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代诗文

第一篇：第八章 明代诗文

第八章 明代诗文

【教学目标】了解明代诗文发展的大致情况；掌握明代重要诗文作家的主要文学观念和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明代诗文的重要派别及其代表性人物；明代诗文的重要作家及其文学观点。

【教学难点】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数量较大、内容繁多的明代诗文流派、作家，且要掌握其主要观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有一定的难度。【学时数】3学时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理清线索，掌握重要文人派别的代表性观点。【教学实践】

明代的诗文创作应当说是非常繁荣的，但成就却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太大的创新，更多的是对前人的模仿。模仿可以说就是明代诗文的最大特点。

从它的发展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指的是洪武至成化时期。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作家的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在消亡；另一方面，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学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抛弃的“文道合一”的主张又重新占了上风，以道德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内容而在艺术上平庸虚假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是高启、宋濂和台阁体诗人等。中期，约从弘治至隆庆一段时期。其特点是，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文学独立，反对文学成为理学的附庸；认为文学是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时强调真情。复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后期，自万历以后，出现了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人的真实情感的思潮，诗文受此影响，产生了一批表现自我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竟陵派。

一、明代诗坛概况

明代重复汉唐旧制，绵延近三百年，正统诗歌创作的气势与规模，自非元代可相比拟。明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作家作品丰富（《明诗综》所收多至三千四百余家），并且各以理论相号召，这是历史正统诗坛难以匹敌之处。明初诗歌以高启成就最高，学习前人最见功力，并首开明代诗歌复古之风。同时，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流行，形成了明初诗坛的一股形式主义逆流。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的有明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谦。稍后，诗坛出现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正式提供诗学宗唐宗杜，成为明中叶诗风转变的先兆。明中叶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兴起，他们取代“台阁体”而独柄文坛百余年，流风所被，远至明末，成为明代最大的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他们从理论上号召复古，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创作上则主张模拟，主张唯古人是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对文学发展、文学创作极为不利，给明代正统诗文带来一个更深刻的危机。明中叶后期，即万历时期，“公安三袁”崛起，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主张“性灵”文学，要求文学表现作家自我。是为“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以袁宏道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也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但在诗歌风格的表现上不满于“公安派”的平易轻巧，主张“幽深孤峭”，更多地从平静、孤寂的角度表现作家自我，他们共同组成了明中叶后期的文坛主流。明末诗歌，由于政局动荡，诗风也为之一变，慷慨激昂的诗歌成为此期诗歌的基调。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主义作家的创作对明代诗歌作了光辉的总结，被誉为明诗的“殿军”。

二、明前期诗文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论文有文以明道和辅政翼教的主张。将文看成载道的工具，宣传伦理道德的手段。这实际上

9人们对高启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诗歌创作对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是有明显功劳的。

（四）台阁体、茶陵派

从明成祖到明英宗的几十年间，诗文的主流是台阁体。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身居朝廷高位，当时社会政治又无太大的动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流连光景，歌咏太平，雅正平和而雍容冲淡，表现出陶醉悠然的满足心态，体现了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

台阁体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而在散文创作上，则与台阁体没有太大的差别。

（五）于谦

永乐、弘治年间诗坛盛行“台阁体”，此期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的诗人，仅于谦一人。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历任山西、河南巡抚，为官清正，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之变”，于谦任兵部尚书，立主抗战，拥立景帝，击退瓦刺军，保全了北京城，功不可没。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 罪”处死。万历年间，谥忠肃。存《于忠肃集》。于谦的诗，在内容上可分三大类。一是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质，反映现实的篇什。诸如《荒村》对“才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的课税的揭露。《田舍翁》对“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贫苦百姓的同情，乃至对“牧民者”欺上瞒下的愤慨等。这是作为政治家的于谦对敏锐观察，二是对军旅生活的歌咏，其中不泛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的反侵略的诗篇，如《出塞》表现出的“意气平吞瓦刺家”的凌云壮志以及《夜坐念边事》、《从军五更转》等。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抒写自己节操，砥砺德行的诗作，如《北风吹》的“冰霜历尽心不移”，《石灰岭》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咏煤炭”的“铁石尤存死后心”等，均直抒胸臆，真切感人。于谦诗在艺术上不事雕琢，自然浑成，语言上浅显平易，明白流畅，不

1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在明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的文章被誉为“明人第一”。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归有光不能以重大题材来反映明代现实，但在复古派把持文坛的混浊气氛中，他却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实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

