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中国古代的重罪制度
论中国古代的重罪制度
重罪是指统治者充分利用法律强制力，打击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法律制度。重罪制度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表示某些犯罪的严重程度，标示着某些犯罪是刑法的打击锋芒所指；另一层含义是刑罚适用制度，被纳入重罪范围的罪名，在刑法适用上，有重罪加重的规定和原则。重罪主要包括十恶、六赃、七杀和奸党。
其中“十恶”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为对严重犯罪的归纳与概括，内容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但反映出了法律对伦理原则的维系更加充分。
“六赃”是指六种非法获取财物的犯罪，其制度的确定在唐代，随着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以及对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财物行为的加重严惩，六赃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七杀”是指中国古代刑法中其中杀人罪的通称，即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七杀将杀人的主观方面、不同情节、性质和种类加以区分，并将这些都凝结在罪名之中，构成不同的杀人罪。这七种杀人入罪的划分，对于正确地把握犯罪构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罪名将罪犯的主客观方面结合在一起，采取根据犯罪行为的自然外观特征进行描述的方法，最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欠缺内在的科学性。
奸党罪的正式入律是由于明、清之际，中央专制集权强化。极端的皇权专制，在刑法上表现为严厉打击一切危害皇权的行为，因此视奸党与谋反、谋叛罪相同的重罪，施于最严厉的惩罚。奸党罪的刑事责任一是本人处斩，并连坐其妻，妻子或流放安置或为奴，没收财产；二是常赦所不原；三是取消人犯八议等法律特权。
中国古代的重罪制度与“礼”息息相关。比如十恶中的“大不敬”（具体包括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物不如本方等）、“内乱”（具体为间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不孝”等罪名都属于重罪，遵循加重的规定和原则。
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与法并存社会，纲常礼教与封建法律的结合,自西周开始历经几百年的演化、渗透和融合的过程, 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引礼入法”，再到唐律对“引礼入法”历程的升华，成为礼法合一的典范。“礼”“法”发展的历程中一重要阶段就是《唐律》。唐律是礼法合一的典范，是汉代以来“引礼入法”历程的升华。《唐律》的刑事规范贯穿了儒家为主、儒法合流后的中国正统法律思想，体现了中国正统伦理精神。唐律的出现与传播，标志着中华法系正式形成和成熟。说唐律体现“礼法合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把大量违反道德的行为直接纳入刑律，定为犯罪，一些从前礼的规则，现在都以国家刑典规定“出礼入刑”；其次是以儒家经义注释（疏议）法条，如以儒家经义为依据注释“十恶”、“八议”等；再次是法律程序尽量以礼为标准来设置，比如秋冬行刑程序、财产继承制度、哀矜妇孺制度等都是贯彻着儒家的“礼仪”和“仁道”。
这些内容说明了中国古代礼法相依,德主刑辅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礼治”的实现完全是依赖于法律的强制。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表现在立法目的上。“以礼入法”、“礼法合流”则明确地表明了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维护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序列，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支配之下,法律只是道德,或者说是“礼”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其次,表现在法律规范上。其次,“礼治”的法律强制表现在法律规范上。自《北齐律》创“重罪十条”,至隋唐而为“十恶”之条,察其内容,无不是破坏礼的最重要的“忠”、“孝”原则的罪名,被称为是“常赦所不原”之大罪,这“十恶”之条为历代刑法所承继,直至清末。再次，表现在将违背“礼”、“仪”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唐律中“祭祀朝会等到失误违仪”,“上书奏事犯讳”、“居父母丧嫁娶”、“别籍异财”、“登高临宫中”等罪名比比皆是,其行为特点是直接违“礼”,设定这些罪名的目的就是强制人们守“礼”。
可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及社会的安定，不仅对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谋反、叛国、贪赃等行为做了重罪规定，对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管理也及其严格。究其根源，可以发现，“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所以“礼治”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而深深根植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华中的、地位极高的儒家又及其强调礼乐制度，使得“礼”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也被统治者所重视，认为“礼乐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从汉初文景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大一统的观念，儒家的“礼治”思想逐渐和“法治”思想相糅合，逐渐趋近于统一，即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刑法治国的结合。表现了“礼”、“法”通过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作用，从而在制度上由原来的对立走向统一。
中国古代的重罪制度，虽然有些内容在现代看来即便需要惩罚也不至于列入重罪当中，令人感到有些过于严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但重罪制度包含的刑罚适用制度等思想以及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
引用：
《中国法制史新编》 作者：陈晓枫等
《法”——论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发展历程》 作者不详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董长春 《从唐律看礼法合一》作者不详
第二篇：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经历着几个时期：
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就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度代替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唐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完备时期。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主要科目有明经、进士。
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当时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
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做乡贡。凡是被举送参加省试的考生，可称举人。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
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职，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
吏部的考试是在每年十月以后，次年的夏天来临之前，吏部便要按照“三注三唱”的程序公布考试人员所得到的官职，并经尚书、门下两省和皇帝批准之后，以皇帝的名义发给委任文书“告身”【古代授官的文凭】。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朝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阶层逐渐扩大，想任职官吏的人在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同时，迫切地要求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因此宋朝的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有着显著的发展：
第一，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任用的范围。唐代录取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
