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博雅教育的历史演变及

第一篇：试论博雅教育的历史演变及

试论博雅教育的历史演变及

论文摘要：博雅教育也称为文雅教育和自由教育，最早是由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其本身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内容。博雅教育有助于培养个体自身发展的素质与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博雅教育理念对大学教育改革的实践具有现实启示作用，大学教育改革的根本在于确定大学的教育观，适时调整博雅教育的目标，进而建构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同时营造实施博雅教育的良好文化环境，重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博雅教育的质量。

论文关键词：博雅教育；大学精神；历史演变；现实意义

一、博雅教育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博雅教育作为西方经典的教育思想，也被称为文雅教育和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思想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说：“显然应有这样一种教育，为父母的用其训练子者，不是因为它有用或必需，而是因为它是博雅的和高贵的。”他认为教育的功能有文雅和实用两种。在受教育者的所学之中，有些是供闲暇和享受之用，有些则是为实际所需，服务于实利的。他主张应使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得到自由发展，就必须去学习高尚文雅的学科。在《政治学》中他曾经提出，博雅教育是专门为人的自由而设立的，它应纯粹以“使用闲暇从事理智活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是欧洲中世纪的“七艺”课程设置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注重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

博雅教育之所以萌芽于古希腊，与当时的社会构成有关。古希腊的社会分为自由人和奴隶，当奴隶若要享受到自由及相应的公民权利，其身上则必须具有自由人的某些特质。而自由人在从事博雅学科的实践时则须具有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思考能力、流利的演讲能力和娴熟的阅读能力，这些成为基本的条件。这一时期的学者提倡教授“七艺”，它包括智者派提出的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的前三艺以及经柏拉图整理出的算术、几何学、天文、音乐的后四艺。学习这些知识，因其是古代希腊和谐发展和人格理想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状况的反映，因此，并不仅是简单的传授实用性的知识，更深的意义在于希望能对内在的人格培养与精神修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教育十分崇尚个人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关注人的自然属性。意大利人文教育家韦杰里乌斯认为，博雅教育“是一种符合于自由人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卢梭倡导的“自然教育”，着重强调的是建立在“人生来自由”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人的自由精神和自身权利。文艺复兴以后，将七艺作为教学内容的博雅教育影响了欧洲的中等和高等教育长达一千五百多年。

20世纪初的博雅教育受进步主义教育的冲击，50年代后重新活跃。进入21世纪，美国巴德学院的乔纳森·贝克指出：“现代博雅教育是为培养学生的学习欲望、训练批评性思维、有效交际以及公民义务的能力而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其特色是有一套灵活的课程，允许学生选择，要求学习不仅要有深度还要有广度；它交互性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要求学生在课堂内外直接使用批评性的读本。”

作为一种经典的教育形式，博雅教育由于尚能满足一定阶层的利益及社会学校市场的需要，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二、实施博雅教育的必要性

1.有助于培养个体全面发展的素质

当今科技知识的大发展，科学呈现高度综合化的趋势，需要人才综合素质高，便是要同时具有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开展博雅教育，奠定学生广博、扎实的知识基础，培养学生自主求知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博雅教育重视知识本身的价值，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个体发展的良好素质。培养个体自身发展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注个体全面发展，二是注重知识技能的发展，三是能力的发展。个体的全面发展即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及分析，形成敏锐的观察力和清晰的道德判断能力，成为自尊、自爱并赢得社会尊重的人，从而突出“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知识技能发展即是要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技能，向学生提供实用型知识作为其参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工具，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可以胜任他们选择和从事的科学或职业。能力的发展不仅是指学习知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努力践行知识的能力。只有锻炼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崇高使命，在任何难题面前都能泰然处之且能确保成功。

2.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博雅教育旨在培养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因此，它不仅包含受教育者所积累的知识的广博性，也代表着其行为主体的高雅与得体。换言之，博雅教育已不仅囊括知识学的内涵，而且还指向文化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多重范畴。

博雅教育成为了培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的教育手段，综合能力的培养包括文化、心理、道德、能力等。博雅教育影响教育的各个领域，它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影响其情感投入，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在学习广博知识的同时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形成坚忍不拔的个性，提高其主体意识，突显博雅教育的主体性意向，内发追寻与外部陶冶相结合。在培养学习能力的过程中实现认知发展与情感态度的统一，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自觉地、选择性地接受人文精神的薰陶，培养正确的道德观、情感观、价值观，提高人的整体素质，逐渐养成优雅的气度和形成健全的人格。

