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的历史演变

第一篇：英国议会的历史演变

英国议会的历史演变

摘要：英文议会Parliament一词，源于法文Parler（原意为谈话），它的拉丁文形式为Parliamentum(意为会谈)。英国议会的开端一般认为始于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无视大宪章，以亲信取代具有否决权的15人会议。在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中，S.de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在内战中获胜。1265年在威斯特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者有僧俗贵族和每个郡两名骑士代表，每个大城镇两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1295年，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费召集议会，史称“模范议会”。“模范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议会的最终诞生。中世纪的议会在国王与贵族的冲突中不断增长其限制王权的重要作用，并在日后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完善自身体制。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议会制的国家，其制度不仅对英国自身的民主政治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体系，甚至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英国议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其对美中两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君主政治 议会 弹劾 贵族

Abstract：The word “Parliament” in English came from the French word “Parler”(means conversation)and is written as “Parliamentum”(means discussion)in Latin.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parliament was started in 1263 when Henry Ⅲ , the king ,replaced the 15 person meeting which had the veto with his trusted followers , ignoring the great completely.In the clash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aristocracy , the aristocratic opposition faction led by Simon de Monfort , won the civil war finally.A meeting , was held in Westminster Abbey palace in 1265 ,with the attendants consisting of religion aristocrats , two knights from every county and two citizens from every big town.In 1295 , a Parliament

“ Model Parliament ” was called by Edward Ⅰ for collecting war funds.During the Middle Ages , the Parliament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estrain the power of the sovereign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aristocracy.The Parliament system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Britain.It is not only meaningful to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of Britain itself , but also to some western countries , such as the system of US.And it even ha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origin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n history , and also talk briefly about its influence on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of both US and China.Key words: capitalism monarchy parliament impeach noble

1.引言

英国议会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鼻祖，它起源于中世纪，大约在13世纪中期，贵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斗争中获胜，成立议会，议会制度形成。13世纪末以后，议会经常召开，议员由贵族、市民和骑士组成，由于各个阶层的利益不同，常常不在一起开会，14世纪以后，议会逐渐分成上下两院：上议院由贵族和教会代表组成，又称贵族院；下议院由乡绅和市民代表组成，又称平民院。国王是议会的召集人。即由英王、上院和下院三部分共同构成英国的议会政体。此后，下院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发展成为近代史上的代议制议会。

那么，英国议会制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呢？以及议会对当今世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将把全文分为五节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2、3、4节将着重分析前两个问题，第5节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2.英国议会产生的历史背景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曾经有过较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和与之相伴随的封建君主制。可以说，议会就是在同封建君主不断地抗争，夺权的背景下产生的。2.1 英国的贤人议会 最早可追溯至公元5至7世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趁罗马帝国崩溃之机征服了大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在英格兰建立起大小七个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与贵族代表组成“贤人议会”，共同治理国家，这种尊重各部分力量的国家权利机构的设置，促使在英国形成了一套渗透着原始民主传统的宪政观念，这是贵族代议制度在英国的最初体现。2.2 英国的“大议会”

诺曼王朝（1066－1154年）的国王威廉一世基本继承了贤人议会的体制，并在贤人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大议会”制度。“大议会”主要由封建贵族及教会头面人物组成，虽然大议会每年只举行几次会议，但其运转机制和权力行使方式已经距“议会”不远了。

英国封建时期，国王征收封建捐税是受限制的。如遇紧急情况比如战争需要额外的财源而导致财政赤字时，国王就得寻求封建贵族们的大笔捐赠或大额借款，实现的渠道就是“大议会”。到了13世纪，国王为了取得对征收特别税款的支持，于是召集封建权贵以及各郡、市、镇的代表开会，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同意征收特别的税款。“大议会”开始向“议会”过渡，“议会”一词在官方文件中就专门指国王所召集的贵族及地方代表会议

3.议会历史演变的具体过程

在英国议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议会就是在这些重要的事件中逐渐成熟，完善起来的。

3.1 议会的诞生与确立

3.1.1 英国议会诞生的标志—“模范议会”

