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第一篇：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 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以服饰称为貂,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 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二十四衙门,即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十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十三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 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有一般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宫外有第宅，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均衣食于内庭，终身供职。生杀予夺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篇：浅谈清代宦官制度

浅谈清代宦官制度

历史文化学院 09级2班

朱恩会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监，文书上称为很多，例如阉人，阉臣，宦者，中官，内官，内侍，内监等，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据《后汉书·宦官列传序》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用调他士”。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决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中当差。

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看，没有与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撑着皇家宫廷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优裕舒适的生活条件。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穷苦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由于太监不仅涉足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触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当中不乏专横暴虐这结党营私蒙蔽圣听，残害忠良。中国古代历代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而且汉，唐，明三朝的覆灭就与宦官专权有直接关系。这些人虽数量不多，但残忍狠毒，狡黠阴险，危害性极强。我想这不仅与外部条件有关，更是由于他们生理残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鉴于宦官势力膨胀危害极大，故历朝都有些许限制宦官的规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没有威信或者过于幼小，都会依赖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监。生活上的依赖一旦升级为心理依赖，后果不堪设想。宦官专权时期往往是一个朝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宦官主演过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他们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加剧了明朝的腐败，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清初规定宦官鬼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辖。敬事房亦称宫殿兼办处,设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大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领班，大师傅，师傅，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压一级，统治的十分严密，而总监并不大过四级官职。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过此数。宦官升迁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些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臣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专权的现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发李文成，林清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等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之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山东巡抚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决心已定的山东巡抚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由，处死安德海。

由此可见，清朝的宦官制度虽然过于残忍无情，对于尽心尽力服侍自己的太监们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是残酷的剥削，但它极大地防止了宦官专权，为保障政治的清明，人民的安居乐业，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牺牲了受部分人的利益，保证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利，也是无可厚非的。

第三篇：明代宦官政治（精选）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总体概况

历数中国古代各朝，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而尤以明朝为最。作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威福远达官门之外，渗透到各地各部门，人数竟达数万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多的，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都算是宦官一门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的能够挟持皇帝，有的被称为“站皇帝”，有的被称为“九千岁”，那么究竟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机构有二十四个，还有好些附属机构。朝政上他们甚至可以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地方上他们还可以监督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完全的参与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洪武建文朝概况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祸国乱政的劣迹，他曾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所以他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威慑。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以致事无巨细都得有皇上一人来处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将一些事交给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中后期，宦官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参与税务，参与茶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还增设宦官机构，后来的二十四衙门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础。

建文朝时由于朱允炆严格遵从祖训，所以宦官势力没有兴起。

宦官势力的抬头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属于谋逆性质的，窃取机密，宦官充当耳目，“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郑和。

宦官称谓在此时得以扬眉吐气，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间以监正、监丞之类。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跃身为“太”字辈了。

在任职上更是开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监军、宦官分镇地方、进一步插手经济而且还开始利用东厂进行特务活动。臭名昭著的东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关于东厂，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文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倒是没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儿子宣宗在位时，却做出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那就是：设立了内书堂。

内书堂就是宫内较小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内书堂的设立也就改了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这样也就为以后太监参政提供了方便。内书堂的第一任教授还是为大学士，叫做陈山。其实为那些小太监讲学的人书评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阁等这种有学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内书堂有副对联很有特色，上联：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其实明宣宗还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叫太监识字也只是想让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政务。毕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那样的劳模，一天处理几百件政务，所以就不得不找点帮手了。宣宗对太监实际上是

很好的，他曾赐几个太监免死诏，还送给太监银牌，那些银牌可有诸如“忠肝义胆”、“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的字样，以示褒奖。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太监虽受宠，却还不敢放肆，也未专权，但是宦官掌权的苗头开始萌发。

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这段时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黄金期，这时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先是英宗朝正统年间有挟持皇帝以致发生土木之变的王振，接着天顺时又有阴谋篡位的曹吉祥（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还有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期的“站皇帝”刘瑾。

这一时期宦官的情况和明初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后人曾这样评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时所说的明朝太监的拙劣事迹其实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这时已经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个个方面，后面还要细讲，这里不再多说。

