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1

第一篇：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学 院

班级：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学号：107506218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监察制度是指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惩戒的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历史源远流长，体系严密完备。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孙中山先生曾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弹劾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是“自由与政府中间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监察机构独立化。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独立。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为御史府的最高长官，又领副丞相之职，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东汉御史台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实行，标志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表现了监察与行政分离的趋势。但御史台在组织上却隶属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独立性。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及至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不仅独立，而且健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监察，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台在皇权领导下的独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给事中作为六部的部门监察机构，在编制和地位上完全独立，只对皇帝负责，不附属于任何机关。而清代的都察院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职权上，都超过了前代。不仅如此，地方的监察机构亦是独立的，垂直于中央领导，如汉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监司、元朝的行台和肃政廉访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台管理，而明朝的督抚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隶属于都察院，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无权对其发号施令。监察机构的独立，为监察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2．监察官员选任制度化。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监察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察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通观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均严于一般官员，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一是在个人品德上，要求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敢谏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监察官员说：“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品。”因为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监察官员，才能身当“风霜之任”。二是在学识上，一般要求监察官员“学识宏博”、“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文词畅达”，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汉魏时选用御史一般通过察举考试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监察官员大都选自进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说：“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他甚至作出规定：御史之职，“勿复用吏”。这表明了中国历代王朝对监察官员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三是在经验上，要求监察官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

3．监察方式多样化。为了有效地通过监察控制内外百官，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监察方式。从组织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设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又在各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亦有遣使监察，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从监察内容上看，有对财政、仓库、立法、司法、军事、人事和礼仪等等方面的监察。从监察的实践形式上看，有接受检举、控告；采访调查、深入部门定期检查、重大政事活动亲临督察以及考课监察相结合、常驻巡回相结合的监察方式。不仅如此，为了制约监察权力，有效地防止失监现象发生，大多数朝代还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监互察机制；反监机制主要是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如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史的监察，“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4．监察制度法律化。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监察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监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监察官吏的职责与纪律等。早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监督与惩戒即已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国李悝的《法经·杂律》亦为惩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秦初，国家亦颁布了察吏律令，《秦简·语书》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就规定了监郡御史的工作对象和职权范围，同时规定了辨察良吏和恶吏的细则，作为监察官员的执法依据。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是“朝廷授权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古代性质较为明显的监察法规”。而汉武帝亲自制定的刺史《六条问事》则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奠定了地方监察法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向。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

1．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2.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国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除了要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对监察官员选任的三项标准和要求外，还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

3．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盛衰之理尽收其中。监察制度之演变从一个侧面窥见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篇：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一、监察组织与机构

1．秦朝

•秦朝首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监察官吏称为御史，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其职权：一是掌法令，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二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三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

–2．汉朝

•汉承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汉代的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有：

–(1)司隶校尉，其职“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为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规定“以六条问事”。

–3．魏晋隋唐

魏晋时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此外，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玄宗开元间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监察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首先，弹劾的范围扩大了。其次，允许御史“风闻弹人”而不一定要有实据。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比唐代严密。州、府、军、监均有通制官，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制：

–(1)监察机关的地位明显提高；(2)监察机构进一步充实；(3)元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由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增设13道监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师和地方监察工作。建立了监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还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组织。负责监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8．清末

•清末监察机构并无变动，光绪十八年修订公布了《钦定台规》，确定了行政监察的基本纲要，类似监察法总则，其后修订颁布的《都察院则例》，类似监察法的分则。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察院，作为中央五大机关之一，对官员行使监察权。

二、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从机构设置来看，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始终是分立的，从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统，中央御史台，明代改为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而大理寺、刑部分别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和复核机关，三者合称“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地方监察机构直接隶属中央，与地方行政互不统属；从权力职责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察机关始终是司法机关的监察主体，对司法机关行使着监督权。

第三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大连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论文

论 文 设 计

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生姓名： 孙凤

题目：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班级-学号： ***057

2014年

月

大连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论文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摘要：

本文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从儒家天人合一论是否同于现在的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等传统文化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认真地解读与诠释,历史与辩证地分析，使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新的时代得以弘扬与发展。

