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刘氏历史演变（推荐）

第一篇：客家刘氏历史演变（推荐）

客家刘氏历史演变

全国的刘氏派系众多，实难叙述之，要调查也非容易。而我梅州的刘氏基本都属于客家刘氏支派，为彭城刘氏的大支，以开七公为近代肇基始祖。然而很多刘氏后裔因在十年的文化浩劫之中，宗庙被毁，失却了自己的族谱源流，难于续谱，失却昭穆亲疏，故撰此文以正我客家刘氏根源。

广东兴宁《刘氏族谱》对客家刘氏历史播迁概括为：始于陶唐，显于三代，著于春秋，盛于汉室，派衍中山，望著涿郡，积庆洛阳，蜚声闽峤。

据我刘氏族谱记载：客家刘氏源自帝尧。帝尧原姓伊耆，名放勋，因其母亲庆都生尧于丹陵，育于伊侯之国，后又徙耆（今山西省太原市祈县），故曰伊耆氏；在十三岁时因佐兄弟有功，而受封于陶（即今山东省荷泽市定陶县），到十五岁复封于唐（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为唐侯，故又为陶唐氏。帝尧共生九子，其中第九子源明公受封于刘邑(今河北省唐县)，裔孙遂以邑为氏，为刘氏之始也。

再传18世至夏朝累公，据《左传》记载，他出生很奇特，一生下来两手掌中即有特殊的掌纹，形似“劉累”二字，故取名刘累。年轻的刘累即离开家乡，到豢龙氏族中学习驯养龙的本领，学成后就被夏帝孔甲召入宫中负责养龙，后御龙有功，封为“御龙氏”，赐居豕韦（今河南省滑县西南韦乡），故又为“豕韦氏”。

秦朝末年，秦皇朝暴虐天下，焚书坑儒，欲绝文笔，苛捐杂税，以至生灵塗炭，民不潦生，而秦皇室却极度挥霍，汉高祖刘邦（刘氏第75世祖）在看到秦始皇出游的壮观场面时，即立下“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的鸿鹄之志，然后斩白蛇举义，殊秦灭项，历时五年而创立汉家天下，共传24帝426年；在汉景帝三年（公元154年），景帝封其第八子刘胜公为中山靖王，治庐直隸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出彭城郡(今徐州市)，后世即以“彭城”为堂号。

进入三国时代，刘备公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桃园结义，并三请诸葛亮为军师，与曹操、孙权连年交战，至公元221年称帝于成都，国号曰蜀。当时备公次子刘永公首封鲁王，后被后主刘禅改封甘陵王。因被宦人(大监)黄皓阻拦，十余年不能见后主，遂于曹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东迁洛阳（今河南洛阳），繁衍生息，子孙昌盛。

唐末僖宗乾符年间，刘氏第127世祖祥公为避黄巢之乱，偕子天锡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洞(即现在的三明市宁化县)，为刘氏入闽始祖。第129世祖沐公博学多闻，有状元之才，在后晋天福2年（公元937年）承先启后而首修（客家）族谱，以明昭穆之序。宋朝末年，第146世祖开七公官授广东潮州都统制，率兵至兴宁岗背平黄彦章之乱，殁于营，葬于岗背黄峰嶂，故被尊为客家刘氏之近代肇基始祖。近代二世祖广传公传下一十四子分布各地，在任江西省瑞金知县时，令其十四房裔孙之中的部分迁回兴宁，于是唔等祖辈由闽入粤，定居广东省兴宁市，在兴宁岗背榕树村建刘氏大宗祠一座，堂号“爱敬堂”，定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九夜祭祠，二十日扫墓，永为定祀

客家刘氏经过以上多次的辗转迁徙，始定居广东兴宁岗背等地，尔后再次分迁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港台及马来半岛等世界各地，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衍，形成了客家刘氏支派。

第二篇：论述山东刘氏家族的渊源与演变

论述山东刘氏家族的渊源与演变

摘要: 家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的根基之所在,通过我们对家族文化的研究与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发觉我们深层的血肉命脉的联结,世代的家族文化,祖辈历史人物，与我们的生活习俗,家族教育的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关键词: 刘氏家族渊源族谱演变