则几人、十几人。宋朝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身，三等称同进士出身，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唐代录取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实际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一关。而宋朝一经录用便可任官，排名在前的即可得到高官。宋朝还不限制应试者的出身，甚至僧道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
第二，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由皇帝亲自殿试考选，考生一律成为天子的门生，避免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为名结成同党。
第三，从宋代开始，科举正式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就是
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封密起来，誊录就是将考生的考卷另行抄一遍。这样
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都无从辨认，做到绝对的公平竞争。这些方法都被后来明清所继承。
第四，在考试的内容上，改变了唐代只考诗赋的做法，进士科增加了经义等内容，还设有“明
法”科，“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考中者任司法官员。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
明代的科举制度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中乡试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解元(ｊｉè-): 唐宋科举时乡试(州府举行的考试)的第一名。宋元以后用作对读书人的尊称，如明代唐伯虎，人称唐解元。】。中会试者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通过逐级考试，统治者可以从中挑选最有用的人才。
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刘基(1311-1375): 明初大臣。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曾任元朝官吏，后弃官隐居，著《郁离子》，揭露元末暴政。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劝朱元璋脱离韩林儿独树一帜，并参预机要，筹划用兵。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1371年被胡惟庸诬陷而遭免职，忧愤而死。善文章，与宋濂齐名，有《诚意伯文集》。】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清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时期。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科举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条参加政权的阶梯。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之后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严厉，但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舞弊越演越烈，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所以最终只有走上被消灭这条道路。
总体来说，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多于消极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
它的积极性体现，一个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
它的消极性体现，假使一个普通人士极度看重他的名望或是某些其他原因一心要成为官吏，便投住一生的心血埋头苦读，本可以开始其他路途发展的机会，但全都不去考虑，有些人还是到死的那天都不能高中，不能够成全他毕生的愿望，含恨而终。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一味地将科举视为殊死搏斗的政治战场，白白虚度大好光阴，渐渐加速社会的腐败。从社会角度来说：
它的积极性体现，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改变了封建社会前
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科举制度成为了选拔官吏唯一公正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和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和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更加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昌盛。
它的消极性体现，作为一项文官选拔制度，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及近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滋养不少贪官污吏或卑鄙的害群之马,做官位却不做其事，皇帝赋予父母官的政策等得不到实施。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他们原本活跃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直至最终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科举制度这样一路走来，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进步，至此古代的科举考试演变成现在的高考。其实现在的高考也有一些当时的科举制度历史存在，两者有着相似性，像当时采用糊名的方法来批阅试卷，现在的高考制度也是需要糊名的，这样可以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像科举考试是选拔全国各地最好的人士，高考也是全国性的，这样有利于更多的精英荟萃，一山还有一山高的汇总。像当时都是选举考试第一名的，任职的官位就越高。现在的高考也是选取分数最高的就读最好的大学，以分数高低决定前途。其次现在的高考制度比古代的科举制度具有先进性，古代的科举制度要在学堂住上三天三夜，直到考试圆满结束。而现在的高考不必这样，只是需要两天时间分科考完四门课程。古代的科举制度只允许男子考，做官的更是堂堂男子汉，而现在的高考男女皆可考，废除了性别歧视制度。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通过考试决定做官的机会，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现在的高考是通过考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就读，将来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和最终获得求职的机会。古代的科举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是状元，没有再高的学位，而现在的高考制度之后就是本科生，甚至继续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步步高升。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满清曾经出现舞弊案兴大狱，江南科场狱等混乱局面，手段阴险毒辣，令社会人士都人心惶惶。而现在的高考中也存在舞弊事件，但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惩罚手段的严厉性，所以概论已少之又少。
因此，科举制度与现在的高考有其关联对应性，国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项不足，一项制度的实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样做到尽善尽美正是中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国家输送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付诸于现在高考的制度，必须做到公平原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是振兴中国的必然之道。
第三篇：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试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阆中贡院考场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考试作弊被羁押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
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第四篇：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学 院
