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第一篇：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演变

材料科学的进步左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种新材料的应用，往往事关一个产业的兴衰。新材料产业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目前，我国还只是一个材料大国，离材料强国还有较大差距。

新材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材料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我国在世界材料领域占据怎样的位置？今后当重点培育哪些新材料？我国如何由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加快转变？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的发展水平始终是时代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标志。人类和材料的关系不仅广泛密切，而且非常重要。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如何更好地利用材料和创造材料的历史。同时，材料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当代，材料、能源、信息是构成社会文明和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其中材料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先导。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1.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材料学科的发展始终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5000年前人类开始学会使用各种用途的锋利石片，到10000年前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界没有的新材料（陶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继陶器时代之后，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战争等方面的原因，青铜的冶炼技术被发明并逐步达到很高的水平。后来罗马人发明了水泥，腓尼基人发明了玻璃，这些传统材料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大量使用。当然，这些材料本身总是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在高新技术的推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下，其性能不断提高，从而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

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近代的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由于钢铁材料的大规模发展，人们能够制造出无数的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给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使钢铁工业迅速增长。钢铁材料的大量使用，对其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带动了金属材料学科（即金相学）的迅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能源（石油）的开发和应用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汽车、飞机及其他工业。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仍然是这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特别是高性能合金钢和高性能铝合金的广泛应用。制造工业尤其是汽车工业的发展，使合金钢的优异性能完美地展现出来；航空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铝合金、钛合金、镍基高温合金以及耐高温结构陶瓷的研究与开发。

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广泛应用，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的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高分子材料产品的石化工业迅速发展，带动了高分子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中，高分子学科与金属材料学科、无机非金属学科并列成为材料学科的重要分支。第一个合成高分子（酚醛树脂）的工厂是1907年问世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高分子学科，此后高分子材料工业迅速发展，聚氯乙烯、尼龙、聚乙烯、聚丙稀、聚酯、聚甲醛等聚合物及改性品种层出不穷。高分子材料发展至今，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21世纪以后，新时期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高分子材料合成的新方法、高分子催化体系、绿色高分子合成化学、生物活性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和功能化等。这些都促进了高分子学科的快速发展。

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时代。这场始于20世纪中叶的信息革命，是人类科学技术中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超过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巨大增长，给材料学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使单晶硅材料及其制备加工技术迅速发展；在微电子和光电子学领域，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迅速崛起，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以Si、GaAs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半导体材料迅速发展的同时，以SiC、GaN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也蓬勃兴起，成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记录和存储是极其重要的，信息记录材料的进步反映了人类信息记录的发展历程。从壁画、竹简到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再到信息时代能够记录大量信息的磁存储介质材料和光存储介质材料。

总之，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材料学科的发展始终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拿金属材料来说，似乎金属只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材料，应该是定型和成熟的。事实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金属材料在当今也是日新月异地发展着。钢铁材料已有近2000个品种，40000种规格。铝合金、镁合金的新品种也不断扩大，众多的金属键化合物也异军突起，还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功能金属材料，都极具发展潜力。2.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金属、陶瓷等传统的结构材料，而且包含了具有众多特殊性能和用途的功能材料。人类生活离不开各种材料。可以说，材料不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材料，人类用来制作有用物件的物质，通常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化的里程碑，因为对于材料的认识和利用能力，往往决定着社会的形态与人类生活的质量。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称之为世界材料史。纵观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材料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几乎每一种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都会给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后，新材料已成为各个高技术领域发展的突破口，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技术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有不少实际上是材料问题，没有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便谈不上新的技术产品和产业进步。比如，没有半导体材料的工业化生产，就不可能有目前的计算机技术； 没有高温高强度的结构材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宇航工业；没有低消耗的光导纤维，也就没有现代的光纤维通信……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内涵和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新材料以及新材料中的高新技术正在为人类展开一个新世界的画卷。人类使用各种材料创造新的生活，建构新的世界。新的材料也正在为人类文明握供新的行为理念，建立起人类扩展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信心。它的现代发展使一种材料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发展，而且，它使得人类超越自然界，实现了根据材料来设计产品，根据产品的需要，通过新的组成、结构和工艺设计来实现其所需功能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功能要求正在向着迎合人类在各个领域的需要而发展。由此，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人类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动力源泉。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材料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材料已经不仅在种类上得到拓展，而且在包括光、声、电、磁、力、超导、高塑，以及超强、超硬、耐高温等机能与性能上获得极大的扩展与深度发掘。此类新材料的出现，推进了高技术产品的智能化与微型化，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现代生活、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

“新材料”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传统材料的再开发，使其在性能上获得重大突破的材料；二是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合成，开发出具有各种新的和特殊功能的材料。由此可以看出，新材料与新工艺、新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方面，新工艺与新技术的使用不断地扩展了人类的技术手段，从而使人类更加充分地开发传统材料中的各种新的性能或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合成工艺与技术，使人类获得种类更多、性能更佳的材料，如纳米材料、多相材料。另一方面，诸多具有特殊性能材料的涌现，推动了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新材料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的基础与先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材料与能源构建的世界里。新材料与新能源，以及新材料与新能源中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在极大地丰富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新材料与新能源的价值体现，显然不仅仅是诸多新的产品的涌现，更重要的是，它们广泛渗透于人类的生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它们奠定了工业经济与技术的物质基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它们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减少社会风险的重要因素；它们推进人类对于自然的新认识，拓展人类的生存能力与发展空间，打造人类对于这个世界新的概念与价值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材料与能源是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材料是支撑工业生产与工业技术的物质基础。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诸多高新技术产品都是与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新材料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工业水平与技术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新材料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材料技术领域，高温结构材料、多功能材料、超导材料、激光材料、生物材料等高性能材料的开发与利用已经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材料技术为航空、航天工业提供了强度更高、刚性更好、质量更轻的新型材料；先进陶瓷材料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和领域，从而使它成为未来工业重要的原材料。据专家估计，用陶瓷材料替代金属材料制作发动机部件，将使发动机耗油量减少30％以上；电子信息材料的发展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使信息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的支柱性产业；超导材料实现了陶瓷无机材料的无电阻状态，而超导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许多方面发生着飞跃式的发展；激光和光导纤维材料技术的发展，正在把人类带入光通信的时代；生物材料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医疗手段，并且创造着人类健康新概念；而纳米技术则通过对原有各类材料进行纳米级结构单元的重组，极大地改进了原有材料的性能与功能。由此可见，新材料技术已经成为推进一个国家产业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新材料的开发与利用也正在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新材料技术虽然是一个高投入的领域，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高回报率的领域，正由于此，许多国家都将开发先进材料置于其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把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列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美国国防部1991年提出20项关键技术，有5项以材料为主。同年，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关键技术项目共6领域22项关键，材料为6领域之一。材料合成与加工、电子和光子材料、陶瓷复合材料、高性能金属与合金5项为关键。从1995年至2001年每两年更新一次的《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中，特种功能材料和制品技术占了很大的比例。2001年日本文部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第七次技术预测研究报告中列出了影响未来的100项重要课题,一半以上的课题为新材料或依赖于新材料发展的课题,而其中绝大部分均为功能材料。日本发表的《21世纪初期产业支柱》所列的新材料领域的14项基础研究计划中，其中七项——非线形光电子材料、超耐环境先进复合材料、仿生材料、适合生物的材料、新功能精细陶瓷、新功能玻璃质材料、硅化学材料和微电子材料等都涉及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的研究领域。欧盟的第六框架计划和韩国的国家计划等在他们的最新科技发展计划中,把功能材料技术列为关键技术之一加以重点支持。德国的《材料科研10年规划》，欧共体的《尤里卡计划》、俄罗斯的《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等也把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的研究作为重要的内容。我国863高技术发展计划，材料是7个重点之一，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的30个重大课题中有7个与材料直接有关。