小时候，爷爷曾讲过很多关于刘氏家族历史人物，繁衍与迁徙的故事，就此对家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就我自己所了解的本家族文化与大家分享。

刘是当代第4大姓。历史悠久，其渊源也比较复杂。现在大概略述一下。山东菏泽刘氏： 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刘钦明《刘氏由丰迁居菏泽刘楼序》记载，菏泽刘氏为梁王刘武的后裔，是汉高祖家乡汉里堂刘氏的分支，以刘兴泰为开基始祖。谱称，刘兴泰是汉高祖刘邦的第54代孙，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因生计生迫，推着石轮马车自江苏省丰县金刘砦迁居于山东菏泽东南90里的刘楼落业，在这里拓荒耕种，营屋而居。刘兴泰的后裔，世代居住于此，到今天，已繁衍到第20代，也即刘邦的第73代左右。

刘姓人口众多，追溯其源有六个方面：

一、以名为姓，源出于祁姓。相传帝尧姓伊祁，其子孙中分有伊、祁两姓。在祁氏后裔中黄帝妻女皇之子监明生子式被封在刘国(今河北唐县)。式生子手中有文曰刘累，便以此为名。夏帝孔甲时，刘累曾跟豢龙名师董父学过养龙，正好孔甲得了四条龙，于是当了孔甲的养龙师封为御龙氏。因技术不高，所以没多久就死了一条雌龙。不过刘累有一套欺瞒上司的本领，他把龙肉做成肉羹呈给孔甲吃，孔甲吃得高兴，还赏给他不少东西。不久.孔甲要看龙的表演，本来四条龙两两对舞，现在只剩下三条，刘累就让两条龙上场表演，蒙混了过去。

后来孔甲还要吃龙肉，刘累没法，又担心事发后受到惩罚，就偷偷跑到鲁县(今河南鲁山县)躲起来，不敢用原姓祁，就以名为姓，称刘氏，其后奉刘累为始祖。

二、“留”音为刘姓，源出于杜氏。周宣王时，尧的后裔，杜伯的儿子曝叔在晋国任士师，他的孙子士会以士为氏。晋襄公死后，儿子夷皋还小，大臣们都主张立襄公的弟弟为晋君。执政的大臣赵盾就派士会到秦国去接公子雍回国继位。士会去后，襄公的夫人缪嬴天抱着太子夷皋到宗庙里去哭，哭完又去质间赵盾：“先君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现先君刚死，你就改变主意，你对得起先君吗?”赵盾无言以对，只好立年幼的太子为君，是为灵公。这时士会与公子雍在秦军的护送下已回到晋国。赵盾就派兵拦截，杀了公子雍。士会对赵盾出尔反尔很生气，就留在秦国为官，他的子孙中有一支就以刘为姓，其意是“留”下来的意思。

三、以封邑为姓，源出于姬姓。周初时，周成王封弟弟王季的儿子为刘邑侯(在河南僵

师县南)，号刘康公。刘邑侯的子孙以国为姓，奉刘邑侯为始祖。

四、赐姓，源出于汉朝。汉朝建立后，刘邦的一些功巨赐以国姓刘。项伯赐姓刘后改名为刘伯，娄敬赐姓刘后改名为刘敬。后汉王常更始赐姓刘氏。

五、少数民族有刘姓。汉朝时，为了免除匈奴的骚扰，汉皇采取和亲政策，将皇室宗女冒公主名嫁给匈奴冒顿为妻。因匈奴中有以母为姓的风俗，这些“公主”生子后亦以刘为姓，这是非汉族血统的刘氏，不过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刘氏大都已汉化了。

六、他姓改刘姓。

1．项姓改为刘姓。南朝宋刘裕本姓项，后改为刘姓。

2_俱姓改为刘姓。唐宦官刘将俱文珍收为养子，后俱文珍改刘姓名叫贞亮。

另有刘姓改他姓。北周的刘亮本中山人，因作战勇敢，文帝赐姓侯莫陈氏，出为东雍州刺史卒。宋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之子延寿，本刘氏常山人，德钧被蓓县得延寿收为养子，改刘姓为赵姓。

