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

第一篇：浅析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

作者：潘珏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专业学号：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也日趋严峻。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更充分地体现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应适当放宽和完善对缓刑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缓刑

未成年人尚处于心智不成熟的状态，此时难免由于年少无知做出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未成年人接受改造后往往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法律也一直秉承着对未成年人犯宽大处理的政策，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外，继199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1999年又施行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标志着我国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和心理健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文也有十几个，但对于未成年人缓刑的应用，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提到了被判处拘役、法定刑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判处缓刑。对比世界各国，我国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这方面的法规远远不够。

一、我国未成年人缓刑应用的现状

（一）我国与世界各国未成年人缓刑应用的对比

缓刑作为一种对犯人的宽大处理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既能节约社会资源，也能给予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其在社会的大坏境中反省自己。美国学者史卡陪第与史第文生曾作过一个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缓刑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影响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间在新泽西州爱克丝县被判刑的16岁至18岁的1210名男性未成年犯罪人。他们对研究对象追踪至1966年6月底为止。这1210名研究对象被分为四组，最大一组为943名的缓刑组，其他三组为受缓刑以外处遇的未成年犯。研究结果表明，缓刑组的再犯罪率远低于受其他处遇组的再犯罪率，且缓刑组成员有较低的反社会性、较佳的社会适用能力与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这也说明了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的改造具有极大的意义。在国际上，缓刑一直被认为是代替监禁的最好方式，犯人的人格尊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缓刑制度是一项兼具经济性与人道主义的制度。

美国于1870年首创了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从此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使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中国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的比例虽然比成年人判处缓刑的要高，但仍远远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由立法上看，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也仅仅只有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一条，相比德国、日本，这样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也能看到，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被判处拘役、法定刑低于三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被判处缓刑的规定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完善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必须坚持的道路。

（二）我国缓刑应用的地区不平衡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认为，对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刑为主，弱化刑罚。而缓刑是监狱刑的最好代替方式，能最大程度上的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使其回归社会的怀抱。贺州市中院2002年至2005年生效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368人，适用缓刑的41人，占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总数的11.14%，占缓刑案件总数的12.69%，而2004年北京市宣武区生效判决有罪的未成年人91人，适用缓刑 37 人，占缓刑案件总数的40．7%。由对比数据可知，由于我国对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规定并不够完善，各地区之间对于未成年人犯判处缓刑的比例具有较大的差异，这极容易使民众产生司法不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试想一下，一地区的未成年人犯与另一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犯了同样的罪名，但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很可能造成判决的不相同，这件事如果被媒体报道，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大讨论，引发不满的抗议。

二、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存在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过于严格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未成年人正处于心智不成熟的阶段，犯罪后改造的空间很大，缓刑相比监狱刑对未成年人的改造效果也被证明更加好。因此对于未成年人判处缓刑，我国立法应给与更大的空间。笔者认为，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对于不属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重伤，贩毒，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八类恶性犯罪的累犯可以适用缓刑。对于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对于非暴力性质的犯罪，例如盗窃等罪，可以从宽把握，将三年以下改为五年以下，判处缓刑，但是对于暴力性质严重危害生命的犯罪且毫无悔意的未成年人犯罪，要从严把握。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也能让未成年人在社会、家庭、学校的关怀下重新做人，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二）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考察中存在的几点问题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作为未成年人，本来就禁止出入娱乐场所、网吧等不适合未成年人出入的特定场所。因此未成年人缓刑犯也应当禁止出入一切不适合未成年人出入的场所。

此外，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宣告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迂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第一条的规定显得过于空洞，没有实际意义，对未成年人缓刑犯更不具有教育、考察的实际效果。而第三条，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显得不太实际，如今网络发展迅速，而未成年人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网络更为熟悉，未成年人缓刑犯在网络上交友、聊天，哪一样都比面对面的会客交流更为迅速，到底网络聊天是否属于会客，考察机关对此难以把握。第四点，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所谓的离开，到底是外出游玩还是长期迁居，在实践中，考察机关都难以把握。

三、未成年人缓刑制度适用的完善

（一）未成年人缓刑的考察机关

刑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依照规定，由

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监管，缓刑犯所在的基层组织或单位应对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但是由于公安机关业务繁多，往往难以兼顾考察未成年人缓刑犯平时的生活和办案工作，而由于未成年人没有所在的基层组织或单位，给公安机关的平常的考察带来极大的不便，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的犯罪往往是由于周围不良习气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考察，应该由未成年人所在的社区开始，由公安机关组织，建立社区监管小组，从而完善对未成年人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此外，如果未成年人缓刑犯继续上学，其所在学校应该负有监督、考察的责任。学校负有对未成年人犯的引导责任，应该采取各种方式，使未成年人在学校的大环境中得到新知识，交到新朋友，获得新生活，走向新道路。