1295年11月13日，国王爱德华一世为了增额征收税款，特地召集新的议会开会，既“模范议会”。此次议会把各郡、市代表参加议会的例外确定为合法的制度，以后的各届议会只能遵循这项制度才能取得合法性。出席这次议会的有四百多人，由三部分人构成：宗教领袖和贵族代表，他们属于特权阶级，由国王特诏赴会；每个市、郡各有2名教士、市民、骑士代表，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议制议会的主要内容此时已基本具备，骑士和市民被吸收到全国性政治会议中，也是议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据此，人们称1295年的模范议会为“第一个代议性质的议会”。模范议会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英国议会的产生。

3.1.2 英国议会第一次弹劾国王

爱德华二世压制议会，倚重姻亲和近臣管理财务，触及了大贵族的利益。于是大贵族联合起来，趁国王滞留国外之机召开议会，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废黜爱德华二世，拥立其长子为国王。议会威胁国王，如果爱德华二世拒绝退位，议会将废除王子的继承权，从而迫使爱德华二世主动退位，开创了议会弹劾国王的先例。

3.1.3 百年战争对英国议会的影响

英法百年战争为增强议会的权力创造了客观条件，战争使议会占据了当时英国的主要政治生活，国王军费的主要来源是特别捐赠，这些都来自于议会成员，因此，这种力量对比为议会争夺权力创造了条件。从此，下院受到国王的重视，地位也得到提高。3.1.4 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

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议会变化较大的时期，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且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开始兴起，议会的权威得到加强，这是因为国王已经不能抛开议会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只能利用和借助议会力量来实现君主的意志。3.2 英国议会制度的嬗变与发展 3.2.1 英国议会战胜王权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与国王的权力之争是这次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之一。“长期议会”（１６４０年１１月至１６５３年４月）在革命中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由于赋税方面的冲突，国王与议会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结果导致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通过革命，议会的最高权力终于以文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１６８９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宣布了议会是英国最高立法机关，再次否定了国王的征税权，确定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议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3.2.2 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轨迹 《权利法案》并没有最终解决王权与议会权力的全部问题，但是它确定了现代议会制度的大框架。此后，英国议会制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国王的实际权力不断下降，在议会中下院的地位不断上升。与议会制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是，英国的内阁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也同时得到发展。

在王权被进一步削弱的过程中，实现了行政机构由向国王负责到向议会负责的转变。到了１８世纪中叶，国王基本上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并逐渐的形成了一种议会制上的机制，行政部门尽可能实行议会赞成的政策。如果首相不能得到议会的支持，首相就应当辞职。行政部门如果出现政策失误，就会遭到议会的追究。１７８３年，小威廉·皮特开创了一个惯例：如果内阁不能得到下院的支持，不仅要内阁总辞职，同时必须重新进行大选。

随着现代议会制度的形成，英国的政党政治也开始发展，这也促进了议会制度的成熟与完善。托利党就是保守党的前身，辉格党则是自由党的前身。托利党主要代表天主教徒的利益，支持王权；而辉格党则代表新教徒的利益，反对王权。到了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这两个政党都发育成熟，下院的民主化也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为全社会所接受。

选举制度的成熟，对议会制度的发展影响更大。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多，落后的选举制度不断被淘汰。１８３２年的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重新规定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力被打破；重新分配了下院的议席，新兴发展的地区取得相应的代表权。

到了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的现代议会制度已经成熟，议会不仅拥有了最高权力，而且与之相配套的责任内阁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也都形成。4.英国议会的现状

按照官方的介绍，议会是由英王、上院（贵族院）和下院（平民院）三部分组成。现代英国国家最高权力就是由这三位一体的“君临议会”来实现的。在形式上，英王是英国议会的中心，但实际情况，英王只是象征性的组成部分。下面，我将对这三者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

4.1 英王

英国的宪政体制下，国王只拥有形式上的权力。不过按照英国的宪法原理，英国的议会、内阁、法院都从属于国王。议会的召开、法律的制定必须经英王的决定和批准；首相及大臣的任命及所发布的政令也必须经过英王的签署；法院的审判必须以英王的名义进行。尽管这些只是形式上，程序上的问题，但离开这些，则议会、内阁和法院就无法正常活动。4.2 上议院

