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第一篇：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

[内容摘要]

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运用所学知识，从分析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主要表征、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系及其对后代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揭示了我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史为鉴，可明得失。在提高政府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此课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 封建官僚制度 背景 过程 影响

官僚制度作为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直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趋于终结。在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突出特点的中国皇权政治中，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

一、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背景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据史书记载：在贵族制度下，大夫或士以上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而官僚一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今吾子之教官僚。”其义为官奴。可见，中国古代的官僚由君主的家臣发展而来。因此说，这种政治制度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

1、封建的经济基础是其孕育滋长的“温床”。

官僚政治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形态。其产生的原因首先应当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中去找寻。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它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广大、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这一切的变化都促使非集中的贵族政治形态向集中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转变，促使“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向“履田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转变。随着这种转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便诞生了。秦虽只有短短十五年寿命，但它却开了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先河。李斯“废分封，行郡县”的建议彻底地将领主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余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的时代。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其滋生的“助产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政治与血缘宗法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完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光彩夺目的年代。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变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以家族土地所有制代替宗族土地所有制，它的政治表现就是以君主集权制代替贵族制，从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分封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走过的最重要的一步，但是，秦朝虽然废分封而行郡县，但是相权却难以制约，难怪会出现赵高指鹿为马的一幕；而西汉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中央集权一度削弱，而后的削藩和推恩等措施，又使集权加强；到了东汉，宦官和将军专权、地主豪强横行，中央集权又是岌岌可危，再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战争和政权变更频繁，中央集权严重削弱。隋唐建立起来的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却又大大削弱了了集权。宋通过剥夺统兵大将的兵权、任用文官做之州等措施再次加强了集权。元代统一以后，建立起了行省制度，经历了从早期的家长制贵族制到家国一体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历程。明朝废丞相，设三司和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至此，通过若干朝代的不断继承和改造，中央集权体制不断成熟，达到了时代顶峰，封建官僚制度也随着它的灭亡走到了末日。

在皇权不断加强及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得到承认的同时，它也成为官僚政治的权威来源和观念支柱。法制法规是官僚体制理性行政的命脉。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而各种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包括宰相的权力也是由皇帝赋予的。但是，皇帝与宰相在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国家机器的完善，不同时期的君、相权力的实际行使情况各不相同。官僚机器对皇权的制约越来越大，原本属于皇帝侍从的人员成为了宰相之下制约皇权的官职。特别是后来的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以避免君主过于独裁造成的失误，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是官僚政治发展成熟的必然要求。

3、人才择优选拔原则是其存活的“营养源”。

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但是，统治者还是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做自己的统治工具。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后，地主阶级不断要求建立和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镇压农民的反抗。这就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这个载体就是官僚集团。前面说过，最初的官僚集团主要是“臣仆用事”，可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中央为控制地方，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监督，也越来越重用无血缘关系的士人和近臣，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政治体系。这是古代官僚制国家统治与古代非官僚制国家统治在政治上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为了自己的生存，积极地对政治加以干预。而统治者也需要有一批维护自己统治的知识分子，二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方面产生了统治者控制知识阶层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知识阶层靠拢统治者的愿望。不过，双方缺乏一个有力的制度作为维系的保障。多元化选官制度的推行，把知识阶层最大限度地吸收到官僚集团之中，从而使在歧路上徘徊的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与专制阶层最大限度地合流，并源源不断地被充到官僚机构中来，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世卿制的衰败，官僚制逐步兴起，出现了许多新的选官方法，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等途径取得了任官资格，有的还受到重用，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其中被擢为大臣、声名卓著的有荀况、商鞅、张仪、苏秦、李斯等人。这些士都是以自己的才能和取得的业绩博取到重用的，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官僚制度。此外，以功授官也是这一时期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因为“功”比较容易看到，以此为标准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功在军事上最好表现，各国多以军功提拔人才为将领。后演变为军功入仕制度。当时，在官僚制度中还有世官的遗存，且这种荫子制度也是比较普遍的。隋朝时，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这种以追求公平竞争为特点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官僚选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可以吸收各阶层的优秀人才，使官僚队伍得到不断流动和更新，防止官僚的世族化、贵族化，同时，也使官僚政治建立在子一个更深更广的土壤之上。

