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叙情长篇

第一篇：论唐代的叙情长篇

论唐代的叙情长篇

余恕诚

内容提要唐代的叙情长篇是指李、杜、韩、元、白等人所作的藉叙事以抒情的长诗。叙情长篇与叙事诗的相同处是两者都用叙述手法，都叙事，不同处是：叙事诗立足于故事，追求事件的连贯性与故事的完整性；而叙情长篇则立足于抒情，它虽然也叙事，但只是将叙事作为抒情的手段，并不追求事件的连贯性与故事的完整性。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的相同处是两者都以抒情为主旨，不同处是：一般抒情诗多依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抒发主体一时的比较单一的情感；而叙情长篇则多铺排多方面的活动场景和有关事件，抒发主体长时期内的比较复杂的情感。

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笔下，有一种藉叙事以抒情的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它的规模气魄超过一般作品，诗人们在创作时往往拔山扛鼎，全力以赴，把多种成分熔铸在一起，成为唐代诗坛上令人特别瞩目的一大类型。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短篇的抒情诗偏胜，叙事性强的作品比较少见，这类长篇巨制，及其着重通过叙事以表现“情”的写法，便弥足珍贵。

近代学者王ｋǎｉ＠⑴运说：“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钩奇，其品盖卑，ｑīｎ＠⑵ｑīｎ＠⑵乎苏、黄矣。”（《湘绮楼说诗》卷二《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王氏所说的“叙情长篇”当与笔者提出的“藉叙事以抒情的长诗”内涵大体一致。但王氏仅在讨论七言歌行时提到这种类型，而笔者打算把五古等诗体中相应的类型也一并加以研究，因此本文虽用“叙情长篇”这一术语，并联系王氏的话加以讨论，但并不完全受王氏的范围所限。

一

叙情长篇的出现，是中国五七言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方面都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同时又吸收了辞赋的思想艺术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屈原的《离骚》，就通篇而论，虽然抒情和议论成分多于叙述，但其中的叙事段落，仍然足以构成一部自叙传和思想发展史。唐代诗人创作叙情长篇无疑从屈赋中吸取过营养。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开头“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几句，跟《离骚》篇首的写法，就有点相近。不过，唐人的叙情长篇不用骚体，李白等人的写法属于艺术上的借鉴，不能说这种品类与《离骚》有直接的承祧关系。从诗体看，它终究是五七言诗自身演进过程中的产物。五言诗成熟早，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即已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当时民间诗歌多叙事，文人创作重抒情，要使两方面能够巧妙配合、左右逢源地交织在一首诗中，还需要一个过程。从为叙情长篇溯源的角度去审视，建安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长篇是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两诗都叙自身遭遇，抒情气氛浓郁，对唐代诗人创作自叙兼抒情的篇章，无疑极有影响。王ｋǎｉ＠⑴运即曾指出“《北征》学蔡女”（《王志》）。但蔡琰之作，自始至终实叙，诗中所写的悲苦历程，作为故事看，自具首尾，曲折动人，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视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共7章，只3章着重叙事，其余都是抒情，与唐人的叙情长篇侧重于叙述还是有区别的。自两晋至隋，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先后盛行，士族的腐化与时世的分裂**，使文人缺乏大气包举的胸襟魄力。孕育和产生叙情长篇，只有留给诗歌更为繁荣，社会生活空前地富有活力的唐代了。

唐代七言歌行勃兴。初唐四杰歌行与六朝后期的赋之间有密切关系。赋体格局宽大、铺陈叙事等特点，在四杰歌行中被吸取了。庾信《哀江南赋》自悲身世，近乎一篇有韵自传的写法，对唐代诗人影响尤深。七言歌行本是较少约束和富有容量的诗体，现在又接受了来自赋的影响，因此，格局大，铺叙多，而又旨在抒写身世遭遇和情感变化历程的长篇，便有可能首先见于此体。果然，骆宾王“历叙生平坎ｌǎｎ＠⑶，以抒怀抱”（陈熙晋《续补骆侍御传》）的长诗《畴昔篇》以七言歌行的形式出现了。从诗中约略可见诗人自幼年直至出任临海丞前的大致经历，以及“年来岁去成销铄，怀抱心期渐寥落”那种不断追求而又不断遭受摧抑的郁郁情怀，因此和李白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韩愈的《县斋有怀》等叙情长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问题在于此诗赋的气息较浓，大量的段落用于铺陈，在对各种景象的铺陈描写中，暗逗人事变化，而从叙事本身看，则欠明晰。诗中七言段落和五言段落交替出现，组合尚嫌生硬，不及李白、杜甫等人七言歌行长短错落，挥洒自如。可能正是由于此诗艺术上未臻成熟，“叙”的特点体现不够充分，因此王ｋǎｉ＠⑴运把“始为叙情长篇”之功，归之于李白。

以《寄谯郡元参军》为代表的李白七言叙情长篇已经完全摆脱了四杰歌行那种受赋体影响的痕迹，以更富有诗意的抒情叙事，代替了铺陈，通篇一气而下，极其畅遂，叙次明晰，而又能有起落，有剪裁，与骆宾王的《畴昔篇》相比，显见叙情长篇的成熟。

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繁荣，对五古的新变有一定诱发推动作用。盛唐一部分五古用韵错杂，出语豪纵，特别是一些大篇，把叙事和抒情因素结合在一起，深厚广阔，汪洋恣肆，其演进方向呈现出与七古靠近的趋势。今天在骆宾王《畴昔篇》、《帝京篇》等初唐七言歌行里，能看到五言句和七言句大段地互相交织配合的情况。大量成段的五言句与七言句相配合，服从于七言歌行的统一格调，久而久之，对五言诗自身的创作也不免要产生影响。李白《寄谯郡元参军》用的是歌行体，写于天宝五年（746）。其后他用五言写了《送魏万》）（天宝十二年，753）、《留别崔侍御》（乾元二年，759）、《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乾元二年）。而杜甫亦于天宝十四年（755）、至德二年（757）分别写了《咏怀》和《北征》。李杜这一系列五古，才力标举，起伏动荡，有比在七言歌行中更容易见到的发扬蹈厉、纵横驰骋的格局，表现出唐代五古发展变化的新风貌，也标志着五言叙情长篇继七言之后迅速取得丰硕成果。

