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新中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发展
我国先后颁布了1950 年、1980 年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于2001年进行修订,其中均规定了婚姻登记的相关内容。1950 年婚姻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了婚姻登记是结婚、离婚的必经法律程序。为落实新的婚姻登记制度,我国原内务部或民政部,曾在1955 年、1980 年、1986 年和1994 年先后颁行过4 个婚姻登记办法或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不少司法解释。婚姻法都是坚持婚姻登记成立的原则,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又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94年2月1日生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生效以前。在这个阶段,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的原则。早在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其问题九是:“结婚为什么要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结婚没有登记是否必须补登记?”答: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为的是人民政府应具体查明:结婚是否出于双方自愿,是否已够法定婚龄,是否买卖婚姻,是否合乎一夫一妻制,有无违背亲属间禁止结婚规定等情况;经查明合法的,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给以法律保护。同时可以使男女在结婚前慎重考虑结婚问题,婚后更好地巩固夫妻关系,严肃地处理家庭问题。因此,结婚必须男女双方亲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而不去登记是不应该的。对事实上已结婚而仅欠缺婚姻登记手续者,仍认为是夫妻关系,可不必补行登记。如其自愿补行登记者亦可补行登记,并发给结婚证。在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后,男女结婚时,男女双方均应遵守婚姻登记制度,进行婚姻登记。”这一问答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婚姻登记的意义所在;二是明确了没有登记而“结婚”的性质——仍然可以视为夫妻关系。可见,这一时期未登记同样可以结婚,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原则。
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采取的是有条件的承认;这期间的法律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11月14日颁行的《关于未登记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的效力问题的复函》和1957年3月6日颁行的《关于男女双方已达婚龄未进行登记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这两个文件将社会现象意义的同居称为“事实上己经结婚,’,将法院的定性称为“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还有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1984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意见》的作为代表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使用了“事实婚姻”和“事实婚姻关系”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相比较前述文件,该解释对“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限制得更为严格,并且开始对不构成“事实婚姻”的非法同居的调整作出了尝试,在同居双方的财产分割、经济帮助、继承权的有无,不当终止方对另一方的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完备的规定。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2月1日后到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行前,此时是对事实婚姻效力予以完全否认;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上文对“事实婚姻”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无效的规定并不妥当。这样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严肃法纪,遏制违法婚姻的发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布后至今,这个阶段的特色有:
1、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复又有条件的承认,不过这种承认是间接地,通过赋予补办登记溯及力的方式来完成。2001年12月24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但是这种承认的方式在操作中具有多大的意义受到质疑,因为补办登记受到公权力机关的主动干预是发生在起诉离婚之时,而此时人民法院应做的是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如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离婚诉讼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的意见不和(当然包括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此时则双方未必能就补办结婚登记达成一致,毕竟登记是需要双方自愿;这就使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该规定让其落空,而给另一方尤其是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造成不利。
