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思想概况

第一篇：1明代思想概况

明代思想

一 明代思想概况

1.明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每一种思想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探求每一种思想原理出现的原因，我们必须研究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由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研究历代思想必须注意的问题。

朱元璋在元末大起义中，从一个义军的战士升晋为大元帅，并建立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经过南征北战，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他在攻克元朝大都以后，逐渐统一了中国。

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看到元贵族无度搜刮，肆意敲剥和常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转而采取与民“安养生息”的政策。他认识到，如果过分压榨农民，便会激起重新暴动。他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否则“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在告诫各级官吏不得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肆意扰民。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毛，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为了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他便下令农民归耕，允许农民开垦土地，免除三年税租。还大兴屯田，组织无田农民进行民屯，组织兵士搞军屯。还注意兴修水利工程。这些对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朱元璋统治三十多年中，明政府推行了某些适应生产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努力，而使农业、手工艺、商业都有了发展。当时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字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足见，当时政府储备粮食较多。，到了明成祖、明仁宗时，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政治方上，朱元璋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衰亡的教训，采用严刑峻法，严惩滥杀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文臣武将，都是祸患，予以铲除。即使那些辅佐他开国有功的文臣武将，也很少有谁能够善终保全。朱元璋极力加强对封建专制统治，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衣钵，大搞宦官专权，特务统治，党同伐异。整个明朝的政治，都是腐朽黑暗，明英宗统治以后，明朝便逐渐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早在名宣统统治时期（1426-1435年），封建官僚地主、贵族、藩王、王室、皇帝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如江南苏州地区的官田占田亩总数的14/15，民田只占1/15。明英宗统治之后（1436-1449,1457-1464），腐朽本质愈加暴露，土地兼并空前激烈，皇帝带头圈地，在京内各地设置皇庄，掠夺土地。公元1502年，全国官田占田亩总数的七分之一。孝宗时，境内有皇庄5处，占地一万两千八百余顷。武宗时统治时期（1506-1521年），皇庄竟增至三百多处。除了皇帝之外，还有藩王，勋亲、宦官及“权豪之人”、“势要之家”等都大肆“强夺田亩”，霸占民田。如宪宗时期的宦官汪直占田两万余顷，武宗时期的宦官谷大用占田万顷。外戚王源占田2200余顷。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在江南：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则是地租和赋税的加重，以及各种徭役的增多，许多地区的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不够缴纳租税，不少农民是“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除了均瑶、里甲和各种杂役外，官吏还任意加派，致使“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逼三四处”。在各种租税、徭役和高利贷的打击下，广大劳动者已经无油水可以榨取了。在这种情势下，虽然有张居正等政治家的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一时缓和了当时的矛盾，但由于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来自塞北蒙古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不断侵扰，而使明朝统治步入了颓势。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的统治，除了加强政治统治外，朱元璋还通过学校和科举两条途径来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在京师设置了国子监，国子监的生员在官员的子弟中招收，由地方学校举荐。国子监授课的内容，主要是朱元璋自己撰写的《御制大诰》，再有就是《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的《说苑》等。除了《御制大诰》外，朱元璋还写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内中列举了所杀官民的罪状，警告官民不要轻举妄动，犯上作乱，要求广大百姓老老实实纳田赋、出差役，服从统治，任其压迫。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礼部给国子监正官下文，要求严厉监督国子监诸生熟读讲解《大诰》，违抗者以违抗皇帝的圣令处罚。同时，钦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必读书目。朱元璋当面告谕国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各级科举考试，都在规定的学习范围内出题，答卷只能根据指定的经书和注解做文章，并要用故人的语气来写，这种文章逐渐成为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这种以八股文为标准的取士制度，成为做官为宦的唯一途径。八股取士的制度和方法，就是要求人们服服帖帖的按照皇家规定的条条框框去做事，不准学人有自己的见解和新颖的内容，其目的是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和为明朝培养统治人才。2．明代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概况：

