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第一篇：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文学院01-６ 刘凡羽

中国被称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中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间断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有一首朝代歌这样唱“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可以这样讲，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更有它主流的文学体裁。中国古典文学向世人展示了异彩纷呈的面貌，众体皆备，成就赫赫。本文将以先秦两汉文体为例，浅谈一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体演变问题。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所发生、发展的文学体式为后代众多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储备和可供借鉴的创作方法。

【四言诗】 古代诗歌的体裁。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中国古代诗歌最早形成的诗体。发端于《周易》中的卦、爻辞，以《八伯之歌》、《康衢歌》最古，句式特点是：叠章叠句反复吟咏，用韵较自由。四言诗的成熟代表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 305篇。原称 “ 诗 ” 或 “ 诗三百 ”，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 “ 毛诗”。《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三 类。“ 风 ” 包括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 15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 篇。“ 雅 ” 包括小雅和大雅，共 105 篇。“ 颂 ” 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 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春秋以后，四言诗体逐渐衰微，虽有人继续创作，但成就不大。比较而言，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和陶渊明《停云》诸作，是优秀之作，称得上四言正体。

【骚体】 古代文体名，楚辞体韵文的一种，源于战国时楚国，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作品长于抒情且富于浪漫气息，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多用“兮”字以助语气。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 “ 骚 ” 调以虚字为句腰 ,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 “ 兮 ” 字为句腰 ,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先秦寓言】 指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和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中只是作为论据来使用，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而独立流传，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它产生自民间,在战国时代盛行。《庄子》一书，寓言共有２００多个，《韩非子》达３００多个，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见。它或者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历史传说，或是作者创造的故事，大多瑰丽奇特，富有文学色彩。内容方面，先秦寓言中一种是以寓言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比较抽象以至深奥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一种是阐明道德修养的.此外，从寓言中还可看到社会的面貌，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艺术成就上，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先秦寓言想象的丰富，形象的生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一般结构简洁，语言洗练与口语化、个性化，不仅直接影响唐代、明代的寓言创作，而且自身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简单的故事情节，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晋杂事、志怪小说的雏型。

【先秦两汉散文】 先秦时代的散文，指与韵文相对而言的文体，包括所有论说文与记叙文。其中，殷商时代存留的甲骨卜辞，可算作中国散文的雏形。此外，商周时代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易经》中的卦、爻辞，都为中国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以古史形式记言，大都是一些誓辞、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有殷商时代与西周时代的作品，也有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作品。商周到春秋时代是散文的开端期。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散文分别向着偏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从诸子散文方面看，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墨家的《墨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早期的《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家专著，结构谨严，论证周密。中期的《孟子》、《墨子》，采用对话形式，属学派集体著作。《庄子》则属庄周学派的论文集，基本上是一种专题论说文，是散文从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转化的表现。到了《荀子》、《韩非子》，则是属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了，是先秦论说文成熟的标志。诸子散文注重文采，普遍地使用比喻、排比、夸张、映衬和运用寓言，形成各有个性的文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体。从历史散文方面看，春秋时期历史著作很繁盛.战国时代，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

先秦散文虽非纯文学作品，但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后世各种文体--从议论文、史传到小说、汉赋的滥觞；它的或纵横、或平易的文风，滋养了后代作者；它的表现手法（如春秋笔法，左传义法等），也成为后世文学运动的旗帜。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只存在１５年，没有散文名篇留世。西汉散文，则是先从政论文发展起来，而在史传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汉初年的贾谊和晁错，是政论文的代表作家，鲁迅称他们的政论 “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汉代史传文的代表为西汉时期司马迁著的《史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代文学家有着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东汉班固撰成的《汉书》，体制承袭《史记》，既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史传文学的成就也较高，对后代史学和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汉代散文中，还有类似小说（当时属志人、志怪一类作品）的，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既有史事，也有一些流行民间的轶事、传闻；《吴越春秋》等“杂史”，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外，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对后期历史演义小说颇有影响。

