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第一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二篇：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十分紊乱，豪强拥兵自重，为保证兵源，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推行士家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兵制，其特点在于：兵民分离，兵民分籍。世袭当兵。役使繁杂，劳逸沉重。控制严酷。身份卑贱。十六国北朝时，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仗本族的军事力量实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袭下来的士兵制。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军府所在均田民中财富力强之人。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皇帝之所以能够控制政局光剑在于有效地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在魏晋南北朝混乱割据的时代，有效控制军队更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属，禁止将领拥有私兵，因此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强大，对军队能够能够做到令行即止，指挥若定。孙吴皇帝通过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统驭将领，或者说是通过与将领的妥协来实现。东晋皇帝对北府兵的统帅权是通过驾驭北府兵将领来实现的。部落兵制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长身份对中原地区实现武装割据。

第三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浅析

研究领域：经济史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浅析

贾春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26)

摘要：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从最早的井田制到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再到均田制的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的过程。通过对这几种土地制度的研究，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土地改革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

The Chinese ancient land system simplying analyse

Sumarry: The Chinese ancient land system was made from earliest”Jing tian” to the “Ming tian”, “Wang tian” , “Tun tian”,”Zhan tian” and to”Jun tian”.This evolution has reflecte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being adjusted so as to the course of adapting to the productivity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constantly.Through the study on these kinds of land systems , draw som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history, that is of great advantage in today's land reform to us.Keyword: “Jing tian”,”Ming tian”,”Wang tian”,”Tun tian”,”Zhan tian”,”Jun tian”

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从夏商周至晚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土地制度历经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不断发展演变着。本文拟就对这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分别加以考察分析以期对解决我们今天的土地问题有所裨益。

一、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最早的土地制度，也是史学界争议最多的土地制度。且不论历朝各代文人政客对井田制的富含理想主义色彩的憧憬，单是近现代以来，在20世纪近百年内众多学者对其存在与否的问题便也曾展开过无数次的激烈论战。在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之后，史学界基本达成了井田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共识。井田制始自夏商，成熟完善于周。但关于它的较早且为完备的记载当数《孟子·滕文公》：“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从孟子的描述中可知井田以方块为形共九百亩，由八家共用一井耕之，每家各占私田一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经此细分之后的土地形状像“井”字，故谓之井田。八家需先在公田上耕作，以缴纳孟子称之为“助”的劳役地租，然后，各家才能对自家的百亩私田进行耕作。尽管孟子对井田制的描述可能也包含了一些个人的治国理念，但透过其理想化、模式化的外壳，我们也仍能从中窥得井田制的一斑。除了公私田之分，井田制最突出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劳役地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在这里劳役地租和公田密不可分，二者成为阶级和剥削形成初期的第一个较完善的表现形式。就井田制的性质而言，应该是“一种打上了阶级、国家烙印的村社土地所有制”1，是已经不再完善的土地公有制，是土地原始村社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

除了状像“井”字的田块之外，还有一种沟洫纵横其上的井田形式。成书于战国而反映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周礼》对此有所记载。《周礼·地官·遂人》所谓:“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王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在成片的方块土地上纵横其间的大大小小的田间水道和道路阡陌，这已经是相当完备的农田区划体系了，标志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之原始社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另外，井田制还采取了定期调整轮换份地的方式，以消除因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饶角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土)易居,财均力平。”通过调整更换份地，不仅能够“财均力平”，对调动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也是大有帮助的。

盛行于西周的井田制集土地使用、管理和赋税于一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春秋中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使得公田之外的私田被大量开发，耕地面积日益扩大。贵族领主对私田的狂热追求使得公田日渐荒废，国家岁入难以为继，各国不得不改变劳役地租的税赋制度，纷纷实行“初税亩”、“相地而衰征”、“十一而税”等税制，井田制逐渐荒废。

