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第一篇：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

一 演变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 1

年）始设两广总督；宣宗宣德年间在关中、江南等地专摄巡抚，都成定制。这样，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统属但相辅相成，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其四，法律制度上的贡献。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为一部正式的监察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公元1439年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出台打下了坚定的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考满、考察相辅而行”的考核制度，厂卫秘密监察的特务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明暗结合的监察网。这样，督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再加上监察法规的辅佐，使明朝的监察制度十分严密。

二、独特之处

明朝监察制度健全,地位突出,监察内容非常广泛,与明以前的各朝代监察制度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1.监察权相对独立 我国监察权相对独立,由来已久,到了明朝,其独立性更强。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形式上要受都察院的节制,但行使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六科给事中更是独立一署,直接就六部事务向皇帝上奏。同时,御史的委任权属皇帝,而不是吏部。这就保证了御史在行使权力时不受干扰,而具有权威。2.监察范围广泛,权大威重 明朝上至官府,下至民间,无一不在监察之中。监察权的监察范围很广泛,行政、司法、军政、警政、财政、教育、考试及一切朝令和祭祀的典礼,都要受到监察。最突出表现在:(1)监察范围涉及思想和学术领域;(2)拥有很大的司法权,明朝六科给事中轮值时握有一定的案件终审权,巡按御史亦可直接查处违法失职官吏;(3)对官吏的陟黜任免有相当大的法定议定权。另外,明朝监察御史都有“风闻弹奏”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断”[5]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弹奏惩治官员。3.位卑权重,禄薄赏厚 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秩仅九品的芝麻官,但他们上至规谏君主,奏劾勋戚旧臣,下至黎民百姓,均在其纠弹范围之内。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微妙,位卑但赏厚,御史工作有成绩,则可以超擢为三品组织按察使。明朝顾炎武对此有所评价:“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6]。事实是,位卑则吝惜官位之念轻而敢于斗争;权重则执行任务不受阻碍而易于立功;赏厚则立功之心切而勇于奋进。故此明朝御史都能行其职权,不避权贵。4.监察制度严格,不避权贵亲属 明朝监察制度严格,监察监督官员多能秉公执法,对贪官污吏,惩处甚严,有些甚至剥皮示众。对于皇亲国戚,亦不宽容。宣德时,直隶巡按白圭弹劾武定候郭铉纵容家人抢占民田、拆毁民居、掠夺天津、屯田千亩一事,郭铉虽获宽宥,其家人却受到严厉惩处。更难能可贵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不避权贵亲属,坚持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原则。附马都尉欧阳伦,是朱元璋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洪武末年,他几次遣家人违禁贩运私茶,“所至绛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勘,以闻”[7]。朱元璋不以至亲曲宥,下令赐欧阳伦死,周保等伏诛。

5.慎重人选 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非常重视,除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多所匡正。6.对监察官员规定严格纪律并制定互监制度 监察官员权力很大,在其行使职权时,并有法律保障。但也并非任其无限发展,而是有所制约。《大明会典·卷二零九》对所有监察官员都有数条规定,内容多为“纪律”与“处务”方面。如禁嘱托,“凡都察院官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违者如常人加三等,有赃者,从重论。”核公文:“凡监察御史,行过文卷,从都察

院磨勘。按察分司行过文卷,听总司磨勘。如有迟错,即便举正,中间果有枉问事理,应请旨者,且实奏闻。”纠不当:“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历去处,所问公事,有拟断不当者,监察御史、按察总司,随即改正。当该吏典,罪之如律。仍将原问御史及分司官,拟断不当事理,具奏,得旨方许取问。”察善恶:“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历去处,所闻有司等官,守法廉公,廉能昭著,随即举闻。若奸贪废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拿问,其应请旨者,具实奏闻。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从重论。”[8]7.特务监察的出现 历代封建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任用特务,秘行伺察,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人民的统治。但是,把特务监察组织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始自明朝。这种暗访的监察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明朝专制主义统治的极端发展。监察制度至此,机构完备,上下相维,左右交错,明暗并行,全国人民都处于一张以皇帝为总纲的监察网之中。

