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

第一篇：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

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研究

【选题依据及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中国开历史先河实行了“开科举士”、“分科举人”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其操作方式主要是通过各地分别预选、全国统一考试和举荐相结合，采用诗赋、贴径、墨义、径义、杂文、策论等形式考核考生，籍以指挥学校教育，考评学校教育质量。它对于中国以至东亚、世界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选才的方式方法体现出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由于我国一些（“一些”删掉）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国民大多数只看到其弊端。本文秉持“弃其糟糠，取其精华”的原则，力图全面地考察科举制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其对我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系统研究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使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当代的教育评价制度。

【研究的创新之处】

1.本文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全面地考察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客观地分析其对我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

2.系统研究了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启示，以期找到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

【提纲】

1.科举制的历史演变

1.1隋朝时期科举制开始萌芽

1.2唐朝科举制正式形成1.3宋、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鼎盛

1.4到清朝末期，科举制被取缔

2.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影响

2.1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积极影响

2.1.1科举制以考试的形式追求教育评价的公平性

2.1.2科举制采用儒家的文化考核学生，籍以指挥学校教育（这点是影响吗？）

2.1.3科举制使古代教育评价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2.1.4科举制使中国建立起较早较完善的考试制度（2.1.1和2.1.4有重复的地方，看看是把它们合起来，还是换一个角度说）

2.2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教育评价制度的消极影响

2.2.1科举制只注重教育结果，而不注重教育过程和其他要素

2.2.2科举制使得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脱轨

2.2.3科举制度中考评者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3.科举制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借鉴和启示（启示和借鉴的内容都差不多，只谈启示就行，所以下面3.1删掉，只保留3.2；另外，3.2的内容太少，再加几点）

3.1科举制的教育评价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3.1.1秉持科举制的公开、公平

3.1.2学习科举制教育评价的教育管理和方法

3.1.3学习其教育评价与学校活动相配套

3.2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评价的启示

3.2.1要实现教育评价内容的全面化

3.2.2教育评价制度要随社会发展不断改革

3.2.3要注重教育评价的科学性

第二篇：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

摘 要：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关键词：民国时期；新疆教育；历史角度；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113-05

引 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历程，新疆的近代教育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高潮时期”。对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研究，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对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各式教育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列举与简介。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以作为当前新疆教育发展的借鉴。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新疆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积极响应，相继爆发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武装起义、伊犁起义和喀什噶尔起义。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新疆归附民国，实行共和。1912年5月，杨增新被中央临时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历史进入杨增新主政17年的民国时期。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其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统治危机，在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在其“主张人治、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新疆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杨增新从《阴符经》和《道德经》里总结统治政权理论，“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受欺比不受欺更有利，君子也应该故作愚人”。[1]杨增新统治初期，“新疆教育落后于内地，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增新”。[2]虽然杨增新采取愚民政策，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静制动，因时因势，以无为为有为，即无为则无不为也。”[3]杨增新在教育方面也是“有所为”的。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教育在他统治初期和后期发展有所不同。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不足，出于闭关自守政策考虑，杨增新政府没有立即着手发展新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已成为“致乱之根源”，[4]“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5]“据统计，1912年，新疆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6]“清末，新疆共有各类学堂606所，在校学生15691人。民国伊始，大多数学堂关闭，大大低于清末的数字，然而，4年过后，这种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改变。”[7]“当时，全省只有迪化、伊犁两地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但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民族教育。” [3]在杨增新执政后期，面对新疆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兼之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8]1916年，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同时，也设立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9]同年6月，杨增新创办政治研究所，因材施教。1918年，杨增新政府开办实业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医学研究所，培养医疗人才，“抉术行医，自谋衣食”。[10]到1919年，“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仅141所，学生总数4247人，教员总数202人”，[11]1920年，杨增新又设立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和经济等新式课程。1924年，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新疆高等院校的雏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在当时迪化创办蒙哈学校，主要培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子弟。对于外国人在新疆办学校，杨增新认为“大一回教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4]（238）并以“教育一事，关系内政，至为重要”，[12]下令禁止“民间私聘外国人充当阿訇”。[13]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教育，统治前期主要以小学教育为主，后期以初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而民族教育发展极其有限。作为熟悉西北边疆边情和民情的守旧官僚，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各项举措主要是奉行老子思想“无为而动，以静待动”。前者“节用爱人，不开奢侈之门”，后者“谨小慎微，不开祸乱之门”。[14]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教育

