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第一篇：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一、监察组织与机构

1．秦朝

•秦朝首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监察官吏称为御史，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其职权：一是掌法令，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二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三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

–2．汉朝

•汉承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汉代的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有：

–(1)司隶校尉，其职“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为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规定“以六条问事”。

–3．魏晋隋唐

魏晋时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此外，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玄宗开元间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监察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首先，弹劾的范围扩大了。其次，允许御史“风闻弹人”而不一定要有实据。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比唐代严密。州、府、军、监均有通制官，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制：

–(1)监察机关的地位明显提高；(2)监察机构进一步充实；(3)元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由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增设13道监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师和地方监察工作。建立了监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还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组织。负责监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8．清末

•清末监察机构并无变动，光绪十八年修订公布了《钦定台规》，确定了行政监察的基本纲要，类似监察法总则，其后修订颁布的《都察院则例》，类似监察法的分则。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察院，作为中央五大机关之一，对官员行使监察权。

二、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从机构设置来看，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始终是分立的，从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统，中央御史台，明代改为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而大理寺、刑部分别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和复核机关，三者合称“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地方监察机构直接隶属中央，与地方行政互不统属；从权力职责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察机关始终是司法机关的监察主体，对司法机关行使着监督权。

第二篇：浅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十个基本特点

文章标题：浅析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十个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监察机构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监察官统称御史，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东汉光武帝把御史的官署从皇宫里搬出来，并入兰台（收藏和

管理宫中典籍的机构），御史的长官叫御史中丞，他办公的地方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或兰台。东汉御史台名义上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宫中服务性事务的部门）。三国时曹魏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这是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从此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显要了。唐模仿隋在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同时在御史台下设三院，即台院（御史台本部，处理台内日常事务）、殿院（在宫廷举行重大仪式时纠察礼仪）和察院（主管弹劾百官），监察机构进一步完善。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突出了唐代察院的职能，说明御史工作的重点更加明确。同时设置六科（有点像今天监察部的派驻机构），对中央主要部门实施对口监察。六科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又得到加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特点是不断削弱相权、不断加强皇权，监察机构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而不断地被强化。

（二）监察官是皇帝的御用工具

清初编纂的《钦定台规》明确说，监察机构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监察官是皇权的耳目工具，他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维护皇权。三国时的曹操为了树立权威，特设了校事一职，执行监察和军事执法官的任务。校事的职位很低，但权力很大，完全秉从曹操的旨意行事，是典型的鹰犬与爪牙。宋代不仅中央御史台直属皇帝，地方的监司和通判也直隶皇帝。明代的都察院和六科都归皇帝直接领导。清代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监察官的考选、差遣、内升以及外转都由皇帝说了算。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监察官御用的性质，这种御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监察官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履行职责。

（三）一般监察官秩低权重，以小监大

古代统治者对监察官职级的配置十分微妙，高级监察官的职级有增高的趋势，而作为工作骨干的中下级监察官的职级一直不高，但却可以监督、弹劾高级干部，即所谓以小监大。高级监察官指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前者隋代为从三品、宋代从二品，到元代为从一品；后者隋代为从五品、宋代从三品，到元代为正二品。明代的左、右都御史均为正二品。做具体工作的监察官的职级却不高。汉武帝派出的刺史，论职级只有六百石（当时没有品），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令的级别，却能监察职级二千石的郡国守相，权力很重。隋代的监察官为从七品，宋代为从七品，元代为正七品，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而他们弹劾的对象却是从一般官吏到宰相。这种设计可谓用心良苦。清人赵翼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职位低的人顾忌少，可以大胆工作，同时也听话，便于管理。从当年的实践看，还是行之有效的。

（四）对地方官的监察割裂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

这种做法始于汉武帝，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在自己的监察区内进行巡察。巡察时“乘传（公家驿站马车）周流”，年底回京汇报。唐代在地方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出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巡视。明代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配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巡地方。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巡视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的成功之处，就是用流动的方式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系割裂开来，保证监察官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这个理论的创始者是战国时的商鞅，他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虽然官员人数很多，但他们担任同一类的职务，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让他们彼此监督是不可能的，他们利害关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就好比让马夫监督马夫，行不通。假如马儿能够说话，就可以监督马夫，因为马儿与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按照他的观点，只有确立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概括成一个公式，就是“流动的方式——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马儿说话”。这里马儿说话是关键。让马儿开口，机制就是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而割断这一层关系的途径是采用流动的方式。汉、唐、明统治者践行了商鞅的监察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