英国议会的上院，又称为贵族院，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承袭下来的机构。上院议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主教等组成。根据1986年6月的统计，上院共有议员1175名，但经常出席议会的不过100人左右。在早期的议会中，上院的权力与地位曾远比下院重要。时至今日，上、下两院的地位刚好颠倒。上院在立法问题上已没有什麽权力，但可以单独行使（下院不能参与）最高司法权。上院可以审理贵族的案件，也可以审判由下院提出的弹劾案。4.3 下议院

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任期届满，全部改选。目前，全国分为63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1名下院议员。下院现共设有650个议席：英格兰523席，威尔士38席，苏格兰72席，北爱尔兰17席。下院的职权主要有：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5.英国议会所产生的影响

英国是最早确立议会制度的国家，如果从光荣革命算起，则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议会的鼻祖”，英国议会确实给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其他各国也纷纷积极从英国议会制度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引以为用，在自己国内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下面我将以美、中两国为例，进一步阐述英国议会对他国的影响。5.1 对美国的影响 5.1.1 议员选举

美国众、参两院的议员选举同英国下院的选举制度相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众议 院的选举名额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来分配该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每州有2个参议院席位。众议员任期2年，期满全部改选，可以连选连任。参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可以连选连任。5.1.2 国会职权

1.代表人民：因为美国的两院和英国议会中掌权的下院都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两

国的议员如果想再次当选，则必须与本选区选民保持良好的联系和赢得他们的好感。为此，他们都会努力去发现选民的意见，以赢得更多的支持。

2.所授权力：美国宪法授予国会的权力可以分为两类：立法权和非立法权。立法权是

国会的首要权力，这与英国下院的主要职权是相同的。除此之外，财政权的掌握也是美国国会与英国议会的相同之处。

5.2 对中国的影响

5.2.1 人大与英国议会的相同点

1.两国行使权力的方式都是代议制，都是代表选民以国家权力使者的身份行使国家权 力。

2.两国都是按一定法律程序经选举产生，并按一定选民比例分配议员或代表的名额。

英国是1名议员代表3万名左右的选民；我国人大代表，各个地区不一，通常是1名人大代表，代表3千到5千名选民。

3.都是届期制。2004年宪法修订前，我国人大代表分为5年和3年两个不同的届期，之 后统一为5年一届。英国则是下院议员5年届期。

4.两国对议员和代表都有各自认可的条件，且在任期内，都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当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国人大与英国议会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如下： 5.2.2 人大与英国议会的不同点

1.代议制性质不一样，即政权性质不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英国实行的 是资本主义制度。

2.授权不一样。在英国，中央政府来自于由议会组成的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如果

得不到议会的信任，就要集体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以进行重新选举；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全权性。

3.履行职责的方式不一样。我国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绝大多数是兼职化，代表直接和选 民生活在一起；而英国议员都是专职化。6.结束语

总之，英国议会之为议会之母，并不是说它提供给我们的全都是成功经验，而是说它率先探索了代议制之路。它在探索时间上早于各国议会，内容上极为系统深刻，其经验或教训因而都有定型力量，可供我们或借鉴，或引以为戒。

现代各国，多数行使类似英国的熔权制。所以，透彻了解英国议会，会极大地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议会，乃至其宪政制度，因为它们都是有意识地引用英国议会制之长、补救英国议会制之短，而设计各自的宪政制度和议会。所以，认真学习英国议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2] 刘建飞、刘启云、朱艳圣，《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3] 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英国》，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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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英国议会主权的变迁（范文模版）

摘 要 英国议会主权经历了早期的实践，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得到确立和完善。《欧共体法》和《人权法》及地方分权的实践都未对议会主权造成根本性冲击。本文试梳理英国议会主权的变迁来阐释英国议会主权的代表性。