1928年，新疆经历“七七政变”之后，金树仁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开始了执政新疆5年的政治生涯。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一方面延续了杨增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对外关系上做了一些变动。教育方面，相比杨增新时期有所开通，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思想的指导下，“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 [6]（461）同时，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女子教育均有一定发展，并派遣部分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至1929年，“全疆有初等小学122所，学生5477人，到1931年增至153所，学生7162人。”[15]此时，“新疆的教育经费从1928年的533899元，增加到1932年的1880057元，学校也由1929年的122所，增加到1931年的153所；小学生总数由1929年的5477人，增加到1931年的7162人。”[11]金树仁执政后期，开始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1929年，初等教育经费184968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2元；1930年，初等教育经费156140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1元；1931年，初等教育经费161925元，中等教育经费234000元；1932年，初等教育经费113406元，中等教育经费255206元。”[7]由于金树仁处理“哈密事件”决策失误，全疆大部分地区相继爆发战乱。“1932年，全疆公立学校只有68所，学生2274名，较前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4]（243）这一时期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南疆各地都有经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在有关外国人参与学校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放宽，允许经文学校聘请外国人来这里充当老师，这些外国人打着教书传教旗号，大肆宣传“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为金树仁统治后期“双泛”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

1933年，由于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倒台，同年8月，盛世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边防督办，开始了执掌新疆10年的统治生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方面，均与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时期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和调整，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区域，文化当然也随之落后，更加上杨、金时代的愚民政策……所以使新疆的教育更显幼稚，文化更加落后。现在要想建设新疆，则必须积极扩充教育。” [16]在他执政初期，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提出了“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教育上，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教育方针，盛世才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与新疆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疆各种层次的教育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盛世才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据1937年底统计，全疆公立学校有：学院1所，学生300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4]（249）1935年，把金树仁时期的俄文法政学院扩大成立新疆学院。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了“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口号，在省立师范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1936年，并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主要编译各民族语教材，第二年，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等各地设区教育局，并在各县设立县立小学，使各地区各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影响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依靠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各方力量整合之前开办的学校，并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对于各民族学生给予各种优待，“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纸笔砚以及课本都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17]在留学方面，相比杨、金统治时期的官费派遣留学规模有所加大。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选送多批各民族学生分赴苏联、阿拉木图、安集延等地公派留学，学习各种专业技术，这些学生回疆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骨干力量。在社会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开始增设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继续发展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193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应盛世才本人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数百位共产党人前往新疆工作，在盛世才政府的行政、财政、民政和教育新闻等多个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为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使这一时期的新疆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及设施日趋完善和健全，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开办和发展学校，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并编译出版各种教材，社会教育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为培养新疆财政人才和骨干，毛泽民创办财经专修学校。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时，就倡导“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课程，举办新式专题讲座，对各民族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校园学风和面貌焕然一新。由于盛世才政府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的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显体现在新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的学校和学生均大量增长，公立学校从357所增至580所，学生从36575人增至91065人；会立学校从1400所增加至1883所，学生从99915人增至180035人。总计，学校从1757所增到2463所，学生从136490人增到271100人。”[18]在盛世才执政新疆后期，新疆的教育仍然继续发展。“到1942年，全疆公立学校已达到27.11万人；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分别比1937年增长140%和27.5%。此外还有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19]“据1946年统计，全疆小学教员共有6071人，其中不合格的有2000多人。”[11]同时，新文化运动在新疆也广泛开展起来，新疆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校、行政机构等都纷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先进文化思想。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1944年9月，盛世才政权垮台，国民党开始接管新疆统治大权。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新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新疆时间比较短暂，主政者更迭频繁，期间虽经联合省政府统治，但如昙花一现，国民党在新疆实施与内地一致的中央国民教育，并统一新疆教育体制，但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教育并没有起色。这一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成立西北文化供应社，在省会迪化供应内地和各民族的书刊报纸，组织新疆歌舞团到内地演出，邀请内地艺术家到新疆演出。不仅保障学术自由，而且鼓励科学研究。在民族文化方面，发扬保护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并成立编译馆，出版双语《天山画报》、《少年知识》和《文摘》等多种出版物，也发行多种民族文字日报。在学校方面，继续发展新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20]