明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奉为法定的官方哲学思想。

由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集中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对维护封建专制极为有用，经过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则成为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明代统治者以“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因此，使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请奏休书，以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洛（指程颐、程颢，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作为治国之端，明朝开国伊始，并没有把儒家思想和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的。解缙认为，周、程、张、朱之书，濂、洛、关、闽之学，则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学，而为太平制作之一端，故应将唐虞三代至周孔，下及濂、洛、关、闽之学书，“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实为明代编纂、汇集理学著作的开端。

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胡广等人奉命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了宋元以来若干儒家学说，于此同时，又命胡广等人编纂了《性理大全》。该书所采宋儒之说一百二十家，多为宋代理学家。其中自成卷帙（zhi）的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载的《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雍的《皇极经卷》七卷，朱熹的《易学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二卷，采集诸家言论，分为：理气、鬼神、理性、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诗、文等十二个部分。明朝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理性大全》，并颁行天下，旨在“倡明六经之道，继承先圣之统”，使“人皆由于正路”，“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佩道德而服仁义”。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和胡广等人的进书表里的这些话，说明了他们的编纂目的。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从此以后，明代的理学家不仅继承宋代理学家的思想，而且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明代理学直接继承宋代理学，故称宋明理学。明代统治者则以孔孟、程朱之是非为是非，来强化其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从明初“以理学开国”，到明成祖命胡广等儒臣编成三部《大全》，确立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后，人们对理学的笃信、尊崇，不能怀疑，非议。明朝统治者不许人民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有自己的见解和理学不相符的观点。如果发现有与理学相异者，就要招致杀身之祸，以至株连九族。明王朝制造了许多起文字狱，杖杀了许多有见识的学人。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饶州朱季友，因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而被“声张杖谴”，尽毁其家所著书。《明史》卷六《成祖本纪》载：“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说的也是朱季友被杖责，毁其书之事。

由于明王朝的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而造成思想僵化、学术停滞、思想懒惰，人才空乏。人们规行矩步，笃信程朱。

明初的理学家有：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他们的思想主旨都是宗理学的。在明代开国初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由于三部《大全》的钦定颁行，统治者的提倡强化，理学家的加工阐扬，而使理学占据统治地位。

理学虽然在独霸明代论坛，但由于其远人事而尚天道，尚空疏而不务实际，而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利禄，只能死背周、程、张、朱之书，空谈天理性命之学，对已经世致用，利济苍生之学，却不甚了了，面对这种思想统治局面，许多思想家对理学产生了异议，发生额怀疑。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剧，政治危机的加深，而使得明王朝陷入衰败的境地。对此，王守仁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今 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他认为，明朝已病入膏肓，行将断气，哎这种形势下，如果在继续“笃信程朱”、“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肯定不能玩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说“今夫天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因此他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守仁把“天下之不治”归于“学术之不明”，“士风之衰薄”，即看成是程朱理学的舒服，为了治天下，明学术，变士风，王守仁以“心学”取代程朱理学。因此，使得心学在明代中期以后得以复兴和发展。应该说明代心学的发展得益于陈献章，由于陈献章的开端，其后王守仁的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抗衡。

其实明代心学，由陈献章继承陆九渊的心学而其开端，由王守仁而集大成，所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是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中间环节，王守仁则使心学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与理学分庭抗衡礼。

在理学的衰颓、心学复兴的同时，则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在批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未流“近世好高迂腐之儒”谬论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元气本体论的哲学传统，阐发了元气一元论的思想，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存而立，这边是明代的气学思潮，这一派的哲学家则由罗钦顺、王廷相开其端，吴廷翰、吕坤等继其后，从而使明代思想呈现出多色纷呈，纷繁复杂的思想局面。

