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学评价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教学评价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教学评价和整个教学系统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的来说，教学评价经历了古代教学评价和现代教学评价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古代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几乎和正规教育具有同样长远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文献记载了周王命令静在学宫中掌管射猎，并在一段时间后考验其教学效果和赏赐他的史实。我国古代最早一部教学论专著《学记》中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表明当时的学校已建立了稳定的具有明确内容和标准的“考校”制度，即教学评价体制。这可是最早的教学评价思想。
科举考试从公元606年开始，在中国持续近13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教学评价形式，是一种通设科考试并根据学科考试成绩录用官吏的考试制度，主要也是针对考核学生学力水平而言。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06年），置进士科，创立科举考试制度。自此以后，科举考试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教育教学评价的主要方式。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形式上，“唐取士以诗赋，宋取士以经义论策，明、清取士用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前后历时1300年，在世界上开创了文官考试的先河，是古代社会最有影响的教学评价体系。它能破朋党之私，对选拔统治人才有积极作用。但它题少面窄，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不强，并且容易导致士子醉心于功名利禄、荒废学理，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一种典型的突出管理性功能而牺牲教育性功能的教学评价制度。
西方，考试制度建立要稍晚些，大学考试用口试是在1219年，中学笔试是在I599年，毕业考试论文式作业考试是在1787年，法国于1791年参照我国科举制度建立文官考试制度。
在很长时间里，考试作为一种鉴定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起积极作用，且对检查记忆性知识、检验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也是比较有效。但这种传统考试存在许多严重弊端，如考试内容大多是有关陈述性知识，偏于记忆，命题缺乏科学性，评分标准不统一，不够公正、客观、准确。为改进考试方法，教测验便应运而生。
现代教学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验心理学个体差异研究的进步和教育统计学的发展，教育理论工作者们开始探讨如何将心理测验的方法应用于教学领域，实现学业成绩考核客观化、标准化与数量化。现代教学评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并在随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美国学者e．枯巴和y．s．林肯研究指出，现代教育评价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四代不同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与此相联系，现代教学评价的发展也可以区分为相应的四个基本阶段。
1．1900～1930年左右是现代教学评价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测量理论的形成和测验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美国学者莱斯1894年开始研究儿童学习拼音的成绩测量问题，并于1897年发表了测量量表；l905年心理学家桑代克发表《精神与社会测量导论》，提出“凡存在东西都有数量，凡是有数量东西都可测量”。1909年又发表“书法量表”。桑代克被称为“教育测验之父”，拉开了美国教育史上著名测验运动的序幕。在此期间，各种学科学习量表先后问世，形成教育测量热，例如，斯东（1908年）和克梯斯（1909年）发表了算术成绩测量量表，有关拼字、作文、语文等方面的学习成绩量表也纷纷出现。各种学绩量表产生后，很快为许多学校所采用，例如，1911～1912年，纽约市曾对 3万名儿童进行了多种学科的学绩测验。俞子夷1918年编制《毛笔书法测验》，开我国编制教育测量量表的先河。20年代，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尤其是智力测验）量表编制和试验工作在我国取得了较大进展。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教学评价，基本等同于教育测量，评价者在评价中仅扮演测量技术员的角色，评价的中心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求客观的标准，以矫正主观方法的弊端”，对教学评价中如何科学地解决教学信息的收集问题作出了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考试主观、笼统和偏于事实性知识与死记硬背，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它企图用数字来表示受教育者全部特征，难免流于形式机械化。学生态度、兴趣、创造力、鉴赏力等是十分复杂，很难全部量化。
2．1930～1940年前后是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最早倡导从“测验”转向“评价”的是美国教育评价与课程理论专家泰勒。在美国的“八年研究”中，由泰勒领导的评价委员会的工作是这一时期教学评价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泰勒认为，评价必须建立在清晰地陈述目标基础上，根据目标来评价教学效果，促进目标实现。枯巴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对测验结果作描述，评价的目标不再是学生本身，而是什么样的学习目标模式对学生学习最有效。例如，泰勒他们编制了许多测验去测量学生是否掌握了教师要求他们学习的那些东西，据此辨别、区分有效的目标模式。
3．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注重了真正的价值判断问题。目标参考测验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目标参考测验以教学目标为评价标准，关注的是教学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它和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关心教学目标的实现，注重以目标为参照系进行价值评判，是教学评价第三个发展时期的突出特色。这一阶段对评价标准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4．80年代以来，教学评价又有了新发展。项目反应理论把教学评价引向了计算机化和因人施测的方向。模糊评价法发展了教学评价的数据处理技术。枯巴等人提出的“第四代教育评价”，突出了教学评价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之间的不断交互作用、共同建构、全面参与，对教学评价作了有益的反思和建设性构想。阿莫纳什维利在总结六七十年代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质性评价理论。实质性评价是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的特殊教学活动，包括教师的评价、在集体的学习一认识活动中的评价、在学生个别独立的学习一认识活动中的评价三种形式，特别重视学生自我评价能力的形成以及教学评价的良好心理氛围的设计，强调了教学评价中的定性和描述等侧面。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的教学评价，比较关注教学评价的人文精神和教育作用，可视为现代教学评价的第四个发展阶段。