李白的叙情长篇多半是写赠友人的。结合叙交游、述友情，描写社会生活，抒写个人怀抱。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属赠友诗。《昔游》、《遣怀》虽非赠友之作，而忆交游、述情怀，亦与李诗相近。但他叙情长篇中成就最高的《咏怀》、《北征》，则不涉交游。诗中对社会情况和生活过程的描写，与李白的偏于概括、偏于主观感受相比，也显得客观细致、生动逼真。这些地方显示了杜甫的创造性和他对于古代乐府叙事诗真实地表现生活的传统，有更多的继承。如果说李白是从曹植《赠白马王彪》的方向增加了叙事因素构成自己的叙情长篇；杜甫则是从蔡琰《悲愤诗》的方向，熔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构成自己的叙情长篇。李杜各自所作的开拓，使叙情长篇从内容到形式很快走向丰富多彩。

中唐时期，韩愈的《县斋有怀》与骆宾王《畴昔篇》在“历叙平生坎ｌǎｎ＠⑶、以抒怀抱”方面，性质相近。而他的其余各篇，均为写赠朋友之作。这些作品，一方面固然是结合叙述交游展示自己种种心境感受，并且象李白诗歌那样有一种深挚缠绵的感情和悲歌慷慨的浪漫气质；另一方面，“倥偬杂沓”，摹写种种情感和事件过程，又和《北征》、《咏怀》颇为相近。如《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叙述被贬出京时的情景，描写真切，极尽情态，可与《北征》归家一段相匹。《此日足可惜》写在郾师听到汴州兵乱的消息，下笔琐细，正得杜法。后幅写急如星火地追赴徐州安顿家小，却记叙了途中的景物，这又是杜甫那种作极紧要极忙文字，偏向闲处传神的写法。以上可见韩愈的叙情长篇对李白、杜甫的艺术经验均有所吸收。但他能够把李白那种一往情深、叙故忆旧的布局和杜甫琐细逼真、淋漓尽致的摹写整合起来，实在是大手笔。再加上这些诗具有新颖奇突的面貌和排àｏ＠⑷之气，可以说在艺术上对叙情长篇又是一次重大开拓。

韩愈之后，张籍的《祭退之》，杜牧的《郡斋独酌》、《池州送孟迟先辈》和李商隐的《安平公诗》、《偶成转韵》、《戏题枢言草阁》，直到皮日休、陆龟蒙的吴中苦雨唱和诗，都是各有特色的叙情长篇。比较起来，中晚唐诗人中以白居易、元稹的某些叙情长篇相对地写得随便一些。白居易的《话长安旧游》，元稹的《思怆曩游因投五十韵》、《寄吴士矩》等篇，都是追忆年轻时放荡生活，夹带着复杂感慨的诗篇。由于下笔随便，颇能流露真实思想，无所讳饰。元白作为大诗人，并非只有一副笔墨，白居易《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一气盘旋，情意殷殷，浑厚而又畅达，可谓自成一境。他们两人的五排《代书一百韵》、《酬代书一百韵》，在唐人长篇排律中叙事最为明晰，则又是很好的律体叙情长篇。

二

叙情长篇的出现，离不开中国诗歌发展的独特背景。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而抒情诗特盛，似乎二者为了谋求某种平衡，在它们的中间地带通过交融产生了叙情长篇。

华夏文化有比较内向的特点，汉民族执著人生，执著现世生活，不大可能从人生圈子中走出来，以旁观的态度把生活作为故事歌唱。中国文学要求作家根据民族生活理想，首先对生活有一番亲切体会，然后将这种体会形诸文字。诗歌则以个人为中心，努力表现一种精神境界，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随意抒写，通过表现于诗的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情感，唤起读者对作者的境遇有某种异代同时之感，从而让作品起着反映时世和人生的作用。这样，一般地就表现为即事而发的抒情诗，编造和歌咏故事的可能性很小。与此相联系，中国文化重征实，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崇实求实，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虚构和幻想，因此情节曲折或是以非现实为特征的叙事诗便难以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即事即景的抒情诗，特别是那种短篇小诗可以包办代替一切，相反地，它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却越来越突出。唐代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内向的特点有所突破。士大夫思想比较开放，行为比较浪漫。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传入，儒佛道以及各种学派和宗教的自由传播，启发人们对人生和社会生活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和反复回味。这时跳出个人乃至现实生活圈子，对人生加以描述或展开幻想的传奇、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等，大量涌现。叙事诗的创作，也呈现增长的势头。就一般诗歌而言，它和传奇等叙事文学之间，当然有很大不同，但声气感应，会使人们觉得在诗歌方面有必要把他们的人生感受和对社会生活的回味与思考，较多地用“叙”的方式，更富有生活实感地表现出来。同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诗人经历的复杂化，又常常促使作者追求着用更大的篇幅，更多样的手法，把生活感受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即使这样，在传统文化心理和诗歌创作风尚的制约下，诗人们多数时候仍不习惯于把生活素材加工成故事化的乃至带上超现实色彩的叙事诗，而是真实本分地按照生活原貌进行叙写，并注入自己浓烈的情感。这样，突破一般抒情诗形制小、重写意的限制，但也并没有走向叙事诗，而是成为重视表现实际经历和见闻，大量采用叙述手法的叙情长篇。

叙情长篇由一般抒情诗比较单纯地侧重抒情，朝叙述方向跨进了一步，自然会令人刮目相看。由于有了这一步，某些长篇究竟应该属于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在唐诗研究著作中颇见分歧。因此，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以及叙事诗的关系问题，很值得辨析。也只有辨清它们之间的不同，把叙情长篇作为一种可以独立的类型看待，才能更确切地把握它的艺术特质，以及有关诗人在创作上的联系。

叙事诗中的情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诗论在这方面也相应地显得薄弱。象张祜嘲戏白居易的《长恨歌》为《目连变》、何焯指出《长恨歌》为“传奇体”、胡应麟说《孔雀东南飞》似“下里委谈”等等，虽然接触到了这类诗具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问题，但终究未作细论。西方诗学基于叙事诗的繁盛，在这方面讨论得比较深入。亚里斯多德说：

