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1

第一篇：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1

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摘要：知行观是中国哲学认识论历史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在每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较之于以前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更加正确认识和扬弃古代知行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 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

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第二篇：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摘要：知行观是 中国 哲学 认识论 历史 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在每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处的当代 社会 较之于以前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古代知行观对 现代 人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更加正确认识和扬弃古代知行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 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 总结 人类认识 发展 规律 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 科学 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 时代 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 理论 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 研究 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 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 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 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第三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大连工业大学自然辩证法论文

论 文 设 计

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生姓名： 孙凤

题目：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班级-学号： ***057

2014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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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现代意义

摘要：

本文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对象,从儒家天人合一论是否同于现在的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等传统文化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认真地解读与诠释,历史与辩证地分析，使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在新的时代得以弘扬与发展。

关键词：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启示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an object, whether from the Confucian Heaven now with peopl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thought of Heaven,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Through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such as man and nature, take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be carefully interpreted and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analysis, so that the values of Heave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and develop.Key word: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evelation

1、古代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

从历史上看, 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 “天人相分”的观念,但远不及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深远[5]。

1.1 商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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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溯源于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中说: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殷人把有意志的神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万事求卜, 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 都要求卜于神, 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

1.2 西周“天人合一”的思想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思想, 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 但有了新的发展。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 “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并且在这个时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就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5]1.3春秋“天人合一”的思想

春秋时期, 出现了一种人为“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的观点。大体上从春秋时期起, 天人关系的重心已不是讲人与有意志的人格神之间的关系,“天”已经开始从超验的神的地位下降到了现实世界。这种由 “远”及 “迩”的转化, 在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中表现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观。儒家所讲的“天”一直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 “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则是指自然, 不具有道德含义。这样, 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就是讲的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历史上著名教育家等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论述

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孟子讲: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2]。老子写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3]。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皇朝更迭、天子继位,称为奉天承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4]。天选天子,天子选大臣,逐级地选到地方小吏，天是最高的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视出我国旧时政治生活的人治传统。假借天的名义和权威,举起天人合一的大旗治理天下国家。

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于孔孟。孟子是把人的道德意识赋予天, 然后又以这种有道德意识的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本体论根据[16]。老庄思想中的天, 无论是指自然而然之“道”还是指自然本身, 都没有人伦道德的含义, 故老庄的 “天人合一”思想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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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是贬抑人为, 提倡不要以人灭天[6]。

到了汉代的董仲舒, 则在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浓厚氛围下, 把孟子的 “义理之天”的 “义理”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 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8]。

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到宋明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宋代道学的 “天人合一”说都是接着孟子之学讲起的, 但对孟子的 “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 一是把孔孟的 “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 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学说[15]。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7]。“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其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不断凸显，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矛盾又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是现在不管是现在“人定胜天”还是’人不能超越天”的结论其实都是一种片面的管点，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方赢一方败的管点早已被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淘汰，而当代社会也需要的是双赢或者多赢的局面，从辩证角度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去追求一方胜利，多方的胜利不是更会使我们向更高层次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则正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当今日益严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天”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人”则就是我们人类，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则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而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如果一方发展不好，其势必也会阻碍另一方的发展，共融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我们把其分开为一方利益损害另一方利益，那么势必会减少整个整体存在的时间[9]。

而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人类更是为了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而对自然环境大肆破坏，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破环衰减整个地球的生命，那么我们人类也必受其危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母体,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一切目的都只有在自然界的演化、发展中才能实现。因此,人必须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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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万物和谐相处,同时又不能不与威胁到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敌作斗争,控制、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但是,人必须按照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历史实践证明,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和环境公害为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各种病毒肆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一切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相信科学和人类理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要纠正那种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认为自然资源可以任人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征服、掠夺的人类中心主义,树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观[19]。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确实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有不少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教训,总结回顾历史,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11]。

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去适应自然界，而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让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天人合一”思想的启示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生态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中国古代有大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思想、理论以及成套的制度性规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实“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是历史长河里给我们留下来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思想指导原则，而要真正解决人类发展对自然界造成的影响的关键就在于改变传统的一分为二看待问题的观点，我们要采用科学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发展。从哲学高度深刻反思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历程,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发挥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价值,克服其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借鉴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大力发展科学与民主,走中西哲学精华交融互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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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表面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有识有知、能参能治的人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和今天的一切环境问题都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所造成的[10]。因此可以说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才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我们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用正确的环境政策、法规、管理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再造祖国秀美山川,造福于子孙后代[17]。

