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

第一篇：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

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从神权走向民权

司法鉴定制度的兴起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历史发展经历过从无知愚昧到科学探索、科学认识的过程。同样，在人类生活中扬善惩恶、妥善解决生活纠纷的裁判活动中，对于证据的获取和认定经历过神明裁判时代、人证裁判时代和物证裁判时代。司法鉴定就是伴随着这种如何发现证据、如何确定证据、如何确保证据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而产生、发展。

神明裁判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在人类对社会、自然还缺乏认识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时期，采用一定形式和现象作为神灵旨意帮助裁断案情，对争议事件的鉴定也是由“神意”控制，从而衍生出如“水审法”、“火审法”、“热油审”、“尸体裁判法”等鉴定手段，“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司法裁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实际上被“神”所掌握，法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当时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不但自身为神的崇拜者，同时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用这种证据制度来断狱决讼，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

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司法者和社会民众深刻认识到必须将司法审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从“神”的手中夺回来，人们只有自己查明事实真相进行裁判才能树立如“神”的信服力---司法权威，因而逐步推动了法定证据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进入了证据时代。在证据时代早期，人证（证人证词、口供）是唯一的证据，因此，口供的获取成为执法者的主要任务。为获取口供、查明事实真相，执法者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惮采取任何手段。我国古代种种令人发指的刑讯、西方中世纪黑暗的纠问式审判，都是“但求真相，不问代价”的典型。

人证裁判时代是人类对“神”的直接否定，确定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直接导致了刑罚的滥用和随意性，司法本身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因此，人类在确定口供、证人证词在司法审判上的证据作用同时，也开始探讨采用其他方法作为证据帮助审判。此时，发现物证、研究物证引起了审判者的关注。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但对物证的证据价值提供了依据，并且也对司法审判的证据制度起到了实质性改变作用。人类证据制度进入了物证时代。可以说，从“神证”时代进入“人证”时代的第一次转变标志着人类的司法审判走出了愚昧时期，而从“人证”时代进入“物证”时代的第二次转变则标志着司法审判真正开始走向了科学的历程。

在科学技术方法进入司法审判领域的过程中，法医学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无论是东西方，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运用医学来解决法律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法医学的运用主要局限在刑事领域中，以致形成了刑事侦查的特权和专利。在这个方面，法医学不仅是最早出现、最为重要的学科、而且对其他刑事侦查证据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痕迹学、指纹学、文检学等，因此，法医学又称为“科学证据之母”。而现代DNA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的人身识别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人类司法审判的历史上，我国古人不但独树一帜，发展出著名的“五听”断狱的审判方法

[1]，而且也首创了法医学科，宋朝提刑官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末元初赵逸斋编著了 《平冤录》，元朝时期王与编著了《无冤录》[2]。可以说，《洗冤集录》、《平冤录》、《无冤录》构成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科的完整体系。

在我国现代法医学的发展中，法院和早期留学国外的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本的《实用法医学》专著翻译介绍到国内，这是我国最早介绍国外法医学的专著，1914年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首设法医，由留日医学博士江尔鄂担任，他也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法医。1928年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林几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首设国内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以后的岁月中，设立法医学教研室的医学院校寥寥无几）。到1935年，各省高级法院均设立了法医学检验室，由医学毕业生经过法医学专业培训后担任，而在各警察局设立现场检验员，这样在国内形成了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鉴定网络。而且这种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时期。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是古代司法行政官创造了法医学，法院则是我国现代法医学和司法鉴定体制形成的起源地。不过，我们也惊奇地发现，司法鉴定在经历神明裁判、法医学鉴定、刑事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的历程中，从“神坛”上走下之后，又被推上了“官位”，司法鉴定不但被披上神秘的外衣，而且成为司法行政官的专有权力。

由于司法鉴定具有的权力属性，司法机关和学者对其的认识和定义均不相同，但都未能脱离职权主义思想，即是以侦查为中心还是审判为中心之争。不过，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管理的决定》中，对司法鉴定进行了明确界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该法定概念明确了司法鉴定不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类型，也不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具有权提起、为自己主张提供科学依据的诉讼活动。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种类之一。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为了发现犯罪、查证犯罪而进行的刑事侦查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申请进行的鉴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委托进行的鉴定，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相关证据，都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这一活动既不是行政行为，也不属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专有职权的范畴。因此，从我国最新立法对司法鉴定的界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在法律上首次将司法鉴定从“官位”上拉下来了，将司法鉴定决定、启动的权力赋予参加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从立法精神上充分体现了民权思想。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司法鉴定立法上的新规定，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长期存在于法院之内的司法鉴定机构被依法撤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保留的鉴定机构明确仅为本系统侦检工作需要开展。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审批、监督面向社会服务的中立性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示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人们在发生诉争时，可以方便、自由地借助科学手段帮助事件的认识、解决。随着社会化鉴定机构的建立、规范和发展，司法鉴定必将向科学技术鉴定方向发展，鉴定不再专属某些领域或部门，而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仲裁、人民调解、单位内部处理、民众协商解决等方面，真正步入民众充分认识科学、运用科学解决纠纷的新时代。