关键词 英国 议会主权 变迁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212

英国作为议会主权的代表国家，其议会主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议会主权”强调议会与主权的密切联系，议会立法在一国国内具有最高的地位。笔者试从英国议会主权的发展沿革及特点来阐释英国议会主权的代表性。

一、英国早期的议会实践

英国的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国王与封建诸侯的斗争之中。在英国议会制度的早期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在国王与诸侯的激烈矛盾中，约翰王不得不签署了规定国王与贵族权利义务关系的《大宪章》。《大宪章》使以前形同虚设的议会逐渐向具有实权的议会转化，同时奠定了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基础。“牛津条例”是《大宪章》之后的另一重要政治和法律文献。“牛津条例”首次提出了政府主要大臣要对委员会负责并要求定期召开议会。亨利三世认为这会使得议会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将严重削弱自己的权力，不愿接受，因而发动了内战。在内战失败后，亨利三世在西蒙的挟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并且被迫同意原本社会地位低下、不得参加议会的市民进入议会，这也被视为英国下院的起点。1332年的《约克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议会的权力，规定了“议会中的王室”的原则。

总结来看，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旨在限制王权，从而实现政治上的平衡，国王试图利用议会立法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二、英国议会主权的确立与完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英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构，议会取代了国王，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1688年“光荣革命”后，国王重新回归，不过这一次是以虚权元首的身份回归，王权的范围变为礼节性、名义上的。《权利法案》正式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使得议会成为了主权者。《权利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终止法律生效和废除法律。只有得到议会同意，国王才能征税。和平时期在王国范围内维持常备军也需得到议会同意。议会实行自由选举。议会召开中有言论和辩论的自由。”《权利法案》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对王权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定。从这开始，也极大地影响了法庭的态度。在“光荣革命”之前，议会立法在英国的法律渊源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国王的命令、习惯法规则、自然法的效力都要高于议会立法，在冲突时会被优先采用，法庭并对议会立法的效力做出裁判，法庭即具有今天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的权力。“光荣革命”之后，法庭的做法得到了适时的变更。法庭不再对议会的立法做出效力性审查，并且承认议会至上，这在司法上使议会主权得到了必要的承认。同时在议会与法庭的关系上衍生出特定的规则：

（一）法庭尊重议会立法的有效性，并不对议会立法的效力做出审查

这一规则由许多判例所确立，比如pickin诉英国铁路委员会一案中，法官明确表示，法庭适用议会的法律是自身的责任。法官可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但却没有讨论法律是否应当出现在议会卷宗上的权利。在1983年，manuel诉总检察官一案中，当时负责此案的robert megarry爵士在裁决中表示，既然议会将某一法案通过为议会法律，没有法庭可以拒绝遵守其效力。同时该案还创造性地确立了议会至上的效力即在于议会立法这一原则。

（二）议会后法对前法的“含蓄废除”

因为议会不能对未来立法，所以会出现议会立法的新法与旧法的冲突。法庭通过对后法的适用，含蓄的排除议会受前法立法的限制，保证现在的议会主权。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使得国王操纵议会不再可能，“凡担任任何隶属于国王的有报酬职务或职位者，以及向王权领取抚恤金者，均不能成为平民院议员。国王的赦免对下院弹劾案无效。一切法案只有经议会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国王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对于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所确立的王权与议会权力的结构模式，法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法学家霍布斯尽管主张“君主主权”，但在他看来的君主主权，是不同于君权神授意义上的君主主权，他认为“君主制发端于人民的权力，即源于人民的权力的让渡。”也就是说，人民保留了反抗暴君的权利。

洛克则认为，君主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因而立法权是最高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立法权在洛克看来又一定要由人民来掌握。这样在洛克的理论体系架构中，“两种核心权力”并存，一种是立法权，由议会掌握，从而实现议会主权；另一种则是人民所掌握的根本意义上的权力，而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又是相融共通的，即由人民来掌握主权，由人民授予议会立法权，议会主权发源于人民主权。洛克的分权理论将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立法权之下，同时议会又具有监督执行权的权力，从而确认了议会的至高无上性。

