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民谣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一．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增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战国会的行动，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5

未能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两个案件都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二．

马歇尔大法官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6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置若罔闻。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7)。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

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

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因此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9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10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与《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三．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容易为以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由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所接受，杰弗逊挨了打，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1

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的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但他没有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违宪的解释。12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3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四．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出尔反尔、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争权夺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4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那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5甚至创造这一先例的马歇尔就在此案数年前（1796年）的一个案件中，当他作为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的领袖，受聘出庭联邦最高法院论辩时还曾明确提出，“司法权威部门不可能有权对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除非这种〖司法审查〗管辖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16“这真是一个‘命运之嘲讽’的范例，”本世纪初一位马歇尔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就在这场历史性的法律竞争中，马歇尔支持的理论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终反对的”。17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就在马歇尔手中发生了，并成为如今美国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8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20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22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5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像的那样只是在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阻碍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26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对比之上出现了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或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做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7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间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9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且创造性的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能够清楚地自我意识。

而且，即使意识到了，就一定能够超越甚或是把握吗？

第二篇：“三会一课”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三会一课”制度是怎么形成的

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定期上党课的相关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对党内的权力机关、权力关系、组织原则和基层支部的活动方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等。这是关于党的会议制度的最早规定。

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过程中，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建成一个有着铁的纪律、有着严密组织体系、有着严格党内生活的先进部队。列宁明确主张，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党员不但要承认党纲，更要“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一思想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并逐渐丰富发展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党的二大通过的我党第一部党章就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此后，会议制度成为历次党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断发展完善。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通过党报、简报、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参加实际工作等方式，来解决“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同时特别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这是我党党课制度的最初文献和最早实践。之后，党中央先后于1931年、1932年、1940年通过若干决议和指示，对党内教育的意义、内容作出规定，明确“普通党员的训练，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党内生活制度建设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组织生活。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经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三会一课”制度也得以丰富和发展。党的七大全面总结了延安整风经验，对如何通过正常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教育，来提高党的建设整体水平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成为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堡垒，是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1956年党的八大对党的会议制度进行了创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使党内各种会议制度和党内生活有了最高机关的权威支撑。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反思党内民主生活基础上明确提出：“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1980年制定公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并要及时地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生活会情况，开一次报一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作出具体规定。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第三篇：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有感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有感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书听来是很久前的事了，好友看后觉得甚好，推荐我去看一看，因琐事牵绊，一直没有沉下心来好好阅读，前段时间看到此书，便翻看起来，看后竟不能罢手，觉得写的很好，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法律思维方式均有很大触动，故借此文来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想。

该书由北大著名教授苏力（朱苏力）所著，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关注社会和法律热点问题，如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婚姻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送法下乡、科技与法律以及司法审查和制度形成的问题；第二编是对法学的认识及反思，包括法学知识如何分类、法律教育问题等等；第三编基本上是一些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本书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由浅入深地分析出许多学术意义，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自以为是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下面就部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谈一些自己的感受。

首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婚姻制度，重

点关注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运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其中有几个观点我个人比较认可：一是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是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是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是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男人的行为，其实也非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古代男人可以为所欲为。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本书的第二篇文章，题为《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上》，全文从戴安娜王妃之死着手，谈到媒体责任，不拘泥于主流看法，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该事件，并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在作者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动荡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强这种“隐性杀伤力”，更有蔓延之势，着实让人有些担忧。

让我感到有些疑惑的是《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被安排在了本书第一编的第四篇文章（在我看来，呼应书名的文章一般会被放在首篇）。本文中，作者通过对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得出了有关“制度的发生与形成”的这样几点认识：一是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我们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良好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然而，须不知制度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在总体历史观和理性塑造下才被带上了神圣的光环。二是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并不是短暂所形成的，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三是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

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四是制度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人为的因素所共同形成的，还包括有法学家、历史学家出于职业道德等进行推动的因素等，并不单单只是某一政权或是某位政治家作用的结果。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并未全书通读，仅仅只是仔细阅读了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文章，加之本人能力有限，恐未完全领会作者书写此书的中心意图，也不能很好的进行表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书摆脱了课堂教学书本的俗套，使人耳目一新，并能让人有一直阅读下去的冲动，很是值得一看。