如未登记的男女双方未发生纠纷,也没有产生离婚诉讼,则法院无权主动干涉和督促他们去补办登记,那么他们同居的这种事实又该如何定性,具有何种法律效力呢?“依据现行法律是按非法同居处理,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又不符合该修正案的初衷,保护非婚同居中善意的当事人,维护妇女权益。”。并且法律也不宜赋予作为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机关以权力去进行主动的调查和指令,因为这样会使得行政权力对私人生活干涉过多。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我国现行的立法对“事实婚姻”采取的是相对承认主义,通过补办登记的溯及力来赋予其婚姻的法律效力,是从出现问题起诉离婚时如何善后进行的规定,但对未补办登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该如何保护仍未能提供合理的方案。
2、婚姻登记制度的法律地位提高。2003年废止了民政部的部门规章——《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而代之是由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条例》。
3、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强调婚姻登记机关应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符合条件的应予以及时办理,取消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的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责任,在婚姻资料审查上采用了形式审查。
二、现有婚姻登记制度缺陷进行评析
现有婚姻登记制度较以前是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其缺陷还是明显的,主要有:
(一)条文太少,规定过于简单
1、没有明确婚姻登记的性质,致使碰见纠纷,当事人不知道如何救济。比如当事人未亲自到场登记的效力如何,就效力出现争议是以民事诉讼还是以行政诉讼来救济,争议很大。究其原因,与登记行为既有公法性又有私法性有关。
2、对婚姻登记行为种类规定太少,只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没有就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形作规定,致使无法可依。没有规定瑕疵登记的具体情形及其效力,还有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相关法律责任规定的缺位。如果当事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虚构虚假情况欺骗对方当事人、婚姻登记机关,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婚姻登记条例》对此未作任何规定,这无疑是个缺陷。
3、对婚姻登记的效力规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规定未登记的,无效。而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来补充,当事人有补办登记的,按有效婚姻处理,没有补办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二)婚姻登记条例与婚姻法等法律不协调,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1、取消强制婚检使《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架空我国《婚姻法》第七条关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禁止结婚”规定。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使得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可以顺利地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是与《婚姻法》第七条的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从而也使该条规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纸空文。
2、与《母婴保健法》相冲突
《婚姻登记条例》对争议很大的“婚前检查”未作规定,而且结婚登记时也不要求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这不仅是对“婚前检查”应有的社会价值的否定,而且也《母婴保健法》有冲突,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当禁止结婚;《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由于《婚姻登记条例》的法律地位低于《母婴保健法》,因此《婚姻登记条例》不能改变《母婴保健法》的有关规定。
3、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极易使人认为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
新《婚姻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那么取消强制婚检,前来登记的男女双方如果没有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又如何能够知道他们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呢?既然不知道结婚当事人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那么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到底该不该给他们进行登记呢?这就使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此,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
(三)寄予婚姻登记制度太多的任务,不切合实际。
《婚姻登记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婚姻法》,制定本条例。可见,登记制度的认为包括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那么,控制重婚、未成年人结婚采用不予登记的做法能否实现?答案是否定的。不予登记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此,婚姻登记制度承受的任务不能太重,需要有其他制度配合实施。
三、婚姻登记制度的完善和建构的思路
(一)重新建构婚姻登记效力制度,明确登记婚与事实在效力上有明显区别,正确处理婚姻登记与婚姻成立、婚姻无效、可撤销的关联。
(二)参照物权登记的有关规定,设置一些新的制度。更正登记、异议登记、事实婚姻的补正制度。
(三)正确认识一些法律规范的性质,理顺法律间矛盾。
(四)考虑实际情况,确保婚姻登记法律可以运作。