4、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伴其成长的“摇篮”。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阶层，各种政治势力在各种领域用各种形式进行着反复的较量，这种局面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学说纷纷问世，形成了“文吏”和“学士”这样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文吏群体的发达与国家机器官僚制化，呈现为同一过程；学士群体的发达也不仅与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而且与其时与此后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就整个中国古代史而言，王朝以学士为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其独一无二的政治特点，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官僚政治形态。因此，忽略了政治的文化方面，就无法透彻理解传统古代官僚政治的发展与变迁。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它自认为各种合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周的统治者继承了殷商的做法，利用神权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提出了“敬德保民”这一思想，愚昧了被统治者，强化了自己的统治。这种天道观念对后世专制官僚政治的形成与强化有很大的影响。但官僚政治者并不会自己去将这些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统治的法律思想，毕竟它们是贵族政治这种自身所取代的政治形态下的产物，自己去拿过来似乎在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儒家便充当了这个中介者的身份。但是，“替天行道”的工作是纷繁复杂的，皇帝一个人又怎么做的了呢？而这时贵族已经被众多的官僚所取代，众多的官僚显然是皇帝得力的助手。但是，这里有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天道观念只是解决了皇帝统治的合法性，而并没有证明众多的官僚们也具有管理人民的权力，也就是说这种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秩序还并没有取得像天子或帝王那样先天的存在依据。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的出现使之得到了圆满解决。他说：皇帝选拔一些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就如同“天之分岁之变”一般正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一通所谓的正统理论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将皇权和专制官僚政治的统治合理化和天意化，让被统治者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安于现状，才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后来，其思想被儒家所继承并完善。事实已经证明：那些旨在维护专制官僚政治制度的儒学正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得以长期存活的“摇篮”。

二、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过程

1、萌芽阶段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步具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经开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先声。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开始形成的时期，当然这个形成的过程在各个诸侯国的进程是不一致的。特别是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扫除旧贵族残余势力的羁绊，进行激烈的兼并战争，都加强了国家机器，初步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官僚政府。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贵族政治下，行政机构混溶于血缘家族，政治活动与非政治活动交杂在一起，官吏职能交叉，分工不明。官僚制所要求的是“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群臣守职，百官有长”，反对“兼官”和“越职”。因此，在官僚制度下，行政、监察、财政、军事、考绩管理等部门日益专门化。

用家臣管理国事，是官僚制度的开始。这种制度始于春秋初年，从齐、晋、秦等国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来，到战国时期便成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官僚制度是贵族制度的对立物，它和贵族世袭制度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官僚是由君主随时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官僚领取傣禄而无封地；君主授予官僚的权力，用印、符、节等作为信物，授予这类信物就有权，一旦收回就失去了权力。

从春秋开始，建立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周王朝开始崩溃，各诸侯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政权。到战国初年，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在更加剧烈地进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新型封建官制，这种新型官制在中国官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而言，都有是秦朝官僚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完善。由于官僚制度的趋向是皇帝任用亲信随从以取代和驾空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帝相信的是身边的仆从，而不是正常的决策行政系统。针对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办事机构，常采取两种方法以制约其行政职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权。因此，秦汉时代建立的丞相，魏晋时代就被尚书取代；魏晋后期更是出现了中书省，取代了尚书；东晋时代出项了门下省，取代了中书省；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同样是内朝挑战外朝的例子。

2、形成阶段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秦帝国的建立是专制官僚政治最终形成的标志。秦始皇在掌握了统一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定名号、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都是具体的表现。到了汉代，官僚机构大体沿袭秦制，不过更加充实，并有新的体制上的变化。汉从初期的崇“黄老之学”到后来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不说是专制官僚政治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