下面举例说明材料科的发展对20世纪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20世纪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就是人类实现了原子核内部巨大能量的释放。尽管原子能时代的降临是以核武器为开端的，但核材料也能造福人类，特别是核动力反应堆、同位素的应用、核医学等。核反应堆一般采用热中子堆，堆心的结构件必须采用锆合金，因为只有锆合金吸收中子的几率比较小，不会扼杀堆内的链式反应。所以，要建设核电工业系统，必须建立锆材料工业。

当今最具时代特征的工业是信息产业，而信息产业的基石就是半导体材料。任何高度复杂、高度精细加工的集成电路，都需要高纯度、高度掺杂的半导体材料和各种先进工艺的应用。信息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与材料和工艺的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密度的光磁记录材料给信息的存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激光材料也是现代信息科技的一部分。各种波长的激光晶体、半导体激光器、激光光导纤维等对信息传输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的发展水平对航空航天器的性能至关重要。航空用结构材料最主要的性能是高比强度和高比刚度，同时具有良好的工艺性能。高强度铝合金、钛合金及碳纤维增强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是主要的航空材料。火箭、导弹材料与航空材料相比，则要求瞬时性能。导弹壳体材料对导弹的射程至关重要，由金属改为石墨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时，导弹射程增加近1000公里。

进入21世纪后，新能源材料的发展将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保障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解决越来越严重的温室效应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新能源材料将引导传统能源向洁净能源、可再生能源、分散型能源等多元化能源发展。除核能外，当今太阳能材料、燃料电池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等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3.社会经济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与材料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是一门实用的直接的科学和技术，它不同于抽象的衍生的科学。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忽视材料是为了某种需求而发展的，它往往具有明确的使用目标，所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总是对材料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牵引作用。

一般来说，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带有明确目的的开发性研究都各有它们的价值。它们的效用有长有短，在实际生产上的体现有快有慢，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不断探索。材料的应用研究一旦成功，即一种材料诞生之后，它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开发可以产生较大的辐射作用。比如金属钛，作为一种航空材料，可用于飞机，但也可用于化工、建筑、潜艇、首饰等。其应用越广，需求量越大，则生产成本越低，越能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由过去形成的一些独立学科如冶金、陶瓷、高分子、复合材料等聚合而成，它和物理、化学等一些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几乎难以区分，所以材料学科是多学科性的。20世纪后期，由于材料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渗透到各行业，许多领域都与材料的制备、性质、应用等密切相关，使得材料成为机械、电子、化工、建筑、能源、生物、冶金、交通运输、信息科技等行业的基础，并与这些相关学科交叉发展。所以，材料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材料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学科呈现出多科性，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学科发展又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层出不穷。学科交叉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美国的著名大学一般都设有材料研究中心或材料研究实验室，其研究人员往往横跨包含了高分子、金属、陶瓷、表面改性、解剖、动物实验、细胞培养等研究方向。

国内绝大部分理工科高校一般都设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或学院），包含的专业主要为材料类专业。未来科技的发展将是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为了迎接未来的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新趋势，有必要在大学里建立新的结构层次，即跨学科的交叉中心。比如，把材料科学、生物科学、医学工程科学结合在一起，构成交叉学科中心，这样必将大大推动材料学科在新领域的增长点。4.新能源新材料点燃经济增长新亮点

在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投资规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最终定位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在规划出台之后，国家还将在财政、信贷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大力扶持。目前相关规划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2010年10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规划到2020年，不仅包含核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还包括洁净煤、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车用新能源等对传统能源升级，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节能力度，提高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水平，同时推进替代产业发展，加大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利用规模。随着规划实施，未来10年将累计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新能源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截至2009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比重仅为8%左右，根据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到2020年比重达到15%。可见未来十年我国对新能源的需求非常巨大。

预计到2015年，我国天然气利用规模将达到2600亿立方米，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3.9%提高到8.3%左右。水电利用规模将达到2.5亿千瓦，核电利用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水电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高1.5%，达到9%。其他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也将达到1.1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1.8%，达到2.6%左右。到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将有望达到11%左右，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则会从2009年的70%左右下降到63%左右。

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要完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的目标，核电规模至少达到8000万千瓦以上，水电装机规模达到3.8亿千瓦以上，风电装机规模达到2.5亿千瓦，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千瓦。

按照初步测算，新兴能源产业规划实施以后，到2020年将大大减缓对煤炭需求的过度依赖，能使当年的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780万吨，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12亿吨。

业内人士称，高达5万亿的巨额投资将大大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核能、风能、光伏、洁净煤、智能电网、车用新能源等核心产业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各个领域一批上市公司将从中成长起来或者获得巨大收益。另一方面，5万亿投资规划期为2011~2020年，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之久，平均分配下来，年投资额度在5000亿左右，短期内推动效果并不明显；这5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为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其实质性利好是在中长期。因此未来10年新能源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长空间相当广阔。

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被称作“新兴产业的奠基石”。因为新材料几乎渗透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我们穿的衣服、用的餐具、乘坐的交通工具、栖居的住宅到工作的场所，可能都正使用着新型材料；从大飞机、高铁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程，到三网融合、物联网、节能环保等重要产业，都需要一系列新材料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新材料，是发展新兴产业当之无愧的奠基石。