第二篇: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种: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共产党人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冢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封建时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迎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基。
第三篇:我国狱政制度的演变
我国狱政制度的演变
一、监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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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奴隶社会夏、商、周的监狱设置
•据《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所谓“圜土”,即用土构筑的圆形的围墙,夏代即以此为监狱,拘押囚犯。有人认为“夏台”为夏朝中央监狱的名称。
•商承夏,仍称监狱为“圜土”。商代还把监狱称之为“囹圄”。•西周时期,监狱仍称“圜土”或“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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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设置
•秦朝的监狱分中央与地方两类监狱:中央设廷尉狱;地方郡、县则分别设关押其所属管辖的一般案犯的监狱。
•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廷尉狱,武帝后又在中都洛阳设置二十六所中央监狱,汉朝地方普遍设狱,史称当时“天下狱二千余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监狱机构设置有所发展,其表现: –一是曹魏时在军中设狱。
–二是西晋在其都洛阳设两狱,从而开中央设两狱制度之先河。
•唐朝的监狱设置已成体系:在中央设大理寺狱;在京师设京兆狱和河南狱;在地方,“凡州县皆有狱”。
•宋朝初年,将大理寺狱移至御史台,称“台狱”。后又恢复大理寺狱,但仍保留台狱。
•元朝监狱设置与唐宋不同的是,首次在刑部设立监狱。当然这与元取消大理寺不无关系。另外,元实行司法机构多元化,因此其监狱机构也相应多元。
•明朝监狱设置可分为中央、地方和特务组织厂卫监狱三大类,厂卫监狱主要监禁政治犯。
•清代监狱设置与明代基本相同,但由于清朝司法机构多元,相应地设有一些专门监狱。
(三)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设
–清末仿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改旧式为新式监狱,促进了中国监狱设施的现代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继续清末进行监狱改良,并着手筹建各类“新式监狱”,但据记载,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共设置监狱一千七百余所,直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的统计,全国新式监狱也仅建六十三所,其余仍为旧式监狱。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监狱设置分几类: •第一,普通监狱。分新式与旧式两种。
•第二,军人监狱。关押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第三,少年监狱。用于监禁未满十八岁的刑事案犯。•第四,拘留所。拘留所是警察机关直辖的监狱设置。•第五,法院看守所。各级法院均有设置。
•南京政府还没有一些特殊监狱机构,主要有:反省院、集中营、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和“保安处分”执行场所。
二、监狱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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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的监狱管理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以后历代又进行了一些完善。
•据史料记载,秦朝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较具体的规定:
–一是在监押管理上,秦除专设狱吏,还以轻刑犯监管重刑犯。–二是在生活方面,保证了囚徒的基本生活。
–三是在劳动管理方面,有定额和质量要求,达不到者将受到处罚。
–两汉形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监狱管理制度。汉除继承秦的一些制度外,新的规定主要有:
•第一,在监押方面,–一是规定禁止囚徒与外界人员交往,违者治罪; –二是囚徒私自解脱刑具、囚衣者,罪加一等; –三是建立了“呼囚”即晚点名制度;
–四是建立了“颂系”制度,即老幼、孕妇、侏儒和老师等可不戴刑具的制度。•第二,在生活方面,一是规定囚徒有病官府给医药,若死于狱中或服役处所,无家归葬者,由官府埋葬;二是“纵囚归家”,即在年终或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犯人暂时归家并按期返狱的做法。
–晋代专立监狱法《狱官令》,其为中国最早的有关监狱管理的单行法规。其中对犯人衣、食、住、病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古代监狱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隋初定《开皇律》,对监狱管理制度作了较详尽的规定。
•唐代的监狱管理制度相当详密:在监管上,实行贵贱有别、男女异狱,并据罪行等级分别囚禁;罪行轻重不同,所戴刑具亦相异,老、幼、疾、孕者免戴刑具。在生活待遇方面,狱囚衣粮家近者由家属提供,家远者由官府供给;居住上“诸狱皆厚铺席荐,夏月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对于病囚,狱方负责请求医药救疗,病重时许家人探视。为使这些规定得以切实贯彻,唐对掌狱官吏严加规制,若狱官不兑现法规给予狱囚的应有待遇,要处罚,因此造成囚犯死亡者,要负刑事责任,重者绞。
–宋朝的狱制基本承唐制,而且宋朝已出现对一些犯罪官吏可保释的制度。–元朝监狱管理的最大特色是,实行“南北异制”方针:蒙古人囚犯可不戴刑具,汉人和南人为囚犯,不仅要戴刑具、服苦役,而且倍受狱官百般虐待,甚至折磨至死。另外,元朝规定,孕妇生产可取保在外。
–明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唐宋以来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矜恤老幼、废疾尤其是妇女的狱制规定。•第二,狱囚生活待遇规定更加具体、细致。
•第三,创立提牢点视制度。“指提牢官或司狱官定期巡视牢狱安全、查点狱囚人数的监狱管理制度。
–清代的狱制较明代更加完备,凡收监、出监、保外就医、囚衣、囚粮、囚病、每日点视、封监等事项,清律均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并尤其强调狱官责任,狱官若未按律办事,尽其职责,造成后果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
