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专题提示
赋税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学历史教材在中国古代史部分重点介绍了一些朝代实行的赋役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影响。当前，我国正在安徽农村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并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农民负担主要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今天的赋税改革是否需要从古代赋税改革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呢?
知识梳理
★租赋制—编户制度：主要盛行于两汉，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口赋和兵役四项负担。
★租调制：主要实行于魏晋到南北朝。教材重点介绍了北魏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这里的“调”按户征收。
★租庸调制：实行于隋至唐中期。教材小字介绍，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叫做“租”；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
★两税法：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780年唐政府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该赋役制度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个大变革。
★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为了增加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叫做“一条鞭法”。由于大地主的阻挠破坏，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停止了，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清初雍正在位时期，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赋税，叫做“地丁银”。这样，自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被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赋役制演变的基本线索：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唐朝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是：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
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见《唐六典》卷三）郑樵在评价唐朝这种赋役办法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见郑樵《通志·货一》）思考：唐朝的租庸调制与前代租调制有无本质区别?其主要不同在哪里?有何积极意义?从郑樵的评价材料中找出该制度对农民有益的证据。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
▲注意：租庸调制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制的局限性：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薄赋是有限度的，每当经济转机，生产发展之后，统治者的剥削也随之加重，结果阻碍了经济发展，激化了社会矛盾。从历史局限性看，它不可能超出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并要受封建土地管理体制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租调制这一赋役制度就失去了历史作用和存在价值。
唐中叶产生的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土地（均田制）关系变化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丁口转移、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的新情况。两税法有如下特点：（1）课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两税法将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扩大征税面，保证财政收入，这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2）征课内容：包括户税和地税。唐代征赋名目繁多，除租庸调外，后又有地税、户税、青苗钱等各种杂税。两税法则“置两税以总之”，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以一其名”，并规定，若有“此外敛者，以枉法论”。（3）课税标准：“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以丁为计算单位，贫富负担不均。而两税法“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4）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5）征课形式：“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租庸调制是“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缮纩布麻”。还有各种杂税杂役。两税法则先“定税计钱”，交纳时再“折钱纳物”，即所谓“定税之初，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样，相对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国家计算征收。（6）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量出为入是中国赋税史上仅有的创见。两税法提出，“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即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原则之先。
▲注意：两税法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两税法将唐代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这样既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从制度上避免官吏乱摊派的可能。（2）两税法按照各户的贫富程度确定征税标准，较为公平。（3）两税法以货币计算和交纳赋税，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4）两税法扩大了征税面，保证了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
明朝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一条鞭法的实行。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条鞭法，也称“条鞭法”，其目的是化繁为简、平均赋役，其具体内容有：（1）赋役合并，并部分“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之中，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地方以丁为主，有的地方以田为主，有的地方丁田各半，还有的地方全部摊入田亩中，但丁役摊入田亩的倾向是一致的。故称“一条鞭法”。（2）赋役征银，由地方官征收。田赋中除了苏、松、杭、嘉、湖等地仍收“本色”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一律折收银两。差役把正德以来的力
差、银差统一规定为以银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充当。赋役的征收，由地方官直接管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
（3）以州县为单位，把一切赋税、役法项合编起来，确定征收的总数。
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松弛了对农民的控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赋税统一征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条件。
在明以前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一直以土地和人丁为双重标准征税。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土地买卖的加速，人口数量的激增及流民反抗的加剧，封建国家越来越难以束缚农民于固定的土地之上，直接向农民征收人口税（丁役银）更加困难，旧的标准很难维持下去。在康熙五十一年永不加赋，停止征收新增人头税的基础上，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所摊数额，一般是纳一两银子的田赋，摊入一二钱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有助于封建国家税收的稳定，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它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惟一标准，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从而调整了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沿革的特点：
① 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② 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③ 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④ 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制为标志；
⑤ 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