三、评价

明朝监察制度是在总结历代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的。它无论在组织机构、官员的设置,还是职权范围等方面,都进一步完备、系统、严密、简便和规范。这一严密的监察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督，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一方面直接参预并予以监控官吏的选拔、简任、考察等方面，对于整肃吏治、提高官员素质有重要作用；而且，言谏官谏天子、纠朝廷，也树立了秉公办事的典范。然而,由于整个封建政体的腐朽,监察制度本身也无一例外地弊端丛生,这使其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如下:1.皇权高于一切 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其建立与发展与皇权膨胀息息相关。明朝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即是明朝中央集权的产物。这样,明朝监察制度本身只可以附庸皇权为最高原则,监督和制约皇权以下的官吏,很难从根本上触及皇帝。明朝御史和言官的职权、任免、考察、黜陟,都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其权力来自皇权。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正所谓“御史纠弹,皆承密旨”[9]。遇到开明的君主,监察机关有时尚可成为“纠百官罪恶之司”。即便明君,亦往往凭个人好恶恩怨亲疏阻止监察工作的正常运行。如果遇到昏君奸臣当道,时局动荡,法制败坏,监察机关则往往成为包庇贪官污吏和制造罪恶之司了。嘉靖皇帝就曾多次驳回御史、给事中的弹劾,对严氏父子一味袒护。正德皇帝时,宦官刘瑾专擅朝政,残害百姓,长期逍遥法外。万历时张居正控制下的监察官员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这样使得监察机关的工作大打折扣。至于在皇权专断之下,正直敢监的监察官遭杀身之祸的情况更比比皆是。嘉靖三年,群臣因谏诤大礼事件,廷杖丰熙等134人,被廷杖死者16人之多。明代前期,皇帝开明,言路稍宽,监察官能较好地直言纠劾,因此升迁多而贬谪极少。到了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干政,厂卫猖獗,阁臣倾轧,党争纷起,监察权不断削弱。虽然他们仍能恪尽职守,但大多数惨遭诬陷入狱、贬谪。正因为监察制度以“为君尽忠”为宗旨,因此监察制度的作用大小,都取决于皇帝的开明程度。2.御史职权过大 明朝御史“代天子巡狩”[2],权力极大。与地方承宣布政使平列,威福尤过之,每至府县,官吏晋见时,须行跪拜礼。这不仅干扰了地方行政机关职能的发挥,而且为御史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提供了条件。另外,监察官范围涉及到了思想学术领域,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之狱,使得社会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读书人只得俯首听命,无所作为;而且对于思想言行的监察也损害了监察制度本身的严肃性、确定性和规范性。更有甚者,明朝御史有“风闻言事”的特权,这虽然对一些御史有某些督促和鼓励作用,但却对另一些御史不负责任地攻击他人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样一来,冤滥无辜,生灵涂炭的情况时有发生。明成祖时,御史陈瑾劾治建文死难臣子,株连数百余家,许多御史皆掩泣,而陈瑾却说“不治此狱,则吾辈无名”,其无法无天可见一斑。这种特权使监察工作失去严肃性。明代学者邱浚对此曾进行评论:“风闻言事,此岂治朝盛道之事哉!„„苟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入言,即形之奏牍,置之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3.以附庸皇权为己任的监察制度无法摆脱自身腐化的趋势 不法的监察官员贪污纳贿,威福任情,严重影响着监察机关职能的发挥。这种情况在明

中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监察官员常有考察不实,敷衍塞责,举劾不公,攀附权贵、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之事发生,到崇祯年间,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大臣梁廷栋曾奏称:“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10]这种情况使得监察官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其监察任务。4.监察官员参与朋党派系之争 随着明朝封建政治的腐败,统治集团中经常出现党争。嘉靖以后,门户朋党之争尤其激烈,监察官员也都卷入了这些政治斗争,充当党同伐异的鹰犬。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大规模的“京察”、“大计”之争,几乎把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卷进去了。监察官员的卷入,不仅使监察机构的作用流于形式,言官重于空谈、轻于实政,而且加速了整个封建官僚集团腐败的程度。后来有些监察官员成为党派的骨干,更扩大了党争规模。明中叶后,随着监察机构的积重难返,整个官僚肌体严重腐烂,最后走向灭亡。

