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法律制度

第一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答：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第二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

第三篇：明代农民起义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四篇：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从秦代开始,正式置御史府,秦汉以后形成制度。魏晋以后,制度日臻完备,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开始法律化、定型化,日趋成熟。宋元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明朝,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日益向极端的君主专制方向发展,封建监察制度也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

一 演变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是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1]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2]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3]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其三，地方监察制度的完善。明代地方行政层级工分三级，监察机构也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称帝前就在全国13个行政区内分设按察司，并在其下设41个按察分四。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相对于都监察院又称“外台”，虽隶属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权。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4]，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 1

年）始设两广总督；宣宗宣德年间在关中、江南等地专摄巡抚，都成定制。这样，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统属但相辅相成，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其四，法律制度上的贡献。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为一部正式的监察法规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公元1439年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出台打下了坚定的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明朝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考满、考察相辅而行”的考核制度，厂卫秘密监察的特务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明暗结合的监察网。这样，督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再加上监察法规的辅佐，使明朝的监察制度十分严密。

二、独特之处

明朝监察制度健全,地位突出,监察内容非常广泛,与明以前的各朝代监察制度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1.监察权相对独立 我国监察权相对独立,由来已久,到了明朝,其独立性更强。明朝十三道监察御史形式上要受都察院的节制,但行使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六科给事中更是独立一署,直接就六部事务向皇帝上奏。同时,御史的委任权属皇帝,而不是吏部。这就保证了御史在行使权力时不受干扰,而具有权威。2.监察范围广泛,权大威重 明朝上至官府,下至民间,无一不在监察之中。监察权的监察范围很广泛,行政、司法、军政、警政、财政、教育、考试及一切朝令和祭祀的典礼,都要受到监察。最突出表现在:(1)监察范围涉及思想和学术领域;(2)拥有很大的司法权,明朝六科给事中轮值时握有一定的案件终审权,巡按御史亦可直接查处违法失职官吏;(3)对官吏的陟黜任免有相当大的法定议定权。另外,明朝监察御史都有“风闻弹奏”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断”[5]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弹奏惩治官员。3.位卑权重,禄薄赏厚 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秩低,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秩仅九品的芝麻官,但他们上至规谏君主,奏劾勋戚旧臣,下至黎民百姓,均在其纠弹范围之内。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微妙,位卑但赏厚,御史工作有成绩,则可以超擢为三品组织按察使。明朝顾炎武对此有所评价:“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6]。事实是,位卑则吝惜官位之念轻而敢于斗争;权重则执行任务不受阻碍而易于立功;赏厚则立功之心切而勇于奋进。故此明朝御史都能行其职权,不避权贵。4.监察制度严格,不避权贵亲属 明朝监察制度严格,监察监督官员多能秉公执法,对贪官污吏,惩处甚严,有些甚至剥皮示众。对于皇亲国戚,亦不宽容。宣德时,直隶巡按白圭弹劾武定候郭铉纵容家人抢占民田、拆毁民居、掠夺天津、屯田千亩一事,郭铉虽获宽宥,其家人却受到严厉惩处。更难能可贵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不避权贵亲属,坚持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原则。附马都尉欧阳伦,是朱元璋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洪武末年,他几次遣家人违禁贩运私茶,“所至绛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勘,以闻”[7]。朱元璋不以至亲曲宥,下令赐欧阳伦死,周保等伏诛。

5.慎重人选 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非常重视,除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多所匡正。6.对监察官员规定严格纪律并制定互监制度 监察官员权力很大,在其行使职权时,并有法律保障。但也并非任其无限发展,而是有所制约。《大明会典·卷二零九》对所有监察官员都有数条规定,内容多为“纪律”与“处务”方面。如禁嘱托,“凡都察院官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吏人等,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违者如常人加三等,有赃者,从重论。”核公文:“凡监察御史,行过文卷,从都察

院磨勘。按察分司行过文卷,听总司磨勘。如有迟错,即便举正,中间果有枉问事理,应请旨者,且实奏闻。”纠不当:“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历去处,所问公事,有拟断不当者,监察御史、按察总司,随即改正。当该吏典,罪之如律。仍将原问御史及分司官,拟断不当事理,具奏,得旨方许取问。”察善恶:“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历去处,所闻有司等官,守法廉公,廉能昭著,随即举闻。若奸贪废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拿问,其应请旨者,具实奏闻。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从重论。”[8]7.特务监察的出现 历代封建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任用特务,秘行伺察,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人民的统治。但是,把特务监察组织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始自明朝。这种暗访的监察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明朝专制主义统治的极端发展。监察制度至此,机构完备,上下相维,左右交错,明暗并行,全国人民都处于一张以皇帝为总纲的监察网之中。