二、名田制

以商鞅“开阡陌决裂封疆”的一系列改革为标志，古老的井田制被彻底废除了，领主贵族的世袭土地所有特权也随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名田制。秦国的名田制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所有人口均需登记在册；第二，士兵在战斗中杀敌1 名,就可获得1 级爵位,并增加1 顷田和9 亩宅。秦国这里的宅,显然是指一块面积为9亩的宅地,而不是一套住宅。第三,每获得1 级爵位,就可以向官府申请1 名庶子。第四,爵位在五大夫以上者,享有数量不等的“税邑”。五大夫享有300 户的“税邑”;原来是五大夫并享有300 户税邑的,则在此基础上再增加300 户。税邑是指从某一地区的农民中划出若干户,其赋税由有爵者享用,而不是上缴国库。这些农户仍然由当地官府管理,有爵者只是衣食租税,并不占有税邑内的土地和农民。第五,拥有600 户税邑的五大夫,以及爵位高于五大夫者,还可以养“客”。第六,由于爵位只能降等继承,决定了与爵位挂钩的田宅和其他各项待遇都不可能世代享用。打破世卿世禄制度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减少变法中的阻力,贵族的既得利益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剥夺,而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2之后的汉朝仍然承袭了秦的制度，按户籍和军功授田的土地制度除了各等级所授田宅的数量有所不同之外，秦的名田制基本上在汉朝沿袭了下来。

名田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按户籍计口授田（此所谓名田制的由来）的同时，又按军功大小分封不同的爵位和不同数量的土地。国家授出的土地即成为私人占有，国家不再收回。土地可以买卖。按户籍授田实现了国家借用土地对农民的严1

2《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再认识》李学功《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于振波

密控制；凡在户籍之民皆可得一定土地，也能使民休养生息从而国家安稳、税赋充足稳定。按军功封赏土地的制度打破了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产生了大批的军功地主，无疑对当时的封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一土地制度之下秦一统六国，而汉朝的文景之治也创造了令后世艳羡不已的繁荣与昌盛。

名田制开了土地私有之先河，然而土地私有制不可避免的矛盾-----土地兼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买卖的大量进行开始显现，并最终成为一股浪潮开始冲击名田制。至汉武帝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几乎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程度。在这实行名田制后的第一次兼并浪潮中，除了普通自耕农的土地纷纷被豪强所兼并之外，另一类被大量兼并的土地便是军功土地。军功地主的子孙多半骄逸无度、难承其祖之遗风，他们或因违反国家法禁亡国陨命，或碌碌无为杂于庸保，祖上因军功所获得的土地皆被他们变卖一空。名田制渐至名存实亡，加之后来国家不再以军功授田宅而开始以金银实物为赏赐，名田制终至消亡。土地兼并冲垮了名田制，从此以后，兼并与反兼并便在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史上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此起彼落、此消彼长的拉锯式斗争。

三、王田制、屯田制和占田制

王莽在历史上是一位被严重歪曲了的人物，在他登上帝位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政以及由此体现的经济思想确是相当独特和有见地的。尤其他推行的王田制，尽管仅实行三年即被废除，但所体现出来的对土地兼并原因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深刻而明确的。正是基于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是土地兼并根源的正确认识，他推行了以抑制土地兼并为目的的王田制。其主要内容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买卖土地，将男丁不过八口的家户所占土地限制在一“井”（九百亩）之内，超过部分分与乡邻宗族，无地农户可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标准由国家授予土地。但为何这样一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最终却是彻底的失败呢？史家所言“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可见本身不尽明确的制度规定和富豪吏胥勾结乘机变相大量侵占土地的人为因素共同导致了非但未见缓解反有加剧之势的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但这只是表象，真正导致王田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却正是禁止土地买卖这一解决土地兼并的根本良方。因为在当时那样一个以分散的单个家庭劳动为主的封建农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相伴而生的土地买卖制。尽管会不时导致土地兼并的泛滥，但封建经济中的土地小私有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小私有经济既需不断分化，则土地买卖便不能人为加以阻断。一句话，在封建经济体系的上升时期，在封建土地制度还有发展空间的时期，就要硬生生斩断它，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超时代做法是不可避免要走向失败的。