（五）在府县一级不设监察机构

元代以前地方没有固定的监察机构。到了元代，先后在行省这一级设立了几个行御史台，行台之下有诸道肃政廉访司，共有二十二道，是地方正式的监察机构。元代地方行省之下的行政机构依次为路、府、州、县，道是在中央的中书省、地方行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监察区划。也就是说，在州县（大致和今天的县相当）一级是不设监察机构的。明代地方行政机构是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之下是府、县两级政权。明朝初年，朱元璋只在行省一级设立了提刑按察司，主管监察工作。到清代，地方上有省、道、府、县四级。省一级保留了明代的按察司，道（包括守道和巡道）这一级是个创新，有点像现代行政区划中的地区行署，因与监察有关，勉强可以

算作监察机构。但道以下的府县没设监察机构。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成为必然之举，但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在省一级设立监察机构的必要性无需赘言，省以下或者确切地说在府、县一级呢？朱元璋曾一度设置监察机构，但不久就罢除了。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府、县的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府、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按照商鞅的理论，有效监察的前提是割断监察者与被监察者的利害关系。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行政官员的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脱的，易于行使监察权；省一级监察官与同级行政官员虽然藕丝难断，对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是超脱些，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最低一级府、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脱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如果一个监察官无法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六）监察工作为封建政治服务

古代监察官的基本职责是查办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如荐举人才，言事谏诤，参与司法审判，监督财政、宫廷礼仪、学术、军队，维持治安，赈济灾荒等。看起来很杂乱，但都是围绕一个大局，即为封建政治服务。这个政治就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秩序。当然，在不同时期工作的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汉武帝给十三部刺史规定的六条任务中，除第一条监督豪强大族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的。因为当时经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诸侯国的势力大为削弱，已不能构成对中央的威胁，而郡的官员（西汉初在地方实行郡和国并行的双轨制）不执行中央政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加强对郡守的监督就成了监察工作的重点。古代重视宫廷礼仪，所谓“礼仪征伐自天子出”，是王权的象征。在唐代，御史台下面有一个专门负责维护宫廷礼仪的殿院。统治者通过这些做法严格规范封建等级制度，进而达到维护皇权威严、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古代监察官与司法的关系密切。唐以前，监察官可监督案件（相当于今天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审理，纠正冤案错案。到了唐代，监察官可以直接参与审案工作了。明代都御史可以参加大要案的审理，当时大的案件由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清代也是如此。从监督的角度讲，唐代以前，监察官是事后监督（纠错只能在事后），唐以及明清变成事中监督了。当然，监察官参与审案不符合今天司法工作独立的要求，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应该不受其他部门和个人的干预。但是古代社会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而且司法腐败（即贪赃枉法）相当普遍。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治的方法去监督制约，在当时的体制下，恐怕只能如此。这是服务于封建政治的需要，结果是监察官的权力向其他领域延伸了。

（七）监察工作交叉，监督者也被他人监督

古代统治者用监察官监督行政官吏的同时，又对监督者施以监督，同时让监察官之间彼此监督和制约，所以在制度的设计上有意识地进行职权交叉。西汉中央的监察系统中，司隶校尉监督京城百官，包括丞相司直（由丞相直接领导的监察官），还可以监督地方七个郡（三辅、三河和弘农郡）的官吏，但他又受御史中丞的监督。谏官的本职工作是言事谏诤，到了宋代，御史可以谏言，谏官可以弹劾，两者的职责混淆了。宋代地方上的监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和漕司）都负有监察的职能，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监督转运使的走马承受之间的工作，有许多是扯在一起的。明代中央的督察院监督百官，六科监督中央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的官员，两者监察的对象有重合的部分。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理论上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官员。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就是机构重叠、臃肿，钦差大臣满天飞，各方推诿扯皮，监察工作效率低下。