三、评价

明朝监察制度是在总结历代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的。它无论在组织机构、官员的设置,还是职权范围等方面,都进一步完备、系统、严密、简便和规范。这一严密的监察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督，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一方面直接参预并予以监控官吏的选拔、简任、考察等方面，对于整肃吏治、提高官员素质有重要作用；而且，言谏官谏天子、纠朝廷，也树立了秉公办事的典范。然而,由于整个封建政体的腐朽,监察制度本身也无一例外地弊端丛生,这使其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如下:1.皇权高于一切 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其建立与发展与皇权膨胀息息相关。明朝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即是明朝中央集权的产物。这样,明朝监察制度本身只可以附庸皇权为最高原则,监督和制约皇权以下的官吏,很难从根本上触及皇帝。明朝御史和言官的职权、任免、考察、黜陟,都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其权力来自皇权。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正所谓“御史纠弹,皆承密旨”[9]。遇到开明的君主,监察机关有时尚可成为“纠百官罪恶之司”。即便明君,亦往往凭个人好恶恩怨亲疏阻止监察工作的正常运行。如果遇到昏君奸臣当道,时局动荡,法制败坏,监察机关则往往成为包庇贪官污吏和制造罪恶之司了。嘉靖皇帝就曾多次驳回御史、给事中的弹劾,对严氏父子一味袒护。正德皇帝时,宦官刘瑾专擅朝政,残害百姓,长期逍遥法外。万历时张居正控制下的监察官员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这样使得监察机关的工作大打折扣。至于在皇权专断之下,正直敢监的监察官遭杀身之祸的情况更比比皆是。嘉靖三年,群臣因谏诤大礼事件,廷杖丰熙等134人,被廷杖死者16人之多。明代前期,皇帝开明,言路稍宽,监察官能较好地直言纠劾,因此升迁多而贬谪极少。到了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干政,厂卫猖獗,阁臣倾轧,党争纷起,监察权不断削弱。虽然他们仍能恪尽职守,但大多数惨遭诬陷入狱、贬谪。正因为监察制度以“为君尽忠”为宗旨,因此监察制度的作用大小,都取决于皇帝的开明程度。2.御史职权过大 明朝御史“代天子巡狩”[2],权力极大。与地方承宣布政使平列,威福尤过之,每至府县,官吏晋见时,须行跪拜礼。这不仅干扰了地方行政机关职能的发挥,而且为御史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提供了条件。另外,监察官范围涉及到了思想学术领域,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之狱,使得社会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读书人只得俯首听命,无所作为;而且对于思想言行的监察也损害了监察制度本身的严肃性、确定性和规范性。更有甚者,明朝御史有“风闻言事”的特权,这虽然对一些御史有某些督促和鼓励作用,但却对另一些御史不负责任地攻击他人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样一来,冤滥无辜,生灵涂炭的情况时有发生。明成祖时,御史陈瑾劾治建文死难臣子,株连数百余家,许多御史皆掩泣,而陈瑾却说“不治此狱,则吾辈无名”,其无法无天可见一斑。这种特权使监察工作失去严肃性。明代学者邱浚对此曾进行评论:“风闻言事,此岂治朝盛道之事哉!„„苟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入言,即形之奏牍,置之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3.以附庸皇权为己任的监察制度无法摆脱自身腐化的趋势 不法的监察官员贪污纳贿,威福任情,严重影响着监察机关职能的发挥。这种情况在明

中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监察官员常有考察不实,敷衍塞责,举劾不公,攀附权贵、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之事发生,到崇祯年间,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大臣梁廷栋曾奏称:“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10]这种情况使得监察官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其监察任务。4.监察官员参与朋党派系之争 随着明朝封建政治的腐败,统治集团中经常出现党争。嘉靖以后,门户朋党之争尤其激烈,监察官员也都卷入了这些政治斗争,充当党同伐异的鹰犬。天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大规模的“京察”、“大计”之争,几乎把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卷进去了。监察官员的卷入,不仅使监察机构的作用流于形式,言官重于空谈、轻于实政,而且加速了整个封建官僚集团腐败的程度。后来有些监察官员成为党派的骨干,更扩大了党争规模。明中叶后,随着监察机构的积重难返,整个官僚肌体严重腐烂,最后走向灭亡。