五、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的历史作用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政权，无论是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时期，他们的统治政策都是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治意识分不开。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疆地方政权的首脑，都有一种自保意识，“自保意识是地方集团本能的反映，是民国时期各个地方集团都具有的一种政治心理。” [21]同时，民国时期的新疆军阀统治者作为地方势力，虽在地理区域上造成一定的分割，但对国家的分裂并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政权强大还是衰微的时候，他们都在公开场合甚至发文声称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22]杨、金、盛时期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并拥护和支持中央政权，但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介入新疆事务，自身也不参与内地的政治、军事纷争，使新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为谋求个人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一种“地方自治”的局面。虽然杨、金、盛治疆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的地方政权，这是新疆统治者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发展教育来维护自身的政权统治。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是处于近代教育的开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之执政者自身的文化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新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教育是中国封建的古代教育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的过渡阶段，是新疆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或初始形态。”[23]这一评价较为客观、中肯。金树仁时期，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与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总体上是延续杨增新时期的旧的章程，毫无建树。这一时期新疆教育略有发展，学校和学生人数均有所增加，各种教育机构有所发展，但由于金树仁政权短暂，连年混战，使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新疆教育处于停滞阶段。盛世才执政初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与内地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曾经繁荣一时，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发展高潮阶段。但到盛世才统治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盛世才开始投靠蒋介石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新疆的教育文化发展开始减缓。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虽然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每任新疆省主席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各项治疆政策大同小异，持续时间不长，与盛世才时期相比，新疆的教育发展更为缓慢，甚至倒退，新疆近代教育基本处于低谷时期。

六、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教育人类学审视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24]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近代教育开创和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来决定”。[24]（1）教育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纵观新疆民国时期的教育，无论是杨、金、盛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与清末时期的新疆封建教育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它与民国建立后的新疆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虽然不尽完善，因执政者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又因新疆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执政者们结合民国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不仅开创了新疆的近代教育，还发展了新疆的本土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系统是受到新疆社会的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部分。统治者们虽然通过教育手段对社会个体进行文化知识分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本土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的教育”的特征，还具有“非正式的教育”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多地呈现出“正式的教育”特征，即专门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无论是具有杨、金、盛的军阀统治特征，还是具有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疆的教育及其发展趋势，作为统治者，总是试图成功建立一套适应新疆社会和在社会中生存的模式，发展教育进行文化传播必定是按照新疆社会的统治集团促进和维护其利益的要求来组织和控制的。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教育来促进新疆社会的变迁。教育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模式很好地诠释了微观层面的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一切教育系统都服务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教育是为与之相联系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25]主政新疆的统治者们在各自执政期间制定的教育政策与规划，都是为了自身统治需要实施的军政、经济、外交等政策而服务的。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模式则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这一模式的关键概念是适应，即人们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方式。学校系统被认为是“与其他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机构相联系的一个社会机构。”[25]（35）教育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的要求有所不同，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新疆教育的发展形式，在民国时期新疆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每一阶段，统治者们都会在原有形式的教育中增加新形式的教育。

因此，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是与新疆社会文化系统，特别是与新疆近代社会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所有这些机构都与地位流动制度联系在一起，地位流动制度基本上是获得自我提高的文化认同策略。”[25]（35）民国时期的新疆经历了三任独裁者统治时期和一个政党统治时期。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始终密切，教育在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培养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而让人民大众对统治阶层保持忠诚。”[25]（38）民国时期的新疆统治者们创办和发展教育，一方面是为统治集团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效忠于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使新疆广大民众在思想意识上服从于自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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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实业教育历史考察

