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扇面书画艺术的历史演变

第一篇：中国扇面书画艺术的历史演变

中国扇面书画艺术的历史演变

杨祥民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江苏 南京210097)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扇面书画艺术渐渐独立后，在宋朝时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时低落下来。明清时期的扇面书画艺术重新焕发生机，直到近现代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扇面书画；演变

扇子从实用工具发展成为艺术品器，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工艺之扇的承接。工艺之扇兼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双重品格，其艺术性还没有完全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的形式存在。当扇子发展到艺术之扇的时候，已经不再具有实用的因素，扇的审美性便是其全部内容，扇也完全从一种实用符号转变成为一种审美符号了。

一、扇面书画艺术的独立与发展

扇面艺术主要是指金石书画，更远一些也涉及到诗词文学等，这些都是以扇面为载体和形式进行表现的，两者结成密切的关系。首先从书画入扇说起。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经文人和画家之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对这一历史总体看来，它具有从“书画之于扇面”发展到“扇面之于书画”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书画之于扇面”是以扇面为中心，书画为扇面服务，被动地适应扇面的形制法规。可以说此时扇子是主体，书画艺术是作为装饰艺术为其所用的。“扇面之于书画”则以书画为中心，扇面为书画服务，书画主动运用扇面的形式来发挥自我的艺术魅力。也不妨说此时书画是主体，扇面是作为展示舞台为其所用的。早期有关扇面艺术的可查史料中多是“书画之于扇面”的例子，最早的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是三国时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为蝇。

《太平御览》中所引《俗说》记载：“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面不点睛，曰：‘点眼睛便欲语。’” 《晋书》中记有王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书扇很多，宋虞龢《论书表》中称当时整理他们的墨宝中有“书扇二秩二卷”。《历代名画记》记王献之“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鸟驳 牛，极妙绝。又书《驳 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可谓当前可知的第一个书画合璧的扇面。另有记载南朝遽道愍、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 虽然历代都有名人绘扇留迹的记录，但是根据出土的实物扇和壁画绘画中的扇，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以前，它们大都是纯工艺性、日用性的装饰扇，有的还很古板、单调，扇面缺乏艺术性。

进入宋代后扇面书画艺术出现了繁荣景象，也正式开启了“扇面之于书画”的历史格局。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艺术形样，为作品增添了自然、活泼、清新的气息，以至于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物中脱离出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仅纨扇面就有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团扇画以及稍后兴起的折扇画，与长轴大卷相比只是移大作小，视角变化。如同通过显微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精察，细心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与大幅山水的山高水远相比，小巧的扇面山水中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更能表现出天地自然的内心世界，传达出更加细微恰切的情感。扇面尤其是折扇扇面的形制十分特殊，使得其中的书画创作也非同寻常。折扇的扇面呈现半圆形，因此在它的构图章法和视觉平衡的处理上就显出一定的难度。加之扇面展开时又凸凹不平，难以下笔，要在这尺幅半圆之内，写出穿插错落、疏密有致的情趣，并非一件易事。如果扇面书画的构图章法处理得当，不仅能使行气构图别具风采，一些简率不经意的笔触在点画之间也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折扇上作画，构图章法上有其独到的处理方法。由于折扇扇面呈弧形射线之状，在古代扇面，很多是书而不画，因为文人皆能书但未必能画。到宋代文人画家兴起后，书画共扇的情况开始多起来，并且发展到诗、书、画、印同扇子融为一体，古人于方寸之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就了赏心悦目的扇面艺术，书画扇面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别体之作”。

中国的扇面书画艺术独立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数个朝代，其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扇面书画艺术在宋朝时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既没有继承前代团扇艺术的繁荣，也没有开启后代折扇艺术的发展。在两宋、明清两大艺术高峰之间，它处于一个寂然安然的低谷，整体呈现出类似“U”字形的发展轨迹。