四、小 结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日渐完备的监察制度对明朝政治系统进行监控调节,平衡政治、经济诸方面关系,保证庞大的官僚政治机器能够按照封建制度的运行轨道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监察权相对独立;监察范围广,权大威重;位卑权重,禄薄赏厚、监察制度严格,不避权贵亲属;对监察官员规定严格纪律并制定互监制度等特点,对于今天发展完善我们的监察制度,依然可资借鉴。然而,明朝的监察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如监察御史组织上属于都察院，却不受都御史节制，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就啬了都御史监督百官的难度。另外，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司，而同时又有巡按、巡抚之职，使得在执行监察工作时，必然出现相互项撞或互相推诿的现象。还有，明朝的监察法规虽然不少，可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机构如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根本不受监察机构的节制，也不把监察法规放在眼里。这些人既是皇帝的宠信，自可无法无天，横行天下，致使一些监察官员反而成了这些特务机关的鹰犬，使监察法规的效用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坏，终于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皇权高于一切等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明朝的监察制度举步维艰,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随着明朝整个封建统治肌体的腐朽而走向灭亡。

第二篇：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构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

（一）凭媒而立

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

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二）由尊长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

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夫阻拦，遂背夫写下文书，将钿盒分作两处，以做凭证。白氏丈夫归乡，将女儿许给了同府陈家，白氏虽写有私约在先，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在“夫亡（母）携女适人”的特殊情况下，其女才能“从母主婚”。不过，即使如此也需母亲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拥有儿女婚配的发言权，而明代妇女一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主婚人抛头露面是违背礼法的。《莆阳谳牍》记载的一件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此项法规具体的施行方法：方养盛病故，遗下四女。妻蔡氏带四女改嫁邹征聚。蔡氏有家资二十两随带。“（邹）征聚内抽出六两已遣嫁长女矣。所余原备三女日食妆资。”此案符合“夫亡（母）携女适人”的条件，四女之母蔡氏虽然有财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继父。可见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认女性尊长的主婚权，而在维护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儿不浪费男方的财产，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男性家长支配家中经济大权的权利。

（三）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

婚书即婚约，纳征礼（即纳聘礼）行后，婚姻关系即算确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故有婚约。婚约一般由男女双方家长订立，内容应写明男女双方年龄、行次、聘财，主婚人、媒人分别画押，两家各执一纸，以做凭证。《大明律》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将婚书作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规定婚书格式，仅有明人小说中的拟婚约可供参考：

立婚约人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书作为婚姻关系订立的证明，常在民事纠纷和诉讼中被当作主要的书面证据，是地方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上文中立婚约人金声后因嫌儒生韩子文家贫，欲毁约，韩生提供的证据中婚书即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约判定“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维持婚约的效力。

同时明律又有：“虽无婚书，曾受聘财亦是”的规定。法律虽然规定嫁娶须写立婚书，在民间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聘财。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礼，婚约就算定立。有无聘礼以及聘礼多少，往往能决定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审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证：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红帖（即婚书——定婚帖）往来，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礼，二女二十五岁时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词中写道：“不闻挺以聘礼往„„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鸾。” 认定前约无效，承认后婚。可见在整个定婚行为中，聘礼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

（四）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

一般说来，定婚需男女两家自愿。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导“门户婚”——男女双方需要门当户对，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为世俗所容。“良贱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地位平等的情况下，自愿原则才得以载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双方均无异议，才下聘礼，写立婚书、缔结婚约，凭借权势硬性强娶往往不能达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继位中宫，因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罢。成祖虽然贵为皇帝却也强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双方自愿原则已被广为遵守，连具有立法权的皇帝也不例外。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

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即算确定，男女双方成立为婚姻关系，互相负有结婚的积极义务及不得与第三人定婚之消极义务。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定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家长以亲家相称。此在明人小说中多有反映。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表现之二是男女被视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张廷秀与王氏女定婚后即称对方为“媳妇”。法官的判牍中，也将定婚男女双方视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阳谳牍》中将定婚类案件定性为“夺妻事”。