与其说诗（本文作者按：指叙事诗）的创作者是“韵文”的创作者，毋宁说是情节的创作者。（《诗学》第九章）

史诗的情节也象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诗学》第五章）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诗学》第六章）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强调情节的重要，要求叙事诗的情节有头，有身，有尾，乃至象悲剧情节一样，“有一定长度”。这对我们在情况非常复杂的中国诗歌中大致地区分叙事诗与抒情诗，很有参考价值。

叙事诗与叙情长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叙”字，说明这两类诗叙述的手法用得多；而它们之间不同的特点在于有“情”与“事”之别。叙事诗立足于故事，如《孔雀东南飞》叙述焦仲卿夫妇为反抗封建压迫双双殉情的故事，《木兰辞》叙述女主人公代父从军的故事，都是围绕“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进行咏唱。叙情长篇则不同，它立足于抒情，不论在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笔下，各种叙情长篇在结构上有何不同，也不论叙述成分在诗中占有多大比重，抒情在根本上乃是这类诗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在叙述中固然涉及大量具体情境，但主体在情境之中把各种各样的内容纳入他的情感和观感里，着重表现客观事物在主体心中所引起的回声，所造成的心境，即在这种环境中所感觉到的自己的心灵。如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写天宝十一年（752）北上幽州一节：

十月到幽州，戈＠⑸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孤ｊù＠⑹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诗中固然一方面自叙行踪，一方面写时势，但着重突出的是“心知不得语”、“挟矢不敢张”的焦灼情绪，眼见变乱迫在眉睫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境。又如杜甫《咏怀》中间一段叙述途经骊山所见所闻，则是要全力以赴地推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那种观感。总之，“中心点并不是那件事迹本身，而是它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情绪”（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把李白的《寄谯郡元参军》、《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韩愈的《答张彻》，白居易的《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李商隐的《偶成转韵》等篇综合起来看，一般是围绕朋友离合聚散织进抒情主人公某些与之有关联的社会人生感受。友朋聚散构成的人事上的网络等于是个海绵体，内中灌注的汁液则是情感。杜甫的《咏怀》、《北征》，围绕一个过程展开，这些过程近似上述诸作中的离合聚散。诗人通过与这个过程相联系的种种叙述和描写抒发情感。由此可见叙事诗立足于故事，而叙情长篇立足于抒情的明显区别。叙事诗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乃至语言和思想活动，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叙情长篇由于旨在抒发主体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诗人的自我形象。

再就事而言，叙情长篇虽然也用叙的手法写了种种事件，但与叙事诗中的事又很不相同。叙事诗包含“有头，有尾，有身”的情节，是完整动人的故事，而叙情长篇所写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叙事诗具有情节的“整一性”，“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严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诗学》第八章》）。而叙情长篇的情况比较复杂，既不能笼统地要求这种整一性，也不可散漫庞杂，没有章法。一首叙情长篇往往能写到许多事件，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事件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断。诗人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主，情必须畅通，而事不一定连贯，不必每首诗只围绕一个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待得有头有尾。如果说《长恨歌》等叙事诗相对地接近小说，情节集中紧凑，那么叙情长篇则近似散文，它没有那种集中紧凑的情节和从首贯到尾的故事，而是大致围绕一个中心或过程，意到笔随地抒写，各种场景与事件之间不一定要求很连贯乃至互为因果。《咏怀》、《北征》如果在散文家笔下也可以写成以回家探亲为题材的散文。正因为散，它的笔触可以自由伸展到各个方面，并可以有叙述、议论、描写等各种笔调，得以扩大所抒之情的内涵。但是这种散，也象散文，不是散漫芜杂，而是散中见整。它是以散避免呆板局促，使神情敷畅，往往外显暇豫而中具法度。杜甫《北征》中有写得极闲远、极琐细处，写到山间的青云幽事，写到小儿女的可悲可笑，在极紧极忙的文字和悲怆的氛围中插上这些描写，非但不见散漫支离，相反地通过由正及反对生活多方面的审视，能让读者更亲切具体地感受那种时代氛围，表现出杜甫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广和他对平定叛乱、恢复正常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望。锺惺说：“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编，常于潦倒淋漓、忽反忽正、时断时续处得其章法之妙。”杜甫如此，李白的长篇更让人在其自由挥洒的同时有一气呵成之感。《寄谯郡元参军》虽然天南海北，风起云涌，纷至沓来的奇情胜致使读者应接不暇，但终归是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的强烈忆念，突出现实生活的缺憾。《唐宋诗醇》说：“此篇最有纪律可循。历数旧游，纯用叙事之法。以离合为经纬，以转折为节奏，结构极严而神气自畅。”它之于参差中见整饬，较《北征》等篇更为易见。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别张籍》一方面“摹刻不传之情，并ｌｕó＠⑺缕不必详之事”，颇近《北征》；另一方面追溯与张籍交结之始，至今日重逢别去，通篇围绕艰难时局中的深厚友情，自勉而又勉励对方。“其劲气直达处，数十句如一句”，“搏控操纵，笔力一发引千钧”，参差中自有“神明于规矩之外”（《唐宋诗醇》）的法度。叙情长篇既要丰富多彩，又要避支离散漫，这种散中见整，以情统领大大小小生活场景和片断，构成有机整体的写法，较之叙事诗贯串着一个“有头，有身，有尾”的故事，从而获得情节的整一性，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从这些地方着眼，也很容易看出这两种诗歌确实存在质的差异。