完全意义上的议会主权确立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实现的。在这之前，国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议会的构成、首相的选择、内阁的态度等方面。1832年的议会选举改革使得议员和内阁摆脱了国王的控制，加之那时议员的决定不必与其所属党派保持一致，因而经常出现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联合反对由执政党组成的内阁，即“倒阁权”的反复行使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议会主权的深入。影响议会主权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英国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因素使得议会选举逐渐向政党政治转化，使国王在选举中不再成为影响因素。在政党政治之下，由政党控制议会进而控制内阁，从而把自身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议会取得了对国王的最终胜利。

《欧洲人权条约》与英国议会主权的关系和前述的《欧共同法》的情形较为类似。1953年《欧洲人权条约》正式生效，英国作为条约的起草国和原始缔约国应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英国直到1998年的《人权法》才将《欧洲人权条约》的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并在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共权力机构行为与公约所规定之权利冲突时即为违法”，但又在第二款中明示排除了公共权力机构对于议会立法的执行行为，并在第三款中将议会从“公共权力”机构中排除。可见《人权法》并未对英国议会主权造成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该法第四条开创性地规定了法庭对于议会立法宣布与公约相抵触的权力，但是，该法又在第六款强调这种宣布“对于议会立法的效力与实施并无影响”，即修改议会立法的权力仍然由议会掌握。英国政府的白皮书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若赋予法庭以宣布议会立法无效的权力或者允许法庭不适用议会立法，将会造成司法机关有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权力，这将对我们的议会主权造成冲击。并无证据表明司法机关需要这种权力，而且公众也并不期望看到这样的状况。

而最近一次的对于英国议会主权的冲击是地方分权。1997年新工党取得大选胜利，并进而进行一系列宪法性改革，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地方分权。地方分权的宪法性改革方案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支持。在当时的公投中，有近百分之七十五的苏格兰选民支持建立苏格兰议会，并要求英联邦授予更大的自主权（当时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苏格兰选民要求税收浮动权）。在地方分权思想的指导下，1999年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相继成立并开始运行。苏格兰因在与英格兰合并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苏格兰人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并且苏格兰具有独立的法律制度，所以分权对于苏格兰是具有极大宪法意义的。《苏格兰法》对苏格兰议会授予了刑事法律、教育、科研、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税收浮动（三便士/一磅）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权限。但是根据《苏格兰法》第二十九条和附件五，英国议会仍然保留了核心立法权，即与宪法有关的宪法性问题的立法权。《苏格兰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英国议会为苏格兰立法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受地方分权的影响。在从根本意义上讲，英国议会是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苏格兰议会的权力的。同时，《苏格兰法》在程序上也对苏格兰议会可能存在的立法越权等情形做出了事先预防的规定，比如在法案通过后和女王签署前之间的“滞留期”及法庭对“地方分权”问题的裁判权，等等。因而地方分权依然不能撼动议会主权的核心地位。尽管近年来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使关于苏格兰独立对于英国议会主权模式冲击的讨论甚嚣尘上，但是笔者认为苏格兰公投事件仍然是在英国议会主权模式下地方权力再平衡与重构的一部分，并不会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造成根本性冲击，在现有的英国宪法秩序之下仍然可以保证议会主权模式的不可动摇性。

总结来看，英国议会主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英国法律体系乃至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正如戴雪在《英宪精义》开篇的概述“议会主权，是我们政治体系的主导特征。”英国议会主权经历了早期的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并因阶级结构变动而带来的改革走向完善。《欧共体法》和《人权法》关于公约优先效力的规定似乎对英国议会主权造成了冲击，但是从法庭的判例及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机关仍然不具有裁判议会立法效力的权力，公约内容的适用可能性及优先效力也是因议会的意志而产生，即议会具有至上的权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地方分权和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似乎对于议会主权造成了威胁，但是无论从立法技术和措辞上的限制还是政府白皮书的态度来看，英国议会主权仍然不可撼动。不可否认的是，英国议会主权模式在英国法律体系乃至政治体系中仍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第三篇：简述英国议会的形成

简述英国议会的形成

议会是英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议会中产生，并对其负责。国会为两院制，由上院和下院组成。它的形成反映了英国民主进程。