1、清末狱制改革
•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改良狱制的新举措,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该监狱模仿西方标准,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此后,各省纷纷效仿,从而促进了中国狱制的近代化。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完成,作为中国第一部监狱专律,尽管该草案未及颁行,但却成为民国定监狱法之蓝本。
2、中华民国时期监狱法制的建立与实施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13年修订《大清监狱律草案》,颁布了中国首部监狱法典《监狱规则》,该监狱法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监狱规则,在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给养、卫生、释放等诸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南京政府建立后,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监狱法规法令,规定了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教育、给养、赏罚、卫生与医疗、接见与书信、假释和释放等各项制度,条文大都抄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法律,属于相对先进的近代监狱管理制度。
三、狱具制度
–从商代甲骨文中记载可知,商代监狱已使用梏和拲等狱具。西周时狱具有桎、梏、拲。桎是束缚脚的;梏是束缚手的,并两手分别加戴;拲是戴在两手之上的,所谓“两手共一木”。都是木制的器械。
–秦朝时,囚犯一般要戴称作木械、黑索和胫钳的狱具。
–汉代一般囚犯都要戴狱具。但汉朝自景帝起始建“颂系”制度,即老、幼、残、疾、弱之人犯免戴狱具的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狱具称谓:如西晋的“枷”,一种束颈的械具;南梁的“杻”,一种木制的手械;南陈的“锁”,一种脚镣。–唐朝在健全狱具制度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规范狱具尺寸,明确施用对象。•第二,仿汉制,建立“颂系”制度。•第三,严禁违反狱具施用制度
–宋代的狱具制度一如唐制,正规狱具主要也是枷、杻、钳、锁和盘枷。–明朝的狱具制度较唐宋更为完备,明律的卷首便列有刑具图,狱具有枷、杻、索(铁链)、镣等,尺寸均有明确规定。而且明朝对不依法严守狱具制度,对囚犯应械而不械者,不仅处罚直接责任人,相关管理官员亦同罪。
–清朝的狱具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清末的狱具制度一如前清,狱具主要有脖锁、手铐、脚镣和木杻等。
–中华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有逃走、暴行、自杀之虞及在监外者得加以戒具”、“戒具设窄衣、手镣、捕绳、联锁四种。”除紧急情况可先使用后报告监狱长官,均应得到监狱长官同意的命令方可使用。南京政府的规定与北京政府基本同。
第四篇: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前期
第一时间段:抗日战阵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协)。五项决议:„„
第二时间段: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转战略进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号„„“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1949年3月毛„„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参加会议代表„„(多写一点)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会议闭幕第二天„„
阶段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时间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该部分概括写)„„ 1949年9月„„政协委员会„„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分别是„„
第二时间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个时间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时期(简写)
阶段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977年12月,第四届„„
1978年12月,在京召开„„
1982年第五届„„1983年6月,第六届„„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见》
1993年3月第八届
1993年3月27日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认为:“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届„„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报告,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对参政议政职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切实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第五篇:我国薪酬制度的演变过程及现状
我国薪酬制度的演变过程及现状
内容摘要:薪酬制度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员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现代企业的薪酬已被赋予了激励性、竞争性、导向性等新的内容,成为员工人力资本价值体现的具体形式之一。本文从我国薪酬制度的演变历程、薪酬制度的现状以及企业薪酬制度问题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薪酬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薪酬制度
企业
发展 现状
对策
一、我国薪酬制度的演变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制度(1949-1978)
1949-1978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收入分配领域,国家对城镇职工的工资分配也采取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这可以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和阶段概况和分析。