（三）教学评价的发展趋势
考察教学评价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有助于我们观察教学评价的未来走势。从当前教学评价改革所显示的信息看，今后一段时间内教学评价发展可能会呈现出以下若干重要趋势和特征。
1．评价模式的多样综合。迄今为止，已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评价方法和技术。不同的教学评价方法、技术，各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为了保证教学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把各种不同的评价技术进行必要的综合、组合、改造和创新。事实上，当前的教学评价改革已注意到了评价模式的多样综合问题，比如强调定性和定量结合、模糊与精确结合、日常观察和系统测验结合、他评与自评结合，等等。这种评价模式多样综合的特点在今后将更加明显。
2．注重教学评价的教育性功能。在教学评价中，人们最初重视的是管理性功能。历史发展表明，过于关注管理性功能而忽视教育性功能的教学评价，往往给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样，在现代教学评价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性功能就逐渐受到了重视。它强调的是，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自觉地服务于教学宗旨，成为实现教学目的的促进性力量，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当前，教育性功能已逐渐突出出来，形成性评价和实质性评价的出现和发展，是有力的论据。今后，这一方面的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重视学生的评价能力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只有具有良好的评价能力，才能合理地选择和行动。帮助学生发展评价能力，是现代社会对学校提出的重要要求。学生的评价能力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才能发展。在整个学校教育活动体系中，教学评价是最基本的评价活动，是发展学生评价能力的基础性活动。教学评价的未来发展和
改革，将突出通过评价培养学生评价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通过教学评价，使学生掌握有关评价的原理、标准和方法，给予学生评价自我和他人的机会，从而提高评价能力。
通过考察教学评价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教学评价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完善和发展，是科学性、教育性不断提高的过程，是辩证的多样综合的过程。
第二篇：教学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
二、教学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
教学组织形式是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展变化的，它还受到教育普及程度、学科性质以及教学任务的制约。从产生时间上来看，教学组织形式经历了个别化教学为主的阶段、班级授课制为主的阶段和改造班级授课制为主的阶段。
（一）个别化教学组织为主的阶段
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个别教学是教学组织的主要形式，这就是教师分别对个别学生进行教学的形式。这是出现最早的教学组织模式。个别教学发展到后来也有一些变种，出现了一个教师教很多学生的现象。如在汉代就采用过大班上课和高徒相传的形式，但是这时的教学与班级授课有本质的区别，它没有严格的组织，同时学习的学生年龄相差悬殊。从本质上讲，它仅是对学生进行个别施教的一种形式。个别教学由于其自身的弱点，难以完成系统化、程序化传授知识的任务，因而教学效率不高。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只能适合当时人数不多且教学内容又比较简单的教学要求。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一种反映。
（二）班级授课制为主的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技术工人的质量和数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大量增加受教育者的数量，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这些要求反映在教学上，就是要增加自然学科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组织形式。这就催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
早在16世纪，西欧就出现了班级授课制的萌芽。17世纪夸美纽斯总结了捷克兄弟会的学校教育经验和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班级授课制，并最早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夸美纽斯认为，一个老师同时教多个学生是完全可能的，但要具备适当的条件。他阐述的条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根据儿童的年龄和知识水平编班。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学习相同的内容，进度也相同，这样就可以一个教师教很多学生。
2.教学应有计划、有组织。学校的教学应该有学年的划分，同时开学，同时放假，学年开始时，学生同时升入一个年级，开学以后不再招生，在学期中，也不能随便退学。每班教学按已有的计划进行。
3.教学采用上课的形式。上课要有一定的目标，拟订每年、每月、每日所应达到目际的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教学。
4.每个班应有同样的课本，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同样的功课，使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同一的目标上。
5.每天上课分上、下午进行，各2小时，共计4小时，另外的时间为自学，星期六下午不上课，星期日放假。
由于这种教学组织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提高了教学效率，因而逐渐为各国采用。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教学是在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它是用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最初只设英文馆，学生10人。后来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班级授课制在我国学校中开始被广泛采用。
（三）改造和完善班级授课制的阶段
虽然班级授课制提高了教学效率，但班级授课制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理论和由其指导的实践教学，更将班级授课制推至极端。从19世纪初直至今日，对班级授课制的改造和完善仍在不断研究中。下面是几种有代表性的教学组织形式。
