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当前反腐工作3

第一篇：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当前反腐工作3

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当前反腐工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又遇到新的挑战。中央领导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既置身于多极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和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因素的存在，给解决腐败问题增加了复杂性。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消除，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有些不正之风还比较突出，腐败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就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和“政之理乱”的关键。在当代，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强调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用较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我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中阐述了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特点，指出了当今社会权力与腐败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有确立并有效实现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才可能防止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简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前的萌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清末至民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时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由两大系统构成：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相对于君主的权力而言，各诸侯享有大量独立的权力，君主既无力也没有对其进行监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们都很难说这些诸侯及其所属的官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适应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而产生的。

（三）半殖民半封建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840年至1949年。在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变化巨大、类型多样，不但具有封建监察制度的残余，而且还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资产阶级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的存在；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监察制，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

（四）社会主义时期

新中国监察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更快的发展。

尽管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设计十分精细严密，但是由于皇帝不放心臣下可又无力控制所有臣下，导致监察官系统内部或互相制肘或互相勾结，尤其是监察系统与行政和军事系统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官官相护，包庇徇私，不了了之的事无法杜绝，根本不可能彻底铲除腐败。这种监察毕竟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的，归根结底逃不出人治的范畴。人治与法治根本性的冲突也因此已经决定了：无论多详尽完善的监察制度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好坏影响，权力以外的腐败虽然可以抑制，权力本身的腐败却无法抑制。当今社会的权力与腐败问题

从历史中不难得知：权力是腐败的来源。现如今，产生腐败的原因虽然来自社会、制度、经济、环境、道德、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但权力滋生腐败已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事实，腐败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营私舞弊，利欲横流、世风败坏等问题，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特权观念，特权现象，主要表现形式有，居功自傲，言论和行动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独断专行，实行家庭制；用人唯亲，排斥异已；开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特殊化等，这些特权的膨胀，必然是腐败现象的发生 现阶段我国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腐败基本形态，都与特权直接相关。

（一）权钱交易：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案件一半以上发生在经济领域，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中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在任职期间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作为地方上权倾一时的移动公司一把手，并担任过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他那里，权力却变成了谋私的特权。

（二）权权交易：一种是我用权力帮你办好这件事，你用权力帮我办好那件事，互为方便，互得利益。中央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自己管辖之下经商做买卖，那么就演变为我的子女到你那里经商、做官，你的子女到我这里经商、做官，互相照顾。另一种是买官卖官，我花钱从上级那里买来一个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再把一些权力卖出去，不顾礼义廉耻，其中不少人上当受骗，如果不首先把公共权力演变为特权，怎么可能拿来为自己的私利做交易？

（三）权色交易：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他们包养的情妇，并不是纯粹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权色交换关系。官员看中的是美色，情妇看中的是权力。所以，一旦权色交易的关系建立起来，官员帮助、庇护情妇经商办企业或给予其他利益，便成为普遍现象，如目前网络上给全国官员包二奶所定的九项冠军： 1．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2．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3．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9 5本，标本236份。4．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5．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知识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6．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 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 000元。

7、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8．和谐奖 ：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9．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他们共同演绎出一幅贪官集淫乱、权乱于一体的“群魔乱舞图”！

（四）纵权享乐：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本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公权变成了自己的特权，成为追求享乐、奢侈浪费的工具。温家宝分析民调中有115宗民众共鸣严重的都是呼吁、控诉、抗议，是随时发生的定时炸弹，并举出每天发生的统计数字： 其中；每天数以万计人次要求游行、示威、集会维护人权，争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应有的权利； 每天有数以十万次计的民众上访、信访；每天数以七万次的党、政干部挥霍、侵吞人民财富于享乐； 每天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资產流出境外，进入当官的及其家属的口袋； 每天领导干部都在说假话，说空话，弄虚作假，混日子，发横财。此为多年前统计，迄今的数据肯定还不止。

制约当今社会权力腐败的建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一）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