（八）谏官组织基本上是摆设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除了监察官系列外，还有一个谏官系列。谏官的职责最初是言谏，后来又加上了封驳。言谏是提意见，封驳分封和驳两个方面。封是对上的，指对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指示认为不当，可以送还；驳是对下的，指对臣下的奏章认为不妥，可以退回。《旧唐书》总结归纳了谏官工作的几种方法，总的精神是表述意见时要尽量婉转，而且要看皇上的脸色行事。所谓言谏，多数时候是摆样子的，像李世民那样善于纳谏和魏徵那样敢提意见的君臣，毕竟凤毛麟角。宋代有了专门的谏官机构，同时谏官和监察官的职责开始混淆。元代废除了谏官机构。到明代，六科给事中兼有监察官和谏官的责任。但在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实际上只有“驳”下而不能“封”上。不能“封”，谏官也就不成其为谏官了。清朝雍正皇帝继位后，觉得连摆设的必要都没有了，索性把六科并入都察院。虽说有监察官和谏官两个系统，但谏官的作用根本无法与监察官相提并论。

（九）监察官选任的标准很高，日常的管理很严

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监察官的选拔和任用，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特点越加明显。总括选拔监察官的标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在人品上要求刚直不阿和公正廉明；二是注重文化素质；三是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四是实行回避法。由于严把入口关和管理关，在多数时候保证了监察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十）监察制度的作用是弹性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有制度但不一定按制度办事，制度有时也不管用。监察制度的作用，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因时而异。在新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比较清明，在这种客观环境下，监察制度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在王朝末世或遭逢政治黑暗时，监察制度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制衡调节作用，有时甚至形同虚设。明代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日益激烈，监察官也参与其中。他们非但不能击浊，反而以身事逆，助长了官场上的坏风气。二是因人而异。由于监察制度是为加强皇权设计的，这个制度的作用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历史上一些有所作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代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在位时，都懂得利用监察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在许多时候能够支持监察工作，因而他们在位时涌现了一些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监察官。但如果皇帝昏庸，监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些秉公执法的监察官还会受到迫害。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记载，清代受到处分的监察官达300多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工作中因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受到打击报复，或者因皇帝听信谗言受黜的。三是因事而异。查小不查大，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元代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监察官员的工作，就是“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在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首先它是皇帝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次又是地主阶级内部维护封建特权、协调利益关系的制衡器。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个整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又有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监察制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意志以及他们之间利益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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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学 院

班级：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学号：107506218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监察制度是指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惩戒的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历史源远流长，体系严密完备。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孙中山先生曾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弹劾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是“自由与政府中间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监察机构独立化。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独立。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为御史府的最高长官，又领副丞相之职，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东汉御史台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实行，标志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表现了监察与行政分离的趋势。但御史台在组织上却隶属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独立性。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及至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不仅独立，而且健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监察，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台在皇权领导下的独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给事中作为六部的部门监察机构，在编制和地位上完全独立，只对皇帝负责，不附属于任何机关。而清代的都察院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职权上，都超过了前代。不仅如此，地方的监察机构亦是独立的，垂直于中央领导，如汉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监司、元朝的行台和肃政廉访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台管理，而明朝的督抚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隶属于都察院，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无权对其发号施令。监察机构的独立，为监察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2．监察官员选任制度化。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监察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察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通观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均严于一般官员，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一是在个人品德上，要求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敢谏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监察官员说：“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品。”因为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监察官员，才能身当“风霜之任”。二是在学识上，一般要求监察官员“学识宏博”、“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文词畅达”，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汉魏时选用御史一般通过察举考试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监察官员大都选自进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说：“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他甚至作出规定：御史之职，“勿复用吏”。这表明了中国历代王朝对监察官员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三是在经验上，要求监察官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

3．监察方式多样化。为了有效地通过监察控制内外百官，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监察方式。从组织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设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又在各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亦有遣使监察，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从监察内容上看，有对财政、仓库、立法、司法、军事、人事和礼仪等等方面的监察。从监察的实践形式上看，有接受检举、控告；采访调查、深入部门定期检查、重大政事活动亲临督察以及考课监察相结合、常驻巡回相结合的监察方式。不仅如此，为了制约监察权力，有效地防止失监现象发生，大多数朝代还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监互察机制；反监机制主要是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如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史的监察，“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4．监察制度法律化。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监察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监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监察官吏的职责与纪律等。早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监督与惩戒即已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国李悝的《法经·杂律》亦为惩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秦初，国家亦颁布了察吏律令，《秦简·语书》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就规定了监郡御史的工作对象和职权范围，同时规定了辨察良吏和恶吏的细则，作为监察官员的执法依据。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是“朝廷授权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古代性质较为明显的监察法规”。而汉武帝亲自制定的刺史《六条问事》则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奠定了地方监察法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向。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