四、明后期诗文

（一）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指的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反对虚伪。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拟古，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总之，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抒发个性，清新流畅。但由于不适当地表现自我，忽视社会实践，故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思想贫乏，风格轻佻。其末流更是“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以至“鄙俚大行”，故而又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公安派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为游记、书信等，以描写风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为主。往往写得意境优美，轻松活泼，而且篇幅也不太长，如山间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爱。清初人钱谦益说：“中郎以通明之资„„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勳宏道》）可见，袁宏道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竟陵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如以“深幽孤峭”来纠正公安派的俚俗、浅露、轻率。他

3思考与练习

简述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

第二篇：明代诗文笔记 中国古代文学史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明代诗文整理笔记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时间：明初，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368—1487）概况：明代前期指洪武元年至宪宗成化年间，共一百多年。明初诗坛上活跃着以高启、杨基、袁凯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大都生活在元明交替的时期，经历元末动荡的战乱与明初整饬政策下的高压统治，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的心态，格调凝重悲怆；在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尤以传记和寓言散文的创作成就著称。与明初创作态势相比，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学的发展步入了低潮，文坛风行的是“台阁体”。它的盛行，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有关。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创作风气。

明初诗文作家大多由元入明，经历了元末大**，对民生疾苦、社会疮痍有着较深的感触，写了一些揭露黑暗、抨击暴政的作品。如宋濂、刘基的作品即是这样。但他们在入明之后，文风都趋于保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映大为削弱，而更关心文学如何为巩固新王朝服务，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宋濂、刘基和高启都是一代宗师，他们的创作对明代诗文的影响甚大。

线索整理：

诗

吴中四杰

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他们在明初都遭受到惨重的打击，四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死，造成了吴中文学的急速凋零，而且使得许多幸存者心怀恐惧，竭力压制自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高启——书写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孤吟者 【生平概况】

吴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高启，他也是明初最有成就的诗人，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不少作品烙上了某些鲜明的时代特征，诗歌风格多种多样。【作品内容及特征】

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高启的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许多诗歌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特点。如他的《青丘子歌》直接表达自己的生活志趣，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自由发展的个性化要求，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高启还有一些诗，表现精神自由遭受摧残、压迫的苦闷及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痛苦。元明之交，战火纷起，生活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恐慌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高启不少作品流露出孤独、彷徨、忧郁的情绪。如《孤雁》“呼群云外急，吊影月中残”。高启的自由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在他辞官回乡之后，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此外，高启诗作中还有不少登览怀古的作品。

杨基、袁凯诗中的乱世悲音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杨基

【生平概况】

与高启同时代而被称为“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也是一位在明初诗坛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内容及特征】

他有些诗作对自己在当时环境中坎坷的生活遭际有所反映。如他的《忆昔行赠杨仲亨》。作为在生活在元明交替时期的诗人，杨基不少作品还保留着元季诗风艳丽纤巧的痕迹，但也时见佳作，如《新柳》。

袁凯

【生平概况】

袁凯是明初诗人中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作家。他少时因赋《白燕》诗而得名，人称“袁白燕”。

【作品内容及特征】

袁凯有些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这些诗篇抒写了作者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具有真实生活基础，读来感觉真切。

台阁体与茶陵派

从明永乐到成化年间，相对于明初高启、杨基、宋濂、刘基等人的创作，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文坛上出现了 “台阁体”，即以馆阁名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三杨在政治上廉洁正直，历事四朝，备受宠信。他们所写 的诗文内容大都比较平乏，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大多为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之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多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这种文风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故而成为风气。

【台阁体的产生与流行的原因】

一是与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这些馆阁重臣身居要职，处境优越，容易产生歌颂圣德、美化生活的创作倾向，同时，相对封闭与狭窄的上层官僚生活，限制了台阁体作家的生活视野，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内容单调、平乏；

二是当时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社会呈现出比较安定繁荣的局面的状况相对应，给台阁体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氛围，作家表现出了陶然悠然的满足心理； 三是明初实行的高压政策在当时仍然发挥着威力，明成祖上台之后，对政治文化的控制更严，对士人的思想自由的钳制也更有力，对文人士大夫的迫害也大为加强。所有这些潜藏在社会安定兴盛背后的压力，多多少少对文人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使他们不敢去正视和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抒发个人的思想激情。

总之，台阁体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创作的热情，给文坛带来了不良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学的活力，造成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沈德潜等的《明诗别裁集》曾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也。”

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是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主要人物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珤等人。李东阳也是朝廷的重臣，在当时的文坛上威望很高。他的理论思想与创作实践都未能摆脱台阁体的影响，但他对台阁体的弊端又有所匡正。他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宗法杜甫，重视诗法和声调。他的这些复古论点成为前、后七子拟古派的先导。2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李东阳的有一些诗歌摆脱了台阁体的影响，风格苍健，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抒写了作者个人的真实情感，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情况与精神状态，自成一家。