第二篇：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国水利)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吴晓兵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 洪泽 223100）摘 要：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由于历代对黄河采取北堵南疏的治理方针，黄河河床逐步南移，至明万历年间，洪泽湖逐步形成。隋唐以来，历代对大运河漕运依赖度不断增加，洪泽湖处于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也多有变化。本文以明代对洪泽湖治理思想为中心，研究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以期对当今的洪泽湖管理和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

明代；洪泽湖；蓄清刷黄；黄河；漕运 概述

湖泊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蓄洪水、提供水源、水产养殖以及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湖泊管理保护，维护湖泊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区域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苏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湖泊管理与保护的省份，自2008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不断强化洪泽湖管理，建立健全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制度，大力打击非法圈圩和非法采砂，为维护洪泽湖健康生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洪泽湖的形成虽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明代以前，洪泽湖无论从湖泊的面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来看，都不是十分显要，直到明代中叶后期，由于黄河的南流、淮河的失尾以及漕运的中断，洪泽湖的地位和作用才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明代是洪泽湖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洪泽湖大堤初具规模，洪泽湖面积迅速扩大。由于受到黄河泛滥、运河漕运等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对洪泽湖的治理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由于明代对黄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黄河在270多年间顺畅入海，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归。洪泽湖概况

2.1洪泽湖名称由来。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江都，途经破釜塘，时久旱逢雨，破釜塘扩大，遂更名为洪泽浦，“洪泽湖”三个字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修的《明史》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才有洪泽湖正式的统一名称，而洪泽湖作为这一区域诸湖的总称才被确定下来。

2.2洪泽湖概况。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处于淮河中下游结合部，淮河河床的组成部分，位于江苏省西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33°06’—33°40’，东经118°10’—118°52’之间，一般蓄水面积为1497平方千米（据2005年《江苏省洪泽湖保护规划》）。

进入洪泽湖的河道主要在洪泽湖上游，主要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此外还有怀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等，汇水面积为15.8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总量的70%以上。淮河入江水道为洪泽湖的主要泄洪通道，湖水60%-70%由三河闸工程下泄，经入江水道流入长江。另有淮沭新河、入海水道和苏北灌溉总渠，分别经由二河闸、二河新闸和高良涧进水闸排泄洪水。明代以前洪泽湖形成及治理开发概况

3.1宋以前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自古以来，洪泽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宜农宜渔，有着悠久的治理和发展历史，但是对于洪泽湖的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典农校尉陈登筑破釜塘，并筑捍淮堰30里（今洪泽湖大堤之北段），以障富陵之水，可以说是开洪泽湖治理开发之滥觞。

3.2宋元时期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北宋年间，自末口至汴口，在淮河南岸，先后开凿了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作为漕运河道。此时，在淮河南岸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泊，主要有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破釜塘以及白水塘等，这些小湖泊即为洪泽湖的前身。为防止陂塘威胁漕运，宋代在洪泽湖地区的屯垦规模大为缩减。到了元代，由于建都大都（现在的北京），先后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漕运改道，洪泽湖区屯田开发再度兴起，最大面积达353万亩，创洪泽湖地区古代屯垦的最大规模。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黄河南徙之初，淮河尾闾尚深广能容，但是淮阴以下淮河水位已经被大幅抬高，而且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淮河形成沉淀，导致淮河河床逐渐被垫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淮河产生顶托，淮河（其实即黄河）出水日益不畅。出水不畅导致黄河决口频繁，黄河的频繁决口给明朝的漕运带来极大影响，而洪泽湖由于处于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点，因此，到了明代，由于和黄河、运河的复杂关系，洪泽湖治理也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