叙情长篇与叙事诗之间的差异，说明它始终未能走出抒情诗的领域；但它向叙述方向所跨出的一步，则又使它与一般抒情诗表现出多方面的不同。

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诗往往集中于对一时一事的反映，大量即兴诗、应景诗，只需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加以抒写就行了。象短小的绝句，有些抒写的只是零星飘忽的灵感。而叙情长篇中的情感，正象叙事诗中的故事一样，“具有一定长度”。作者沉吟属辞之际，内心中有前后相续、此伏彼起的感情波澜，它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叙写，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长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现出来。杜甫《咏怀》的首段回顾在长安十年的困顿，叙述“自比稷与契”的志愿，“穷年忧黎元”的精神，“居然成＠⑻落”的结局，抒写由昔至今的一贯情怀；中段叙述自京至奉先一路见闻和感触，是途中的情怀；末段叙述到家后由“幼子饿已卒”所引起的联想，是由身及国，忧念未来的情怀。这种情怀由昔日推向今天和日后，确实“具有一定长度”。而所叙之事的范围也是广阔的、多方面的。李白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围绕与韦良宰在长安、贵乡、江夏四次离合，于重温旧情的同时，写了诗人被谗出京、北上幽州、参军从ｌíｎ＠⑼、流放遇赦的经过，并着重表现了诗人在这些时候的心境：有“呼天哭昭王”的急切，有“翻谪夜郎天”的悲慨，有“炎烟生死灰”的遇赦之感，有“中夜四五叹”的老犹忧国之心。这些情感绵延起伏在10多年的岁月里，丰富复杂，汪洋浩瀚。如此长篇巨制，它的情感必须通过在对一连串事件的经历、感受、评价中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决不是靠对一两处景物或片断的事件进行描写就能完成的，因此与一般短篇的抒情诗不同。

叙情长篇的主要表现手段是叙述。它能展示主体多方面的活动和有关事件与生活场景，表现主体繁复的心境以及广泛的社会现实。得意处往往淋漓飞动，穷极笔力。而一般抒情诗，特别是短小的律绝，很少展开叙述，它通常是把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诗机缘，转化为心灵反应，因此不是将情境事件一一摊开，而是凭诗人的特殊用意和心情，选择对象的某些方面加以点拨，让人体味。杜甫因疏救房ｇｕǎｎ＠⑽，被打发回家探亲，离开行在时写了《留别贾严二阁老》，返家后写了《北征》。首途之前和归家之后，心情大体一致，翻搅在诗人胸中最为固结难解的是：对肃宗错误处理感到满腹委屈，对乾坤疮痍无比痛心，对自家身世不胜感慨。但这种情绪在两诗中表现方式不同。《留别贾严二阁老》用五律写成：

田园须暂往，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满腹心事，只能从含蓄的话中去揣摹。杜甫本是不顾家庭和自身的危难奔赴行在的，何至于在西京未复战事紧迫之际怀念田园，有“须暂往”之想呢？此次探亲，若是出自皇帝关照，本属可喜可慰，又何以“愁多任酒醺”呢？苦雨乍晴，正好有清秋助其归兴，何以感到长途上将受不了那处处可闻的角声呢？这些都透露了诗人心情的沉郁，但引而未发。《北征》则不同，它对如何拜辞皇帝，如何离开行在，途中行色，归家情景，以及种种身心体验，一一作了细致生动的叙述。末尾关于时事的议论，也有许多插叙。因此，大量运用叙述，把有关情事展开，在叙情长篇中是一个很显著的特色。

基于对情景和事件展开大量叙述，叙情长篇往往是实多虚少。情多实叙，事多实写，比兴以及空际传神的写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象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高度概括，也不象某些小诗那样空灵。叙情长篇有很强的自叙性，与诗人的生活、思想联系更直接，给人更多的具体感、真切感。由于叙情长篇体制阔大、多用实写，它对生活的反映相当深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体性。长诗本身往往体现为一种绵延开展的动态系统，与某些收敛内向、自足自在的小诗，大异其趣。

叙情长篇在唐诗中是一批掣鲸碧海的伟构，对各个作者来说，则往往是该诗人代表性的篇章。较之某些叙事诗题材和情趣向市民方向靠拢，叙情长篇则更符合诗言志的传统，它的身份、口气都更加士大夫化。心胸博大、才情高超的诗人，往往藉这些长篇驰骋笔力，对自己某些阶段的生活感受进行总结性的咏唱。这些长篇大致有两种类型：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以及杜甫的《昔游》、《遣怀》，较多地叙写身世感受；杜甫的《北征》、《咏怀》则较多地叙写时世感受。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咏怀》写上层奢侈腐化，下层骚屑不安，以及阶级对立、社会危机，同时写稷契之志落空的悲哀，幼子饿死的惨痛。《北征》一方面写战争的破坏、人民的苦难、国步的艰难；一方面又写自身的委屈、家庭的穷困、团聚时的复杂心境。诗人在前首诗中，抚迹有酸辛之感；在后首诗中，自顾叹身世之拙。两诗都是“上关庙谟，下具家乘”，既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真，又处处体现诗人的性情怀抱。李白、韩愈一类写身世感受的长篇，涉及作家作品多，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比较单纯的自叙，如骆宾王的《畴昔篇》、韩愈的《县斋有怀》；有的虽涉交游，而意图主要在于自叙，如李白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韩愈的《赴江陵途中》；有的则酬赠用意更重，如李商隐的《偶成转韵》。但无论何种情况，叙情道旧之言毕竟有限，诗人们仍然多利用叙情的机会，介绍自身的遭遇和怀抱，藉以求取对方对自己的深入了解。如李商隐的《偶成转韵》追述与幕主卢弘止的旧谊，虽通过叙述生平遭际之困顿失意以见府主之知遇，但同时又是借此作一坎ｌǎｎ＠⑶咏怀之自叙传。不仅见其身处逆境，仕宦艰难，同时亦在“破帆坏桨”、“著破蓝衫”的困厄中，突出地显示性格中傲岸激昂、豪纵不羁的一面。这类长篇，包括单纯自叙性作品，有的通过自叙或对知交的倾诉，可以令人想见包围着诗人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如李商隐入卢幕前的困厄，即暗透着大中初年政治形势的险恶。骆宾王“适离京兆谤，还从御府弹”，亦可见武后时期利用爪牙和官僚机构，对臣下防范惩治之严。有的则在叙述自己所历所想时，直接插入对社会背景、国家大事和民生状况的描叙评述。特别是那些亲身卷入重大历史事变中的诗人，往往把国家大事和个人遭遇打成一片。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强烈的社会感慨结合，使坎ｌǎｎ＠⑶咏怀兼具诗史的性质。如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通过交情与时势的交织组合，在诗中写进了天宝后期幽州形势，安禄山兵犯中原，以及哥舒翰潼关之败、玄宗奔蜀、永王出师等时事，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许多重要历史图景。韩愈《此日足可惜》写贞元十五年（799）汴州兵乱，《赴江陵途中》写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大旱，《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写元和四年（809）讨成德叛镇，也是长篇中写时事的著名段落。以上诸作，说明叙旧道情中的优秀长篇，通常是借与友人叙情论心，作为引发创作的契机，中心仍落在抒写怀抱和反映时代生活方面。诗人与友人的聚散离合，牵连许多逝去的岁月。在叙旧之际，极容易把一腔热血、满怀感触引发出来，不仅由昔而今，陈述自己的心灵历程，同时连带着对往时的遭际，乃至当日的环境气氛、朝廷政治局面作出回顾反思。这样，着重于身世感受的这一部分叙情长篇，在自叙怀抱和遭遇的同时，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着重于写时世感受的一部分叙情长篇，却也处处不离开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两部分叙情长篇，注意力和着眼点可能各有侧重，但其中的优秀篇章，则往往兼具两重性质：是坎ｌǎｎ＠⑶咏怀的篇什，又是反映时代生活的乐章。