司法鉴定从神权走向民权，并不意味着司法鉴定从此依靠自律而发展，而更加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化的司法鉴定将如何发展、如何避免成为滥用民权者的工具？

对此，从积极探讨落实《决定》的贯彻执行，建立一个中立、科学、公开、公正解决社会与司法诉争的科学体系、促进司法体制合理改革、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的等方面考虑，本人提出下列设想供参考：

一、确定司法行政和协会双重管理模式

毫不过分地说，司法鉴定结论在民事方面直接涉及企业、个人事业的生死存亡，在刑事方面直接决定个人的生杀予夺，在行政方面直接涉及国家政府的形象维护。因此，司法鉴定作为一个涉及国家、集体、公民切身利益的特殊职业行为，必须具有严格的行政和行业协会双重的机制。

1、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部门依据《决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行政法规性文件，依法履行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职能，制定全国司法鉴定发展纲要和规划，协助和指导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工作开展，审查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司法鉴定人资格以及司法鉴定机构的运行情况，组织评定司法鉴定机构社会公认度和专业水平等级度，组织进行鉴定人职称评定工作；与相关部门协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建立司法鉴定救济制度，处理和监督对司法鉴定机构投诉情况。

2、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管理：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主要通过专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等，协助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司法鉴定机构与人员工作。司法鉴定协会内部可以设立各个专业领域鉴定委员会，如法医学鉴定专业委员会、文痕检验专业委员会、司法会计鉴定专业委员会等，协会的主要职能如下：

（1）组织各专业委员会起草、修改有关技术标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人体损伤残疾程度评定标准》、《人体损伤参与度评定标准》、《文件检验技术方法与标准》等；

（2）开展建立鉴定人准入制度和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特性，要求从事各专业领域鉴定人更加专业化、专家化，建立起更加细化的准入制度和标准已经是国际法庭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可以先逐步建立起法医学专业领域从业准入标准，如《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物证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临床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会计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文书检验鉴定人准入标准》等，也就是树立起医学专业、法医学专业毕业只是从事法医学鉴定工作的基本要求，但作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法医学相关领域鉴定人，必须获得相关领域的从业准入资格。

在鉴定人专业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开展职称评定的统一性工作。使鉴定人在专业方面能有一个规范的制度不断得到正常的、制度化的进步。

（3）开展司法鉴定实验室标准化认证工作：实验室标准化认证是国际法庭科学协会一直推荐的工作，既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科学的技术规范依据，也是法庭评价鉴定结论科学有效性的法律依据（技术法规）。应当逐步开展《DNA实验室评定标准》、《毒物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法医病理学实验室评定标准》、《文书、理化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等。此外，应当积极开展法定、推荐鉴定方法、DNA鉴定位点的研究和确定工作；确定推荐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以及法定筛选预实验方法和确证方法；制定、推荐各专业领域鉴定文书规范性格式等。

（4）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和专业学术会议工作：结合从业准入制度和鉴定人职称评定建立继续教育机制。组织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每年开展各个专业新技术、新进展以及标准适用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等学术活动，根据国情，建议每位鉴定人每五年必须具有接

受一次专业培训的教育经历，并且与职称评定相结合。

开展全国性司法鉴定学术会议活动，建议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每二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入选及优秀论文汇编成专著或在指定杂志发表，从而促进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凝集力和学术性。

（5）积极主动地组织重大疑难案件的司法鉴定工作：针对社会、司法审判涉及的重大疑难案件司法鉴定工作，省、中央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依法接受委托组织由司法鉴定机构及专家组成的联合鉴定。对于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司法鉴定工作，可以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鉴定机构和专家进行综合鉴定。

综合鉴定和联合鉴定已经是目前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出现的复杂性、对鉴定活动提出高效、科学的必然要求。在俄罗斯刑法典、法国刑法典以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协会的组织活动，为我国刑法典、民法典有关司法鉴定立法规定的完善提出有益建议。

二、建立司法鉴定的科学体系

《决定》正式实施后，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改革后的国情，我们可以将现有司法鉴定机构分为三大类：

1、附属于院校、医院的兼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这类鉴定机构在仪器设备、专家实力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学术优势，在解决地域性疑难案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地域性的司法鉴定主要力量。这类鉴定机构并不依靠鉴定费用而生存，鉴定人具有固定的职业收入，鉴定设备、场所、电话费用和其他水电费用等鉴定机构无需承担，因此，其鉴定成本相对较低。