4.1明代影响洪泽湖治理的主要因素。洪泽湖在明代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治理，是由这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1)明代治河的思想。明代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保漕”。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南京，以汴梁开封府为北京，以凤阳为中都。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众所周知，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明代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对漕运尤其依赖，据《明实录》记载，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基本都在400万石。为维护漕运的需要，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置了专职的总河，负责河道和运道治理，1578年，更是将总河府衙设置在黄淮交汇附近的淮阴。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诏刘大夏治河，诏书中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至误国计，……”这就指出了，保证漕运是治河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国计”，这其实也是明清两代治河的最高指针。(2)黄河夺泗入淮。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统计，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1946年2548年间，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明朝有7次，占了27%。由于黄河泛滥会阻断淮安到徐州间运河的漕运，因此，对黄河的治理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前提，而由于黄河不断南侵，洪泽湖也不断受其泛滥影响，因此，对黄河的治理，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并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洪泽湖也在明代时期被纳入对黄河治理的重要因素。

(3)泗州及祖陵安危。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它处于洪泽湖西岸、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镇，洪泽湖西畔的淮河入湖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工作经常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及“民间浮言”半公半私的攻击。最为著名的一次就是1580年，以常三省、李纪、高尚志为代表的泗州籍官员，多次上书朝廷，借泗州水淹之机，大肆渲染，广播谣言，企图中伤治河成果，甚至弹劾有关治河官员，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4)朝廷的支持。1570年以后，明代治水功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在朝廷内得到越来越多官员的认可，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修筑河堤，束水攻沙，主治黄河，运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治河，向朝廷上了著名的《两河经略疏》，立即得到了批准。4.2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要弄清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过程，因为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据历史资料分析和自身的分析研究，不妨以隆庆四年（1570年）为界，将明代的治河活动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这个时期的划分和史学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划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就治水思路而言。

(1)明代前期治河思想——北堵南疏保运道。和历史上大多数朝代一样，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占据了明代治水的大部分内容，也占据了《明史﹒河渠志》记载的大部分篇幅。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淮运的交汇之处，因此，明代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思想直接影响了对洪泽湖的治理。

从明代历次治河工作来看，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北岸筑堤堵塞以保护运道，南岸新开、疏浚支河以宣泄洪水，这样做的结果是运道安全了，但黄河不断向南泛滥，河床不断向南移动，距离淮河和洪泽湖越来越近，整个淮北地区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2)明代后期的治河思想——束水攻沙保通畅。明代后期的治河以潘季驯为代表，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就也最为卓著，这来源于对黄河认识的深化和洪泽湖进入治河者的视线。

隆庆四年（1570年）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工作，主要是解决黄淮并溢，运道大堵的问题。这次治河在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堵口筑堤工作之后，开闸使河水重入故道，此时，潘季驯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河水流到新开的相对狭窄的河道以后，水势猛涨，流速加快，强大的水力像热汤化雪一样，迅速冲开并带走了两岸的泥沙，使河道迅速变宽变深，远比人工疏浚的速度快、效果好。这次的发现令潘季驯激动不已，一个新的治理黄河的思想在逐渐形成。

1570年潘季驯主持治河获得成功以后，他的治河思想逐渐在朝廷得到认可并获得支持。1576年起，洪泽湖已经进入治河者的视线，加高洪泽湖大堤的意见也在讨论之中。

4.3洪泽湖是明代“保漕”的关键。古清口是泗水入淮之口，郦道元《水经注》称，淮泗之会，所谓泗口也。古泗口，在今淮阴区码头镇和杨庄一带。黄河夺泗入淮后，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淮河入黄之口便称为清口。其后由于黄河的顶托与高家堰大堤的拦蓄作用，洪泽湖逐渐扩大，淮河与之相合，清口成为洪泽湖洪泽湖（亦即淮水）的主要出口。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者黄河多沙，清口淤塞，将导致漕运受阻，洪泽湖排泄不畅，洪泽湖水位增高，威胁高家堰安全。二者由于黄河河床日益抬高，黄河经常由清口倒灌入湖，导致清口淤塞日趋严重，高家堰南段设有减水坝，必要时将向东分流，顺运河南流入江，或由射阳湖分注入海；入高家堰溃决或者减水坝失控，将导致漕运阻断，黄河趁此更大规模倒灌入湖，形成恶性循环。三者如高家堰溃决，洪泽湖不能储蓄清水，又失去借清水冲刷清口和黄河淤积的作用。如此交互影响，必将导致黄淮形势的日趋恶化，因此，清口（亦即洪泽湖出口）与高家堰成为明代最为关心的两处工程。