文

宋濂和刘基的散文创作

宋濂

【生平概况】

作为明朝的开国文臣，宋濂在当时文名甚著。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明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强调“文”要贯穿“圣贤之道”的内核。这样做实质上将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特文采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以外，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气息。【作品内容及特征】

他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上层统治者和表彰贞洁妇女的作品，而人物传记和记事写景作品，由于注意生活基础和艺术技巧，富有文学性，不同于明道说教文字。宋濂的记叙散文简朴明洁，往往不落俗套，特别是有些局部的描绘颇具艺术欣赏价值。如《环翠亭记》。宋濂受正统儒家影响较深，其文风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他的散文既恪守当时的道德规范，又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所以成为明初散文的典范，后来台阁体的先声。

刘基

【生平概况】

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似，其散文创作被人置于与宋濂相并称的地位。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略较广，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也较少。

【作品内容及特征】

他的散文风格古朴浑厚，体裁多样，尤其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如名篇《卖柑者言》讽刺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尖锐深刻，入木三分。作者往往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除寓言散文之外，他的其他散文作品特别是写景叙事的记叙文也偶有佳作，常能表现出作者的一定的艺术匠心，如《活水源记》。

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诗文中表现出对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不过，刘基的寓言主要是借故事来说明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刘基诗歌的成就也很突出。早期诗歌反映了元末社会**，反映出百姓的疾苦，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和为民请命的志愿。入明之后，诗歌多以悲穷叹老为主要内容，有些诗作曲折地表达了在朱元璋猜忌压抑下的苦闷。其诗歌风格多种多样，《四库总目》说：“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汪端甚至在《明三十家诗选》认为只有元好问和刘基二人的诗歌能继杜甫之后具有“沉郁”的特点。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八股文和科举的关系】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这造成了八股文在明代的流行。八股文在表现特点上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就是其对偶性。这是吸收先秦诗文以及古代骈文艺术体制的结果。

【八股文的体制与创作特征】

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创作名家，如当时的王鏊、钱福等人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八股文作家，尤其是王鏊，他的一些名篇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文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点。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创作走向兴盛，在众多的作者中，较有名气的有归有光、唐顺之、胡友信。明代后期，八股文出现了新的变化，作家往往在八股文中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灵活多变，代表人物有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黄淳耀等。

【八股文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它的一些表现手法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萎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时间：宪宗成化到穆宗隆庆年间（1465—1572）

概况：文坛上流派众多，互相间有融合，也有冲突，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这期间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前七子

【概况】前七子是明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诗派，他们是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七人，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七人皆为进士，其中康海还是状元，是中国文学史上整体学历最高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先后中进士，在京任职，不时聚会，开始诗酒酬和，研讨艺文，倡导复古，意气激奋。【文学观点】

面对文坛萎弱卑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高睨一切，以复古自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助复古手段而欲达到变革的目的，这是前七子文学复古的实质所在。1他们一方面反对台阁体空洞冗沓的文风，2○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来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这些都在强调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大胆提出怀疑，具有某种挑战性。而所谓“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弊端】

他们过多地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这多多少少束缚了他们的创作手脚，影响了作品中作家情感自由充分地流露。

【前七子的创作题材】 拟古之作

时政题材---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浓厚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的《述愤》、何景明的《点兵行》。

民间生活---这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重视那些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民间作品的文学态度相吻合，如何景明的《津巿打鱼歌》。一些下层的市井人物也成了前七子文学表现的对象。

后七子

【概况】

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中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特别是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后，更是成为文坛宗主。【文学观点】 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更为突出。他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强调格调要“本于情实”，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在反省格调说的流变时，明确地将主格调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先有它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另一种是在“先有己”的基础上学习古人的“用格者”，从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主张。同时，后七子曾对当时在文坛上具有相当影响的唐宋派文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击中了唐宋派一些作品理气过重的弱点。【弊端】

后七子创作的弊病在于过分注重对古体的揣度模拟，以至于难脱蹈袭的窠臼。【王世贞的成就】

后七子中创作量最大的数王世贞，他的诗文集合起来接近四百卷。他的文学影响也远远高出后七子中其它人。就创作风格而言，拟古的习气在他的作品中仍然显得比较浓厚。不过与李攀龙等人相比，他的一些拟古之作更显得锻炼精纯、气味雄厚，或时寓变化，神情四溢，乐府及古体诗更是如此。如《战城南》。