王田制未能扼制住土地兼并便即告破产，加之汉朝末年战乱迭起，民不聊生，大量土地荒弃。为了应付战事需要，曹魏又开屯田之风，吴、蜀也紧随其后。屯田制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是指组织军队开垦荒田以给军粮，民屯是指招徕流民耕种屯田为军队或国家生产粮食。屯田为国家所有，士兵、农民在其上耕种要上交给国家和军队一定数量的佃租，留下的余粮归自己，且屯田兵客不得随意离开，否则罪及妻子。这一时期广泛实行的屯田制给连年征战的三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粮给养，也使一些无地农民能够依靠屯田糊口，有助于安抚百姓稳定人心。但是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战乱纷争暂告一段落，屯田制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加之到屯田制后期，军民所屯之田大都被监督屯田的官吏所侵占，国家对屯田的控制日益薄弱，国家之屯田大量流失于豪吏。另外一些世族大姓由于占有大量土

地其势力非常强大，往往有大批的破产农民和自耕小农依附之以求得到荫庇。足以同国家相抗衡的世族地主由此产生，他们往往有某种免役免税的特权，从而对国家财政收入构成了一定威胁。为了同世族地主争夺劳动力，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西晋太康元年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实质上是一种限田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与官吏的占田数量的最高限额，对世族荫附劳动力的数量加以限制，另外，还有对普通百姓占田课田的规定 见于《通典·食货门》“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对于税赋规定要以实物缴纳，谓之“户调”“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棉三斤”。

从上述占田制的内容来看，它对门阀世族最高土地占有数量加以限制以期能对土地兼并加以抑制，对大户荫庇依附的劳动力数量的限制是为了能够将一部分劳动力吸引到国家所控制的公荒土地上来，从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对普通百姓按照劳动力强弱的不同分配土地数量和征课租税，这较之于以前的土地制度大有进步且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占田制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对世族大姓所拥有的土地超过限额时应作何处理，还有随着正丁次丁、男女小老的变化，原有分配的土地该如何变换等等，这一土地制度均未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单就其满足许多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来看，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对恢复当时残破的封建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均田制

在占田制实行两百多年后另一种更进步更完备的土地制度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北魏于泰和九年颁布实行的均田制。后来的北齐、北周以及隋唐都沿袭了此制。均田制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占田制差不多。也是因北魏建国前的战乱纷争破坏了原本稳定的封建社会经济。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北方的汉族居民大量南迁，北方土地或成为无主荒地或为外族征服者所占成为牧场。为了在战乱中自保，一些世族彼此结为堡坞势力强大，大量未南迁的贫苦民户为了生存也依附于堡坞大地主。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由堡坞地主掌握，对已经趋向巩固的北魏政权产生了阻碍，对封建经济的恢复也很不利。另外由于北魏政权对汉族来说是外族，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吸引南迁百姓返回故里并对返回者进行安抚，也促进了均田制的实行。

均田制将土地分为露田、麻田、桑田和宅地四种。超过十五岁者即行受田，男夫受露田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和耕牛也可受田。但奴婢所受之田归其主人所有，对耕牛受田数也有一最高限制。在产麻地区，每一男丁另受麻田十亩，女丁五亩。这两种田对于受田者来说需“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对奴婢及牛所受的田地则须随奴婢耕牛的变动而变动。对于初次受田的人，还要另给男夫桑（榆）田二十亩，该田一经分配“皆为世业，终身不还”。奴婢不受世业田。超额之桑（榆）田不必归还政府，可以自行卖与不足者，但定额内之田不得买卖。新到居民每三口给宅地一亩建筑屋舍，奴婢每五口给宅地一亩。每年还田定于正月举行。还有一些对老小残疾、寡妇守志者的特殊优惠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都使得均田制比占田制在可行性和完备程度上更进了一步。由于农民获得了一定量的土地，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百姓生活逐渐安定，国家财政税收更有所增长，北魏经济由此走向繁荣。可见对于恢复并巩固封建经济以及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均田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属于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最为有效和周密的土地制度。但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要私有的小农经济存在，农民阶级就要不断分化，地主阶级就会不断兼并土地，这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必然。因此到了唐代中期随着国有土地的日益衰竭、大土地的激烈兼并以及大量农民的破产逃亡和户籍混乱使得均田制难以为继，终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彻底崩溃。