1．贝尔—兰卡斯特制
也称为导生制，产生于19世纪初的英国。由教师先教年龄大的学生，再由其中的佼佼者“导生”去教年幼或学习差的学生。因由教师贝尔和教师兰卡斯特创制，故称为贝尔—兰卡斯特制。
2．道尔顿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美国道尔顿城的教育家柏克赫斯特提出道尔顿制并试行，是一种典型的自学辅导式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每周进行有限的集体教学，然后指定学习内容，学生接受学习任务后，在各专业课堂自学，独立完成作业，然后接受教师考查，又接受新的学习任务，开始新的教学周期。3．文纳卡特制
这是美国人华虚朋1919年在芝加哥市郊文纳卡特镇公立学校实行的教学组织形式。按照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课程分两部分，一部分按学科进行，由学生个人自学读、写、算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另一部分是通过音乐、艺术、运动、集会以及开办商店、组织自治会来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该形式的特点是：第一，按单元进行学习，各单元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具体的学习内容，并配以小步子的自学教材；第二，每个单元结束后，经测验诊断，接着学习新的单元；第三，教师随时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4．分组教学制
为解决班级授课制不易照顾学生个别差异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出现了分组教学制。有能力分组、作业分组、外部分组、内部分组等形式。能力分组是根据学生的能力发展水平进行分组教学，学习的课程相同，但不同组学习年限各不相同。作业分组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意愿分组，学习年限相同，但不同组学习的课程不同。内部分组是在按年龄编班的基础上，根据学习能力或学习成绩的差异分组教学，外部分组突破了传统的按年龄分班的做法，按学生能力或成绩的差异，在同一个年级中编成不同的班级，是班级间分组，如快班、慢班、重点班、普通班。
5．特朗普制
在本世纪50年代出现于美国，由教育学教授劳伊德·特朗普创立。其做法是把大班上课、小班讨论、个人自学结合在一起，以灵活的时间单位代替固定统一的上课时间。大班集体教学由优秀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给几个平行班统一上课。随后的小班课研究讨论大班课上的教材，由15-20人组成一个小班。然后由学生个人独立自学、研习、作业。教学时间分配为：大班上课40%，小班研究占20%，个人自学占40%。
6．小队教学
小队教学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开始流行，也称协同教学。其基本特点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教师一起工作，根据其不同的特长组成互补性的结构，通过人工协作，在教学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共同负责一个班或者几个平行班的教学任务。7．开放课堂
它源于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者的教育主张，二战期间在英国的幼儿园得到采用，20世纪60年代在小学推广，20世纪70年代传到美国并在小学得到采纳。开放课堂的特点是教师不再分科系统地按照教材传授知识，而是为学生创设学习情境，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在教室或其他场所自由活动或学习。
总之，近一个世纪以来，教学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在班级授课制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当代教学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是：班级授课制仍然是主要的组织形式并不断改革和更新；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并存，力求形成一种既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又可以适应个体学习的综合型组织形式，使集体教学和因材施教相统一。
课程设计的水平组织是指课程内容或学习经验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其横的统整问题如学校内的活动和学校外的活动学校的正式课程和课外活动之间如何统整?数学科的学习如何增强自然科学的学习等?课程的水平组织应该是什么形式的类型?课程组织的水平类型可能是一系列弹性分级的指导性活动包括了可能与活动相关的学科内容;或一系列严密分级的活动包括了个别活动的学科内容;或一系列分级的学科内容包括了相关的指导性活动;或分级的预期成就说明书、指导活动表、分级目标的学科内容大纲;或学科内容和教科书的分级目标说明书。
课程水平组织途径方面学科可以分科独立存在也可以建立学科之间的知识关联也可以合并两个以上学科成为一个教学科目也可以主题统合各学科知识、技能。课程组织的水平范围可能包括学生思维的内容也可能涵盖专业课程发展人员的计划与实验的结果。课程设计的组织类型包括了“个别科目课程”(individual subject curriculum)、“相关课程”(correlated curriculum)、“融合课程”(fused curriculum)、“广域课程”(broad fields curriculum)、“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与“活动课程”(activity curriculum)或“经验课程”(experience curriculum)等六种课程组织类型。这六种课程类型也可归纳为科目课程(subject curriculum)、核心课程与活动课程分别与第一章所论及课程即科目、课程即计划、课程即经验的课程意义相关并与第三章所讨论的精粹主义取向、社会行为主义取向与经验主义取向的课程设计意识形态相互呼应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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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课程
事实上个别科目课程、相关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都是属于科目课程。个别科目课程是指各科目分化孤立的课程组织形态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课程组织类型。课程设计者可以联合关系密切的科目课程领域将其转化为比较方便管理的相关课程或称联络课程使个别的学科内容产生一致性增进各科目之间的关系但各科之间的原有界线仍旧存在。相关课程是指可以进一步合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围较窄的科目或将课程内容加以重新组织以增强其间关系联合成为关系密切的合科课程或融合课程以减少难以管理的特殊化科目。融合课程可以进一步加以组织成为广域课程。
例如以宽广领域的语文科课程统整设计取代文法、作文、文学等彼此关系密切的科目课程领域;或将地理、历史等科目课程合并为“社会研究”的合科课程或融合课程;或以英语科及社会科作为相关科目数学科与科学作相关统整。但是,上述各科统整不管是合科课程或相关科目之统整实际上往往是一种行政上的措施将两个科目放人同一时段其基本假定以为负责授课的教师本身会自行建构学科间的关系。