（二）保障未成年人的上学权利 由于未成年人缓刑犯的身份特殊，在社会、学校往往得不到认可，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缓刑犯的上学权利并不能得到平等地对待，甚至有一些学校明确的以曾经犯罪为由拒绝未成年人缓刑犯继续上学，在高考报名时，也受到学校要求其经过考察的挫折。那么，未成年人在缓刑期间到底有没有权利继续上学或参加高考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 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但是，此条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运行，笔者认为，学校作为挽救未成年人的关键场所，应当聘请资深的教师，采取积极的措施让未成年人缓刑犯融入集体生活，在学习、交往中重获自我。也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学校明确或以变相的形式拒绝未成年人犯继续学习的予以罚金等处罚。

（三）罚金刑与缓刑结合罚金刑作为一种重要的附加刑，可以对未成年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但由于未成年人没有收入来源，可由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代为抵扣，这并不违反刑罚自负的原则，也能让未成年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得到反思，明白金钱得来的不易。且以罚金刑为主的财产刑在世界各国适用的比例广泛增加，日本进入70年代后罚金刑所占比例在96%以上，我国台湾进入70年代后，罚金刑所占比例达到54%-67%。由此可见，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是合乎世界发展的潮流的，但笔者认为，并不是每一种罪刑都适用罚金刑，对于未成年人以获取金钱利益为目的犯罪，应当适用罚金刑。而其他类型的犯罪，就要经过谨慎的考虑，对于暴力性的犯罪，更加要从严把握。

未成年人参与社会劳动与缓刑相结合的刑罚方式，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司法最低限度规则》“尽可能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禁机会，采取其他代替措施。”的原则，能有效减少未成年人的监狱刑，使其在社会劳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重回正确的人生道路。结语：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事关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事，是司法机关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课题。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未成年人缓刑的立法状况和司法效果如何，是检验一个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程度高低的标尺之一。同时，有效、合理地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积极为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创造改造条件，又能对改造未成年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当加快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立法步伐,积极探索、积极实践,使缓刑这种非监禁的刑罚方式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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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余武：《危机干预模式在未成年缓刑工作人员矫正工作中的应用》，基层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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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景勇：《我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分析》，法制与社会，2011.06（下）

[6] 曾艳娇，曾志伟：《系统论视野下的外地未成年人缓刑适用》，调查与研究

第二篇：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我国97《刑法》第72条至第77条的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没有被发现判决

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1、我国缓刑适用现状。

一、适用率偏低，没有广泛使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缓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缓刑的适用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受犯罪情势、公众舆论等影响，监禁率和监禁人口有明显上升，但与我国相比，缓刑率仍远高于我国。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有1，397，505人处于缓刑之中，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0万中有536.16处于缓刑监督之中，而同年，美国的监禁率仅为10万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95，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217；苏格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109，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其缓刑率为10万之117.12；荷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57，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79.14；日本的监禁率和缓刑率都很低，但是缓刑率也超过了监禁率，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30，而其缓刑率高达10万分之47.17.同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低得多，1999年仅有14.86，全年才有9万名罪犯被判处缓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缓刑期计算，我国现在处于缓刑之下的总人口也只有27万，而我国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经超过了141万。近两、三年来，我国适用缓刑情况有所改善，但缓刑适用率仍远低于上述其他国家。

二、没有正确使用，社会观感不好。缓刑适用因人因时而异，量刑标准不统一。即使是性质相同的案件，有时候能适用，有时候不能适用；

“严打”时期缓刑适用较少，非“严打”时期缓刑适用相对较多；有关系的人能适用，没有关系的人没法适用。缓刑有时成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还有对本地人适用得多，外地人适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适用条件，但当地的法院却因为是他外地人不予适用缓刑，而判处拘役或较短的徒刑。刑种适用过于集中，特别是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率太高，与我国反腐败形势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产生误解。

三、缓刑考察监管效果差。公安机关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察机构，而是把考察的任务压给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况且缓刑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所以该建档没建档，该跟踪监督的没跟踪监督，把缓刑考察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没有也不会主动地做好此项工作，因而无力有效地监督、改造在社会上服刑的缓刑犯，致使这部分人往往处于放任自流，现实中常常出现了“法院只管判，考察无人管”的状况，缓刑成了免刑。