望出：彭城、沛国、弘农、河间、中山、梁郡、顿丘、南阳、东平、高堂、高密、竟陵、长沙、河南。

历史名人：汉开国皇帝刘邦，称帝四百多年。三国刘备，南北朝刘俗建立宋朝传八代，历时六十年。西汉末有学者刘向、刘散。唐有史学家刘知几，文学家刘禹锡。宋有抗金名将刘琦，明有军事家刘伯温。

山东菏泽巨野刘楼刘氏家族。

明洪武年间，由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迁居至山东巨野县，距今已经七百多年，为较早的刘氏家族之一。

人口总数：约20万左右。

分布：山东巨野县刘楼，巨野县大义徐庄，巨野县麒麟镇石庄，巨野县田庄镇，文庄，嘉祥县。成武县东刘楼，西刘楼，鄄城县闫什口刘双楼，桑树刘庄，成武县刘氏家楼及其附属各村一万人，郓城唐庙的碱厂村，金乡县羊山刘庄。河南确山县约五千人（失去联系），鱼台县于江苏交界处丰县西平村，铁西村。另有江西，四川少数村庄。

部分辈分：毓广喜盛昭，凤天传万世，汉继保长宏……这是目前正在使用的辈分（由于家族庞大，辈分相差甚远，上述所列辈分均有人在世）。

我爷爷“汉“子辈，我父亲是“继”子辈，而我们这一辈是“保”子辈。

《通志，氏族略》指出，刘氏有五：尧之后有刘累，为刘氏；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亦为刘；汉赐项氏、娄氏，并为刘氏；又匈奴之族从母姓刘。

《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介绍说：“帝尧陶唐之后，受封于刘，其地今定州唐县也。裔孙刘氏，以能扰龙，事夏后孔甲，为御龙氏。在商为泵韦氏，在周为唐杜氏，亦为杜伯„„至宣王灭其国，杜柏之子阻叔奔晋，为士师，故为士氏。孙士会适秦，后归晋，其处于秦者为刘氏，此祁姓之刘也，以国为氏。又，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因以为氏，„„河南堰师，此姬姓之刘也，以邑为氏。”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说：“周大夫食采于刘，亦为刘氏，康公、献公其后也。” 先秦时期，刘姓是个小姓，特别是源出自尧帝后裔的汉家刘氏，在先秦时期更是默默无闻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当时有无族谱，就不得而知了。但作为刘姓大家族成员之一的姬姓刘氏，因为建立了刘子国，被封为公爵，是当时的王侯贵族之一，因而当时必定有由刘子国自己的史官或周王朝的史官编修的刘氏世系谱。因此，我们认为，刘姓的谱牒，最晚在周代就有了。

刘氏宗族的发展经历曲折，中间经历多次的变迁与更替。

现在我们的家族仍保留的近代的族谱公元前3世纪末，刘邦建立汉朝后，源出尧帝后裔的祁姓刘氏一跃而成为中华国姓。公元前200年，也就汉高祖刘邦七年，汉朝廷开始设立九卿一级的机构“宗正府”。宗正府的首脑“宗正”一官，必须由刘姓皇族成员担任，与其他外姓无缘。宗正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皇族事务，包括记录皇室世系、编修皇家玉牒、每年修一次《诸王世谱》。

祁姓刘氏家族的谱牒正式开始编纂，是现在可知的祁姓汉家刘氏的最早修谱历史了。

终两汉时期四百多年，刘姓的谱牒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谱牒。凡是皇族成员，都统一由国家登记在册，其传递世系，昭穆亲疏，自然都一目了然。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刘姓开始私家修谱时期。由于当时的风气重视门第和出身，因而像当时的各大士族一样，当年的刘氏世家大姓，往往都修有自己的族谱。

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刘姓族谱，是河南南阳《刘氏谱》，当年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也曾引用。现存最早的刘姓谱牒文献，是相传撰写于南朝大梁普通三年(520年)的一编《刘氏族谱序》。

隋唐时期，是中国谱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刘姓私家修谱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唐代的刘姓谱牒，见于文献记载的有5种：刘知几的《刘氏家乘》(一作《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晏家谱》1卷、《刘沆家谱》、《刘舆家谱》1卷，都见载于《新唐书·艺文志》。而实际上，当时的刘姓族谱，要远比这多得多。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关刘氏九大房的世系，就是在参考了唐代刘氏族谱的基础上编成的。