4.4“蓄清刷黄”是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经论及，历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都是以屯田形式进行的，而屯田离不了围堰的修筑，因此，在明代以前对洪泽湖的屯垦中，在其周围，尤其是东部地区，就筑有围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家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道都御史曾钧、河道都御史连鐄等再治河计划中提出“将高家堰增筑长堤”，这是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第一次出现在皇家档案里。

(1)“蓄清刷黄”思想的提出。万历初年，黄河决崔镇而北，淮河决高堰而东，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片淤沙，清口以下的黄淮入海尾闾也被严重淤塞。潘季驯经实地勘查后提出堵塞崔镇决口，大筑黄河两岸遥堤缕堤，修筑高家堰大堤，拦淮河水尽出清口，流入黄河，以达到冲刷清口的淤沙和下游入海河槽的治理方案。“蓄清刷黄”的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借淮水之“势”来冲沙，二是借淮水之“清”以刷黄。

于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总理河道，提出并坚决实践“蓄清刷黄”的治理黄、淮、运河的思想，把修筑高家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便修建了从武家墩至越城的长达60里的高家堰，并将原有土堤改建成石工墙，切断淮河汊流，抬高水位，迫使淮河出清口，冲刷淤积的泥沙。

(2)“蓄清刷黄”思想符合泥沙运行规律。从河流动力学的观点来看，用清释浑的思想是符合泥沙运行规律的。引清水河流入黄河，不仅增大了整个河床的流量，加大了流速，从而提高了河流携沙能力；同时，由于加入了清水，使整个河流的含沙量相对减小，提高了对河床的冲刷能力。所以，蓄清刷黄的思想被实践以后，清口及清口以下至云梯关河道的淤积速度大为减缓，黄河近300年时间内无大的决口和改道，运道也因此畅通300年。

(3)“蓄清刷黄”的配套措施。蓄清刷黄的思想得到实践的检验并获得成功之后，成为明代治河的不二选择，洪泽湖大堤在不断得到增高、培厚和加固，洪泽湖水位也逐渐抬高，成为悬在里下河地区人民头上的一盆水，“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就是对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为保证蓄清刷黄思想的贯彻，必须实施配套措施，一来保证蓄清刷黄的效果达到最佳，二来保证洪泽湖大堤东部的淮安、扬州的安全。

a.设置减水坝。明代开始，在洪泽湖东岸的洪泽湖大堤上即设有减水坝，当洪泽湖遇到特大洪水时，清口一旦宣泄不及，洪泽湖水位急剧抬高，会危及洪泽湖大堤的安全，此时就可以由减水坝向东宣泄部分洪水，而一旦洪水消退，就仍然可以使其北注清口。

b.建立报讯制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黄河报讯已经制度化，开始时仿照边疆军情的传递系统采集上报水情。由于当时黄淮运相互纠结，因此黄河、淮河的汛情须及时传到淮安清河，以便必要时堵塞运河上的南运口，保住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通道不被冲毁。后来，潘季驯又提出了一套新的防汛报警方式：河防一旦除险，必须以挂旗、挂灯和敲锣等方式予以通报，以便下游地区及时作出回应和进行防护。

c.修筑石工墙。明万历八年（1580年）始建石工墙，天启元年（1621年），因风浪袭击等原因，石工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修复时砌石中采用丁顺相间的方式，两块石间连接用铁锔镶嵌，使石工墙的整体性比万历时有了提高。

d.建立防护制度。明代对防护制度特别重视，强调防重于治，建立一套完整的防护制度，做到“日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还动员沿堤群众参与防守，建立所谓的“官守”和“民守”的“二守”制度，以保护洪泽湖堤防的安全。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启示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历经了黄河多次的泛滥成灾，运河的多次通断曲折，几代治水人的思考实践，更经历了千百万人民的磨难和血泪。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一段治水风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感慨，更要有思考和总结。