【楚歌】 汉初 ,盛行楚声短歌,发源于楚地，随楚汉战争广为流传，今传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诗经》中的《汉广》、《螽斯》、《摽有梅》等篇，其它古籍中保存的《接舆歌》、《萢子歌》、《超人歌》等，都是楚歌。楚歌在句式灵活，隔句末尾有规律地运用“思”字“兮”字作语助词；受楚地“巫歌”影响，地域色彩浓郁，形式和风格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民歌。楚歌是屈原创立楚辞体诗的基础。

【汉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句式灵活多变，是后代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的发端，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如《战城南》；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也有表现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如《妇病行》。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及其实质。

汉代的乐府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

【汉赋】 西汉流行的赋文体。赋作为一种文体，战国后期已产生，赋体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从屈原、宋玉的骚体赋，到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代表的汉大赋，魏晋南北朝流行駢赋，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唐宋时代趋向散文化的文赋各个阶段。其中汉赋是赋的鼎盛时期，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辞赋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称为 “骚体赋”，内容大都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枚乘的《七发》等。第二时期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辞赋成为一种宫廷文学，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另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西汉末扬雄作为代表作家，以《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著名。作为东汉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则以《两都赋》著名。第三时期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是代表性赋作。张衡的作品使赋从内容、体制到风格发生了根本上转变。

汉赋是两汉４００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吸收了战国纵横家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 “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此外，赋在形式上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谨严，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越阶级而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从夏商周开始，它的发生、发展直至成熟，始终处于阶级阴影的笼罩之下，就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诗经》、楚辞、汉赋到汉乐府无处不体现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体现了文人独立创作与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差异。受阶级影响的同时，社会历史条件同样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六言诗到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洋洋洒洒的长篇伟论，不仅仅是在篇幅上变长了，更是在总体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

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文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这一规律不仅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可以推以广之，对不同国家、不同文体的发展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2.《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3.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篇：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前了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开始沿着程序的轨道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向迈进。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之作了科学的修正。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2.1.2关于侦察阶段的辩护形式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后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2.1.3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像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所以辩论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应该承认，96年刑事诉讼法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条件。

2.1.4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但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以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

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使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2.2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入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的权利大量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也经常面临威胁。我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2.2.1会见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一委”发布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这里的“应当”是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在四十八小时或五日以内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办案机关以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层层审批；三是不允许单个律师会见；四是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会见；五是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摄录设备；六是限定会见时间和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等，使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时步履维艰，会见制度形同虚设。

2.2.2调查取证难

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以及律师如和调查取证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据统计新刑事诉讼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00余名律师因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绝大多数又以无罪予以释放。[12]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2.2.3阅卷难

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意见。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制有加。

2.2.4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

就我国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2.2.5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13]这些要求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所吸纳。但是在我国的现实中，还时常有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遭到侵犯，致使无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的情况。特别是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实为少见。

2.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构想

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非常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2.3.1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诉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出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如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律师通过会见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作用打基础。而且“会见”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侦查人员或监所官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秘密状态下才有其实际意义。

第三篇：我国中小学美术教育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 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形态转化。1867年（同治六年）福建创办了船政学堂。虽然，船政学堂是专门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人才的学校，但在学校的课程中已开设了一画法”科目，这是中国新式学堂里最早开设的“绘画课”。随后，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格致书院、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同类学校的课程中都没有“图绘”“图画学”“制图”等科目。但是，当时的绘画保与现在的美术课不同，实际上是“几何作图”课。