2、制约我国缓刑全面适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缓刑的执行费用显然比监禁刑低，政府部门可以节省监狱的建设费用、设施运行与维修费用、犯罪人的伙食费用、看守人员工资等等。但是，对缓刑犯的执行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如缓刑执行人员的薪水、培训费用、日常办公的费用、考察出差补贴等等。据了解，1992年美国执行一名常规缓刑犯的日平均费用是1.75美元，到现在恐怕更高。在英国，80的缓刑的执行费用来自政府预算，20来自地方财政。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在缓刑执行方面的投入是相当低的。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缓刑执行预算，地方政府也没有专项的补贴，对缓刑犯考察所需的费用主要是财政拨给公安日常办案的那一块，并没有缓刑考察专项资金，这势必影响到考察运作的积极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释滞后。

（一）我国刑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作为缓刑考察机关并不科学。1997年《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作为缓刑的执行机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执行缓刑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身份和职能不相称，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而缓刑执行虽然是一种量刑制度，但内容有行刑的范畴，这就违背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一刑事诉

讼基本原则。其次，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重责，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任务十分繁重，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因而，由公安机关担任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不科学，难以满足缓刑考察的现实需要。

（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规定过于原则，立法、司法机关没有对如何适用该条件作出明确具体司法解释，法官在应用中难以准确把握。《刑法》第72条的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使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该条款中的“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只是一种粗线条、原则性规定，刑法不可能也不必对适用条件作出涵盖一切可能的规定，实践中具体的应用法律问题应由司法解释给予解决。但1997刑法已实施多年，立法、司法机关并未对该法条作出具体如何应用的司法解释，使得法官在办案中由于该条款规定过于原则、抽象而难以准确把握。由于在法律适用上没有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同一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在不同的法官手里，会得出不同的预测结论。最后该缓刑的得不到缓刑、不该缓刑的被缓刑了，使缓刑适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三）法律缺乏针对缓刑犯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司法解释又没有补足，造成执法困难。对于缓刑犯在缓刑考察期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什么情况该报告、什么情况不必报，对缓刑执行应如何监督等内容法律没有作出详尽的具体规定。在具体操作中，虽然公安机关有个关于缓刑犯管理执行配套规定，但该规定只是对刑法规范缓刑犯行为的简单重复，没有对缓刑犯日常行为作出具体要求，也没有规定一些限制性的遵守义务和强制性的履行义务，如不能与哪些人接触、不能进入什么场所、不能携带什么物品等等。由于考察内容不够具体，没有强制性的应遵守义务，约束力极差，公安机关和监管考察小组对缓刑犯管理、考察无从下手，造成有的缓刑犯甚至无人过问，放任自流，不能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的管理、考察、约束作用。

3、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一些举措

一、改变执法环境

（一）加大投入，改善缓刑执行的硬件环境。改善缓刑执行的硬件环境投资包括：办公场所的设立，监管考察费用，考察人员的工资及培训费用，被害救济基金的成立，社区治疗、帮助就业机构的建立，缓刑犯资料的全国计算机联网等等。这些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政府应编出专门的预算，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建设。至于日常办公费用的不足，可由地方税收和通过慈善募捐给以补足。固定办公场所的设立，给缓刑犯和缓刑考察人员之间的联络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场所，方便他们的沟通，便于真正落实相关的报告制度。专职的考察人员、相应的工资待遇和补贴，提高了考察人员监管积极性。定期不定期的监管、考察培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提高专业的考察监管能力，才能做好各项考察工作。社区治疗、帮助就业机构的设立，为缓刑犯提供疾病的治疗、就业辅导等人道主义措施，有利于感化被执行人员，提高他们改造积极性，缓刑犯资料的全国计算机联网可以增加外地缓刑犯执行的可行性等等，这些措施的完善，为缓刑犯的考察提供一个很好的载体，才能把各项考察工作落到实处。