班级：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学号：107506218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监察制度是指国家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惩戒的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历史源远流长，体系严密完备。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孙中山先生曾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弹劾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是“自由与政府中间一种最良善的调和方法。”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监察机构独立化。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独立。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为御史府的最高长官，又领副丞相之职，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东汉御史台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实行，标志我国古代专门监察机构的确立，表现了监察与行政分离的趋势。但御史台在组织上却隶属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独立性。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及至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不仅独立，而且健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监察，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台在皇权领导下的独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给事中作为六部的部门监察机构，在编制和地位上完全独立，只对皇帝负责，不附属于任何机关。而清代的都察院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职权上，都超过了前代。不仅如此，地方的监察机构亦是独立的，垂直于中央领导，如汉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监司、元朝的行台和肃政廉访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台管理，而明朝的督抚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隶属于都察院，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无权对其发号施令。监察机构的独立，为监察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
2．监察官员选任制度化。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监察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察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通观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均严于一般官员，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一是在个人品德上，要求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敢谏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诫监察官员说：“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品。”因为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监察官员，才能身当“风霜之任”。二是在学识上，一般要求监察官员“学识宏博”、“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文词畅达”，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汉魏时选用御史一般通过察举考试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监察官员大都选自进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说：“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他甚至作出规定：御史之职，“勿复用吏”。这表明了中国历代王朝对监察官员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三是在经验上，要求监察官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
3．监察方式多样化。为了有效地通过监察控制内外百官，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监察方式。从组织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设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又在各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亦有遣使监察，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从监察内容上看，有对财政、仓库、立法、司法、军事、人事和礼仪等等方面的监察。从监察的实践形式上看，有接受检举、控告；采访调查、深入部门定期检查、重大政事活动亲临督察以及考课监察相结合、常驻巡回相结合的监察方式。不仅如此，为了制约监察权力，有效地防止失监现象发生，大多数朝代还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监互察机制；反监机制主要是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如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史的监察，“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
4．监察制度法律化。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监察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监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监察官吏的职责与纪律等。早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监督与惩戒即已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如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国李悝的《法经·杂律》亦为惩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秦初，国家亦颁布了察吏律令，《秦简·语书》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就规定了监郡御史的工作对象和职权范围，同时规定了辨察良吏和恶吏的细则，作为监察官员的执法依据。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是“朝廷授权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古代性质较为明显的监察法规”。而汉武帝亲自制定的刺史《六条问事》则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强宗豪右为主要监察对象，“奠定了地方监察法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向。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
1．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2.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气也；国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除了要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对监察官员选任的三项标准和要求外，还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
3．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把监察官员视为防止官吏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对他们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盛衰之理尽收其中。监察制度之演变从一个侧面窥见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五篇：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