3、发展阶段

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新阶段。豪强大族利用由经济实力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利用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完备、不成熟，利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环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入主中原，民族融合，战争频繁；南方政权更迭频繁，门阀势力当道。这个时期中央集权是衰落的，但是在衰落之中却酝酿着进一步的集权。这种集权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者阶层，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官；皇帝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贵族集团或豪强大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他们的联系。

4、成熟阶段

隋唐及宋元时期是官僚制度的成熟及强化时期。在隋唐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化和制度化。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变化之二是在行政权力扩大的同时，国家对行政的监察也逐步加强。变化之三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唐宋虽然属于过渡，但为后代官僚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划了基本的构架和运行模式。而其核心内容则为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加以调整，这种不断地调整成为唐宋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唐朝时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此时的“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还深刻改变了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科举制度确立后，知识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成员之一，丧失了自主权，更丧失了与专制君主平等对话的资格。就以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变化为例，宋代以前，三公坐而论道，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坐着议政；到了宋代，三公群卿只能在皇帝面前站着议政；明清时期，大臣不但不许坐着，站着也不行，只得跪着奏事。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宋朝官僚政治制度从体制上看，最重要的变革是军政和行政的分离，财政使司的设立以及宰相被定位为行政首脑，而包括枢密使、副使在内的宰执则构成中央决策群体。

5、终结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期。一方面，官僚制度继续沿着宋元以来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满族以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也给新的制度以深刻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宋以后官僚政治体制重大变化之一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大国，大一统又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治理想和目标，那么就需要一个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财税到军事，层层叠叠的机构设臵，大大小小的官员，各种利益交织其中，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周期和惰性。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沉淀其中，形成巨大的寄生于系统上的食利集团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效率低下，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和功能。当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已经不能完成自我纠偏时，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了——反抗、暴动等各种形式的革命就会爆发，外部力量会摧毁这个系统，并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系统来行使必须的管理功能。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政治新政、变法与改革，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系统内部自发的自上而下的修复行为，是为了避免系统被颠覆所做的努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生、形成及演变主要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三个条件的制约，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其变化的决定因素，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则是其变化的直接因素。

三、中国古代封建官僚制度的主要表征

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性缺陷在于：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下，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一元集权的结构。皇帝在这个结构的最上端，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其下行政官员的官僚机构也是在皇帝的领导下，因而无法形成建立在权力分立基础上的多元权力结构。

1、以皇权为核心，由专职官吏组成。

在整个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终究是建立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王权基础上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皇权的权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机构、职官的设臵，官吏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要围绕巩固皇权这个核心。皇帝之下的官僚和各种机关，都不过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在初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集团，演变成为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官僚集团内部，按等级严格划分官职。

古代官僚制度不仅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它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行方向等无不体现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官吏除了不能世袭之外，还可能随时受到升迁或罢免。例如：在隋唐时期的官僚机构中，官品最高的是所谓的“三师”与“三公”。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三师与三公都是名位高而无实权的虚职，不臵僚属。宰相是从贵族制度时期君主的家臣发展而为君主专制时期的最高执政官的，在官僚机构中地位最为重要。

3、封建官僚按官阶高低享有特权，特权成为官僚制度的核心。古代官僚制中的官僚权力的拥有，是社会等级的标志。政权力的等级隶属往往体现着人身关系的依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封号爵位的世袭性占有，也有力地促进着官僚对政治权力世袭化的渴望。官僚的世袭化、贵族化倾向广泛存在于古代官僚制国家中。但是，封建时代的古代官僚制国家中皇权是唯一的正统权威，官僚政治权力直接来源于皇权，官职一般是非世袭的，权力也往往只是及身而止。