二、完善立法及司法解释

（一）修法改变考察机关的规定，把缓刑考察权赋予一个比较合理的专门机构。既然由公安机关负责考察并不合理，就应通过修法进行重新调整，把考察监督权赋予一个合理的专门行刑机构。我国的基层司法局就是现成的一个通过小改造就能负起缓刑考察职责的单位。一方面，我国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了司法行政机关、但由于职权配置的不合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工作量很小，据笔者调查，现在一个乡（镇）一般配备2名司法人员，每年只承担少量的民事司法调解任务，一个月一般只有一件左右，有些地方甚至整年都没事干，其曾经主管的律师、公正工作等正朝着行业自律的社会化管理模式演变，这使得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虚置”现象。在另一方面，我国乡镇与街道一级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体系，且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到2000年底，全国已建立司法所4.02万个，占全国乡镇（街道）建制数近80％，司法所队伍发展到9.4万人，专职司法助理员队伍5.5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1％；此外还有近万人兼职从事司法助理员工作。另外，到2000年底，全国建立了34219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具有贴近社区、面向群众的优势，在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基层单位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上级主管部门司法部、司法厅又是具有行刑管理权的单位，有较好的行刑经验。缓刑考察虽然不属于行刑制度，但其内容上也具有一定的行刑内涵，所以，应当整合现有的基层司法行政体系资源，通过修法把缓刑考察监督方面的职能由公安机关转变给司法局，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缓刑执行专业化培训，逐步将其改造成为以执行缓刑为主要职责的专门执法机构是可行的。

（二）应在司法解释中细化缓刑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典第72条只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性条件，立法或者司法机关应当对如何应用该条件做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便于法官操作。首先，应对什么情形属于“有悔罪表现”提供明确可循的依据，例如，投案自首、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已罪行、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减少犯罪造成的损失、积极退赃和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等，都可视为悔罪的具体表现。其次，可以考虑从正反两方面为缓刑的适用提供具体应用法律的导向，即：一方面明示可以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或罪犯类型，引导司法人员对此类符合缓刑条件的犯罪人优先适用缓刑，如交通肇事罪、失火罪等过失犯罪、自诉案件、家庭或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中止犯，未遂犯、胁迫犯等等；另一方面，可以明令禁止或需要限制适用缓刑的犯罪或罪犯类型，除了现有的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之外，补充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抢劫、拐卖人口、黑社会性质犯罪和贩毒等性质严重的犯罪类型，以及惯犯、犯罪集团或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等，应限制缓刑的适用。此外，立法规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应结合判前人格调查情况作出判断，法官不能只根据个案的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外在特征推断其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故在细化缓刑适用标准的基础时，把缓刑犯的判前人格调查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纳入决定是否给予适用缓刑的依据。

（三）、充实缓刑考验期内的行为规范，增加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我国1997刑法第75条规定了四项被缓刑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即（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同国外立法相比，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显得过于简略、空泛，所以考察机关在制定相关配套执行细则时，应参考国外立法，增加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条款，让缓刑犯老老实实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罪犯。一类是增加一些禁止性条款，其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对被缓刑人的行为约束，督促其过守法生活，避免重新犯罪。例如，要求他们不与吸毒人员来往、不从事特定的职业活动；不在专门指定的任何地点出现；不参与赌博；不与某些被判刑的人来往；不得威胁犯罪受害人、证人；不持有或携带管制刀具、不得光顾那些可能导致犯罪的场所（如酒吧、娱乐场所）；不得接触那些有劣迹、可能促成其继续犯罪或提供犯罪机会的人；不得拥有、传递可能导致犯罪的物品。另一类是义务性条件。这类条件旨在培养罪犯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再社会化。缓刑犯须遵守的义务性条件有三类，一是财产方面的条件，如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按时缴纳罚金或提供其他服务等；二是处遇方面的条件，如接受文化教育、向被害人当面道歉、职业训练、戒酒解毒治疗和精神治疗等；三是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条件，如要求罪犯认真参加工作、尽心供养家庭和抚养子女、定期到社区义务劳动等。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第三篇：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有关问题探讨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及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我国随着治安状况日益严竣，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刑罚，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犯刑罚的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未成年犯刑罚适用更应体现宽的一面，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缓刑的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必要性