近几年，我国新材料产品的市场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0%以上，某些重要的新材料品种市场增长率甚至超过20%。目前材料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整个材料行业产值约占全国GDP的28%。

“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新材料作为高技术产业工程重大专项，重点发展特种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环保节能材料等产业群。在2010年6月，国家强调要大力发展新材料，重视材料的环境友好性、可再生循环性、制备使役全过程的节能减排特性，加快推进材料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先进结构材料和复合材料、功能材料等，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材料、器件和系统技术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前不久，《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专家论证会已经在京召开，文件修改完善后将发布实施。这个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具有较强的开创性，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对于“十二五”期间新材料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规划初稿还提出，力争到2015年，建立起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产业体系，突破一批国家建设急需、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材料和技术，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产业集聚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为新材料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我国高性能的材料、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面临着一系列关键材料技术突破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十二五”期间我国新材料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A股市场上涉及大约70家上市公司或将率先受益。

第二篇：论经济发展与购物方式的演变

试论经济发展与购物方式的演变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购物的方式趋于多样化。【关键词】 消费现状 购物方式

经济发展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购物新模式也不断出现。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的发展

1.1世界经济发展起伏不定

当时处于美苏冷战时期，工业生产恢复到了二战前的正常水平，50年代初到1973年是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974年到1982年是经济“滞胀”时期。1.2传统购物方式占主导，未出现新兴的购物理念

经济开始复苏，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型百货商场不断涌现。人们利用节假日的时期，添加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显然最传统的购物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影响是最大的。这种最为传统的购物方式的优点是：消费者所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还有购物过程的愉悦，一种参与其中、享受过程的愉悦：可以跟售货员讨价还价，可以看到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缺点是：受地区限制较大、商品总类并不是最齐全的等。1.3传统购物方式的发展前景

虽然传统购物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新兴购物方式的冲击，但是现实生活中传统购物方式还是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仍是广大消费购物者的第一大选择，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21世纪经济的发展

2.1世界经济处于复苏与发展的阶段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先后走出了“滞胀”，经济下降幅度逐渐变小，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开始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世界经济正在不断复苏中。

2.2电视购物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购物方式逐渐多样化

随着电视机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家中，电视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了，一些商家也从中探到了商机。电视购物作为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一夜之间充斥荧屏。一些更具电视娱乐特点、更具价格优势、更具质量保障的电视购物频道也逐步兴起，受到广大顾客的青睐。电视购物就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其显示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购物的优点：1.电视购物具有强烈的广告效应在电视购物节目里，商品，通过光彩照人的模特示范，会给电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一般商品电视广告，只有短短的几秒，而电视购物节目，是由主持人和模特的专业演绎，详细的解说，将产品的使用效果展示到极限。2.电视购物增强说服力电视购物邀请产品制造商，由工程技术人员，从专业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产品特征，技术要点，产品利益，电视观众对此会产生信任感。3.电视购物瞄准消费者的需求在柜台营销过程中，消费者不便问，在服务人员不能详细演示、说明的情况下，而在电视购物节目里，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不了解、不清楚，可以反复收看电视购物节目进行了解。4.电视购物具有无限诱惑力。电视购物是通过跳秒的方式，告诉你所剩的选择时间和数量，营造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市场气氛，促使消费者尽快做出购买决策。5.电视购物具有快捷方便特征。消费者在家里，通过电话联系，告诉购物频道，你所需要的商品，一笔交易就算成功，一般在二天内，送货上门，为消费者节省了购物的时间和精力。6.资金回笼快。货到付款，或款到付货的支付模式，使电视购物企业的资金周转加快，有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7.电视购物是直销。扁平化的渠道模式，节省了门市租金等大量的运营成本，这种优势，直接体现在产品的低价格。相对于传统销售模式，电视购物产品，具有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

电视购物存在的问题：1.商品价格。传统商业的加价率一般为10％～30％，而电视购物的加价率一般为20％～60％。有时电视直销商品的进货价，只占直销价的40％，如此定价，让消费者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感觉。2.产品质量。电视直销是一种新兴行业，新颖的销售方式，高额利润吸引了众多商家跟进，其中部分商家，只注重利润而忽视了产品质量，甚至存在一次性买卖的心理，结果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恶劣影响，电视购物纠纷，一时成为消费投诉热点。3.售后服务。部分电视直销商家，将产品卖出后，对后面发生的质量问题，置之不理，售后“三包”服务质量差，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电视直销，一般免费送货上门，方便了购物，但是，如果商品在使用中出现问题，商品需要维修，或对所购商品想要退货, 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的，消费者甚至也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商家。4.节目内容违规。5.电视购物行业自身行为不规范。电视购物公司一哄而起，素质差异大，一些公司节目制作粗糙，新产品开发能力弱，公司仅靠几部电话，几个送货员，花钱购买电视频道时段，公司就挂牌运营，公司行为及运作极不规范。6.节目特技处理。电视购物节目制作，灯光、色彩、特技的运用是其优势，增强表达产品的效果，但是，过度的夸张、化妆、拍摄技巧的运用，以及电脑后期制作，这不是产品的实际效果，有误导消费者作用。2.3电视购物方式的展望 电视购物时一种方便、新型的销售方式，但它要进一步发展壮大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取得规模效益、制定实施反暴力法规、电话服务体系的完善等等。当然，电视购物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只要它顺应市场的客观规律，必然会精力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

3.1信息革命促进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21世纪以来，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四大推动力。3.2网络购物方式引领生活新时尚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网络购物作为一种全新的毛衣方式和商业模式，其目标四实现贸易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达到网上商流、物流、货币流和信息流的统一，这种购物模式既是未来贸易的发展方向。

网络购物方式的优势:1.网络购物的成本优势。由于网络销售成本低于实体销售成本，网络商品价格相对低廉，这是很多人选择网络购物的一大原因。2.网络购物的便捷性。顾客无需花费几个小时在各个商场和购物中心去搜寻所需的商品。顾客只要坐在电脑前，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网络商城”，大大小小几百条搜索结果便展现在面前；服务周到、送货上门，在选购了搜需要的商品后，顾客只需坐在家中等待货物被送来。有些网站有固定的递送方式；随时进行，顾客无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购物，二十随时可以进行商品的挑选和购物支付方法的多样性，可以实现网上支付、手机支付、银行汇款支付，后到付款等多种方式。3.网络消费者的个人性格。一部分人更追求个性与冒险，通常网络消费者比较时尚、前卫，他们具有更多的求新、求变意识，个性鲜明、敢于冒险，渴望自主选择；一部分人更容易跟风，部分网络消费者因喜欢赶潮流，心理稳定性比传统消费者更低，易受外界环境及他人影响；一部分人更追求购物的方便，这些工作压力较大，时间高度紧张的消费者为节省时间和劳动成本会以购物的方便性为目标而选择网络购物；一部分人更追求购物的乐趣，某些自由职业者或家庭主妇希望通过网络购物消遣时间，寻找生活乐趣，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减少心理孤独感。

