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第一篇：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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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作者：陈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缓刑考察监督制度是缓刑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础，其制度是否合理决定着缓刑犯改造的成败。我国缓刑监督制度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监督内容的单一和主体的缺失是问题症结所在，所以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应予完善，通过对缓刑犯的矫正实现刑罚社会化得目的。

【关键词】监督；缓刑制度；考察

一、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概况

（一）我国缓刑制度现状

缓刑制度不仅是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由于它符合刑罚的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等理念，故它的存在，是我国刑法理念中所倡导的惩罚与宽容、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刑法的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根据一些官方网站对近几年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判决结果的统计数据来看，判决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如此高速增长的比例，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简况

1.监督考察的内容

关于监督考察内容，我国刑法第七十五条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如下四个规定：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是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是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是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2.监督考察的主体及其责任

缓刑监督考察的主体是指由谁来对缓刑犯进行监督考察，关于监督考察主体，97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从目前的做法来看，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主要是由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自治组织及承办该案件的司法机关来完成的。

3.监督考察的期限

缓刑监督考察期限是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期限，我国刑法第73条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

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监督考察主体及其职能的缺失

我国法律只对缓刑监督考察机关作了具体规定，但对具体考察人员和职能没有明确的设置，更没有具体的考察程序和方法。就考察机关而言，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阶段，公安机关长期工作在恶劣的治安环境中，人员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对缓刑监督考察无暇顾及，往往对缓刑犯一缓了之，缓而不管。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二）监督考察的内容过于笼统

本文之前所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四个规定，但这四个规定对服从监督考察、报告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及离开居住地的理由和时间都缺乏细致的规定，监督考察措施缺乏应有的规范标准，造成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可操作性极差。

（三）重管束而轻矫正

现在各国对于缓刑监督考察施行管束与矫正相结合的形式，前者规定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应遵守的规定和履行的义务，后者体现对缓刑犯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从我国的立法和现实操作来看，重管束而轻矫正的现象非常明显。

管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其使服刑人员远离可以导致其犯罪的环境，场所及对象，并使犯罪分子在管束中意识到自由的可贵，从而改过自新。但是只靠这点是不够的，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加强对服刑人员的管束，并没有针对缓刑犯的具体情况给予帮助、辅导和矫正。这种管束甚至造成缓刑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对立面这一想法，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抵触和逃避，不利于其释放后走向自新，融入社会。所以对缓刑犯的帮辅与矫正对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向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管束和矫正二者不可偏废，而我国的缓刑监督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点。

三、关于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完善监督考察人员的职能

我国现在的缓刑监督考察内容基本处于虚置状态，很大原因是考察主体的缺失。这样下去就算监督考察制度再细化再有针对性，但没有监督考察者，仍旧是形同虚设。所以建议由司法部牵头，结合地区司法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法官、社区具有影响力的人员、医院、企业、教育机构等的代表组成，性质定为介于政府机关和明间团体间的社会服务团体，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行使监督考察缓刑犯，对其进行帮扶，教育等职责。

（二）加强缓刑矫正措施

增设缓刑矫正措施，是当代加强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趋势，也是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标志，个人认为缓刑矫正措施的施行应当以社会力量为主，但仍由监督考察执行机关进行调整和决定。考察机构与当地社会力量进行沟通，借助一些社会团体和志愿组织参与到矫正措施中来，通过对缓刑犯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辅导，以课程安排与交流活动为主要方式，帮助缓刑犯认识自己的错误，树立新的、正确的价值观，使其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走向自新，融入社会。

（三）增设缓刑负担

为了实现罪刑均衡、刑罚平等等原则，各国纷纷在立法上增设缓刑负担，所谓缓刑负担，是指给缓刑人规定的类似于刑事制裁的义务，其目的是使已造成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对缓刑犯施行缓刑负担，可以弥补缓刑导致的刑罚不足问题，而且有助于缓刑犯表现的考察判断。

四、结束语

缓刑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制度之一，体现刑罚的人性化，合理化和缓和化的思想。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传统刑罚思想限制，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尚未健全。希望本文所探讨的理论问题能被参考并适用于缓刑监督考察实践中去，最终目的是为了我国真正实现刑罚的人性化、社会化，帮助缓刑犯以新的姿态复归社会。