第四篇：影子是怎么形成的读后感

影子是怎么形成的读后感

第一次申请试读，成功的申请到了《自然科学启蒙第二辑影子是怎么形成的》这本书，真是万分的感谢站长和其他辛苦的义工们给我这个新人一个难得的机会。

女儿放学回家看到桌子上的书《影子是怎么形成的》非常的兴奋，迫不及待的翻看起来。女儿现在中班认识了一千多个字，这本书的字几乎都是认识的。睡前的亲子阅读时间女儿就拿着这本书和我一起仔细的读起来。

为什么会有影子？影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阳光非常强烈，它照耀着房子，照耀着树木，也照耀着你，却没有办法穿透你。在你的身后，有一块黑黑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这个阴影就是你的影子。万物都有自己的影子，就连高高在上的云和飞机都有自己的影子。太阳下山后，你的影子就成了黑色的一部分，而黑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子。当阳光照射在地球的这一半，另一半就在阴影中，这个阴影就形成了夜晚。不同的物体的影子的深浅是不同的。比如一张纸巾的影子就比一本厚厚的书的影子浅一些，这是因为阳光多多少少是可以穿透纸巾的，而厚厚的一本书阳光是穿不透的。影子的大小也是可以变化的。

晴晴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影子很感兴趣，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后面会有黑影，而且你走她也走你停她也停。她总是好奇的去踩自己的影子可就是踩不到，她就跑过来踩妈妈的影子，妈妈的影子还是能踩到的。当时我只告诉她这是我们自己的影子，但具体影子是怎么形成的倒是没有和她解释。看过这本绘本女儿终于明白了，说“哦，影子原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手影游戏也是我和女儿经常玩的游戏，把灯都关掉，打开一盏台灯或者是手电筒，把手举有亮光的地方比划，晴晴会比划螃蟹，小鸟，大公鸡，小鸭子，小狗和小兔子好多种动物的造型。当移动双手时，影子也会跟着动起来。

看完这本书，我问晴晴，现在知道影子是怎么形成的吧？孩子高兴的点点头，那你说说都什么东西有影子啊？“大树有影子，我们夏天走在树荫下觉得很凉快，这就是大树的影子，楼下的爷爷奶奶们在房子阴凉的地方打牌打毛衣，这就是房子的影子，我们这里是白天，外国那边是夜晚也是影子。”由于爸爸是做外贸的和客人有时差，经常晚上很晚还不睡觉回邮件，女儿就问“为什么爸爸每一天都要很晚才睡觉早上也是很晚的才起来？”我们就和女儿讲我们和外国是在地球的两个半球上，我们这里是白天他们那里就是黑夜的，所以爸爸要很晚了才收到客人的邮件，也要很晚才能睡觉因为要回复客人的邮件。

自然科学启蒙系列的书一共有14辑83册，1-4辑介绍了较为常见和容易理解的自然科学概念，适合3-6岁的孩子阅读。5-14辑，进一步探讨了难度较高的自然概念，并加入了需要动手、动脑的延伸的阅读内容，适合5-6岁的孩子阅读。

这本书真是很好，通过生动形象的图画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循序渐进的介绍了基础的自然科学概念，满足了孩子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让孩子的轻松的阅读绘本中明白枯燥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就是绘本最大的魅力所在，比我们以前在课堂里面枯燥的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好多了，真是好感慨，现在的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有这么多好的绘本可以看，我们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没有怎么看过课外书。

非常的感谢绘本网给我这个新手妈妈一个宝贵的试读机会，我会一如既往的关注绘本网，虚心的向各位老会员妈妈们学习。再次感谢！

第五篇：“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从杭州实践探讨思想道德建设规律 2013-06-24

