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演变的历史逻辑

第一篇：《党章》演变的历史逻辑

中共《党章》演变的历史逻辑

安徽省委党校汪兴福

一、政党与政党章程

1、政党政治

2、政党章程二、九十年《党章》的历史演变

1、党章初创时期（二大—六大）

2、党章成熟时期（七大—八大）

3、党章曲折发展时期（九大—十一大）

4、党章全面发展时期（十二大—十七大）

5、党章演变的历史启示三、十七大《党章》的主要内容

（一）总纲

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终极理想与现阶段任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

（二）具体内容（11章，53条）

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职责，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团关系、党徽党旗等内容。

第二篇：浅析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

浅析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

中本133班 13010328 党金鹰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党章伴随党的成长而发展，经历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过程。党章的日趋系统和完善，反映了我党对什么是革命、怎样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梳理这段历史有助于深刻认识到党的创新理论探索是一个艰难、曲折、永无止境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

中国共产党89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通过17个版本的党纲党章。党章的逐步完善，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党章篇幅虽短，但字字珠玑，均是精炼的理论概括和实践总结。梳理党章的历史演变脉络，可以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曲折过程，可以充分感知到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长期历史进程。

一、初步形成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是党章初步形成时期。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丰厚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为何建党、怎样建党、建什么样的党有了初步认识，集中反映在党的一大到七大的六次党章调整中。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党的正式创立。但是，党在创立之初，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的准备远不成熟，所以一大会议只通过了一个500余字、共15条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一大《纲领》虽不是党章，但它实际具有党章作用。《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分野；对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组织发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对《中国共产党纲领》做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章程。二大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共29条，近4000字。党章首次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宣告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二大党章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党的创建工作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发展建设。

从中共的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三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并分别规定了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四大党章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党章的突出特点是体现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开篇即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六大党章把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强调到了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使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对日后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科学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总纲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七大党章还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艰苦历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现确认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可以说，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乃至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

二、波动调整阶段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党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教训，突出表现在党的八大到十一大的四次党章调整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这些关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新的思考，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八大党章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作了明确阐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八大党章的通过，表明全党上下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一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是中国要以苏联为戒，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大党章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完全正确。

然而，1958年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偏离了既定方针，逐渐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纲领。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党章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五项接班人条件，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基本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十一大党章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党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三、拨乱完善阶段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党章经过十二大至十五大的四次调整，逐步焕发新的活力，而这一过程也始终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发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十二大党章，确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十二大党章总纲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总纲还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作用等，都作了完备的规定。十二大党章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科学的表述，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要的改变和新的规定，还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总之，十二党章继承了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对执政党建设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完善的规定。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对十二大党章的部分内容作了十项调整。其中的重大改变有：改革选举制度，明确规定差额选举办法；加强集体领导，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问题时要进行表决；规定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不再领导本单位工作，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监督。十三大党章顺应了改革开放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对党章这一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创新，我党有力促进了经济基础的稳步发展。

如果说，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党章集中反映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初步探索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那么，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党章则集中反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攻难克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写入党章，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统一全党意志，齐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十五大党章确立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写入党章。这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四、与时俱进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出诸多战略举措，不仅顺利完成了领导层的更新换代，更是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体现，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成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部分。这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十六大党章修改了对党的性质及阶级基础的表述，强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原来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新党章中增写“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表述党的性质，体现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统一，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的统一，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党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和重要经验写入党章，不仅必要，而且必须。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七大党章总纲增写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表述。增写的第七自然段表述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此外，新党章特别增写了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

十七大党章的另一项重要修改是增写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党章中明确写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说，十七大党章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并吸纳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1989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的理论升华。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学习贯彻党章，发挥党章的作用，是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重要的学习研究内容，紧密联系实际，为进一步搞好党的长效机制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们出版社，1979年版。[2]叶笃初：《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湖北人们出版社，1991年版。[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