最后要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不仅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战略方针、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而且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24]。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如果被滥用或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带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等负面效应。所以,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内在尺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工程和生物防治技术,低能耗、高效率工艺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以及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型能源,运用现代化手段引导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只有在正确的天人观指导下,依靠制度保证、强化管理与科技进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小结

“天人合一”思想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目前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采用辩证的管点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片面的只看到其中一方的利益，“天人合一”中的“一”恰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现在社会顺应国家方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需要我们借助于圣贤们留下来“天人合一”思想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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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然而最后宗的问题是思想有了，行动必须紧随其后，我们目前关键的问题确是思想原则有，行动却未跟上，因此我们目前解决生态及环境问题的关键点是在思想的指导下落实到行动上，“言必行，行必果”正是解决问题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论语[M].[2] 孟子[M].[3] 老子[M].[4] 董仲舒1春秋繁露[M] [5]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张世英，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7] 张世英: 《哲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张世英: 《新哲学讲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3卷,第517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第20卷,第308页。

[11]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 中国哲学史62002年第2期。

[12]邵秦.“天人合一”说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哲学史,2001,(2):83.[13]李慎之.邵秦.对“天人合一”说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哲学史,2001,(2):83.[14] 李慎之.对/天人合一0的一些思考[N].文汇报,1997-05-13.[15] 荀子[M].[16] 庄子[M].[17] 方立天.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能[N].光明日报,1999-03-19.[18] 列子[M].[19] 陈来1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9:1的一些思考[N].文汇报,1997-05-13.[20] 荀子[M].[21] 庄子[M].[22] 方立天.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能[N].光明日报,1999-03-19.[23] 列子[M].[24] 陈来1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9:1

第四篇：《中国古代哲学》读后感

《中国哲学概论》

-------读后感

这几个月，通过认真研读《中国哲学概论》这本教材，使我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现代哲学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古代传统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宗教、风俗等都深受其影响。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五千年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对价值信念的确立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都是透过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处于核心地位。读完《中国哲学概论》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流派

（一）原始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指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家的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原始儒学提出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天道”、“地道”、“人道”思想，重视“天”“地”“人”的思想，通过“正德、利用、厚生”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二）儒家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以中庸为辩证的思维方法、以“知、行、学、思”为其认识论的一整套关于人生道德的哲学思想。儒家的哲学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去探索哲学，而是从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探讨哲学的真谛。儒家哲学更侧重人生哲学，研究处世之道。

1．孔子哲学的思想核心是“仁”。其涵义有四点；

一是“仁者，人也”，“仁”是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而且把“仁”作为内在的德性修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

二是“仁者，爱人，”“仁” 的具体含义是“爱人（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悲悯情怀。孔子认为，凡是人，天生都有仁性，都有恻隐之心。孔子之爱人，虽然根植于血缘亲情，但它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推而广之，把父母子女之爱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还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忠恕” 1

包含了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修己是起点，治人是终点。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明确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四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像尧舜一样“南面而己。”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希望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而且，在孔子及其儒者眼里，“揖让周旋之礼”固然重要，但其内在的名分等级观念才是他们着意追求的目标。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孔子的“礼”，具有明确的教化性质，其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协调的目的。

3．以中庸为辩证的思想方法

“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提出的修身、处世的理论原则，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中”是指矛盾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即事物变化中的量的规定性。“庸”通“用”。“中庸”即以“中”为“用”，就是要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透所应遵循的量的规定性，使矛盾双方在一定的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儒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中庸”之道，他们把中庸思想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根本的哲学原则，治国的根本方略。

4．知行学思的认识论

教育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并以培养“君子”为宗旨，以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启发教学为基本方法，以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为基本方针，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教学楷模，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学、思、知、行诸范畴，开辟了古代认识论的新领域。

二、原始道家哲学

原始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两本书是把握道家哲学思想的经典，老庄哲学是自成一套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其中《老子》为老子关于宇宙生成的专门著作，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出，哲理庞博，用韵精细，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哲理诗。《庄子》一书的哲理性也很强。老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与理论基础是“道”