法律既然承认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间保媒、聘女一般都避开已经定婚的女子，连皇帝选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讹传点秀女，大富商金声急欲嫁女，路遇贫儒韩子文，许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来点了。”这正是明代社会中国家承认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动反映。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它也为各级司法部门广为遵循。宣德年间，唐王第五子选县民之女为妃，后有民王家诉此女已经受了他家的聘礼。经核实后，唐王只得另外为儿子择妻。

定婚虽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婚约的法定事由，婚约的解除可产生两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双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财产上的，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的责任。明律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为两类：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约自动解除。至于聘礼的归属，一般情况下，“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地方官在实际审案中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处理。如：

生员方汪之子聘林汉臣之女，据林汉臣及臣之叔宗潘称，止受聘金六两。今方汪之子死，莆例无尽还之理。

于是县官判女方还银一两，推官祁彪佳考虑方汪家境贫寒，儿子还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断给男方三两。在这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判词中并未提及律条，引用的只是地方习惯，判决结果证明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具有“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的司法判决风格”。

（二）人为因素

1.男方无故不娶及逃亡不还者

成化年间条例规定：“定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告官改嫁”，又“聘定与人，其夫逃故并买卖在外，年久不回者，许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费用大，导致民间“聘定于数年而不能备数，以至婚姻失时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赣州府鲁男、顾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数年不能毕姻，以致后来引发命案。加上“逃亡不还”的流民现象从明中叶起大规模出现，至明末仍存，这使婚约解除的案件频频发生。如莆阳府陈旺聘定同府林延庆侄女，聘银七两。林趁陈逃亡在外，将女又许配黄家，得聘银七两。陈旺的叔叔代为申诉。推

官判女方返还原聘。并另赔偿男方六两。判词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测应不满三年，所以才能追还聘礼。2.男女或有犯奸盗

明律在此方面语焉不详，只规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礼之律）”，故律学家补充解释道：“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为官府认可，没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对此问题的一般看法。

三、违约婚姻

明律规定违约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欺诈婚姻；其二，为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即男女悔亲行为。二者均按照过错主义原则追究过错方责任。

（一）定婚中的欺诈行为及其法律调整

订婚中的欺诈行为，明人称为“妄冒”，即违反婚约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规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还聘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明代有一怪风俗：京师专门有人家，嫁妇女为外家人妻妾，初看时以美貌的女子相看，临娶时以丑女调换，名曰“戳包儿”。甚至有以幼男诈为女子嫁人为妇者，成化间就有这样一件案例，为男方觉察，送到官府。事实上，此条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实婚，已成婚者，多将错就错。这类案件被文人演绎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冯梦龙一则小说记有书生钱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亲、迎亲，因雨滞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县令判钱生与女成婚。此为男方妄冒引起诉讼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现实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无过错男方解除婚约，一般不能收回聘礼，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财的归属问题：男方悔婚，聘财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长又可将女另许他人，以一女得两份聘礼，女方自然不会有异议，同时也可算作对男方毁约行为的惩罚。但是司法实践中，案例多为男方悔约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诉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只依据律条“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归前夫”。景泰年间就有一例：都督吕毅男瑛与指挥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调职山海卫，别娶他女成婚。葛覃无奈在妹妹三十岁以上时将其嫁与一南京千户，已生儿育女。吕于是告葛氏悔婚，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虽然原告吕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没有追究其悔婚的责任。排除此案司法运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断：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凭婚约导致后婚无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没有悔约，而女方欲解聘，应首先征得对方同意，由男方写立“休书”，并退还男方聘礼，才算正式解除婚约。或可直接退还聘礼，但如未索要休书，无文书可据，往往引起纠纷。万历年间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曾与御史吴之彦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见不同，吴与赵绝婚，赵遂封还原聘礼，吴御史接受后没有索要休书。后此事成为党争事由，辅臣就此责备赵“绝婚轻易”。可见女方欲解除婚约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方贪图聘财，悔约、一女两聘的案例非常常见。明律根据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调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来与女方定婚的，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宫，不知者不追还财礼。至于女子归属，法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从后夫，但要倍追财礼给还前夫。