第三篇：从党章的历史演变看党的与时俱进

高中华：从党章的历史演变看党的与时俱进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主要是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立意深远，意义重大。

一、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93年间，党章历经修改，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党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党的政治主张。这是一部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纲。这个党纲的意义在于鲜明地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它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通过了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包括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各个方面，分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和附则”，这是党的第一部完整形态的章程。它不仅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而且标志着我们党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此后，党的历届党代会都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增加了1条，对党员的“自请出党”作了严格规定；对党员入党候补期、党小组的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等作了重要修正；把入党介绍人从原来的一人增加为二人，第一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这对于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增加了“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一条，严格了党的纪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五大召开。由于革命形势严峻，会议期间没有通过新党章。根据五大精神，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是唯一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党章。会议对党章作了较大修改：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增加了设立中央政治局、监察委员会和党团等内容，并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列入党章，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政党体制。在前三个党章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新《党章》增加了党的建设、党的中央机关、省的组织、市及县的组织、区的组织、党的支部、监察委员会、党团、与青年团的关系等九章内容。这部党章共12章85条，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系统，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个第一。

1928年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大会通过党章也是唯一不是在国内修改和通过的党章。党章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三项根本原则，这是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对于健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要意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在长期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新《党章》首次增写总纲部分，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宗旨、作风、群众路线，从而使党章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首次以条文形式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科学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七大党章是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修改的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部最完备的党章。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党章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新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了执政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二是提出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传统；三是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原则；四是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十项义务和七项权利。

八大后的20多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三部党章，即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和十一大党章。这些党章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出来的，不可避免带有“左”的错误的痕迹。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再次重申并明确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正确解释了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任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纲中体现了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同时，党章增加了《党的干部》专节，明确规定了党的干部的定义，党的干部路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等，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首次写进入党誓词。这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的新探索。

现行党章的主体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30年来，在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党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用部分条文修正的形式对党章进行修改。修正案共10条，总共有13处增删改动，着重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方面，表明党的建设正在走上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阐述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只有7处150个字的修改。这部改动最小却意义重大的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心愿。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性质的理论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主要修改内容共有15条，既充分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又充实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容，充实了党的建设的内容。这部党章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精辟概括；丰富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把党的一系列对内对外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党章；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更加突出制度建设；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

二、党章的基本内容既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也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的情况及党自身的经验，根据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党的建设创新的新情况对党章包括部分和全部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现在实行的比较完善的党章。十八大就是根据这些创新对党章做了修改。

十八大的党章修改是党诞生以来第16次修改党章。党的十八大修改党章遵循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坚持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保持党章总体稳定，只改那些必须改的、在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努力使修改后的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稳定和坚持这样的修改原则，既有利于实现党章的与时俱进、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又有利于维护党章的权威性、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更好规范和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

中央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议题向各部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建议党的十八大对党章作适当修改。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这个建议，作出了党的十八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的决定，并成立党章修改小组。党章修改小组的工作是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按照适当修改的原则，提出党章修改建议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拟提请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的党章修正案稿。党的中央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提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党的十八大期间，全体代表对党章修正案认真讨论，提出一些重要修改意见。综合这些意见，大会又对党章修正案作了修改。最后，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党章修正案。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新的定位和阐述，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充实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定位的内容，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有利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是这次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贡献。

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完整表述，深化了全党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有指导意义。根据近些年来党的建设积累的经验和形势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总纲部分关于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作了适当修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内容增写入党章，并对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要求作了充实，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应对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章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对坚定推进改革开放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必将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更好发挥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三、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党章的重要性：“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习近平同志对于十八大党章的学习也提出了要求：“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把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央明确指出，要做到“两个结合”，就是“把学习党章同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

一部党章的制定与完善史，也是我们党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了解党章的历次制定与完善的来龙去脉，能使全党更好地结合目前形势和任务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坚决贯彻党章，坚定维护党章，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第四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五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