1．“道”本体论

在老庄看来，“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一元性、超越性的哲学范畴。

“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或本根，先于天地而存在，具有“独立不改”的永恒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道本体的意义。

第一，道为万物之本原。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和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一、二、三已经不是抽象的实数，而是具体的由少及多、由小及大的宇宙万物，这宇宙万物皆由道而生成。实际上，老子所说的“一”就是先天地之前就已存在的浑沌之气，所谓“二”就是一气分为阴阳二物，所谓“三”就是阴阳二物相反而又相成，由此衍生出世间万物。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双方，所谓“冲气以为和”，是指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宇宙的发生和发展，老子皆统之与道，这是老子在总结前人关于宇宙形成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气说、水说、土说、光说等）所首创的新学说，这个学说把我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宇宙生成的原理从具体的物质实体提高到了抽象的存在实体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是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

第二，道物不二。道不是具体的某一物，但道又存在于每一物之中，离开了具体的物质实体，道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是“道不离物，物不离道。”也就是说，道之于物，犹水之于波，水皆有波，波却不能离开水而独立存在，宇宙是运动不息的长流，道就象流水之上的波浪，流水在下，众波在上，二者生生不息，须臾不可分离，所以老子说：“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大道汜其左右。”这些思想都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万分。

第三，“道”法自然。老子的自然之道，是不需要凭借任何外力的自行存在，其中，即包括自然的本质，又包括自然的现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即以自然为法则，这是老子对道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绝对性结论，老子认为，道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道”的根本属性，这种自然观构成了道家思想的实质和理论基础。

2．有无相生——老子的辩证法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道德经》中有“道统有无”之说，所以要想认识道，必须从有与无两方面来体察。“有无相生”，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具体的事物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必有其所赖以生的物质和所以生的理由，而后成为某物，这是实在的对立统一。

第二，“有”一定是依“无”而存在的，而“无”也必须由于“有”才能显现，“有”与“无”相反而相成。

第三．就万物的变化过程来看，推其原始，是因为“无”形之气生出一切“有”形之物，穷究其终，则一切“有”形之物最终仍复归于“无”形之气。

所以，老子的有无之辩，既非“贵无”，也非“崇有”，而是“有无相生，万物以成。” “无”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有”是天地万物的理由。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行为方式—知行动态统合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们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他们要求按照哲学信条，身体力行，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不断地把自己修行到“无我”的境界。

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到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判断真、善、美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中国哲学概论》这本书，使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哲学有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可以说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在21世纪仍然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料，是中国发展的源头活水之一。

第五篇：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哲学

在我使用“中国古代哲学”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地承认了中国是有哲学的。而且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确实有实质的内容与之相呼应。比如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的经学，宋明理学等，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本没有“哲学”一词。汉语“哲学”一词是1874年一位日本哲学家首先用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的，但他同时声明：它用来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直到1902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文章中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问题产生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可以称作哲学的东西吗？

西方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惊讶、闲暇、精神自由。中国古代那些“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哲人们，他们难道是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唯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疑惑。王国维在他的《论哲学家与美家之天职》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当然，当时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是不会允许承认这种重大的文化缺失的。“国粹”派健将刘师培在其《中国哲学起源考》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国传统思想叫做哲学。

所以，客观看来，中国的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的学者们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学术建树，对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的传统细想称作“哲学”，我认为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而只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恰当方式。

回答完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来走进中国哲学，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要理清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对于这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硕大命题而言，以时间为轴无疑是切合实际的角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先说先秦子学。自夏以来，千年的统治秩序到了东周已经土崩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大变革和战乱之中。社会向何处去？治理国家的良策到底是什么？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我们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那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思想界空前活跃，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著书论说，游学论辩，施展宏图大志。

当时主要的几家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至今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都来源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批思想巨人有：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他们不仅有思想的睿智，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孔子的主要思想有：仁、礼、中庸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极为混乱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破坏，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与孔子一样，其他的思想巨人也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思想的国度里遨游驰骋。老子的天道思想，反与若，无为与自然思想，他批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孟子提出性善论和尽心说，主张施行仁政。庄子的主要思想有道与物，齐物论，逍遥游。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其思想有白马论，坚白论和指物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和天论。法家的韩非子的思想是把法、势、术想结合。这些思想家们为统治者提供了构建新秩序的途径和模式的可能选择。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趋势是封建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思想被推崇，否则只能被时间的长河冲洗殆尽。