宋元时期，刘姓修谱的现象更加普遍，源出匈奴的河南刘氏刘温叟家族，就有完整的族谱，记述了该家族自隋代到宋初五百多年的家族历史和世系传递。宋代著名学者屏山先生刘子翠所在的福建五忠刘氏家族，就曾派人前往发源地京兆访寻旧谱，编修新的《麻沙刘氏族谱》。但是，见于记载的宋元时期刘姓族谱仅刘复礼的《刘氏大宗血脉谱》1卷。传世的宋元刘姓族谱则在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但宋元时人为刘姓族谱所作的谱序，则传世的很多。

明清时期是中国刘姓修谱的高潮时期。现在存世的最早族谱，就是明朝时的刻本，但数量不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知的明本刘姓族谱仅有8部，其中最早的是明正德年间的《山阴刘氏宗谱》，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现在存世最多的刘姓族谱，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刻印的，其中又以民国时期修纂的为主。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离现在只有几十年，保存较易的缘故。大凡官宦之家、富贵之家，甚至就是普通百姓刘氏，在明清和民国时期都有修谱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基本上都停止了修谱，不过在个别地方也有续谱之举，如江苏丰县刘邦故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续谱活动。而海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刘姓的修谱活动则一直没有中断。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大陆地区修谱、续谱的现象又悄然兴起，并出现了大规模跨宗派、跨地区联合修谱的现象。这无疑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之后才会有的喜人现象。新的族谱，虽然是在旧族谱的基础上续修的，但大都增加了反映新时代、新风气的新内容。当然，这些新族谱因为是民间自发编修的，其内容质量都参差不齐。就笔者所知，现代新族谱中，就内容丰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良、印制精美等方面而言，较优秀的有云

南《彭城春秋》、江苏《雎邑沛郡刘氏宗谱》和江西的《中华刘氏通谱》、湖南的《刘氏文史》等数种。

齐鲁刘氏从刘子羽的第28代孙开始，使用的名排派和字行派：

名排派：世嘉国泉荣，炳增锡永盛。纯良正善学，本立恒常生。字行派：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明朝末年，刘淮春续订了一个16字的字派(“文”字为37世)：

文行忠信，大道孔彰。家修廷献，长发其祥。

华容刘氏六十余字字派：

宗隆宝皋。文用安天元，光必行仁大。

祖如世可希，好学师允在。惟子守承应，克绍迪友怀。

启佑宜以德，秉国重斯才。运器资道量，煦类悦群来。敛修清节懋，丰施乐利偕。

现在刘氏家族继续沿用祭祀等文化传统没到节日时，就见老人们上供，只让男丁参加，不允许女子靠近，特别的正式，好像如果不认真对待会懈怠我们的祖先。

我们家族的丧礼程式、丧礼服制、丧事的“非礼”之处和古代大同小异，世代沿袭，当然也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演变，才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也已成为其他众家族学习的典范。

读书尚礼，交财尚义，富勿自骄，贫勿惰志，宜守素位，毋玷宗风。我们家族的家规也是相当严格的，但是随着法制的健全，家规的普及已经不太明显了，主要是家族的道德约束人们的日常言行。

刘氏家族的演变，不管是风俗习惯，祭祀文化，家族教育，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虽然在日益发展文明的现代社会，家族文化仍然有着不可抹灭的影响力，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刘氏家族的儿女。

现代的刘氏家族再不断发展壮大，几经衰落，几经辉煌，仍然保留着往日的风采，遍及华夏神州，生生世世，繁衍不息。

参考文献：

第三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第四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五篇：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

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从神权走向民权

司法鉴定制度的兴起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历史发展经历过从无知愚昧到科学探索、科学认识的过程。同样，在人类生活中扬善惩恶、妥善解决生活纠纷的裁判活动中，对于证据的获取和认定经历过神明裁判时代、人证裁判时代和物证裁判时代。司法鉴定就是伴随着这种如何发现证据、如何确定证据、如何确保证据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而产生、发展。