四、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综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封建官僚制度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古代官僚制政治体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强盛时期，它都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对维护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主要起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是中国长期滞留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因。同时，由于官僚政治具有明显的特权性和严密的等级性，造成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多次导致爆发农民战争。再者，长期实行官僚制度，“官本位”意识使一些人产生了权力的异位，正是在这种落后的封建意识支配下，一些人为谋官、保官、升官，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甚至不顾人格，丧尽廉耻。这些消极影响至今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以史为鉴，可明得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左传》 ②《韩非子》

③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④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⑤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2版。

⑥朱瑞熙、张其凡：《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孔令纪、曲万法等：《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3月第三版。

⑧《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论文-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说到官僚制度就不能不说考核制度。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法治化这样一些基本特点；管吏的选拔主要不是依靠身份和血统，而是凭借自身的技能和才干，职务不世袭；官吏依功次、年次等客观依据而晋升；官吏领取俸禄；并且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一套考核、控制和监督机制。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没有独立于君主之外的其他权威。各种诏书、律、令、条品的颁布，行政文书的运转使官僚制度发挥功能。

我只所以选择官吏考选制度，是因为正是考选制度决定了封建官僚制开放性、流动性和以成就为标准的特点。从而决定了中国政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这些特点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所评价：“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层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族成员之间，国王和层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的一中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这段对中国史的概括称得上是说到要点上了。这段话中的现世主义，实际上就是指的儒家哲学，而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这种哲学相互依存，相互庇护，共同发展。

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官僚制度的稳定性，使它具有了开放性、流动性和以成就为标准的特点。这样一来，祭司阶级就根本不可能和牢固的皇权对抗，不会出现西欧中世纪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的局面，哪怕是佛教，尽管可以兴盛一时，但只要一旦有一丝丝危及皇权的倾向，就立即被扼杀了，比如唐末佛教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战国至秦汉的保举、客卿、吏道、通法、征士等种种入仕途径，说明中国封建官僚制从其创始就打破了身份体系，拥有较广泛的人才来源渠道。这一方法以法制化的手段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流动性，控制着官僚的贵族化倾向。于是西方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延续性就由此成为了可能。上一次的讨论课中有同学也提到了儒家文化这一点，西方很多文献都不用“儒学”这种说法，而是称为“儒教”，也就是把它当作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可喜的是从一开始，这种宗教就和国家机器完美的结合，相互依存。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局面，造成了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

《全球通史》中这么评价科举制度：“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两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但是可惜的是，正是由于它的稳定性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相对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科举制度现代以来备受诟病，衰落过程中的满清王朝与处于扩张高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接触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人在对中国积弱积贫状况的批评中也指向了科举制度。“彻底否定”的偏执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的方便之门和习惯路径。科举制度在现代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传承悠久的优良制度。科举考试绵延1000多年，成为了一种重要、严格和相对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封建君主对于科举考试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要举行殿试，把它看作是关系到天下国家安危的大事。由于严格的制度设计和长期积累改进，科举制度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和防腐蚀力。科举腐败会受到严厉惩罚，而科举腐败的现象往往也只有到王朝末年才会发生。因此，科举制度长期维持着一个社会公正的信心，也广泛吸附网罗了社会英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依靠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精英阶层，介入国家政治和国家管理。与此同时，政权的基础也因此十分广泛而坚实。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仅成功地为国家官僚制度选拔了人才，而且体现了一种社会理想，正如梁启超所言，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性质和平等的精神。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世袭的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一种基于才能的精英官僚制度被西方的启蒙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视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科举制度也是西方平等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不是依据身份和阶级，而是依据个人才能选拔人才，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通过科举考试的管道，统治精英能够有效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才，保证了社会分层充分的流动性，保证了上下层社会的不断交流和流动。

以上是我看完《全球通史》后对中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的理解，也许有一些偏颇，但它的影响肯定是深入的，哪怕现在我们都还能感受到它的影子没有散去。比如今天的高考制度，公务员考核制度，虽然不像古代那样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但是作为一种政府选择人才的方式是相同的。