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哲学思考：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2001年将在安徽省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行展开。4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安徽省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村税费改革，改革后，农民负担主要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当前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这从政治上给我们的启示是：（1）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决定；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给经济的发展以巨大影响。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将会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巩固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果。（2）体现了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3）体现了国家的对内职能。一是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4）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国家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组织活动原则。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农民的关心。这既是党的全心全意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集中反映，也是国家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组织活动原则的具体体现。
提示：农村税费改革，在经济学上可用税收的含义、基本特征和作用，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农业基础地位等知识分析；在哲学上可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普遍联系、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知识予以分析
第二篇：中国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缘关系是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国家政权掌握在宗族势力手中。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上的血缘关系受到极大冲击。世袭贵族中有的腐败无能，一些诸侯国有作为的君主，大胆任用无血缘关系的贤能志士担任国家要职，对宗族王室人员则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明文规定宗室人员如果没有军功，就要从宗室中除名，任职受到限制，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两汉时期，回避制度正式产生。可见回避制度的产生与宗法制是密切相关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了异地为官对维护中央集权，对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重要意
1.起源: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正式出台，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以东汉官吏史弼为例，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2.发展: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类。（1）亲属回避，就是亲属不得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供职。
（2）籍贯回避，也叫地区回避，即官员不得在本籍任职，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职务回避，始自唐代，规定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如宰相的儿子不能为谏官。
（4）考试回避，即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与考生有师生关系或亲属关系的，都要回避。
3.顶峰: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营私舞弊行为，也杜绝不了腐败，但对于防止和克服亲属关系对国家政权管理的干预，对防范朋党、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原创试题训练：
1．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错误地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恢复分封制，不久发生了“七国之乱”，刘氏诸王谋叛。对此西汉政府明文规定：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不得由王室成员担任。这项规定主要打击了
A．地方官员结党营私
B．中央王室专权
C．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
D．官场中的宗法血缘关系 2．如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个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无疑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大义灭亲痛斩自己的亲侄儿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大多数历史学者多认为包公斩侄应为传说，不是历史史实。下列宋朝实行的制度或规定中，最能支持上面历史学者观点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报请中央复审核准
C．知州“三岁一易”
D．科举制度
3．（北宋时）有一次，宰相让自己的儿子负责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门。当时有一个叫滕元发的谏官对宋神宗说：“不能这样。”宋神宗说：“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发说：“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宋神宗醒悟过来，最终没有让宰相的儿子掌管鼓院。这个故事所讲的主要是回避制度当中的 A．亲属回避
B．籍贯回避
C．职务回避
D．考试回避
4．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 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该规定和中国古代实行的制度中类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举制度 参考答案： 1.D
2.A。
3.C。此题A项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亲属回避和职务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便可做出判断。4.B。
第三篇：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 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以服饰称为貂,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 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二十四衙门,即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十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十三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 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有一般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宫外有第宅，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均衣食于内庭，终身供职。生杀予夺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第四篇：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
一、概述
1.谈古代官制，先从“官”字说起
官，作为一个整体，历来有多种称呼和解释。“官”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西周时又称“寮”，亦作“僚”。《诗.大雅.板》中有“及尔同僚”一语，“寮”被解释为”官”《说文解字》释为“事君也”，官是为君主效命，为君主服务的。君、臣、民三者间，凡称“臣”者都可视为“官 ”，或已具备了做官资格的人。
祁隽藻（1793-1866），清代著名文人，结合自己的为官经历，在不同场合下，对“官”字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官”者“管”也。古语说“尧舜官天下”，这个“官”字是“公有”的意思，是说尧舜的天下是天下万民的，是天下万民共有的官长。“管”是在“官”字上面加“竹”字头，是说尧舜在治理天下的时候，茅檐不翦，土阶不修，住的是草屋，门前的台阶是土砌的，日子和老百姓完全一样。只有这样，这个“官”才能变成“管”，才能够代替上天管理天下万民。
2.学习官制的重要性
（一）官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传说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职官的设置。至少从商朝起，就有了确切有关职官的记载。《左传.定公五年》“职官五年正”，即以“职官”泛指众官。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周官》（即《周礼》），表述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一套宏大的职官体系。
（二）官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
（三）官制是治史的钥匙，入门的途径
