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

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

（1）皇帝掌握全国社会和军政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奏事、朝议、刺察等形式。奏事有面奏和书奏的区分：面奏是有一定级别的大臣、贵族当面向皇帝反映情况。书奏是通过写好的文书（章、表、书、启、议、疏、封事）向皇帝反映情况。朝议有集议、廷议之别。皇帝在一个月内要几次在殿堂听政，百官按例朝见，有事当朝议论，皇帝从诸多意见中选择一种做出决断。集议：有些事，皇帝下其议于百官，议论时皇帝不在场。刺察：皇帝通过自己的检察系统来监督和审查百官，了解社会的政治情况。如派使者到各地巡行等。

（2）皇权继承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早在周代，就确立了立嫡立长的制度，以后历代基本遵照这个原则。为了避免皇子之间因争夺皇位而祸起萧墙，从汉到明，都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一件大事。立太子的原则有两条，即所谓的“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清圣祖康熙时，也曾预立过太子，后屡废屡兴，终于演变成夺嫡之争。雍正帝有鉴于此，创立秘密建储制度。他将预立太子之事亲写密封，藏于匣中，置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在他临死前或死后，由辅政大臣共同开启，由御书指定的皇太子，继承皇帝位。这种秘密立储制，较之立嫡立长制，对于防止皇室内部为争夺皇权的纠纷和争斗，确实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所谓外戚，是指皇室的外姓亲戚、后妃系统以及皇家公主的夫族。他们是一个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宠妃的裙带政治集体。外戚无功受禄，仅凭裙带关系猎取富贵，所以是封建王朝的腐化因素之一。一旦幼主即位，女主临朝，外戚干政的局面就会出现。如西汉初的吕氏，昭帝、宣帝时的霍氏，元帝时的王氏的擅权，最终将刘氏皇朝易于王氏皇朝（新莽）。东汉中期以后，邓氏、窦氏、梁氏等相继擅权，把东汉政治导向黑暗。

（4）东汉和帝以后，历朝皇帝“多不永年”，主要是因为宦官和外戚相互斗争、交替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了牺牲品。宦官还竭力打压正直的朝廷士大夫，在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先后兴起两次党锢之祸。唐代从肃宗始，宦官势力发展到“总天下之政”的地步，从宫廷到地方，宦官爪牙遍布天下，宪宗、敬宗竟被宦官杀死，穆、文、宣、懿、僖、昭诸帝均由宦官拥立。明初永乐年间，委任宦官出使、监军、刺探臣民隐事等，尤其是设立专门负责缉事的东厂，由司礼监太监管理和掌握。从此明代的宦官侦伺异端，陷害忠良，草菅人命，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明代宦官除在操纵天子的生杀废夺上不如唐代宦官外，其权势显赫，用心狡诈，手段残忍等方面决不亚于汉唐宦官。明朝的政治被宦官搞得满目创痍，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灭亡。

（5）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君权神授的说教，利用上帝和诸神的名义，从理论上证明天命的存在。如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创立了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论，借此，论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皇帝是代天统治万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两汉之际，王莽和刘秀大力宣扬和提倡谶纬的宗教神学，所谓“谶”，即“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假托神的启示，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纬”则是把经书神学化，并把帝王神化，证明他们都是受之于天命。为了维护“君君、臣臣”森严等级制，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礼乐的制定。因为礼乐对于维护帝王尊严有着极端重要性。礼仪的本质是严格的等级制。比如皇帝的冕服规定以十二章纹样（即日、月、星、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为饰，其他人不能穿用，否则就是“僭越”。皇帝的服色历代也有严格的规定，秦汉为黑色，隋唐为黄色，明清为玄黄色。皇帝定有专用的服饰、仪仗，如有僭用，就是