（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

（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

（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二）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三）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总结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腐败防治的可行性。腐败、是现代社会政治的瘟疫，是国家权力的蛀虫，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既要从严治标，又要着力治本，把治标与治本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进程中。要继续保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强劲势头，依纪依法查处各种腐败行为，严惩腐败分子；要从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入手，切实纠正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等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风。要适应形势发展和斗争深化的要求，逐步加大治本力度。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第二篇：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一、监察组织与机构

1．秦朝

•秦朝首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监察官吏称为御史，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其职权：一是掌法令，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二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三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

–2．汉朝

•汉承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汉代的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有：

–(1)司隶校尉，其职“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为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规定“以六条问事”。

–3．魏晋隋唐

魏晋时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此外，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玄宗开元间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监察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首先，弹劾的范围扩大了。其次，允许御史“风闻弹人”而不一定要有实据。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比唐代严密。州、府、军、监均有通制官，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制：

–(1)监察机关的地位明显提高；(2)监察机构进一步充实；(3)元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由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增设13道监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师和地方监察工作。建立了监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还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组织。负责监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8．清末

•清末监察机构并无变动，光绪十八年修订公布了《钦定台规》，确定了行政监察的基本纲要，类似监察法总则，其后修订颁布的《都察院则例》，类似监察法的分则。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察院，作为中央五大机关之一，对官员行使监察权。

二、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从机构设置来看，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始终是分立的，从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统，中央御史台，明代改为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而大理寺、刑部分别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和复核机关，三者合称“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地方监察机构直接隶属中央，与地方行政互不统属；从权力职责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察机关始终是司法机关的监察主体，对司法机关行使着监督权。

第三篇：从元宵节看中国古代情人节

赣南师范学院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中国社会史》课程论文

行政班级 ：历史学1101学号：110200047姓名：杨小凤 选课班级： 11历史任课教师：谢敏华成绩：

从元宵节看中国古代情人节

赣南师院文旅学院 杨小凤

摘要：元宵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春节过后第一个重大节日。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另一方面：元宵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情人节，而不是有人肤浅臆想的七夕。从中国传统节日透视中国古代的情人节。

关键词：元宵节古代情人节

农历正月十五这天，也被称为“上元节”。全国各地除了吃元宵（汤圆）习俗外，赏花灯、猜灯谜、玩龙灯、踩高跷、舞狮子、划旱船等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为传统社会的未婚男女提供了一个相识甚至是相亲的机会。

传统社会里，年轻女孩一般身居闺阁，不允许擅自外出活动，但是过年过节还是允许她们结伴出门游玩。在唐代，热闹的元宵节灯市上还出现乐舞百戏表演，成千上万的宫女和民间少女在灯火下载歌载舞，这也被称作“踏歌”或“行歌”。未婚的男男女女在这样的娱乐活动中很快拉近距离，产生好感。即便到现代，在宝岛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家庭幸福。而流行于贵州的苗族的偷菜节，也正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在这一天姑娘们成群结队的去偷别人家，偷菜时也不会怕别人知道，被偷的人家也不会责怪。据说谁偷得菜最多，谁就能最早遇到意中人。在西方，2月14日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起源于公元270年罗马圣教徒瓦伦丁被处死。西方的情人节也就被称为“瓦伦丁节”。在中国情人节比较常知道的是七夕，在中国的传统中有三个节日可称为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就不用说，然后就是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在一些少数民族依然流行的节日上巳节（又称三月三）更符合情人节的内容。上巳节本来是青年男女踏青、社交、结交异性的节日，汉之前更有野合的习俗，后来礼教兴起，野合的习俗消失，但当时男女交往还是比后世自由，年轻男女依然会在当天到郊外踏青游玩。到南宋时理学兴起，礼教变得森严，上巳节就在汉民族文化中式微了。

