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第一篇：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十分紊乱，豪强拥兵自重，为保证兵源，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推行士家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兵制，其特点在于：兵民分离，兵民分籍。世袭当兵。役使繁杂，劳逸沉重。控制严酷。身份卑贱。十六国北朝时，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仗本族的军事力量实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袭下来的士兵制。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军府所在均田民中财富力强之人。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皇帝之所以能够控制政局光剑在于有效地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在魏晋南北朝混乱割据的时代，有效控制军队更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属，禁止将领拥有私兵，因此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强大，对军队能够能够做到令行即止，指挥若定。孙吴皇帝通过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统驭将领，或者说是通过与将领的妥协来实现。东晋皇帝对北府兵的统帅权是通过驾驭北府兵将领来实现的。部落兵制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长身份对中原地区实现武装割据。

第二篇：中国古代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时期普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

二、秦汉军制

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

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

三、魏晋南北朝军制

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

四、隋唐军制

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

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五、宋元军制

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

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

第三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四篇：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学校的产生

中国的教育是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最初是渔猎和农耕等劳动技术的传授，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耒耕作”，就是一种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教育与生产劳动走向分离，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需要在专门的场所进行，这就出现了学校。

文字记载显示，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已经出现了学校，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称的学校，可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

目前，我们能够比较清晰了解的是周代的学校，因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维护。大体说来，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供大贵族子弟就读；“乡学”是各地设立的地方学校，供普通贵族子弟就读。按照学习的程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小学是启蒙教育，除了识文断字以外，还要学习礼节仪式、音乐舞蹈、骑马射箭、书写计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大学则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以便日后参与国家治理。设在周王朝都城的大学叫做“辟雍”，规模较大，分作五个部分，“辟雍”居中，四面环以圆形水池，水南叫“成均”，学习乐舞；水北叫“上庠”，学习典籍；水东叫“东序”，学习干戈；水西叫“瞽宗”，学习礼德。中间的“辟雍”则是天子亲临讲学的地方。设在诸侯国都城的大学叫做“泮宫”，规模较小，规定只能环绕半圆，称为“泮水”。以上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控制，培养贵族子弟，一般庶民和奴隶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官学”。私学的兴起

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衰微，各地的诸侯国逐渐强大，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国家对“官学”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许多典籍开始流落到民间，一些通晓诗书的知识阶层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士”。这些“士”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聚众讲学，发表政见，力图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指明一条路径，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私学”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孔子就是这种“私学”的创建者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教育史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稷下学宫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思想与教育繁盛的明证。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他们面对社会变化与发展，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由于他们各自的见解不同，又分别聚拢一些弟子宣讲与传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百”是个约数，不是实数，表示很多。“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倾向于积极进取，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道家”以老子、庄子等代表，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强调“道法自然”，弃仁绝义，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倾向于消极退守，与儒家形成明显对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互相影响，成为影响仅次于儒家的思想流派。“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主张不分亲疏，人人互爱互助，反对不义的侵略和兼并，提倡尊贤和节制用度等，强调功利，重视实践，因而涉及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可惜后来衰微。“法家”以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国，内部分为不同派别，而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基。此外，还有辩论名实问题的“名家”，研究军事问题的“兵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阴阳家”和以纵横之策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等等。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实现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学宫不但有规模宏大的校舍设施，还有相当正规的教学活动和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就读者只发议论而不担责任，因此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活跃，学派林立并存，各派之间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古代学校的两大系统

古代教育也是两条腿走路，即官学与私学。两个系统又拥有不同的学校。古代官学 太学与国子监

太学原本指周代设立在天子都城的学校，也称“辟雍”。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取名“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历经发展，到公元一世纪末的王莽掌政时期，太学弟子已多达一万余人，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中期，设立在洛阳的太学，就读学生竟多达三万人，可见中国古代官学规模之大。公元278年，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又设立更高一级的“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而原来的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的官员子弟。

国子监由晋代的国子学发展而来，至公元六世纪，隋文帝改国子监为“国子寺”，统一管理国子学、太学等，尔后又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唐代沿袭旧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称为“六学”。六学之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吸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其他则吸收低级官员子弟，还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庶民子弟，同时还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国学生前来留学。唐代以后，国子监几经变化，到明代成为兼有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的东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职权范围已大大缩小。国子监的教师分为“博士”和“助教”，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仍称为“祭酒”，副手称“司业”，协助祭酒工作，以下有“监丞”，负责制度和纪律；“典薄”，负责文书财会；“典籍”，负责图书资料。凡是入监读书的学生统统称为“监生”，因出身与入学方式各异而有不同的称呼。现存完好的国子监在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旧址。古代私学 私塾与书院

私塾在古代又称“学塾”、“教馆”、“乡塾”、“家塾”等，历史渊源很早，《尚书》中已有记载，单称“塾”。西周时期，塾是乡学的一种。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私学就应当属于“塾”。“私塾”的名称是近代以来的事。按照施行教学的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主要为儿童，重点是识字和启蒙；经馆的学生则主要是成年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科举。私塾在设置方面，又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等。义塾是公益性的，面向清贫家庭的子弟；族塾则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往往设在宗祠内，招收本族子弟就读；家塾是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私塾教师的文化水平悬差别很大，既有名师大儒，也有粗通文墨的平庸之辈。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平稳，私塾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也很少变化，大量存在的私塾为古代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点类似今天的私立大学。它最早出现在公元639年的唐代初年，是一个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后，唐朝中央政府设立“书院”，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宋代初年，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才真正兴起。这是因为国家统一之后的文教事业还处于落后状态，而广大读书人又迫切希望通过求学获取功名，这就为书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很快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到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二个高潮。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加强对书院的官方控制，使书院教育逐渐走向官学化。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随理学的又一次活跃，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三个高潮，而在公元十八世纪的清朝建立后，书院已完全被官方控制，演变为官学的附庸。