网络购物存在的问题：1.虚假交易，网络欺诈现象频繁。在网络购物的各种投诉当中，最让人关注的是网络欺诈。2.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不同于虚假交易，网络购物中还存在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欺诈手段，就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3.系统不够完备，各个环节互推责任。几乎所有的大型网络购物平台上都会规定或要求消费者在接收商品过程中先验货后签收。而快递员将商品送到后，常常会拒绝消费者先验货后签收的要求，他们总是以快递行规为由坚持必须先签收。这个现象的产生原因就是为了免除己方的责任。

网络购物的完善对策与前景发展，要想进一步发展网络购物就必须：1.加速信用体系的建立。要营造宽松繁荣的电子商务环境，必须通过立法解决诸如交易手段和诚信等问题。2.加强电子商务行业的规范性。网上商务经营者要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电子商务信息传播行为，优化网络交易环境，规范商务交易程序，规范电子支付方法，规范货物配送，也就是物流环节。端正经营思想，提高服务质量，共同呵护“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行业。3.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要加强。首先，消费者一定要是用可靠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并要及时保存相关交易证据。其次，消费者应该注意不在网吧或别人的电脑上输入个人账户信息。4.政府、社会相关部门的采取措施。当然网络购物这一全新的购物方式逐渐走入越来越多人生活当中, 尽管在它的发展中不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暂时的。相信随着各种相关政策的出台,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监督, 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和改革的不断深入, 网络经济的成熟也是指日可待, 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购物能够更加蓬勃稳步地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购物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购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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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

摘要：文章提出发展观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观与效率观。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应立足于经济，但又超越经济，应在内涵上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人的近期需求与长远需求统一起来。

关键词：发展观；公平；效率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我国必须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包括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还包括上述各个大的方面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全面发展所包括的各个大的方面以及各个大方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发展中都是相互协调的；不仅是同向发展的，而且发展速度或数量比例关系是相互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强调发展进程的连续性、持久性。

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始终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些现实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斯蒂格利茨所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造。”科学新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经济增长本身不能完全代表发展，发展应涵盖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管理方式、技术进步在内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样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而，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鉴于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 1 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平观与效率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必将形成新的经济公平观与效率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收入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理论依据如下：其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抓住机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二，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人力物力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参与国际竞争，加快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三，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公平有余，很少讲求效率，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大锅饭”的劳保福利制度，助长了人们的依赖思想，缺乏竞争意识，不能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诚然，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是在个人劳动报酬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合理拉开差距的同时，采取措施，克服收入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对于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1992年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多年来，对提升我国经济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这一原则的理解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片面追求ＧＤＰ使得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有些领导以ＧＤＰ的增长考核政府官员的业绩，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2． 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公平

传统发展观中，发展的涵义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衡量发展的一般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发展观下，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基本上是指生产性效率，通常被简单地定义为：“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关注的是结果的公平。

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发展观和经济公平、效率观下，我们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748 2 亿元。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78-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2150元，增加了近16.1倍。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也从1981年的500.40元上升到1998年的5454元，增加了近10.9倍。但是，在传统的发展观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主张明显地带有“追求生产性效率”的倾向。于是，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与问题：一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及政府管理机制的缺陷，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腐败行为和权钱交易对公平与正义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侵害。

在总量经济与居民总收入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却不断扩大。据调查，1994年中国居民按家庭人均收入计量的基尼系数陡升至0.43，比1989年的0.3上涨了43%。并且，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最低收入阶层状况相对或绝对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日趋繁荣、现代的城市中，与高收入聚集相对的是“新贫困阶层”的形成。在这一阶层中，有较大一部分是原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较大贡献的，甚至还有劳模。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一直拿着微薄的工薪，把大量的劳动贡献与经济剩余拿来支持国家的重化工业建设。现在，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使得他们原有的工作岗位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他们也随之下岗失业了。而此时，他们年事已高，学习新技艺变得十分困难，生活收入又因下岗失业变得很少甚至没有。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在政府和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在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费用的发放下，他们在基本生活消费方面勉强能得到保证。但是，“兼顾公平”因缺乏健全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尤其是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流于形式和表面;经济增长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与后富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带动机制和渠道，致使带动效果不佳，弱势阶层在不断扩大。弱势阶层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方面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旦遇上个疾病、灾害的，他们便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90年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是同寻租泛滥、腐败蔓延交织并存的。90年代以来大规模要素市场化与超常的投资推动，在为国民经济创造了高增长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广泛、普遍、巨额的各种“租金”，从而诱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很快。一部分人通过在借贷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上打通关节获取差价的手段谋取巨额收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官员、国企经营管理者贪污、受贿、非法获益等腐败行为大增。

无疑，可以通过寻租和腐败获得巨额收益的人毕竟只占人口比例的少数。但是各种寻租、腐败所攫取的收入，却占居民收入量相当大的比重。据有关专家估算，90年代以来的几年(截至1995年)，金融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还不包括因寻租导致不当、违规款的本金坏帐损失;房地产，主要是土地批租中流失国家应得的差价收益4000亿元;证券市场中寻求上市、公款炒股、买卖额度等大约2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法人收益或资产流失约5000亿元。这种同寻租、腐败相关甚密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无论以怎样的价值标准来看，都是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它会对生产性创新与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坏影响。

3． 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经济公平与效率关系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回顾刚刚走过的路，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涵义与传统发展观下的经济公平与效率涵义有了以上区别，所以科学发展观下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也有所不同。

首先，经济公平与效率之间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公平必然促进效率。“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而要做到“以人为本”，最首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赋予他们同等的、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践也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公平，经济效率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有机组合。而各要素中，最根本、最重要、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人的要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是一切效率的源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依赖于经济主体获取经济利益机会赋予上的公平、获得经济利益多少与做出的贡献相称上的公平。如果不能给各主体以各种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均等的机会，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会严重挫伤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还可能诱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损害经济效率。只有给广大劳动者以各种平等的权利和均等的机会，才能调动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效率有助于推动经济公平，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公平。只有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机会，为实现经济的公平提供物质条件。只有提高效率，共同富裕才会成为可能。另外，只有效率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创造更为发达的物质文明，才能为推动人们遵纪守法、履行社会义务等精神文明创造条件。

