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本站推荐]

第一篇：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本站推荐]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

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为法官主观擅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由心证”式的审讯方式，是运用司法心理分析审理案件的一种尝试。与夏商时期所盛行的“天罚”、“神判”相比，是个历史进步。其次，还要收信相关证据，注意“五听”与证据材料的结合运用。在西周的诉讼审讯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种证据。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及“盟诅”誓言是最重要的诉讼证据，原告与被告双方出庭时，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盟誓或对质。另外，为了取得口供或查验虚实，往往会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诉讼审判活动也注意运用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西周还对疑罪采取从轻处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

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时期。案件审理要经过起诉、调查、勘验等阶段。秦时称审讯为“讯狱”，秦朝处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口供，因此，审讯的重要目的是获得口供。秦朝把审讯制度分为上、中、败三个等级，上为口供、中为刑具、败为恐吓，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实行刑讯逼供。

第二，汉朝时期。首先，刑讯已是汉朝合法的审讯方式。汉朝时期，在审讯过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诘问被询问人，如果诘问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证据，审判官可以进行刑讯。其次，“春秋决狱”是汉朝的一种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决议”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在综合权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基础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罚。再次，儒家思想开始对司法制度有所影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原则，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思想在这一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证。而且,如果问事官为取证而违反此原则,使“有罪者子证其父、弟证其兄、妇证其夫、奴证其主”,问事官则“以违例坐罪”,受到刑事惩罚。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盛行刑讯逼供之法，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的酷刑得到广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时，一些司法官员为了刑讯逼供，发明了一种重量很大的颈枷，甚至还用石头缒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时，发明了“测罚”逼供之法，对拒不招供者采取断食饥饿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陈武帝时，又发明了更加野蛮的“测立”酷刑，对受审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强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个仅能容纳两脚的圆顶土垛上，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这些刑讯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蛮黑暗，也折射出当时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

第四，唐朝时期。首先，唐朝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唐朝在继承“亲亲的首相匿”原则的同时，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四代以内的亲属、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认定的证据有当事人的口供、物证和旁证。口供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许考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考讯必须是在有其他旁证，但在事实仍然不清的情况下，由主审官和其他参审官员共同决定，进行考讯。考讯只可用常行杖，次数不得超过3次，每次考讯间隔在20天以上；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经过法定的考讯程序，当事人仍不供认的，取保防人。考讯不得适用于享有议、请、减等特权的贵族官僚，老幼笃疾和怀孕、生产的妇女等等。考讯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唐朝证据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违法刑讯逼供的责任、同居相为隐的作证规则。

第五，宋朝时期。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比较发达。首先，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高、发展成就大的是检查勘验制度。宋代时期，法律明文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规定检验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还规定检验必须做笔录；法律还明文规定检验人员的组成及其责任。宋代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检验学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录》、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洗冤集录》的贡献最大，它对法医学鉴定和现场勘验所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他被传到了很多国家，是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其次，书证在宋代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非常广泛，而契约是书证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诉讼纷争发生时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证据。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明朝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有：三司会审（即由司法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审理）、圆审（即九卿会审）、朝审（即对已决在押囚犯会官审理）等等，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证。明朝时期，出现了厂卫干预司法，这虽是明朝法制一个重要的特点，但它实际上破坏了司法。厂卫假造证据、严刑逼供，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时期(1840年以前)。清朝对刑事审判中的“尸格”（即尸检报告）、“赃证”、“失单”等证据有很多规定。而证人证言、被害人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种，口供是定案的关键。清朝还规定了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验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勘查，搜集新证据。还规定了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应当予以惩罚。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国法律制度开始受西方的影响而逐步转型，传统证据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证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编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随后又编定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标志着传统证据制度的终结和国近代证据制度的诞生。

第二篇：中国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缘关系是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国家政权掌握在宗族势力手中。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上的血缘关系受到极大冲击。世袭贵族中有的腐败无能，一些诸侯国有作为的君主，大胆任用无血缘关系的贤能志士担任国家要职，对宗族王室人员则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明文规定宗室人员如果没有军功，就要从宗室中除名，任职受到限制，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两汉时期，回避制度正式产生。可见回避制度的产生与宗法制是密切相关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了异地为官对维护中央集权，对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重要意

1.起源: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正式出台，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以东汉官吏史弼为例，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2.发展: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类。（1）亲属回避，就是亲属不得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供职。

（2）籍贯回避，也叫地区回避，即官员不得在本籍任职，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职务回避，始自唐代，规定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如宰相的儿子不能为谏官。

（4）考试回避，即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与考生有师生关系或亲属关系的，都要回避。

