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监察制度

第一篇：论唐代监察制度

论唐代监察制度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比较完善。我的读书报告主要是从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论述的。

一、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一）监察机构系统化，独立性增强

唐代监察机构在中央主要指御史台和谏官系统，二者构成了当时中国监察体系的两翼，是专司监察、独立的系统，位高权重，直弹大臣，与地方检查是垂直领导，有利于纠弹吏治、监察官吏。同时辅之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行政监察、刑部的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这些监察机构比较完整又有系统性，对于肃正封建政治纲领，防止百官失职、渎职、纠正各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失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监察机关独立性增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不受任何官员的约束，甚至在御史台长官也无权干涉，即所谓“台官无长官”。

2、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可“风闻奏事”：即所谓的御史从各方面访得可资揭发的材料时，可以不说明材料来源和告示者的姓名，以“风闻”之名上奏朝廷，请求查处。

3、唐代三省体制中得侍中的封驳权的行使，以及给谏制度中对皇帝部分决策的监督，都表明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4、为了保证监察机构的活动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唐代御史或由皇帝直接特任，或由御史台委派，完全不受吏部支配干预，表现了人事权的独立。

（二）依法监察，失法入罪

检查功能的发挥，不仅要有组织保证，还需要有法律依据。除了以封建王朝通用法律约束监察机关的活动外，唐朝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形式的监察法规。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后因繁琐难于执行而废。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汉朝之制“六条问事”发展为“六察法”。

（三）监察法制化、规范化，体现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

历代在扩大监察权限的同时，按皇帝旨意、诏令和中央有关法令制定监察法规，是我国检察制度中的重要的内容。唐代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律”，其中规定了个监察机构的职责，法典是不能违背的，必须严格执行。唐代的检查制度日益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各级官吏按照当时的正指标追，奉公守法，维护纲纪，设置必要的法规制度和法律的刑罚来保证监察权得实施，体现了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四）监察职权范围及对象广泛化，职权分工明确化

唐代的一台三院制，所谓一台三院，一台是指御史台，三院是指台院、殿院、察院。行政监察、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是监督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国家机关。唐代门下省得封驳审议和言谏制度也是检察职能扩大的表现。此外，唐代监察制度中“六察官”得出现，以及御史中参加重大案件审理的“三司推事”，都表明其监察权已渗透到了行政司法部门。

（五）慎重选官、严格考核

监察机构乃朝廷纲纪之地，监察官员的选人十分慎重，有着较高标准。唐代对监察官员得铨选、考课、迁转之制颇令人称道。从具体要求上讲，基于工作性质，监察官员必须公正廉明。此外还规定了回避制度，父为宰相，其子不得为谏官。

二、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紧抓中央、放松地方

唐朝监察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中央百官的监察远远重于对地方百官的监察。唐朝后期，随着节度使的设置，逐渐由其兼领监察。

（二）权权相掣、皇王受益

中国古代监察权从未独立，为皇权所派生。权利的设置运行实效及其目的与皇帝的意志和皇权的运行实为一体。唐代监察权与其说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滥用不如说是皇帝假手他人严查群卿。监察制度的所有流弊莫不源于此。

（三）机构膨胀，职权繁杂

唐代监察体制沿袭前朝弊病，监察机构膨胀，职权繁杂，检察官除有行政权、军事权外，还有审判权、司法权，御史台设有台狱，可拘禁囚犯。

（四）监察落空，委身党争

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他们要想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要么依附皇权，要么委身权贵，缺少独立人格，随着党争愈演愈烈，监察权也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三、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保证监察机构的独立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在中央设有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监察部，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同时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加强检查力度，提高监察效能，使监察活动有序有效的进行，建议我国监察机关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领导。

（二）健全监察法律法规

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监察活动，对监察活动的很多方面都进行规定，是古代行政监察工作可以有序进行。我国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多部相关法律，但是规定的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

（三）完善对监察活动的监督

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规定，官员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应该是相对的。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制度也应推进相互监督，同时实行政务公开，接受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得监督，强化官员自尊、自重、自警以及监察系统得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得机能，更好的利用监察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保护人民权益。

