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5篇

第一篇：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1)

一、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缓执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然是缓执行制度，但却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时进行缓刑宣告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其固然要关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这就是“顾后”，但其更加关注犯罪人以及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瞻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一样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为此可以说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有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也仅为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但该项制度设计仍然是一项远未发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体制，况且一项制度的移植与建构，需要有历史文化的吻合、观念的准备、经济的基础，其他制度特别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项制度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在理念及价值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我国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价值目标，又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与我国现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特别是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判断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自终都应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而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之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得到补偿，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当然在此理解的恢复性不能机械地界定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之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状态损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际关系方面，而恢复性司法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得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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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㈠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三篇：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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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作者：许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缓刑制度旨在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鼓励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预防再犯。海峡两岸的缓刑制度存在诸多差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缓刑制度价值的实现。本文立足于两岸现行刑事立法，结合相关刑事法律的修改，展现两岸缓刑制度的差异，并以缓刑制度价值实现为标准，分析大陆缓刑制度现存的诸多不足，以期冀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缓刑；价值；适用条件；期限；考察机构

一、缓刑适用条件

（一）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缓刑适用的对象条件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即“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宣告”，可见大陆和台湾的缓刑都适用于刑罚处罚较轻的罪行。

表面上大陆的缓刑适用范围要广于台湾，然而实际上台湾缓刑适用面却更广。第一，台湾地区的罚金刑属于主刑，而大陆地区的罚金刑属于附加刑，台湾缓刑的适用刑种即比大陆多出了一种，而由于台湾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面更为宽泛，则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缓刑的适用范围。第二，大陆刑法分则中，三年是有期徒刑中较高法定刑幅度和较低法定刑幅度的界限，这就给法官判处三年以上徒刑以排除缓刑适用留下了可能，同时很多罪行的法定刑都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①台湾刑法很多罪名配置的法定刑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等等，②这样就使得台湾“刑法”中能够适用缓刑的罪名多于大陆。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的危险；4，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会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台湾地区“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适用实质条件是：1，认为暂不执行为适当者；2，未曾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3，即使因为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但是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岸法律都注重适用缓刑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一方面要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都将犯罪人事后的态度或者表现纳入决定是否缓刑的标准中，“两岸缓刑制度的实质条件都注重犯罪行为的情状，犯罪后的表现，……，体现出缓刑刑罚价值的趋同”。但同时缓刑制度的差异也很明显：1，大陆《刑法》

要求判处缓刑需符合四个条件，而且必须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台湾“刑法”中只要求“暂不执行适当”作为实质条件，而且刑法并没有明确其内容，得交由法官进行判断；2，大陆刑法更多的考虑刑法防卫社会的功能，四个条件都着重于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和影响；而台湾“刑法”中不仅考虑罪后行为，也考虑犯罪人的罪前情况，体现保卫社会和防止再犯，感化教育并重的特点，更符合缓刑制度的价值。③

二、缓刑期限，犯罪人负担及考察机构

（一）缓刑的期限

大陆《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期：拘役的缓刑考验期为2个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考验期为1年以上5年以下。④与此相比，台湾“刑法”并没有根据刑罚种类不同而对缓刑考验期有所区别，无论犯罪人被处以罚金，拘役或是有期徒刑，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缓刑考验期均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与台湾相比，大陆缓刑考验期限有两个特点：1，根据不同的刑法种类规定缓刑考验期；2，考验期的起点一般都略高于所判处刑罚的起点而低于刑罚的最高期限。一方面通过区别对待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法根据犯罪人罪行的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确定不同幅度的考验期。另一方面对考验期起点的限制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

（二）考验期内犯罪人的负担

大陆《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台湾“刑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犯罪人的八项义务，包括向被害人道歉，立悔过书等。

将上述条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1，大陆缓刑是“应当性义务”法官没有排除适用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的自由，而台湾“刑法”则规定法官“得斟酌情形”进行裁量。2，大陆缓刑所规定的义务着重于对犯罪人的限制和制裁。相比之下，台湾缓刑期的义务内容更加丰富，不仅着眼于对犯罪人的限制，还规定了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帮助这有助于防止缓刑期间内犯罪人放任自流导致缓刑有名无实，帮助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也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进行补偿和抚慰，这充分体现了缓刑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的目的。⑤