二、两宋扇面书画艺术高峰

两宋时期，扇面书画风气大盛，形成了扇面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的扇面主要是纨扇扇面，产生了大量绘制在纨扇上的作品并流传保存至今。民国期间白文贵先生对扇子颇有研究，他考察当时故宫所藏古人珍品记道，“团扇小景中，独以宋代名贤为伙，且均为精到合作，……凡有款者，多为宋贤；其无款者，多为宋画院作品……可见书画纨扇，独盛于宋，尤以崇宁以后为最。” 今天我们从《宋人画册》中也可以看到，在百幅小品中仅扇面就占了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宋朝统治者重视书画，不但建立了皇家画院，徽宗皇帝还躬亲丹青，带头创作扇面，他的《枇杷山鸟图》扇面流传至今，显示出极高的才艺水平。“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 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之作，北宋如徐熙《豆花蜻蜓图》，黄居寀《晚荷郭索图》，徐崇矩《红廖水禽图》，刘寀《群鱼戏藻图》等，南宋如马世荣《王云楼阁图》，夏珪《烟岫林居图》和《遥岑烟霭图》等，未署名不知名的画家更是数不胜数。宋诗人陆游对此感慨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三、元代扇面书画艺术低谷

进入元代以后团扇书画逐渐衰微，直到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在团扇上书画的风气才又重新时兴起来。元代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元时折扇，则有《烟云宝笈藏扇》可考。盛子昭画,《秋江渔艇》为棕竹十六方端。又观梅高士，为乌木十五股圆端。王若水画《桃花山鸟》为棕竹二十股方端。” 代表当时绘画成就的赵孟俯、“元四家”，都少有书画扇面的记载及作品。前人也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宋以后，元代则团扇书法，其势已杀，此亦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之理。” 在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元代团扇扇面仅有夏永《岳阳楼图》，赵元《树石图》等极少数不太知名的画作，而且明显是受到前代宋朝惯性势力影响的结果。虽然在中国画史上元朝是一个抒情写意的艺术高峰期，但其扇面书画艺术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

对于这种现象，发现者很多，但深入考究其内部缘由者却很少，下面我们就来对此做出一些分析。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一个政权，1279年覆灭了汉族统治下的南宋政权后统一南北，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直到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是秦汉以来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致使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绘画创作，也是造成元朝扇面书画艺术低落的社会环境。

原因之一：元代社会的政治环境

首先社会朝代的更替给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变化。元是对宋战争的胜利者，批判、否定前宋的风习制度是元统治者允许认可的，否则宣扬、赞美就可能招惹麻烦。所以对于备受宋朝皇帝欣赏和推崇的团扇扇面书画，随着宋朝的结束而走向衰落，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坚持。

其次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没有培养出大批技艺精湛、专事画作的院画家。看前代宋朝画院我们就能发现，大量的扇面之作主要是出于院画家之手，或服务宫室或赏赐群臣。在团扇扇面上的绘画较为精致小巧，其构图造型设色都十分讲究，并非是社会上文人所能随意挥写的。况且，精巧的扇面多为女子使用之物，文人们并不倾心于此，所以元代文人画大兴，但团扇扇面画不兴。

第三，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骑马民族，传统里没有使用扇子的生活习惯，对于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所知甚少。相比宋朝，元朝统治者文化修养也不是很高，关注艺术的热情远不如对宗教的重视，却也使得元朝的宗教艺术比较繁荣。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传统的团扇受到冷落的同时，源于日本的折扇（时称倭扇）在元代也没有兴起的土壤。元朝建国后多次用兵征讨日本，但收效甚微。至1299年以后完全中断往来，海天阻隔不通商贸，倭扇亦难飘洋过海抵达大都。明代《张东海集》记：“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世讥笑之”，认为是“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上层宫廷官绅对折扇的态度使它受到整个社会的冷遇，折扇扇面艺术在元也就无从谈起了。

原因之二：元代社会的经济环境相比于宋代，扇面书画在元代缺少生存的经济环境。宋代设立的皇家画院不仅是为画家提供了进行绘事创作研究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为画家提供了经济支持，政府为他们发放俸禄甚至授予官职，而且书画团扇也主要是服务于宫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宋亡元立，画院不复存在，画家转而寻求其它经济来源。一部分画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技艺为生，如钱塘人陈鉴如原本南宋院画家，入元后靠为人画肖像画而名声远扬。市场上较大的长轴横幅也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对于小幅的册页扇面似乎没有细细把玩的雅兴，这一类作品在元朝数量也就少了。另一部分画家并不以画为生，而是通过其它方式为作画提供经济条件。如赵孟俯、王蒙在元做官，黄公望、吴镇为人算命，倪云林做过生意等，善画而不求售，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部分画家仅仅是为了抒情写意，也不愿在圆形的小扇面上着力。而且元朝开始，在纸上绘画兴起，水墨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绢质的团扇不仅价高，也不适应水墨兴盛的元代绘画。