（四）多种监察方式得灵活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中经常性监察和临时性巡查相结合，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相互勾结，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现代的监察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常设监察机关与临时监察机关相结合，一般性监察机关与专门性监察机关相互结合，特别是要重视发挥临时性监察和专门性监察的有效运用。

（五）严格选任检察官原

监察工作的有效行使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监察官员队伍。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对监察官员得选任都有一套完备并且严格的制度。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监察官员得选任、考核、提升、回避交流制度，提高监察官员的职业准入，规范监察官员的选任程序，强化对监察官员得培训，加强对监察官员得有效考核，推行有进有退得任职机制，提高监察官员的整体素质。

结语：从唐代得监察制度可以发现，监察制度时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产物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强化皇权、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时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秩序得一种工具，但它在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得规定、监察方式的用运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得现代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得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古代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以上就是我的读书报告得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2011年开始，全国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将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换届工作，这是腐败易发高发时期。如果缺少有效的监察，腐败必然成风，所以研究监察制度，从制度层面去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我们将得到有意的启示。

第二篇：论唐代爱情诗

论唐代爱情诗

[摘要]：唐代爱情诗是诗歌史上的一颗明珠，较之前朝的爱情诗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的爱情诗主要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关键词]：唐代、爱情诗、分类

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吟咏爱情的文学作品亦古已有之。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到汉乐府和六朝诗歌中的爱情诗传统，发展到唐朝，爱情诗迎来了它的一个成熟期和高峰期，初唐时期，“四杰”提出注重诗歌“风骨”和诗言志的主张，开启了诗歌的新风气。“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总结前人经验，提倡把情志、教化和声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这些初唐杰出诗人的引导下，唐代爱情诗有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盛唐时期，士夫文人热情高涨，唐代创作空前繁荣，爱情在诗人们的笔下有了更多的表现方式。张九龄、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留有优秀的爱情诗作。中晚唐时期，爱情诗出现了真正的高峰，争妍斗艳，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题材都有了更大的丰富，创新手法不断涌现。李端、张籍、薛涛、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成为中唐时期爱情诗人的杰出代表。到了晚唐时期，杜牧、李商隐、韩偓、鱼玄机、温庭筠、韦庄等诗人的爱情诗比较突出，但是仍然掩不住晚唐没落的苍凉，已经不如中唐那般群芳斗艳。

纵观唐代爱情诗歌，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表现诗人对妻子的真挚感情的作品，主要包括赠内诗和悼亡诗两类。

唐代很多诗人都有歌咏自己妻子的诗，或描写日常生活的丝丝温情，表现妻子的贤惠和不离不弃，即为赠内诗；或因妻子早逝，表达对妻子无尽的思念，此为悼亡诗。

在唐代诗人中，写赠内诗较多的诗人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位诗人在抒情诗中的表达也一如他们的个性。李白直率夸张，如《寄远十二首》其十二：“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色可餐兮难再得。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极兮意以深。”与李白相比，杜甫与白居易就显得更含蓄委婉，欲说还休。杜甫思念妻子时，是这样表达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李白泛爱，在诗歌中也有表达对妻子的内疚的，如《赠内》诗，但里面仍含有调侃的意味。白居易表达对妻子的愧疚则是严肃正经的，他的《赠内》诗写道：“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真可谓真挚感人呀！

唐代写悼亡诗水平最高的诗人是元稹和李商隐。悼亡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先逝妻子的思念，往往是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感情真挚。唐代的悼亡诗作最多的是元稹，他创作了二十多首悼亡诗悼念妻子，尤为《遣悲怀》三首最为著名，如“顾我无搜衣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一句，道出了两人的恩爱。他的《离思五首》（其四）中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成了千古爱情绝唱，表达元稹对亡妻的忠贞与怀念。

二、以妇女角度写的闺怨诗，它包括宫怨诗，离妇诗，弃妇诗，别离相思诗。

宫怨诗多以宫廷女性为描写对象，反映的是后宫佳丽的痛苦。此外，唐代男子多在外面征战或者经商，在家中留下大量的征妇和商妇，独守空房。因此，唐代爱情诗中，有大量反应独守空房的妇女的苦闷和空虚，而其质量也是最高的。