1．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2.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国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除了要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对监察官员选任的三项标准和要求外，还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

3．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盛衰之理尽收其中。监察制度之演变从一个侧面窥见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四篇：2018年高考热点复习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2018年高考热点复习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导入：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监察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复习：我国目前的临监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监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监察体制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摘自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当代启示

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 材料二

元朝至元五年（1268年），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随后，《行台（行御史台）体察条例》等法规陆续出台并录入《元典幸》。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对御史 台负责，《定台纲三十六条》规定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定台纲三十六条》规定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懋司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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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根据上述材料，概述十九大提出的我国要建立的监察体制和元代监察体制有何异同。

同：监察法规不断完善（监察有法律保障）；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监察体系；扩大了监察职权，提高监察官员政治地位；监察机构相对独立。

异：十九大提出的监察体制对所有公权力公职人员全覆盖监督；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从上到下、自上而下实行全方位的民主监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人民负责。

元朝的监察制度只对政府部门和行政官员监督，是自上而下的监督；监察部门对皇帝负责，为专制制度服务。

考点回顾：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历年高考真题（2012·全国课标卷）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300万钱的豪族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当时(C)

A、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 C、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2013•大纲全国)中国历史上有监察区转为行政区的现象，如汉代的州、唐代的道、宋代的路。这体现出(A)A．中央集权促成地方行政制度变迁

B．经济发展导致地方行政区域调整

C．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越来越弱

D．疆域变化影响地方行政区域设置

(2016年浙江卷)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强化，往往通过削弱相权、完善监察体制、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手段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架构的设计与职权的变更较为突出。下列选项中，在地位和职权大体相当的一组是(B)

A.东周诸侯国与元行省

B.唐政事堂与宋中书门下 C.西汉州刺史与明监察御史

D.宋提点刑狱司与明通政司

知识巩固和能力探究

材料一

秦朝建立了从上至下的比较系统的监察机构，并将这个机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秦朝中央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大夫寺，其最高首脑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尊，是副丞相，主要职责就是统率监察官员……。御史大夫之下设副职御使丞、御使中丞各一人，统率众多的御使。御使一部分在中央负责日常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机构，负责对郡县两级官员的监察，又称监御使、监察使，或简称郡监。……这样，中央和地方官员，莫不在监察机构的监控之下。秦朝建立了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垂直的监察系统，这个系统直接向皇帝负责。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的监察制度及其主要特点。

制度：在中央设御史大夫，负责国家监察事务；在地方各郡设监御史，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

特点：监察系统垂直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直接向皇帝负责。材料二

贞观六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廪浸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上许之。”

贞观十八年，太宗本人对当朝重臣做了精当评价，其中，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愈违“，岑文本“性质敦厚”……戴宵性贞正，死时“宣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

（高宗永徽三年）政府颁布《唐律疏议》规定：（官员）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

——摘编自王春瑜《中国反贪史》

据材料二，概括唐朝反腐败的举措。

举措：高薪养廉；褒奖清廉官员（或树清廉典型）；严刑峻法

材料三

在汉代，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 …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明代将御史台改为纠（都）察院，专门监察政府。

—摘编自管华《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

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化趋势，其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变化趋势：由监察政府、皇帝至只监察政府；监察权独立行使。本质问题：皇权不断强化。

