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称谓的历史演变

第一篇：基层党组织称谓的历史演变

建党初期，党内没有关于基层组织的称谓。党的一大召开前夕，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没有必要建立复杂的组织体系，因此一大决定只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组织：中央局和地方委员会。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一大召开后，我们认识到党不能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能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为了保障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组织内部必须要有能够适应革命需要的组织体系。鉴于此，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系统分四个层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组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早称谓，这样的组，当时共有70多个。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一大时期的50多人发展到四大时期的994人。为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扩大党在国家政权和革命中的影响，四大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作出调整，“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将“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党的基层组织的称谓也由“组”变为“支部”。支部的工作不仅仅是教育党员，吸收党员，更要做好宣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工作。

1945年7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把党的基层组织从党的支部扩展到党的总支部和基层党委。七大前夕全国共产党员发展到121万，这就决定了必须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刘少奇指出：“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等，为便于开展工作，也应当设立党支部，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但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沿用了过去的惯例，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

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将党的基层组织定为基层党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员和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949年底党员数量450余万人，到八大召开前夕全国党员增加到1000余万人。根据之前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八大党章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八大之后，党的基层组织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党的基层组织的称谓经历了从“组”到“支部”再到“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变化的不仅是基层组织的称谓，为适应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党和国家大局，基层组织的职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二篇：关于建军节的作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关于建军节的作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

[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路军南下支队）及我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46年9月中旬起，我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从此，我军一直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当时战事繁忙，各部队改称的时间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三篇：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诞生。１９２８年２月，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２年２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歼灭２０余万国民党正规军，工农红军队伍也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开始长征。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经过长途跋涉，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８省１４个地区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１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工农红军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改编。１９３７年８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１２.５万次，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中获得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扩大到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和１.２亿人口，武装力量人数扩大到１３０余万人。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适应新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１９４８年开始进行战略反攻。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底，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１５０余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４００万人。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马祖以及南海诸岛外的全部国土。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第５１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１９２８年６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０、第一二九

第四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第五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