英国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是英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大宪章》。《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创造了“法治”这一理念。时至今日，《大宪章》中的3个条款目前仍然有效，包括保证英国教会的自由，确认伦敦金融城及其他城镇的特权，以及所有人都必须有合法的审判才能被监禁。1215年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种权力是出自中古时期的一种法律程序，但加之于国王却是史无前例。它所最为关注的是对贵族、自由民的财产保障和人身保障。这是它的核心，也即为，它以明文的方式对自由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作出了规定。《自由大宪章》共63条，其中就有21条论述财产权。自此之后，无论是《权利请愿书》还是《权利法案》都未忽略这一点，就是排斥国王对于私人财产权的可能的侵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谚语体现了财产权首先应该使不受政治权力侵犯的权利“普遍的、平等的、个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每个人的财产权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要从根本上受到节制。”

1258年，约翰儿子亨利三世再次被迫接受“贵族请愿书”，即《牛津条约》，承认了议会独立于国王并定期开会的法定存在。郡法庭设4名骑士组成陪审小组；由贵族组成一个永久性的15人会议，参与国家管理，国王在处理国务的时候必须遵从劝导，大会有权利指定首席法官、秘书长和财政大臣；每年举行三次大会议，没有大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增加新税，不得没收、分配、监护土地。亨利三世不得不接受条例，向教会屈服，1260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执行大宪章和牛津条例的内容，从而引起了贵族的分裂。

查理一世登基。他继任后，英国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宗教战争使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但是自《大宪章》签署开始，开征新税的权力就属于议会。国王要想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向国王提交了一份《权利请愿书》，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查理一世却对文意加以曲解，并且瞒着议会征收新税。于是议会号召民众不再向国王纳税，作为回应，国王强行解散了议会。直到1640年，英国没有再召开议会，这段时期称之为“无议会时期”。在此时期，查理一世强行征收各种名目的赋税，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上因宗教问题而反抗国王的苏格兰，迫使查理一世在1640年11月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议会召开之初，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重申了议会的要求。国王立刻亲率人马逮捕反对者，却遭到强有力的回击，查理一世被迫离开伦敦，并于1642年8月22日向议会宣战，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这时的英国拥有广大殖民地的海上强国。市场不断扩大，财富随之增加，同时国内工场手工业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势力。当时英国的封建经济基础瓦解了，但是保护它的上层阶级却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也是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继承后英国王位并不断鼓吹"君权神授'的说法，声称国王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最高权威，有无限的权力。他不把议会放在眼里，曾三次解散议会；他不关心英国的海上贸易，不重视建设海军；这些政策大大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不满。查理一世继位后，大肆搜刮钱财，仍然独断专行，由于议会不同意他随意收税，他竟多次解散议会，结果形成多年无议会统治的局面。此时的英国，一方面王室生活极度腐化，挥霍无度，国家处在无序之中；另一方面国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压榨劳动人民，大量工人失业，反对压迫的农民要求取消地租，获得土地，革命运动随之逐渐蓬勃兴起，越演越烈。城市平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为生活所迫时常暴动，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使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内战共有两次，第一次内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42年到1644年夏，军事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国王手中，议会当时主要处于防守地位。第二阶段从1644年夏到1646年，军事主动权完全转到议会手中。英国革命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内阁制”，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国王的权力进行制约，人类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由人治转向法制。该法案体现了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牵制的宗旨，明确了“议会至上”的原则，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使内阁向议会负责，即国王必须提请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来组阁，若议会不信任，内阁必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但若新选出的议会仍然不信任内阁，则内阁必须辞职。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通过这次不流血的革命而正式确立下来。这是人类宪政民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针催化剂。同时，对亚洲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也使一些封建专制的国家陷入害怕和担忧。但是英国革命毕竟是不彻底革命，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彻底铲除旧的毒瘤。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英国通过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1690年，英国议会的《财政法案》将国王的财政权进行限制；1694年的《三年法案》限制了国王召集、解散议会的随意性；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旨在通过规定王位继承问题，实现资产阶级对王权的控制。同时又规定，国王无权干涉立法和司法，无权赦免议会弹劾的案件，这就意味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即司法独立。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语，逐渐不出席内阁会议，而由内阁中一名大臣负责主持内阁会议。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内阁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沃波尔取代国王成为内阁首脑。沃波尔内阁是英国首届正规内阁。1742年，沃波尔因失去议会的支持而辞职，他这一行为开创了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时必须辞职的先例，1784年小皮特首相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时，提请国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选，获胜后仍继续任职。他的做法也成为惯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到1832年议会改革后，议会不但成为实际的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国王的行政权力被剥夺殆尽，成为“统而不治”的君王，议会制度正式宣告形成。