三

叙情长篇是诗歌叙事和抒情两大因素在协调统一过程中产生的。随着诗歌中叙事、抒情乃至议论等多种成分组合的千变万化，不仅叙情长篇的格局面貌表现为一动态序列，而且有的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一般抒情诗、叙事诗和叙情长篇的常规，呈现复杂情况。联系叙情长篇的艺术经验，可以对这些作品内部成分的组合进行比较对照。白居易的《琵琶行》从叙述琵琶女的故事角度看，是一首叙事诗，而从诗人自叙角度看，又包含有叙情长篇的某些成分和韵味。琵琶女身世和作者身世的近似之点，构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把双方绾合起来的主调，所以能够在叙事诗中有机地融合叙情长篇的某些成分，而不见任何扭合的痕迹。白诗在几种成分的组合上是成功的，而元稹的《连昌宫词》、韦庄的《秦妇吟》，在人物叙说之外，加上作者介绍，象是一层薄薄的抒情诗的外壳，套着一个叙事诗的内核，从人称、语调和前后气氛看，让人有不完全协调统一之感。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有追摹杜甫《北征》的用意。但他采取“作者——村民——作者”三段式，只开头、结尾与《北征》仿佛，中间部分由村民出场评述开元至开成年间的社会变化、朝政得失，谈话的内容语气与其身份并不相称，展现不出象《北征》那种真正出自亲身体验的生活过程与心灵历程。谈话一段的过分膨胀和三段之间语气的变化，也使前后有不够融贯匀称之感。可以说作者虽然在某些方面学杜，但终究是借述论史事以议政之作，而有别于《北征》式的叙情长篇。对照分析唐人这些长诗，可以看出，叙事、抒情、议论组合的形态虽然变化多样，但要做到长篇中各种因素和各个部分都能真正有机统一，具有故事情节的整一性，或如同主体亲身经历体验的那种生活魅力，实在并非易事。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优秀叙情长篇，在唐文化的特定背景下，凭藉唐诗高峰期卓越的抒情叙事艺术，在这些方面为诗歌发展作出了重要开拓。叙情长篇中那种前后相续、不断发展演进的情感过程，几乎象叙事诗中“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一样，给全诗一种开合起伏而又不致松懈散漫的内在凝聚力。它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中心，把各种境况纳入主体的体验观感之中，既有坎ｌǎｎ＠⑶咏怀，又有史诗之笔，融叙事、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因素，却保持了艺术上的有机完整、生动具体。这类作品给民族诗歌朝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广方面发展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无疑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和吸取的。

叙情长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难以驾驭。唐诗中这一类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诗人之手，而且又多半出现在这些诗人的中后期，正当他们阅历丰富、精力旺盛、诗艺成熟、感慨最深的时候。由于叙情长篇的作者要用大的魄力去写，读者也相应要用大的魄力去读，甚至评论介绍也要费大的气力，所以历代选本选录和反映不够。特别是一些普及性选本，被动地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更很少以之入选。“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从全面地认识唐诗，藉以发展我们民族诗艺创造力的角度来要求，这种不足应该得到弥补。

历代治唐诗的学者，在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中，对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叙情长篇均有评述，有些篇受到极高的评价。在考证研究作家生平时，这些作品更是最可靠的文献，一直受到关注。但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研究还是零星分散的，很少能把它们作为一种类型来全面地、系统地考察。鉴于上述情况，本文把唐诗中这种以抒情为主旨，以叙述为主要手法，且自叙性很强的长篇抽取出来，进行了粗浅的剖析。错误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门内加岂

＠⑵原字为马右加侵的右半部分

＠⑶原字为土右加禀

＠⑷原字为夏的上半部分下加乔的下半部分

＠⑸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右加延

＠⑹原字为怀的左半部分右加瞿

＠⑺原字为尔右加见

＠⑻原字为江的左半部加劐的左半部

＠⑼原字为王右加粼的左半部分

＠⑽原字为王右加官

第二篇：论唐代爱情诗

论唐代爱情诗

[摘要]：唐代爱情诗是诗歌史上的一颗明珠，较之前朝的爱情诗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的爱情诗主要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关键词]：唐代、爱情诗、分类

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吟咏爱情的文学作品亦古已有之。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到汉乐府和六朝诗歌中的爱情诗传统，发展到唐朝，爱情诗迎来了它的一个成熟期和高峰期，初唐时期，“四杰”提出注重诗歌“风骨”和诗言志的主张，开启了诗歌的新风气。“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总结前人经验，提倡把情志、教化和声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这些初唐杰出诗人的引导下，唐代爱情诗有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盛唐时期，士夫文人热情高涨，唐代创作空前繁荣，爱情在诗人们的笔下有了更多的表现方式。张九龄、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留有优秀的爱情诗作。中晚唐时期，爱情诗出现了真正的高峰，争妍斗艳，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题材都有了更大的丰富，创新手法不断涌现。李端、张籍、薛涛、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成为中唐时期爱情诗人的杰出代表。到了晚唐时期，杜牧、李商隐、韩偓、鱼玄机、温庭筠、韦庄等诗人的爱情诗比较突出，但是仍然掩不住晚唐没落的苍凉，已经不如中唐那般群芳斗艳。