宦官事业的低迷期

如果你认为宦官的势力会一直膨胀下去，那么你就错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监管宦官最为严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却没有一个权宦出现，与他对宦官的严格控制是不无关系的。这是与嘉靖皇帝的自身经历有关的，由于他出身王爷，正是由于皇帝无子，他才得以入继大统。而他早些年当王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宦官的种种劣迹。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那些皇帝那样信任宦官。他总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嘉靖帝认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监远没有前朝的太监风光，当然更好没有他们后朝的太监啦。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嘉靖朝过后便迎来了宦官们的春天。

宦官势力登峰造极

穆宗时期太监没有太大作为，转机发生在万历朝。先是有“大伴”冯保飞扬跋扈，而万历皇帝本人极力往各地派遣盐盐税使，为自己大肆敛财，因而这时期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相当的嚣张。顶峰发生在明熹宗年间，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年间，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收受贿赂，拉帮结党无恶不作，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也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这一恶势力团伙，但是由于崇祯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来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宦官的恶劣形迹又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机构

既然明朝宦官能够在这样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国柄，那么他们的机构也必然叠床架屋，异常庞大。前面提到过培养小宦官的内书房，其实那只不过是宦官机构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机构。

廿四衙门

 司礼监惜薪司

 内官监钟鼓司

 御用监宝钞司

 司设监混堂司

 御马监兵仗局

 神宫监银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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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膳监浣衣局 尚宝监巾帽局印绶监针工局 直殿监内织染局 尚衣监酒醋面局都知监司苑局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除了这二十四个衙门外，还有很多部门，比如文书房、中书房、提督东厂、御前近侍、提督京营、南京守备等等，这几个只是宦官衙门中上层的机构，其他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盐酱醋方面的宦官部门还有很多。这些机构中我们着重讲两个—司礼监、御马监。

宦官第一官— 司礼监

司礼监，在宣德年间成为宦官系列中的总领，排于二十四衙门之首，该监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太监第一职务。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到后来，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逐渐发展为一人。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其宠信程度，则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其地位相当高，守备南京的公侯伯都得听他的指挥。排座次时，守备太监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侧左。

司礼监下还有文书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的机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这样司礼监得以掌握国家军政大事的一切机密动态。

司礼监还掌握着宦官衙门的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厂卫。

第二“司礼监”—御马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御马监）掌乃御厩兵符等，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就是说，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御马监相当重要的的一个职能就是统帅禁兵。这一职能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另外，御马监还具有财政职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御马草料场上。至成化时期，由于御马监管理草料场的经验，皇庄后来也由御马监来经营。这样，御马监由于具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权力成为太监机构中的第二热门。

宦官政治的具体体现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另外还设了其他一些机构。但是这样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后来又设置了内阁、殿阁大学士，以后发展为内阁制度。但是内阁毕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类似于一个智囊团的性质，因而他们得到的权力也只是票拟。随之而产生的另一项权力则是批朱，这一特权则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司礼太监批朱时“间有偏旁偏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 ”有这样的权力，有就是改动票拟之权。这批朱权就成了司礼监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

二、操纵厂卫

众所周知的东厂，其实只是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三人担任厂公，人称“督主”。东厂作为一个特务机构，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势非常之大，这一点仅从东厂一把手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如若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督主同为一人，那么此人势力绝对如日中天，非同寻常。

与东厂相呼应的则是锦衣卫。虽然锦衣卫设立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屈居于东厂之下。锦衣卫的官员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这样司礼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锦衣卫了。比如英宗时期王振为司礼太监，而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他的私党，可谓政出一门。

三、插手财政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而在明代，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权却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预。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这便是宦官插手财政的开始。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税务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万历时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万历皇帝贪婪的性格，加之皇宫大兴土木，军费又大量增加，他不断的向各地派遣矿、盐税使搜刮银两。而宦官为了中饱私囊，也不遗余力地增加税务的项目，提高税务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增税、滥税。