再者就是元宵节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1）元宵节，中国情人节？正月十五元宵节，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此称谓古来已久。元宵节，是古代妇女最感兴趣的节日。在古代，平常女子特别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都是“三步不出闺门”，只有到了元宵节，才可以出来夜游观灯，甚至和男友幽会谈情。所以元宵节在民间是象征着爱情的节日。宋代欧阳修有一首《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生动地表现出了古代情侣元宵约会的情景。乌金西坠，华灯初上，一对对情侣相约佳节，至于是手执一枝玫瑰赴约，还是互赠诗帕定情，就不得而知了。元宵节又称灯节。有了灯会，就缺少不了灯联。既然是灯节，又是情人节，那么情与灯就自然要有一番故事了。不消说，灯联必然要成为情的媒介。在众多的元宵灯联故事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恐怕要数下面这一则了。传说王安石20岁那年赴京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巧遇一个大户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则上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读后，一时未能对出，便默默记在心中。到了京城，你说巧不巧，考题正好是：“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对出，并被取为进士。返乡途中，当王安石再次路过那户人家时，听说那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他便又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结果被招为乘龙快婿。一次巧合竟成就了王安石两大喜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王安石真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捡了两个天大的便宜。我想，此后王安石应该是每年都该与夫人好好地过上一回情人节了吧。七夕情人节未免让人感觉有些凄凉。牛郎织女情断天河，不由得让人想起孟姜女哭倒长城，刘兰芝月夜盼夫的故事。饱经三百六十日的苦恋，换得一夕的相拥，悲喜交集之余，也就是伏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哪得浪漫可言。我想，瓦伦丁式的情人节更适合年轻人，以如火的红玫瑰见证着澎湃的激情；元宵的情人节更适合传统的中国人，用羞涩的微笑传递着爱的信息；七夕的情人节则更适合已婚的夫妇，借悲剧式的恋情加深浓郁的亲情。不管是东方的诗帕还是西方的玫瑰，不过是传递爱的载体，把爱写在心中，将情融入行动，那么，天天都是情人节，这也许会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浪漫。

从元宵节如何来看中国古代的情人节？《春灯谜》一剧，写宇文行简二子宇文羲和宇文彦，文才出众。宇文行简须谒选湘乡学博，便带少子宇文彦赴任，让长子宇文羲在家读书。元宵灯节那天，宇文行简泊舟黄陵驿，宇文彦与仆人承应上岸观灯。西川节度使韦初平钦升枢密，带着两个女儿影娘、惜惜，进京途中也正好停舟此处。影娘因灯节热闹，便与丫环春樱女扮男装上岸观灯，恰与宇文彦相遇。两人猜中灯谜，获得众人喝彩，庙祝便让二人留下共饮。影娘怕暴露真实身份，自称姓尹。席间二人诗歌酬唱，并写于笺上互执而去。不巧船因风起，船泊移位，二人便错上了对方的船中。天明时，韦影娘见宇文之母，不敢明言，只称尹氏，被宇文夫妇收为义女。宇文彦发现上错船后，准备逃走，被人擒住。因搜出影娘所写的诗笺。韦节度大怒，剥去宇文彦衣服，在其背上写了“獭皮军贼” 四字抛人江中。恰在此时，官军围剿獭贼，便以为宇文彦是真贼。宇文彦恐辱父母，称自己为于俊，被打人大牢，幸获狱吏豆卢询关照。韦节度见春樱自尽，遂命以彦衣包裹寄棺于庙祝，并称是一书生。宇文彦父母派家人寻子，见此又以为子亡。后宇文羲考中探花，被老鸿胪官错呼为李文义，皇帝便赐其姓李。宇文羲接着又招赘韦府，与女惜惜成婚，后出按荆湘，审案时开释已化名于俊的字文彦。宇文彦又改名卢更生，人京应试，考中状元，座师正是韦初平。韦初平知道宇文羲之父有一女未字，又撮合卢更生入赘，不料正是影娘。全剧在皆大欢喜中结束。（2）早在1000多年前，即宋太宗时（976—996）就打破了封建“闺范”，明确规定了“三元不禁夜”（《 东京梦华录》165页）。三元指谓正月、七月、十月之望