神明裁判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在人类对社会、自然还缺乏认识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时期，采用一定形式和现象作为神灵旨意帮助裁断案情，对争议事件的鉴定也是由“神意”控制，从而衍生出如“水审法”、“火审法”、“热油审”、“尸体裁判法”等鉴定手段，“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司法裁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实际上被“神”所掌握，法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当时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不但自身为神的崇拜者，同时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用这种证据制度来断狱决讼，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

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司法者和社会民众深刻认识到必须将司法审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从“神”的手中夺回来，人们只有自己查明事实真相进行裁判才能树立如“神”的信服力---司法权威，因而逐步推动了法定证据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进入了证据时代。在证据时代早期，人证（证人证词、口供）是唯一的证据，因此，口供的获取成为执法者的主要任务。为获取口供、查明事实真相，执法者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惮采取任何手段。我国古代种种令人发指的刑讯、西方中世纪黑暗的纠问式审判，都是“但求真相，不问代价”的典型。

人证裁判时代是人类对“神”的直接否定，确定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直接导致了刑罚的滥用和随意性，司法本身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因此，人类在确定口供、证人证词在司法审判上的证据作用同时，也开始探讨采用其他方法作为证据帮助审判。此时，发现物证、研究物证引起了审判者的关注。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但对物证的证据价值提供了依据，并且也对司法审判的证据制度起到了实质性改变作用。人类证据制度进入了物证时代。可以说，从“神证”时代进入“人证”时代的第一次转变标志着人类的司法审判走出了愚昧时期，而从“人证”时代进入“物证”时代的第二次转变则标志着司法审判真正开始走向了科学的历程。

在科学技术方法进入司法审判领域的过程中，法医学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无论是东西方，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运用医学来解决法律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法医学的运用主要局限在刑事领域中，以致形成了刑事侦查的特权和专利。在这个方面，法医学不仅是最早出现、最为重要的学科、而且对其他刑事侦查证据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痕迹学、指纹学、文检学等，因此，法医学又称为“科学证据之母”。而现代DNA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的人身识别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人类司法审判的历史上，我国古人不但独树一帜，发展出著名的“五听”断狱的审判方法

[1]，而且也首创了法医学科，宋朝提刑官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末元初赵逸斋编著了 《平冤录》，元朝时期王与编著了《无冤录》[2]。可以说，《洗冤集录》、《平冤录》、《无冤录》构成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科的完整体系。

在我国现代法医学的发展中，法院和早期留学国外的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本的《实用法医学》专著翻译介绍到国内，这是我国最早介绍国外法医学的专著，1914年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首设法医，由留日医学博士江尔鄂担任，他也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法医。1928年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林几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首设国内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以后的岁月中，设立法医学教研室的医学院校寥寥无几）。到1935年，各省高级法院均设立了法医学检验室，由医学毕业生经过法医学专业培训后担任，而在各警察局设立现场检验员，这样在国内形成了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鉴定网络。而且这种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时期。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是古代司法行政官创造了法医学，法院则是我国现代法医学和司法鉴定体制形成的起源地。不过，我们也惊奇地发现，司法鉴定在经历神明裁判、法医学鉴定、刑事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的历程中，从“神坛”上走下之后，又被推上了“官位”，司法鉴定不但被披上神秘的外衣，而且成为司法行政官的专有权力。

由于司法鉴定具有的权力属性，司法机关和学者对其的认识和定义均不相同，但都未能脱离职权主义思想，即是以侦查为中心还是审判为中心之争。不过，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管理的决定》中，对司法鉴定进行了明确界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该法定概念明确了司法鉴定不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类型，也不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具有权提起、为自己主张提供科学依据的诉讼活动。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种类之一。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为了发现犯罪、查证犯罪而进行的刑事侦查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申请进行的鉴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委托进行的鉴定，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相关证据，都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这一活动既不是行政行为，也不属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专有职权的范畴。因此，从我国最新立法对司法鉴定的界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在法律上首次将司法鉴定从“官位”上拉下来了，将司法鉴定决定、启动的权力赋予参加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从立法精神上充分体现了民权思想。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司法鉴定立法上的新规定，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长期存在于法院之内的司法鉴定机构被依法撤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保留的鉴定机构明确仅为本系统侦检工作需要开展。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审批、监督面向社会服务的中立性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示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人们在发生诉争时，可以方便、自由地借助科学手段帮助事件的认识、解决。随着社会化鉴定机构的建立、规范和发展，司法鉴定必将向科学技术鉴定方向发展，鉴定不再专属某些领域或部门，而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仲裁、人民调解、单位内部处理、民众协商解决等方面，真正步入民众充分认识科学、运用科学解决纠纷的新时代。

