又过于笼统，造成实践中理解不一，做法各异。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不按规定交付的行为均未设置责任条款，缓刑执行交付工作缺乏强制性的法律保障，使得部分司法人员怠于履行职责。三是现实中部分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没有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工作马虎大意，致使有的法律文书该送达而没有送达。

2、缺乏对缓刑执行方式、内容、程序的明确规定，缓刑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滞后，是造成缓刑考察和监管工作形成无序状态的主要原因。

当前对缓刑犯的考察监管工作中，没有可供执行的系统性规范文件，考察的内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无章可循，各地只能根据对缓刑监管的理解和工作态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一些原则性规定来约束和规范。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各地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的规定责任人每月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一次当面考察和教育，有的则规定每季度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有的规定缓刑犯不准外出经商打工，有的则规定可以长时间外出打工，但要与打工单位建立委托考察的制度。也有个别单位将考察和监管责任简单理解为掌握缓刑犯是否再犯新罪，将缓刑考察责任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则放任不管。以至在群众的心目中产生缓刑就是“没事了”、把“缓刑”与“不处罚”事实上等同起来，削弱了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逐步完善，以户粮关系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会控制机能正在弱化，人口流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用工单位和基层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力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有力，这也是缓刑犯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对缓刑考察的配合工作无所适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笔者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之管见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将“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个根本性的条件加以明确规定。以具体化的规定来减少实际运作的难度，把抽象化的规定具体到司法解释中去，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这样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达到在社会上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减少犯罪回头率，以活生生的事实感化准备犯罪者，使他们醒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2、将缓刑适用的原则、条件、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为缓刑的正确适用提供系统的法律保障。法律对缓刑适用的规定，可以通过“抓两头、促中间”的方法进行规范。即：一是明示倡导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多适用缓刑的犯罪情形，引导执法人员对此类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优先考虑适用缓刑。如：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节较轻的非恶性犯罪且认罪悔罪表现较好的等。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对法律规定禁止或慎用缓刑的情形，执法人员则应坚持不判、少判缓刑，以实现刑法的打击效能，达到一般预防的惩戒作用。如：性质严重的杀人、强奸、抢劫、黑社会犯罪等暴力犯罪及贩毒、贩枪、贩人、金融诈骗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社会威胁性严重，均不应适用缓刑；对职务犯罪的人员要限制适用缓刑，以体现“从严治吏”的精神。

（二）明确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及考察内容

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为：（1）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实施对缓刑犯的帮教措施及对撤销缓刑提出建议。

关于考察内容，我国现行刑法仅就缓刑考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作了几点列举，似乎更偏重于将缓刑作为一种惩罚的措施使用，而使矫正罪犯这一缓刑的宗旨体现得不够充分。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缓刑考察的内容。

第一，增加缓刑犯人在考验期内须遵守的禁止性规定。如禁止缓刑犯人同受过刑罚处罚的人来往，特别不同共犯来往；禁止缓刑犯人光顾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及其他易引发犯罪之地；禁止职务犯罪的缓刑犯人从事原职业；禁止携带凶器、违禁品等。

第二，人民法院在判决宣告缓刑前，可以规定一些积极性义务。具体包括：

1、缓刑犯人根据自己承担义务的能力，在缓刑考验期内赔偿或以行为补救因犯罪造成的损害。

2、向被害人赔偿全部或部分因犯罪造成的损害，如医疗费、误工费等各种费用。

3、缓刑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期间亦应承担具体义务。如从事一项职业活动，或者参加职业培训；承担家庭抚养义务；参加公益劳动等。

上述两方面义务由缓刑考察人员监督缓刑犯遵守和履行，并将遵守和履行义务情况作为缓刑犯悔罪自新的主要依据记入考察档案。这样一方面可使缓刑考察机关、人员在缓刑执行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可使之与缓刑的撤销条件联系起来，二者相辅相成，从而避免了我国现实中只有缓刑的适用，而几乎没有缓刑的考察或因违反规定且情节严重而撤销缓刑的情况，造成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第五篇：完善我国缓刑适用之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缓刑适用之几点思考曲小卫