原因之三：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汉族士人“辱于夷狄之变”，反抗无力，升迁无望，处在苦闷、悲凉、委屈、闲逸的精神状态里，并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大退避，如元曲里说的，“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汉朝，篡了篡汉邦，倒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 他们对扇子和扇面书画的热情远远不比前代，甚至怀有某种偏见，元曲大家曾瑞写[船涉调•哨遍]《秋扇》 就对此有所反映：

“最难甘递互相抬贴，卖弄他风流云酝藉。只能驱一握掌中风，几曾将烦暑除绝。偏宜皓齿歌金缕，不为生灵奏玉牒……”

不仅认为扇子华而不实，卖弄风流，“几曾将烦暑除绝”，而且只是一种玩赏享乐之物，于世事生灵毫无益处。

“写天涯咫尺间，画云山千万叠。纵浮花装饰皆虚设，见胚胎破绽难藏，有点污唵替强打迭。无光摄，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

在这里更表现出对扇面书画不以为然，“皆虚设”而已，对扇面这种艺术形制也感到不舒服，“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已经带有嘲笑的味道了。

更严重的是，元人把扇子同作为统治者的官吏联系起来，“自谓奇绝，要和时辈争优劣。得架大人权，比蒲葵白羽特别。”制作考究和艺术美化了的扇子是权贵们使用的，被视为媚上欺下，“犹随酷吏临轩阁，不播仁风到窟穴。”这就大大破坏了扇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降低了扇子的艺术品格，因此，它也很难得到时人的垂青和赞美了。

元代绘画在画史上的高峰地位是由赵孟俯开创的，他的绘画和艺术思想对整个元代影响都十分重大。赵孟俯托古改制，强调注重绘画传统，力拚宋代院体风格，他明确地提出：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即亏，百病丛生，岂可观也。”

他所说“古意”是指北宋以前的画法，“今人”是指学习宋院体画法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画法在宋代扇面册页小品画中十分常见，元初仍持续这种画风。为了改变这种陈陈相因的状况，就必须从已经形成一股势力的环境中另辟蹊径进行变革。赵孟俯以复古为号召提倡“古意”，“刻意学唐人”，从而和近世流行的风气拉开距离。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元画跨过宋代直追盛唐五代乃至六朝。宋画特别是南宋院体风格在元受到压制，也使得兴盛于宋的扇面在元辉煌不再。

四、明清扇面书画艺术复兴

在整个明代也几乎看不到团扇书画,但是，折扇的异军突起带来了折扇书画艺术的繁荣，完全弥补了团扇扇面艺术在这段历史上发展的不足，也铸就了扇面书画艺术的另一个高峰！

明代时期折扇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广泛流行，“至明则折扇大兴，纨扇几无人问。” 史料记载永乐年间朝鲜进贡折扇，受到明成祖的赏识，于是命内廷工匠仿制，来供用后宫和赏赐群臣，渐渐“自内传出，遂遍天下。”与此相应折扇上书画也在明朝兴起了。清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挥洒翰墨始于成化间。”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折扇扇面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汀树钓船图》，作者谢缙就生活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到了明朝中后期，扇面书画蔚然成风，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不创作出大量扇面书画精品并流传至今。如文征明的书画扇面，在清代就出有《文征明书画扇册》，关荣光题中说，“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

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清六家”、“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自明朝至清末这一时期折扇以其独特的造型——一条圆弧和经过这条弧两个端点的圆半径而定成为扇形，成为独具一格的书画艺术形式，吸引了无数丹青妙手，也使团扇扇面艺术一时受到了冷落。“观故宫所藏折扇，无论成扇或扇面帖，为数极多，明贤如沈唐文仇，其精品几不胜数，而纨扇绝少，驯致竟无一件，而清代亦然。” 到晚清时候团扇有所复兴，也产生了一批团扇绘画作品。