关键词：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启示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an object, whether from the Confucian Heaven now with peopl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thought of Heaven,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Through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such as man and nature, take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be carefully interpreted and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so that the values of Heave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and develop.Key word: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evelation

1、古代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

从历史上看, 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 “天人相分”的观念,但远不及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深远[5]。

1.1 商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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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溯源于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殷人把有意志的神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万事求卜, 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 都要求卜于神, 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

1.2 西周“天人合一”的思想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思想, 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 但有了新的发展。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 “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并且在这个时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就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5]1.3春秋“天人合一”的思想

春秋时期, 出现了一种人为“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的观点。大体上从春秋时期起, 天人关系的重心已不是讲人与有意志的人格神之间的关系,“天”已经开始从超验的神的地位下降到了现实世界。这种由 “远”及 “迩”的转化, 在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中表现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观。儒家所讲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 “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则是指自然, 不具有道德含义。这样, 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就是讲的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历史上著名教育家等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

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孟子讲: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2]。老子写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3]。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皇朝更迭、天子继位,称为奉天承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4]。天选天子,天子选大臣,逐级地选到地方小吏，天是最高的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视出我国旧时政治生活的人治传统。假借天的名义和权威,举起天人合一的大旗治理天下国家。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孟子是把人的道德意识赋予天, 然后又以这种有道德意识的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本体论根据[16]。老庄思想中的天, 无论是指自然而然之“道”还是指自然本身, 都没有人伦道德的含义, 故老庄的 “天人合一”思想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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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是贬抑人为, 提倡不要以人灭天[6]。

到了汉代的董仲舒, 则在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浓厚氛围下, 把孟子的 “义理之天”的 “义理”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 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8]。

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到宋明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宋代道学的 “天人合一”说都是接着孟子之学讲起的, 但对孟子的 “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 一是把孔孟的 “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 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学说[15]。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7]。“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其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不断凸显，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矛盾又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是现在不管是现在“人定胜天”还是’人不能超越天”的结论其实都是一种片面的管点，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方赢一方败的管点早已被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淘汰，而当代社会也需要的是双赢或者多赢的局面，从辩证角度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去追求一方胜利，多方的胜利不是更会使我们向更高层次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则正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当今日益严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天”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人”则就是我们人类，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则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而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如果一方发展不好，其势必也会阻碍另一方的发展，共融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我们把其分开为一方利益损害另一方利益，那么势必会减少整个整体存在的时间[9]。

而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人类更是为了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而对自然环境大肆破坏，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破环衰减整个地球的生命，那么我们人类也必受其危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母体,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一切目的都只有在自然界的演化、发展中才能实现。因此,人必须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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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万物和谐相处,同时又不能不与威胁到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敌作斗争,控制、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但是,人必须按照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历史实践证明,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和环境公害为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各种病毒肆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一切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相信科学和人类理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要纠正那种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认为自然资源可以任人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征服、掠夺的人类中心主义,树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观[19]。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确实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有不少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教训,总结回顾历史,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11]。

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去适应自然界，而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让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天人合一”思想的启示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生态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中国古代有大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思想、理论以及成套的制度性规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实“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是历史长河里给我们留下来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思想指导原则，而要真正解决人类发展对自然界造成的影响的关键就在于改变传统的一分为二看待问题的观点，我们要采用科学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发展。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借鉴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走中西哲学精华交融互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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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有识有知、能参能治的人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和今天的一切环境问题都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所造成的[10]。因此可以说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才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用正确的环境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再造祖国秀美山川,造福于子孙后代[17]。

最后要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战略方针、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24]。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等负面效应。所以,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内在尺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工程和生物防治技术,低能耗、高效率工艺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型能源,运用现代化手段引导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指导下,依靠制度保证、强化管理与科技进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小结

“天人合一”思想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目前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采用辩证的管点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片面的只看到其中一方的利益，“天人合一”中的“一”恰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现在社会顺应国家方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需要我们借助于圣贤们留下来“天人合一”思想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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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然而最后宗的问题是思想有了，行动必须紧随其后，我们目前关键的问题确是思想原则有，行动却未跟上，因此我们目前解决生态及环境问题的关键点是在思想的指导下落实到行动上，“言必行，行必果”正是解决问题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论语[M].[2] 孟子[M].[3] 老子[M].[4] 董仲舒1春秋繁露[M] [5]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张世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7] 张世英: 《哲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张世英: 《新哲学讲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3卷,第517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第20卷,第308页。