其次，片面地强调经济公平或经济效率都会引致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紧张，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关键在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很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片面强调结果公正。如果片面地强调结果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抹煞劳动者在工作上的实际差别，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出现脱节现象，往往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结局，这必将严重挫伤那些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核心相违背，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状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特别是生产性效率，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会造成不公平，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率。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来自于竞争。激烈的竞争造就了经济的高效率，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 的客观规律，竞争中的获胜者自然地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而失败者必然要减少收入，甚至破产。而竞争结果的不断累积势必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两极分化，使许多人一出生就丧失了获得起码生存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更谈不上经济公平了。长期如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第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应是经济公平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追求客观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才能维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从而使效率成为可能;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才能维护社会秩序，避免社会冲突，为经济高效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要持久地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秩序混乱的国家是无效率可言的。

第四，经济效率为实现较高水平的相对结果公平提供物质前提。实现结果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会保障制度，而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税收。要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必须增加税收，而税收的提高一是靠提高税率，二是靠增加税基(即增加国民收入)。税率的提高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在税率适度的前提下，增加税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税基，而税基的增加依赖于各经济主体效率的提高。只有各经济主体效率的不断提高，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使共同富裕成为现实。这体现了新发展观下“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的思想。

可见，遵循科学发展观，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之间就会日益协调与相容。它们之间的协调与互促也必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利于消减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促进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我国经济基本实现预定增长目标[Ｎ].上海金融报，1998-12-31.[2]李强等.我国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Ｊ].党建通讯，1997，(9)[3]张道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高尚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纲要[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

第四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

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①历史的轨迹也显示，经历了“双元革命”——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当一个“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新社会得以建立之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前景未卜、充满危机的年代。“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事实上，正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将社会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历史的前台。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国的《济贫法》(160l)这项社会保障措施。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破产和流浪，导致了城市贫民和流民的激增，酿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国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政府颁布《济贫法》，试图通过行政救济和收容措施来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1723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可设立“济贫院”。一般认为，《济贫法》规定了国家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在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正式建立的。面对经济衰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人运动兴起，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这三部法律被视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的标志性文献。继德国之后，欧美各国也先后推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律。如法国的《工伤保险法》(1898)、《养老保险法》(1910)，意大利的工伤保险及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法案(1898)，荷兰的《工伤保险法》(1901)和《疾病保险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险法》(1890)、《养老保险法》(1892)和《工伤保险法》(1894)，丹麦的《疾病保险法》(1892)、《工伤保险法》(1898)及《失业保险法》(1907)，瑞典的《养老和残疾保险法》(1913)，《职业损伤保险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与欧洲各国相似的措施，通过了《济贫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济贫法》(1834)。至1929年，英国《济贫法》中止，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社会保险和保障的相关法律。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确立。④

(二)贝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史称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人类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经济大地震，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⑤通货膨胀、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率、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户破产都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机过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出现过特种萧条时期。在大危机、大萧条期间，大批工人被解雇，抛向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英国工人失业人数曾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以上；德国失业人数竟一度达到700至80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法国失业者也曾达到半数。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劳工阶层面对着最为艰难的时世，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心头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德国的失业参保率在40％以上；欧洲其他地区失业保险的人数多则不过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业人群带来的负面结果，对欧美工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这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社会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资本主义。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的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政府委托，出任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部际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1942)——全称是《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视为这项制度的奠基性文献。从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可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剧烈社会冲突的柔化功能：“社会主义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不一致，社会主义组织的右派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则批评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上引开。”⑨

报告分析了英国贫困的成因，探讨了“摆脱贫困之路”，指出，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摆脱贫困。首先要改进国家保险，以使失业者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改进的三个方面是：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提高待遇标准。⑩报告力求既要充分运用又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超越以往部门利益的限制和驱动，把社会保险作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国家提供福利的原则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报告亦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应给个人参加自愿保险和储蓄留出一定的空间。(11)报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会福利问题，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许多新的福利项目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的根本性突破。对于报告设计的福利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更为有的学者视为福利国家的核心。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此后，社会福利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开启了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制度发展里程。迄至今日，报告仍被视为“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现代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它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2)(三)另一个进程：作为权利的社会福利

也有人认为，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还在于勾勒了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态，为社会福利成为一种权利和制度范畴开辟了一条进路。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所作的演讲《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当这样的念头——“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稳步地变为体面的绅士”——萦绕其中之时，他就已经涉及了社会权利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方面的极度不平等、不体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使A.马歇尔十分纠结和痛心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对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绅士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必将实现。”(13)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A.马歇尔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谴责的是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达也就是，“一个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或差异。(14)

75年以后，另一个马歇尔——托马斯·马歇尔——接过了A.马歇尔的主题，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一书中，他指出了“蕴含在马歇尔论文中的社会学假设”，即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这种平等是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说：“所有人要求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claim)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citizen)的权利。”(15)作为社会学家的T.马歇尔也明白，社会阶级体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实上是难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T.马歇尔指出，基本的人类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与各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这种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种不平等的结构。”(16)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限度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享有的公民权利是没有缺陷的，或者说人人平等在实践上就像在原则上宣称的那样，“显然就荒谬了”。他的告诫发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17)

上述线索使我们得以探明社会权利理论的核心问题：既然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变得具有合理性从而是可被接受的——这一思路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也有学者说得更加透彻：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全神贯注于那些通常称作“社会性问题”的事情。其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国家怎样才能控制由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种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怎样才能控制对现存政权构成威胁的那个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兴起”上面。“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十足是一个大问题，对它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8)这里应当把社会权利理论也包括在内。

必须承认，社会权利理论的思考是现实的，实际功效也是显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发出了如此告诫：“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不但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它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公民权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遭遇导致了协议休战，导致了‘阶级妥协’而不是其中一方无条件的胜利。”(20)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被收进了社会的记忆。与市场化经济和劳动商品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的剧烈分化导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等等，对于弱化社会冲突、柔化阶级阶层关系、避免社会震荡，始终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历史的背影毕竟渐行渐远。当年的风雷已然散去、喧啸归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会怨恨终于释怀。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权利，其初始内容得到了丰富，其原始形态也发生了蜕变，社会包容的底线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权利的普遍意义也在日益扩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谨记T.马歇尔、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实践上，社会权利能够带来的实际能够享有的保障和福利，远远不会达到绝对平等、绝对全面、绝对普遍的范畴。因此，对于社会权利理论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态是必要的。这里所谓“有所保留”，即指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别，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剥离和滤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福利国家一度曾经功勋卓著：这项制度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中添加了调和剂，使社会阶级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冲，从而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会张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保证了生产活力和市场繁荣的持续，也应归功于福利国家。有学者如此认为，“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21)鉴于社会权利对于福利国家的核心意义，上述定义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释。