大逆不道。历代的后妃制度，也鲜明地体现出尊卑等级。

第二篇：中国古代皇帝结婚前的习俗

与民间一样，皇帝找老婆与民间在程序上并没有两样，一般也要遵守《礼记》中约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不同的是，仪式更为隆重和讲究。为了娶媳妇，皇帝也要给老丈人家送彩礼，但不是亲自去，而是派适合的臣子去，也不会亲自去迎娶，而是让老婆娘家人送上门。这彩礼对皇帝的老丈人来说，是一份真正的厚礼。如在汉代，仅黄金要送万斤以上。东汉桓帝刘志娶权臣梁冀的闺女时，照着皇帝纳后的例子办，“聘黄金二万斤，乘马束帛，一如旧典”，礼金翻了一倍。实际上，在完成“六礼”的每一个过程中，皇帝家都要送彩礼。皇帝结婚也要进“洞房”。与民间进洞房的习俗不一样，皇帝结婚的洞房并不在自己的寝室内，并没有固定的洞房，一般会在举行仪式的地方先找个房间临时用用。明清两朝皇帝结婚一般在坤宁宫举行。坤宁宫是皇宫中后三宫的第三宫，在明朝是皇后的寝宫，清朝时将东面两间设为皇帝大婚时的洞房，西面五间则改为祭祀萨满教的神堂。清朝皇帝大婚娶老婆相当隆重，也极为讲究。新娘子要从大清门抬进来，经天安门、午门，直至后宫。而妃嫔进宫，只能走紫禁城后门神武门。奢侈的皇帝洞房皇帝的洞房比老百姓家的要高档豪华多了，但也不能免贴红双喜、喜庆对联的习俗。洞房的主题也是大红色，形成红光辉映，喜气盈盈的气氛。床前会挂“百子帐”，铺上会放“百子被”，就是绣了100个神态各异的小孩子的帐子和被子；床头悬挂大红缎绣龙凤双喜的床幔，帝王之家也希望“多子多福”。隋唐时，皇帝的洞房铺设地毯，设置多重屏障，龙凤大喜床的四周有布幔，洞房的私密性很好。在清朝，洞房一般设在坤宁宫的东暖阁，墙壁都是用红漆及银殊桐油髹饰的。洞房门前吊着一盏双喜字大宫灯，鎏金色的大红门上有粘金沥粉的双喜字，门的上方为一草书的大“寿”字，门旁墙上一长幅对联直落地面。从坤宁宫正门进入东暖阁的门口，以及洞，各竖立一座大红镶金色木影壁，乃取帝后合卺(音jǐn)和“开门见喜”之意。洞房内金玉珍宝，富丽堂皇。东暖阁为敞两间，东面靠北墙为皇帝宝座，右手边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玉如意一柄。东暖阁内西北角安放龙凤喜床，喜床上铺着厚厚实实的红缎龙凤双喜字大炕褥，床上用品有明黄缎和朱红彩缎的喜被、喜枕，其图案优美，绣工精细，富贵无比。要喝交杯酒皇帝、后的大婚相当复杂，入洞房后先要祭拜神灵，向天、地、祖宗表达敬意。进入洞房后的祭拜活动在行合卺礼前进行，是夫妻俩一起祭。这每祭一次，一起吃一次饭，这样真的到了共度良宵前肚子也饱了。所谓的“合卺礼”，就是民间所谓的“喝交杯酒”。“同牢”，就是夫妻两人一起食用弄熟的牲畜肉，如一头小猪；“合卺”，本意是把剖开的瓠合为一体，古时多用之盛酒。把帝、后各自瓠内的酒掺和到一起，共饮，即是“合卺”。这种交杯酒可不是现代婚礼上互饮对方的酒，而是各自喝掺到一起的酒，现在的喝交杯酒形式应该是闹新房的产物。当然，行合卺礼后，就是喝了交杯酒后，下面该干什么？结。但是皇帝当新郎官，那床可不能随随便便就上的，要分先后的。唐朝皇帝纳皇后入洞房是这样上床的：皇帝被侍寝的宫人带到房间，脱下冕服，换上便衣；皇后先被宫人引入帐内，宫人先将她的礼服脱了，这才把着便衣的皇帝引入内，与皇后睡到一张床上，共度花烛良宵。