（十五）。正月十五上元节的庆祝活动是十分丰富的。南宋孟元老撰著的《东京梦华录》对元宵节有如此描述：“阡陌纵横，城闉不禁。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街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里的“春情荡漾••••••雅会幽欢”，足以看出当时

男女幽会的情景。（3）从宋代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一词里更能彰显出在元宵节男女幽会的思想感情：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相遇而一见钟情（4）；《破镜重圆》乐昌公文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5）。

从116年前出版的《吉林通志》（1891）一书里就可以看到清代光绪年间对元宵节的描写：“街市张灯三日，金鼓喧阗，燃冰灯，放火爆，陈鱼龙曼衍、高跷、秧歌、旱船、竹马诸杂剧。是日，男女出游，填塞街巷，或步平沙，谓之„走百病‟，或联袂打滚，谓之„脱晦气‟，入夜尤多。”这里还没有男女恋情的细节。（6）

如果从300余年历史的起源是“大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的二人转来看，就不乏此类内容的段子。在《小拜年》里可以看出元宵节男女活动情况，“正月里来吃元宵，挎鼓秧歌来到了。挎鼓打的鸳鸯鼓，小妹你瞧瞧，小妹说看见了，锣鼓喧阗多么热闹。”（7）如果这里描写的比较模糊，在二人转《探妹》里已经毫不掩饰地、赤裸裸地道出了情人的思想情感：“正月里探妹正呀月正，我领小妹又观花灯。逛灯是假意呀，妹呀，恋你是真情，伊呼呀呼咳！”（8）

结尾：

元宵节起源说法不一，比较有影响的有三家。分别是汉武帝太一神祭祀起源说、道教起源说、佛教起源说。韩梅《元宵节起源新论》中，认为“元宵节起源与农业文明有直接的关系，元宵节起源于上古时期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是元宵节的滥觞”（9）。节日的兴起，活动的增加，元宵佳节到来之际，挖掘它的节日文化和韵味，才会让节日多一份文化，多一份情致，尤其是元宵佳节，大家心中似乎只知道吃汤圆、舞狮子、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打腰鼓、扭秧歌。不曾想，其还有情人节的味道古代女子平日“三步不出闺门”，只有到了元宵才可结伴夜游观灯，物色对象谈情，从而衍生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唯美浪漫。中国情人节有多少情在其中？元宵节的情人节更胜过西方2月14日情人节的味道，但似乎我们的情人节，仅仅是诗情画意中，而不是实际行动中。过西方情人节，经常订不到一桌饭，购买一束美丽的花也很紧俏，情侣们的消费活动融入到了经济生活。但元宵节的情人节，我们还仅仅是为了赏灯而赏灯，于是少了一份情致，少了一份情话，更少了一份情。

参考文献：

（1）刘石《宋词鉴赏大辞典》，中华书局，2011年。

（2）阮大铖《春灯谜》精装影印本，文明书局，1983年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古籍出版社，2010年

（4）颜金村《陈三五娘》，鹭江出版社，1987年

（5）吉林省戏曲学校《破镜重圆》，吉林戏曲学校出版社，1987年

（6）长顺《吉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7）王悦恒整理《小拜年》，吉林省戏曲学校出版社，2009年

（8）东北二人转杂志社《东北二人转》，东北二人转杂志社，1987年

（9）浙江大学韩梅《元宵节起源新论》，中国知网

第四篇：从化学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本草学

从化学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本草学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金丹术，其追求虚幻的炼制长生不老的仙丹或将普通金属点石成金变成黄金的目标一再破灭，在中国逐渐让位于本草学，在欧洲则逐渐转变为实用目的的冶金工艺与医药化学。这种转变是化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炼金术到近代化学，医药化学与冶金工艺起到了桥梁作用。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古代中国数千年积累的有关药物学的资料，大部分记载在历代的本草书中，部分则在民间流传。早期的中药主要是植物性药物（从植物中提取），故名“本草”。后来，用药的范围逐渐扩大，中药也包括动物性和矿物性药物，本草的范围应包含植物、动物、矿物三种来源地药物。中国古代后期的本草书籍只是沿用名称，含义则大为扩展。我国最早的本草学经典著作是《神农本草经》，原书已经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古籍记载搜集整理。“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毒”，这或许也是“是药三分毒”的来由吧，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艰辛历程和可贵的献身精神。