[11]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 中国哲学史62002年第2期。

[12]邵秦.“天人合一”说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哲学史,2001,(2):83.[13]李慎之.邵秦.对“天人合一”说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哲学史,2001,(2):83.[14] 李慎之.对/天人合一0的一些思考[N].文汇报,1997-05-13.[15] 荀子[M].[16] 庄子[M].[17] 方立天.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能[N].光明日报,1999-03-19.[18] 列子[M].[19] 陈来1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9:1的一些思考[N].文汇报,1997-05-13.[20] 荀子[M].[21] 庄子[M].[22] 方立天.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能[N].光明日报,1999-03-19.[23] 列子[M].[24] 陈来1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9:1

第四篇：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摘 要】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强调伦理与政治相结合，主要采用的是教化和修身的方法，特别是以两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为主。继承这一方法体系中的有益成分,有利于我们巩固思想道德社会教化权力,强化自教自律,引导社会风气,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些方法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以德治国”有着很大的用处。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法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尽管是为古代社会服务的，但其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古代道德教化与修身养性方法，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仍当继承和发扬，而且其中蕴含的当代价值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学习。

1、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主要内容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或者说，是教育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受教育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它是架设于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之间的桥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可谓是硕果累累，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教化方法 ①①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教化方法是指统治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教育对象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和影响，以使教育对象接受这些思想的一种教育方法。它是社会思想政治品德个体化的方法，主要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传授阶段。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首推教化方法。教化方法在原始社会就表现为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人通过口耳相传、观察模仿、以身示范等方法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到了奴隶社会，甲骨文中对教化已有记载。如《周礼》记载，周代设大司徒官职专事教化，并规定了大司徒的十二项教化内容。儒家从孔子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化方式。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可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教育灌输。封建统治者为了传播、灌输儒家思想，便尽力推崇儒学的四书五经，除了编写经书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的目的之外，统治者还兴办学校加强对各级民众的教育灌输。第二，化民成俗。统治者为了将他们的教育思想贯彻下去，除了用灌输的手段之外，还利用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将这些教育思想化为一种无形的氛围，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第三，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儒家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第四，环境陶冶。中国古代社会教化重视环境对人的品格形成发展的作用，要求教育者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道德氛围，促进社会民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他认为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必须自觉地把这种环境的影响纳入到教化的重要内容中去。

1.2 修身方法

修身方法是中国儒家所强调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个人道德修养方法。它是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的方法，主要用于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内化阶段。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要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孔子认为人有践行道德的能力，那么人就应该进行道德修养。在《礼记·大学》中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可见，这个公式认为修身是基础，处于核心地位。

归纳起来，中国古代的修身方法主要包括：第一，提倡学思并重。人的修身包括理论修养和实践修养，其中理论修养就是一个学习和思考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古代主张学习、继承前人道德，并通过自己的思考转化为自己的品质。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二，主张身体力行。即在道德实践中要按照道德准则和规范行事，躬行笃行，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如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之于行。”第三，奉行积善成德。即通过学习和实践优良品德，实现扬善除恶，进入高尚的道德境地。第四，要求“慎独”，做到高度的道德自觉。它要求一个人独处时也要谨慎地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行为，在实行道德自律过程中，要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扩充到人所“不睹”之处；要把唯恐失德的心理扩充到所“不闻”之域。第五，注重反省内求。儒家认为反省内求是完善人格，达到圣人、真人的途径。因此，十分强调“克己”、“内讼”、“正心”、“诚意”，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要求注重反省内求，做到“自省”“、自讼”、“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2、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价值意义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总体上说，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故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封建性。但我们应当肯定古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中确实有某些合理因素，确实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完善。

2.1 采用灌输式教育和内省相结合的方法

灌输历来是统治者为维护政治统治而普遍采用的手段。如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用这种灌输方式来顺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宋代确立“三纲五常”纵横结构的政治伦理体系，更是把灌输思想发展到顶峰，故有人在评价此影响时，称其为“关键是很抓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训练环节”②。②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248·

