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氛围是这样形成的

第一篇：学校文化氛围是这样形成的

学校文化氛围是这样形成的教育频道 来源:中国教育报 转载日期：2011-06-17 字体大小：小 大 浏览次数：4523次 2011年注册税务师考试报名时间汇总 会计网校快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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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介绍说，山西省曲沃中学的学校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初冬时节，记者来到了这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校。学校的建筑古色古香，亭台楼阁、殿堂宏伟、古柏清香、幽雅清静，感觉不像是所学校，倒像是古代的书院。校长郭簃介绍说，这里以前的确是个书院（明代叫绛山书院），傅山、顾炎武等名家曾在此讲过学。后来，书院年久失修，残垣断壁，有碍景观。拆之又觉可惜。“学校乃传播文化之所，应该让这些古建筑„说话‟，恢复其灵气，为师生营造一个幽雅的环境”。于是，他们将这些古建筑修葺一新。

我们的访谈就是在书院的大厅里进行的。

文化教人如何做人 知识教人如何做事

记者：现在都在讲学校文化建设，你认为文化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郭簃：我理解文化是教人如何去做人的，知识是教人如何去做事的。基础教育要打好两个基础：为学生继续深造打基础，为学生做人打基础。我们要教给中学生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文化方面的，一个是知识方面的。要让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世界文化。记者：你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郭簃：顾炎武先生曾经在我们这里讲过学，他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理解，这里讲的“责”，就是责任心。我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人这一生无非就是“责任”二字，人生的过程就是要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负责，作为一个“单位”的人，应该对自己工作的团队负责。当然，责任必须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否则就是空谈。责任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人的和谐发展。

文化不应挂在口头上 要内化到自己的行为中

记者：有这样一种人：说起大道理来头头是道，再看其行为举止，却是另一番形象。你说这是为什么？

郭簃：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教育中理性说教的东西太多，假如你在一所学校随便问一个学生关于文化、文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他都可以给你说很多，甚至可以给你当老师，教训起别人来也是一套又一套的。可是，你再看看他的言谈举止和行为习惯，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有不少学生，文明习惯和道德修养只停留在口头上，坐而论道，说的多，做的少。这不能埋

怨学生，应该从我们的教育方法上找原因，事实上，我们学校里灌输的那些文明道德的内容并没有内化成学生自己的道德行为。

看来，道德规范，不能靠说教，应该靠熏染，靠耳濡目染。

道德需要养成，一是靠环境建设来熏陶，再就是要靠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具体的制度去推行。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可以育人。现在您理解我们曲沃中学为什么要花钱翻修已经破旧的书院了吧？我们就是要给师生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要让他们一走进这个书院式的学校就肃然起敬。环境变了，师生感觉也不一样了，行为习惯更变得文雅了。

但是，有的家长不懂这些，到学校依然大声嚷嚷。怎么办？我们在校门口立了这块牌子，上面写着：

“您彬彬有礼、轻声慢步走进校园的高雅举止，不仅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和鼓舞，更显示了您良好的人文修养和高尚品质。”

这块牌子还真管用，从此后，再听不到大声嚷嚷的声音了。

记者：我听说曲沃中学的学生行为标准分几个等级，什么合格、优秀、杰出等等，为什么要分这样的等级？

郭簃：要完成人生的责任，必须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等等，文明要从习惯开始。

我这里要说说文明习惯的养成问题。过去，我们给学生定了很高的标准，要求他们必须达到，其中的一些标准，我们一些成人也未必做得到，你想想效果会是怎样？现在，我们将文明习惯划分为几个层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依次推进，效果很好。你看看这三个层次：首先，我们要求曲沃中学的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曲中人。怎么理解呢？就是自己能够约束自己，自己做个文明而有修养的人。比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等等。

再高一个层次，就是做一个优秀的曲中人：不仅自己能管住自己，还要纠正别人的不文明现象。比如，看到纸屑主动捡起。

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做一名杰出的曲中人：不仅自己的习惯要文明，还要劝解不文明的人，为维护校园和社会的文明而努力。

达到最高的标准，应该是校内和校外一个样，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一个样了。我认为，人最高的品质就是真诚，表里如一。