中国的官吏考核制度有禅让制、宗法制、军功制、客卿养士制、上书拜官制、乡举里选制、察举制、策试、征辟制、任子选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武举制、学校选官。可谓从古代到近代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前几个月，山东省、市、县三级机关将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部分国家公务员，并进一步突破了身份限制，农民也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国家公务员制度其实就是科举制度的影子，它同样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平民性质和平等的精神。另外，各种各样的国家认证考试，也可以看作是古代武举的拓展。

科举所带来的平等精神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人人生来平等。

第三篇：官僚制度的理论学习

官僚制度的理论学习

摘 要：韦伯官僚制理论、帕金森定律和彼得原理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管理学理论，深刻阐述了官僚体制的特征及发展中的瓶颈。我国作为“官僚制不足”的典型代表国家，行政管理中也存在不少与官僚制类似的问题，其中许多可以用帕金森定律与彼得原理来解释。本文以三个理论为根基，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官僚制；帕金森定律；彼得原理；行政管理

一、引言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一种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也是实践中的一种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方式。其基本职能是执行决策者的经任命产生的官员所组成的大型组织，它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并且自上而下传递权责。在二十世纪初马克思?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之前，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制度作出明确的定义，直到韦伯命名并提出了官僚制“合理性”建议之后，这一概念才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韦伯的现代官僚制理论是对官僚组织的理想设计，对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与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后彼得和帕金森针对官僚制架构中层级组织的研究也为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和改进提供了有益思路。韦伯开创了组织理论研究的先河，彼得和帕金森则通过对官僚体制内层级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组织优化与发展的途径。三者的理论思想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与扬弃性，把它们结合来分析可以为行政管理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

二、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正式的组织类型，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行政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三种基于权威理论的组织形态――传统组织、个人魅力型组织和法理型组织。其中，韦伯最为认同的是法理型组织即官僚制组织，他认为理想的官僚组织是完全以符合理性的法律制度为依据的，是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实现劳动分工，明确规定每一个成员的权力与责任，并且把这些权力与责任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

（2）各种公职或职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链或等级原则；

（3）根据通过正式考试或者训练和教育而获得的技术资格来组织中所有的成员；

（4）所有担任公职的人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

（5）行政官员领取固定的“薪金”，他们是“专职”的公职人员；

（6）行政人员不是他所管辖的那个企业的所有者；

（7）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守有关他的官方职责的严格规则、纪律和制约，这些规则和制约将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根据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总结出官僚制组织的基本特征：法治化、等级化、非人格化、专业化、高效率。

三、帕金森定律

英国行政学理论家诺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了一本小品文集《帕金森定律》。作者在该书中，描述了组织机构人员膨胀不为人知的内情：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辞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个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样看来，似乎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平庸的两个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帕金森定律的基本内涵：行政机构如金字塔一样不断增高，各种人员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势必组织效率越来越低。

如今，帕金森定律已经成为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对于组织理论的探讨、组织功能的改进、官僚主义弊端的克服有重要意义。因为，帕金森氏症是行政效率不高最普遍、最根本的根源。

四、彼得原理

1969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根据千百个有关组织中不能胜任的失败实例，分析归纳出来一个著名的管理原理，其具体内容是：“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彼得指出，每一个职工由于在原有职位上工作成绩表现良好，就将被提升到更高一级职位。如果继续胜任该职位，则将进一步被提升，直至到达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每一个职位最终都将被一个不能胜任其工作的职工所占据。”这一职位被形象地称为“彼得高地”。

彼得原理虽然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经典管理理论，但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研究公共部门和企业的人员晋升与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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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朋.官僚制的当代境遇及其在我国行政中的价值问题[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2]付粉玲.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研究综述[J].文学艺术研究，2012，11.[3]陆云燕.用帕金森定律和彼得原理解决公共部门机构臃肿问题[J].网络财富?管理视野，2010.[4]劳伦斯J?彼得，雷蒙德?赫尔著.彼得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5][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J].政治科学季刊，1987（06）.[6]杨芳，陈强.浅议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J].台声?新视角，2005，05.[7]杜娜，方小娥.解读帕金森定律及对我国的启示[J].法治与社会，2008，05.[8]刘菲.帕金森定律与我国官场病[J].台声?新视角，2005，07.[9]申海福.彼得原理对人才培养工作的启示[J].理论研究，2003，03.[10]宋玉芬.彼得原理引发的就业问题思考[J].考试周刊，2011，54.作者简介：

