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第一篇：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

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第二篇：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十分紊乱，豪强拥兵自重，为保证兵源，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推行士家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兵制，其特点在于：兵民分离，兵民分籍。世袭当兵。役使繁杂，劳逸沉重。控制严酷。身份卑贱。十六国北朝时，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仗本族的军事力量实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袭下来的士兵制。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军府所在均田民中财富力强之人。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皇帝之所以能够控制政局光剑在于有效地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在魏晋南北朝混乱割据的时代，有效控制军队更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属，禁止将领拥有私兵，因此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强大，对军队能够能够做到令行即止，指挥若定。孙吴皇帝通过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统驭将领，或者说是通过与将领的妥协来实现。东晋皇帝对北府兵的统帅权是通过驾驭北府兵将领来实现的。部落兵制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长身份对中原地区实现武装割据。

第三篇：7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制度是指国家武装力量统帅权、指挥权的归属，国家武装力量结构，以及兵役制度。

一、武装力量统率权、指挥权的归属

（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

军队中班有中共党员，排建有党小组，在基层连队设立党支部，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委。

在军队中设立的各级党委是军队中的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党委对所属部队的一切组织、一切部门、一切人员实行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除紧急情况下可以由首长临机处置外，都必须先由党委作出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

未经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插手、过问或处理军队问题，更不允许擅自调动和指

中国共产党禁止除共青团之外的其他任何党派、政治团体、政治组织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其他组织和如果参加军队，必须与原来的组织脱离关系；军队中，未经党组织的批准，不允许建立任何性质和形式的小团体、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才能委派军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向军队委派干部。

（二）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同一机构；

国家军事委员会是并列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高国家机构之一。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全国人民代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可连选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任职资格的限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二、武装力量的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是国家的常备军，主要担负防卫作战任务，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队平时按照规定进行训练，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战时根据国家发布的动员令转为现役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维护社会秩序。

民兵在军事机关的指挥下，担负战备勤务、防卫作战任务，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三、军事领导指挥体制

在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设有总部、军种、兵种、军区等领导机关；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总队机

（一）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指挥体制

人民解放军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装备部，既是中央军委的工作机关，又是全军军事、政治、后勤、技术装备工作的领导机关。基本任务是：保障于作战和建军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

1、人民解放军的总部机关

（1）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工作机关，是全国武装力量军事工作的领导机关，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组织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组织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设有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军训部、军务部、兵种部等

主要任务是：拟订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指挥和实施各军种、战区的作战行动；拟订和组织实施量建设计划，掌握军队的组织建设、军事训练、装备计划和行政管理事务。

(2)总政治部

总政治部是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组织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设有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文化部部、军事法庭、军事检察院和解放军报社等，辖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

总政治部的基本任务是：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指示，确定全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并指导下级机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军织体制和机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规定。

(3)总后勤部

总后勤部是负责军队物资、卫生、技术、运输等方面供给的机关。

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车船部、油料部、基建营房部、军事交通部、军需生有20多个部队、院校、物资供应和科研等各类性质的直属单位。

总后勤部的基本任务是：计划和实施全军后勤工作，制定并监督贯彻后勤工作条令与规章制度，组织全军后勤教学研究。

(4)总装备部

总装备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的武器装备建设工作，设有政治部、科技委员会、综合计划、军兵种装备、陆军装备通用装备保障、电子信息基础、装备技术合作等部门。

2、军种、军区领导机关

（1）军种领导机关

海军、空军领导机关是中央军委领导管理海、空军的业务部门和海、空部队的领导机关。基本任务：遵照中央军建设和作战的方针原则，领导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

海军领导机关

编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修理部，各战备海区设舰队。

航空兵部单设。

空军领导机关

空军领导机关编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航空工程部。

各军区设空军机关，受军区和空军双重领导。

（2）军区领导机关

军区是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组织。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联勤部等领导机关,并下辖一定数量的部队。

军区主要负责辖区内诸军、兵种部队合同作战的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技术保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

军区按照所辖军事区域的大小，分为大军区，省、自治区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

大军区

大军区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辖一定数量的部队、省军区（也称小军区）和军事院校。

目前有：沈阳、北京、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南京7个军区。

省军区

省军区受军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党委的双重领导。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担负边防、海防任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设立省军区、卫戍区和警备区。

全国共有27个省军区，1个卫戍区（北京），3个警备区（天津、上海、重庆）。

军分区

军分区是在地级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属省军区领导，受省军区和中共地（省辖市、自治州、盟）委导，负责所在地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

人民武装部

在县（旗）、大城市的区、部分县级市设人民武装部。

人民武装部属于地方建制，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

少数边疆地区的人民武装部属军队建制，由现役军人组成。

（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

1、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指挥关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

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

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

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业务上分别归公安部和国土资源部、国家冶金管理总局、交通部领导。

武警森林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

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编制部队大体相同。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自己的服装式样、识别标志和军衔等级，其内务制度、纪律要求、队列基础训练和政治思想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条令、条例和规定。

2、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总部机关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领导机关是武警总部。

总部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3、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地方机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武警总队，地区(地级市、州、盟)设支队，县(旗、县级市)设中队或大队、站、所。有有直属支队，按支队、大队、中队、排、班的序列编制。

四、兵役制度

兵役制度，是国家关于公民参加武装组织或在武装组织之外承担军事任务、接受军事训练的制度。

中国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一）义务兵和志愿兵制度

公民有义务服兵役。

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22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根据军队需要，可以按照上述规定征集女性公民服现役。

义务兵在部队服役，是为国家尽义务。

国家对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政策。

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为2年。

义务兵服现役期满，可以改为志愿兵。

（二）民兵和预备役制度

民兵是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

预备役是公民在军队外所服的兵役。

义务兵和志愿兵退出现役时，符合预备役条件的，由部队确定服士兵预备役；经过考核，适合担任军官职务的，服军

28岁以下的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18岁至35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

（三）军事训练制度

未服过现役的基干民兵，18－20岁间，应参加30－40天军训；专业技术民兵训练时间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延长。

预备役士兵的军事训练，在民兵组织中进行，或者单独进行。

预备役军官在服预备役期间，应当参加3－6个月军事训练。

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

五、国防部

国防部是国务院的军事工作部门。它的基本职能是：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

国防部的工作由解放军总部机关分别办理。

第四篇：清朝军事制度

清朝军事制度

八旗与绿营

入关以前的八旗军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①。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① 《清文献通考》卷179。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

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①。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

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①。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②。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③。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④。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5。

①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1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① 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 年2 期。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

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

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

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五篇：清朝军事制度

清朝军事制度

八旗与绿营

入关以前的八旗军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①。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① 《清文献通考》卷179。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

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①。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①。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②。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③。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④。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5。

①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1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① 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 年2 期。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

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