晚清实业教育历史考察

刘娜

（吉林，长春）

摘要：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于清朝末年。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源。在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后，近代职业教育日趋完善。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晚清；实业教育；历史考察

中国的职业教育开始于清朝末年。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起源。在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后，近代职业教育日趋完善。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就试从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其对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晚清实业教育的历史变迁

（一）洋务时期的海防军事教育

鸦片战争前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经世致用”的教育，明确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但并未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注意。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沉重打击，清政府终于从唯我独尊的梦幻中醒来。于是，在中央形成了以恭亲王奕，地方以李鸿章、张之洞、左中堂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一方面，洋务派大量翻译科技书籍，引进科技知识，另一方面举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又创办了一批近代实业学校，开设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培养了大批“西艺”人才。

这些学堂虽然数量不多，有些学堂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甚至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仍保留很多封建教育的特点。但这些学堂课程内容都是围绕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这就跟中国传统的以科举为中心的学堂有着根本不同。它们已经属于近代职业教育的范畴。

（二）戊戌维新时期的民用实业教育

戊戌维新时期，实业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戊戌变法前，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在于工商业不发达。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洋务运动也宣布失败。国人重新开始苦寻救国之路。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将改革的目光转向教育，“广开学校，振兴实学”。遂百日维新期间，清廷下诏要求各地筹设农务、茶务、蚕桑，乃至铁路、矿物等实业学堂。

（三）新政时期的唯实主义职业教育

1901年，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大力倡导下，清政府于1902年2月14日，令各省设立农务、工艺等专门实业学堂。1904年，在京师设立

①①高等实业学堂，还接管了盛宣怀在上海设立的实业学堂，商部的兴学为各地树立了榜样，① 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2.带动了各地实业学堂的发展。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年底为规范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学部正式成立，又颁布了“崇实”宗旨，确立了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的方针。1906年7月12日，学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限6个月内将筹办情况咨部门立案，②实业学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实业学堂和学生数目逐年稳步增长，尤以直隶、江苏、湖北、湖南最为突出。

二、晚清时期实业教育的价值

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核心之一，在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为中国新的教育制度的产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维系了社会价值观的延续

晚清实业教育，尤其是洋务时期的职业教育，虽然以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为重点，但是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无论是在中央制定的学制还是各个实业学堂自己所制定的章程或开设的课程中规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实业教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反映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带有浓重的传统中国色彩。这种对中华文化学习的强调是晚清职业教育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最好体现，始终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中国近代职业课程，维护了政治的统一，传承了社会价值观。

（二）近代西学的课程内容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晚清实业教育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为核心和主要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实业教育的课程内容首先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中国向来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做事为耻”。晚清实业教育则以兴“实学”、“实利、生利、实用”为课程内容，使大众不断提升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随着实业教育的发展，农、工、商在人们心目中也逐渐将其视为一种职业，人们不断认识到工商业在近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三）实业教育课程为近代企业培养大批人才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人才的缺乏问题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洋务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急需一大批既懂得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又具有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人才。而实业教育中大量实业课程的开设有效得解决了这一问题。晚清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许多人毕业后服务于农工商各项实业，为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1906年张謇在南通师范学堂附设测绘特班，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水利人才。这些人帮助张謇日后规划全国水利工作。

（四）实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为近代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晚清实业教育的课程从癸卯学制开始逐步形成体系，为近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后期历次实业教育政策的修订都是在清末学制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的。清末设立的部分实业学堂在民国后继续发展。民国初年统计的实业学堂基本上是晚清实业学堂的延续，一些实力较强的学堂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民国实业学堂的佼佼者，许多学堂还是后来一些高等院校的前身。