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第一次肯定了图画和手工在学校 教育 中的地位，其目的是“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养成好勤耐劳”“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培养学生毕业后“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因此，当时的图画和手工课的重点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实用专门技术之人才，教会学生一些“实用之技能”。这是“西学为用”的原则在美术教育中的具体实施。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标志着国家 政治 体制由两千年封建帝制向新兴民主共和体制的转变。同年9月3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公布，史称“壬子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中的图画和手工课相比，民国初期的中小学图画和手工课除了“使儿童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以及“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掌握一定的美术技能外，已经提出培养学生“养其美感”“涵养美感”的审美能力。由此可见，美术教育中的审美功能在民国初期的学校教育中已开始得到重视。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时期，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一股 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6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颁发了《小学形象 艺术 课程纲要》和《初级中学图画课程纲要》，其中小学的“图画”课改为“形象艺术”课。而初中美术仍称“图画”课。与民国初年1912年颁布的图画和手工课的规定相比，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美术课程纲要的学习领域开始拓宽，其中包括欣赏、制作、研究 等三个领域。说明这时的美术课已不是单纯的一门技能课，同时还应该强调审美的教育作用。1932年10月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小学美术课程标准》。这个标准较1923年公布的《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要》又有了改进，如：欣赏领域明确包括欣赏 自然 美（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和艺术美（绘画、雕刻、塑造和其他美的物品）两方面的 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1940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修正初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图画课程标准》。修订的初、高中图画课程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启发学生审美本能，涵养其性情；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和描绘的技能；甚至提出图画“与其他各学科应有相互之联络”，这些在今天来看都还未过时。并且把“图画”又改称为“美术”课。总之，“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国民政府借鉴了当代西文发达国家美术教育中的成功经验，把西方美术中的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设色、明暗等画法，以及设计、工艺制作中一些新的理念引进了中小学美术教育之中；普及了美术教育。因而，美术教育已与清朝末年把绘画仅仅作为“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造船体”的“几何作图”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56年9月教育部颁发了《初级中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同年11月教育部又颁发了《小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教育部先后颁布的这两个图画教学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图画教学大纲。两个大纲都明确规定了美育在学校全面 发展 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图画是中小学进行美育并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学科之一。小学图画教学的目的是教给学生掌握绘画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技巧，使他们能正确地真实地描绘物体的形象、颜色和空间位置；培养学生初步的审美能力及对美术的兴趣和爱好，发展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才能，并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绘画和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有所认识；使学生知道图画在人们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意义，并能把在图画课中学得的知识、技能和技巧 应用 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去，日常生活中去，社会公益活动中去。

初级中学图画课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图画教学，使学生认识并练习表现自然界和现实生活环境中的美好事物；培养学生的美感和对造型艺术作品的爱好。大纲还非常注重在整个图画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再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由于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上还缺乏经验，因此，借鉴了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956年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和《小学图画教学大纲（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日画教学大纲，由于当时“美术”改为了“图画”，因此，美术课的内容主要以写生画、图案画、命题画为主，但它对新中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学校美术教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中，由于“美育”在新教育方针中已被去掉，中小学美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被逐渐削弱，特别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和“教育革命”运动，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图画课时被削减，图画课的教学目的被局限在狭隘的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内，图画课的审美功能被淡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小学美术课与其他科目一样被停课。学校美术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给艺术教育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第四篇：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诞生。１９２８年２月，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歼灭２０余万国民党正规军，工农红军队伍也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开始长征。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经过长途跋涉，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８省１４个地区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１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工农红军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改编。１９３７年８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１２.５万次，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中获得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扩大到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和１.２亿人口，武装力量人数扩大到１３０余万人。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适应新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１９４８年开始进行战略反攻。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底，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１５０余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４００万人。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马祖以及南海诸岛外的全部国土。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第５１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１９２８年６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

第五篇：台球的演变与发展

台球的演变与发展

台球是一种用球杆在台上击球、依靠计算得分确定比赛胜负的、在国际上广泛流行的高雅室内体育运动。

台球运动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关于台球的起源，有的说是法国，有的说是英国，众说纷纭，目前尚无确切考证资料。但是，台球起源于西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台球并不是一出现就尽美尽善，而是在长期流传中经过人们的不断改进丰富，现已达到了比从较完善的程度。

世界上第一张台球桌出现在1400年，当时球桌上没有袋，只有拱门或门柱。在台球桌出现以前，人们是在户外的地上玩一种被称为滚球的游戏。后来这种游戏被人移到室内的台桌上，于是滚球游戏变成了户内的桌上游戏。不久桌面上被人们开了几个洞，于是这种室内桌上游戏的趣味性大增。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台球作为一项正式的娱乐项目，进人了英国上流社会。1510年，法国也开始了台球的娱乐活动，并深受法国人喜爱。