明清律学家对法规中女子归属问题颇有异议，薛允升认为：“此条便觉混淆不清”，认为“无应行离异之文”，应“仍许后夫为婿”，“谓已成婚者，亦应追归前夫，则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时期对此类案件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地方官在审案时，一般依据“未成婚者归前夫，已成婚者归后夫”的原则。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即据此断案，案情如下：

沈应用年暮无嗣，以宗侄沈之龙为嗣，以养女楼氏许婚。沈应用死后，其妻转将女许给胡家，得聘礼十二两。

李清认为楼氏固“有主罗敷”，幸与胡男未及成婚，故为楼沈二人主婚，并还胡氏聘礼十二两。此案关键在于楼氏女“幸黄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实，所以维持前约。

若男女已成婚则按照从“后夫”处理，案例如下：千户黄春将侄女黄三许彭谦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黄三与李华备礼成婚。被彭家告发。沈阳中卫审结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许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执称不愿黄氏为婚，另行娶妻。

于李华名下，倍追财钱银三两给还彭俊收领，将黄氏断给李华。与李清审理“姻变事”相比，此案适用法律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明代定婚制度总体而言是对唐代以来封建社会婚姻立法成果的继承，但是其中的某些构成要件如写立婚书、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等原则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婚姻契约原则、意思表达一致等在形式上至少是相符的。同时，相对唐律中的规定而言，违法所受惩罚的刑等要低一等，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对人身关系束缚的松懈，符合近代“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发展方向。故笔者认为明代定婚法律规定中的进步因素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也表明中国古代的婚姻立法在缓慢地、自觉地朝着近代婚姻立法前进。

第三篇：试述明代漕运制度变革

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摘要：漕运，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内陆交通运输系统，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过京杭运河运送官粮、军粮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资到达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系统性工程，包括开发运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粮、军粮等，广义的漕运还包括海运。漕运萌芽于秦汉，兴盛于唐宋，而明代则是漕运管理制度变革较为频繁的时代，对于研究漕运制度沿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明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

关键词：明代漕运；陈瑄；制度变革

一、明代漕运变革的背景

明初的漕运，一开始就置于武将领导的军事系统中。明开国金陵，贡赋由长江抵达京师，既近且易。然而，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明帝国的心头大患，加上辽东苦寒，地旷人稀，就地取食委实不易。明太祖为经营北方，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前线，便继续沿用了元代行之有效的海运。于是“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从洪武元年北伐开始的全国性大规模漕运，到洪武三十年军屯兴起，辽东粮饷盈余而暂时中止，洪武年间的漕粮海运可谓连绵不绝。当然，朱元璋对于武人督漕也并非完全没有顾虑。洪武中，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文官为漕运使，但旋即而罢。永乐四年，开始海陆兼运。永乐九年，会通河浚通，以元代大运河为主体的南北漕运要道重新畅通起来，海运开始衰落。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海运遂正式被废弃。此后直至明亡，尽管还有小规模零星的海运存在，但明代漕运进入以大运河为主导的篇章已是不争的事实。

[1]

二、明代漕运制度变革的原因

古代运河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因此，大运河在古代又被称为漕河。明朝政府将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疏通，通过构筑山东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运河具有了真正意义上贯通南北的航运价值。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政府经济流通和政治统治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历代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运河事务管理的渐趋 [1]《明史·食货志》。规范和加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运河航道治理 维护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漕运本身更显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 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

三、明代漕运制度变革的奠基人——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瑄。陈瑄以武将出身,总统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陈瑄(1365-1433年),字彦纯,今安徽合肥人。其先祖为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陈友谅。父陈闻死后,瑄袭其职。陈瑄英勇善战,公元1402年,“太宗文皇帝举兵靖内难至江北,公知天命有归,即率舟师迎济”[,使成祖得以顺利渡江打下南京。成祖念其功劳甚重,“封

2]平江伯,食禄一千石,赐诰券,世袭指挥使”。初期,明王朝曾经设立过漕运史,可是后来取消了。直至永乐元年,成祖仿照元代海运万户府旧制,设总兵、副总兵统领官军督海运。因海运路途遥远,且有倭寇海盗抢掠,必须有大批士兵随船护卫，所以就由武官督查海运，同时，陈瑄因其赫赫战功与关键时刻的迎降,得到了成祖的信任,加之在担任成都右卫指挥同知时,曾修理过都江堰,具有一定的治水经验,因此成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的最佳人选。