至宋朝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从而租佃制度有了较深入的发展，契约佃租和定租制逐渐普及。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行决定离开或继续续约，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减轻；固定的地租使得佃农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在一定时期内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随后的明清两代土地兼并现象仍是广泛存在。在宋朝的基础上租佃和雇用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永佃权开始流行。永佃权是指永久租种某块土地的权利，这种对土地的耕作使用权是田面权，和属于田底权的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且相当彻底。租佃者不仅可以长期使用这块土地还可以将田面权出卖、抵押、典当。佃农的生产积极性由此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也更有所发展。农业雇工的出现是农民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弱。这些都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期的土地关系状态。

纵观我国历史上实行的各种土地制度，从井田到名田再到王田、占田和均田，土地制度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通过不断的改变和调整以适应社会状况的变化。每一种制度从产生到成熟再到消亡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到促进发展再到阻碍其发展的过程。超前或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都不可能有促进作用，最终只能被淘汰。因此，我们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一定要遵循这一规律，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以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反映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基准上进一步完善、创新和改革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任何忽视当前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即便在理论设计上相当完善，但是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有效解决则难以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甚至反而会引发更大的混乱。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中经营的制度模式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证。只有立足农村生产力发展实际和我国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在此层面上去探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问题之道。

当前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体上有如下三种思路:土地私有化、土地国有化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关于土地私有化，是从上古的井田制就开始了村社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化的过渡，到商鞅变法实行名田制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之后历朝历代虽有各种形式的国有土地，但私有土地均占主体。除了短命的王田制之外，始自北魏泰和九年的均田制一度使得以土地私有为主体的制度发生变化，至唐中叶均田制衰败，从此土地制度又恢复私有化为主，直到新中国建立，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土地私有才就此结束。从上文对史上各种土地制度的分析来看，我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史，又是一部兼并与反兼并的土地斗争史。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相伴而生，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以史为鉴，对今天的土地私有化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主张，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旦恢复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势必会造成土地的大量兼并。尽管兼并和集中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但是，落后的农村生产力状况以及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存在，会使劳动力对资本进行大量替代，从而土地集中经营成本可能会高于分散经营的成本。另一方面，即便能形成一部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从土地上脱离出来的农民，由于自身技能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全部被非农产业吸收，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将会造成众多失地

又失业的农民流离失所、无计维生，从而引发社会混乱。如此一来，非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再说土地国有化：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作为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土地，其稀缺性会日渐凸显且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其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趋势是从私有化到公有化。因此，土地国有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在我国目前生产力条件下，除了将现归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的现实可操作性（要视国家承担巨大人力、财力和物力支出的能力而定）有待商榷之外，仍然是，土地收归国有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能否解决好从土地上脱离出来的农民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因此，综合来看，当前的土地改革以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创新最为可行。针对当前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些弊病，可以进一步探索清晰界定集体产权主体、大力发展和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的改革方案。同时，通过制定和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推进和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速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生产力水平，为日后的土地国有化改革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孟子·滕文公》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胡寄窗

《井田制—中国最早的土地制度》文津《中国土地》1998.11

《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再认识》李学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 《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朱绍侯《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于振波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均田制述论》吉成名《社会科学战线》2003.5

《析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之演变》王红蕾《发展》1996.8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浅析》姚伟钧《高师函授学刊》1994.5

《史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公有、私有与国有问题》程念祺《史林》1997.3 《从模糊到明晰：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制度之变迁》魏天安《中国农史》2003.4

第四篇：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种：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共产党人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冢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封建时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迎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基。

第五篇：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存在必然有其得天独厚与历史必然性。迄今为止，我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维系这个国度的经济支柱和后勤保障。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更是中国历史特点与现实要求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的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尽管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但是我国私有制何以能存在上千年之久？这是由于我国古代也在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更好的达到统治阶级的需求。

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还维持着土地所有制，至于夏朝，它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这是由于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生自由；夏朝是奴隶制的依据就是奴隶的产生，奴隶社会也是有平民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并非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初税亩—按亩纳税—屯田制—均田制—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通过一次次土地制度的演变调整，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人口增加，稳定了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其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盛世：汉代文景之治、唐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这些朝代兴旺与其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底蕴是何其深厚。

面对如今经济格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收入不高的局面，是亟需解决的，不可懈怠一步，因此要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必须了解中国国情，以实现农业的振兴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