上述科目课程的统整甚少考虑到课程设计的“统整经纬线”其课程统整的结果并不十分成功原因是每一科目都遵循不同的组织架构如历史的年代顺序、语文的文学形式。因此如果没有发展出同时适合此两个科目的新课程组织基础则另一科目往往沦为另一科目的附庸。例如以语文与历史作相关统整并以历史年代顺序教学则语文学科技能常常只是根据历史内容主题所发展的要求进行教学。上述这些科目课程组织类型通过融合课程与广域课程的组织设计可以将零碎的教学时间加以统整合并为较大单位的教学时间以防止学习时间遭到不当的分割避免学科知识的支离破碎。为了使课程内容充分发挥一致性广域课程可以进一步通过最具重要价值的课程组织核心作为组织中心设计成为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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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学科的结合并非统整学习的唯一方法然而经由强调各学科间共同分享的广泛概念组织不同学科间一致的思考类型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一致的概念架构以理解这些学科中的概念。核心课程便是以某些广泛问题或概念为中心并将某些领域的知识概念加以组合是目前课程组织的统整设计较成功的经验。
核心课程不仅可以使某课程单元主题或学科简化或减少到一种可以加以管理控制的大小而且可以根据规准选择适切的课程元素作为组织焦点或组织核心。一般人常用的兴趣、经验、生活问题、内容主题等课程元素本身并无法提供足够的课程组织规准以仔细选择与诠释所欲涵盖的课程范围内容或建立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因此除非课程设计人员可以决定课程内容的主要观念否则无法确定学习内容的组织焦点。
一般而言单元架构的核心焦点包括三种。第一种是“观念架构”以大范围的观念为课程组织设计的焦点中心加以组织。第二种是“问题架构”一般而言是以问题为组织的中心此种课程组织的设计途径应用在社会科与自然科学方面较为成功。第三种是“事物中心”课程单元是以所要完成的事物为组织中心例如艺术领域在某些情境下以系列的欣赏经验为组织中心课程设计人员必须选择组织这些事物中心的结构以协助教师的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习。
由这三种观点可见在发展高度有效的组织架构、建构不同领域的课程单元方面到处充满着发挥创造力的统合。例如以学生关心的问题为组织核心作为课程统整设计的“组织经纬线”其优点是可以自然的关系来统整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而且可以将彼此相关的观念、事实与概念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但是如果缺乏仔细选择或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课程“组织经纬线”或组织核心则将导致课程组织不当或失去课程组织的严谨性。
利用核心观念作为课程的焦点中心可以具备许多主要功能。第一种功能是核心观念可以让学科的单元或主题更为结构化并能针对其所要处理的内容层面提供一种观点师生共同计划以明智地判断所要涵盖的课程内容并基于理性基础举出其内容实例。第二种功能是以核心观念作为单元的焦点可以确保更完整充分的宽度与广度范围满足学生需求以作为课程设计者所要组织发展的内容。第三种功能是核心观念也可以作为学科结构并设计成为学习的重点打破学科界线。第四种功能是利用核心观念作为课程组织内容中心可以解决所欲涵盖课程内容范围的问题可以详细界定学习内容的数量界线以涵盖主要观念并使其他内容降低到最小数量以方便理解这些核心观念;是以核心观念可以作为选择内容的规准以核心观念为主并结合少量而必要的特定内容实例而不会造成内容的不当负担;因为内容范围太广泛容易造成多而不精、广而不够深人的缺失。第五种功能是涵盖主要观念并结合少量的具体内容实例可以突破时间限制避免花费时间精熟内容细节可以节省可能的时间享有更大空间自由以进行透彻的完全学习以强调处理信息、诠释资料、发展与运用通则等目标。第六种功能是以核心观念为焦点中心可以作为课程组织的“经纬线”确保课程内容的继续性或顺序性或统整性提供完整的结构可以和学生的学习经验进行比较对照。第七种功能是以核心观念组织课程可以将学科内容转化为教育历程的学习方法历程通过教育科技可以将学科内容与学习历程融为一体免除学科内容与学习历程分离对立的缺失。
■ 活动课程
活动课程的课程组织形态又称经验课程比广域课程与核心课程更重视学生的直接经验以学生兴趣与需要为课程组织的中心依据学生的兴趣与需要决定学习内容重视以学生的心理发展顺序来组织课程由学生主动地选择学习经验与课程知识以解决学生生活的问题。教师与课程设计人员的工作旨在依据学生兴趣引导学生经由问题解决的探究方式协助学生的进一步发展与成长。例如杜威在芝加哥创立实验学校采用“活动方案”(activity program),主张学生是学校课程的起点课程旨在协助学生使其经验获得继续性与统整性的发展使其经验内容不断扩展而趋于丰富与成熟。活动课程的组织类型旨在提供学生第一手经验采取工作单元形态而非知识分科要学生去亲身体验课程以获得统整的知识非呈现零星的学科知识让学生学习。工作单元常跨越了许多学科学习组织由学生负责无固定学习顺序。因此课程设计基于学生兴趣或需要给予适性选择和最大调整弹性。其特点是活动多、科目少、学习内容涉及较广泛的知识领域而且与生活关系密切适合学生的需要与兴趣并且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统整学校学习与社会生活学习。活动课程强调学生实践的经验因此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合作设计工作学习方案选择学习领域、界定遭遇的问题、计划相关的活动}实施并评鉴所从事的工作学习让学生从实际参与工作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经验并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兴趣与能力。例如杜威提倡“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概念重视从经验与相关研究中进行学习的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这是一种在数月或数年中一段时期内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的工作学习方案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者从参与实际工作中获得学习并统整校外社会机构与学校教育功能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建设、培养成人能力的一种方法。这便是一种活动课程的组织形式。此种活动课程的优点为 ①统整工作经验、学校教育的学习方案或课程方案使课程理论与实际生活更能密切的配合学生能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意义;②统整工作与学习可以增加学生的动机激发更大的兴趣;③工作经验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发展学生独立判断的能力使学生更为成熟;④由于学生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同伴一起合作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别人并增进其人际关系;⑤合作教育可以成功地将学生顺利导人工作世界。然而由于活动课程以学生兴趣为课程的起点而且学生兴趣容易转变因此其规划不宜僵化必须保留弹性设计。而且在实施时也应有其他配套措施例如师资应有通识博雅的教育基础并具备课程设计基本能力、学生身心发展与辅导的专门训练;学校应有宽广的活动空间行政支持与资源也应充裕课程安排宜有弹性时间课表不宜太过于僵化仪器材料设施也应配合学生兴趣趣并考虑学生安全问题如此方能依据学生兴趣与需要顺利实施活动课程。
第三篇：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因此，对政法委员会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注：因篇幅体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学术文献注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四篇：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文学院01-６ 刘凡羽