刑法中的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因适用短期自由刑而对很多初入狱后所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二是缓刑可以保全犯人之廉耻，促进其悔改。因而缓刑在刑事政策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有学者对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针对未成年犯生理心理并未发育成熟，主观恶性不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身心特点，本着对未成年人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理应更注重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因为，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事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由于监禁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因监禁带给未成年犯终身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而影响其回归社会。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监禁并非改造未成年犯的良策，未成年犯选用缓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问题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也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第一，罪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第三，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适用并没有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缓刑适用的问题上，还是强调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应区别对待的精神，即对未成年犯在符合法定缓刑条件时，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放宽条件适用缓刑。但应该看到这一点点对未成年犯在适用缓刑上的宽松条件，不足以发挥对未成年犯所起到的保护、教育及挽救的作用。在中国刑法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因此，缓刑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累犯以及被判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缓刑，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罪犯。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做了从宽掌握的规定。但由于立法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与成年人罪犯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而未成年犯罪一般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特定时期生理的特征引起的，带有盲目性和冲动性，可塑性很大。特别是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来说，所实施的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从分则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可能性极小，这样，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几乎成为不可能，无疑限制了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缓刑的适用。如果他们由于年幼无知和不良诱惑走向犯罪后，不得不在高墙铁窗内度过漫长刑期，这是否与刑罚的人道主义发展倾向相背离呢？如果让期尽早回归社会，他们仍有希望开拓全新的生活。我们应该对未成年罪犯予以特殊保护，而不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作特别规定，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是完全必要的，符合法律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本意。

三、完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两点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应做特别规定。我国刑法设立缓刑制度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而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上的从宽，更体现了国家的一贯支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建议应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刑度条件放宽。可以对被判处拘役或5年或更长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样放宽刑度条件，不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原则，而且有利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康复。

（二）建立相应健全的缓刑执行机构。“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验到法律

和社会的宽容。当然缓刑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预防效果，但由于未成年人的特点，其本身就缺乏自律性，容易受不良影响，如果放任其回到社会中去，一遇上适当的气候，又会重新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多，不乐于接受缓刑未成年犯，基层组织反而成了监督的主角，对缓刑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针对未成年犯罪的特点，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有专业人员负责对执行缓刑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更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矫治，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改造工作，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

第四篇：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

我国97《刑法》第72条至第77条的规定，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给予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暂缓其刑罚的执行，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再犯新罪或没有被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1、我国缓刑适用现状。

一、适用率偏低，没有广泛使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缓刑是刑法的“第三根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缓刑的适用在整个刑罚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受犯罪情势、公众舆论等影响，监禁率和监禁人口有明显上升，但与我国相比，缓刑率仍远高于我国。据联合国1994年的统计，美国有1，397，505人处于缓刑之中，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0万中有536.16处于缓刑监督之中，而同年，美国的监禁率仅为10万分之389；在加拿大，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95，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217；苏格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109，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其缓刑率为10万之117.12；荷兰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57，其缓刑率为10万分之79.14；日本的监禁率和缓刑率都很低，但是缓刑率也超过了监禁率，其监禁率为10万分之30，而其缓刑率高达10万分之47.17.同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率低得多，1999年仅有14.86，全年才有9万名罪犯被判处缓刑，即使以平均三年的缓刑期计算，我国现在处于缓刑之下的总人口也只有27万，而我国目前的在押罪犯已经超过了141万。近两、三年来，我国适用缓刑情况有所改善，但缓刑适用率仍远低于上述其他国家。

二、没有正确使用，社会观感不好。缓刑适用因人因时而异，量刑标准不统一。即使是性质相同的案件，有时候能适用，有时候不能适用；

“严打”时期缓刑适用较少，非“严打”时期缓刑适用相对较多；有关系的人能适用，没有关系的人没法适用。缓刑有时成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还有对本地人适用得多，外地人适用得少，甚至不用。一些外地人即使符合适用条件，但当地的法院却因为是他外地人不予适用缓刑，而判处拘役或较短的徒刑。刑种适用过于集中，特别是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率太高，与我国反腐败形势相悖，使得老百姓不解，甚至产生误解。

三、缓刑考察监管效果差。公安机关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公安机关内部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察机构，而是把考察的任务压给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所一般配置5至7名警察，警力薄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办理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实际上无暇顾及行刑工作。况且缓刑考察工作在业务上与公安机关的业务并无实质联系，公安干警缺乏专业监管考察素质，所以该建档没建档，该跟踪监督的没跟踪监督，把缓刑考察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没有也不会主动地做好此项工作，因而无力有效地监督、改造在社会上服刑的缓刑犯，致使这部分人往往处于放任自流，现实中常常出现了“法院只管判，考察无人管”的状况，缓刑成了免刑。

2、制约我国缓刑全面适用的因素。

一、政府投入不足。缓刑的执行费用显然比监禁刑低，政府部门可以节省监狱的建设费用、设施运行与维修费用、犯罪人的伙食费用、看守人员工资等等。但是，对缓刑犯的执行毕竟需要一定的费用。如缓刑执行人员的薪水、培训费用、日常办公的费用、考察出差补贴等等。据了解，1992年美国执行一名常规缓刑犯的日平均费用是1.75美元，到现在恐怕更高。在英国，80的缓刑的执行费用来自政府预算，20来自地方财政。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在缓刑执行方面的投入是相当低的。国家并没有专门的缓刑执行预算，地方政府也没有专项的补贴，对缓刑犯考察所需的费用主要是财政拨给公安日常办案的那一块，并没有缓刑考察专项资金，这势必影响到考察运作的积极性。