但这类鉴定机构将司法鉴定活动只是作为兼职工作，专家教授主要精力必须应付日常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临床医疗活动、本职专业工作以及所在单位其他事务性工作。因此，这类鉴定机构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纠纷事件处理的需要；甚至对于一些缠诉、复杂案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拒绝受理。

2、附属于公、检、安内部系统的专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根据《决定》规定，公检机关因侦检工作需要开展鉴定工作。在以往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类鉴定机构可能介入非诉讼案件的司法鉴定活动之中，但因与《决定》规定的原则和前提条件具有冲突，可以预测，将来可能出现就其鉴定行为是否有效的诉讼纠纷之中。作为一般原则，国家行政机关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工作，法律无明确规定则不能纳入其职责范围。这与公民“法无明确规定限制则可行之”的法律行为准则恰恰相反。因此，这类鉴定机构在面向社会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发挥作用的方面必受到限制。

3、依法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

这类鉴定机构是依法登记注册成立、面向社会开展司法鉴定的专职鉴定机构，也是国家司法

鉴定体制改革出现的新生事物。鉴定人以鉴定活动为专门职业，目前主要以退休人员为主要力量组成，他们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但在仪器设备以及实验室方面存在发展的过程。这类机构必须依靠收取鉴定费用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福利保障、场所、仪器设备的添置、维持费用、水电费用等，因此，在生存与发展方面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个人认为，我国现在应当大力扶持和发展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促成这些机构完成第一次转变，即以退休鉴定人员为主体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中青年鉴定人员为骨干主体、退休鉴定人员为指导的现代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植起中央、省级、地区级骨干鉴定机构，使每个地区、省、中央形成较为权威的1---2个专职化鉴定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三级鉴定体系，确定各大区复核鉴定机构，以完全适应社会各界及司法机关对司法鉴定工作的需要，从而形成以专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为主要队伍、院校兼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作为重要辅助力量的司法鉴定体制，使专职化和兼职化鉴定机构在专业、学术上能相互促进、相互监督，在制度上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

三、建立起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体系

促进鉴定结论更加科学、客观、公正的有效措施，除实行鉴定人出庭之外，就是应当建立起鉴定人与专家证人法庭对抗制度。

专家证人，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又称为专家辅助人，他们并不从事具体的鉴定活动，但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聘请，依据自己的专业经验、知识，在鉴定的方法学上、科学原理方面、检验鉴定标准化方面以及某些专门经验等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进行评价和质疑，从而在科学层面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形象地比喻：如果鉴定人是小说家，则专家证人就是小说评论家。

实行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制度，可以达到及时、客观、有效地保护当事人权益，“迟到的公正”实际上就是不公正。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法庭上宣读完鉴定结论后，法庭往往鸦雀无声，律师即使进行质疑也显的苍白无力。因此，法庭上进行鉴定专家之间的对抗，可以有效地监督鉴定人的鉴定行为，法官辨明鉴定结论的缺陷、失误，甚至出现虚假鉴定之情形。

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鉴定人+专家证人的鉴定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大部分实行的是单纯鉴定人制度。但在意大利刑法典中，明确规定被告可以聘请1---2名技术顾问，介入从侦察阶段开始起的司法鉴定活动，起到监督、专业建议的作用。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表明，在我国民事审判中认可实行专家证人制度。我们应当积极适应法律发展的要求，建立起专家证人法律服务制度，探讨专家证人法律服务的准入标准，逐步审批一些高质量的专家证人法律服务机构（技术专家法律服务事务所），在民事、仲裁、人民调解等领域发挥作用，并切实推进在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的进程。

第二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三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第四篇：商会的历史演变

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有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广州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1861年，香港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香港洋商总会，即现在的香港总商会。1887年天津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天津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张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上海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上海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辽宁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杭州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 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第五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演变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演变

[摘要]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做到了实事求是。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实事求是都是我们始终坚持和内化的重大思想，是不能放弃、不能偏离的。

[关键词] 实事求是 创新 贯彻 坚持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地界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01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的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我党在不断地探索、摸索中所得到的真理，就是因为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就是因为我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的将党的政策同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相联系，做到了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当今复杂的党情、国情、世情下，我党则应该更加注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机遇，坚定信心，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事物总是在变化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也应该时刻适应变化发展的事物，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发展，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始终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则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则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国情所提出的指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理论，实践也证明了这些理论推动了我国的不断向前发展，而这些理论取得的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墨守成规，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去当令箭、凭自己的感觉经验当真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瞬息的，我们要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时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实事求是的历史演变