材料四

宋英宗欲擢王畴为枢密副使，封驳官钱公辅认为王畴“素望浅”，不宜擢升。英宗不仅不采纳其意见，反而贬钱公辅为滁州团练使。

—贾玉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

根据材料四分析古代中国权力监督的局限。

局限：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服务并受制于皇权，实际效能有限。课外探索

查阅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深对本节知识的理解。

第五篇：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当前反腐工作3

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当前反腐工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又遇到新的挑战。中央领导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既置身于多极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和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因素的存在，给解决腐败问题增加了复杂性。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消除，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有些不正之风还比较突出，腐败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就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和“政之理乱”的关键。在当代，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强调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用较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我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中阐述了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特点，指出了当今社会权力与腐败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有确立并有效实现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才可能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前的萌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清末至民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时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由两大系统构成：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相对于君主的权力而言，各诸侯享有大量独立的权力，君主既无力也没有对其进行监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们都很难说这些诸侯及其所属的官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适应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而产生的。

（三）半殖民半封建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840年至1949年。在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变化巨大、类型多样，不但具有封建监察制度的残余，而且还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资产阶级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的存在；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监察制，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

（四）社会主义时期

新中国监察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更快的发展。

尽管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设计十分精细严密，但是由于皇帝不放心臣下可又无力控制所有臣下，导致监察官系统内部或互相制肘或互相勾结，尤其是监察系统与行政和军事系统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官官相护，包庇徇私，不了了之的事无法杜绝，根本不可能彻底铲除腐败。这种监察毕竟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的，归根结底逃不出人治的范畴。人治与法治根本性的冲突也因此已经决定了：无论多详尽完善的监察制度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好坏影响，权力以外的腐败虽然可以抑制，权力本身的腐败却无法抑制。当今社会的权力与腐败问题

从历史中不难得知：权力是腐败的来源。现如今，产生腐败的原因虽然来自社会、制度、经济、环境、道德、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但权力滋生腐败已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事实，腐败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营私舞弊，利欲横流、世风败坏等问题，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特权观念，特权现象，主要表现形式有，居功自傲，言论和行动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独断专行，实行家庭制；用人唯亲，排斥异已；开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特殊化等，这些特权的膨胀，必然是腐败现象的发生 现阶段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直接相关。

（一）权钱交易：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案件一半以上发生在经济领域，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中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在任职期间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作为地方上权倾一时的移动公司一把手，并担任过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他那里，权力却变成了谋私的特权。

（二）权权交易：一种是我用权力帮你办好这件事，你用权力帮我办好那件事，互为方便，互得利益。中央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自己管辖之下经商做买卖，那么就演变为我的子女到你那里经商、做官，你的子女到我这里经商、做官，互相照顾。另一种是买官卖官，我花钱从上级那里买来一个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再把一些权力卖出去，不顾礼义廉耻，其中不少人上当受骗，如果不首先把公共权力演变为特权，怎么可能拿来为自己的私利做交易？

（三）权色交易：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他们包养的情妇，并不是纯粹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权色交换关系。官员看中的是美色，情妇看中的是权力。所以，一旦权色交易的关系建立起来，官员帮助、庇护情妇经商办企业或给予其他利益，便成为普遍现象，如目前网络上给全国官员包二奶所定的九项冠军： 1．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2．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3．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9 5本，标本236份。4．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5．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知识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6．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 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 000元。

7、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8．和谐奖 ：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9．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他们共同演绎出一幅贪官集淫乱、权乱于一体的“群魔乱舞图”！

（四）纵权享乐：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本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公权变成了自己的特权，成为追求享乐、奢侈浪费的工具。温家宝分析民调中有115宗民众共鸣严重的都是呼吁、控诉、抗议，是随时发生的定时炸弹，并举出每天发生的统计数字： 其中；每天数以万计人次要求游行、示威、集会维护人权，争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应有的权利； 每天有数以十万次计的民众上访、信访；每天数以七万次的党、政干部挥霍、侵吞人民财富于享乐； 每天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资產流出境外，进入当官的及其家属的口袋； 每天领导干部都在说假话，说空话，弄虚作假，混日子，发横财。此为多年前统计，迄今的数据肯定还不止。

制约当今社会权力腐败的建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一）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

（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

（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

（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二）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三）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总结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腐败防治的可行性。腐败、是现代社会政治的瘟疫，是国家权力的蛀虫，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既要从严治标，又要着力治本，把治标与治本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进程中。要继续保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依纪依法查处各种腐败行为，严惩腐败分子；要从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入手，切实纠正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等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风。要适应形势发展和斗争深化的要求，逐步加大治本力度。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