然而，二战后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结构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等趋势，福利国家曾经的盛景渐渐消损。于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吗?”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20世纪大约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饱受福利危机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而这又对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观造成了动摇，社会因此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总而言之，曾经解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自己遇到了麻烦，左翼和右翼的夹击不仅令其难堪，而且双方的评判截然相反，这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

如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国家增强对资本的监管，调整社会再分配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社会弊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可以使之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向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实施社会救助等，这些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与之相反，右派阵营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收缩国家干预、保护个人自由和竞争原则，更加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恰恰是福利国家对它的受益者(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2)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们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和“自我优先”的一代，这种趋势对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造成的瓦解，以及对社会团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归因、回答和解决方案方面仍然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唤起了一些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他力主不能简单地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应当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提出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为此，需要一种“新平等主义”，这种平等观关注的是拓展人们的各种机会，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结果平等)。具体地，在经济上，通过创造有弹性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政治上，不是关注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机会达到平等；在社会权利上，在大范围内有条件地限制各种权利，使权利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的改革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围绕福利国家的各种争论和建议呈现了一个历史性线索：伴随经济市场化而来的劳动商品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社会冲突、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秩序在风雨飘摇中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对劳动力收入给予“非商品化”的补偿，这一社会权利催生了福利国家。(25)但是，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化等打击下，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我们争取的真正的社会进步受经济资料限制”，需要“进行某些巧灵的社会手术”(26)，西方国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轨道。福利国家的兴盛、危机、改革显示了历史的迂回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在悖理

当我们将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现代故事”中，作为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时，即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和解释这一制度性设计。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的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变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从前现代的适合于权力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种选择性行为，逐渐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而演变为了与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联系的正式体制，并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而且通过政制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财政的预算等，对其稳定的供给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

上述演变也展现了这样的过程：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生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从某些群体的特殊待遇逐渐发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权利。伴随着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这项权利的观念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进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观察和探究的范畴也得以形成，譬如，传统福利与现代福利，小福利与大福利，特殊福利与普遍福利，补缺福利与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与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与包容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与非选择性福利，道义性社会福利与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些范畴表达的二元辩证关系中，也处处显露出学术与实践面对的两难窘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都会提供某种深刻的启发。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经济始终的困扰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和确立，正是源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巨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结构的重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等等，这场现代性变迁导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一定时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面临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地位也为之动摇。为此，必须使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得到调节和柔化，达成“阶级妥协”而避免同归于尽，社会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缓冲和化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这个转变中应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国俾斯麦执政下的社会保障就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作为赢得工人阶级对威廉独裁统治的忠诚的手段”。(27)同样，福利国家也被视为解决西方社会棘手问题的一副良药。

尽管如此，作为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具体表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财富与正义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它们表达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同诉求、斗争、博弈，始终贯穿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之中，对其政策的权衡和选择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从而牵动了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应时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称：“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可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报告继续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关心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协调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实现过。

类似的困扰也反映在其他范畴之中，譬如，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自由地竞争是至高无上的市场原则，但事实表明，当社会中的阶层、群体和个人在市场制度下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巨大差别就是在所难免的逻辑。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坚信：“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终平等——他们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职业上每个人都是绅士”成为可能。(29)面对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吉登斯对“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发出警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郑重思考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分野，以避免过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举的伤害”。

这些困境中包含了两面启示：如果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万能的，仅靠这项制度尚不足以使社会生活获得免于一切困扰的保证。我们须避免以其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不断在社会的动态运行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对于把握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进而深入体察其中内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现象的显著作用，这一传导过程使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伴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其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释放出的调节和缓冲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最终，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31)，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32)所以，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可以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但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曲折演进：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活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效率、利润和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资本积累对于再生产的规模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由原本的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转向了社会依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于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依赖土地等自然产出来维持的自给自足走上了终点，经济市场化、劳动商品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保障方式，无论是家庭的自我防护，还是行会、教会的救助措施，或是领主、君主的仁慈善举，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屏蔽效果。特别是对于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们，其生计维持和福利开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会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变。

历史进程表明，当市场和交换关系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货币化收入，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与其他市场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市场也受到竞争原则和供求规律的支配，竞争中的不利者几乎难以避免贫困的威胁。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竞争原则提高了效率，使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成为趋势，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个人和群体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剥夺，生活陷于贫困甚至绝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经济效率、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就需要一种与之相悖的逆向过程，使之成为对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发挥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显然，从更为实质的方面说，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就劳动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国家是最为典型的制度设计。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免于贫困，使其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出售劳动力而生存，这就确立了市场化、商品化的体制性保护机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过程引发了另一种后果，即高额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税负，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金融、生产、物流、商业以及环保、教育、医疗等)越来越高，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抑制了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扩大能力。不仅如此，劳动者也失去了必须工作的理由和动机，社会的勤奋、进取和敬业精神也失去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各种问题的危机。福利国家于二战以后达到巅峰状态不久，就走上了危机重重的时期。如果从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从兴盛到危机，前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自此，西方各福利国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用学界的表述来说，是社会保障“再商品化”的趋势。通俗地说，更像是一个不断打破福利津贴的“大锅饭”的过程。然而，越是改革却困境越深。这样，福利国家实际的轨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危机相互交叠的怪圈。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当T.马歇尔表示“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西方社会生活更深地走进现代的范畴，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原本用于展示统治阶层的慷慨仁慈的接济和布施日渐失去了必要性，对社会贫困人群实施补救的国家责任和社会道义得以确立，而且，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则逐渐成为了面向一般国民的普救主义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惠主义价值原则也得以形成和确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两者间的矛盾纠结。即使在上述转变的初期，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已经开始显露。

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持续转变中的实际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责任也日益明确和自觉化，这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标隐含了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制度的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33)

然而，尽管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广受赞许，有时被称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现实中，几乎无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实现过。因为，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社会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约也是刚性的，国家的实际能力总是使福利的真正变现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与“所得”的实际距离是难以抹去的，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期待。相关研究指出，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没有完全实现。英国的“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即使在北欧三国，许多非缴费型补贴也是家计调查式的。由此可见，在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关目标的定位、对象的遴选、福利的给付底线等，都是必须的程序。这也折射出了社会福利体制总会伴随着某种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与现实的“所得”总是有区别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实上，如果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简化地概括，那么，筛选福利目标群体，收缩福利支出，降低财政压力，进而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一过程脱离不了的题中之义。