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刑事政策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体现，如果适用不当，则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解决缓刑适用中的问题应该从其适用条件、法律后果入手加以完善，才能达到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的目的。

一、缓刑适用条件之完善

（一）完善缓刑适用的形式条件

我国刑法将适用缓刑的最高刑期限定为三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刑法关于缓刑适用形式条件的规定：

1、体现对未成年犯从宽处罚的精神，扩大对其适用缓刑的范围

考虑到未成年犯的心理、生理特点，对未成年犯注重感化教育，已成为世界性趋势，缓刑的价值在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及促进罪犯再社会化。针对未成年犯易受周边环境影响，可塑性强，较成年犯而言人身危险性小，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等身心特点，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可以充分发挥缓刑的优点，体现缓刑的价值。因此，对于那些平时表现较好的初犯、偶犯或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后确有悔改表现的未成年犯，应当体现出从宽处罚的精神，扩大对其适用缓刑的范围。

2、扩大对过失犯等适用缓刑的范围

所谓过失，是指犯罪人对行为产生的后果持否定的心理态度。因而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并不深，社会危害性也不大。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说过：“故意犯罪才是产生罪恶的永久性原因”。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的对待过失犯的犯罪行为，宽容的对待过失犯。基于他们绝大多数可教育，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该放宽适用缓刑的条件，扩大对过失犯适用缓刑的范围。

依此类推，对那些主观恶性不大，造成的后果不很严重，又有悔罪表现的从犯、胁从犯、预备犯等也应适当扩大适用缓刑的范围。

（二）完善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对于我国刑法关于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规定，理论界的学者们认为其主要缺陷在于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司法机关把握和操作。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仅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来判断犯罪人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不够全面，还应当根据社会监督改造环境条件来判断。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修改完善：

1、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适当明确化、具体化

对于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有必要予以明确化、具体化，以增强可操作性，但是如何予以明确化、具体化呢？一种方法是将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一一列举出来。但对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明确化、具体化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不可能作到

一一列举。不过，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这些缓刑制度发育成熟的国家的做法---制定一个统一的适用参酌标准。这样即可增强适用时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少了“缓刑适用的随意性或过分慎重”现象的出现，进而也完善了我国缓刑的适用。

2、对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予以补充

仅仅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来考察其人身危险性，是不全面的，还应考虑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弱，监管能力的大小，监管环境的好坏，罪犯的家庭状况、生活来源等情况。因此，建议将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补充为“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及社会监督改造环境条件，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三）完善缓刑的排除条件

“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即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但在某些特别情况下，累犯也有其情有可原的一面，如累犯的第二次犯罪是由于防卫过当而导致的，或者是由于受害人有重大过错而导致的，都不能说累犯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如果对其适用缓刑，比不适用缓刑的社会效果会更好。

二、缓刑法律后果之完善

（一）完善缓刑的撤销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撤销缓刑的规定虽然于1979年刑法的相关规定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笔者认为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完善：

1、根据所犯新罪性质区别对待撤销缓刑的条件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的条件之

一。这里的“新罪”，显然是指一切犯罪，因为我国刑法未对新罪作任何限制。笔者认为，应当对新罪有所区分，否则容易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且从中外历史上看，前苏联、日本等各国的刑法均对“新罪”作出了某些限制，因此，我认为应当对过失犯采取宽容的态度，理性的对待过失犯的犯罪行为。因此对于考察期间又犯过失罪的，只有情节特别严重，须判处实刑的，才应撤销缓刑。

2、设置有关撤销缓刑的听证程序

有必要设置有关撤销缓刑的听证程序，即先有原宣告缓刑的法院举行有缓刑考察机关和被缓刑人参加的听证会，在充分听取双方观点与理由的基础上，判断是否为“情节严重”，再由法院当场或者择日宣布撤销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或者维持原判决确定的缓刑。

（二）完善缓刑的积极后果

对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在校学生被适用缓刑后也视为犯过罪，这对他继续学业以及以后的就业等都将形成障碍，对于一些犯过轻微罪的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对未成年犯采用附条件罪刑宣告制，更适合未成年犯的特点，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挽救，且未成年犯毕竟是少数，采取此制也不会对罪行法定原则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