近代以来，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叶浅予等，都有精巧扇画。任伯年擅长画扇，其数量之丰冠极一时。齐白石喜在泥金纸扇上作画，所画白茶花妍丽动人，蚂蚁蜜蜂也是精细无比。徐悲鸿以画奔马名世，而他的扇面花卉也是俊逸超群。张大千曾多次与其兄张子善在天津、北平、成都举行扇画展……可以说，以扇面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中国画，早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篇：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

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前期

第一时间段：抗日战阵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旧政协）。五项决议：„„

第二时间段：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转战略进攻，1948年4月底，中共„„口号„„“五一”„„。

1948年8月，„„河北省平山集合1949年3月毛„„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9月17日„„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参加会议代表„„（多写一点）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会议闭幕第二天„„

阶段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时间段：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该部分概括写）„„ 1949年9月„„政协委员会„„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分别是„„

第二时间段：1954年10月到1966年5月。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1954年12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章程》

1959年4月

1964年12月

第三个时间段：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

„„被迫停止„„文革时期（简写）

阶段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977年12月，第四届„„

1978年12月，在京召开„„

1982年第五届„„1983年6月，第六届„„

1988年3月，第七次

1989年12月30日„„《意见》

1993年3月第八届

1993年3月27日李瑞环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

1994年1月，修改章程《„„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认为:“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一致的。

1995年1月13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

1998年3月3日第九届„„

2003年3月5日至1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报告，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

200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对参政议政职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它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切实做好工作的有效方式”,“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切实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积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

第三篇：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因此，对政法委员会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注：因篇幅体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学术文献注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四篇：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太和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太和

北京有个太和殿，安徽有个太和县。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安徽省太和县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这是太和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经久不衰的太和书画热现象得到世人的关注和承认。太和书画发展的历程、特点、趋势以及和太和经济的关系，对太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等，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太和书画大众化、多元化、普及化、网络化，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成为太和一大地方人文景观，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太和书画发展的主要特点

1、书画组织健全，形成了县城、集镇、乡村三级书画网络。

太和县城有县书画院、县书法协会、县美术家协会、县书画研究会、仁济书画院、民族书画社、司丰画院、老年书协、青年书协等，县辖31个乡镇，乡乡镇镇都成立了书画协会，东湖画院、经锄书院较有名气。国办的、集体办的、私人办的，合资办的等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类书画协会、研讨机构并存，参与人数与日俱增，参与面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2、书画活动丰富多样，书画展览异彩纷呈。各级、各类书画组织常年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品位、不同档次的丰富多彩的书画展览，百花齐放、欣欣向荣。跨县、跨市、跨省的书画联展、书画讲座频繁举行。太和与厦门、连云港、许昌、沈邱、鹿邑、宁国、寿县、常州、高唐、萧县、浦江等闽、苏、豫、皖、鲁、浙数省的县、市办联展，12年来举办大、中型的展览70多次，应邀来太和展览书画的城市达50多个，最多的一年举办15次展览。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主要是：1994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安徽省太和县书画艺术展》，这是太和书画艺术登上全国最高艺术殿堂、走出家门、走向全国的重要标志。首都16家国家级的新闻媒体盛赞此次书画展反映了太和人民的新追求。十多年来，我们举办了“珍惜土地奔小康千名农民书画展”、“金陵五家书画展”、“安徽四家书画展”、“农民书画精品展”、“太和书法精英作品展”、“第八届书法展”、“迎港归书画表演赛”、“当代百家扇面精品展”等，不但集体办，还有个人办。象赵凤池、陈子卿、杨彦斌、司丰、苗太林、王金泉、白鹤等个人书画作品展。2005年12月，为庆祝太和被命名书画之乡十周年，县政府与省文联共同举办了“大型书画展”及系列庆祝活动，2007年5月，为庆祝书画之乡12周年举办了“萧县、高唐、固始、浦江、太和书画联展”。10月，举办了《名城墨韵----福建长汀、江苏楚洲、安徽太和三地书画联展》。展览的档次越来越高、品位越来越新、规模越来越大、类型越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深远。