诚然，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存在学堂质量不高、学生专业素质较低、学用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而且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下经历了始而学习西方，继而模仿日本，后又转向欧美，企图探求一套符合中国实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中国化的过程和结果不尽人意。然而，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沉重的情况下，实业教育顺应时代的需要，冲破传统教育的重重包围，把各种技艺的传习引进教育领域，破除了封建学校教育中没有技艺传授的立足之地和技艺传播的家族、师徒的局限性，培养了许多实用技术人才，为近代实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功不可没。①

② 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2.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M].23.参考文献：

[1] 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 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版.[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4]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任平.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史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6] 王文涛.简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历史作用[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6).[7] 吴祖鲲，刘小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J].长白学刊，2003.[8] 张求会.略析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几个特征[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4).[9] 李霞.近代中国实业教育的历史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0]王文涛.试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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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科举制度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浅谈科举制度对当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时期，兴盛于明清。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以后，历来是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但是，古代中国历来重视文科，因此文科一直占据科举的统治地位。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全民教育，一种是应试教育。其中，应试教育从过去一直延续现在，而且在当今的教育模式中尤其突出，几乎成了所有学校的定式教育模式。而无可厚非的，这种定式的教育模式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古代的科举制度相比，不管是当代的高考制度抑或是公务员考试制度与科举考试都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考试形式都是国家举办的选拔性竞争考试，以成绩取人。

2、严密的考试程序，考试题的命题、印刷、发送等过程都严格依据国家保密法进行。

3、考试试题题是对在校学生的指挥棒，评分标准也体现了教育的标准。古代科举制度和现行的公务员、高考等录用考试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即通过考试，实行公平竞争，按“竞争择优”原则，力图从社会各部分的广泛来源中获取人才。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的人才选拔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与科举考试的性质、功能差异甚大的现代社会各类专业资格证书考试，也都是从考试题型、考试组织、防止作弊等方面吸取科举考试方法与技术之精髓。其奉行的公平竞考、择优录用原则均取法于科举制。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问题，但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考试选才可以减少用人方面的腐败，其平等择优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这便是科举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考试本身要求的选拔性和它的规格化，是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二者不但在选拔功能上延续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其命中注定的规格化弊端上也一脉相承。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要求，客观上需要确立多元化的招生考试与人才培养标准，考试既要为精英教育选才，也要为大众教育服务。因此对于统一考试的利弊我们应有全面、理性的认识：其利在于能够高效、客观、公平地选拔人才，其弊端主要是考试选拔的标准较为单一。

从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大都仅局限于《四书》、《五经》，而忽视了自然科学的实际运用。它把恒定人才的一切标准仅局限于一篇文章中，这也就意味着考生不需要具备任何实际操作的能力，同样的道理，便造成了中国当代的考生“书呆子”的存在越来越多。在当代教育模式中，对人才选拔方式依然实施类似于古代科举制度的“学历制”。既以考试为评定教育的主要方式，把成绩看作是评价的标准，这使得教育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了负面作用，改变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尤其是现在的教育在考试的题目中，大都以记忆性的知识较多，而且几乎是仅以一次期末考试就评定了学生所有的能力，而大都忽视了学生平时的表现。这使得学生天天死记硬背书上的知识点，为了一张能够证明学历的文凭而在苦读。这显然是没有真正地考察到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并且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学生在学习中采用死记硬背而不求理解的做法。针对当今教育的这种怪状，冯雪梅先生曾一连串发问：“有高学历是否就意味着好工作？上了研究生是否一定能“物有所值”？对学生而言，付出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是否有所收获与回报？对社会而言，是否真正培养了所需之才？”

面对现实生活中残酷的现实和矛盾，我们经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学者到底是“学”生还是“考”生？但在疑问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回顾历史，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科举制度这一文化。我以为，中国这些腐朽的文化遗留一天不改变，我们的考生还得在这个痛苦的“考海”中挣扎，所以，要改变腐朽的文化，首先得改变我们的考试制度和评定人才的标准。