纵观唐代爱情诗歌，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表现诗人对妻子的真挚感情的作品，主要包括赠内诗和悼亡诗两类。

唐代很多诗人都有歌咏自己妻子的诗，或描写日常生活的丝丝温情，表现妻子的贤惠和不离不弃，即为赠内诗；或因妻子早逝，表达对妻子无尽的思念，此为悼亡诗。

在唐代诗人中，写赠内诗较多的诗人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位诗人在抒情诗中的表达也一如他们的个性。李白直率夸张，如《寄远十二首》其十二：“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色可餐兮难再得。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情不极兮意以深。”与李白相比，杜甫与白居易就显得更含蓄委婉，欲说还休。杜甫思念妻子时，是这样表达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李白泛爱，在诗歌中也有表达对妻子的内疚的，如《赠内》诗，但里面仍含有调侃的意味。白居易表达对妻子的愧疚则是严肃正经的，他的《赠内》诗写道：“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真可谓真挚感人呀！

唐代写悼亡诗水平最高的诗人是元稹和李商隐。悼亡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先逝妻子的思念，往往是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感情真挚。唐代的悼亡诗作最多的是元稹，他创作了二十多首悼亡诗悼念妻子，尤为《遣悲怀》三首最为著名，如“顾我无搜衣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一句，道出了两人的恩爱。他的《离思五首》（其四）中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成了千古爱情绝唱，表达元稹对亡妻的忠贞与怀念。

二、以妇女角度写的闺怨诗，它包括宫怨诗，离妇诗，弃妇诗，别离相思诗。

宫怨诗多以宫廷女性为描写对象，反映的是后宫佳丽的痛苦。此外，唐代男子多在外面征战或者经商，在家中留下大量的征妇和商妇，独守空房。因此，唐代爱情诗中，有大量反应独守空房的妇女的苦闷和空虚，而其质量也是最高的。

宫怨诗不是唐代特有的，每个朝代都会有寂寞后宫颜。后宫的女子身份特殊，她们因着姣好的姿色被选入宫中，世人都以为进宫便会受宠幸，实则不然，封建时代，“三千佳丽”都属于皇帝一人，皇帝自然无法临幸每一个人，不少女子甚至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就这样郁郁而终了。有的人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宠幸，但终不能幸免年老色衰，总会有新人来代替自己。正如李白所说：“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在那个时代，宫中的女子，纵使没有得到宠幸，自己也不能寻找爱情，只能孤寂一生。因此，才有“秋夜守罗帏，孤灯耿不灭。”（《班婕妤》王维），当然也有些女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如张祜《长门怨》：“日映宫墙柳色寒，笙歌遥指碧云端。珠铅滴尽无心语，强把花枝冷笑看。”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宫怨》李益），再无奈地隐忍着，这些女子对爱情也有向往，“去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宫怨》李建勋），可这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

宫怨诗的主角是宫廷女子，离妇诗和弃妇诗则多写民间女子。唐代的气象恢宏，好男儿志在四方，多半都为征人和商人，常年在外，甚至几年不回家。这类的闺怨诗中，有“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赋得自君之出矣》张九龄）的日渐消瘦的思妇，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王昌龄）的富家少妇；有“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李白）的怀人征妇，也有“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李益）的商人妻子。这些女子有着不同的身世，却有着相同的追求——希望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唐闺怨诗中有一部分颇具价值的征妇闺怨之音，它是从边塞诗衍生出来的，描写征妇闺怨的思情诗，主要表达的是家中的守闺人对征战在外的情人的思念，或者对战争的控诉。正如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表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写了戍边战士奋不顾身征战沙场，命丧边疆，可悲的是他们的妻子还在春闺中时时梦见他们，毫不知情，表达了对战争的无声控诉。

三、女性诗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即女性恋情诗。

唐代女性爱情诗奇花争放，韩翃之妻柳氏以《杨柳枝》答丈夫的《章柳台》，借韩词发挥，先言恨别，后说遭难，作后以“纵使君来岂堪折”回答韩翃的“亦应攀折他人手”的猜度，将至深至悲的情感融入其间。此词如同一曲凄切的挽歌，揭示了女子命运的悲惨。

到了中晚唐时期，写爱情诗的女诗人数量大增。其中，李治、薛涛、刘彩春，鱼玄机被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其中，李治、薛涛和鱼玄机与当时著名的文士密切交往，写出了不少既有女性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睿智的爱情诗。李治的《明月夜留别》写离别时的感受：诗人以明月自比，并以月象征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明月就知道彼此的心仍在一起。薛涛才思细敏，写诗“词义不苟，情尽笔墨”，她的《春望词》结晶了诗人多少难以言说的隐痛。而鱼玄机的《江陵秋望有寄》是她因正室的妒忌被丈夫遣送到道观里做女道士后所写的，站在江边山坡上，目睹了千枝复万枝的枫叶、江桥和暮色中的归帆，触景生情，感觉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就像眼前的西江水日夜不息，绵绵不断。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是一个翘首企盼爱情的痴心女子，感情真挚。

四、未能终成眷属的男女恋情诗

这类诗主要抒写恋人间的真挚感情，但绝少涉及色情，都是健康情感的抒发，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

李益的《写情》、杜牧的《赠别二首》、张泌的《寄人》都是以第一人称抒发感情，写了因为某些原因未能终成眷属的女性对象；诗中诗人敞开心房，写出了

失恋的心理感受，表达了诗人对那份感情的无法忘怀和难以割舍之情，张籍的《借妇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不是写诗人自己的经历，而是写一个已婚女子受封建礼法的束缚，“事夫誓拟同生死”，忍痛拒绝了自己喜欢的另一个男子，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表达了女子对赠珠人的深深爱恋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感人至深。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文风也相对地发生转变，浮艳诗增多，著名诗人温庭筠、韩偓、韦庄，杜牧等的诗歌都有了侧重感官体验的倾向。如韩偓的《新上头》完全是描写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为了情人认真装扮的画面，将感情寓于情态中，表达了诗人对妙龄少女形体的喜爱。