王世贞绝句体裁的短诗中也有一些清新隽永之作，如《送内弟魏生还里》。【谢榛】

后七子中谢榛也是一位值得留意的人物。谢榛于诗擅长五言近体，注意字句锻炼及气韵高古是其诗歌的一大特点。

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与影响

1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2其次，在积极意义---○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弊端---也是明显的，他们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幷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平。

唐宋派

【概况】

嘉靖年间，文坛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唐宋派。该文学派别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提倡唐宋文风，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唐宋派虽说在总体上主要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各人的趣味则有所不同。【创作特点】

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注重文以明道的做法。他们在创作中较多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

尽管如此，他们创作中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倒不是那些注重发明“圣贤之道”的文字，而是富有文学意味的篇章，如唐顺之的《任光禄竹溪记》。

归有光

【生平】

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1506～1571）。归氏早岁通经史，能作文，在文坛的活动比王、唐稍迟。【散文上的成就】

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得其神理”，又尊尚唐宋诸家，择取学古对象上比起唐宋派其它文人更显得宽泛。

归有光散文的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他的《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时间：万历到明亡（1573—1644）的七十余年

概况：晚明诗文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对晚明文坛产生了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了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继承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学趣味。作为晚明散文创作一大特色的小品文在这一阶段越于兴盛，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明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以陈子龙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重新举起复古旗帜，表现国变时艰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李贽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概况】

李贽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文学观念】

李贽的文学观念也包含着离经叛道的因素。他在那篇著名的《童心说》中提出文章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作品特征】

李贽的作品显得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具有挑战性，如他的《赞刘谐》。

李贽生平还作有不少书札，大多都直述个人生活观念，以论说犀利，态度分明、文风质直见长，是他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

【概况】

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文学主张】

“性灵说”是公安派的一个著名口号，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

公安派作家不太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道理，刻意雕琢，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读其作品，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弊端】

随意轻巧的风格有时也让公安派走上另一端。一些作品因过于率直浅俗，加上作者不经意的创作态度，不恰当地插入大量俚语俗语，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其他成就】

除诗歌之外，公安派的散文创作成就也较高，尤其是游记、传记，多有佳篇。

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概况】

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幷产生较大的影响。锺惺、谭元春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文学观念】

在文学观念上，竟陵派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的体现，可以说是公安派文学论调的延续。【与公安派在文学观念上的的差异】 1竟陵派着重向古人学习○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2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积极意义及局限性】

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竟陵派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

【概况】

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风格特点】

1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1597～1679）的作品尤显出色。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郎嬛文集》。

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2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影响】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除上面提到的这些文人之外，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明末文坛 复社和几社

【宗旨】“复古学” 复社 几社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太仓人张溥、张采等 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等

陈子龙 【生平】

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陈子龙是明末文学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文学主张】

注重复古，但幷不主张泥古不化，而是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创作作品】

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陈子龙的创作以诗见长，他的一些作品表达了自己建功树业的志向与壮士失意的胸臆，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如《岁暮作》。处在时代交替之际，面对动荡的时局，陈子龙还创作了不少感时伤事的作品，如《小车行》、《卖儿行》等篇章，或抨击权奸误国，或感叹时局艰危，大多散发出慷慨激越、沉鬰悲凉的气息。明亡后，陈子龙写下了许多反映亡国哀痛的作品，凄怆悲壮，别有意味，《秋日杂感》十首便是代表。

夏完淳 【生平】

明末一位杰出的文人，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文学创作】

第一阶段：前期作品受到过其师陈子龙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模拟，讲究音调词藻。第二阶段：明亡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悼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细林夜哭》 除诗歌外，夏完淳的文章也有上乘之作，《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即是代表。

名词解释

吴中四杰

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在明初诗坛颇具代表性。

台阁体

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

茶陵派

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陆釴、邵宝、鲁铎、石瑶等人。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在散文创作上，与台阁体没有太大的区别。

八股制义文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这造成了八股文在明代的流行。八股文在表现特点上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就是其对偶性。

前七子

前七子是明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诗派，他们是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七人，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

他们一方面反对台阁体空洞冗沓的文风，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来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明代诗文

中国文学史

后七子

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

唐宋派

嘉靖年间，文坛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唐宋派。该文学派别将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师法秦汉作为自己反拨的对象，提倡唐宋文风，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

公安派

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

公安三袁

公安派的主要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

性灵说

“性灵说”是公安派的一个著名口号，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

竟陵派

继公安派之后，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幷产生较大的影响。锺惺、谭元春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复社、几社

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第三篇：中国古代文学史.大二下学期复习资料【明代诗文-清代戏剧】)