宫怨诗不是唐代特有的，每个朝代都会有寂寞后宫颜。后宫的女子身份特殊，她们因着姣好的姿色被选入宫中，世人都以为进宫便会受宠幸，实则不然，封建时代，“三千佳丽”都属于皇帝一人，皇帝自然无法临幸每一个人，不少女子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就这样郁郁而终了。有的人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宠幸，但终不能幸免年老色衰，总会有新人来代替自己。正如李白所说：“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在那个时代，宫中的女子，纵使没有得到宠幸，自己也不能寻找爱情，只能孤寂一生。因此，才有“秋夜守罗帏，孤灯耿不灭。”（《班婕妤》王维），当然也有些女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如张祜《长门怨》：“日映宫墙柳色寒，笙歌遥指碧云端。珠铅滴尽无心语，强把花枝冷笑看。”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宫怨》李益），再无奈地隐忍着，这些女子对爱情也有向往，“去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宫怨》李建勋），可这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

宫怨诗的主角是宫廷女子，离妇诗和弃妇诗则多写民间女子。唐代的气象恢宏，好男儿志在四方，多半都为征人和商人，常年在外，甚至几年不回家。这类的闺怨诗中，有“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赋得自君之出矣》张九龄）的日渐消瘦的思妇，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王昌龄）的富家少妇；有“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李白）的怀人征妇，也有“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李益）的商人妻子。这些女子有着不同的身世，却有着相同的追求——希望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唐闺怨诗中有一部分颇具价值的征妇闺怨之音，它是从边塞诗衍生出来的，描写征妇闺怨的思情诗，主要表达的是家中的守闺人对征战在外的情人的思念，或者对战争的控诉。正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表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写了戍边战士奋不顾身征战沙场，命丧边疆，可悲的是他们的妻子还在春闺中时时梦见他们，毫不知情，表达了对战争的无声控诉。

三、女性诗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即女性恋情诗。

唐代女性爱情诗奇花争放，韩翃之妻柳氏以《杨柳枝》答丈夫的《章柳台》，借韩词发挥，先言恨别，后说遭难，作后以“纵使君来岂堪折”回答韩翃的“亦应攀折他人手”的猜度，将至深至悲的情感融入其间。此词如同一曲凄切的挽歌，揭示了女子命运的悲惨。

到了中晚唐时期，写爱情诗的女诗人数量大增。其中，李治、薛涛、刘彩春，鱼玄机被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其中，李治、薛涛和鱼玄机与当时著名的文士密切交往，写出了不少既有女性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睿智的爱情诗。李治的《明月夜留别》写离别时的感受：诗人以明月自比，并以月象征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明月就知道彼此的心仍在一起。薛涛才思细敏，写诗“词义不苟，情尽笔墨”，她的《春望词》结晶了诗人多少难以言说的隐痛。而鱼玄机的《江陵秋望有寄》是她因正室的妒忌被丈夫遣送到道观里做女道士后所写的，站在江边山坡上，目睹了千枝复万枝的枫叶、江桥和暮色中的归帆，触景生情，感觉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就像眼前的西江水日夜不息，绵绵不断。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是一个翘首企盼爱情的痴心女子，感情真挚。

四、未能终成眷属的男女恋情诗

这类诗主要抒写恋人间的真挚感情，但绝少涉及色情，都是健康情感的抒发，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

李益的《写情》、杜牧的《赠别二首》、张泌的《寄人》都是以第一人称抒发感情，写了因为某些原因未能终成眷属的女性对象；诗中诗人敞开心房，写出了

失恋的心理感受，表达了诗人对那份感情的无法忘怀和难以割舍之情，张籍的《借妇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不是写诗人自己的经历，而是写一个已婚女子受封建礼法的束缚，“事夫誓拟同生死”，忍痛拒绝了自己喜欢的另一个男子，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表达了女子对赠珠人的深深爱恋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感人至深。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文风也相对地发生转变，浮艳诗增多，著名诗人温庭筠、韩偓、韦庄，杜牧等的诗歌都有了侧重感官体验的倾向。如韩偓的《新上头》完全是描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为了情人认真装扮的画面，将感情寓于情态中，表达了诗人对妙龄少女形体的喜爱。