在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而其中又以丝织为主，而监督织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揽了下来。在宦官职务中有“织造”一职，而且有提督太监南京、苏州、杭州各一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个地方是绝对的经济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织造所管有基本上以丝织为主，而丝绸又是值钱的东西，所以宦官把持这个职务，使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又加深了一步。当时舆论有这样的呼声“今天下之为民害者，熟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已”，这主要是宦官借织造之名，加大所需织造的数额，营私舞弊，敲诈民财。关于宦官插手财政的方面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统兵监军

关于宦官统兵，大名鼎鼎的郑和就是因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赖的。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也正是由于王振亲自统兵的结果，而汪直更是喜欢统兵打仗。至于宦官监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明末时期，每有战事，将领所到之处则必有监军之太监。而那些太监非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处处掣肘军事将领，因而所打之仗也多败绩。《国史旧闻》中指出宦官监军的四处弊病：侵蚀军实、避敌殃民、遏制大将、谎报军功。

五、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但是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他们所把持。《明史•职官志》中有“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

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另外职官志中还设有南京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等职务。由宦官担任地方镇守和守备，地方行政必然会受到干预，加之宦官的恶劣本性，地方百姓则会严重受到他们祸害。

宦官个例分析—站皇帝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自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则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如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他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刘瑾是怎样一步步控制大权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所以他极尽所能的讨好明武宗。第二，刘瑾掌握了权力最大的宦官机构—司礼监。这样他就能够横行无忌的干预朝政，包括欺压内阁，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礼监强大的权势，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朝臣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时不时的打压不服从他的官员。

还有就是刘瑾设立“内行厂”，这是一个比东厂还要黑暗的特务机构，它监视的层面比东厂更广，甚至东厂，也在它的监视之下，而且用刑比东厂还要残酷。内行厂完全就是一个刘瑾用来打击异己，监视官员和百姓行动的特务机构。

掌握大权之后，刘瑾开始了各种非法和不轨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度的敛财，大肆地收受贿赂。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后来，刘瑾被另外一虎—张永和大臣杨一清算计，被明武宗一举拿下。当武宗得知刘瑾要谋反后，被处以凌迟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宦官政治的影响

宦官横行，宦官势力的蔓延，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分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宦官只听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倾轧内阁和六部的权力，这样就导致皇权的进一步集中。

宦官的恶劣行迹，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由于操纵着厂卫，这些特务便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净是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避开。明朝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疆统治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作为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而魏忠贤秉政后，两党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杨涟上书揭发魏忠贤的24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他命其党羽炮制《三朝要典》、《东林点将录》等，将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统统杀掉。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极力将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力量一直持续到明亡。这也极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他们插手财政，扰乱正常的经济政策。作为矿、盐税使，他们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作为织造，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正常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他们打破了，这样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脚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百姓无法生存，农民起义便会揭竿而起。

宦官监军，加快了军队的腐败，加之设守备、镇守之处又多是边塞要地，导致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明末发生农民战争后，由于各处军队皆有宦官掣肘，导致将领无法有效统帅军队，使农民军得以较为顺利的发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对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诸如撤销丞相，设立四辅官、殿阁等等，这样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处理朝政和其他宫廷事务。这样，宦官的参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预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权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撤销了丞相，这样一来，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皇帝的任务骤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会找人帮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当初就是怕相权过大才撤销的，跳来跳

去就选择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惯例，皇帝所选妃子一概选自民间，这样后宫的素质必然不高，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就会相应的弱化。这样，与皇储接触最多的宦官对皇储的影响就会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对宦官的过度依赖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是历朝历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它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不论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无不是拉着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们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或是对皇权造成了威胁，立即就会被皇帝除掉。王世贞曾经说过，“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像魏忠贤那样，势力权倾朝野，生祠遍立中国，真是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启帝一死，照样还是被崇祯帝一举拿下，最后自缢身死。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午发根除的积弊。

参考书目:

《明史》张廷玉等著 网络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纲主编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与三案》温宫义著

第四篇：中国宦官历史

2011-6-25

简述中国宦官的历史

宦官, 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习称为太监，是指古代宫廷中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成员。宦官一般由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子充任。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宦官与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主要是浅谈一下“宦官”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加深对中国宦官制度的理解，以及宦官制度与中国政治文化之内在联系的最初环节。

一、封建集权体制下的毒花——“宦官”