中国古代文学史.大二下学期【明代诗文-清代戏剧】）

一、填空 明初

1、浙东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作品《送东阳马生序》 《王冕传》

刘基：字伯温，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杂文《卖柑者言》

2、吴中 高启：字季迪，号槎轩，自号青丘子 七言歌行《青丘子歌》

吴中四子：高启、杨基、徐贲、张羽

3、闽

高棅：编选《唐诗品汇》

4、袁凯：因《白燕》诗得名“袁白燕” 明中叶

1、台阁体主要代表诗人：杨士奇、杨荣、杨溥

2、于谦：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人，经历“土木堡”惨败，《石灰吟》

3、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 《怀麓堂诗话》 怀麓堂 茶陵诗派领袖

4、前七子 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子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

5、后七子 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

6、杨慎：字用修，号升庵 《升庵诗话》

7、唐宋派 归有光：字熙甫，号项脊生，人称震川先生，著有《震川集》

茅坤：字顺甫，号鹿门，编选出《唐宋八大家文钞》

8、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杂剧《四声猿》

9、李贽：号卓吾，温陵居士

10、三袁 袁宗道：字伯修，号石浦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

袁中道：字小修，号凫隐居士 明末

1、明后期诗人：陈子龙（明末诗坛盟主），夏完淳

2、张岱：号陶庵，明末小品文最后一位大家，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代表作《西

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 清初

1、明入清：

殉节诗人：陈子龙，夏完淳

仕清诗人：“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字牧斋，号绛云老人 绛云楼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梅村体 《圆圆曲》

龚鼎孳

遗民诗人：黄宗羲：字太冲，世称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总结明代学术思想概貌）

顾炎武：字忠清、宁人，称亭林先生，《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提出经世

致用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船山先生，《楚辞通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

吴嘉纪：反映苏北地区盐民生活《海潮叹》

屈大均：以屈原后裔自居

2、清朝：国朝六大家：南施北宋：施润章，宋琬

南朱北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

王士禛，号阮亭，渔洋山人

南查北赵：查慎行，赵执信 清中叶

1、郑燮：字克柔，号板桥

2、赵翼：字云崧，号瓯北，《瓯北诗话》 清末

1、前：龚自珍：号定庵，《己亥杂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标志着古典文学时代的终结和近代文学纪元开端的人物，热烈呼唤“风雷”，开一代诗风

2、后：黄遵宪：字公度，《人境庐诗草》 清散文

1、侯方域：字朝宗，《桃花扇》主人公

2、姚鼐：字姬传，号惜抱，《惜抱轩文集》，选编《古文辞类纂》近代

1、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2、苏曼殊：身着袈裟而情缘不断 拟话本：“三言”：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

“二拍”：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刘鹗：《老残游记》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曾朴：《孽海花》

戏剧

1、《玉茗堂四梦》：又《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

2、李玉：“一人永占”，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

二、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1、郁离子

刘基寓言体散文的代表，内容深奥复杂，风格以讥刺讽喻为主。《郁离子》吸收先秦诸子寓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风格，吸收柳宗元寓言锋利简洁的特点，既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又古朴深刻，余味曲包，在虚实相间里，寓丰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绘之中。

2、前七子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文学群体，成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他们贬斥溺于理学、丧失真趣的诗学风气，力图扭转当时台阁体、茶陵派的萎弱文学。提出文学应当重视真情表现，提高民间创作地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形式强调文学自身价值，恢复意象神韵兼具的古典审美理想。但由于过分重视法度格调，有时也陷入刻意仿古、缺少美感的泥沼中。

3、后七子

嘉靖、隆庆时期，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后七子继起，在复古主张上承接前七子，强化对法度格调的讲究。其诗歌理论有谢榛首发，李攀龙、王世贞将复古理论推向极端，使之具体化、系统化。与前七子相较，虽多有自省，但仍有模仿重复之弊。

4、唐宋派

嘉靖间，出现的以反拨前七子为主要目标的散文流派。成员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主张恢复唐宋时期以理学为主导的文道合一传统，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及其模拟之弊。

5、童心说

明李贽的文学主张。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工具，把代表人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这种进步文学观打破了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禁锢，是制约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

6、公安派

晚明反拟古主义思潮中声势最浩大的公安派，领袖及最主要成员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三人为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们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反对理学在文学领域的束缚，提倡表达真情实感，但同时也使文字过于直率浅俗。

7、竟陵派

晚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诗派，因二人为湖北竟陵派人得名。他们在理论上接受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在复古问题上，提倡要学古人之精神，积蓄文学底蕴。创作上追求“幽深孤峭”的诗境。但他们诗中用怪子、押险韵，把不同的句式凑在一起，破坏语言自然之美，将创作引向奇僻险怪之路，作品显得佶屈聱牙，显示了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越精神的衰落。