无可非议，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继承古代的文化，但我们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过程强调的是发展与继承相结合，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进行生搬硬套。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深化改革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我们理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古代科举制度进行剖析，然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寻找出对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较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是保证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先决条件，要想拥有充足的优秀人才资源，形成人才济济、群贤毕至的局面，我们还需对建立“独具慧眼”的人才选拔选拔体制进行更深、更具体的研究。

第五篇：我国古代天然气的历史考察

我国古代天然气的历史考察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蕴藏在地下的一种重要能源。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利用天然气最早的国家。众多的古籍文献记载表明，我国发现天然气的历史非常悠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史料依据就是古籍上有许多关于“火井”的记载。

火井可以说是现代天然气井的雏形，是古人在开凿水井或者盐井的过程中，地层下的天然气逸出遇火燃烧而得名。关于火井，较早且较确凿的记载要数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著《汉书》，书中记载了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1〕“火从地中出也。”〔2〕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一书引了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訚阴县（今陕西神木县南）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火从地中出。”〔3〕这条史料指明了火井庙的位置。从立庙祠祭祀看，古人把天然气的燃烧看作是神灵显示，当时还未加以利用。也有一些史料把天然气燃烧的井火喻作古代的贤士圣人，如宋代李日方的《太平御览》中有“春秋潜潭曰，巴火从井出，有贤士从民间起，”并有注解“火明贤者，象贤者屈滞从井出”。〔4〕真正把天然气当作能源加以利用的记述首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临邛（今四川邛县）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执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入以家火即灭，今不复燃矣。”〔5〕由这条史料可知早在魏晋时期我国古代人民已将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用火井中的天然气来熬煮盐井中的卤水，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创举。四川是我国开凿盐井较早的地区，早在秦代孝文王时期（公元前250年），李冰就“初开广都盐井，”〔6〕获取井盐。随着盐井的深凿，埋藏在地下含量丰富的天然气自然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烟飞煽于天垂”，〔7〕这是古人对四川火井的着意描写，可见当年火井之盛。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述了“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8〕文中提到用竹筒盛装天然气，且“拽行终日不灭”确是很奇特的，是否类似于现行的储气罐，值得探讨。

在四川除了临邛，还有一些地方也有关于火井的记载。如《太平寰宇记》一书载：“火井在县（指篷溪县）西南三十里，水涸之时，以火投其中，焰从地中出，可以御寒，移时方灭。若掘深一、二丈，颇有水出。”〔9〕又如《宋会要辑稿·食货》载：“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十二月三日，沪州言：沪州县盐井水竭，令人入井视之，下有吼声如雷，火焰突出，被焚死者八人”。〔10〕特别是自贡一带的自流井气田，历史上被谓之为自流井场，不但天然气含量充足，而且开发利用的规模非常宏伟。

自流井天然气的开发初始时主要是浅层的天然气。公元1041—1053年间，凿井技术产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已能钻凿出碗口大小的小口深井，改变了以前开凿大口浅井的方式，克服了耗时多，速度慢，井壁易塌不能深掘的弊端。明代以后，钻井技术更是长足进步，加上使用竹木所制的导气管和采用石圈为固井设备，更重要的是打捞和淘井工具及技术的采用，钻井深度不断增加，出现了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气井。用天然气作燃料煮盐也越来越普遍，据清朝李榕在《十三峰书

屋文稿·自流井记》中说：“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见微火，时烧盐者，率以柴炭，引井火者十之一耳。”但后来“至咸丰七、八年（公元1857—1858年）而盛，至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而大盛”。该书还详述了几口有名的天然气井：“火之极旺者曰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水、火、油三者并出；曰磨子井，水、油两种经二、三年而涸，火可烧锅四百口，经二十余年犹旺也。”〔11〕据有关专家估计，1835年钻成的兴海井，深1001.4m，日产天然气5000—8000m3，海顺井的日产量估计在75000m3以上。1840年钻成深1200米的高产天然气井——磨子井，刚钻成时日产量为十五万立方米，经二十年后仍可烧锅100余口。这使得自流井场的盐产量居川盐生产的首位。