时间到了汉代。最初的几十年，黄老之学一度受到推崇，其思想对于刚建立的政权有很大的稳固作用。但是其无为的思想并不利于这样集权的加强。统治者更需要为此找到一个理论依据。汉代经学应运而生。

汉代经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号称“经学”。

汉代经学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经学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研究“天人”关系，是汉代学术的时尚，经学也概莫能外。他们都将天道与人事相结合，构筑了天人互动的学说体系。其次，经学治学的手段是文字学的方法。经学家们注释经书，往往从释字出发，通过解释文字的形义关系、音韵关系，达到解释阐发经书义旨的目的。再次，经学在学术传承上重视家法师说。汉代经学发达，一部经书有数家派别，每家派别又有数种解说。

汉代经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是汉代经学学术体系的奠基人。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创造是“灾异说”。通过“灾异说”，董仲舒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权威——“天”，而“天”则是儒家理想政治的体现者，从而保证儒家原则精神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此外，董仲舒主张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在统治中坚持“任德不任刑”，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并将这些理想和主张打上“天”的印记，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渐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的《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玄学重视万物根源存有等相关论题，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有深入发展，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更为老、庄最首要注疏。而当时名士诠释儒家典籍，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释儒家观念。会通孔老仍为当时重要议题。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创建的，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学说是一种以追求精神解脱为宗旨的宗教体系和人生哲学。佛学从论证人生皆苦、世界皆幻出发，以超脱现实人生为标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有讲精神解脱的学说理论，如庄子讲“游世”，道教讲“隐逸”，但这种超脱都是此岸性的，而佛学则以彼岸世界为理想，所以它所宣扬的精神超脱更绝对，更彻底，也就更富于吸引力。加之佛学体系宏大精深而富于思辨性，这些特点可补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所以它的传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思想，若想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必须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佛学自进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便步入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经过了东汉和魏晋南北朝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的形成。隋唐时期佛学发展到极盛，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其中尤以禅宗最具代表性。

禅宗虽然有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五祖”的法系传说，但不过是为了扩大影响的虚张声势，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慧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坛经》一书中。

“佛性论”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思想的核心理论。禅宗理论认为“佛性”是世界的本体和唯一的实在，“佛性”存在于一切众生事物之中，是永恒的。慧能说佛性即心，心即佛性，佛性即人的本性。禅宗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识是唯一的实在。可见禅宗的佛性论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论。禅宗的佛性论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禅宗的“佛性本有”与儒家的“性善论”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宗的“众生是佛，佛即众生”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有惊人的一致。此外，禅宗对佛性的描述也很类似于道家与玄学对本体的论述，如禅宗认为佛性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宣”的。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禅宗的“修行论”是“佛性”的认识论。禅宗的修行理论别具特色，讲“定慧为本”，将禅定与发慧合二为一，取消了坐禅的形式，将修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平凡的行、住、坐、卧中去体悟永恒的真理。禅宗的修行具有简易的特点，定慧不再是枯燥的宗教形式，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寻常生活无非禅宗道场，平凡世界佛性无所不在。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超越平凡，在世俗世界中寻求神圣。禅宗的修行理论在形式风格上基本取法于道家，禅宗的证悟和道家的悟道都是一种内向的直觉体认。禅宗的修行讲求“无心是道”、“任运自然”，这种理论显然来自于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而禅宗表现出来的世俗性特征，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的风格印记。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张载为代表的气学、邵雍为代表的数学、程朱为代表的理学、陆王为代表的心学。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老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宋明理学是当时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至于朴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因此被称之为“朴学”。由于朴学采用的是汉儒训诂考订的方法治学，所以又有“汉学”或“考据学”之称。在我来看，清代的朴学应该排除在中国传统思想之外。它更接近于考据学，涉及到的思想方面的探究和建树聊胜于无而已。所以在此我们就不讨论。

粗略数完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从最初诸子百家的寻找理想社会模式到最后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中国的传统思想一直围绕着政治而展开。受政治的影响又引导着政治。从粗线条的治国之道到细线条的修身养性，格物致知。我们大致可以用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话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

Ps：经过两周的挣扎作业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水平限制，文章中难免有错误缺漏。见闻有限，所以难免有引用。

丁胜海

管理学院行政101 1005012028 *** 201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