总观书院教育，其教学内容与官学并无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除了名师讲授，注重学生自学，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和辩论，这都是书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点所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市）、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市）、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市）和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另一说有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而无石鼓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影响最大。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开展讲学的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已是名流李渤的读书场所。公元十世纪时建为“学馆”，宋代初年改为书院，到南宋理学家朱熹来此主持和讲学，白鹿洞书院才闻名天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明确规定了如何为学、修身、接物，为书院教育奠定办学宗旨，并为其他后起书院所遵循。目前书院旧址保存基本完好。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公元976年创建，后不断修葺扩建，至南宋时张栻、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学生多达千人，名播天下，为传播儒家文化，培养潇湘人才贡献巨大，历经沧桑，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现仍为湖南大学校址，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古代学校的终结

新式学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末年，兴起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新式教育。1862年，首创“京师同文馆”，研习外语，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随后，洋务派在各地又兴建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等技术和军事学堂，这些学堂与旧有的官学、私学已有本质不同。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科目的学堂如雨后春笋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旧式教育宣告正式结束，近代新式教育正式走上前台，原有的各级官学和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已不是各级官吏，而是通晓专业技术的人才；学习内容已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方式和学习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

古代学校教育被新式教育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古代的教育也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智慧，能够为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学的产生

在欧洲的中世纪学校非常少，在基督教控制着全部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时候，只有非常少量的、非常小规模的学校是建在修道院里的和由教会直接掌控。他们基本上不研究私塾的学问，也不探究自然的奥秘。由于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特别是两次大翻译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的知识到了欧洲。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迫切要求能够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活动方式来接纳和搜索这些文化。于是在欧洲世界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最早的大学出现在今天意大利的普罗尼亚。在1800年普罗尼亚三所职业学校，一所是法律的，一所是医学的等，这三所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是由学生掌握大学的领导权的，由学生给教师发工资，由学生决定到底聘用哪一位学者做教授，而且学生有权力让教学效果不佳的教授离开。

在公元1160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教会办了一所学校叫做巴黎大学。在1167年的时候，在巴黎大学学习的一群学生回到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又过了几十年，牛津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不满意牛津大学的主张，就分离出来了，自己又创办了剑桥大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四所大学。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修四门课程，神学、文学、法律和医学，一般修三到四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了。如果还要继续深造，还有四门课可以修，就是数学、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修完这四门课以后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了。大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为探究人类智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研究的场所。日后，人类许多重要的思想，新的科学发展和重要的技术都在大学里出现的。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意大义航海家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从洋，来到时美洲这块奇异而军事富饶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7世纪初，首批英国殖民到时达北美东海岸，在那里开拓了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赛洲的查尔斯河畔首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第4年，已经有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苏美尔，这就是“泥版书屋”。这所学校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埃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年左右。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马里发掘出了一所房舍，被认为是现今发掘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这所房舍包括一条信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长44英尺、宽25英尺；小间面积为大间的1/3。大间排列着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间排列着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学校的教室。房中没有讲课用的讲台，但发现了很多泥版，像是学生的作业。这所房舍靠近王宫，附近还有泥版文书的储存地，因此，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一所学校，建造时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人类最早的学校。如果这一推断正确，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要比古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出现宫廷学校早1000年左右！

第五篇：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因为其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其深深的阶级烙印。

夏朝时期，传说中国就有了学校。据甲骨文和古书上记载，商朝时已经有了正式学校。到西周时，学校分为“国学”、“乡学”两种。学校主要是“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即传授祭祀知识和作战的技能经验。商周时代，贵族子弟必修的科目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春秋时期，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原来“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层面逐渐被打破，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聚众讲学，发表政见，产生了所谓的“私学”。这一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影响最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了不少教学经验，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其为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教学经验至今仍在延用。

西汉时期，教育制度逐渐完善。西汉时，学校类型主要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必学课程，学习科目是五经(�0�0周易�0�

3、�0�0礼记�0�

3、�0�0春秋�0�

3、�0�0尚书�0�

3、�0�0诗经�0�3)，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教育系统。

隋朝时期，中国教育制度达到了世界水平。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唐代学校制度完备，有国子学、太学等，在地方有州学、县学和乡学等。教学内容以�0�0五经正义�0�3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同时还有了专业教育，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都办过学，为教育增加了新特色。

宋代教育在唐代基础上更加完备。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以太子学和国子学最重要。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改革学校和科举，使官办学校非常兴盛。另外，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时兴起，成为传播理学的基地，学习风气十分活跃，石鼓、白鹿洞、应天、嵩山书院都很有名。宋朝以后，理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统治了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教育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和宗学，地方学校也发达，各级都有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考试制度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0�0大学�0�

3、�0�0中庸�0�

3、�0�0论语

�0�

3、�0�0孟子�0�3)五经，还学习�0�0御制大诰�0�

3、�0�0大明律令�0�3等。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种。明朝中期以来，书院比较兴盛，最负盛名的是东林书院，书院也发展成为官办的学校。

明清时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为强化专制统治，教育的专制非常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了，到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但科举制中公平选拔人才的方法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有活力。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其功绩不可磨灭。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趋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