公元前475年，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本草学知识趋于系统化，到汉代则集先秦医药之大成，涌现了医圣张仲景、神医华佗等医药大家。1972年，从甘肃武威发掘出的东汉早期的医药简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医药历史的空前发现。这篇简牍列举了100种药物，植物性药物63种，动物性药物12种，矿物性药物16种，未分类的9种。矿物性药物有丹砂、硝石、胆矾、雄黄等（这些可是炼金术常用物质），对各种药物的炮制、剂型与用药方法，均有详细记载。例如，第13号简牍写道：治金创（疮）止恿令创中温方，曾青一分，长石二分，凡二物皆冶合，和温酒饮一刀圭，曰三服，创立不恿。这段记载，反映出我国在东汉时期的外科用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隋朝首先设立了医务行政机构—太医署，唐代太医署（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采取政教合一的组织方式，既是医务行政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的官方医学院。这一时期，本草学著作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新修本草》，俗称《唐本草》，这是朝廷颁布的第一部官方药典，全书共载药物800多种，并附有图谱，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善的药典，也是医学教育的药学教科书，比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早800余年。

唐朝有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他总结了一生的临床用药经验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现在合称为《孙思邈千金方》是我国医药历史上的经典名著，书中对本草学进行了详尽的分类，论述了脉诊的方法，总结了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又提出了妇幼保健、养生长寿的医学观念。孙思邈医术高超，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我国历史上率先提出了医学伦理理论，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若有疾危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峨，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就是所谓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吧。据说，孙思邈为人治病从不收穷人的报酬，但要求治好病后栽种一棵杏林树，结果其所住之处周围种满了杏林树，现在“杏林”变成了医德高尚的名医居所的美称。偶曾经就读的学校，职工饭堂就冠名杏林阁。后人十分怀念这位医药学泰斗，尊称其为“药王菩萨”。

有意思的是，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医药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炼丹家（事实上，在宋代以前，炼丹家几乎都兼为医药学家，二者之间往往没有严格的界线，例如东晋的葛洪、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们把各种天然矿物以及炼制的丹药（包括动植物性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丹药能杀精魅、驱恶鬼、使人通神明而不老，属仙丹大药；中品能延年益寿，却病愈疾，兼营养滋补；下品能除寒热邪气、破积聚，但多毒，不可久服。不难看出，这种分类法明显带有炼丹术的色彩，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本草纲目》问世以前。隋唐时期是中外医药交流十分繁荣的时期。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医学大多师承中国。韩国曾经大热的电视剧《大长今》就是一部以中医药为主题的电视作品。其时，阿拉伯人在中国经商十分活跃，带来了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芦巴等药物，一些阿拉伯药商在中国经营药店，带来了阿拉伯药方。而中国则向阿拉伯国家输出了脉诊、本草学等中医药知识。

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加上造纸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一方面，官方设立了“校正医书局”，系统地校印了一批宋以前的医药学书籍；而民间医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他们整理古籍、编著方书，撰写了许多专科书籍。宋元期间，中国医学进入了极盛时期，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丰富，不少医学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出现医学史上称之为金元四大家的医药学家，他们分别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代表了学术上的四个不同学派。刘完素主张“火热致病”，善用寒凉药物，故称作“主火学派”或“寒凉学派”；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善用“汗”、“吐”、“下”攻邪法，故称作“攻下学派”；李杲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益气升阳”，故称作“脾胃学派”或“补土学派”；朱震亨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善用养阴降火，故称作“养阴学派”。