8、梅村体

吴伟业的歌行体叙事诗采用长篇叙事的体例，注重使典用事的技巧和平仄协调的声律，语言华美佚丽，结构布局波澜起伏。这是他在继承中唐元白长庆体体式的基础上吸收初唐四杰的用典之法和晚唐温、李诗的词藻风韵，并且融入明代传奇的戏剧性而自创的一格，后人取吴伟业之号称之为“梅村体”。梅村体叙事诗约百余首，《圆圆曲》为其代表。

9、格调说

乾隆时期，沈德潜继承了明代七子“格高调逸”的理论，轮诗主格调。所谓“格调”指诗歌的格律、声调，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的口号，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10、肌理说

清诗人翁方纲既不满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加以匡正。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

11、性灵说

乾隆时期，袁枚提出“性灵说”与沈德潜“格调说”相抗衡。他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认为写实要抒写人的真性情；诗艺上要有创造，并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在审美上主张风趣。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又加以发展，表现力反传统、反理学、求创新的特点，在当时诗坛反响很大。赵翼、蒋士铨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前者成为性灵派副将，后者成为性灵派同盟军。

12、阳羡词派

以陈维崧为领袖的词派。因陈维崧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这一词派称为阳羡派。主要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苍凉的词风，兼“跋扈”、“清扬”两种特色，而以前者为主。成员还有曹贞吉、蒋士铨等。

13、常州词派

清代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以及周济等人而形成的词派。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在当时风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14、桐城文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因该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为楷模，强调以严整之文，明封建纲常之道，在文章体制和做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文论核心是“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承上启下。姚鼐对前人学说融合总结使之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备，提出“八要”将三者落实，又将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两种。他不仅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庞大桐城派体系，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

三、分析论述

1、归有光的散文特点

生死离别的情感经历使他将描写生活琐事的题材引入载道的古文体制，在平淡琐细中寄寓沧桑之感，开拓出言情记感散文的新天地。

归有光善于以抒情笔调叙事，以疏放的结构、质朴的语言，表现对日常生活趣味的深细体味。

如《项脊轩志》一文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追忆亲切的家庭琐事、琐谈，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以及怀念骨肉之亲的深厚感情，笔墨疏淡而情韵绵远。

2、《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叙事特色）

①虚实结合，据史演义。《三国志演义》虽叙述历史，但更是小说。它的成功之处是据于史而不拘泥于史。正如章学诚说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如，“怒鞭督邮”史实为刘备，小说为张飞，这对于塑造两人性格各得其宜，即所谓“虚实结合”，又如斩华雄历史上是孙坚，改为关羽。这是小说创作的手法，有利于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发展。

②辫状编结，突出主干。三个国家，三条线索，如发辫之三股，在编结过程中，或二联斗一，或二斗一观，总有主线存在。作者并没有平均用力，从对仁政明君的渴望和对忠智义勇的颂扬的主题来看，以蜀汉为主线，以代表忠智的诸葛亮为中心人物，以代表义勇的关羽为重要人物。曹魏次之，孙吴又次之。

③战争谋略，各尽其宜。四十多场战役，百余场战争。小说描写战争的时间之久、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今文学中极为罕见。仅赤壁一役，就用了反激计、离间计、苦肉计、诈降计、骄兵计、连环计、火攻计、埋伏计等等。所以三国间的争斗，既是人的争斗，又是智的争斗。

④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出场定格”的性格恒定是《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特色，这虽然有益于性格的鲜明，但却缺少发展，过分强调和夸张使人物失真。如刘备长厚似伪，诸葛亮智多近妖等等。

⑤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颇有特色，为浅近文言文体，雅致、洗练，与历史氛围极为合拍，与后来的长篇小说相比，可谓独树一帜。

3、《三国志演义》对于“忠、义、智、勇”的体现 ①智慧和忠诚主要通过诸葛亮的主导性格来演绎。

他尚未出山就能“隆中对策”，预知三分天下；出山后，“博望烧屯，白河用水”，智谋先声夺人。在赤壁之战中正确确定联孙拒曹的方针，接着舌战群儒，说服孙权，草船借箭，借东风，智算华容道，趁机借荆州，其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的忠诚一方面体现在了对刘备乃至刘禅的忠诚，从未有不二之心，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她对刘禅的庸愚敢于直谏而上《出师表》，对自己的失误敢于自责而去丞相之位，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②义勇则是通过惯于来展现的。

土山被围，他因受命保护刘备家眷，与曹操“约法三章”，是信诺之义。不肯与刘备的二位夫人共处一室，秉烛达旦于户外，是君臣兄弟之义。华容道上“捉放曹”是知恩图报之义。

关羽的勇不是常人之勇，而是神勇，极写克敌之易，总是“手起刀落，斩于马下”。如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后来愈加神化，民间称之为“武圣人”。