参考文献：

[1]王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内容的缺失及其完善[J].人民检察，2009（9）.[2]鲍欢欢.刑罚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研究[J].安徽大学，2011.[3]冯全.中国缓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4]屈耀伦.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第二篇：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缓刑制度概述我国的刑法中的缓刑制度，是指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的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刑罚人道化、缓和化、合理化的理念，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一九七九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缓刑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对这一制度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是，由于我国的缓刑制度起步较晚，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缓刑实践经验又明显不足，因此在立法上还有一些疏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缓刑制度的具体适用，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缓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二、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第七十二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了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验期限、缓刑犯的行为规则、缓刑考察机关和考察内容、缓刑的撤销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国的缓刑制度。纵观立法规定，笔者认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缓刑考察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条件缺乏具体、科学的评判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

1、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1）必须是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的最重要的条件。[①]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这是因为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适用缓刑。[②]

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2、缓刑适用的现状

（1）“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不致再危害社会”主观性强，缺乏评判的辅助标准。

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中，“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条件是相对确定的准客观标准，其它两个条件“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则更多是一种主观标准。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法官考虑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或者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法官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自身因素（如患有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进行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且向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认知上的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刑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难于准确把握，导致了不少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情况的发生。

（2）立法对缓刑适用的导向不明。一般说，对于过失犯罪，因其主观恶性不大，应当倡导多判缓刑；而对于恶性犯罪，如抢劫、强奸、贩毒等就应当限制或禁止判处缓刑。因为，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但立法上并无相应的司法指引，造成应判缓刑的不判，而不应判缓刑的却判了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且由于立法精神不明，使得对该类缓刑适用的监督及纠正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①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缓刑案件，究竟哪类案件不能适用缓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得个别法官钻法律临界点的空档，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适用缓刑而降格判刑。同时也导致检察机关在监督权的行使上于法无据，受到极大影响。

根据法律规定，缓刑适用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么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缓刑呢？我国刑法规定，“以上、以下”包含本数。当然，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包含本数三年。于是有的办案人员把本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表面上看，这既是在法定幅度内量刑，并不违背缓刑的法律规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他们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造成了重罪轻判的执法现状，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②另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个别办案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大幅度使用缓刑。

我国刑法在规定了人身和自由罚的同时，还规定了金钱罚，那就是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法分则中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并处罚金，罚金本身是一种附加刑，它的处罚不应触及到主刑的判决和执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被挪用和自行处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罚金收取后通常是上交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法院，作为办案经费；更有甚者，有的法院还规定经济指标与办案人员福利挂钩。这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正源于此，一些执法者盲目追求罚金刑，忽略了主刑的自由裁量，为了能够实现罚金刑而大幅度使用缓刑，甚至有的办案人员以判缓刑作为收取罚金的交换条件。用比较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你交罚金，就判你缓刑。缓刑的适用是以罚金的实现为前提的，将执行法律变成了一种交易。

（二）缺乏制度化的缓刑考察规范，监管工作无章可循根据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由人民法院判决，而对犯罪分子缓刑的考察和监管由公安机关负责，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明确了决定机关及考察监管机关，似乎可以有序地开展缓刑犯罪分子相关监管工作，但事实上未然。由于缓刑监管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导致了对缓刑犯的考察与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③]

1、在缓刑犯的交付监管上，监管机关的工作制度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

由于我国刑法在对缓刑犯的监管交接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后，有的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执行机关，有的缓刑犯属异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执行通知书却送达当地公安机关；有的由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有的法院让缓刑犯凭判决书自行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到，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工作的衔接上不规范、不及时，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考察和监管工作全面有效的开展。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缓刑的交付未作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又过于笼统，造成实践中理解不一，做法各异。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不按规定交付的行为均未设置责任条款，缓刑执行交付工作缺乏强制性的法律保障，使得部分司法人员怠于履行职责。三是现实中部分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没有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工作马虎大意，致使有的法律文书该送达而没有送达。

2、缺乏对缓刑执行方式、内容、程序的明确规定，缓刑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滞后，是造成缓刑考察和监管工作形成无序状态的主要原因。