说到令人叹息的爱情诗，不能不说到李商隐。他的爱情诗继承了《诗经》中《秦风·蒹葭》和《周南·汉广》咏唱迷惘感伤，可遇而不可求得爱情传统，直接抒写自己独特的爱情体验。李商隐的爱情诗抒写对象有三类：他年轻时代的恋人；他的妻子王氏；无法考察的爱情对象。而在他的爱情诗中以《无题》诗的成就最高，如《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表达的是对逝去的感情的惘然；又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情则更为外露，写两人别后的心灵感觉和情感体验，接着又用“蚕丝”和“烛泪”象征诚心和痴情，最后借用青鸟传信回应收句，暗示相见的艰难，感情真挚。也许我们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些《无题》诗的意旨，但足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诗中感伤情调。

总之，唐代爱情诗是我国悠久的古典诗歌历史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内容、题材，思想等方面相比前朝诗歌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诗歌发展的前进步伐。当然，唐代爱情诗也激发人们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和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是所有爱情诗共同的本质。参考文献：

1、崔建聪：《古诗词鉴赏·爱情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2、张绪平:《中国诗词专题鉴赏》.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

第三篇：唐代债权制度浅析 - 副本

唐代债权制度浅析

内容摘要：唐代非常重视官法对民契的规制，官法中有大量规制民间契约活动的条款，相当全面，并形成了规则体系，从而使民间契约活动有了法律的依据。然而，与官府的态度和做法不同，民间社会普遍认为“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对于民间来说，官法是官家的法，私契是民间社会乐意遵从的活法，官法与私契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本文就以唐代债权制度浅析为题，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唐代；债权制度；契约

一、唐代官法对民契的积极调整与规范

唐代官法对民契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民间契约的地位，承认契约规则的效力，部分的事务放任民间习俗调整，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官法对契约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面的承认性规范，即承认民间契约的合法性地位，赋予其执行力，并且只要官法没有明文禁止性规定的，都视为契约自治空间。二是调整性的规定，对民间契约中可能影响交易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伦理秩序的内容通过国家立法加以规制。这类规定通常表现为国家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其表现形式多为禁止性的条款。三是程序性规定，现代法理学认为，程序是对实体权利的重要保障，许多实体权利都将通过程序来实现。唐代的官法也有许多关于买卖契约程序的规定，尤其集中于对田宅、奴埠和牛马的买卖方面。关于唐代民间契约的法律管制的探讨，笔者将以借贷契约为主，同时涉及到特殊目标物买卖契约的法律程序。希望通过这种探讨能够清楚地认识唐代官法对民契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

（一）官法对民契的承认性规范

唐代官法对于民契的承认性规范以对借贷契约的规定最为典型。唐代《杂令》的“公私以财物出举”条，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有息借贷契约(出举)的订立、利息禁制、履行方式、司法救济、质押物处理、保证责任等，同时也兼及无息借贷契约(非出息之债)的司法救济问题。唐代《杂令》虽已亡佚，但仍可以从《宋刑统》中收录的唐令看到唐代((杂令》的原貌，其全文为：“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公癣，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又不得回利为本(其放财物为粟麦者，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唐代《杂令》关于粟麦等粮食作物的出举有与此类似的规定：“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根据上述令文的规定，可知唐代官法对于民间借贷契约采取的基本态度是放任，民间可自由订立契约，自由规定借贷的数量和利息及履行等内容，官府并不过问。所谓“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是指有息借贷。有关这种借贷契约无论是民众之间，也无论官民之间，都属于民间“私契”的范围，官府既不干预其订立过程，也不参与其正常履行。

官法一方面承认民间借贷契约的自治效力，另一方面又对契约履行的方式进行正面规定。关于借贷契约的正常履行方式，《杂令》规定：“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即首先是以“家资”抵当，只有家资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可以“役身”折抵，“役身”履行的前提条件是“家资尽者”，以家资履行为先，以身役折抵在后。即便符合“役身”的条件，也须“役通取户内男口”，女性不得作为劳动力以“役身”来充抵债务之清偿。

通过以上对条文的分析，可发现唐代官法对民契(借贷)的承认性规范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承认民契的效力，令文中的“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或“诸出举，两情和同”⑦等规定说明官法对民契中合意的保护，在官法未加以禁止的领域允许百姓通过合意订立契约任意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为民契在约定方面留下了较大空间：第一，出举的期限，是一月或数月还是一年或数年，官法是不作规定或要求的，这意味着依从民间习惯或依从当事人约定；第二，在“财物”的范围内，官法也不限定借贷标的物的类别与数量，借贷物品的类型及额度都由当事人合意决定；第三，官法限定之外的当事人约定，也应作不作干涉理解。