中国的宦官,产生的年代大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严密、数量之庞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响之范围、持续时间之久远,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宦官并不是中国惟一的独特的历史现象。据考证，宦官具有很强的世界普遍性。距今三四千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印度王国,都曾出现过宦官这一特殊群体。

首先,宦官现象的出现，必须是在私有制、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而且是相当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地区内，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君主专政时代。在中国，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夏商周时期开始，宦官在中国就已经出现。史书所说:“自书契以来,不无阍寺。”这里的阍指宫门,阍寺就是指看守宫门的阉宦奴隶。

其次,宦官现象出现在男性中心家天下的社会。按男系确立血统和父系的继承权，在这样的社会中，男子“家长”成为政治的权威，掌管着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众多女性成为男性主人泄欲的工具，使得宦官这一群体的出现成为必然。

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男性取代女性成为姓氏始祖，需要明确父子间的血统关系，而父子间血统关系的确立，必然以夫妻关系的固定为前提，由此，新的婚姻意识形态产生。原始的祖先祟拜，集中体现在对担负繁衍后代职能的性器官祟拜上。意识形态的另一变化是女子贞操观的出现。宗法制要求血缘的纯正宗主——天子无比高贵，血统也就更加重要。

我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家天下”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据史书记载，夏王有12后妃，到了商代，王妃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到西周时，后妃制度更为完备。据《礼记》所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妇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后宫女性已过百人。如此庞大的后宫，必然要求大量的宦官为其服务，以维持皇宫的正常运转，满足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如何保证帝王的血统纯正和后妃的贞操，不能不成为帝王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证女子的贞操，对犯了男女关系戒条的双方，处以残酷的刑罚。为解决这—问题设立了相应的法律和法律机构。在刑法的设立过程中，宫刑的对象和范围逐渐明确和扩大。夏朝设立宫刑，已有明文记载。商代刑法中，仅有墨、刵、劓、杀四刑，独缺官刑。但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商代宫刑的存在，对象是用

于宫廷内部服役的战俘。

最后，宦官现象的出现，还必须有一个科学技术条件，即社会已出现了成熟的阉割术。魏特夫先生做过一番论证，认为“古代美洲看来没有出现过制度化的宦官”，而在“旧世界的东方社会”，出现宦官现象，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许多主要文明地区都存在着家畜的阉割制度”。加上中国上古医学的发展，也为官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总之，夏商两朗，随着专制王权的确立，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运用国家的力量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为解决维护专制王权、宗法制、血统继承、生活安全等各方面的需求，需要体力、武力上胜过妇女，但又不会同妇女发生性关系的“中性”奴隶。发达的医学为阉割人体提供了可能，法律又为这种残暴行为提供了依据，宦官制度产生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了。

二、宦官的来源

在封建儒家文化主导的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自由相恋被认为是超越礼法的越轨事件。中国的伦理观念向来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然而不管怎样，自西周建立以至清朝灭亡的3000多年历史中，宦官从未间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其来源何在，不能不令人深思。

早期的宦官主要来源于战争时期的俘虏，这包括外国、外族或敌对王朝的俘虏，从年龄上又有幼童和成入之分； 还有罪人或罪人的家属遭宫刑而成为宦官。《诗经·寺伯篇》中的宦官孟子，因被谗言判为罪人，而受官刑。西汉石显、弘恭，因犯法被处宫刑。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死刑，以宫刑代皆．

除此之外，将普通百姓的年幼子弟，阉割后进献或入贡给宫廷做宦官，是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后的一个重要途径。自隋朝废除宫刑以后，切断了把罪犯阉割然后入宫为宦的途径。但历代王朝对宦官的需求从未停止，而且日益扩大，再加上宦官往往骤然得势，对无力取得仕途之人是极大的诱惑，促使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自宫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没有宫刑之名。而有宫刑之实的阉割术，也开始向私刑化和民间化发展。

三、宦官的畸形人生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少、特征最殊、影响很大、但又颇受鄙视的一个阶层，是畸型、残忍、最不人道的产物。宦官首要的心理特点，就是自卑感和权力欲。这种自卑感来自生理上的缺陷，来自社会心理的歧视，来自丧失家庭或被家庭抛弃的悲哀，来自低贱工作而带来的软弱、无知和依附。然而，这种自卑感与巨大的、无法想象的生理痛苦的共存，对心理造成了巨大刺激。