3.顶峰: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营私舞弊行为，也杜绝不了腐败，但对于防止和克服亲属关系对国家政权管理的干预，对防范朋党、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原创试题训练：

1．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错误地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恢复分封制，不久发生了“七国之乱”，刘氏诸王谋叛。对此西汉政府明文规定：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不得由王室成员担任。这项规定主要打击了

A．地方官员结党营私

B．中央王室专权

C．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

D．官场中的宗法血缘关系 2．如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个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无疑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大义灭亲痛斩自己的亲侄儿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大多数历史学者多认为包公斩侄应为传说，不是历史史实。下列宋朝实行的制度或规定中，最能支持上面历史学者观点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报请中央复审核准

C．知州“三岁一易”

D．科举制度

3．（北宋时）有一次，宰相让自己的儿子负责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门。当时有一个叫滕元发的谏官对宋神宗说：“不能这样。”宋神宗说：“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发说：“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宋神宗醒悟过来，最终没有让宰相的儿子掌管鼓院。这个故事所讲的主要是回避制度当中的 A．亲属回避

B．籍贯回避

C．职务回避

D．考试回避

4．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 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该规定和中国古代实行的制度中类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举制度 参考答案： 1.D

2.A。

3.C。此题A项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亲属回避和职务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便可做出判断。4.B。

第三篇：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 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以服饰称为貂,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 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二十四衙门,即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十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十三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 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有一般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宫外有第宅，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均衣食于内庭，终身供职。生杀予夺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第四篇：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一、概述

1.谈古代官制，先从“官”字说起

官，作为一个整体，历来有多种称呼和解释。“官”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西周时又称“寮”，亦作“僚”。《诗.大雅.板》中有“及尔同僚”一语，“寮”被解释为”官”《说文解字》释为“事君也”，官是为君主效命，为君主服务的。君、臣、民三者间，凡称“臣”者都可视为“官 ”，或已具备了做官资格的人。

祁隽藻（1793-1866），清代著名文人，结合自己的为官经历，在不同场合下，对“官”字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官”者“管”也。古语说“尧舜官天下”，这个“官”字是“公有”的意思，是说尧舜的天下是天下万民的，是天下万民共有的官长。“管”是在“官”字上面加“竹”字头，是说尧舜在治理天下的时候，茅檐不翦，土阶不修，住的是草屋，门前的台阶是土砌的，日子和老百姓完全一样。只有这样，这个“官”才能变成“管”，才能够代替上天管理天下万民。

2.学习官制的重要性

（一）官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传说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职官的设置。至少从商朝起，就有了确切有关职官的记载。《左传.定公五年》“职官五年正”，即以“职官”泛指众官。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周官》（即《周礼》），表述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一套宏大的职官体系。

（二）官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

（三）官制是治史的钥匙，入门的途径

3.古代官制的基本特征

（一）官是替君治民的官为君治民，即官为君而设，这是古代官制最本质的特征。可以说，效忠皇帝、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是古代官僚的真实写照。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成为为官者的不变信条；

“贞观之治”时代，唐太宗接纳谏诤以“忠君”为前提。

因此，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以及个性、涵养、兴趣等，对于官僚群体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严密的管理机制

1.君主控制官员的选任

从乡举里选，到推荐、保举、征召、察举、九品中正，乃至科举制的推行，这其中体现了君权在选拔官员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化；

2.君权控制下的管理制度

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要官员牢记忠君，为君效力。如实行官员品级、俸禄制，旨在使为官者随时想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不忘为君效忠。而考课、监察、回避、致仕等制度，则包含了君对臣严密控制的一面。

3.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

为防止官员擅权，历代在设官分职的基础上，大多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自秦汉起，在皇帝之下形成了丞相总政务、太尉主兵、御史大夫掌监察的三权并立格局。魏晋至隋唐，则是三省并立，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被视为古代最佳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制约，旨在防止大臣擅权，避免皇权旁落。这种制约机制虽然在某一时期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往往使得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员充斥，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三）设官变化的一定之规（趋势）

中国古代设官制度中有两个变化趋势：一是朝廷设官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内官向外官转换的趋势，二是地方设官往往由派出的监官转换定型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朝廷设官的转换：战国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臣、奴仆，一变而为该国的官员。汉武帝以后，为削弱相权，不断扩大内朝（中朝）的权力，提高少府属官尚书令、仆射等的地位，赋予其参决机务的职能，最终使尚书台成为中枢决策机构。

地方设官的转换：汉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作为监察区，以刺史监临郡守。随着刺史事权的不断扩大，到东汉末刺史便由单纯的监察官发展为行政长官了。