当前对缓刑犯的考察监管工作中，没有可供执行的系统性规范文件，考察的内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无章可循，各地只能根据对缓刑监管的理解和工作态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一些原则性规定来约束和规范。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各地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的规定责任人每月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一次当面考察和教育，有的则规定每季度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有的规定缓刑犯不准外出经商打工，有的则规定可以长时间外出打工，但要与打工单位建立委托考察的制度。也有个别单位将考察和监管责任简单理解为掌握缓刑犯是否再犯新罪，将缓刑考察责任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则放任不管。以至在群众的心目中产生缓刑就是“没事了”、把“缓刑”与“不处罚”事实上等同起来，削弱了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逐步完善，以户粮关系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会控制机能正在弱化，人口流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用工单位和基层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力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有力，这也是缓刑犯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对缓刑考察的配合工作无所适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笔者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之管见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将“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个根本性的条件加以明确规定。以具体化的规定来减少实际运作的难度，把抽象化的规定具体到司法解释中去，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这样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达到在社会上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减少犯罪回头率，以活生生的事实感化准备犯罪者，使他们醒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2、将缓刑适用的原则、条件、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为缓刑的正确适用提供系统的法律保障。法律对缓刑适用的规定，可以通过“抓两头、促中间”的方法进行规范。即：一是明示倡导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多适用缓刑的犯罪情形，引导执法人员对此类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优先考虑适用缓刑。如：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节较轻的非恶性犯罪且认罪悔罪表现较好的等。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对法律规定禁止或慎用缓刑的情形，执法人员则应坚持不判、少判缓刑，以实现刑法的打击效能，达到一般预防的惩戒作用。如：性质严重的杀人、强奸、抢劫、黑社会犯罪等暴力犯罪及贩毒、贩枪、贩人、金融诈骗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社会威胁性严重，均不应适用缓刑；对职务犯罪的人员要限制适用缓刑，以体现“从严治吏”的精神。

（二）明确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及考察内容

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为：（1）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实施对缓刑犯的帮教措施及对撤销缓刑提出建议。

关于考察内容，我国现行刑法仅就缓刑考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作了几点列举，似乎更偏重于将缓刑作为一种惩罚的措施使用，而使矫正罪犯这一缓刑的宗旨体现得不够充分。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缓刑考察的内容。

第一，增加缓刑犯人在考验期内须遵守的禁止性规定。如禁止缓刑犯人同受过刑罚处罚的人来往，特别不同共犯来往；禁止缓刑犯人光顾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及其他易引发犯罪之地；禁止职务犯罪的缓刑犯人从事原职业；禁止携带凶器、违禁品等。

第二，人民法院在判决宣告缓刑前，可以规定一些积极性义务。具体包括：

1、缓刑犯人根据自己承担义务的能力，在缓刑考验期内赔偿或以行为补救因犯罪造成的损害。

2、向被害人赔偿全部或部分因犯罪造成的损害，如医疗费、误工费等各种费用。

3、缓刑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期间亦应承担具体义务。如从事一项职业活动，或者参加职业培训；承担家庭抚养义务；参加公益劳动等。

上述两方面义务由缓刑考察人员监督缓刑犯遵守和履行，并将遵守和履行义务情况作为缓刑犯悔罪自新的主要依据记入考察档案。这样一方面可使缓刑考察机关、人员在缓刑执行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可使之与缓刑的撤销条件联系起来，二者相辅相成，从而避免了我国现实中只有缓刑的适用，而几乎没有缓刑的考察或因违反规定且情节严重而撤销缓刑的情况，造成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第三篇：浅析我国缓刑制度的特点及适用

浅析我国缓刑制度的特点及适用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第四篇：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㈠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五篇：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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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许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缓刑制度旨在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鼓励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预防再犯。海峡两岸的缓刑制度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缓刑制度价值的实现。本文立足于两岸现行刑事立法，结合相关刑事法律的修改，展现两岸缓刑制度的差异，并以缓刑制度价值实现为标准，分析大陆缓刑制度现存的诸多不足，以期冀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缓刑；价值；适用条件；期限；考察机构

一、缓刑适用条件

（一）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即“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宣告”，可见大陆和台湾的缓刑都适用于刑罚处罚较轻的罪行。

表面上大陆的缓刑适用范围要广于台湾，然而实际上台湾缓刑适用面却更广。第一，台湾地区的罚金刑属于主刑，而大陆地区的罚金刑属于附加刑，台湾缓刑的适用刑种即比大陆多出了一种，而由于台湾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面更为宽泛，则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缓刑的适用范围。第二，大陆刑法分则中，三年是有期徒刑中较高法定刑幅度和较低法定刑幅度的界限，这就给法官判处三年以上徒刑以排除缓刑适用留下了可能，同时很多罪行的法定刑都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①台湾刑法很多罪名配置的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等等，②这样就使得台湾“刑法”中能够适用缓刑的罪名多于大陆。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的危险；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会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适用实质条件是：1，认为暂不执行为适当者；2，未曾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3，即使因为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但是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岸法律都注重适用缓刑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一方面要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都将犯罪人事后的态度或者表现纳入决定是否缓刑的标准中，“两岸缓刑制度的实质条件都注重犯罪行为的情状，犯罪后的表现，……，体现出缓刑刑罚价值的趋同”。但同时缓刑制度的差异也很明显：1，大陆《刑法》