陈瑄在职期间做了一系列对明朝漕运有壮举的事情。逢宋礼治理会通河成功，朝廷商议罢免海运，仍以陈瑄负责漕运。陈瑄建议造两千余小船，初步运输两百万石，之后达到五百万石，使得整个国家解决粮用。当时江南漕运须经水道抵达淮安，然后靠岸卸粮，改陆路经过大坝，再装船经淮河抵达运河，其过程花费巨大资金。而此时，黄河已夺淮河河道，运河也受到黄河淤泥影响。三河河水混入洪泽湖，水流不明，漕运极不安全。陈瑄遍访乡间父老后，于永乐十三年，上疏建议自淮安西侧的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为清江浦，使得湖水进入淮河，并筑堤十五里以提高船只运输能力，且修筑四个大闸以适时泄洪，此省去大量经费与危险。此后，他又主持疏浚徐州至济宁的河道，又修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的长堤，并凿开泰州白塔河直通长江。此外还在高邮修建湖堤，并在湖堤内修建四十里水渠。从淮河至临清千里长的运河上，建闸四十七处，并在徐州、临清、通州皆设置粮仓，以便于转运。在考虑到漕运船只搁浅情况，其从淮安至通州中设置五百六十八处观察点，并派遣官兵驻扎以引导船只避免搁浅。此外又在运河旁凿井，以方便行人。其在任三十年，所规划的运河改造方案及其治理，“精密宏远，举无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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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变革后的明代漕运制度

明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 [2]杨文敏集(卷25)[M].[3](清)张廷玉.明史(卷79,卷85,卷86,卷89,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虑漕舟胶浅，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导舟避浅。复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凡所规划，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

明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掌管。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参将等同理漕政。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五、变革的进步和危机

明代漕运制度相比其他朝代而言是有很多改进之处的。首先，兑运法的实行，是明代漕运制度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不仅奠定了明代遭运制度“定制”的基础，而且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兑运法的推行，在东南地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史料记载，宜德末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东南地区“岁丰人和，讫可小康”，“东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东南地区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原来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逋负严重的情况也消失了。兑运法在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直达法是明代漕运方式不断改进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种漕运方式。它基本上免除了农民的运输之劳，又与军有利，“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堪称军民两便。

同样的，在带有益处的同时仍旧存在着一些弊端。运行这样一种漕运制度所需的费用是很高的。首先，漕粮本是赋税的一种，但不论是民运还是军运，它的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对于民运而言，农民在交付漕粮的过程中不但要自己承担运输的费用，还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对于远离北京的地区而言可能是一整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军运的比例越来越大以后，农民在时间上有所节省，但付出的运费可能超出了漕粮本身，尤其是明代后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加耗，使这一负担越发沉重。就是说，无论怎样，明朝政府为了获得400万石漕粮，必须花费甚至超过这一数目的运费，这是非常不经济的。这笔运费除去被盘剥掉的行政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庞大的运军和漕船开支。宣德以后，明代的漕运官军维持在12万人上下，漕船则 [5]鲍彦邦在《明代漕粮制度》第55～60页中对这些加耗进行了研究。

[5]保持一万一千艘以上的数字。这与每年400万石漕粮的定额下，规定的四百料浅船用军十名的情况基本吻合。然而，漕船的使用有一定年限，还有在途中损坏的情况，即使以每十年更新一次计，明政府每年也都要修造大量的漕船。这就需要大量的木材等物料。而且由于运河并不总是有水能够通航，所以运军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完成运粮的任务，加上兑粮和修理运船，就使他们长年被束缚于漕运这项工作之中，很少还能负担军事职责。所以，明代的漕运制度不仅费用惊人，而且还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军事实力和自然资源。

[6] 小结：明朝的漕运和前朝相比，不得不说有着非常大的进步。无论是官职、运输方式或者是结构系统都有着无可比拟的超越性和进步意义。虽然，漕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漕运还是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6] 参考鲍彦邦《明代运军的编制、任务及其签补制度》，《明代漕运研究》，第144—160页，特别是第144—147.