第三篇：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

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为法官主观擅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自由心证”式的审讯方式，是运用司法心理分析审理案件的一种尝试。与夏商时期所盛行的“天罚”、“神判”相比，是个历史进步。其次，还要收信相关证据，注意“五听”与证据材料的结合运用。在西周的诉讼审讯过程中，十分注重各种证据。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及“盟诅”誓言是最重要的诉讼证据，原告与被告双方出庭时，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盟誓或对质。另外，为了取得口供或查验虚实，往往会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诉讼审判活动也注意运用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西周还对疑罪采取从轻处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

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时期。案件审理要经过起诉、调查、勘验等阶段。秦时称审讯为“讯狱”，秦朝处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口供，因此，审讯的重要目的是获得口供。秦朝把审讯制度分为上、中、败三个等级，上为口供、中为刑具、败为恐吓，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实行刑讯逼供。

第二，汉朝时期。首先，刑讯已是汉朝合法的审讯方式。汉朝时期，在审讯过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诘问被询问人，如果诘问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证据，审判官可以进行刑讯。其次，“春秋决狱”是汉朝的一种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决议”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在综合权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基础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罚。再次，儒家思想开始对司法制度有所影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原则，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思想在这一原则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诉讼中一定范围内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证。而且,如果问事官为取证而违反此原则,使“有罪者子证其父、弟证其兄、妇证其夫、奴证其主”,问事官则“以违例坐罪”,受到刑事惩罚。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盛行刑讯逼供之法，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重枷、测罚、测立等一些刑讯逼供的酷刑得到广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时，一些司法官员为了刑讯逼供，发明了一种重量很大的颈枷，甚至还用石头缒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时，发明了“测罚”逼供之法，对拒不招供者采取断食饥饿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陈武帝时，又发明了更加野蛮的“测立”酷刑，对受审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强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个仅能容纳两脚的圆顶土垛上，以达到逼取口供的目的。这些刑讯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蛮黑暗，也折射出当时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

第四，唐朝时期。首先，唐朝规定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唐朝在继承“亲亲的首相匿”原则的同时，将相隐的范围扩大到四代以内的亲属、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认定的证据有当事人的口供、物证和旁证。口供是最重要的。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许考讯，并规定了考讯的程序和要求。考讯必须是在有其他旁证，但在事实仍然不清的情况下，由主审官和其他参审官员共同决定，进行考讯。考讯只可用常行杖，次数不得超过3次，每次考讯间隔在20天以上；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经过法定的考讯程序，当事人仍不供认的，取保防人。考讯不得适用于享有议、请、减等特权的贵族官僚，老幼笃疾和怀孕、生产的妇女等等。考讯的确体现了封建法律的野蛮性，但将其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唐朝证据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规定了违法刑讯逼供的责任、同居相为隐的作证规则。

第五，宋朝时期。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比较发达。首先，宋代证据制度中发展程度高、发展成就大的是检查勘验制度。宋代时期，法律明文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规定检验必须经过报检、初检、复检三个程序；还规定检验必须做笔录；法律还明文规定检验人员的组成及其责任。宋代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检验学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录》、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洗冤集录》的贡献最大，它对法医学鉴定和现场勘验所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他被传到了很多国家，是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其次，书证在宋代民事诉讼活动中运用非常广泛，而契约是书证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诉讼纷争发生时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证据。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明朝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有：三司会审（即由司法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审理）、圆审（即九卿会审）、朝审（即对已决在押囚犯会官审理）等等，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证。明朝时期，出现了厂卫干预司法，这虽是明朝法制一个重要的特点，但它实际上破坏了司法。厂卫假造证据、严刑逼供，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时期(1840年以前)。清朝对刑事审判中的“尸格”（即尸检报告）、“赃证”、“失单”等证据有很多规定。而证人证言、被害人证词也是重要的证据，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种，口供是定案的关键。清朝还规定了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验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需要进行实地勘查，搜集新证据。还规定了私改证据、提供伪证者，应当予以惩罚。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社会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国法律制度开始受西方的影响而逐步转型，传统证据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证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编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首次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随后又编定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标志着传统证据制度的终结和国近代证据制度的诞生。