钟 一

党的十八大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近年来，杭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部署，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来抓，积极探索建设规律，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涌现出“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最美爸爸”黄小荣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使“最美现象”从一个个“盆景”发展成为一片引人入胜的“风景”，在增强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中较好地发挥了正能量作用，为扎实推进东方品质之城、幸福和谐杭州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一、把握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性，让“最美现象”更有说服力 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嬗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全市生产总值达到780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000美元，社会道德体系赖以生成的实践基础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必须立足时代要求、顺应群众期待，既要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也要考虑思想道德建设的广泛性；既要关注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性，更要强调思想道德建设的引导性，切实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感染力、说服力，用鲜活的事实来释放思想的光芒，诠释道德的力量，凝聚追求真善美的社会共识。

坚持核心价值引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思想道德建设最大的现实基础。改革推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主体和道德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开放使中外思想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也意味着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思想道德建设。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杭州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和灵魂，以“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为总抓手，结合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和党的节日、国庆等革命传统节日，1至12月分别确定“民生、礼仪、诚信、感恩、奉献、关爱、信仰、责任、科学、爱国、创新、和谐”等12个关键词，每月推出举办一次主题讲座、组织一次互动讨论、开展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等“三个一”活动推动核心价值通俗化，面向全社会征集“我们的价值观”主题词推动核心价值具象化，在城市、农村、社区、行业、街区、企业、院校等各个领域开展“我们的价值观”系列表述与构建活动推动核心价值普及化，使得深植于群众心中的感恩、奉献、诚信、互助等美好情感得到进一步激发和升华，强化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巩固了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最美人物”的竞相涌现以及人们发自内心的推崇赞美，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埋社会沃土、深藏百姓心中，只要有充足的阳光雨露，就会生根发芽、充分迸发、蔚然成风。注重文化浸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们物质上富裕起来以后，最渴望的就是精神上富有。杭州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积极构建“八大学习的平台”、10个特色学习港、百个国学传承基层点、千个学习书屋进社区（农村）等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家庭建设，加快建设“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城市，着力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杭州还注重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挖掘传统美德资源，通过宣传岳飞、于谦、张苍水等广大市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弘扬“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优秀品格，让人们在接受优秀历史文化熏陶中增强道德情感、获得道德体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美土壤”孕育“最美群像”。“最美现象”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示了浙江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体现了杭州的城市人文精神，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是杭州以文化人的生动展现。

突出建设重点。我国社会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但也要看到当前思想道德建设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更要看到这些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杭州积极回应群众所呼所盼，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加大突出问题治理力度，以道德建设实际成效增强群众的信心，努力使抽象“道德之美”从“天上”回到“人间”，转化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之美”。比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酒后驾驶、乱闯红灯等问题，开展“文明出行”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率先打造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品牌。针对少数官员腐败问题，把加强干部德的考察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项目，制定实施《杭州市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带头示范作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核心，也是思想道德建设赢得群众、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最美现象”受到群众欢迎，就是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期盼和利益要求。

二、坚持思想道德建设的群众性，让“最美现象”更有生命力 人民群众既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者。杭州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努力在弘扬“最美人物”中推动群众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实践，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身思想道德建设行列，使思想道德建设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善于在群众中发现“美”。道德存乎人心，“最美”来自民间。人民群众离“最美”最近，也最有发言权。杭州始终扎根脚下这片道德厚实的土壤，时刻关注人民这一道德建设的主体，坚持在熟人中推荐好人、在生活中发现好事，积极探索地区性和行业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机制，在全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在市级媒体推出“寻找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活动”、“发现最美杭州人”主题宣传活动，选树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先进人物。各行各业、各区县（市）乃至街道（乡镇）、社区（村）也纷纷行动起来，让群众评选身边的道德模范和“最美人物”，受到普遍欢迎。近5年来，杭州先后涌现出3名全国道德模范、8名浙江省道德模范、80多名市级道德模范和700多名凡人善举基层先进典型。着力在共振中倡导“美”。要让主流道德在多元道德价值取向中成为主导，关键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美心灵”与杭州的“最美风景”实现“同频共振”，让“最美群像”可亲可信可学。杭州的“最美人物”都是原汁原味的草根明星、平民英雄，反映的是街坊邻居的真实生活，体现的是朴实无华的价值追求，没有刻意的“导演”和“修饰”，因此也具有更强的感染力、生命力和传播力。杭州在选树“最美人物”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媒体、网络、口头传播等多个舆论场，在媒体安排重要版面和时段进行报道，在市区主要道路推出道德模范宣传“一条街”，在基层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巡讲、“身边的感动”杭州市道德模范故事汇、“道德大讲堂”等活动，使最美杭州人的事迹和精神深入人心，发挥滋养民众心灵、净化社会风气、引导向上向善的作用。