4、《水浒传》怎样表现忠义的

①《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名称是《忠义水浒传》，小说的主题即为忠义，是一曲忠义的悲歌。

②小说的主题“忠义”是通过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宋江表现出来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的身上着重体现“义”，他时时处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私放朝廷钦犯晁盖，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卢俊义。他的忠主要集中表现在后半部分，是指忠君报国，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为接受招安做准备。

③通过对“不忠不义”人物的描写，展现梁山好汉不同的遭遇，被官府、恶霸逼迫到走投无路只能投奔梁山，揭露了上至朝廷，下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草菅人命、巧取豪夺、强抢民女的罪行，反映出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下层百姓纷纷走向反抗道路的必然性，暗示了梁山好汉走向悲剧的原因。

④反映了明中叶以后，离开土地的商人农民由原来的宗族关系转变为以“忠义”为联系纽带的社会需要。⑤表达了长期压制下的底层百姓渴望摆脱羁绊、束缚、企求自由、率性生活的理想。

5、《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①结构上呈现连环钩锁、百川入海的特点，以第71回“梁山英雄排座次”为界，上半部分以各路英雄“逼上梁山”为线索，依次连环扣结地叙述各路英雄的不同遭遇，殊途同归于梁山水泊大聚义的故事；下半部分则以梁山义军迎击官军、接受招安、平定方腊等事件为单元。

②人物形象方面：《水浒传》最大的艺术贡献是创造了超群绝伦的英雄群像，以及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手段。

A、多层次描写人物。武松之勇义而精细，鲁智深之威猛而细实，李逵之蛮猛而率真······这些人物在中国古典文学殿堂里排成了形象各异的群英谱。

B、相似之人的相异之处。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拘束，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C、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

D、人物性格是发展的。如林冲从恶势力最初加害于他到最后逼上梁山乃至火并王伦，就经历了性格从忍到狠的转变。

6、昆腔跃居榜首的原因

南戏在南方各地经历了从明初到嘉靖近二百年的流传演变，兴起了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四大声腔。昆腔在明中后期一跃雄踞剧坛榜首，在理论上得力于魏良辅为首的一批戏曲音乐家多年精心研习和改革，实践方面又由于戏曲家梁辰鱼创作了《浣纱记》剧本，使之有所附丽，得以传播普及，发扬光大。

7、杜丽娘的形象分析

《牡丹亭》通过对杜丽娘为“情”而不顾生死的追求历程的秒回，鲜明地表达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爱情观。杜丽娘就是一个受限于身份教养，却大胆追求爱情，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女性叛逆者形象。

①苦于幽闺，乐于梦境：《惊梦》中杜丽娘青春意识觉醒。作为“情”的化身，她对爱情的追求，首先来自于生命的自然冲动，来源于“欲”的追求，但由“欲”到“情”的渴望和无法如愿的冷酷现实，使她只能在梦中和虚幻的情人幽会。

②因情而死，为情再生：杜丽娘“慕色而亡”后，其幽魂仍在幻想世界里，继续追求理想爱情。柳梦梅上京赶考，机缘巧合下拾得杜丽娘画像，深情呼唤下，终能人鬼相会，后梦梅挖墓开棺，丽娘起死回生，二人结为夫妇。

③捍卫爱情，勇于抗争：金銮殿上，杜丽娘大胆为争取来的爱情辩解，最后，以柳梦梅高中状元后奉皇帝圣旨完婚的喜剧形式结局。

8、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①反映社会现实、赞扬被压迫者的反抗：《席方平》叙述了一个刚直之士席方平到阴间为父受羊氏残害而告状深渊的故事。（阴间隐射阳世）；《梦狼》则是隐喻官吏即虎狼、百姓即鱼肉的社会现实。《促织》不仅抨击各级官吏欺压百姓，更把矛头直指皇帝（以历史针砭现实）。

②揭露、嘲讽科举制度：《司文郎》以盲僧的几闻文章，讽刺考官的昏庸无能；《贾奉雉》以贾奉雉用狗屁不通的文章高中来讽刺考官昏聩和科场腐败。

③抨击封建礼教，颂扬纯真爱情：a、鼓吹“真心”、“至情”：《阿宝》赞颂了孙子楚的痴情；b、宣扬“知己之爱”：《瑞云》瑞云与贺生相恋，瑞云绝俗，不重财势，贺生钟情，忠于“知己”，未以貌取人。④教育意义：例如《画皮》教育我们不能被外表所迷惑，《崂山道士》暗喻学习不能浅尝辄止，一孔之见只能四处碰壁。