因此，“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也是一种提醒——“所享”的承诺基于形式化的社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所得”作为实质性的变现，其有限性也是难以超越的。(五)不等价交换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福利的全球格局

从全球格局着眼，西方福利国家并不限于欧美社会系统自身，而是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状态更是与世界体系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等价交换”体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两个维度上运作：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发生在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前一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本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合理性；后一个维度则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性。这样，以世界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体系的内外两维，观察到社会福利及其制度运作的全貌，进而对全球范围的福利资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价交换”的内维。就西方福利国家不等价交换系统的内部运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赖于两种重要制度——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资本利益阶层与劳动工薪阶层的冲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内，确定了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方式，同时也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承认，从而“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34)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内各阶层和群体的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和拉平，西方福利国家在尽可能给付可分享的社会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对高额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缩减财政赤字等，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必须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价交换”的外维。对于世界体系的秩序维持和福利国家的正常运转来说，“不等价交换”的外部维度也许更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35)世界经济是一个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分工体系，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被这一劳动分工的链条连缀在一起，各国按照“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贸易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利益”过程——各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链的地理方位不是随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向心型。它们的产生点是多层次的，但目的地却汇合于少数几个地区。这就是说，它们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中心或核心移动。人们很难否定这一经验观察。

尽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链都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一个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商品链体系却被维持下来。(36)

边缘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于核心地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37)因此，“不等价交换”的外维揭示了福利资源的全球流动态势，反映了核心地区(西方福利国家)与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结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能够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超额经济收益。这就从实际操作层面确保了其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既能够满足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而保证了“不等价交换”内维运行秩序。

可见，“不等价交换”的外维运行不仅与“不等价交换”的内维稳定是一体相联的，而且，“不等价交换”外维越是成功运行，西方国内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仅仅限于本国的内政范围，而是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有着复杂的关系。从20世纪西方经济体系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变化来看，从经济和市场领域、企业收益降低和劳动薪酬下降，到资本与劳动的雇佣结构出现新的紧张，再到国内财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烦等等——这类伴生性社会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内部发作，其后，随着外围经济剩余的输入，内维的福利资源又进入了新的丰盛期，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于是渐趋释放和缓解。

因此，当我们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时，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研究视角。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系统(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受到限制。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改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过程和文化的比较视野来考察作为系统现象的中国社会，不难看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统本身的单向‘内汲取’，如此，对系统需要的满足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从而逐渐导致了系统更为深层的积弊和沉疴。这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困题。如果中国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必须使这一状况得到根本转变。”(38)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第125-126页，第133-134页，第137页。

③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页；汪华。

④汪华：《论“福利国家”产生的实践传统与理论渊源》，《改革与战略》2008第12期。

⑥(28)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页，第7页。

⑨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评价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⑩(11)(1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2页，第1页。

(13)(15)(16)(17)(29)(3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8页，第8页，第27页，第27页，第6页，第376页，第39页。

(18)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73页。

(19)(3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第24-25页。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页。

(21)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2)(23)(3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页，第2、3页，第104页。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东尼·吉登斯：《新平等主义：英国的经济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25)(27)参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26)(2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序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3)安东尼·吉登斯：《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38)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发展报告2008/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北京：中国发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页，第29页。

(40)《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吴邦国：《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第五篇：襄阳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襄阳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襄阳市地处湖北省北部，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秦岭大巴山余脉，是国家级历史文名城，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汽车工业基地，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2010年12月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后，行政区划不变。全市版图面积1.97万平方公里，人口588万，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市区经济稳居湖北省第二位，全地区经济位居湖北省第三。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以建设“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为重点，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全市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初步测算，上半年全市实现GDP(地区生产总值)901.9亿元，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呈现出“发展步伐加快、总量加速扩张、结构不断优化、后劲明显增强”的良好态势，工业增速高于全省6.9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位居全省第一，工业经济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但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释放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增加，我市保持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压力加大。综合当前我市工业经济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下半年我市工业经济总体上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1-7月，全市汽车、食品、纺织、医药化工、建材冶金、电子信息等主要产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553.45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总量的91%，同比增长48.8%，有力支撑了全市工业发展。1-7月，全市80户重点调度企业累计实现产值953.03亿元，同比增长34.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5.8%。

矿产较为丰富，种类多样，属湖北省主要矿产区之一。全市发现各类矿产57种，矿产地520余处，其中24种有探明储量，探明各类矿产保有资源储量10.3亿余吨。其中金属矿藏主要有：铁、钢、铝、钒、铅、锌、金、银、钛、锰、钴、镓等；非金属矿藏主要有：磷、金红石、耐火粘土、重晶石、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萤石、石棉、煤等。属于大型或特大型矿床的主要有：磷、金红石、耐火粘土、重晶石、铝土矿等。磷矿总储量5亿吨以上，保康磷矿是全国八大磷矿之一；铝土矿探明储量全省第一，平均品位达22.15%；重晶石储量居中南五省区第二；稀有矿种金红石总储量56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谷城的硅矿发展潜力巨大，引来众多商家的投资。襄阳的房地产开发近几年稳步快速发展。以2011年上半年统计的数据为例

一、土地出让情况。市区2011年1-6月通过挂牌方式共成交98宗地块，土地成交面积447.17万平方米。其中房地产开发用地共成交97宗，土地总成交面积约为446.13万平方米，可建住宅建筑面积约为501.03万平方米。

二、投资完成情况。2011年1-6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62.6亿元，同比增长73.7%。

三、商品房新开工情况。2011年1-6月全市新开工房屋面积749.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9.9%。

四、商品房竣工情况。2011年1-6月全市商品房竣工面积76.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0.9%。

五、商品房供应情况。市区2011年1-6月批准预售商品房面积72.5万平方米。

六、商品房销售情况。全市销售面积188.1万平方米，其中市区，销售面积48.03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为4474元/平方米。

七、商品房市场库存。2011年1-6月，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为171.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0.8%。

襄阳行政区划情况

襄阳市辖襄城、樊城、襄州3个区，南漳、保康、谷城3个县，枣阳、宜城、老河口3个县级市。

实力较强的地级市是枣阳和宜城，近年来，枣阳立足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旅游、商贸物流、精细化工和纺织服装等七大优势产业，引进众多生产项目落户枣