同时．宦官的心理特征又与年龄、出身和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来讲，受儒家思想熏陶较深的宦官不会反抗降祸于他的社会制度，也不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恶，而是采取其它的途径去表达愤怒和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大多数宦官来说，他们出身下层，没有受过教育，有掌握权力的欲望，而无儒学和后人的束缚。一旦得势，会将掌握的权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求其一逞一快，尽一生之欲，从而打乱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如东汉宦官，竞恣奢欲，使海内嗟毒。唐代宦官

手握兵权，劫胁天子，如持婴儿。明代宦官得势者，把持朝纲，成为社会**的重要原因。

宦官的另一明显特点就是报复心理。对于宦官来讲，权力的获得可作为自身所受苦难的酬报，有如药物和麻醉品，这是一种统治别人、主宰别人并让别人经受报复的欲望。某些宦官专权时所作所为，近于胡闹，令人不可理解，但可感觉到在其内心深处有一种向全社会报复的变态心理。

除此之外，宦官的心理特征在其它方面也有表现。在生活上，部分宦官娶妻纳妾，无所不为，里现出种种性变态。在经济上表现出对财富的极大贪婪，为满足贪欲而又不择手段，宦官虽无后代，却广纳养子，荫其子侄。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综上可见，宦官的生理特点引起了心理上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又与社会心理、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矛盾，使宦官心理进一步复杂。在种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宦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和封建政体的种种漏洞，广泛参与了各种斗争，对历史进程造成了极大影响。

二，毒花——“宦官”的绽放及其最终的消亡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最明显的特征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与此相适应，秦汉以至明清的行政组织尽管变化很大，但其演化发展的总趋势则是各级机关愈来愈严密地被皇帝一人操纵和控制，其中，宦官与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西周确立宦官制度开始，各王朝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宦官制度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延续性。宦官机构在长期的演变中，由分散到完整，由零乱到严密，在国家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君主集权不断加强的重要保障。

先秦时期，宦官被称为寺人，主要来源于战俘与受过宫刑的罪犯。西周以后，中国进入分裂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虽出现了个别宦官干政的现象，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之以前也有所提高，但整体来说宦官的势力还比较弱小。

到了秦皇汉武时期，宦官与宦官制度得以成熟。统一的封建王朝，使得封建官僚机构巩固下来，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楷模。其中包括宦官系统．宦官的称号出现，宦官开始具有亦官亦奴的双重身份。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压制宦官势力，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下降。到了北朝，宦官不仅把持内廷高官，而且出任地方长官，宦官干政现象严重，如北魏的宗爱、刘腾干政，给当时的政局与社会地位带来严重危害。

唐时朝，宦官可以正式担任外廷职务，可以担任高级武职。唐中期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凡有节度使和观察使处皆有监军使，形成了一张从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监军网。唐代宦官集团兴盛一时，尤其是掌握禁军的左右中尉、少护军，握有操纵政局的实权；而担任枢密使的宦官，更以内廷宰相自命，以至发展到随意废立皇帝的程度。

宋朝在形式上承袭了唐代旧制，不过，由于宋代君主专制的加强及元代内廷任用贵族管理，宋元时期的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在政治上鲜有作为，社会地位也不高。

明朝建立民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宦官及其宦官制度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明代宦官机构计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为宦官二十四衙门，首脑是

司礼监太监。从明代历史看，宦官全面介入国家生活，机构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各个别域。规模上自成体系，人数庞大，在作用上日益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逐渐成为直属于皇帝而与官僚机构平行的第二行政系统。

清朝建立之初，设立宦官十三衙门，以宦官为主管。康熙即位后，鉴于历代宦官之祸，设立专管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并且制定出了详细的制度严格限制宦官活动，这对防止宦官专权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宦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始终被界定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只是在清末，才出现了安德海，李连英、小德张少数几个宦官干政的现象。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埋葬了延绵数千年的宦官与宦官制度，宦官随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总之，宦官之祸古来烈矣，宦官之论古来多矣。宦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宦官专权乱政的原因等，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能够专权乱政的宦官毕竟只为极少数。同为宦官阶层，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有的性情凶残，有的人忠勇敦厚。