四、小 结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日渐完备的监察制度对明朝政治系统进行监控调节,平衡政治、经济诸方面关系,保证庞大的官僚政治机器能够按照封建制度的运行轨道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监察权相对独立;监察范围广,权大威重;位卑权重,禄薄赏厚、监察制度严格,不避权贵亲属;对监察官员规定严格纪律并制定互监制度等特点,对于今天发展完善我们的监察制度,依然可资借鉴。然而,明朝的监察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如监察御史组织上属于都察院，却不受都御史节制，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就啬了都御史监督百官的难度。另外，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司，而同时又有巡按、巡抚之职，使得在执行监察工作时，必然出现相互项撞或互相推诿的现象。还有，明朝的监察法规虽然不少，可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机构如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根本不受监察机构的节制，也不把监察法规放在眼里。这些人既是皇帝的宠信，自可无法无天，横行天下，致使一些监察官员反而成了这些特务机关的鹰犬，使监察法规的效用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坏，终于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皇权高于一切等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明朝的监察制度举步维艰,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随着明朝整个封建统治肌体的腐朽而走向灭亡。

第五篇：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构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

（一）凭媒而立

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

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二）由尊长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

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夫阻拦，遂背夫写下文书，将钿盒分作两处，以做凭证。白氏丈夫归乡，将女儿许给了同府陈家，白氏虽写有私约在先，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在“夫亡（母）携女适人”的特殊情况下，其女才能“从母主婚”。不过，即使如此也需母亲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拥有儿女婚配的发言权，而明代妇女一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主婚人抛头露面是违背礼法的。《莆阳谳牍》记载的一件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此项法规具体的施行方法：方养盛病故，遗下四女。妻蔡氏带四女改嫁邹征聚。蔡氏有家资二十两随带。“（邹）征聚内抽出六两已遣嫁长女矣。所余原备三女日食妆资。”此案符合“夫亡（母）携女适人”的条件，四女之母蔡氏虽然有财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继父。可见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认女性尊长的主婚权，而在维护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儿不浪费男方的财产，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男性家长支配家中经济大权的权利。

（三）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

婚书即婚约，纳征礼（即纳聘礼）行后，婚姻关系即算确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故有婚约。婚约一般由男女双方家长订立，内容应写明男女双方年龄、行次、聘财，主婚人、媒人分别画押，两家各执一纸，以做凭证。《大明律》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将婚书作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规定婚书格式，仅有明人小说中的拟婚约可供参考：

立婚约人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书作为婚姻关系订立的证明，常在民事纠纷和诉讼中被当作主要的书面证据，是地方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上文中立婚约人金声后因嫌儒生韩子文家贫，欲毁约，韩生提供的证据中婚书即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约判定“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维持婚约的效力。

同时明律又有：“虽无婚书，曾受聘财亦是”的规定。法律虽然规定嫁娶须写立婚书，在民间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聘财。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礼，婚约就算定立。有无聘礼以及聘礼多少，往往能决定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审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证：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红帖（即婚书——定婚帖）往来，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礼，二女二十五岁时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词中写道：“不闻挺以聘礼往„„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鸾。” 认定前约无效，承认后婚。可见在整个定婚行为中，聘礼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

（四）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

一般说来，定婚需男女两家自愿。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导“门户婚”——男女双方需要门当户对，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为世俗所容。“良贱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地位平等的情况下，自愿原则才得以载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双方均无异议，才下聘礼，写立婚书、缔结婚约，凭借权势硬性强娶往往不能达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继位中宫，因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罢。成祖虽然贵为皇帝却也强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双方自愿原则已被广为遵守，连具有立法权的皇帝也不例外。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

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即算确定，男女双方成立为婚姻关系，互相负有结婚的积极义务及不得与第三人定婚之消极义务。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定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家长以亲家相称。此在明人小说中多有反映。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表现之二是男女被视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张廷秀与王氏女定婚后即称对方为“媳妇”。法官的判牍中，也将定婚男女双方视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阳谳牍》中将定婚类案件定性为“夺妻事”。

法律既然承认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间保媒、聘女一般都避开已经定婚的女子，连皇帝选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讹传点秀女，大富商金声急欲嫁女，路遇贫儒韩子文，许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来点了。”这正是明代社会中国家承认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动反映。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它也为各级司法部门广为遵循。宣德年间，唐王第五子选县民之女为妃，后有民王家诉此女已经受了他家的聘礼。经核实后，唐王只得另外为儿子择妻。

定婚虽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婚约的法定事由，婚约的解除可产生两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双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财产上的，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的责任。明律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为两类：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约自动解除。至于聘礼的归属，一般情况下，“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地方官在实际审案中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处理。如：

生员方汪之子聘林汉臣之女，据林汉臣及臣之叔宗潘称，止受聘金六两。今方汪之子死，莆例无尽还之理。

于是县官判女方还银一两，推官祁彪佳考虑方汪家境贫寒，儿子还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断给男方三两。在这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判词中并未提及律条，引用的只是地方习惯，判决结果证明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具有“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的司法判决风格”。