9、《聊斋志异》的文体特色

亦虚亦实，有长有短。如鲁迅对其评价“以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传奇搜奇记逸曲折腾挪的手法记述狐神鬼怪的故事，另外一层意思是《聊斋志异》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类笔记小说乃至笔记。

10、《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艺术

①鲁迅对其概括是：“唯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儒林外史》没有结构线索，通常由前一个人物“遇”着后一个人物，前一件事情“连”到后一个事情；而后一个人物与后一件事情一旦进入叙事过程，则前一个人物与前一件事情就不再理会了。②“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虽然故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但是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功名富贵。除首尾外，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30回，描写的是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第二部分是31-46回，以修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展现理想文士如杜少卿的探求，第三部分是47-55回描写的是理想探求破灭后，四位“市井奇人”的发现。

11、《长生殿》的结构艺术

①前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分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刻骨相思，后在月宫团圆，呈现出“人”字形结构。

②以“钗盒情缘”为线索：为突出李、杨爱情主线及其性格特征，戏剧将一对金钗，一只钿盒作为爱情表证物贯穿始终，并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化由合到分（密室相赠，定下情缘。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金钗钿盒作为信物随葬）、由分到合（蓬莱仙子将杨贵妃的一只金钗和一扇钿盒托道士转交唐明皇，重申前盟），很好地体现了“钗盒情缘”的思想主旨。

12、《桃花扇》的戏剧构思

①剧作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②一宫扇贯穿全剧，宫扇既是候、李二人定情信物，又是二人和离的象征，这一过程与政治联系起来。在塑造人物和推动剧情发展上起了重要的点睛作用。

③以中介人物为正邪双方纽带：一方是复社文人，一方是卑鄙无耻的阉党余孽，一边是候、李爱情，一边是弘光王朝的闹剧。巧妙地用杨龙友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联系起来。

④结局不落生旦团圆的俗套：二人双双入道，宣告美好爱情以悲剧告终，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

13、黛玉和宝钗的形象

黛玉和宝钗在作者的构思里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上下”的人物，她们美丽，聪明，清纯，灵秀得令须眉俗物自惭形秽，这是她们的共性，不过她们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黛玉孤高自许，我行我素，从不矫饰，以自己的本真冷对周围环境，保持自己的尊严。宝钗安分随时，装愚守拙，深藏不露，以逢迎保护自己的安全。林黛玉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泥沟”的倔强；薛宝钗则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灵活。黛玉敢露“半卷湘帘半掩门”的棱角与“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的野气；宝钗则是：“珍重芳姿昼掩门的矜持”与“淡极始知花更艳”的机巧。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是不同类型美的极致。但他们最大的相同点却是悲剧结局，即“木石前盟”的悲剧和“金玉姻缘”的悲剧。黛玉和宝玉死别如果是身不由己，那么宝钗和宝玉的生离就显得宝钗悲剧更甚了。

14、凤姐和探春的形象

她们在贾府的男主子后继乏人的态势下相继出场，非凡的才干是她们的共性。王熙凤心眼活、手段多，既精明干练，也利欲熏心。她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无所顾忌；月钱翻出利息银，借剑除去尤二姐，积恶渐多，最后冰山既溶，大厦遂倾。探春建言建立大观园诗社；贾母因贾赦逼娶鸳鸯责怪邢夫人，以至凤姐也只得缄口，独探春的分析消除了贾母的怒气，体现了其见识不凡；大观园兴利除弊使人几乎见到贾府复兴的希望，然而她对胞弟贾环的无情，对生母赵姨娘令哭，也使人不寒而栗；维护纲纪正统的尽心竭力让人难以接受。她们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竭力描写刻画的，凤姐的结局只能是自食其果，“哭向金陵事更哀”；探春的结局体现了作者给予的唯一的怜惜与宽容，但仍是“千里东风一梦遥”，远嫁海外的藩王，将“骨肉家园，齐来抛散”，仍不失悲剧下场。

15、贾宝玉

贾宝玉是作者的投影。宝玉前身是女娲补天唯一弃用之石，于是悲愤道“无才可去补苍天！”他“潦倒不通时务，顽愚怕读文章”；但他杂学旁收，“歪”才满腹；他不愿做官为宦，却愿为妹妹买小玩意儿。作为名门望族的后代，且被父祖以及整个阶级寄予厚望的人来说，这是“不肖”，因此，宝玉是那个社会和本阶级的“多余的人”。他从有才被弃，补天无路，到自甘沉沦，愤世嫉俗。最后，看书吧，红楼梦部分重要的是举例啦~

第四篇：明代农民起义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答：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