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为法官主观擅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由心证”式的审讯方式，是运用司法心理分析审理案件的一种尝试。与夏商时期所盛行的“天罚”、“神判”相比，是个历史进步。其次，还要收信相关证据，注意“五听”与证据材料的结合运用。在西周的诉讼审讯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种证据。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及“盟诅”誓言是最重要的诉讼证据，原告与被告双方出庭时，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盟誓或对质。另外，为了取得口供或查验虚实，往往会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诉讼审判活动也注意运用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西周还对疑罪采取从轻处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
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时期。案件审理要经过起诉、调查、勘验等阶段。秦时称审讯为“讯狱”，秦朝处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口供，因此，审讯的重要目的是获得口供。秦朝把审讯制度分为上、中、败三个等级，上为口供、中为刑具、败为恐吓，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实行刑讯逼供。
第二，汉朝时期。首先，刑讯已是汉朝合法的审讯方式。汉朝时期，在审讯过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诘问被询问人，如果诘问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证据，审判官可以进行刑讯。其次，“春秋决狱”是汉朝的一种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决议”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在综合权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基础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罚。再次，儒家思想开始对司法制度有所影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原则，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思想在这一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证。而且,如果问事官为取证而违反此原则,使“有罪者子证其父、弟证其兄、妇证其夫、奴证其主”,问事官则“以违例坐罪”,受到刑事惩罚。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盛行刑讯逼供之法，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的酷刑得到广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时，一些司法官员为了刑讯逼供，发明了一种重量很大的颈枷，甚至还用石头缒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时，发明了“测罚”逼供之法，对拒不招供者采取断食饥饿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陈武帝时，又发明了更加野蛮的“测立”酷刑，对受审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强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个仅能容纳两脚的圆顶土垛上，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这些刑讯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蛮黑暗，也折射出当时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
第四，唐朝时期。首先，唐朝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唐朝在继承“亲亲的首相匿”原则的同时，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四代以内的亲属、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认定的证据有当事人的口供、物证和旁证。口供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许考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考讯必须是在有其他旁证，但在事实仍然不清的情况下，由主审官和其他参审官员共同决定，进行考讯。考讯只可用常行杖，次数不得超过3次，每次考讯间隔在20天以上；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经过法定的考讯程序，当事人仍不供认的，取保防人。考讯不得适用于享有议、请、减等特权的贵族官僚，老幼笃疾和怀孕、生产的妇女等等。考讯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唐朝证据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违法刑讯逼供的责任、同居相为隐的作证规则。
第五，宋朝时期。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比较发达。首先，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高、发展成就大的是检查勘验制度。宋代时期，法律明文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规定检验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还规定检验必须做笔录；法律还明文规定检验人员的组成及其责任。宋代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检验学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录》、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洗冤集录》的贡献最大，它对法医学鉴定和现场勘验所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他被传到了很多国家，是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其次，书证在宋代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非常广泛，而契约是书证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诉讼纷争发生时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证据。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明朝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有：三司会审（即由司法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审理）、圆审（即九卿会审）、朝审（即对已决在押囚犯会官审理）等等，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证。明朝时期，出现了厂卫干预司法，这虽是明朝法制一个重要的特点，但它实际上破坏了司法。厂卫假造证据、严刑逼供，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时期(1840年以前)。清朝对刑事审判中的“尸格”（即尸检报告）、“赃证”、“失单”等证据有很多规定。而证人证言、被害人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种，口供是定案的关键。清朝还规定了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验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勘查，搜集新证据。还规定了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应当予以惩罚。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国法律制度开始受西方的影响而逐步转型，传统证据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证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编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随后又编定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标志着传统证据制度的终结和国近代证据制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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