二、立法疏失、司法解释滞后。

（一）我国刑法规定由公安机关作为缓刑考察机关并不科学。1997年《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作为缓刑的执行机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执行缓刑与公安机关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身份和职能不相称，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而缓刑执行虽然是一种量刑制度，但内容有行刑的范畴，这就违背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一刑事

第五篇：缓刑适用的调查报告

浅谈缓刑适用的现实与未来

--09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近年来，山东法院系统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思想，在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充分关注罪犯矫正问题，在维护刑罚公正和保证社会安全的基础上，对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逐步加大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虽然各地法院缓刑适用率不断提高，对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缓刑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仍需完善。

调查时间：2009.3—2009.4调查地点：日照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庭

调查方式：问卷式访谈式

我国刑法典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法的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一项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法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助于贯彻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除此之外，还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的发挥刑罚的功能，有助于更好的实现刑法的目的，是实现刑罚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缓刑的适用对于现代的审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我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缓刑在像是中的适用非常频繁，据了解山东法院的缓刑适用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盗窃、抢劫、职务犯罪（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等几类案件中，占全部缓刑犯人数的７５.０８％。其中，交通肇事罪，缓刑适用率最高，已达到此类案件数量的８１.５％；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率为５８.７８％；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为５３.９％。而盗窃、抢劫犯罪的缓刑适用控制相对严格，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２７.３４％、１９.５０％。更进一步了解到，２００６年山东各级法院判处的缓刑犯人数比２００１年增长了８３.２４％，这与全国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缓刑适用率的不断增长，是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也表明了缓刑适用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性。但在缓刑的适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是对缓刑适用标准规定不明确，各地法院缓刑适用不平衡。各市法院、同一市的各基层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仍然存在着缓刑适用标准不一的现象，这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

其次，由于个法院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不同，存在机械适用缓刑、个别案件缓刑适用不当的现象。表现在有些案件应当适用而没有适用缓刑，如有的法院要求对抢劫犯罪一律不适用缓刑，有的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力度还不够大等等。有些案件依法适用缓刑但社会效果不好，如对职务犯罪缓刑适用率过高群众反响强烈。此外还存在为适用缓刑而刻意地对犯罪分子减轻处罚的情形。

最后、监管不到位，缓刑犯管理失控。对缓刑犯实施监管就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对缓刑犯的具体表现进行观察并进行监督管理的制度。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进一步明确了缓刑考察机关，并且详细规定了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内所必须遵守的有关缓刑犯监督管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却不难发现，由于监管不力，缓刑犯管理失控的现象仍相当严重。有时07

年的判决到了08年才得到执行，这就失去了缓刑制度存在的意义。

针对以上缓刑适用现状的不足，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不断完善缓刑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缓刑适用的可操作性，降低因法官个性差异和个人好恶而给案件当事人带来不合理的影响，增强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透明度，克服非法干扰，从而树立和强化裁判的公信力。同时公检法司等部门要加强缓刑适用证据收集工作，为法官审判提供准确依据。

第二、完善缓刑案件办案质量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缓刑案件办案质量。制定有关适用缓案件讨论监督办法，进一步加强对缓刑案件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实行缓刑案件主管院长签发制度，对于部分影响较大或有分歧意见的适用缓刑案件要提请审判委会讨论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切实规范缓刑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积极发挥本院审判监督职能作用。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要进一步加强判决书的说理性。缓刑案件的判决书除了要列明案件的定罪证据、量刑证据，还要从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恶性等方面全面阐明适用缓刑的理由和依据。通过判决书的详细说明和充分论证，将缓刑适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揭示出来。

第三、强化对缓刑犯的回访考察。法院要准确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依法对适用缓刑的罪犯进行减刑并缩短考验期限，对具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缓刑犯，依法裁定撤销缓刑。要做好缓刑犯及相关法律文书的交接工作，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社区矫正组织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对未能及时报到并接受考察的缓刑犯，情节严重的，根据公安机关的提请，依法撤销缓刑。法院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社区矫正组织，有效地对缓刑犯进行奖惩，加大对缓刑犯的教育、感化、挽救、矫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