及至明代，被李约瑟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医药学旷世巨著《本草纲目》隆重登场，作者不用多介绍，我国明代的科举落榜秀才李时珍。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王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李时珍的父亲虽为名医，却力劝时珍考科举。可惜李时珍不是那块料，一直没考上，偏偏又得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估计是肺结核），好不容易才从阎王那里拉回来。这时，李时珍对疾病的痛苦有切身体会，做不了良相，就悬壶济世做个良医吧。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时珍学医很有天分，没多久成为远近驰名的医生。后来，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将李时珍请来进入太医院做御医。嘉靖皇帝本来身体不错，但喜欢吃仙丹，一天到晚想着长生不老，李时珍劝告嘉靖皇帝，但嘉靖当作耳边风。无奈，李时珍离开了太医院。

李时珍在太医院时，阅尽了馆藏的所有医药学书籍，发现了其中不少谬误之处，决心写一部囊括所有本草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足迹遍及名山大川，悬崖戈壁，尝遍了天下的药材，阅尽了天下的医药书籍，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该书共计记载植物1195种，动物340种，矿物357种，总计药物1892种，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均有详细描述，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1160幅（拜服），处方11000余则，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先后译成日、德、英、法、俄等多种语言，誉为“东方医学巨典”。无需给它太多溢美之词，只知道它一直维护生命、恩泽后世就已经足够。

《本草纲目》问世后，立即成为本草学的头等重要的参考书，以此书为主题，又出现了不少本草学著作。1765年，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为《本草纲目》作了增补，写成了《本草纲目拾遗》，所载药物增至2608种，比《本草纲目》多出了776种。

近两千年来，中国本草学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拾遗》，勾勒出我国古代人民寻药用药的艰辛历程，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是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瑰宝级遗产。必须强调一点，本草学与金丹术完全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防治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它根据物质的药效来认识其性质，绝非空想妄谈。不少医药名家，不如李时珍，吸取金丹术著作中关于药物的性质与用法制法的合理部分，同时又对金丹术的荒诞予以批判。

本草学蕴藏着丰富的化学知识，其医药化学成就主要集中在矿物方面，尤其是对汞、铅、砷三种元素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下面仅举数例： 汞化学：《神农本草经》载：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能化为汞。丹砂就是硫化汞，加热后能分解为汞：

HgS + O2 = Hg + SO2

我国古代常将汞及其化合物作为外科用药，如用水银、雄黄混合治疗疥疮。升汞（HgCl2）和甘汞（Hg2Cl2）也是常用的外科药物，甘汞还用作利尿剂。甘汞是一种较为复杂的人造无机药物，《本草纲目》曾记载了它的制法：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盘口，以碳打二柱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如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这是卓越的无机合成反应，其化学方程式为：

6Hg + 2KAl(SO4)2 + 6NaCl +2O2 = K2SO4 + 3Na2SO4+ Al2O3 + 3Hg2Cl2

铅化学：铅的化学变化较多样，对其的记载也丰富。中国最早的人工铅制剂可能是铅粉，即碱式碳酸铅。东晋时期的葛洪在其编著的《抱朴子》中写道：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鈆。（古代的炼金术士称铅为“鈆”）这表明葛洪从实验得知铅能转变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而四氧化三铅又可还原为铅。化学方程式为： Pb3O4 + 2C = 3 Pb + 2CO2↑

中外炼金术士都曾制得铅粉和铅糖，古代妇女常用铅粉化妆，与空气的硫化氢接触后可生成黑色的硫化铅。用铅粉化妆可造成铅中毒。铅糖是指醋酸铅，医学上用作止泻收敛剂，但有毒。

砷化学：中国古代金丹术士与医药学家很早就广泛利用了含砷矿物，主要是雄黄（As4S4）、雌黄（As2S3），我国炼丹士将雄黄、雌黄、硫磺称为“三黄”，视之为极重要的药品。前两者在空气中焙烧后生成剧毒物砒霜（As2O3）。