5.1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明代治河，由于京师官俸军食每年有400万石以上的需要，因此，确保漕运畅通为当时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民生只是附属要求，治河官员只能根据朝廷赦令的要求开展治河工作，由于一味坚持北堵南疏的方针，在“分流”与“束水”中摇摆，在分黄导淮等浮言中犹疑，使得黄河长期泛滥成灾，老百姓不堪其苦，这就要求我们今天治水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要深入治河地点进行调查研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湖泊管理工作。

5.2要保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代对洪泽湖之类的过程中，数位官员勇顶压力，前赴后继，在各种严峻的形势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再厥再起，不屈不挠，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的治理之路。而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以及水利、渔业、航运、发电等部门、行业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和矛盾，全力推进洪泽湖的管理与保护工作，全力维护洪泽湖的健康生命和洪泽湖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3要采用科学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成果。从明代对黄河以及洪泽湖治理方法探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依靠千百年来古老的经验。治水官员出自用经史子集、诗词策论等方法选拔出的进士，参考的资料也是历史上对事实的记录和经验的记载。明朝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朝政府依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在国内应用。传统经验对治水的认识是定性的、概念性的，这样就不能正确、准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几代人如盲人摸象般地进行治水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作用，经济社会要发展，水利要先行，而水利要先行，科技必先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 作者姓名

吴晓兵 出生年月

1969年9月 性别

男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水利史

水文化 身份证号

***03x 单位地址

江苏省洪泽县瑞特大道46号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39631558@qq.com 参考文献：

[1]洪泽湖志编撰委员会.洪泽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武继羽.洪泽湖通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3]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马雪芹.大河安澜—潘季驯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4.11.[6]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洪泽县政协.百里文化长廊洪泽湖大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11.[7]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7.

第三篇：传统中国画在元代、明代时期的发展概况

传统中国画在元代、明代时期的发展概况

中国画起源古代，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无歧异，本是一个意思。.我国夙有书画同源之说，有人认为伏羲画卦、苍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元代绘画在唐，五代，宋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特点是取消了画院制度，文人画兴起，人物画相对减少。绘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审美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元代文人纷纷隐迹山林，独善其身，将感情转嫁山水田园，将抱负寄于松、竹、梅、兰，借绘画抒情言志。不问政事，学道参禅，艺术境界渗透出佛道思想。注重书法与画面的关系，书、诗、画的结合一时成为风尚。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初期的钱选，赵子昂，高克恭等对唐，五代，宋以来的山水画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中后期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元四家”出现。元四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赵孟頫的影响，重笔墨，尚意趣，讲究画与书法、诗文的结合，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他们多以江南山川风物为题材，画风、技法各有特色，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意境和艺术语言，都能自成一家：黄公望的画意超迈苍秀，疏松苍逸；倪瓒的画格简淡冷寂，荒寒清旷；王蒙的画韵深秀苍茫，繁茂浑厚；吴镇的画风则沉郁清俊，朴茂温润。四家中以黄公望最年长，成就最高，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文人画影响最大，被称为“元四家之冠”。

元代花鸟画家爱画梅、兰、竹、菊，称之为“四君子 ”。体现高尚纯洁，清新幽闲，孤独纯朴的品格。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随着文人画的兴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发生显著变化。其题材往往寓意高洁、孤傲，寄托画家的思想情操。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饰和工丽，提倡以素净为贵。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现。其画风开启了后来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先声。著名花鸟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他们在继承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各变其法。钱选变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创不假雕饰的水墨写意和彩色没骨的画法。王渊师法黄筌，作品多用水墨法,变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鸟画大家。陈琳、张中笔法粗简，突破了宋代院体绘画一丝不苟的规格。