3.古代官制的基本特征
（一）官是替君治民的官为君治民，即官为君而设，这是古代官制最本质的特征。可以说，效忠皇帝、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是古代官僚的真实写照。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成为为官者的不变信条；
“贞观之治”时代，唐太宗接纳谏诤以“忠君”为前提。
因此，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以及个性、涵养、兴趣等，对于官僚群体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严密的管理机制
1.君主控制官员的选任
从乡举里选，到推荐、保举、征召、察举、九品中正，乃至科举制的推行，这其中体现了君权在选拔官员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化；
2.君权控制下的管理制度
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要官员牢记忠君，为君效力。如实行官员品级、俸禄制，旨在使为官者随时想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不忘为君效忠。而考课、监察、回避、致仕等制度，则包含了君对臣严密控制的一面。
3.错综复杂的牵制关系
为防止官员擅权，历代在设官分职的基础上，大多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自秦汉起，在皇帝之下形成了丞相总政务、太尉主兵、御史大夫掌监察的三权并立格局。魏晋至隋唐，则是三省并立，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被视为古代最佳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制约，旨在防止大臣擅权，避免皇权旁落。这种制约机制虽然在某一时期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往往使得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冗员充斥，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三）设官变化的一定之规（趋势）
中国古代设官制度中有两个变化趋势：一是朝廷设官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内官向外官转换的趋势，二是地方设官往往由派出的监官转换定型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朝廷设官的转换：战国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臣、奴仆，一变而为该国的官员。汉武帝以后，为削弱相权，不断扩大内朝（中朝）的权力，提高少府属官尚书令、仆射等的地位，赋予其参决机务的职能，最终使尚书台成为中枢决策机构。
地方设官的转换：汉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作为监察区，以刺史监临郡守。随着刺史事权的不断扩大，到东汉末刺史便由单纯的监察官发展为行政长官了。
（四）吏胥弄权
“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官场现形记》
历朝设官，皆有吏胥。汉朝公卿以掾吏起家者为数颇多。魏晋南北朝，始分流品，吏不入流，也不得与清流为伍。唐宋以下重科举，吏胥之选日轻。尽管吏胥在古代选官系统中所占地位越来越轻，但其在官场中弄权弄法之事却有增无减，甚至凌驾于官长之上，招摇纳贿，草菅人命，这是古代吏治中的一大积病。
二、官
1.官的诞生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所谓神祇时代就是人类的原始状态，在这个时期，官吏还不曾出现，但是权力已经产生（图腾崇拜和神话体现权力意识），而这种权力正是导致官吏产生的内在根源。
“官”是个会意字，其甲骨文字形从“宀”意为“深屋”、“覆盖”，以“宀”覆众，有治众的意思。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为君主和朝廷办事者的处所，或管理群众的处所。《礼记.曲礼下》中说：“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郑玄对“官”所做的注解是：“官谓板图文书之处。”后来，“官”这个字逐渐引申为对有政府职务人员的称呼。《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官，吏事君也”，揭示的是官与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是隶属于君，并为君服务的。因此，《易经.系辞下》里有“百官以治”的说法。官对上为君主朝廷办事，对下管理群众，所以他的地位就处于官与民之间。
“官吏”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恰好与“管理”谐音，孔颖达在给《礼记·王制》中“王者之制禄”这句话做注疏时说：“其诸侯三公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若指其所主，则谓之职。”一个人之所以能管领另一个人是因为他有权力。
2.官吏的动态刻画：吏自身权力的取得以及职位的升迁，针对民众实施权力的具体方式；
取得：
（一）如君主的父子相承，或权力的介入下变相地承袭父职；
（二）科举制的选拔；
官吏的罢免升迁是个复杂的问题，他既关系到君主的个人好恶，还牵涉到官吏之间的党派斗争；
官吏的权力渗透于他的语言当中，实施权力的方式往往通过语言或文字。话语成了权力的体现物，在地位有差异的人群之中，谈话总是围绕着有权力的人展开的，而没有权力的人所能充当的只不过是服从者、迎合者以及沉默的存在者。
例：《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笑道：“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贾政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
3.官吏的静态刻画：
（一）文官与武官文高于武武：“古来材大难为用”
（二）忠臣与奸臣
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大于忠君；
“忠”其实是对最高权力的以身相许和绝对服从，因而，“忠”是对不平等秩序的认可，是对权力顶点的依附和崇拜。“忠”使官吏们表现为对君主的绝对顺从，长期顺从势必造成人的奴性。——《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三）女官
4.君、官、民
（一）君臣关系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非常赞同，他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
《逸周书·官人解》：“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就是说君臣之间要看君是否有惠于臣，臣是否忠诚于君。
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中直接提醒在上者说：“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那些有作为的皇帝大多严于律己，勤于国事重视选拔人才。古人云“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面对一个德威兼备、政治清明的皇帝，做臣子的既不忍欺，也不能欺，更不敢欺。
反例：宦官专权，明英宗被俘
面对清明或昏庸的皇帝，大多官吏习惯于以忠心待之，其典型表达出自《水浒传》中的宋江：“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二十回）反例：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个人意识的觉醒
（二）官民关系
作为权力的主体，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吏在官民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实施仁政的权力主体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人民的拥戴，推行暴政的权力主体最终难免落个被推翻的结局。所以，官民关系和谐与否首先取决于官吏对民众的态度，这一态度也决定了国力的兴盛与否。
例：“载舟覆舟”论形象揭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孟德斯鸠的总结：“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
尽管官民可以转化，但这并不曾消除官民之间的鲜明界限，这种始终存在的鲜明界限强化的是权力的威严，他使官吏鲜明地意识到自己是手握大权的人，民众在认同官吏权力的基础上对他们既敬畏又羡慕。——《群像馆》
例：“这些个中老爷的„才是正经！”——《儒林外史》第三回
在见官时，民众往往表现出温顺和服从，英国人对中国平民见官时的情景描绘：“派出的士兵带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
民众希望直接管理他们的官是清官，因而他们视清官为保护神。例：包拯
三、制
1.首先，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通一代人事。
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制度随人事改变而改变；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三，制度虽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中国历代政治的趋势：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
平等；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
能维持三代；
第四，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西方：重人，重事实中国：重制度制度越繁密，人才越拘束 明末黄梨洲：“有治人，无法治”
2.官制的种类：
宰相制度
中央官制与官吏职能；
地方官制与官吏职能；
官吏选拔任用制度；
官吏管理制度（任用、考核、监察、俸禄、政仕与付缴）；
官吏的待遇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
中国古代官员与创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权力的旋流——中国官吏群像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男著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价值研究李承、宋新天著
清代官德丛谈李文海
第五篇：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
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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