雄黄最早用作颜料，《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品，对其毒性与药效有较多说明。隋朝的炼丹术士发现焙烧雄黄可制得砒霜。唐初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以甘草煎，以粳米饭和研为丸，服之能治疟，治心痛、牙痛。《射雕英雄传》里的黑风双煞为了练习九阴真经，要提高身体的抗毒能力，服用小剂量砒霜，久而久之，抗毒内功渐增。近年来，砒霜被发现可用于治疗白血病，为医学界所重视。

中国古代砷化学的最大成就当属砷单质的制取。葛洪《抱朴子》载：将雄黄、猪大肠、硝石三物合炼，只要硝石比例较小，即可炼出单质砷。硝石就是硝酸钾（KNO3），硝酸钾溶液与雄黄反应生成砷酸钾（K3AsO4），受热分解为砒霜（As2O3）猪大肠富含饱和脂肪酸，受热炭化后有碳单质析出，碳可还原雄黄转变的砒霜而制得单质砷： As4S4 + 7O2 = 2As2O3 + 4SO2 2As2O3 + 3C = 4As + 3CO2 ↑

西方德国的炼金术士马格努斯用类似葛洪的方法制得单质砷，他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第一个发现砷的人，比我国的葛洪晚了900年。中国的金丹术和本草学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出自炼金术士之手，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可贵遗产，但始终没有孕育出近代化学，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第五篇：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学 院

班级：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学号：107506218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监察制度是指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惩戒的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历史源远流长，体系严密完备。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孙中山先生曾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弹劾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是“自由与政府中间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监察机构独立化。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独立。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为御史府的最高长官，又领副丞相之职，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东汉御史台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实行，标志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表现了监察与行政分离的趋势。但御史台在组织上却隶属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独立性。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及至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不仅独立，而且健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监察，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台在皇权领导下的独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给事中作为六部的部门监察机构，在编制和地位上完全独立，只对皇帝负责，不附属于任何机关。而清代的都察院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职权上，都超过了前代。不仅如此，地方的监察机构亦是独立的，垂直于中央领导，如汉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监司、元朝的行台和肃政廉访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台管理，而明朝的督抚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隶属于都察院，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无权对其发号施令。监察机构的独立，为监察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2．监察官员选任制度化。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监察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察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通观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均严于一般官员，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一是在个人品德上，要求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敢谏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监察官员说：“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品。”因为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监察官员，才能身当“风霜之任”。二是在学识上，一般要求监察官员“学识宏博”、“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文词畅达”，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汉魏时选用御史一般通过察举考试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监察官员大都选自进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说：“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他甚至作出规定：御史之职，“勿复用吏”。这表明了中国历代王朝对监察官员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三是在经验上，要求监察官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

3．监察方式多样化。为了有效地通过监察控制内外百官，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监察方式。从组织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设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又在各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亦有遣使监察，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从监察内容上看，有对财政、仓库、立法、司法、军事、人事和礼仪等等方面的监察。从监察的实践形式上看，有接受检举、控告；采访调查、深入部门定期检查、重大政事活动亲临督察以及考课监察相结合、常驻巡回相结合的监察方式。不仅如此，为了制约监察权力，有效地防止失监现象发生，大多数朝代还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监互察机制；反监机制主要是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如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史的监察，“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4．监察制度法律化。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监察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监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监察官吏的职责与纪律等。早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监督与惩戒即已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国李悝的《法经·杂律》亦为惩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秦初，国家亦颁布了察吏律令，《秦简·语书》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就规定了监郡御史的工作对象和职权范围，同时规定了辨察良吏和恶吏的细则，作为监察官员的执法依据。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是“朝廷授权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古代性质较为明显的监察法规”。而汉武帝亲自制定的刺史《六条问事》则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奠定了地方监察法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向。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

1．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2.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国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除了要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对监察官员选任的三项标准和要求外，还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

3．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盛衰之理尽收其中。监察制度之演变从一个侧面窥见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