中国被称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中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间断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有一首朝代歌这样唱“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可以这样讲，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更有它主流的文学体裁。中国古典文学向世人展示了异彩纷呈的面貌，众体皆备，成就赫赫。本文将以先秦两汉文体为例，浅谈一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体演变问题。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所发生、发展的文学体式为后代众多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储备和可供借鉴的创作方法。
【四言诗】 古代诗歌的体裁。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中国古代诗歌最早形成的诗体。发端于《周易》中的卦、爻辞，以《八伯之歌》、《康衢歌》最古，句式特点是：叠章叠句反复吟咏，用韵较自由。四言诗的成熟代表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 305篇。原称 “ 诗 ” 或 “ 诗三百 ”，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 “ 毛诗”。《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三 类。“ 风 ” 包括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 15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 篇。“ 雅 ” 包括小雅和大雅，共 105 篇。“ 颂 ” 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 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春秋以后，四言诗体逐渐衰微，虽有人继续创作，但成就不大。比较而言，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和陶渊明《停云》诸作，是优秀之作，称得上四言正体。
【骚体】 古代文体名，楚辞体韵文的一种，源于战国时楚国，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作品长于抒情且富于浪漫气息，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多用“兮”字以助语气。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 “ 骚 ” 调以虚字为句腰 ,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 “ 兮 ” 字为句腰 ,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先秦寓言】 指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和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中只是作为论据来使用，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而独立流传，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它产生自民间,在战国时代盛行。《庄子》一书，寓言共有２００多个，《韩非子》达３００多个，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见。它或者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历史传说，或是作者创造的故事，大多瑰丽奇特，富有文学色彩。内容方面，先秦寓言中一种是以寓言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比较抽象以至深奥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一种是阐明道德修养的.此外，从寓言中还可看到社会的面貌，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艺术成就上，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先秦寓言想象的丰富，形象的生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一般结构简洁，语言洗练与口语化、个性化，不仅直接影响唐代、明代的寓言创作，而且自身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简单的故事情节，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晋杂事、志怪小说的雏型。
【先秦两汉散文】 先秦时代的散文，指与韵文相对而言的文体，包括所有论说文与记叙文。其中，殷商时代存留的甲骨卜辞，可算作中国散文的雏形。此外，商周时代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易经》中的卦、爻辞，都为中国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以古史形式记言，大都是一些誓辞、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有殷商时代与西周时代的作品，也有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作品。商周到春秋时代是散文的开端期。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散文分别向着偏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从诸子散文方面看，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墨家的《墨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早期的《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家专著，结构谨严，论证周密。中期的《孟子》、《墨子》，采用对话形式，属学派集体著作。《庄子》则属庄周学派的论文集，基本上是一种专题论说文，是散文从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转化的表现。到了《荀子》、《韩非子》，则是属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了，是先秦论说文成熟的标志。诸子散文注重文采，普遍地使用比喻、排比、夸张、映衬和运用寓言，形成各有个性的文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体。从历史散文方面看，春秋时期历史著作很繁盛.战国时代，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