3、书画交流频繁，书画联谊强盛。

太和书画与外地书画相互交流，走出去、请进来、相互切磋、提高技艺。太和与江苏常州开展书画联谊活动，《中国书画报》报社“世纪之春”有奖征稿颁奖仪式在太和举行。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精神高研班”来太和进行书画交流，著名书画家罗丹、柳倩、刘炳森、佟韦、李铎、李百忍、刘大为、娄师白、刘艺、黄养辉、申万胜、张海、李宝林、龙瑞、苗重安、王涛、刘夜烽、郭公达、朱松发、鲍加、陶天月等都亲临太和讲学并留下墨宝。太和至今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260多名书画家。

4、书画藏品丰盛，书画收藏之风渐成。

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县内的当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不计其数。仅县城内收藏当代名人名家作品百幅以上者至少有500家以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在太和都能看到。收藏爱好者自发成立了“太和收藏家协会”，不定期的举办“太和民间收藏精品展”，出版《太和收藏》报刊相互交流信息，并经常参与国家、省、市举办的展览。

5、书画普及，学书作画者众。

随着太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人们富而思文、富而兴文，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也悄然变化，昔日被誉为阳春白雪的书画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今天太和普通群众的爱好和追求。广大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求字索画当旁观者，染指丹青，涉足书画成为一大嗜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高楼华屋的大雅之堂，还是竹篱茅舍的陋室；无论是文人雅士的居所还是普通民众的家庭，几乎都悬挂中堂、条幅等字画。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参与到书画队伍之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目前全县已形成有全国书协、美协会员16人，省书协、美协会员52人，县书协、美协会员300多人，乡镇书画协会27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书画队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称赞太和书画是“大众书画、盛世奇观”。

二、太和书画与太和经济的相互作用

以书画带文化，以文化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书画繁荣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再反作用于经济，起到助推作用。地处皖西北边陲的太和县，面积1826平方公里，人口160多万。太和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有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灰角寺文化遗址，出土有商周青铜器及汉、晋等历朝历代的器物。太和人文荟萃，东汉司徒张酺、南昌侯吕范、明代尚书王质、清两广总督徐广缙、大画家乔无心、民国画家米建凯等大批名人志士。太和民风淳朴，崇尚文化，热爱书画。近年来，太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太和是全国最大的医药经销集散地和重要的医药加工制造基地，尼龙绳网、木装饰条、中药材、薄荷油、红芋三粉等众多专业市场辐射全国，影响海外。太和私人小汽车和手机拥有量均在全省县级名列榜首。

1、太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太和书画发展的基石。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淳朴的民风、繁荣的经济，铸就了太和书画魂。随着太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人们富而思文、富而兴文，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也悄然变化。昔日被与誉为阳春白雪的书画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今天太和普通群众的爱好和追求。太和医药、桔梗、毛发、木装饰条、尼龙绳，筛网、薄荷油等拉动了太和经济的迅速提升，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3.9%，人均收入增加，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2、太和书画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太和书画活动频繁，使书画装裱业迅速崛起。大大小小的装裱店遍布城乡。各种画廊也应运而生。较为有名气的如玄研斋书画装裱店、瑞昌书画装裱、孔氏书画装裱、滑国栋书画装裱、永保阁、大千画廊等，椐不完全统计，太和书画装裱店{铺}达70多家。与书画相关的文具店铺林立，较大的如翰墨园、恒昌文具店、文体大世界、文化馆美术服务部等。书画发展带来笔、墨、纸、砚销售的商机，刺激了文化消费的增长。书画作为礼品在商贸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凸现，又带动了礼品盒的加工制作，包装、装潢越来越精美。书画培训活动此起彼伏，丹青园、少儿培训中心、画院美术培训班以及个人的书画工作室等，活跃了书画市场。古玩市场悄然兴起。由于爱好字画的人越来越多，审美情趣提高，波及到古玩。万壶斋、泉响阁、玉器奇石店等生意兴隆。