第四篇：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既是当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明代官员的假期包括：例假、赐假、事假和病假。

官员的例假即法定的休息日，包括法定的假日和节日。法定的假日也称为休沐。《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假如他们要在休息日出行的话，还有太监和卫士随从服侍。就明代的休假制度而言，庶吉士似乎是一个特权阶层，除此之外，尚没有史料能表明其他的阶层也有五天一休沐的待遇。国子监的学生每月初一和十五休假，如《明史·选举志》中所说，“惟朔望给假”。皇太子和诸王们同样是朔望给假，其余的时间都要坚持读书写字。明以前，有些朝代实行旬假制度，官员们十天休假一次。旬假制度对明代也有影响，《明会要》卷44记载，明宣宗曾仿照古制，在每年岁首的时候，许百官旬休。法定的节日也是国家规定的休息日。据万历《明会典》卷80“节假”条载，明代有元旦、冬至和元宵三大法定节日。元旦从初一开始，文武百官放假五天，冬至节从当日开始，放假三天。永乐七年（1409）春，成祖朱棣定元宵节从正月十一日开始，为期十天。元宵节放假的规定从此开始，并成为定制。法定的节日和假日里，官员们一般都要休息，特殊情形下，他们仍要办公。比如明成祖朱棣定元宵节假十天，同时又规定遇外官进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相关人员都不能休假。弘治三年（1490），全国处处灾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灯节，像这样因为异常或灾荒而取消元宵灯节的情况在明代多有发生。

皇帝赐假没有定制，完全是一种优恤和恩宠。洪武年间，朱元璋体谅镇守皇城城门的卫士日夜劳苦，准许那些父母俱病、家无余丁的卫士们回家侍养，等父母病愈后仍进京镇守城门。《皇明诏令》卷9记载，宣德年间，“寰宇肃清，时和岁丰”，宣宗曾五次在法定的节日之外赐假给文武大臣。两次在冬至节三日假期外，赐假七天，共给假十天。三次在元宵节十日假期之外赐假，其中宣德九年（1434）元宵节假长达一个月。皇帝还经常赐假给一些得宠的大臣。张居正回乡探母，返京后，万历皇帝对他百般慰劳，赐假十天让他休息调整。张在朝廷的地位无人能及，因此所受恩宠也无人能及。

明代官员事假的范围很广泛，省亲、祭祖、迁葬、治亲生父母丧、送老亲、送幼子以及完婚等都可作为事假的事由。通过万历《明会典》卷5“给假”条可看出，明代的事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请假手续：洪武年间，内外官吏欲请假省亲迁葬的，都要自行备文上奏，由皇帝定夺。此后的两百多年间，明代官员请事假的手续基本如此。到隆庆五年（1571），南北两京请事假省亲、送子、迁葬的官员，改由本衙门的掌印官“勘实代奏”，方能准假。随后又规定在掌印官中无人代奏的情况下，准许官员自行上奏。在此之后，请假手续再无大的更改。

资历限定：明初，官员请事假并不注重资历。宣德元年（1426），规定外官九年考满到部听选的，可以请假省亲迁葬，升迁就任新的官职以后即不许，官员请事假开始有了资历的限定。成化年间，对官员的事假资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官离家十年的方许省祭；两京文职官员中离家六年的，准请假省亲。嘉靖后期，对官员请假迁葬也提出了须在三年考满之后的资历要求。

事假期限及违限处罚：明初，对官员请事假的期限以及违限的处罚并没有统一而具体的规定，官员得到皇帝准假后，由吏部根据路程远近来限定时间，违限日久不回的官员，送官府审问。到弘治年间，对官员的事假期限及违限的处罚有了具体规定：两京给假回乡省祭的官员，除往返路程外，准许在家两个月。违限一年以上，停俸五个月，一年半以上，送交官府审问。“官吏监生妻故，送幼子还乡”，经查实后，许在家两个月，违限半年以上的，送官府审问。嘉靖时议准，迁葬官员违限三年以上者革职。

丁忧：文武百官请假为父母守丧，称丁忧。丁忧不同于其他事假，一般没有附带条件，也没有资历的限定。丁忧的期限达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有些官员父母去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工作，皇帝就会“夺情”，特批他在任守制。但夺情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因此常常会引起非议。万历《明会典》卷11“丁忧”条专门记载了丁忧的种种规定。