阳，有力的带动了枣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枣阳平林镇油桃协会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协会参与、基地辐射”的思路，以服务果农，促进油桃产业发展为基本原则，网络会员1250户，发展油桃面积3万亩，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创经济效益2000万元，产品销售全国10多个省市，并远销香港，出口马来西亚。协会下辖的“四井岗”油桃基地己建成全省连片面积最大的油桃生产基地，2010年7月高分通过了全国油桃标准化示范区验收，成为国家级油桃标准化示范区。该镇引导果农在示范区全面推行统一品种更新、统一生产标准、统一生态建园、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模式，基本实现了布局区域化、技术标准化、基地无害化、经营产业化的发展格局，生产的“四井岗”油桃被评为湖北省名牌产品。近年来，为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宜城市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和壮大品牌经济，以品牌战略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通过创品牌与“工业强市”战略相结合，大力培育纺织服装、医药化工、食品加工三个百亿产业，提高产业集聚度；立足优势农业资源培育品牌农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培育劳务品牌。宜城大雁工业园区入驻企业达到25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家，已形成磷化工、轻纺原材料、造纸、医药化工和精细化工五大支柱产业。

银行信贷收紧，个人和小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是大量存款从银行“搬家”，投身民间借贷。时下，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以发放小额贷款的方式营利，月收益超过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由于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冻结全省银行资金691.2亿元，信贷资金遭冻结；与此同时，全省银行体系半年内共有613亿元存款“搬家”。“这些从银行搬出来的资金，有一部分被用于民间借贷，为那些从银行贷不到款的个人和小企业主解决燃眉之急。”张先生笑称，自己和同伴开公司的300万就是从银行取出来的。

据了解，近一两年，类似的小额信贷公司在江城遍地开花，目前数量已不下200家。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人士称，由于股市低迷，楼市调控，传统投资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富人开起小额信贷公司“钱生钱”，民间借贷正成为他们的投资新渠道。

上半年我市新增贷款73.5亿元，同比少增15.45亿元。央行收缩银根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全市中小企业资金缺口约有800亿元，其中中型企业资金缺口200亿元，小型企业资金缺口600亿元。

6月2日，省工商局在襄阳召开了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由省工商局登记监管处处长杨小川主持，武汉、十堰、黄石、黄冈、孝感、随州等7个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分局局长参加了会议。襄阳的襄城神誉、枣阳丰茂两个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应邀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经营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意见建议。

会上，省局登记监管处通报了一季度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工作的认识。小额贷款公司是新生事物。目前还在试点阶段，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省政府确定工商部门是小额贷款

公司的主管部门。全省各地工商部门要尽职尽责，管好小额贷款公司，维护好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跳跃式发展，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寄予的重望。

二是明确职责和任务。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商部门的职责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其登记事项执行情况实施监管，另一方面是对其合规经营情况进行监管。根本任务是监督小额贷款公司依法经营，防止其非法集资，非法吸储。工商部门要运用登记注册、日常巡查、年检、报备制度、社会监督、联席会议等措施，做好监管工作。要加强对法律法规、政策和金融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要经常深入企业，了解和掌握企业情况，为监管提供信息。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专人监管，要让懂金融知识、业务水平高的干部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同时，要注重与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联系，形成监管合力。

三是认真做好日常监管报告和企业报备工作。日常监管报告是工商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监管的一种方法，也是省工商局从宏观上掌握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情况的一种手段，要把报告作为一个品牌来做，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监管报告的内容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工商部门实施监管的情况、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在写监管报告时要注意做到有数据、有事例、有问题、有建议、有分析、有观点。企业报备工作要按照省局文件的要求，坚持做到季报、半年报、年报按时报送。属地工商部门要对企业报送的报备资料进行核实，确保报送的数据准确无误。同时，要抄送当地政府金融办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我市设立投资担保公司需要到工商部门审批，注册资金1000万，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

2、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3、公司章程；

4、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股东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应当在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已办理其财产权移交手续的证明文件；

6、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7、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

8、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9、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10、公司住所证明；

1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它文件。

2009年6月22日，湖北枣阳小额贷款公司告别零记录，该市丰茂小额贷款公司在兴隆镇正式挂牌营业。丰茂小额贷款公司由枣阳市荣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建兵牵头组建，经省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成立，可以办理农户最多5万元、商户最多10万元的贷款业务，贷款期限为1个月至12个月，贷款无需抵押，放贷方便快捷，还款方式灵活。据介绍，枣阳丰茂小额贷款公司要办成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地域性金融机构，并为下一步襄樊市村镇金融业的发展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副市长吴恒表示，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丰茂小额贷款公司，为该公司在我市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希望丰茂公司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投资创业贷款难上做出新的探索，更加有力地支持企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

襄樊市樊城区日兴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樊城区首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以服务辖区“三农”经济和中小企业及个体商户为主的小额贷款公司。

襄樊市樊城区日兴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本地著名房地产开发企业湖北志强集团为主发起人，联手11位自然人，共同出资3000万元发起组建。襄樊市樊城区日兴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正式成立，是樊城区为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加快集合民间资本，改善区域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体现。该公司业务重点是为有市场、有技术、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同时，为其他有一定经济实力，讲信誉，经营正常的企业或经营者提供贷款和咨询服务。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过桥贷款、额度贷款、经营性投资贷款、业主贷款。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拥有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公司秉持规范运行，优质高效，手续

简单，放贷便捷，面向企业，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坚持“诚信第一，客户至上”的服务原则。竭诚为“三农”经济和中小企业及个体商户提供资金融通、金融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解决资金上的困难，帮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洋中乘风破浪，发展壮大。热诚欢迎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电来人，咨询洽谈业务。当您的企业的经营活动因资金短缺陷入困境时、当您的企业的发展急需融资时、当个人或家庭为实施各项计划而手头拮据时，襄樊市樊城区日兴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都可以提供诚信、及时、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为您及您的企业创造一条新型的融资途径。

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襄阳银监分局《关于襄阳市银行业支持县域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布部门: 襄阳市人民政府

发布文号: 襄阳政办法[2011]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襄阳银监分局《关于襄阳市银行业支持县域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0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襄阳市银行业支持县域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襄阳银监分局）

为了加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进一步整合我市农村金融资源，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引导襄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服务农村经济，制订本指导意见。

二、落实监管激励措施，丰富金融服务载体

（五）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进和发展。按照国家关于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积极筹备建立适合县域及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村镇银行，探索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满足多元化的农村信贷需求。2011年全市力争新增3家村镇银行正式挂牌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