说到令人叹息的爱情诗，不能不说到李商隐。他的爱情诗继承了《诗经》中《秦风·蒹葭》和《周南·汉广》咏唱迷惘感伤，可遇而不可求得爱情传统，直接抒写自己独特的爱情体验。李商隐的爱情诗抒写对象有三类：他年轻时代的恋人；他的妻子王氏；无法考察的爱情对象。而在他的爱情诗中以《无题》诗的成就最高，如《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表达的是对逝去的感情的惘然；又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情则更为外露，写两人别后的心灵感觉和情感体验，接着又用“蚕丝”和“烛泪”象征诚心和痴情，最后借用青鸟传信回应收句，暗示相见的艰难，感情真挚。也许我们不能清楚地知道这些《无题》诗的意旨，但足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诗中感伤情调。

总之，唐代爱情诗是我国悠久的古典诗歌历史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内容、题材，思想等方面相比前朝诗歌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诗歌发展的前进步伐。当然，唐代爱情诗也激发人们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和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是所有爱情诗共同的本质。参考文献：

1、崔建聪：《古诗词鉴赏·爱情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2、张绪平:《中国诗词专题鉴赏》.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

第三篇：论唐代监察制度

论唐代监察制度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日趋完善。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监察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职能齐全，机构独立，体制完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比较完善。我的读书报告主要是从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这三个方面论述的。

一、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一）监察机构系统化，独立性增强

唐代监察机构在中央主要指御史台和谏官系统，二者构成了当时中国监察体系的两翼，是专司监察、独立的系统，位高权重，直弹大臣，与地方检查是垂直领导，有利于纠弹吏治、监察官吏。同时辅之于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行政监察、刑部的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这些监察机构比较完整又有系统性，对于肃正封建政治纲领，防止百官失职、渎职、纠正各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失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监察机关独立性增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不受任何官员的约束，甚至在御史台长官也无权干涉，即所谓“台官无长官”。

2、唐代御史在执行监察时，可“风闻奏事”：即所谓的御史从各方面访得可资揭发的材料时，可以不说明材料来源和告示者的姓名，以“风闻”之名上奏朝廷，请求查处。

3、唐代三省体制中得侍中的封驳权的行使，以及给谏制度中对皇帝部分决策的监督，都表明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4、为了保证监察机构的活动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唐代御史或由皇帝直接特任，或由御史台委派，完全不受吏部支配干预，表现了人事权的独立。

（二）依法监察，失法入罪

检查功能的发挥，不仅要有组织保证，还需要有法律依据。除了以封建王朝通用法律约束监察机关的活动外，唐朝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形式的监察法规。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后因繁琐难于执行而废。唐玄宗开元年间将汉朝之制“六条问事”发展为“六察法”。

（三）监察法制化、规范化，体现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

历代在扩大监察权限的同时，按皇帝旨意、诏令和中央有关法令制定监察法规，是我国检察制度中的重要的内容。唐代制定的行政法典“唐六律”，其中规定了个监察机构的职责，法典是不能违背的，必须严格执行。唐代的检查制度日益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各级官吏按照当时的正指标追，奉公守法，维护纲纪，设置必要的法规制度和法律的刑罚来保证监察权得实施，体现了监督与被监督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四）监察职权范围及对象广泛化，职权分工明确化

唐代的一台三院制，所谓一台三院，一台是指御史台，三院是指台院、殿院、察院。行政监察、司法检察、经济审计监察，是监督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国家机关。唐代门下省得封驳审议和言谏制度也是检察职能扩大的表现。此外，唐代监察制度中“六察官”得出现，以及御史中参加重大案件审理的“三司推事”，都表明其监察权已渗透到了行政司法部门。

（五）慎重选官、严格考核

监察机构乃朝廷纲纪之地，监察官员的选人十分慎重，有着较高标准。唐代对监察官员得铨选、考课、迁转之制颇令人称道。从具体要求上讲，基于工作性质，监察官员必须公正廉明。此外还规定了回避制度，父为宰相，其子不得为谏官。

二、唐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紧抓中央、放松地方

唐朝监察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对中央百官的监察远远重于对地方百官的监察。唐朝后期，随着节度使的设置，逐渐由其兼领监察。

（二）权权相掣、皇王受益

中国古代监察权从未独立，为皇权所派生。权利的设置运行实效及其目的与皇帝的意志和皇权的运行实为一体。唐代监察权与其说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滥用不如说是皇帝假手他人严查群卿。监察制度的所有流弊莫不源于此。

（三）机构膨胀，职权繁杂

唐代监察体制沿袭前朝弊病，监察机构膨胀，职权繁杂，检察官除有行政权、军事权外，还有审判权、司法权，御史台设有台狱，可拘禁囚犯。

（四）监察落空，委身党争

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他们要想在官场中站稳脚跟，要么依附皇权，要么委身权贵，缺少独立人格，随着党争愈演愈烈，监察权也日益沦为党争工具。

三、唐代监察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保证监察机构的独立性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在中央设有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监察部，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同时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为了加强检查力度，提高监察效能，使监察活动有序有效的进行，建议我国监察机关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实行垂直领导。

（二）健全监察法律法规

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监察活动，对监察活动的很多方面都进行规定，是古代行政监察工作可以有序进行。我国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多部相关法律，但是规定的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

（三）完善对监察活动的监督

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规定，官员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应该是相对的。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制度也应推进相互监督，同时实行政务公开，接受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得监督，强化官员自尊、自重、自警以及监察系统得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得机能，更好的利用监察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保护人民权益。

（四）多种监察方式得灵活运用

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中经常性监察和临时性巡查相结合，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相互勾结，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有效性。我国现代的监察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常设监察机关与临时监察机关相结合，一般性监察机关与专门性监察机关相互结合，特别是要重视发挥临时性监察和专门性监察的有效运用。

（五）严格选任检察官原

监察工作的有效行使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监察官员队伍。在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对监察官员得选任都有一套完备并且严格的制度。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监察官员得选任、考核、提升、回避交流制度，提高监察官员的职业准入，规范监察官员的选任程序，强化对监察官员得培训，加强对监察官员得有效考核，推行有进有退得任职机制，提高监察官员的整体素质。