（三）缓刑的考察监管机构

根据大陆《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刑法修正案

（八）》出台之前，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导致监管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刑法》规定了对缓刑人员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然而，针对社区矫正的实施机构，《刑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台湾“刑法”也没有明文规定缓刑的监管机构，⑥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了犯罪人应当向“指定之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或社区”提供劳动，在“保安处分执行法”和“更生保护法”则规定：犯罪人应服从检察官及执行保护管束者之命令，离开在10日以上时，应经检察官核等义务。⑦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台湾通过对缓刑期内义务履行进行规定来明确缓刑的监管机构，与大陆相比：1，台湾的考察机关机构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加强犯罪人与周边社会接触交流，促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所接纳；2，通过对具体义务的履行落实监管机构职责的方式，更有利于督促相应机构进行监管；3，台湾地区基本遵循着“国家”，“社会”，“个人”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模式，这对大陆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 释：

①如大陆《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②如台湾“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意图刺探或收集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未受允准而入要塞、军港、军舰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或留滞其内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意图供行使之用，而贩卖违背定程之度量衡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区在2005年修正“刑法”时，将原有的“

一、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以内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改为了现行法律中强调“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宣告”，体现了台湾“刑法”更加注重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感化轻微犯罪和初犯，促使其回归社会的立法宗旨。④根据《刑法》第四十二条“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⑤在“保安处分法”和“更生保护法”中关于保护管束的内容更为丰富和详尽，如犯罪人不得与素行不良之人往返，辅之以就业，就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等等。相比之下大陆刑法中对缓刑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更是易于导致缓刑制度趋于有名无实的现状。

⑥台湾“刑法”在2005年修改以前的第九十四条规定“保护管束，交由警察官署、自治团体、慈善团体、本人之最近亲属或其他适当人之行之”，修改后删除了第九十四条导致《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缓刑的考察监督机构。

⑦参见“保安处分法执行”第74—2条，“更生保护法”第11条。

参考文献：

[1]史振郭.两岸缓刑制度的新发展与比较借鉴[J].犯罪研究，2012（3）.[2]欧阳竹筠，吴殿朝.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1）.[3]龙洋.我国大陆与澳门、台湾地区刑法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A].李希慧、刘宪权.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册.[4]马克昌.台湾地区刑法缓刑制度修正评述[A].李希慧、刘宪权.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册.

第四篇：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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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

作者：陈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缓刑考察监督制度是缓刑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础，其制度是否合理决定着缓刑犯改造的成败。我国缓刑监督制度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监督内容的单一和主体的缺失是问题症结所在，所以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应予完善，通过对缓刑犯的矫正实现刑罚社会化得目的。

【关键词】监督；缓刑制度；考察

一、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概况

（一）我国缓刑制度现状

缓刑制度不仅是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由于它符合刑罚的人道化、轻缓化、个别化等理念，故它的存在，是我国刑法理念中所倡导的惩罚与宽容、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刑法的实施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根据一些官方网站对近几年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判决结果的统计数据来看，判决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如此高速增长的比例，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简况

1.监督考察的内容

关于监督考察内容，我国刑法第七十五条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如下四个规定：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是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是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是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2.监督考察的主体及其责任

缓刑监督考察的主体是指由谁来对缓刑犯进行监督考察，关于监督考察主体，97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从目前的做法来看，缓刑的监督考察工作主要是由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自治组织及承办该案件的司法机关来完成的。

3.监督考察的期限

缓刑监督考察期限是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监督考察的法定期限，我国刑法第73条规定，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

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现行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监督考察主体及其职能的缺失

我国法律只对缓刑监督考察机关作了具体规定，但对具体考察人员和职能没有明确的设置，更没有具体的考察程序和方法。就考察机关而言，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阶段，公安机关长期工作在恶劣的治安环境中，人员严重不足，工作任务繁重，对缓刑监督考察无暇顾及，往往对缓刑犯一缓了之，缓而不管。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监督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二）监督考察的内容过于笼统

本文之前所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有四个规定，但这四个规定对服从监督考察、报告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及离开居住地的理由和时间都缺乏细致的规定，监督考察措施缺乏应有的规范标准，造成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可操作性极差。

（三）重管束而轻矫正

现在各国对于缓刑监督考察施行管束与矫正相结合的形式，前者规定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间应遵守的规定和履行的义务，后者体现对缓刑犯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帮助。从我国的立法和现实操作来看，重管束而轻矫正的现象非常明显。