（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指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无法使中国人民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肩负起了中国救国救民的重任。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此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坚持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则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这次主攻方向应该是城市还是农村呢?这在当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根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摸索、失败、转移，最后转向农村区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农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推动革命不断的向前发展。其最根本的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知道，这一时期党内很多人开始坚持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灵丹妙药，就是绝对真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仅仅依据自己的主观臆造去办事，甚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的某些句词作为真理去贯彻实施，致使中国丧失了有利的发展形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红军不得不转移阵地，被迫长征，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则就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2]的重要思想，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生机，指引人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实事求是是党最终能克服党内连续不断出现的错误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一批领导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依据中国的国情、党情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完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些著作中再三强调，我们一定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我党依据我国国情制定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于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值得肯定的，始终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了实事求是。虽然，在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单

一、不够谨慎、急于求成等等。但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154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是，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极“左”路线的运动，加之毛泽东 2

等人急于求成，开始夸大主观努力和主观意志的作用，没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不同程度的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试图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使中国发生了无可挽回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4]38

2他不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思想依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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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所以，他认为: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364

我们知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分析了但当时的世情、国情，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应不失时机，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路线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在不断的探索建设中国的过程中，始终都坚持了实事求是，因而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国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伟绩。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7]537如果停滞不前、因循守旧，我们就会处于半僵化或僵化的状态，就不会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国际、国内和党内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际来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以新的面孔呈现出来，恐怖主义也开始上升等等。从国内来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与此同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又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就党内而言，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党的队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着的，我们不可以一直守株待兔，在新的变化下，中国共产党则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推动社会发展。

面对着复杂的国情、世情、党情，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更不可能仍然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运用旧的理论直接去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的同中国的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去分析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不断地去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地跟上时代潮流。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强调了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充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中国必须走在时代的前端，与世界共同发展；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新的理论，去适应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以求得新的突破。江泽民同志曾说:“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8]327他在新的时代里，提出的我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是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脉相承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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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做到与时俱进，坚持解放思想，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过程。面对新阶段新特点，江泽民坚持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的问题，要求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使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科技的迅猛发展，联系的日益加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信息科技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加快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相较于过去，人类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财富，但是，由此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弊端，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也不敢弃之不管的，如有的只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解决社会公平问，浪费能源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有的则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经济是得到了比较快、比较高的发展，但治理却付出了更惨痛的代价；有的国家则贫富悬殊，**不断，政局不稳等等。对于新时代的我国来说，则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我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仍然在不断的探索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比过去多的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潜力也更大了，但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也更大了。我们既要努力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又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再走其他国家的老路子了，必须寻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那么到底该如何发展呢？才不会导致我们一股脑的跟风，盲目的、片面的仿效其他国家；才不会脱离实际，走弯路，偏离党的思想路线呢？为此，胡锦涛提出我党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新世纪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科学发展观是有机统一的，坚持求真务实，就要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实际出发，察实情、办实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我们做到了求真务实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就是做到了最合理的发展，最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据此，我党的思想路线可以完整的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表述则体现了我党结合实践发展在具体表现方面的时代特征，给予了党的思想路线以新鲜的血液。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始终做到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给予我们的启示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在这一阶段我党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负担。纵观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党能够引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这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311可见，革命的理论对于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常说：鞋子的大小，不是根据我们我们的喜好，想做大一点就大一点，想做小一点就做小一点，而是根据我们脚的尺寸的大小去制作，这样穿着才会更舒服，才会行的更远。由此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并且从一而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坚持了实事求是，始终做到了实事求是，才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才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会使我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坚持了实事求时，我们才能做到与时俱进，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永远停止下来或者处于某一状态之中，要推进社会的发展，要不断解放生产力，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的根据某一阶段的特征去寻求发展之路。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虽然他们的叙述不同了，都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提出的正确理论思想，但是，始终贯穿于它们之中的则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所以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反之，若我们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是堪忧的。尤其是这在这个和平时代里，如果我们不坚持实事求是，那么更容易使人们滋生骄傲自满之情绪，贪婪、懒惰之欲望，引领中国发展也就是一席空话了。如党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那么他们则可能就会脱离人们群众，一切理论政策会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我国是人们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要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此时我们脱离人民群众，可想而知，党的领导将会走如何曲折的道路呢!个人的独断专行也会愈演愈烈，崇拜之分也盲目跟风，那么反腐倡廉又从何谈起呢？实事求是在我们发展的始终只能坚持，始终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不仅在国家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始终，我们也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实事求是。用新的思想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践生活。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理论体系的继承、完善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都将是必须始终贯彻地重大战略思想。任何人，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都要能够实事求是，自觉地做到实事求是，形成实事求是的作风。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01.[2]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15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7 [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版社.2006:327.[9]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R].北京.人民版社.2003 :6.[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