（二）人为因素

1.男方无故不娶及逃亡不还者

成化年间条例规定：“定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告官改嫁”，又“聘定与人，其夫逃故并买卖在外，年久不回者，许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费用大，导致民间“聘定于数年而不能备数，以至婚姻失时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赣州府鲁男、顾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数年不能毕姻，以致后来引发命案。加上“逃亡不还”的流民现象从明中叶起大规模出现，至明末仍存，这使婚约解除的案件频频发生。如莆阳府陈旺聘定同府林延庆侄女，聘银七两。林趁陈逃亡在外，将女又许配黄家，得聘银七两。陈旺的叔叔代为申诉。推

官判女方返还原聘。并另赔偿男方六两。判词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测应不满三年，所以才能追还聘礼。2.男女或有犯奸盗

明律在此方面语焉不详，只规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礼之律）”，故律学家补充解释道：“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为官府认可，没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对此问题的一般看法。

三、违约婚姻

明律规定违约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欺诈婚姻；其二，为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即男女悔亲行为。二者均按照过错主义原则追究过错方责任。

（一）定婚中的欺诈行为及其法律调整

订婚中的欺诈行为，明人称为“妄冒”，即违反婚约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规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还聘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明代有一怪风俗：京师专门有人家，嫁妇女为外家人妻妾，初看时以美貌的女子相看，临娶时以丑女调换，名曰“戳包儿”。甚至有以幼男诈为女子嫁人为妇者，成化间就有这样一件案例，为男方觉察，送到官府。事实上，此条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实婚，已成婚者，多将错就错。这类案件被文人演绎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冯梦龙一则小说记有书生钱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亲、迎亲，因雨滞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县令判钱生与女成婚。此为男方妄冒引起诉讼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现实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无过错男方解除婚约，一般不能收回聘礼，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财的归属问题：男方悔婚，聘财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长又可将女另许他人，以一女得两份聘礼，女方自然不会有异议，同时也可算作对男方毁约行为的惩罚。但是司法实践中，案例多为男方悔约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诉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只依据律条“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归前夫”。景泰年间就有一例：都督吕毅男瑛与指挥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调职山海卫，别娶他女成婚。葛覃无奈在妹妹三十岁以上时将其嫁与一南京千户，已生儿育女。吕于是告葛氏悔婚，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虽然原告吕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没有追究其悔婚的责任。排除此案司法运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断：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凭婚约导致后婚无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没有悔约，而女方欲解聘，应首先征得对方同意，由男方写立“休书”，并退还男方聘礼，才算正式解除婚约。或可直接退还聘礼，但如未索要休书，无文书可据，往往引起纠纷。万历年间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曾与御史吴之彦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见不同，吴与赵绝婚，赵遂封还原聘礼，吴御史接受后没有索要休书。后此事成为党争事由，辅臣就此责备赵“绝婚轻易”。可见女方欲解除婚约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方贪图聘财，悔约、一女两聘的案例非常常见。明律根据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调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来与女方定婚的，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宫，不知者不追还财礼。至于女子归属，法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从后夫，但要倍追财礼给还前夫。

明清律学家对法规中女子归属问题颇有异议，薛允升认为：“此条便觉混淆不清”，认为“无应行离异之文”，应“仍许后夫为婿”，“谓已成婚者，亦应追归前夫，则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时期对此类案件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地方官在审案时，一般依据“未成婚者归前夫，已成婚者归后夫”的原则。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即据此断案，案情如下：

沈应用年暮无嗣，以宗侄沈之龙为嗣，以养女楼氏许婚。沈应用死后，其妻转将女许给胡家，得聘礼十二两。

李清认为楼氏固“有主罗敷”，幸与胡男未及成婚，故为楼沈二人主婚，并还胡氏聘礼十二两。此案关键在于楼氏女“幸黄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实，所以维持前约。

若男女已成婚则按照从“后夫”处理，案例如下：千户黄春将侄女黄三许彭谦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黄三与李华备礼成婚。被彭家告发。沈阳中卫审结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许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执称不愿黄氏为婚，另行娶妻。

于李华名下，倍追财钱银三两给还彭俊收领，将黄氏断给李华。与李清审理“姻变事”相比，此案适用法律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明代定婚制度总体而言是对唐代以来封建社会婚姻立法成果的继承，但是其中的某些构成要件如写立婚书、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等原则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婚姻契约原则、意思表达一致等在形式上至少是相符的。同时，相对唐律中的规定而言，违法所受惩罚的刑等要低一等，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对人身关系束缚的松懈，符合近代“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发展方向。故笔者认为明代定婚法律规定中的进步因素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也表明中国古代的婚姻立法在缓慢地、自觉地朝着近代婚姻立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