刘?h婷，福建省厦门市，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第四篇：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自夏朝建立伊始，便有了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

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建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为了自身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前朝的官僚体系。来适应本国的国情，以延续皇家的统治。官僚体系的完善其本质也是社会制度的发展与自我完善。

一、奴隶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070年，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自此，中国的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在夏朝建立之后不久，建立起了在国君之下的官僚体系。在拥有较高权力的国君之下，册封地位较高的官员为“六卿”，又称作“六世之人”。分别辅佐国君分管民事，军队等具体事务。在六卿之下，还有其僚属和下属官吏。由他们又组成了相对应其职责的统治部门。这一基本的中央官僚体系的框架已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夏朝建立的官僚体系之上，商朝又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建立了相对复杂和完整的体系。在商王之下的百官之首是“尹”，尹是商王最为重要的辅臣，尹之下的高级政务官称之为“多尹”

或“百僚”

在多尹之下是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武官有亚和服。与中央相对应的是在地方上分封王室贵族在外地的候伯之国。

周朝的中央官制与商朝大体相似，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变动。.周与商最大的变动在于地方上。周初，武王与成王相继分封诸国已拱卫王幾，以拱固周朝的政权。分封国对王室有着固定的义务，定期朝贡，岀兵助王讨伐敌国。至此，周初建立起了中央官制与地方政权有机结合的官僚体系。不仅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并且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周初的分封对王朝的统治和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融合。周朝的官僚体系在继承了夏商原有的基础上并对其有较大的发展，使周朝的官僚体系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二、封建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巩固秦朝的统治，开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秦朝的官僚体系时以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官僚体系为基础，同时采用的关东其它诸侯国的官僚体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秦国文化和关东文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太尉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务；御史大夫又称之为副丞相，监督百官，牵制丞相，防止丞相权势过大。不过，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依赖和矛盾也就此形成。此三者被称之为“三公”。三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分权，最终的权力还是回归到皇帝手中低于三公的就是“九卿”，其实，九卿只是一个泛指，实际上九卿的人数不仅仅只有9个人。这些卿掌管并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三公和九卿合起来就是三公九卿制匸在地方机行政机制上，秦废除

了古代在地方上的分封制，采用了在战国时期就广泛实行的郡县

制，全国共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掌管全郡事务；郡守之下设郡尉，分管郡内军务；同时，设立监，御

史，掌管郡内监察。郡内有县，县内有乡，乡内有里；同时还有亭，邮的存在。层层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在中国官制史上开创了新的一片天地，有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对后世的王朝有着深远影响。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减少了地方割据的不稳定因素。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君权的统治网，使国家高度集中。这一制度基本为后世所沿袭。

秦之后的西汉，沿袭了秦朝的官僚体系。地方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分封宗室为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在西汉初年，郡国制并行有效的维护了西汉的统治，到了中期，造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并引发战争。直至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才慢慢结束郡国并行的局面。到了东汉，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在中央削减三公的权力，成立了新的机构尚书台。加大了尚书的权利。尚书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机构，掌握朝廷里重要的行政权，地位渐渐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尚书成了朝中的显职。三公九卿却被架空，只剩下了高位。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为对百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削弱御史大夫的职权，汉光武帝在秦，西汉的监察制度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州刺史三职构成。御史大夫改为司空，没有了监察职责。原是御史大夫属员的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主官。御史中丞监督朝中百官，司隶校尉监督贵勋外戚并兼领一州，州刺史监督地方郡守。在地方上，州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可以直接将地方事务上奏皇帝，而不通过三公。这加强了皇权对地方行政的统治力。并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东汉通过加强尚书台权利；强化各级监察机构；提高州刺史的权利等措施