在权阉干政，给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历史上宦官中也出现过不少英杰之士，汉时的蔡伦、司马迁，后唐的张承业，明代的郑和，清末的寇连材等，他们以自己的睿智与正义之气，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书目：

《宦官的历史》，李新伟、谢茂发、欧阳林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正说慈禧》，清·德龄著，秦瘦鸥译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第五篇：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

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为法官主观擅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由心证”式的审讯方式，是运用司法心理分析审理案件的一种尝试。与夏商时期所盛行的“天罚”、“神判”相比，是个历史进步。其次，还要收信相关证据，注意“五听”与证据材料的结合运用。在西周的诉讼审讯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种证据。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及“盟诅”誓言是最重要的诉讼证据，原告与被告双方出庭时，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盟誓或对质。另外，为了取得口供或查验虚实，往往会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诉讼审判活动也注意运用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西周还对疑罪采取从轻处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

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时期。案件审理要经过起诉、调查、勘验等阶段。秦时称审讯为“讯狱”，秦朝处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口供，因此，审讯的重要目的是获得口供。秦朝把审讯制度分为上、中、败三个等级，上为口供、中为刑具、败为恐吓，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实行刑讯逼供。

第二，汉朝时期。首先，刑讯已是汉朝合法的审讯方式。汉朝时期，在审讯过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诘问被询问人，如果诘问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证据，审判官可以进行刑讯。其次，“春秋决狱”是汉朝的一种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决议”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在综合权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基础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罚。再次，儒家思想开始对司法制度有所影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原则，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思想在这一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证。而且,如果问事官为取证而违反此原则,使“有罪者子证其父、弟证其兄、妇证其夫、奴证其主”,问事官则“以违例坐罪”,受到刑事惩罚。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盛行刑讯逼供之法，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的酷刑得到广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时，一些司法官员为了刑讯逼供，发明了一种重量很大的颈枷，甚至还用石头缒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时，发明了“测罚”逼供之法，对拒不招供者采取断食饥饿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陈武帝时，又发明了更加野蛮的“测立”酷刑，对受审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强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个仅能容纳两脚的圆顶土垛上，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这些刑讯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蛮黑暗，也折射出当时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

第四，唐朝时期。首先，唐朝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唐朝在继承“亲亲的首相匿”原则的同时，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四代以内的亲属、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认定的证据有当事人的口供、物证和旁证。口供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许考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考讯必须是在有其他旁证，但在事实仍然不清的情况下，由主审官和其他参审官员共同决定，进行考讯。考讯只可用常行杖，次数不得超过3次，每次考讯间隔在20天以上；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经过法定的考讯程序，当事人仍不供认的，取保防人。考讯不得适用于享有议、请、减等特权的贵族官僚，老幼笃疾和怀孕、生产的妇女等等。考讯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唐朝证据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违法刑讯逼供的责任、同居相为隐的作证规则。

第五，宋朝时期。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比较发达。首先，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高、发展成就大的是检查勘验制度。宋代时期，法律明文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规定检验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还规定检验必须做笔录；法律还明文规定检验人员的组成及其责任。宋代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检验学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录》、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洗冤集录》的贡献最大，它对法医学鉴定和现场勘验所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他被传到了很多国家，是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其次，书证在宋代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非常广泛，而契约是书证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诉讼纷争发生时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证据。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明朝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有：三司会审（即由司法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审理）、圆审（即九卿会审）、朝审（即对已决在押囚犯会官审理）等等，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证。明朝时期，出现了厂卫干预司法，这虽是明朝法制一个重要的特点，但它实际上破坏了司法。厂卫假造证据、严刑逼供，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时期(1840年以前)。清朝对刑事审判中的“尸格”（即尸检报告）、“赃证”、“失单”等证据有很多规定。而证人证言、被害人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种，口供是定案的关键。清朝还规定了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验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勘查，搜集新证据。还规定了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应当予以惩罚。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国法律制度开始受西方的影响而逐步转型，传统证据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证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编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随后又编定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标志着传统证据制度的终结和国近代证据制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