1.基于职务高低享受相应待遇的干部供给制和工人的原职原薪(1)干部供给制(2)原职原薪政策
2.基于技术的工人技术等级工资制和给予职务的职务等级工资制
(1)技术等级工资制: 是按照工人所掌握的知识,操作技能支付工资的制度。(2)职务等级工资制或职务工资制: 是按照不同的行政职务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是一种基于职务的工资制度。
3.基于绩效的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
(1)1952年~1956年,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
奖励的条件明确具体,直接与劳动成果挂钩,按条件考核,无需职工评议。(2)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企业工资工作受到巨大冲击,绝大多数企业取消了计件工资制(3)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工业七十条”
国营工业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必须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4)“文化大革命”期间,计件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再度遭到否定和取消(5)1978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规定在一些企业可以实行奖励制度 第二阶段:转型经济时期企业薪酬制度的萌芽与探索(1978-1992年)
1.1979年9月,国务院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6条规定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2.1980年,国家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即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从留利中提取奖励基金。
3.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 幕,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要“使企业职工的 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
4.1985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国家在供销挂钩的基础上,把企业的内部工资分配权还给了企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下,企业自主建立符合战略要求和生产特点的企业薪酬制度。
(1)结构工资制的问世
是根据决定工资的不同因素和工资的不同作用将职工全部工资所得分解为若干个单元,并使各单元按照各自规律运动的一种工资制度,(2)推行以贡献大小,即绩效为基础的“浮动工资制”
主要有六种形式:小浮动、半浮动、全浮动、浮动升级、浮动工资标准、集体浮动 阶段性总结:
在企业启动新的薪酬机制的情况下,原有的八级工资制并未取消,旧的等级工资标准作为职工的档案工资保留,它作为国家唯一承认的工资,在调动工作,计算退休金和其他许多方面继续作为依据使用。
在职工的全部薪酬中,进入档案的工资比较低,工资结构和收入结构开始出现扭曲,不论职工付出多少劳动,工资都变成了必保的工资。“上班拿工资,干活拿奖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初期,奖金、津贴和补贴名目繁多,也大都是平均分配,工资项目逐步失去了激励功能,出现了福利化的倾向。
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的薪酬管理(1992年至今)1.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薪酬管理实践(1)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模糊奖金”
岗位技能工资制,是以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四大劳动要素的评价和计量为基础,以岗位技能工资由岗位工资和技能工资两大部分构成。
“模糊”多半属于经验管理的范畴,在薪酬管理实践中表现为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业绩考核办法,由具体的负责人根据一般原则和自己的主观印象决定员工的奖金额度。
(2)以职位为基础的薪酬制度
是依据员工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即根据员工承担的责任、工人任务、在企业中所从事的工作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和潜在贡献,以及胜任该工作要求认知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确定职位的价值,并依此向员工支付报酬。
(3)市场化的薪酬制度的兴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1999年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的建立,形成各类职业(工种)的工资价位,并向社会发布,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薪酬实践中的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指导企业进行薪酬管理,为开展工资谈判和集体协商提供重要依据。
阶段性总结:
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薪酬制度以来,企业薪酬制度变革由过去政府行政力量的全面推动逐渐变成为政府宏观指导、企业基于环境变化和市场竞争压力自主进行,即制度变迁由供给主导型变为需求引诱型,变迁的驱动力量来自企业自身的需要。面对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激励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本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必须通过薪酬制度的重新设计,构建企业的激励机制,以吸纳、保留和激励优秀人才,获取和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薪酬制度的现状
(一)薪酬管理与企业文化、战略和制度相脱节
企业是一个整体,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企业的各项制度不能孤立于企业文化而存在。薪酬管理系统与企业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