先秦散文虽非纯文学作品，但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后世各种文体--从议论文、史传到小说、汉赋的滥觞；它的或纵横、或平易的文风，滋养了后代作者；它的表现手法（如春秋笔法，左传义法等），也成为后世文学运动的旗帜。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只存在１５年，没有散文名篇留世。西汉散文，则是先从政论文发展起来，而在史传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汉初年的贾谊和晁错，是政论文的代表作家，鲁迅称他们的政论 “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汉代史传文的代表为西汉时期司马迁著的《史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代文学家有着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东汉班固撰成的《汉书》，体制承袭《史记》，既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史传文学的成就也较高，对后代史学和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汉代散文中，还有类似小说（当时属志人、志怪一类作品）的，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既有史事，也有一些流行民间的轶事、传闻；《吴越春秋》等“杂史”，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外，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对后期历史演义小说颇有影响。
【楚歌】 汉初 ,盛行楚声短歌,发源于楚地，随楚汉战争广为流传，今传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诗经》中的《汉广》、《螽斯》、《摽有梅》等篇，其它古籍中保存的《接舆歌》、《萢子歌》、《超人歌》等，都是楚歌。楚歌在句式灵活，隔句末尾有规律地运用“思”字“兮”字作语助词；受楚地“巫歌”影响，地域色彩浓郁，形式和风格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民歌。楚歌是屈原创立楚辞体诗的基础。
【汉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句式灵活多变，是后代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的发端，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如《战城南》；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也有表现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如《妇病行》。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及其实质。
汉代的乐府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
【汉赋】 西汉流行的赋文体。赋作为一种文体，战国后期已产生，赋体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从屈原、宋玉的骚体赋，到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代表的汉大赋，魏晋南北朝流行駢赋，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唐宋时代趋向散文化的文赋各个阶段。其中汉赋是赋的鼎盛时期，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辞赋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称为 “骚体赋”，内容大都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枚乘的《七发》等。第二时期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辞赋成为一种宫廷文学，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另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西汉末扬雄作为代表作家，以《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著名。作为东汉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则以《两都赋》著名。第三时期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是代表性赋作。张衡的作品使赋从内容、体制到风格发生了根本上转变。
汉赋是两汉４００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吸收了战国纵横家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 “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此外，赋在形式上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谨严，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越阶级而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从夏商周开始，它的发生、发展直至成熟，始终处于阶级阴影的笼罩之下，就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诗经》、楚辞、汉赋到汉乐府无处不体现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体现了文人独立创作与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差异。受阶级影响的同时，社会历史条件同样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六言诗到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洋洋洒洒的长篇伟论，不仅仅是在篇幅上变长了，更是在总体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
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文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这一规律不仅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可以推以广之，对不同国家、不同文体的发展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2.《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3.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五篇：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辩护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代理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1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79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前了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开始沿着程序的轨道向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向迈进。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之作了科学的修正。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2.1.2关于侦察阶段的辩护形式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后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2.1.3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像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所以辩论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应该承认，96年刑事诉讼法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条件。