明代官员的病假制度分类之细致、手续之繁琐、防范之严密都是前所未有的，万历《明会典》卷13“事故”条对此有详细叙述。首先，针对不同的职务和职位做了细致的分类。明政府对京官、御史、五城兵马司官员、进士、外官等分别实行不同的规范，他们所享有的病假权利也是完全不同的。

京官：明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明确了京官患病休假的权利，京官患病经查实之后，一般都能准假。

御史：明初旧例，在京的各衙门官员患病，都可以回原籍调治。天顺初，英宗下旨：今后御史再不许养病、省亲。此后，其他官员生病可以回乡休养，御史患病的，只能留在京师自行请医调治，不能请假回家养病，他们的病假权利基本被剥夺了。御史在京任职，大多没有亲人跟随，患病之后无人请医送药，不少人因而病死。到成化年间，情况越发严重，湖广道监察御史李麟、龚谦，河南道御史伍骥，都因患病不能回乡，或者缺少医药费用，或者无亲人照料，导致身亡。成化初，政府终于允许御史患病可以还籍调理，但只限于“久病”之人，御史病假权利只是部分地得到恢复。

五城兵马司官员：按旧例，五城兵马司官员患病，只准退休，不许请假。到隆庆五年（1571），准五城兵马司官员养病，此时明王朝已建立二百多年了。

进士：进士患病，弘治时令在京调理，两个月后仍不愈，经太医院诊断后，由各办事衙门官员会同办事进士和医士提供担保，许请假回乡调理。万历初，令患病进士在京调理三月，如果真病，由各办事衙门掌印官亲自验实，才能准假。

外官：外官患病请假的权利有如昙花一现。洪武间令在外大小官员不许养病。成化六年（1470），奏准外官称老病的，只能辞职。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准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养。万历三年（1575）再次规定，外官有病的照旧例辞职，外官患病休假的权利前后只维持了三十年。

其次，请病假的手续十分繁琐。明代官员请病假的手续有三个重要步骤，即上奏、查验和保结。患病官员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请休病假，然后由有关部门核实病情，有时是先查实病情，后向皇帝上奏，有的还要由同乡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担保。当然不同的人员请病假的手续也有所不同。

京官告病：嘉靖年间规定由吏部查验核实，隆庆时改为先呈送本衙门掌印官，经查勘属实后，由同乡和同僚官共同担保，方准上奏。

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患病：不许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转奏。

御史养病：御史养病的权利于成化年间得到认可，到嘉靖年间，其请假手续多次反复。先是，巡按并别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许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员具实奏闻。后又规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须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抚官员代奏的不准假。不久又改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抚或巡按官员代奏的，仍然准许回籍调理。万历时令巡按御史养病，由巡抚官代奏的，必须由都察院查勘属实后，方准上奏。

最后，严厉禁止官员诈病混假和病愈不赴任。明代官员常常以休病假为借口，企图获得较高的职位或是逃避不愿就任的职务。《典故纪闻》卷17记载，嘉靖初有人指出，读书人多沽名钓誉，以退为进，“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都是为“异日拔擢计”，并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针对这种现象，明政府从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罚两个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事先预防：成化初奏准内外文武官员患病三个月以上，即日停发俸粮，等复职之后才能继续领取。万历年间，明政府又规定京官请病假次数达到三次，就只许告休，不再准假。虽然对那些确属久病不愈的官员，以上措施难免不公，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减少了借病混假、不办理公务的现象。

事后处罚：即使政府严厉禁止，官员借病混假的行为仍然无法杜绝，因此事后处罚的规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间，官员借病混假的现象特别严重，明世宗不得不亲自过问，处罚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员凡是借故养亲、养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愿就职，都要革去职位，不许起用。后来干脆实行追问连带责任的办法，京官托故诈病，和病愈不肯赴任的，连同当初提供担保的官员，都要罢职。除京官外，各处御史患病请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庆时又规定，各边督抚、兵备等官托病避难的，由该科和巡按御史参奏处治。

综上所述，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备，特别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同时也有效地减少了不法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五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