英国的资产阶级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历史的必然。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就已经将革命后要建立制度和思想建立起来了。这是英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英国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被资本主义化了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它早已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条件和基础,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的发展壮大,这种革命和改革的条件和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正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在轰轰烈烈地爆发以后不久便停顿下来,接着发生了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改良。这种改良完成了各民古诶有完成的任务--建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可以这样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改革中的革命,革命是改良的先锋的前兆,而改良则是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英国特有的国情和决定了英国所走的这一条有革命向改良过度的道路,并且决定了它的成功。

第四篇：英国议会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议会的形成与发展

1640年，新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那么，英国议会制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一、大宪章——“英国自由的奠基石”

自11世纪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断加强。13世纪，约翰王统治时期（1199一1216年），经常增加额外的捐税，对外战争经常失败，还干涉封建法庭的权力，使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他干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和教皇发生了冲突，被教皇革除了教籍，并停止了全英国的礼拜。约翰王无所依援，不得不向教皇屈服。分离倾向日益明显的强大贵族势力乘机联合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开始了反对国王的斗争。1215年，约翰王被迫接受了他们所拟的大宪章。大宪章保证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王国的“大会议”，只有得到这个会议的同意，国王才能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这就意味着在英国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专制王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大宪章虽然是封建的法律文献，但具有进步意义，它的整个精神是限制王权，置王权于封建法律的约束下。因此许多人认为它是“英国自由的奠基石”，是英国第一部“宪法”。到了17世纪，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反封建的要求，对它赋予了新的解释，成为资产阶级法治的主要依据。

大宪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律文献，全文共63条，旨在限制王权，保障教俗封建主的特权不受侵犯。大宪章宣称，英国教会享有自由，其权利不受干扰，其自由不受侵犯。不经大贵族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向领主征派赋税。国王承认教会的选举自由，对自由人不得任意逮捕、监禁和放逐。

大宪章的签订，表明各阶层的联合行动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经验。大宪章表明，在反对封建暴政的斗争中，骑士和市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果说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习惯法形成的开端，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宪章的基本原则———法律至上和保障人权则逐渐被承认为英国立宪政治的基础，仍有某些积极意义。

“自由大宪章”虽然多少调整了封建等级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英王与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1258年，以西蒙·德·孟福（约1206—1265年）为首的贵族发动兵变，迫使英王亨利三世签订了《牛津条例》，要求国王按照习惯及与重臣协商的原则治理国家。由国王的12名宫廷会议成员和15名诸侯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在牛津举行，共商国是。牛津会议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少数贵族，实际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与约翰王无意遵守大宪章一样，亨利三世也于1262年取消《牛津条例》，导致贵族公开叛乱。不久贵族们获胜。1265年1月，在伦敦召开了英国史上的首次议会，除5名伯爵、18名男爵与会外，还有每郡两名骑士代表和每个大城市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会议。一般认为，它是英国议会制的开端，是议会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登位后发动对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为筹措战争费用，1295年召开由各封建等级共同参加的议会，人员组成与1265年的议会相同，由于以后历届议会的召开均以此为典范，所以人称1295年的议会为“模范议会”，它标志着英国等级君主制的形成。