元代人物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兴盛,与前代相比，呈式微状态。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使大多数画家消极避世，漠视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现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极少。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由民间画工完成的永乐宫壁画，艺术水平很高。

元代山水画家还有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孙君泽，盛懋，陆广，马琬，陈汝言，方从义等，还有工楼台界画的王振鹏，李容瑾，夏永，朱玉等。人物画的画家有刘贯道，何澄，钱选，赵子昂，任仁发，周朗，颜辉，张渥，卫九鼎，王绎等。花鸟画以梅兰竹石为主体的文人画广泛流行，讲求自然和笔墨情趣。许多山水画家也兼擅水墨花鸟和梅兰竹石。著名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李息斋，赵子昂，柯九思，吴镇，顾安，倪瓒，张逊，邹复雷，王冕等。

代表作品：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蒙《青卞隐居图》倪瓒《渔庄秋霁图》吴镇《渔父图》方从义《神岳琼林图》任仁发《二马图》张渥《九歌图》王冕《墨梅图》柯九思《清

阁隐居图》赵孟

《鹊华秋色图》

明代绘画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变得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明代文人画成为画坛主流，流派众多，特点鲜明，队伍庞大。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董其昌，赵左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的武林派，徐渭开创了水墨写意花鸟，以及陈老莲的人物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明朝前期主要是三大体系：文人画，以王履，徐贲，王绂，夏永，谢缙，杜琼，姚绶等为代表。院体画，宫廷院画以王仲玉，周位，郭纯，边景昭，谢环，李在，商喜，倪端，周文靖，石锐，周全，刘俊，缪辅，殷偕，孙隆等为代表。浙派宗南宋院体，以戴进，夏芷等为代表。

明朝中期主要以院体画家林良，吕纪。江夏派的吴伟。吴门画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为代表。

明朝后期有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赵左的苏凇派，沈士充的云间派，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的吴门画派，篮瑛的武林派，项圣谟的嘉兴派。人物画有陈洪绶，写意花鸟的徐渭，周之冕，孙克弘。明代中叶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合称“明四家”。沈周作画取法于董源、巨然，气势雄健，沉着浑厚。文征明学画于沈周，又自成风格。而沈、文两位又为“吴门派”宗师。唐寅与文征明同学于沈周之画法，曾自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诩。善书法，能诗文，绘画成就最高，人物、花鸟、工笔、写笔俱佳，尤以仕女画著名。仇英青绿山水画以繁富、典雅著称。亦擅画人物，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对人物精神刻划自然。画为文征明所赏识而知名于世。四人中沈周与文征明为文人画，唐寅与仇英为近院体画。四人又有师友关系，画艺各有特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明代人物画：明代人物画不及山水、花鸟画兴盛，多是山水画家兼画人物画，如戴进、吴伟、沈周、唐寅、仇英等。曾鲸肖像画影响较大。

明代山水画：明初，许多山水画家是浙江人，称为“浙派”，画法师承南宋李唐、马远、夏圭，代表人物有戴进、吴伟等。“吴门画派”是指居住在苏州的画家，逐渐在画坛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苏州的别名称吴门）

明代花鸟画：明代前期边景昭、林良、吕纪占主导地位。明代花鸟崇高秀雅，强调有“士气”。墨竹、墨梅风行一时，徐渭成就突出。

代表作品：戴进《南屏雅集诗补图》吴伟《灞桥风雪图》文征明《万壑争流图》沈周《空林积雨图》唐寅《落霞孤鹜图》仇英《桃园草堂图》林良《山茶白羽图》吕纪《梅茶雉雀图》徐渭《墨葡萄图》蓝瑛《华岳高秋图》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周臣《柴门送客图》陈老莲《蕉林酌酒图》曾鲸《张卿子像》

第四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答：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