司法鉴定从神权走向民权，并不意味着司法鉴定从此依靠自律而发展，而更加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化的司法鉴定将如何发展、如何避免成为滥用民权者的工具？

对此，从积极探讨落实《决定》的贯彻执行，建立一个中立、科学、公开、公正解决社会与司法诉争的科学体系、促进司法体制合理改革、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的等方面考虑，本人提出下列设想供参考：

一、确定司法行政和协会双重管理模式

毫不过分地说，司法鉴定结论在民事方面直接涉及企业、个人事业的生死存亡，在刑事方面直接决定个人的生杀予夺，在行政方面直接涉及国家政府的形象维护。因此，司法鉴定作为一个涉及国家、集体、公民切身利益的特殊职业行为，必须具有严格的行政和行业协会双重的机制。

1、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部门依据《决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行政法规性文件，依法履行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职能，制定全国司法鉴定发展纲要和规划，协助和指导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工作开展，审查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司法鉴定人资格以及司法鉴定机构的运行情况，组织评定司法鉴定机构社会公认度和专业水平等级度，组织进行鉴定人职称评定工作；与相关部门协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建立司法鉴定救济制度，处理和监督对司法鉴定机构投诉情况。

2、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管理：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主要通过专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等，协助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司法鉴定机构与人员工作。司法鉴定协会内部可以设立各个专业领域鉴定委员会，如法医学鉴定专业委员会、文痕检验专业委员会、司法会计鉴定专业委员会等，协会的主要职能如下：

（1）组织各专业委员会起草、修改有关技术标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人体损伤残疾程度评定标准》、《人体损伤参与度评定标准》、《文件检验技术方法与标准》等；

（2）开展建立鉴定人准入制度和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特性，要求从事各专业领域鉴定人更加专业化、专家化，建立起更加细化的准入制度和标准已经是国际法庭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可以先逐步建立起法医学专业领域从业准入标准，如《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物证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临床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会计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文书检验鉴定人准入标准》等，也就是树立起医学专业、法医学专业毕业只是从事法医学鉴定工作的基本要求，但作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法医学相关领域鉴定人，必须获得相关领域的从业准入资格。

在鉴定人专业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开展职称评定的统一性工作。使鉴定人在专业方面能有一个规范的制度不断得到正常的、制度化的进步。

（3）开展司法鉴定实验室标准化认证工作：实验室标准化认证是国际法庭科学协会一直推荐的工作，既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科学的技术规范依据，也是法庭评价鉴定结论科学有效性的法律依据（技术法规）。应当逐步开展《DNA实验室评定标准》、《毒物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法医病理学实验室评定标准》、《文书、理化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等。此外，应当积极开展法定、推荐鉴定方法、DNA鉴定位点的研究和确定工作；确定推荐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以及法定筛选预实验方法和确证方法；制定、推荐各专业领域鉴定文书规范性格式等。

（4）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和专业学术会议工作：结合从业准入制度和鉴定人职称评定建立继续教育机制。组织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每年开展各个专业新技术、新进展以及标准适用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等学术活动，根据国情，建议每位鉴定人每五年必须具有接

受一次专业培训的教育经历，并且与职称评定相结合。

开展全国性司法鉴定学术会议活动，建议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每二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入选及优秀论文汇编成专著或在指定杂志发表，从而促进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凝集力和学术性。

（5）积极主动地组织重大疑难案件的司法鉴定工作：针对社会、司法审判涉及的重大疑难案件司法鉴定工作，省、中央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依法接受委托组织由司法鉴定机构及专家组成的联合鉴定。对于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司法鉴定工作，可以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鉴定机构和专家进行综合鉴定。

综合鉴定和联合鉴定已经是目前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出现的复杂性、对鉴定活动提出高效、科学的必然要求。在俄罗斯刑法典、法国刑法典以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协会的组织活动，为我国刑法典、民法典有关司法鉴定立法规定的完善提出有益建议。