要求判处缓刑需符合四个条件，而且必须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台湾“刑法”中只要求“暂不执行适当”作为实质条件，而且刑法并没有明确其内容，得交由法官进行判断；2，大陆刑法更多的考虑刑法防卫社会的功能，四个条件都着重于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和影响；而台湾“刑法”中不仅考虑罪后行为，也考虑犯罪人的罪前情况，体现保卫社会和防止再犯，感化教育并重的特点，更符合缓刑制度的价值。③

二、缓刑期限，犯罪人负担及考察机构

（一）缓刑的期限

大陆《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拘役的缓刑考验期为2个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考验期为1年以上5年以下。④与此相比，台湾“刑法”并没有根据刑罚种类不同而对缓刑考验期有所区别，无论犯罪人被处以罚金，拘役或是有期徒刑，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考验期均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与台湾相比，大陆缓刑考验期限有两个特点：1，根据不同的刑法种类规定缓刑考验期；2，考验期的起点一般都略高于所判处刑罚的起点而低于刑罚的最高期限。一方面通过区别对待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根据犯罪人罪行的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确定不同幅度的考验期。另一方面对考验期起点的限制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

（二）考验期内犯罪人的负担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犯罪人的八项义务，包括向被害人道歉，立悔过书等。

将上述条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1，大陆缓刑是“应当性义务”法官没有排除适用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的自由，而台湾“刑法”则规定法官“得斟酌情形”进行裁量。2，大陆缓刑所规定的义务着重于对犯罪人的限制和制裁。相比之下，台湾缓刑期的义务内容更加丰富，不仅着眼于对犯罪人的限制，还规定了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帮助这有助于防止缓刑期间内犯罪人放任自流导致缓刑有名无实，帮助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也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进行补偿和抚慰，这充分体现了缓刑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的目的。⑤

（三）缓刑的考察监管机构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刑法修正案

（八）》出台之前，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导致监管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刑法》规定了对缓刑人员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然而，针对社区矫正的实施机构，《刑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台湾“刑法”也没有明文规定缓刑的监管机构，⑥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了犯罪人应当向“指定之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或社区”提供劳动，在“保安处分执行法”和“更生保护法”则规定：犯罪人应服从检察官及执行保护管束者之命令，离开在10日以上时，应经检察官核等义务。⑦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台湾通过对缓刑期内义务履行进行规定来明确缓刑的监管机构，与大陆相比：1，台湾的考察机关机构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加强犯罪人与周边社会接触交流，促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所接纳；2，通过对具体义务的履行落实监管机构职责的方式，更有利于督促相应机构进行监管；3，台湾地区基本遵循着“国家”，“社会”，“个人”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这对大陆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 释：

①如大陆《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②如台湾“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意图刺探或收集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未受允准而入要塞、军港、军舰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或留滞其内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意图供行使之用，而贩卖违背定程之度量衡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在2005年修正“刑法”时，将原有的“

一、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改为了现行法律中强调“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宣告”，体现了台湾“刑法”更加注重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感化轻微犯罪和初犯，促使其回归社会的立法宗旨。④根据《刑法》第四十二条“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⑤在“保安处分法”和“更生保护法”中关于保护管束的内容更为丰富和详尽，如犯罪人不得与素行不良之人往返，辅之以就业，就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等等。相比之下大陆刑法中对缓刑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更是易于导致缓刑制度趋于有名无实的现状。

⑥台湾“刑法”在2005年修改以前的第九十四条规定“保护管束，交由警察官署、自治团体、慈善团体、本人之最近亲属或其他适当人之行之”，修改后删除了第九十四条导致《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缓刑的考察监督机构。

⑦参见“保安处分法执行”第74—2条，“更生保护法”第11条。

参考文献：

[1]史振郭.两岸缓刑制度的新发展与比较借鉴[J].犯罪研究，2012（3）.[2]欧阳竹筠，吴殿朝.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1）.[3]龙洋.我国大陆与澳门、台湾地区刑法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A].李希慧、刘宪权.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册.[4]马克昌.台湾地区刑法缓刑制度修正评述[A].李希慧、刘宪权.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