(二)官法对民契的负面禁止性规范

唐代官法对契约的禁止性规范主要集中于对利息、牵挚家财和人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唐代高利贷现象较为严重，为此，官法规定了利息的最高限额和利息的计算方式，并且严禁违法取利。唐长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敦文规定：“负债出举，不得回本作利，并法外生利。”《唐六典》中也有类似规定：“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瑜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所谓不得回利充本，指的是债务人到期不清偿债务，债权人不得以利充本，利上滚利，即不得采取复利的利息计算方式，增大原本，加重债务人的负担。换言之，唐代实行的是单利原则。关于利息的最高额度，根据上文引述的唐《杂令》中“公私财物出举”条的规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最高利息率的规定，“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二是对利息的最高额度进行了限制，“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三是规定不得回本为利。同时，官法对官民之间的官物借贷契约的利息作出了特殊的规定：“若官物及公廊，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

第二，唐代禁止债权人在债务到期不履行时强制牵夺债务人的财物超过本契的行为。《唐律疏义》“负债强牵财物”条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疏义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脾、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律文的意图是防止不必要的债务纠纷的发生，因此禁止债权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向债务人追缴财物，债权人若想实现自己的债权，在债务人“违契不偿”的情况下，应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解决，而不应通过私下强牵掣债务人财物的方式来实现债权。唐律所禁止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制牵掣债务人财物，二是牵掣财物过本契。但是官法所处罚的只是牵掣财物过本契的行为，处罚的方式是以坐赃论。如果仅仅是未经告官司听断而强制牵掣财物并没有过本契的，则不受官法的处罚。

第三，唐代禁止以良人质债为奴的做法。唐代对于借贷债务的履行方式有以劳役充抵不能履行的债务的规定，但以劳役充抵债务的做法须严格遵守官法的规定。首先必须尽量以家资清偿债务，只有出现家资不足清偿时才能“以身折酬”。法律之所以对“以身折酬”作出如此规定，是为了防止有良人因负债而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唐代的官法严格规定不得以良人为奴质债，唐律就规定：“诸妄以良人为奴脾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

(三)官法对民契的程序性规范

唐代的官法对于田宅、奴蟀、牛马等特殊目标物的买卖设定了特殊的程序，比如要求订立市券，制定买卖文书或者经官司申碟，进行登记。

关于田宅之类不动产的买卖，唐代法律规定必须到官府登记，得到官府许可，取得官府文碟。《唐律疏义》规定：“依令，田无文碟，辄卖买者，财没不追。苗子及买地之财，并人地主。”该律条还征引了其中所说的“令”，其原文是：“诸买卖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碟，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碟辄卖买，财没不追。”从立法有利于地之本主来看，申碟官府应该是买主的义务。

唐代还要求对一些特定的动产的买卖，必须使用官契。方法是：先立通常的买卖契约，再到市场管理部门申请官契以实现交易的完成，由“市司”出其“市券”。

《唐六典》中曾载有唐代开元《关市令》条文：“凡卖买奴脾、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唐律》还规定了买卖奴脾牛马不立市券的罚则：

“诸买奴碑、牛马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答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过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答四十。疏义曰：买奴脾、牛马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答三十，卖者减一等。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阁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答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答四十。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

根据以上条文，可发现唐代官法对奴蟀牛马等动产的买卖设置了如下法定程序：第一，买卖奴婢牛马需要经官司公验，然后出具市券作为买卖的凭证；第二，设立了奴脾牛马买卖的三日之内可以悔约的制度，买者在买卖完成后三日内如果发现奴脾牛马原来有疾病则可以选择悔约；第三，唐律还专门针对市场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规定了罚则，如果市场管理部门在三日内没有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为其出具买卖的市券，相关责任人就要受到处罚。