二、建立司法鉴定的科学体系

《决定》正式实施后，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改革后的国情，我们可以将现有司法鉴定机构分为三大类：

1、附属于院校、医院的兼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这类鉴定机构在仪器设备、专家实力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学术优势，在解决地域性疑难案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地域性的司法鉴定主要力量。这类鉴定机构并不依靠鉴定费用而生存，鉴定人具有固定的职业收入，鉴定设备、场所、电话费用和其他水电费用等鉴定机构无需承担，因此，其鉴定成本相对较低。

但这类鉴定机构将司法鉴定活动只是作为兼职工作，专家教授主要精力必须应付日常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临床医疗活动、本职专业工作以及所在单位其他事务性工作。因此，这类鉴定机构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纠纷事件处理的需要；甚至对于一些缠诉、复杂案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拒绝受理。

2、附属于公、检、安内部系统的专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根据《决定》规定，公检机关因侦检工作需要开展鉴定工作。在以往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类鉴定机构可能介入非诉讼案件的司法鉴定活动之中，但因与《决定》规定的原则和前提条件具有冲突，可以预测，将来可能出现就其鉴定行为是否有效的诉讼纠纷之中。作为一般原则，国家行政机关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工作，法律无明确规定则不能纳入其职责范围。这与公民“法无明确规定限制则可行之”的法律行为准则恰恰相反。因此，这类鉴定机构在面向社会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发挥作用的方面必受到限制。

3、依法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

这类鉴定机构是依法登记注册成立、面向社会开展司法鉴定的专职鉴定机构，也是国家司法

鉴定体制改革出现的新生事物。鉴定人以鉴定活动为专门职业，目前主要以退休人员为主要力量组成，他们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但在仪器设备以及实验室方面存在发展的过程。这类机构必须依靠收取鉴定费用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福利保障、场所、仪器设备的添置、维持费用、水电费用等，因此，在生存与发展方面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个人认为，我国现在应当大力扶持和发展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促成这些机构完成第一次转变，即以退休鉴定人员为主体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中青年鉴定人员为骨干主体、退休鉴定人员为指导的现代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植起中央、省级、地区级骨干鉴定机构，使每个地区、省、中央形成较为权威的1---2个专职化鉴定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三级鉴定体系，确定各大区复核鉴定机构，以完全适应社会各界及司法机关对司法鉴定工作的需要，从而形成以专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为主要队伍、院校兼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作为重要辅助力量的司法鉴定体制，使专职化和兼职化鉴定机构在专业、学术上能相互促进、相互监督，在制度上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

三、建立起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体系

促进鉴定结论更加科学、客观、公正的有效措施，除实行鉴定人出庭之外，就是应当建立起鉴定人与专家证人法庭对抗制度。

专家证人，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又称为专家辅助人，他们并不从事具体的鉴定活动，但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聘请，依据自己的专业经验、知识，在鉴定的方法学上、科学原理方面、检验鉴定标准化方面以及某些专门经验等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进行评价和质疑，从而在科学层面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形象地比喻：如果鉴定人是小说家，则专家证人就是小说评论家。

实行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制度，可以达到及时、客观、有效地保护当事人权益，“迟到的公正”实际上就是不公正。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法庭上宣读完鉴定结论后，法庭往往鸦雀无声，律师即使进行质疑也显的苍白无力。因此，法庭上进行鉴定专家之间的对抗，可以有效地监督鉴定人的鉴定行为，法官辨明鉴定结论的缺陷、失误，甚至出现虚假鉴定之情形。

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鉴定人+专家证人的鉴定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大部分实行的是单纯鉴定人制度。但在意大利刑法典中，明确规定被告可以聘请1---2名技术顾问，介入从侦察阶段开始起的司法鉴定活动，起到监督、专业建议的作用。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表明，在我国民事审判中认可实行专家证人制度。我们应当积极适应法律发展的要求，建立起专家证人法律服务制度，探讨专家证人法律服务的准入标准，逐步审批一些高质量的专家证人法律服务机构（技术专家法律服务事务所），在民事、仲裁、人民调解等领域发挥作用，并切实推进在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