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薪酬制度都是薪酬制度本身,没有从企业的整体利益和企业文化出发来制定薪酬制度,从而缺乏相应的薪酬政策管理体系。在薪酬政策管理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企业不能真正理解薪酬管理制度对于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性,更不能明确薪酬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企业薪酬政策管理体系的缺失,使企业薪酬管理缺乏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同时不具有特殊性。
(二)薪酬体系的结构不够合理
首先,薪酬调查范围狭窄,调查数据缺乏真实可靠性。目前很多企业在薪酬调查上只能粗线条地观察市场总体行情,收集的资料缺乏真实可靠性,使得薪资水平的确定缺乏科学性。其次,没有科学的职位评价体系。企业通过职位评价确定职位和工资等级。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主观设定职级职位等。例如“长官意志”的影响,有些岗位,管理者认为很重要,职级定得很高,事实却并非如此。有的岗位职级定得较低,但以该职级的薪酬在市场上根本无法录用到合适人才。此外一些企业只是运用简单的排序法排出等级,将同等级同类别的职位归类归档。这些都是不科学的职位评价,体现不了员工薪酬的内在公平性。
(三)薪酬支付缺乏公开性、透明性
有些企业常采取发“红包”式的秘密付酬方式,进而衍生成目前已有一定普遍性的“模糊薪酬制”。秘密薪酬支付只会引起员工的好奇心而四处打探,导致员工之间的互相猜测和怀疑,因为他们常常高估他人的薪酬而认为自己的薪酬过低,从而产生不满情绪,再若得知同事的薪酬水平高于自己,但又觉得对方不如自己工作干得好,自然而然滋主不满情绪,甚至于消极怠工。而管理者对这种情况的原因却一无所知。
(四)奖金奖励和福利保险计划缺乏柔性、起不到激励作用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奖金和奖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奖励的意义,变成了固定的附加工资。这种定期的、一成不变的奖金和奖励缺乏了竞争性和公平性,对员工起不到激励作用,严重时会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甚至人员流失。在福利保险管理上,企业承袭传统的福利保险计划,提供统一的福利保险。对于员工而言,这种大一统式的福利保险计划看似“公平的”,但它忽略了他们自我需求的满足。因为一些计划并不合他们的胃口,只是企业提供了这些免费的计划。对此,企业往往陷入两难境地,福利保险计划要提供,但提供后又起不到明显的激励作用。最终,这些计划只流于形式,还增加了企业的实施成本。
三、完善我国薪酬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一)企业薪酬制度要与企业发展战略紧密联系
一个良好的并具有导向性的薪酬制度应当是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并且支持企业战略的实现,因为薪酬制度能有力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在组织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薪酬制度越是支持公司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员工们就越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公司的战略。薪酬制度与战略之间的统一程度通常决定了战略是否能够有效实施。与组织战略相一致的薪酬制度将和企业战略、核心技术、重组资源一样,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为企业创造一种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薪酬设计要科学化
首先,薪酬调查对象明确,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并统计数据资料,以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薪酬调查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外竞争力问题。企业需明确调查对象,选择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同行业的类似企业,薪酬调查的数据要有上的薪资增长情况、不同薪酬结构比、不同职位和不同级别的职位薪酬数据、奖金和福利状况、长期激励措施以及未来薪酬走势分析等。还应根据本企业的行业性质、产品、规模、人员结构、支付能力、平衡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运用科学方法统计分析采集的样本数据,以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其次,建立科学的职位评价系统。职位评价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内公平性问题。科学的职位评价需要考虑职位所需的知识技能、工作强度、工作责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通过综合评价这些因素确定工资级别,而不是简单地与职务挂钩。
(三)实行公开化的薪酬支付
秘密的薪酬支付方式只会导致员工的互相猜测,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公开化,透明化的薪酬支付才能让员工体会公平。因为薪酬管理强调的是薪酬制度必须公平,而员工对薪酬制度感到公平是有赖于管理人员将正确的薪酬讯息传达给员工。管理者将正确的薪酬信息传达给员工,并向员工解释清楚,可以减少员工作出错误的猜测,并且对企业的薪酬有正确的认识,从而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至于薪酬资料开放到哪一种程度并没有硬性规定。一般的做法是公开薪级制度和可以晋升的职级,每一个薪级的起薪点,最高的顶薪点以及每个职点的薪酬。而个别员工目前的数目,可以不公开。
(四)建立灵活的奖励和福利保险制度
灵活的奖励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奖金多寡与职位高低联系的旧作法,使奖金的发放与职位高低脱离,给人们更多不需提高职位而增加报酬的机会,让奖金真正起到激励先进的作用,也防止高层领导放松工作、不劳而获的官僚作风;同时根据员工表现的变化随时调整奖金数额,让员工有成就感,更有危机感。在福利保险方面,员工所享有的福利应该和工作业绩密切相连,员工定期的绩效评估结果决定福利的档次差距,其目的在于激励广大员工力争上游,从体制上杜绝福利平均的弊端。在形式上,企业可以提供自助式福利保险体系,由员工自由选择各自所需的福利和保险计划。这样员工就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对自己福利和保险形式的发言权,则工作满意度和对公司的忠诚度都会得到提升,同时也提高了公司用于福利开支的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