明末我国科学家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一书第五卷《作咸·井盐》一节中对天然气煮盐描述得更为详细：“西川有火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绝无火气，但以长竹剖开去节，合缝漆布，一头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紧对釜脐，注卤水釜中，只见火意烘烘，水即滚沸，启竹而视之，绝无半点焦炎意。未见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间大奇事也。”〔12〕宋应星还绘制了“蜀省井盐图”附上，十分具体形象。形与神是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指形体与精神的一种说法。此处意思是用天然气煮盐表面上看不见火焰，实际上却起了加热的作用。这可能是那些地区的天然气纯度高，甲烷燃烧所呈现的浅蓝色火焰不甚明显，不易被觉察的缘故。

由于火井、盐井偏于西南地区，当时一般人不甚熟悉，像生活于浙江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很想了解未曾见识过的火井、盐井。就写信给四川的亲友：“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13〕于是作为“异闻”的火井在记述和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免有讹，或者加入人为的成分，这种情况在古籍文献中常可见到。如《博物志》中的临邛火井在“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很可能属于一种偶然或者是撰写者的臆造。同是这口临邛火井，在南北朝刘敬叔的《异苑》中被说成汉盛火亦盛，到桓帝、灵帝时火力渐衰，刘阿斗景耀元年火灭，蜀不久也灭亡了。又如《太平广记》盐井一节中有述“陵州盐井，后汉仙者沛国张道陵所开凿，周回四丈，深四十尺，„„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秽污。会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14〕文中所述的烟气显然指盐井中的天然气，但把盐井看作与海相通，东海船板从井中漂浮出来，则是讹传。

天然气作为有机物长期在地层下受高温高压的作用而形成的物质，它的成因与石油、煤相类似，因此天然气与石油、煤等往往会伴生在一起，在发现石油、煤的同时会发现天然气，反之亦然。对于这种伴生现象，我国古代人民亦注意到了。如上文提到的“海顺井”，水、火、油三者并出。又如明代谢肇浙的《五杂俎》提到“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热之则燃。”明显指出了火井出产天然气又伴有石油的出产。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谈到天然气与煤共生的现象：“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得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节中透上。”〔16〕此处所谓毒气，即是与煤共生的甲烷、一氧化碳等组成的气体混合物。

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有关天然气的一些史料。在欧洲，英国较早使用天然气，始

于1668年，但已比我国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找国发现天然气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有关天然气的最早记载是哪一部古籍文献？目前似乎尚未定论。但依笔者之管见，一些对天然气历史的探讨，都过于局限于对“火井”的探讨。笔者曾在查阅有关史料时发现，许多关于天然气的记述并非都以火井的形式出现。如宋代孔平仲在《谈苑》中记道：“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数百丈，能燎人。”〔17〕文中所指的冷烟气就可能是指含有一氧化碳的天然气。又如宋代《太平御览》中有“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18〕火穴也有可能是自然露头（即非人工开凿）的天然气。再如晋代《抱朴子》中有“南海萧丘之上有自生火，春起秋灭”的记载，自生火似乎也与天然气有关。如果再向上推溯，不妨将我国最早期的古籍之一《易经》中“泽中有火”，“上火下泽”，理解为是古人对湖泊池沼中逸出的天然气燃烧的自然现象的记载，倘若这种推测能得到佐证，那么说明我国早在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便已发现了天然气，因而《易经》就有可能成为记载我国发现天然气的最早文献。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郊祀志》。

［2］班固《汉书·地理志》。

［3］郦道元《水经·河水注》。

［4］、［14］、［18］李昉《太平御览》。

［5］张华《博物志》。［6］、［8］常璩《华阳国志》。

［7］《蜀都赋》据考证非西汉杨雄所著。

［9］乐史《太平寰宇记》。

［10］徐松重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11］李榕《自流井记》。

［12］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井盐》。

［13］转录自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

［15］谢肇浙《五杂俎》。

［16］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煤炭》。［17］孔平仲《谈苑》。

［19］葛洪《抱朴子》。

［20］《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