二、以“乡法”和“约定”抵御官法的规制

唐代对民间契约作出了系统性规定，把对民间契约的调整纳人到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去，使其成为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官法还对民契作出了“官为理”和“官不为理”的规定，明确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官府介人民间纠纷，什么情况下不予干预，这就为官府是否受理划出了界限。比如，只要民契没有超出国法规定的界限，有民契则依从民契，否则“官不为理”。反之，如果超出官法规定的范围，则官府就介人干预，这就是“官为理”。一方面，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民契需要遵守官法的相关规制，在契约得不到遵守而发生纠纷时须寻求官法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也默许民契以“乡法”或“约定”的方式变通官法的规定。下文将通过对敦煌契约文书的分析来进一步探讨民契对官法规制的回应，考察民契是如何通过“乡法”或“约定”来回避官法规制的。

(一)以乡法抵御官法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份诉状，名为《唐咸亨五年王文欢诉酒泉承认张尾仁逮钱不还辞》。原告王文欢在诉状中认为，他与被告张尾仁订立的契约为“私契”，并称该私契依据的是“乡法”，即所谓“准乡法合立私契”。“乡法”不是偶然出现的个例，它常常出现在许多契约中，如《麟德二年(665)八月赵丑胡贷练契》中约定：“乡法酬生利，延引不还，听拽家财。”这里说明当事人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是依据乡法来办的，因此契约中没有写明具体的利息。两相比较，后一份契约文书中的乡法涵义似乎不如王文欢诉状中所说的乡法范围大，就利息的数额而言，王文欢诉状中的乡法是制定契约的所有依据。其实，不仅借贷契约中存在着乡法，在授田、课税等诸多杂项中也都广为运用乡法。唐代的律令同样承认“乡法”的效力，比如《唐律疏义·杂律》“非时烧田野”条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疏义》解释说：“北地霜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须收获总了，防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

看来，乡法的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随各地风土而异，它是官法所无法取代的，也是官法必须尊重的，对官法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补充。由于疆域大，地区差异大，各地的风土人情、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各不相同，而官法既不可能囊括无余地因各地的特点而作出各自不同的规定，也不应当强异从同作出千篇一律的规定。这因为乡法是各地的人们在各自的环境里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可谓延承有自，源远流长，为各地的人们世世代代所遵行，故也称之为“乡原”、“乡元”或“乡原例”。各地的乡法自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各有特色，各不相同，而且都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怎样，“乡法”在唐代的民间习惯中，至少在民间契约的订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当地民众订立契约的重要依据。再根据所谓“官有政法，民从私契”的真实情形，可以看到乡法与官法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规则体系。

由于唐代官法严格规定了民间借贷契约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最高额度，而这种规定未必为各地民众所接受，因此，为了规避官法对利息的规定，在唐代的民契中双方当事人经常选择依据乡法来约定利息。比如在敦煌地区契约中，《辛巳年(921年?)敦煌郝猎丹贷绢契》载：“若于限不还者，便着(看)乡原生利。”《癸未年(923年)敦煌沈延庆贷碟契》载：“于月还不得者，每月于乡元生利。”《乙酉

第四篇：论唐代“山水田园诗”

论唐代“山水田园诗”

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古诗作为古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汉末建安时期，发展于汉晋六朝，并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唐朝是对世界影响极大的朝代，通过对唐诗的学习我了解很多的诗派，有山水派的恬淡优雅，有婉约派的旖旎感伤，有豪放派的不羁雄健。气象万千的诗派交合在一起入融汇成中华史上一首凯旋的风歌。研究古代，特别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丰富我们的情感世界，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获得精神的陶冶和 审美的愉悦。

研究唐朝山水田园诗对当今的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正如语文书上所说的“盛唐诗歌的帷幕开启，扑面而来的是山水田园的清音远韵，是李白的逸兴遄飞，是杜甫的沉郁顿挫。”作为盛唐时代诗歌的开幕大戏，我们需要了解它，需要剖析它。我们要借这一诗派认识诗的唐朝，也由此欣赏着盛唐的诗。它能帮助我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找到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

一.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

盛唐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优裕，为赏山玩水提供了条件。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璞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垫。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此际并非为隐而隐，而是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此外，晋宋以来的田园诗、山水诗的创作，也无疑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由于在初唐时期国力强盛，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宽容开放，科举可以顺利进行，文人士子的仕途比较平顺，隐士成了高雅的风尚，文人雅士们竞相效仿。同时物质生活的丰富，为隐士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使得他们有闲情逸致将欣赏的目光投向山水景色。于是在这时期，诗人们将山水田园诗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二.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脉络