记者：这样的标准在校园内当然好了，可是，学生一旦走出校门，看到一些公共场所不太文明的现象，比如，依然有人扔烟头、纸屑，他们能捡完吗？

郭簃：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是校内外教育怎样衔接的问题。我们在校园培养学生的文明习惯，学生在校外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遇到这样的冲突，学生的确很矛盾。但我们必须让学生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让学生知道真实的情况，告诉他道德的底线和规范，让他们去甄别，去适应。

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传承和培育民族精神

记者：你们的校训很有特色，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郭簃：曲沃中学对学生的要求，都体现在校训里。学生的个人修养特色，也都包含在这里面。

我们的校训是：厚德、睿智、有责、健身。

我们曲沃曾经是晋国的古都，厚德应该包含着曲沃人刚毅的性格和自强的精神，厚德就是要培养有中国灵魂，有全球意识的现代人。要有中国魂，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合文化，天人合一，大同世界，这是处理人类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好办法。中国文化兼容并蓄，有宽容的精神、有大度的气魄，有亲和力；睿智，就是要博学、笃学、创新；有责，前面已经说了；健身，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过去，我们学校地方小，学生没有健身的地方。为此，我们在校门口征地，建成了全县最大、最漂亮的标准运动场。

管理要以人为本 管理环节要简单

记者：校长治校各有特色，你的绝招是什么？

郭簃：管理要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主要指学生。人是学校发展的中心。为了让所有的教师树立这样的理念，我们在校门口立了这样一块牌子：

因为我们对教育的敬畏而选择了教育，既然选择了教育，就必须永远尊重我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

我对管和理的理解是：管，就是靠制度和法律法规约束；理，就是以人为本，强调沟通。我不可能把教师的短处在短时间内弥补起来，但我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的长处尽快发挥出来。

有了办学的理念，有了刚性的制度，这还不够，还要引导，把你的理念告诉他们，让师生明白每个人的责任和学校的定位，明白学校的任务。

管理的环节要简单，简单是最成熟的美，不贪大求全，一件件落实，在大处着眼，在细微处着手。于无疑处设问，在细微处下功。细节决定成败，执行决定输赢。我们要求全体师生要：

准时守纪文明规范准确快捷刚毅自强

热情荣誉敬业负责自动自发不找借口

我们的管理思想就四个字：高、严、细、实。

高，是指起点高、标准高、要求高；

严，指严格、严密、严肃、严谨；

细，细心、细致，在细小事情上下功夫。

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有实效。

有了这四字方针，还要强调四个方面的责任，即对自己、对团队（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负责。明确“责任到人，落实到位”，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个环节就要“负三责”，即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把“以法立校、以德兴校、育人为本”作为办学的立足点，把“从这里进出的人，要无愧于学校、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作为责任教育的核心。坚持“教育无小事、学校无小事、教师无小节”原则，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以积极健康的心志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服务中去。

在学习上，求准求快，求有效，强化学生的学习技能，提高学习水平。在教学上，以教学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采取“捆绑式”代课模式，发挥名师和骨干教师的辐射、带头作用。强化“扶差赶队，中间突破，拔尖创优，面向全体，分层推进，包干负责”的施教原则，全方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2004年，我校的综合评估成绩位居临汾市第二位，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嘉奖。

记者：我听说，你们学校的运动场对社会开放。你有没有担心过，老百姓会把你们的塑胶跑道搞坏了？

郭簃：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学校要和地方协调好关系。我们学校是省重点中学，不隶属于曲沃县，但我们主动邀请县里四大班子到学校来谈发展，把学校发展和县里发展协调起来，求得地方的支持，减少社会摩擦成本，这样，学校才能发展。

再比如学校的运动场，有的学校把运动场圈起来，不让社会使用。我们的运动场对外开放，早晨老百姓来健身，县里大型集会在这里开。一个运动场，完善了城市功能，优化了居住环境，提升了城市品位。

记者：我知道，有的学校对新到的毕业生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在若干年内不能结婚、不能生子、不准考研。而你却允许他们考研，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年轻的好教师走了，谁来教书？

郭簃：办学必须有好教师，我们学校在县城里，怎么才能把人才吸引来？现在，不少单位担心人才流失，对大学毕业生有好多附加条件。比如，在若干年内不能结婚，不能考研究生，等等。我们也是从青年走过来的，为什么要附加那么多条件，那样就能留住人才？前些年，我在某师大的招聘会上给毕业生说，到我们学校既可以恋爱，还可以结婚，更可以考研。我这么一说，果然来了不少大学生。既然说了，就要言而有信，这4年来，我们学校有20多名教师考上了研究生。当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进进出出，总会平衡的。