封建统治者为了更大范围内传播、灌输统治思想，还编写了如《诗》、《书》、《易》、《春秋》、《论语》等书，并把这些书尊奉为“经”，要求社会成员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动辄禁止；同时还编写了许多如《三字经》等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适合蒙学教育中的灌注式的书籍，使人从孩童时代就经常听、反复听，以达到灌输和普及儒家思想的目的。

但是，古代社会往往单纯地采用灌输式教育，面对各种教育、管理、灌输的方式中所包含的示范、暗示作用却往往缺少必要的省察和研究。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没有内省就难以达到教育者的目的和效果。儒家十分强调内省的作用，内省是行为主体在自己内心深处，用道德标准检查反省自己的思想，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使遵循道德规范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些强调的都是人的内省。

2.2重视合力育人的传统

我国古代道德教育十分重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合力育人的功能，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发扬和学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所祟尚的一种形式，它能形成强烈的舆论，解决问题更为迅速，而且更为彻底，更为集中。学校教育是关键，学校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地，在学校期间，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形成，会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学校对自己的教育对象了解最多，教育的责任最大，因此重视学校教育是不容里疑的。当然，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家庭教育环节也不能松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又是孩子认识世界、接受教育的第一个教室，人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尤其是品德方面的教育，主要源于家庭亲子之情的激励感化，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形成良好的社会教育氛围更能巩固家庭、学校教育的成果，我们要通过社会教育，引导青少年在社会之网找到自己的位置，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故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必须互相配合，削弱一方，就会对它方造成巨大的损失。

2.3注重教育载体的多样性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如开会、谈话、大众传播、理论学习等。我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载体的传播形式，除了利用制度载体、教育活动载体、文化载体、教育资源载体外，还特别重视传播载体的形式对人们进行的教化活动，常常以编写和传播蒙学的手段来影响他人，像《三字经》、《女儿经》等等。这些都是借通俗易懂的形式与喜闻乐见的故事来传播统治阶级思想，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而达到了传播统治思想的目的。时至今日，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仅可以采取召开宣传大会等传统形式，而且还要积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政治干部要主动出击，送“思想”上门，更要涉足一些高科技领域，如现代科技互联网，因其快捷方便等特点，已经在与传统媒体激烈竞争中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对于这样一块广阔天地，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能有丝毫疏忽。

2.4提倡以身作则的传统

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特别重视教育者如教师、官员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国古代道德教育中关于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问题，在个别历史时期曾在认识上有所偏差，但从总体上看，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的仍占主流。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既教书又育人，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无数成功事实说明，即使是在现代学校专业教育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在德育工作有专人负责的条件下，教师也必须担负起既教书又育人的职责，才能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有些人认为，现代学校教育分工细密，德育工作是政工干部的职责，教师只要完成传授文化知识就是履行了教师的职责。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忘记或者忽视了德育蕴含于文化知识的传授之中的道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但同样需要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风必堰。”他认为社会道德风尚的好坏决定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面貌，统治者有德行，才能影响到百姓有德行。这种提倡以身作则的传统教育方法，使得老百姓有了学习的榜样，使全社会出现向仁者学习的良好社会风气。

总之，作为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当前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审时度势，联系实际，既要继承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因素，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又要开创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会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参考文献：

[1] 黄书光.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1年

[3] 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4] 田广清.古代治国方略[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五篇：论唐代监察制度

论唐代监察制度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比较完善。我的读书报告主要是从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论述的。

一、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一）监察机构系统化，独立性增强

唐代监察机构在中央主要指御史台和谏官系统，二者构成了当时中国监察体系的两翼，是专司监察、独立的系统，位高权重，直弹大臣，与地方检查是垂直领导，有利于纠弹吏治、监察官吏。同时辅之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行政监察、刑部的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这些监察机构比较完整又有系统性，对于肃正封建政治纲领，防止百官失职、渎职、纠正各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失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监察机关独立性增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不受任何官员的约束，甚至在御史台长官也无权干涉，即所谓“台官无长官”。

2、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可“风闻奏事”：即所谓的御史从各方面访得可资揭发的材料时，可以不说明材料来源和告示者的姓名，以“风闻”之名上奏朝廷，请求查处。