博雅教育是“寓教于乐”的教育，灌输知识也要陶冶性情。真正的博雅教育是提供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文化趣味来展现其外显的精神风貌。

三、博雅教育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欲使博雅教育在我国各高校的教学实践中取得成功，应当重新调整和确立大学的教育观，改革的核心从思想意识着手，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改进能体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式，改革教学管理制度，营造实施博雅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确立新的大学教育观念，调整博雅教育的目标

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学生。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大学的本质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博雅教育培养的是完整的人，将完整的人作为培养目的，是大学改革应确立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大学教学由于偏重学科知识的学习，较少从课堂学习走向实践操作，偏重知能忽视创新品格的养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作为完整人的发展。这势必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易提高参与社会高速发展的竞争力。

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他的著作《大学的理念》中指出：“成为绅士是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质。它们都是大学的目标。”纽曼的大学观念在于他将大学看成“教学的机构”，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绅士的地方，是培养“人才”的机构。

终身教育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博雅教育培养的是具备一定学科逻辑基础，具备进一步学习的广泛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在身体、心灵及品格方面具备一定的禀赋，有清晰的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自然、社会、人文等各学科的基本知识，能进行有效思维、作出准确的判断、分辨多种价值，具备高尚的理性，承担各项责任，能够较快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身心全面发展，拥有合作、开放和敬业品质的人。在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全球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加强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选择。

2.建构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课程过于重视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知识的传授，课程结构中必修课多、选修课少，专业课多、基础课少，综合类课程数目不多，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知识面不够广，相对忽略人文教育价值的培养，因此，我们应完善课程知识结构，去除知识体系中重复、陈旧的与教育目标不相匹配的内容，努力建构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

为适应博雅教育的要求，要逐层调整大学课程结构，使整个博雅课程体系做到基础与实践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协调，继承与创新相融合。改进基础课程的修课方式，减少必修课，扩充选修课。加强文化素质修养课，学科要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从而对各领域的知识都能有所涉猎，提高人文素养。

“通过蕴含着博雅精神的互动式学习方法的实施和研究型教学的实施，着重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和批判能力，使之形成‘追求卓越’的创新思想。”博雅教育的意义是要培养用人性的综合素养去自由地对新的变化的境遇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的人。

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在专业设置中注重拓宽专业面。博雅教育鼓励的就是进行多学科的探索与研究，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强调跨学科的整合。

在课程教学层面，“与通识教育强调的‘知识贯通’不同，博雅教育教学重点并不在于内容与科目的设置与安排，而聚焦于教与学的过程”。

博雅教育对教师教学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对教学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具备深厚的学问功底，事先准备好课程大纲和阅读材料。博雅教育强调的是以学生主体性培养为重心的教育模式，故而要尝试改变过去传统的习惯即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课堂实施不能拘泥于固有的形式，要常变常新。在加强课程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更新教学内容，把博雅教育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使其更贴近社会生活，更贴近时代发展。在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学生“学会做事”，更重要的要教学生“学会做人”。博雅教育的教学模式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促进其个性发展，使之成为合格公民，因而不单要重视知识的传输，更要强调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引导学生积极观察思考与讨论，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提高分析能力。只有不断调整，才能由被动适应社会的人才向培养主动创造人才过渡。此外，制定科学的评价制度也是促进大学博雅教育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

3.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实施博雅教育的良好氛围

浓厚的博雅教育校园文化氛围是实施大学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良好的人文环境属于大学教育的隐性课程，为学生的成长营造适宜的人文学科环境，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成才和发展进步。

任何时候，大学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在建设与营造过程中，都会受到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制约，程度或高或低，校园文化氛围也会相应受到影响。通过各种丰富的人文与科学讲座，拓宽教师和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对学科价值的浓厚兴趣。在大学教育中贯彻博雅教育理念，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既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非学术性的，两种皆可陶冶情操，同时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兴趣，培养追求科学的精神，促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内化，积极引导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发展”。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博雅教育质量

提高博雅教育质量，必须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但不容忽视的现状是，不少教师的知识面较窄，过度专业化，直接影响到相关课程的开设，影响到博雅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而博雅教育突出的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注重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品质。因此，必须大力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加大对教师人文素质培养的力度，重视并强化岗前培训，尽快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师资。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让教师加强教学、科研工作等必需的基本课程基本理论的学习，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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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普遍称为素质教育，美国称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 香港称为博雅教育，台湾通称为通识教育。虽然对博雅教育的叫法不同，但是各方面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学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