从而完成了东汉的重建，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

第五篇：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

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为法官主观擅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由心证”式的审讯方式，是运用司法心理分析审理案件的一种尝试。与夏商时期所盛行的“天罚”、“神判”相比，是个历史进步。其次，还要收信相关证据，注意“五听”与证据材料的结合运用。在西周的诉讼审讯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种证据。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及“盟诅”誓言是最重要的诉讼证据，原告与被告双方出庭时，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盟誓或对质。另外，为了取得口供或查验虚实，往往会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诉讼审判活动也注意运用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西周还对疑罪采取从轻处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

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时期。案件审理要经过起诉、调查、勘验等阶段。秦时称审讯为“讯狱”，秦朝处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口供，因此，审讯的重要目的是获得口供。秦朝把审讯制度分为上、中、败三个等级，上为口供、中为刑具、败为恐吓，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实行刑讯逼供。

第二，汉朝时期。首先，刑讯已是汉朝合法的审讯方式。汉朝时期，在审讯过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诘问被询问人，如果诘问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证据，审判官可以进行刑讯。其次，“春秋决狱”是汉朝的一种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决议”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在综合权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基础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罚。再次，儒家思想开始对司法制度有所影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原则，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思想在这一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证。而且,如果问事官为取证而违反此原则,使“有罪者子证其父、弟证其兄、妇证其夫、奴证其主”,问事官则“以违例坐罪”,受到刑事惩罚。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盛行刑讯逼供之法，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的酷刑得到广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时，一些司法官员为了刑讯逼供，发明了一种重量很大的颈枷，甚至还用石头缒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时，发明了“测罚”逼供之法，对拒不招供者采取断食饥饿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陈武帝时，又发明了更加野蛮的“测立”酷刑，对受审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强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个仅能容纳两脚的圆顶土垛上，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这些刑讯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蛮黑暗，也折射出当时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

第四，唐朝时期。首先，唐朝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唐朝在继承“亲亲的首相匿”原则的同时，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四代以内的亲属、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认定的证据有当事人的口供、物证和旁证。口供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许考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考讯必须是在有其他旁证，但在事实仍然不清的情况下，由主审官和其他参审官员共同决定，进行考讯。考讯只可用常行杖，次数不得超过3次，每次考讯间隔在20天以上；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经过法定的考讯程序，当事人仍不供认的，取保防人。考讯不得适用于享有议、请、减等特权的贵族官僚，老幼笃疾和怀孕、生产的妇女等等。考讯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唐朝证据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违法刑讯逼供的责任、同居相为隐的作证规则。

第五，宋朝时期。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比较发达。首先，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高、发展成就大的是检查勘验制度。宋代时期，法律明文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规定检验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还规定检验必须做笔录；法律还明文规定检验人员的组成及其责任。宋代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检验学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录》、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洗冤集录》的贡献最大，它对法医学鉴定和现场勘验所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他被传到了很多国家，是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其次，书证在宋代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非常广泛，而契约是书证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诉讼纷争发生时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证据。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明朝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有：三司会审（即由司法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审理）、圆审（即九卿会审）、朝审（即对已决在押囚犯会官审理）等等，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证。明朝时期，出现了厂卫干预司法，这虽是明朝法制一个重要的特点，但它实际上破坏了司法。厂卫假造证据、严刑逼供，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时期(1840年以前)。清朝对刑事审判中的“尸格”（即尸检报告）、“赃证”、“失单”等证据有很多规定。而证人证言、被害人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种，口供是定案的关键。清朝还规定了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验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勘查，搜集新证据。还规定了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应当予以惩罚。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国法律制度开始受西方的影响而逐步转型，传统证据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证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编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随后又编定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标志着传统证据制度的终结和国近代证据制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