管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其使服刑人员远离可以导致其犯罪的环境，场所及对象，并使犯罪分子在管束中意识到自由的可贵，从而改过自新。但是只靠这点是不够的，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加强对服刑人员的管束，并没有针对缓刑犯的具体情况给予帮助、辅导和矫正。这种管束甚至造成缓刑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对立面这一想法，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抵触和逃避，不利于其释放后走向自新，融入社会。所以对缓刑犯的帮辅与矫正对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向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管束和矫正二者不可偏废，而我国的缓刑监督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点。

三、关于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完善监督考察人员的职能

我国现在的缓刑监督考察内容基本处于虚置状态，很大原因是考察主体的缺失。这样下去就算监督考察制度再细化再有针对性，但没有监督考察者，仍旧是形同虚设。所以建议由司法部牵头，结合地区司法局建立缓刑监督考察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法官、社区具有影响力的人员、医院、企业、教育机构等的代表组成，性质定为介于政府机关和明间团体间的社会服务团体，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行使监督考察缓刑犯，对其进行帮扶，教育等职责。

（二）加强缓刑矫正措施

增设缓刑矫正措施，是当代加强缓刑监督考察制度的趋势，也是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完善的标志，个人认为缓刑矫正措施的施行应当以社会力量为主，但仍由监督考察执行机关进行调整和决定。考察机构与当地社会力量进行沟通，借助一些社会团体和志愿组织参与到矫正措施中来，通过对缓刑犯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辅导，以课程安排与交流活动为主要方式，帮助缓刑犯认识自己的错误，树立新的、正确的价值观，使其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走向自新，融入社会。

（三）增设缓刑负担

为了实现罪刑均衡、刑罚平等等原则，各国纷纷在立法上增设缓刑负担，所谓缓刑负担，是指给缓刑人规定的类似于刑事制裁的义务，其目的是使已造成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对缓刑犯施行缓刑负担，可以弥补缓刑导致的刑罚不足问题，而且有助于缓刑犯表现的考察判断。

四、结束语

缓刑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制度之一，体现刑罚的人性化，合理化和缓和化的思想。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和传统刑罚思想限制，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尚未健全。希望本文所探讨的理论问题能被参考并适用于缓刑监督考察实践中去，最终目的是为了我国真正实现刑罚的人性化、社会化，帮助缓刑犯以新的姿态复归社会。

参考文献：

[1]王锐.我国缓刑监督考察内容的缺失及其完善[J].人民检察，2009（9）.[2]鲍欢欢.刑罚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研究[J].安徽大学，2011.[3]冯全.中国缓刑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4]屈耀伦.我国缓刑制度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第五篇：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摘要】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依附于刑罚而存在的一种执行刑罚的方法，是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缓和化、个别化、人性化、经济化融为一体的刑罚制度，缓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体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缓刑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在适用缓刑条件的规定上过于原则化、系统化，在适用的程序上有待改进和完善，且缓刑执行的内容及制度不够完善，还存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响了缓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建立考察联动机制等级，从而保证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作用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缓刑的刑法价值也会得到更大化的实现。【关键词】缓刑适用条件问题完善

当今社会，人类对自身价值倍加重视，体现在刑罚上就是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发展，随着肉刑的被废止和死刑的被严格限制，自由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公正、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但在我国，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现行《刑法》有关缓刑适用规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缓刑的适用率一直非常低，没能让缓刑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缓刑的概念

我国的刑法典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先决条件，缓刑不能脱离原判刑罚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处缓刑。缓刑的基本特征

为：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但又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所判刑罚的可能性。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不同，与监外执行不同，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不同。

（二）缓刑的重要意义

缓刑适用制度是依据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具体化，是依靠专门的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是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实践证明，把那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会上，置身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时利用社会力量鼓励犯人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贯彻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根据上述规定，适用缓刑需符合前提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

（一）缓刑的适用前提条件

其适用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缓刑的适用实质要件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促进犯罪分子改恶从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缓刑人员适用缓刑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尺度。认定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标准可以分解为：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三）缓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缓刑适用的情形。我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对于一人犯数罪，犯罪人被数罪并罚的条件下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犯罪人实施数罪，被适用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后，如果符合缓刑的条件，仍可宣告缓刑。