“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适合自由人”，在古希腊所谓的自由人指的是社会及政治上的精英。古希腊倡导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其所成就的，不是没有灵魂的专门家，而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博雅教育（拉丁语：artes liberales，英语：liberal arts），又译为文科教育、人文教育、通才教育、通识教育、质素教育，原是指在西方古典时代中，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所应该学习的基本学科。文法、修辞与逻辑，是文科教育中的核心部份，被称为三艺（Trivium）。至中古时代，它的范围被扩大到包括数学、地理学、音乐以及天文学（其中也包括了占星学），这被称为四艺（Quadrivium）。三艺与四艺，合称人文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或自由七艺，是中世纪大学中的主要科目。

在现代社会中，博雅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社会中的人的通才质素教育。它不同于专业教育、专才教育。在东方，这种教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通常的儒家教育；六艺教育注重综合知识和技能，而儒家教育偏重人格和人文质素。博雅教育所涉足的范畴随着社会而变迁，到了近代，人文和科学都成为了博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博雅教育又被称为文理教育。由于并非专才训练，法律、工程、建筑学、设计、海事与航海、商业管理、经济学、统计学、教育学、农学、食品科学、生命科学、兽医学、牙医、医学及药学等这些专科及领域不属博雅教育的范畴。世界各地推行情况台湾

台湾系统的现代博雅通识教育开始于台湾大学。台湾教育家虞兆中认为，现代大学和传统儒家教育观一脉相承，学生人格养成应在学校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于是出任台大校长时建立通才教育。随后，台湾各大学相继推行。在台湾，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组成部分。例如，台大通识教育课程分为文学与艺术、历史思维、世界文明、道德与哲学思考、公民意识与社会分析、量化分析与数学素养、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八大领域。香港

在香港，以博雅教育为宗旨的唯一一所大学是岭南大学。前任校长陈坤耀曾解释博雅教育的宗旨是要教导人“学识广博，生活高雅”。2008年香港教育统筹局于高中课程引入博雅教育。欧洲

在欧洲，博雅教育的原来意义是中等研习，只是涉足普遍知识及智识技术，着重于知识的承传，而不是专门或者专业技术。博雅教育在欧洲教育历史中的七大范畴被分为“三道”（初等级）和“四道”（高等级）两类。“三道”包括语法、修辞学及辩证法。“四道”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这成了欧洲中世纪大学核心课程。虽然曾经只注重古典教育，但博雅教育在欧洲启蒙时代之后被宣传为解放思想及破除成见，随着科学及人文的地位提升，两者在近代都纳入博雅教育的范畴。美国

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极着重博雅教育，所有学士课程皆要求学生于首两年受博雅教育之思考训练，而在学士第三年才修读主修课程。另外亦有专注于博雅教育的教学机构，被称为“文理学院”，通常为两年制。其毕业生要在其他的学院如专业学院才能得到专业的培训，例如：商业、法律、医学、神学等等。

美国境外的学院都受到了这些美国高等学院启发，包括德国的欧洲博雅学院。这类型的教育未曾在英国出现，连博雅教育一词都很少谈及。反而澳洲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提供两年制TAFE文凭课程（博雅文凭课程）。

中国大陆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自2009年创立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国际高等教育界有广泛影响的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也曾多次报道博雅学院。海内外名校师生频繁来访，与博雅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博雅学院每年从入校新生中以二次遴选方式录取30名学生。经学校规定的报名、遴选程序而被录取进入博雅学院学习的学生，不再属于原录取院系和专业。博雅学院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在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集中住宿和学习。

博雅学院本科学习阶段实施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化博雅教育方案，着重培养今后有能力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精英人才。从三年级起，学生可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学生根据所修读课程、毕业论文方向及论文指导教师的专业，可申请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位，如哲学学士、文学学士、历史学学士、法学学士（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

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经验，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4-5门，而每门课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学习优秀者可获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或“硕-博连读”研究生资格。

博雅学院直属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领导，博雅学院院长由“逸仙学者”讲座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教授担任。人文高等研究院利用其广泛的海内外学术联系，广邀海内外学者为博雅学院讲授课程并开设系列讲座。

博雅学院强调精英教育，但这不意味任何特权，而仅仅意味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付出，且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博雅学院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第三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四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第五篇：商会的历史演变

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有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广州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1861年，香港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香港洋商总会，即现在的香港总商会。1887年天津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天津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张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上海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上海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辽宁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杭州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 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