（四）吏胥弄权

“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官场现形记》

历朝设官，皆有吏胥。汉朝公卿以掾吏起家者为数颇多。魏晋南北朝，始分流品，吏不入流，也不得与清流为伍。唐宋以下重科举，吏胥之选日轻。尽管吏胥在古代选官系统中所占地位越来越轻，但其在官场中弄权弄法之事却有增无减，甚至凌驾于官长之上，招摇纳贿，草菅人命，这是古代吏治中的一大积病。

二、官

1.官的诞生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所谓神祇时代就是人类的原始状态，在这个时期，官吏还不曾出现，但是权力已经产生（图腾崇拜和神话体现权力意识），而这种权力正是导致官吏产生的内在根源。

“官”是个会意字，其甲骨文字形从“宀”意为“深屋”、“覆盖”，以“宀”覆众，有治众的意思。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为君主和朝廷办事者的处所，或管理群众的处所。《礼记.曲礼下》中说：“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玄对“官”所做的注解是：“官谓板图文书之处。”后来，“官”这个字逐渐引申为对有政府职务人员的称呼。《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官，吏事君也”，揭示的是官与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是隶属于君，并为君服务的。因此，《易经.系辞下》里有“百官以治”的说法。官对上为君主朝廷办事，对下管理群众，所以他的地位就处于官与民之间。

“官吏”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恰好与“管理”谐音，孔颖达在给《礼记·王制》中“王者之制禄”这句话做注疏时说：“其诸侯三公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一个人之所以能管领另一个人是因为他有权力。

2.官吏的动态刻画：吏自身权力的取得以及职位的升迁，针对民众实施权力的具体方式；

取得：

（一）如君主的父子相承，或权力的介入下变相地承袭父职；

（二）科举制的选拔；

官吏的罢免升迁是个复杂的问题，他既关系到君主的个人好恶，还牵涉到官吏之间的党派斗争；

官吏的权力渗透于他的语言当中，实施权力的方式往往通过语言或文字。话语成了权力的体现物，在地位有差异的人群之中，谈话总是围绕着有权力的人展开的，而没有权力的人所能充当的只不过是服从者、迎合者以及沉默的存在者。

例：《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笑道：“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贾政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

3.官吏的静态刻画：

（一）文官与武官文高于武武：“古来材大难为用”

（二）忠臣与奸臣

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大于忠君；

“忠”其实是对最高权力的以身相许和绝对服从，因而，“忠”是对不平等秩序的认可，是对权力顶点的依附和崇拜。“忠”使官吏们表现为对君主的绝对顺从，长期顺从势必造成人的奴性。——《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三）女官

4.君、官、民

（一）君臣关系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非常赞同，他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

《逸周书·官人解》：“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就是说君臣之间要看君是否有惠于臣，臣是否忠诚于君。

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中直接提醒在上者说：“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那些有作为的皇帝大多严于律己，勤于国事重视选拔人才。古人云“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面对一个德威兼备、政治清明的皇帝，做臣子的既不忍欺，也不能欺，更不敢欺。

反例：宦官专权，明英宗被俘

面对清明或昏庸的皇帝，大多官吏习惯于以忠心待之，其典型表达出自《水浒传》中的宋江：“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二十回）反例：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个人意识的觉醒

（二）官民关系

作为权力的主体，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吏在官民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实施仁政的权力主体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人民的拥戴，推行暴政的权力主体最终难免落个被推翻的结局。所以，官民关系和谐与否首先取决于官吏对民众的态度，这一态度也决定了国力的兴盛与否。

例：“载舟覆舟”论形象揭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孟德斯鸠的总结：“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

尽管官民可以转化，但这并不曾消除官民之间的鲜明界限，这种始终存在的鲜明界限强化的是权力的威严，他使官吏鲜明地意识到自己是手握大权的人，民众在认同官吏权力的基础上对他们既敬畏又羡慕。——《群像馆》

例：“这些个中老爷的„才是正经！”——《儒林外史》第三回

在见官时，民众往往表现出温顺和服从，英国人对中国平民见官时的情景描绘：“派出的士兵带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

民众希望直接管理他们的官是清官，因而他们视清官为保护神。例：包拯

三、制

1.首先，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通一代人事。

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制度随人事改变而改变；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三，制度虽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中国历代政治的趋势：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

平等；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

能维持三代；

第四，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西方：重人，重事实中国：重制度制度越繁密，人才越拘束 明末黄梨洲：“有治人，无法治”

2.官制的种类：

宰相制度

中央官制与官吏职能；

地方官制与官吏职能；

官吏选拔任用制度；

官吏管理制度（任用、考核、监察、俸禄、政仕与付缴）；

官吏的待遇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

中国古代官员与创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男著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李承、宋新天著

清代官德丛谈李文海

第五篇：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

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