随着唐诗繁荣局面的到来，山水诗出现了丽日惊天的壮观景象，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

山水田园诗到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在山水诗的意境上早已远远比不上唐代。南宋后期山水田园诗因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走到了古典诗歌的终点。三.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

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在唐代诗人中，以山水诗闻名的人很多，但能代表山水诗成熟的，主要还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山水田园诗到了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山水诗的境界上子已远远比不上唐朝。

孟浩然是唐朝诗人中少数几个终生不仕的隐者。王维为孟浩然画像“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籍，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王维写过政治诗、边塞诗，但能反映他独特成就的还是他那别有盛景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山水诗大多是隽永空灵的，王维的思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的，王维诗中带有几分禅思玄义的清逸雅致，是诗情与画意的高度统一。他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景物的形象特征和状态，以画家的绘画技巧去构图和选择色彩，并将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审美感受和精神境界融入到景物之中，创造出宁静淡泊而又优雅秀美的艺术境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其中有些诗在幽邃、寂静、空灵的艺术境界中，直接透入了禅宗佛理的观照，是禅意、禅趣在诗境中的艺术体现。王维的山水诗，以境写心，象外有象，景外有景，意外有意，韵外有致，有一种悠远的意境，形成了物即使我、我即是物的庄禅境界。王维在朝廷中能够有所作为，自己的政治价值可以得到实现，在物质生活上更是不受拘束，于是他才能有能力购臵宋之问的别业，面对着辋川别业的美景，即使是没有任何文学底蕴的人，都会觉得心旷神怡，更何况是王维，大自然的美景与心中的闲适安恬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禅意的淡淡晕染，一首首传世的山水诗就这样形成了。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以山水诗居多，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自娱中融入了旅愁乡思的情怀。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志。如《过故人庄》等。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

李白山水诗的显著特征是自然山水景物的个性化。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诗人“自我”不是消融隐没在自然山水画中，而是使自然积极地表现着诗人自我。他那些最有个性的诗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表现了诗人不拘捡，肆性情的诗人自我，这里自无而落的黄河，依傍星斗的庐山，都已融入了诗人狂放不羁的鲜明个性。李白诗中自然山水，多带有奔放不羁的特点，显示了一种动态美。

李白的山水诗，还充满逍遥游的精神和超尘出世的幻想，有些山水诗，带有浓厚的游仙色彩，如《登太白山峰》“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谈，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山，何时复更还。”这里与其说是诗人在写山水，不如说是借山水而游仙。实际上李白把陶谢山水与郭璞游仙诗熔于一炉，自成风貌。四.山水田园诗的特点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储光曦等人。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孟都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但这只是就其大较而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

首先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其次，从情调看，王、孟都乐于表现隐逸生活的闲适意趣，但王诗往往夹杂着幽冷寂灭的心绪，孟诗则往往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态。

再次，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造成画面的和谐与美感。但孟诗往往止于情与景的交融，而王诗除促使情景交融外，还将“理”字打入其中。因而，在王诗中，我们常常可以捕捉到“哲学沉思的精灵”。这种哲理，尽管在很大程度得力于禅趣，但毕竟使王诗的意境变得更为高远。所以若论意境的浑成，王不如孟；若论意境的高远，则孟不如王。

第四，从手法看，五诗往往虚中有实，动中见静，孟诗则往往直写其实与其静；同时，王诗比孟诗更善于取景、造型、布局，也更注意冷色调与暖色调的映衬，画内景与画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诗手法较为多样，孟诗手法较为单调。即以王的《鹿柴》一诗而论，诗人是以实写的一角显示整体的空灵意境。夕阳的暖色淡淡地罩在阴寒的青苔上，更衬出空山中的幽冷。山谷中传来人语的回响，愈显出深林里人迹罕见的寂静。画面色调的冷暖互补，与画面内外的动静对比相互烘托，使有限的画面延伸到画外无限的空间。

五.研究山水田园诗的现实意义

研究唐朝山水田园诗能帮助我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找到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使我们看问题能够更全面，更理智。

第五篇：唐代边塞诗综论

唐代边塞诗综论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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