二、议会制度的雏形

约翰王并不打算实行这个宪章，并且准备对贵族进行新的战争。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后，继位的亨利三世（1216—1272年）继续与贵族对抗。1258年，亨利因为干预意大利战争，顾不得农业歉收和饥荒，要求贵族缴纳三分之一的收入作为军费，激起了贵族的不满。贵族武装冲入王宫，亨利无奈，被迫于当年6月在牛津召开了贵族大会，制定了“牛津条例”，把国家权力交给贵族操纵的十五人会议，国王非经同意，不得做任何决定。

后来，反对国王保护宪章派的贵族领袖人物西蒙·孟福特对会议进行改造，除了贵族和主教以外，还邀请骑士（每郡二人）和市民（每城市二人）代表参加，这便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从此有了“议会”一词，这个词来自法语（西蒙出身法国贵族），原意为“谈论什么”或“辩论什么”。

三、议会制度逐渐成熟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统治时，逐渐意识到要稳定封建统治，国王、贵族、骑士和城市富裕市民，必须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为了筹划军费，曾在1295年召开了一个由各等级共同参加的议会，此后议会经常召开，都以1295年的议会为榜样。这意味着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在议会的形式下，形成剥削阶层的联合。

1297年，议会获得了批准赋税的权力，到了14世纪，又获得了颁布法律（法令和条例）的权利。国会又是各种政治事物尤其是国王大臣所犯渎职罪的最高裁判所。由于各个等级的利害不同，议会从1343年起分成两院：上议院叫“贵族院”，由教俗贵族组成。下议院叫众议院，由代表各郡的骑士和市民组成。骑士和市民之所以同在一院，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已渐趋一致了。

议会的形成，使国王的封建谘议机关逐渐成为国家的代议机关。城市代表的参加和下议院的形成，对后来英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与下层贵族逐渐联合，他们利用议会批准赋税和通过法案的权力，对王权起了限制作用。

四、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议会

都铎王朝（1485—1603年）统治时期，专制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议会的作用。都铎王朝的社会基础是新贵族和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王权跟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同盟，表现在国王对议会所持的特殊态度上。主要是由中等贵族和部分工商业者代表所组成的下议院力量加强了，而贵族院的力量却削弱了。在议会的支持下，亨利八世实行了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控制。议会也遵循国王的旨意，通过一些既有利于国王、又有利于新贵族及资产阶级的法案，因而议会的权力有所扩大。到17世纪，这种由议会通过各种法案的权力运作方式已成为英国政治生活的惯例，成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王权的法理依据。

在伊丽莎白（1558—1603年）统治晚期，由于伊丽莎白把很多商品的专卖权赐给宠臣，对工商业者的发展极为不利，于是议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女王无奈，答应停止出售专卖权以平息议会的愤怒。议会对于国王的宗教政策也不满，16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清教徒数量激增，势力壮大，要求退出英国国教，创造自己的教会团体，保证新的有产阶级在教会事务上的完全独立。而伊丽莎白对清教徒极端敌视，清教徒像天主教徒一样受到迫害，专制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

五、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议会

1603年，伊丽莎白死后无嗣，詹姆士一世继任，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詹姆士一世坚持君权神授，认为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国王创造法律，因此国王应在法律和议会之上，不容议会限制他的权力。但他单靠王室领地上的收入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不得不要求议会同意征收新税。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每次议会的召开，对国王的各项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1611年和1614年，两届议会被先后解散。在1621年召开的议会中，国王的专卖制度和外交政策都受到尖锐的攻击，詹姆士下令解散议会，逮捕反对派议员。国王与议会的冲突日趋激烈。

1625年，詹姆士一世死去，其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继位，由于仍未能筹足所需款数，1628年，查理一世被迫召开议会。议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力请愿书”，查理一世迫于财政需要，接受了请愿书，但当议会开始攻击国王宠臣白金汉公爵时，查理立即下令休会，甚至在1629－1640年实行无议会统治。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筹集对苏格兰战争的费用，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只存在三个星期，史称“短期议会”。议会的解散，进一步激怒了人民，伦敦发生了示威和暴动，由此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尽管在16世纪以前，议会尤其是下议院的权力不断扩大，但这时期议会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同代表封建势力的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代议机关。

第五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