第四篇：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一、监察组织与机构

1．秦朝

•秦朝首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监察官吏称为御史，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位高权重，其职权：一是掌法令，监督法律和法令的实施；二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三是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活动。

–2．汉朝

•汉承秦制，中央设御史大夫，汉代的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有：

–(1)司隶校尉，其职“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部刺史一人，为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规定“以六条问事”。

–3．魏晋隋唐

魏晋时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若干人组成。

此外，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玄宗开元间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监察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扩大。首先，弹劾的范围扩大了。其次，允许御史“风闻弹人”而不一定要有实据。

•宋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比唐代严密。州、府、军、监均有通制官，职责是监察州县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制：

–(1)监察机关的地位明显提高；(2)监察机构进一步充实；(3)元朝还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称“风宪衙门”，由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增设13道监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师和地方监察工作。建立了监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还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组织。负责监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监察机构一体化。

–8．清末

•清末监察机构并无变动，光绪十八年修订公布了《钦定台规》，确定了行政监察的基本纲要，类似监察法总则，其后修订颁布的《都察院则例》，类似监察法的分则。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察院，作为中央五大机关之一，对官员行使监察权。

二、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从机构设置来看，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始终是分立的，从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统，中央御史台，明代改为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而大理寺、刑部分别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和复核机关，三者合称“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地方监察机构直接隶属中央，与地方行政互不统属；从权力职责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监察机关始终是司法机关的监察主体，对司法机关行使着监督权。

第五篇：中国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缘关系是权力分配的根本原则，国家政权掌握在宗族势力手中。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上的血缘关系受到极大冲击。世袭贵族中有的腐败无能，一些诸侯国有作为的君主，大胆任用无血缘关系的贤能志士担任国家要职，对宗族王室人员则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明文规定宗室人员如果没有军功，就要从宗室中除名，任职受到限制，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两汉时期，回避制度正式产生。可见回避制度的产生与宗法制是密切相关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锐地意识到了异地为官对维护中央集权，对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的重要意

1.起源: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正式出台，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以东汉官吏史弼为例，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2.发展: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类。（1）亲属回避，就是亲属不得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供职。

（2）籍贯回避，也叫地区回避，即官员不得在本籍任职，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职务回避，始自唐代，规定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均需实行职务回避。如宰相的儿子不能为谏官。

（4）考试回避，即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与考生有师生关系或亲属关系的，都要回避。

3.顶峰: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营私舞弊行为，也杜绝不了腐败，但对于防止和克服亲属关系对国家政权管理的干预，对防范朋党、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原创试题训练：

1．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错误地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恢复分封制，不久发生了“七国之乱”，刘氏诸王谋叛。对此西汉政府明文规定：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不得由王室成员担任。这项规定主要打击了

A．地方官员结党营私

B．中央王室专权

C．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文武长官

D．官场中的宗法血缘关系 2．如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个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无疑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大义灭亲痛斩自己的亲侄儿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但大多数历史学者多认为包公斩侄应为传说，不是历史史实。下列宋朝实行的制度或规定中，最能支持上面历史学者观点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报请中央复审核准

C．知州“三岁一易”

D．科举制度

3．（北宋时）有一次，宰相让自己的儿子负责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门。当时有一个叫滕元发的谏官对宋神宗说：“不能这样。”宋神宗说：“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发说：“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宋神宗醒悟过来，最终没有让宰相的儿子掌管鼓院。这个故事所讲的主要是回避制度当中的 A．亲属回避

B．籍贯回避

C．职务回避

D．考试回避

4．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 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该规定和中国古代实行的制度中类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举制度 参考答案： 1.D

2.A。

3.C。此题A项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亲属回避和职务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过是上传下达的部门而已，与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个关键部门，在用人上应该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儿子要是作弊怎么办？”便可做出判断。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