主动在实践中培育“美”。思想道德建设培养的是观念，塑造的是精神，树立的是风尚，更需要做得扎实，务求实效。杭州坚持知行合一，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深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人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举手之劳做起，身体力行、积小成大，在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为家庭谋幸福中提升人生境界，着力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道德氛围。比如，在全国首创“邻居节”，通过开展敲门日、互助日、健康日等活动，推出“网络邻居节”、“寻找当年老邻居”及评选好邻居等活动，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小家、融入大家，进一步弘扬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和社会风尚。围绕倡导文明言行、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先争优等工作，在全市广泛开展“文明从脚下起步”、“公民爱心日”、“百万市民清洁大行动”等活动，着力推进市民文明规范养成。

三、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创造性，让“最美现象”更加常态化 思想道德建设是常做常新的事业，创新是推进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杭州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工作载体、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思想道德建设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努力让“最美现象”不仅从“盆景”成为“风景”，而且从“风景”成为“风尚”，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强音。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思想道德素质在生活中更多表现为群众个体自发自觉的行为，但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却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引导培育和社会各方的齐心呵护。杭州始终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建设文化名城、文化强市的重要内容，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建设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创新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合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局面。去年，杭州出台城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进一步明确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研究和探索建立道德建设监督干预机制，定期组织对影响道德风尚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议，努力使之既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追求，也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转化为社会普遍遵循、具体可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继续加大财政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鼓励企业、团体、组织、个人和其他社会民间力量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加大见义勇为基金奖励力度，鼓励设立民间道德奖励基金，完善各类先进典型关爱帮扶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好人有好报”的正确价值导向。

推进工作载体创新。思想道德建设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只有坚持把群众参与道德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紧贴人民所思所想，不断创新实践载体，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心灵共鸣，使群众主动接受、积极参与并自觉践行。杭州连续多年在全市开展十大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十大美德·阳光少年、感动杭城十佳优秀教师、十佳好婆媳、十佳公务员(工作者)等“十个十佳”评选表彰活动，引导和激励人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相继开展“文明出行、杭州先行”、“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携手1+

6、文明进万家”、“春风行动”等道德教育实践和公益活动，大力倡导志愿服务，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目前有860多个志愿服务组织、70多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杭城，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亮丽风景线。

推进方法手段创新。思想道德建设，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积极适应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主动创新选树典型、宣传榜样、弘扬“最美”的方法和手段，用身边的“最美”激发群众对美的追求，才能在实践中扬善惩恶、升华境界。在对“最美人物”的宣传中，新闻媒体充分遵循新闻规律，既没有拔高也不溢美，朴素平实，深得人心。特别是充分运用互联网等先进传播技术打造道德建设新平台，运用微博等新载体传播和弘扬道德文化，取得明显效果，形成品牌效应。同时，以杭州“最美人物”为原型，组织创作了《最美妈妈》、《一分十六秒》、《背着妈妈上大学的刘霆》、《毛陈冰：千里走单骑 流血不留名》等一大批文艺作品，通过多样化的题材体裁、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多侧面、立体式、真实性地刻画道德模范，以丰满、亲切、生动的艺术形象打动观众和读者，更加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代发展无止境，人民对“最美”追求无止境，思想道德建设无止境。只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不断探索和深化思想道德建设规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动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最美”因子必将在杭州大地上持续放大，核心价值必将在时代潮流中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