3、太和书画发展催生了书画经纪活动。

太和书画事业的繁荣发展使书画经纪活动悄然兴起。椿樱书画社、民族书画社、太和画廊、太和书画艺术交流中心以及个人从事的各种书画经纪活动频繁。贾廷峰率先成立了“太和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太和文庙举办艺术品拍卖活动。其规模越来越大，开通太和艺术网(http://www.xiexiebang.com)，现搬迁北京开办《经典太和画廊》，加入中国书画家经营协会，成为著名书画经纪人。太和青年书画家王子洲、王金泉、白鹤、王永亮等都在北京从事书画经营活动，并开通了网上经营，有自己的网页。太和青年书法家史文涛、杨少华、穆磊等也经常到外省市从事书画交流。这是太和书画走出家门、走向国门的标志。书画的艺术性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其商品属性也日益凸显。

三、太和书画发展的效应 太和书画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效应影响深远。具体来说，主要是：

1、增强了政治意识，激发了爱国热情。以书画参与国事、宣传家乡已经成为太和人民的共识。太和曾向“第四届世妇会”捐献100多米长的《中华巾帼英杰图》，向国家申奥委捐献百米长卷《百虎图》,太和画家王子洲捐资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画家名字命名的希望工程助学基金——安徽希望工程子洲助学基金。徐志强的泥塑作品《千娃迎奥运》在太和、在合肥展出。太和书画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书画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膊。

2、书画的深刻内涵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书法书写的大部分都是古诗词、格言、警句，传统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人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乐观豁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以及大量的唐诗、宋词、元曲之名段名句、《朱子家训》等，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对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3、焕发了人们精神，点燃了劳动激情。人民群众在劳作之余，临摹习帖、写字作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在方寸咫尺间抒情表意、冶性陶情，彻底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其精神面貌彻底改观。农村中打架斗殴、赌博的现象大为减少。书画的内容又影响着人生观、价值观。激发了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和建设美好的家园，追求幸福生活。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心灵净化，思想升华。

4、太和书画营造了和谐社会氛围。中国文化精神的贵和持中、民为邦本、礼义廉耻的思想在书画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浓郁书画氛围熏陶下，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得到调整。有父子、夫妻、姐弟、祖孙齐上阵的，杨思忠和其儿子杨少华、杨少勤、杨清华共同钻研书法，被誉为太和书坛上的“杨家将”。原墙镇的刘峰、岳影夫妻拿着画笔奔小康。邹富秋、邹富春姐弟的书法也颇有名气。老年书画家陈子卿、张彬之、张震玉、席丙乾、郭连波、任其钟、王家和等，中年书画队伍中的王金泉、白鹤、杨少华、穆磊、史文涛、丁子同、夏振彪、王景森、孙磊、席蜜等，青年书画队伍中的赵凯、王冲、卢火、朱子瑜、马玉春等都在太和书画界崭露头角。庞大的书画队伍联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书画会友，书画艺术的感染力是多少次政治说教所不能及的。社会的和谐还体现在书画活动之中，书画带动了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大发展。书画是全县人民群众对文化价值取向认同和心灵默契的坚韧纽带，创造了稳定和谐的有利于太和经济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

太和县委、县政府注意把历史业已形成的书画优势加以引导，把开展书画活动作为地方一大人文优势，把巩固和发展“书画艺术之乡”作为地方文化发展战略，有意识的指路引导、有目的的培育扶植、有组织的动员参与、有投入的经费保障，不断地把书画活动引向深层次、高水平。县委、县政府督促有关部门出版了《太和书画作品集》、《太和书画作品选集》、《陈子卿书画作品集》等，表彰了“十佳”农民书画作者。每当有重大书画活动，县主要领导都亲自参与。以书画带文化、以文化促经济，使鲜活的文化力成为经济力发展的切实保证已成为领导们的共识。但是，我们也看到：打着书画之乡的招牌进行书画诈骗的活动时有发生，书画赝品也在流通，借庆祝书画之乡之名，行私藏书画、以书画送礼之实的假公济私行为仍然存在。书画市场秩序仍待整顿。群众性的书画活动仍待引导和深入。我们相信：“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太和”书画艺术成果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和的书画活动必将促使太和文化事业及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促使太和经济腾飞。太和书画定将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第五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