3、唐代三省体制中得侍中的封驳权的行使，以及给谏制度中对皇帝部分决策的监督，都表明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4、为了保证监察机构的活动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唐代御史或由皇帝直接特任，或由御史台委派，完全不受吏部支配干预，表现了人事权的独立。

（二）依法监察，失法入罪

检查功能的发挥，不仅要有组织保证，还需要有法律依据。除了以封建王朝通用法律约束监察机关的活动外，唐朝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形式的监察法规。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后因繁琐难于执行而废。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汉朝之制“六条问事”发展为“六察法”。

（三）监察法制化、规范化，体现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

历代在扩大监察权限的同时，按皇帝旨意、诏令和中央有关法令制定监察法规，是我国检察制度中的重要的内容。唐代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律”，其中规定了个监察机构的职责，法典是不能违背的，必须严格执行。唐代的检查制度日益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各级官吏按照当时的正指标追，奉公守法，维护纲纪，设置必要的法规制度和法律的刑罚来保证监察权得实施，体现了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四）监察职权范围及对象广泛化，职权分工明确化

唐代的一台三院制，所谓一台三院，一台是指御史台，三院是指台院、殿院、察院。行政监察、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是监督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国家机关。唐代门下省得封驳审议和言谏制度也是检察职能扩大的表现。此外，唐代监察制度中“六察官”得出现，以及御史中参加重大案件审理的“三司推事”，都表明其监察权已渗透到了行政司法部门。

（五）慎重选官、严格考核

监察机构乃朝廷纲纪之地，监察官员的选人十分慎重，有着较高标准。唐代对监察官员得铨选、考课、迁转之制颇令人称道。从具体要求上讲，基于工作性质，监察官员必须公正廉明。此外还规定了回避制度，父为宰相，其子不得为谏官。

二、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紧抓中央、放松地方

唐朝监察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中央百官的监察远远重于对地方百官的监察。唐朝后期，随着节度使的设置，逐渐由其兼领监察。

（二）权权相掣、皇王受益

中国古代监察权从未独立，为皇权所派生。权利的设置运行实效及其目的与皇帝的意志和皇权的运行实为一体。唐代监察权与其说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滥用不如说是皇帝假手他人严查群卿。监察制度的所有流弊莫不源于此。

（三）机构膨胀，职权繁杂

唐代监察体制沿袭前朝弊病，监察机构膨胀，职权繁杂，检察官除有行政权、军事权外，还有审判权、司法权，御史台设有台狱，可拘禁囚犯。

（四）监察落空，委身党争

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他们要想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要么依附皇权，要么委身权贵，缺少独立人格，随着党争愈演愈烈，监察权也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三、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保证监察机构的独立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在中央设有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监察部，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同时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加强检查力度，提高监察效能，使监察活动有序有效的进行，建议我国监察机关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领导。

（二）健全监察法律法规

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监察活动，对监察活动的很多方面都进行规定，是古代行政监察工作可以有序进行。我国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多部相关法律，但是规定的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

（三）完善对监察活动的监督

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规定，官员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应该是相对的。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制度也应推进相互监督，同时实行政务公开，接受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得监督，强化官员自尊、自重、自警以及监察系统得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得机能，更好的利用监察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保护人民权益。

（四）多种监察方式得灵活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中经常性监察和临时性巡查相结合，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相互勾结，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现代的监察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常设监察机关与临时监察机关相结合，一般性监察机关与专门性监察机关相互结合，特别是要重视发挥临时性监察和专门性监察的有效运用。

（五）严格选任检察官原

监察工作的有效行使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监察官员队伍。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对监察官员得选任都有一套完备并且严格的制度。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监察官员得选任、考核、提升、回避交流制度，提高监察官员的职业准入，规范监察官员的选任程序，强化对监察官员得培训，加强对监察官员得有效考核，推行有进有退得任职机制，提高监察官员的整体素质。

结语：从唐代得监察制度可以发现，监察制度时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产物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强化皇权、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时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秩序得一种工具，但它在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得规定、监察方式的用运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得现代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得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古代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以上就是我的读书报告得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2011年开始，全国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将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换届工作，这是腐败易发高发时期。如果缺少有效的监察，腐败必然成风，所以研究监察制度，从制度层面去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我们将得到有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