三、我国缓刑适用制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所需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而对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首先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由于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不同的预测结果。其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官不敢大胆适用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消极倾向。

（二）适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欠缺

从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来看，缓刑适用的决定权仅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则是通过对案情的认定、根据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观判断来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其实，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二是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没有社会（群众）的参与权。

(三)没有法官判断错误责任免除的规定

法官在处理一个具体的案件时，结合案情并通过主观预测认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适用缓刑。一但适用缓刑将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积极表现、改过自新、接受监督，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二是在考验期内又犯罪而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或者执行原判刑罚。然而法官办理案件不仅受到法院内部的监督，还受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但法官判断错误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受到行政处分。

（四）现行的监督考察体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农民进城务工、做生意、城镇居民去外地投资，搞项目，人口流动加剧，城乡居民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各种农村活动成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各种组织也因农村改革而成为一种松散状态，这大大增加了缓刑犯的监管考察难度，由于监管不力有的缓刑犯违法乱纪，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地影响了缓刑的质量。

四、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作出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

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

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1、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3、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4、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3、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4、同时犯数罪的；

5、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

6、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罚金缓刑制度

对罚金能否适用缓刑，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日本、法国、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规定可以对罚金适用缓刑，巴西、俄罗斯、瑞士和我国等的刑法典则明确规定对罚金不适用缓刑或者没有规定对罚金可以适用缓刑。笔者认为，从缓刑的功效、罚金缓刑的程度、罚金适用缓刑在理论和实践意义等方面来看，罚金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1.从缓刑适用的刑种来看，在自由刑和罚金刑并列的情况下，如果只允许自由刑适用缓刑，而罚金刑却不能适用缓刑，不仅在理论上依据不足，而且在适用中亦诸多便。尤其是因罪责轻没有科处自由刑而单处罚金时，形成事实上的较重的刑适用了缓刑，而较轻的却没有适用缓刑，有悖公平正义。

2.从罚金缓刑适用来看，允许罚金缓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罚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处相同数额的罚金，同罪同罚，看似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因为犯罪分子的经济承受能力存在着差异，对同等数额的罚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适用缓刑之后，则可平抑这种刑罚效果的实际上不平等；罚金刑的执行必须以受刑人拥有一定财产为前提，而受刑人贫富不均，对于无钱的受刑人，罚金刑是难以执行的，在适用缓刑之后，有助于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刑罚的适用应坚持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原则，罚金刑的适用难免要影响罪犯的亲朋好友，而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后有助于减少罚金刑的这一负面效应。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应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罚金刑弊端，使罚金刑功能更强大，适用范围更广，更好地发挥罚金刑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第二、规定罚金刑缓刑制度，实际上在单处罚金与免于刑事处罚之间设立一等级，便于对犯罪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使刑罚体系更加完整。第三、设立罚

金刑缓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缓刑制度的潜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觉悔过自新、改恶从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

缓刑保证金是指对缓刑人员在考验期内由提出担保的缓刑人员亲属或所在单位，向人民法院交纳规定数额的货币，保证缓刑犯遵守监督规定、不再犯罪的一项缓刑制度。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国外已颇为成熟，但在我国理论界仍分歧较大。赞成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在我国对缓刑监督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具有调动保证人监督缓刑人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可能导致“有钱才可以缓刑”的现象，影响缓刑的公正适用。笔者认为，单纯的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实践中未必能实现其目标价值，并且的确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诱因，因此，应当有条件的将缓刑保证金制度引入我国的缓刑制度，即限制适用主体----仅限于未成年犯。对未成年犯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对未成年适用缓刑保证金制度，既符合刑罚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缓刑的价值目标。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护；其次，缓刑保证金制度可以强化对未成年犯的帮教、考察。当未成年犯符合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排除条件，法官不能确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会”时，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缓刑保证金，并进行保证，法官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四）建立考察联动机制

一是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二是具体明确监督考察的工作人员。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在两委会中应当设置治安保卫委员，其代表基层自治组织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因此，可以明确由基层治保委员具体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由同级财政发给相应的报酬。三是明确监督考察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报告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情况，对是否撤销缓刑犯的缓刑提出建议，帮助缓刑犯发展生产，实现改过自新等。四是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确缓刑犯的强制报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脱管和漏管现象的出现。通过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1］李文燕、左坚卫《论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完善》，《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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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秉志、黄京平：《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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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