2.1.4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但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以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
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使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2.2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入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的权利大量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也经常面临威胁。我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2.2.1会见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可以聘请律师”，“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一委”发布的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一步要求“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这里的“应当”是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在四十八小时或五日以内作出安排。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尚未得到认真的落实，具体表现在：一是办案机关以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层层审批；三是不允许单个律师会见；四是以本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会见；五是在会见场所秘密安装摄录设备；六是限定会见时间和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等，使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时步履维艰，会见制度形同虚设。
2.2.2调查取证难
律师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辩护必须占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是否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以及律师如和调查取证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原则性问题。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的现状并不乐观，据统计新刑事诉讼实施以来，全国已有200余名律师因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而遭受拘留和逮捕，最后绝大多数又以无罪予以释放。[12]这一反常现象造成辩护律师的恐慌心理，不敢大胆从事调查取证活动，甚至多数律师接受委托后，干脆不作任何调查，导致辩护质量下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也降低。
2.2.3阅卷难
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意见。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制有加。
2.2.4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
就我国刑事案件实际状况而言，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进行辩护的比率并不高，高水平的律师更是不愿参与刑事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
2.2.5维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合法权益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 [13]这些要求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所吸纳。但是在我国的现实中，还时常有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遭到侵犯，致使无罪被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的情况。特别是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实为少见。
2.3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构想
鉴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非常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和完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2.3.1保证律师的会见权
由于种种原因，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行使会见权遇到种种障碍。刑事诉讼法第96条、六部门《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检法有关的实施细则，均规定了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六部门的上诉规定专门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问题，即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等等。但是，六部门在以下规定中又为侦查机关干预会见提出借口，即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实践中，由职权主义侦查模式性质所决定，侦查机关从部门利益出发，多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情况特殊等理由不予安排会见；或严格限制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如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等等。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同样，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
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律师通过会见从被指控人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被指控人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作用打基础。而且“会见”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侦查人员或监所官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秘密状态下才有其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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