最初玩的台球，球台上只有两只球。传到法国，法国人又加入了一个红球，英国人也跟着模仿。此时在球台上便有了三个球。并把这种玩法叫“开仑”，击球人把对方的球顶进球袋，或同时击中两个球称“双着”，都可以得分。这种玩法，就是我们现在玩的三球落袋式台球的原始玩法，即英式台球“比力”。美国的台球运动，是西班牙人于1504年经佛罗里达州传入的。1607年，英国人又把台球带到维吉尼亚洲。1690年移居南卡罗来纳的法国人也将台球运动带到美国。当时虽然多方面把台球运动传入美国，但并没有很快得到发展，直到1800年以后才开始盛行起来。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直到十九世纪中，对台球的技术、比赛方法和规则等方面，做出重大的改进完善贡献，直到在世界台球运动中，独创了美式台球一大流派，与法式台球、英式台球并驾齐驱，现已流行于东西方

比较流行的英式斯诺克台球，起源于1885年，这种打法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关于斯诺克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最可信得说法要属下面这个。

在19世纪晚期，台球运动风行于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中，当时流行的玩法是黑球入袋。这种玩法用1个白球，15个红球和1个黑球。1875年的一天，驻扎在印度贾巴尔普尔的英国陆军上校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战友们觉得这种玩法过于简单、乏味，便决定增加黄色、绿色和粉色3个彩球上去。不久，又嫌不够，再加上了棕色和蓝色球。这种新玩法很快流行开来，从而导致了斯诺克台球的诞生。而斯诺克一词则是当时英国军队中对军校一年级新生的流行叫法。这使得斯诺克被这些军人们用来称呼这种新玩法的初学者，最终则成为了这项运动的名称。

1885年，当时的英国英式台球冠军约翰-罗伯特在印度旅行时见到了张伯伦并从他那里知道了斯诺克这种新玩法。回国后，罗伯特就把斯诺克台球带回到英格兰。但是，当时正处于英式台球热，斯诺克台球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式台球日渐衰落，许多名手才逐渐转向斯诺克台球。这其中包括斯诺克台球的传奇人物乔-戴维斯。戴维斯首先意识到了控制主球走位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打斯诺克台球的普遍策略是在将明显可以打进的球入袋之后做一杆斯诺克防守。而乔-戴维斯通过良好的意识和精湛的杆法控制主球的走位，连续得分能力明显增强，大大提高了斯诺克运动的水平。从此斯诺克台球才开始在英国兴盛起来，并流行到世界各地。

关于台球运动组织的建立，最早的国家是英国，于1885年由业余与职业球手组成了台球协会，并制订了第一套正式的比赛规则。1908年又由对立的一方组成了台球管理俱乐部。这时候台球游戏开始逐渐变成了竞技运动项目。于1919年，台球协会和台球管理俱乐部达成合并协议，组建了英式台球和斯诺克台球的最高组织为台球联合会，主持两种台球的比赛和制订规则。1940年成立了世界台球联盟，是国际台球活动的组织机构，总部设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行政中心设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世界台球联盟负责世界性的台球比赛。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展有台球活动，并建立有台球协会。加入世界台球联盟的国家已有三十多个，都是该联盟的会员国。1948年，美国成立了美国台球协会，机构设在芝加哥。这些机构的成立，促进了台球竞技运动的开展。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台球在我国大城市的上层社会曾很流行。80年代以来，台球在民间日益普及。台球分为落袋台球（比例式）、22彩球（司诺克）、4球（撞击式即开伦式）三种。打法以英国的大球台和日本的小球台最为著名和标准。在球技上也形成了“英国式”和“日本型”的各自打法。

台球对体力的消耗远没有其他运动那样高要求，也不会像棋牌类运动那样煞费头脑，水平的高低取决与一个人平时的细腻性格，判断的能力，是集体力与智力、轻与重、刚与柔为一身的一项体育运动。这就注定这项运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往时尚，高雅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