结语：从唐代得监察制度可以发现，监察制度时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产物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强化皇权、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时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秩序得一种工具，但它在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得规定、监察方式的用运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得现代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得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研究古代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以上就是我的读书报告得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2011年开始，全国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将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换届工作，这是腐败易发高发时期。如果缺少有效的监察，腐败必然成风，所以研究监察制度，从制度层面去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我们将得到有意的启示。

第四篇：论唐代“山水田园诗”

论唐代“山水田园诗”

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古诗作为古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起源于汉末建安时期，发展于汉晋六朝，并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唐朝是对世界影响极大的朝代，通过对唐诗的学习我了解很多的诗派，有山水派的恬淡优雅，有婉约派的旖旎感伤，有豪放派的不羁雄健。气象万千的诗派交合在一起入融汇成中华史上一首凯旋的风歌。研究古代，特别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视野，丰富我们的情感世界，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获得精神的陶冶和 审美的愉悦。

研究唐朝山水田园诗对当今的社会生活有重要意义，正如语文书上所说的“盛唐诗歌的帷幕开启，扑面而来的是山水田园的清音远韵，是李白的逸兴遄飞，是杜甫的沉郁顿挫。”作为盛唐时代诗歌的开幕大戏，我们需要了解它，需要剖析它。我们要借这一诗派认识诗的唐朝，也由此欣赏着盛唐的诗。它能帮助我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找到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

一.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

盛唐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优裕，为赏山玩水提供了条件。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璞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垫。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此际并非为隐而隐，而是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此外，晋宋以来的田园诗、山水诗的创作，也无疑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由于在初唐时期国力强盛，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宽容开放，科举可以顺利进行，文人士子的仕途比较平顺，隐士成了高雅的风尚，文人雅士们竞相效仿。同时物质生活的丰富，为隐士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使得他们有闲情逸致将欣赏的目光投向山水景色。于是在这时期，诗人们将山水田园诗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二.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脉络

随着唐诗繁荣局面的到来，山水诗出现了丽日惊天的壮观景象，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

山水田园诗到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在山水诗的意境上早已远远比不上唐代。南宋后期山水田园诗因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走到了古典诗歌的终点。三.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

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在唐代诗人中，以山水诗闻名的人很多，但能代表山水诗成熟的，主要还是孟浩然、王维、李白。山水田园诗到了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山水诗的境界上子已远远比不上唐朝。

孟浩然是唐朝诗人中少数几个终生不仕的隐者。王维为孟浩然画像“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籍，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王维写过政治诗、边塞诗，但能反映他独特成就的还是他那别有盛景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山水诗大多是隽永空灵的，王维的思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的，王维诗中带有几分禅思玄义的清逸雅致，是诗情与画意的高度统一。他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景物的形象特征和状态，以画家的绘画技巧去构图和选择色彩，并将诗人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审美感受和精神境界融入到景物之中，创造出宁静淡泊而又优雅秀美的艺术境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其中有些诗在幽邃、寂静、空灵的艺术境界中，直接透入了禅宗佛理的观照，是禅意、禅趣在诗境中的艺术体现。王维的山水诗，以境写心，象外有象，景外有景，意外有意，韵外有致，有一种悠远的意境，形成了物即使我、我即是物的庄禅境界。王维在朝廷中能够有所作为，自己的政治价值可以得到实现，在物质生活上更是不受拘束，于是他才能有能力购臵宋之问的别业，面对着辋川别业的美景，即使是没有任何文学底蕴的人，都会觉得心旷神怡，更何况是王维，大自然的美景与心中的闲适安恬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禅意的淡淡晕染，一首首传世的山水诗就这样形成了。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以山水诗居多，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自娱中融入了旅愁乡思的情怀。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志。如《过故人庄》等。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

李白山水诗的显著特征是自然山水景物的个性化。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诗人“自我”不是消融隐没在自然山水画中，而是使自然积极地表现着诗人自我。他那些最有个性的诗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表现了诗人不拘捡，肆性情的诗人自我，这里自无而落的黄河，依傍星斗的庐山，都已融入了诗人狂放不羁的鲜明个性。李白诗中自然山水，多带有奔放不羁的特点，显示了一种动态美。

李白的山水诗，还充满逍遥游的精神和超尘出世的幻想，有些山水诗，带有浓厚的游仙色彩，如《登太白山峰》“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谈，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山，何时复更还。”这里与其说是诗人在写山水，不如说是借山水而游仙。实际上李白把陶谢山水与郭璞游仙诗熔于一炉，自成风貌。四.山水田园诗的特点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储光曦等人。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孟都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但这只是就其大较而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

首先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其次，从情调看，王、孟都乐于表现隐逸生活的闲适意趣，但王诗往往夹杂着幽冷寂灭的心绪，孟诗则往往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态。

再次，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造成画面的和谐与美感。但孟诗往往止于情与景的交融，而王诗除促使情景交融外，还将“理”字打入其中。因而，在王诗中，我们常常可以捕捉到“哲学沉思的精灵”。这种哲理，尽管在很大程度得力于禅趣，但毕竟使王诗的意境变得更为高远。所以若论意境的浑成，王不如孟；若论意境的高远，则孟不如王。

第四，从手法看，五诗往往虚中有实，动中见静，孟诗则往往直写其实与其静；同时，王诗比孟诗更善于取景、造型、布局，也更注意冷色调与暖色调的映衬，画内景与画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诗手法较为多样，孟诗手法较为单调。即以王的《鹿柴》一诗而论，诗人是以实写的一角显示整体的空灵意境。夕阳的暖色淡淡地罩在阴寒的青苔上，更衬出空山中的幽冷。山谷中传来人语的回响，愈显出深林里人迹罕见的寂静。画面色调的冷暖互补，与画面内外的动静对比相互烘托，使有限的画面延伸到画外无限的空间。

五.研究山水田园诗的现实意义

研究唐朝山水田园诗能帮助我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找到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使我们看问题能够更全面，更理智。

第五篇：唐代边塞诗综论

唐代边塞诗综论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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