第二篇：党的组织路线是这样发展形成的

总书记在201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涵。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从党的组织路线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回顾建党至今党的组织路线发展历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党的组织路线是党根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而规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准则。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在革命岁月的洗礼中逐步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成立伊始，党纲就对党的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出了明确规定，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三大对党的中央组织、组织系统与结构、党员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四大更是将组织建设放到首要和突出的位置。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组织路线”的概念，在组织路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同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此共产国际认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虽然工人出身但是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的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使用中受到限制。向忠发不仅没有起到党的领袖应有的作用，而且后来在被捕中成为叛徒。之后，由于当时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几乎导致革命的再次失败。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指导，7年前还是“左”倾错误代表的王明，陡然转为右倾错误的代表，他要求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领导，同时不断挑战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1938年9月14日，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指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5天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并且提出了领导干部的标准是“才德兼备”，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些论断和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组织路线已经确立。组织路线确立的过程，凝结着党革命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的干部用智慧、鲜血铸就的。组织路线确定一年之后的1939年，我们党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指引下，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并于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在建设年代的探索中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党的干部要学会建设、管理城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来开展。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成为组织路线的代表性词汇，要求干部既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又要尽快由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成内行；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改造政治思想，又要搞好专业研究。

1960年代，国际环境日趋紧张，中苏矛盾升级。1964年，毛泽东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发，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党的组织路线也随着发生严重偏差，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组织路线也遭到践踏。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丰富创新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任务。然而，当时干部队伍普遍存在“老化”问题，而且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经济管理知识，这种状况与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严重不相适应。邓小平在1979年7月就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论断。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要内容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并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根据这一组织路线，组织部门的每项工作，都要从有利于经济建设出发，从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出发，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主心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提到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文件，后又写入十二大党章。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是对党历来强调的德才兼备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党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着眼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对干部工作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党的建设取得了卓著成效。在这种深层次、根本性的党建实践中，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应运而生。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成功实践的思想结晶，是近百年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基础上的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开创性贡献。

第三篇：稻地中学学校文化氛围概况（范文）

稻地中学学校文化氛围简介

唐山市丰南区稻地镇中学座落于京东四大名镇之一的稻地镇，是一所普通的农村镇办初中。学校占地52亩，建筑面积7600余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0%。现有18个教学班，学生733人，教职工92人。学校建有高标准实验室、仪器室、健身房、微机室、声乐厅、舞蹈厅、文艺活动室、美术活动室、枫叶英语阅读室、心理咨询室、枫叶文学社等专用教室共22个，其中图书阅览室4个，共藏书4万多册，获“省一类图书馆”称号。

近几年来区教育局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相继投入40余万元，加强学校校园环境设施建设。全校领导、师生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文化设施，共同创建富有激励性的文化氛围，打造以“见贤思齐”、“成功发展”为内涵的书香校园。2011年11月，我校被区教育局评为学校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校园环境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隐性课程。优美、高雅的环境能美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校将校园环境的建设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充实、完善、改造、更新，使学校的环境更适合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为突出我校校园环境建设的区域性和整体性，将校园环境建设分为活动区、教学区、和兴趣发展区三大部分。

一、活动区

走进稻中的校园，在干净、整洁的甬路两侧，有两排绒花树，树叶翠绿，绒花清香，枝干旁逸斜出，人行甬路之上，身处浓荫之中，令人倍感清爽。更令人惬意的是，甬路两边的两条线：一条是北边的绿化美化线，一条是南边的硬化体育线及阳光文化长廊。绿化线里草木高低错落，雕刻着砺、勤、真、新校训及崇文、尚武字样的六块文化石造型优美，鸟语花香，绿草如茵；绿荫下的阳光塑魂、一路阳光、七彩阳光、阳光学子、撷萃之华、灵犀之光、阳光快递六块阳光文化展牌构成阳光文化长廊，体现稻中以“实施阳光文化，引领幸福人生”为核心办学理念，力争通过实施阳光文化，培养品正、学博、身健、神美的阳光学子。使每一位稻中人都变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体育线里，自西往东，乒乓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篮球场依次排开，场内设施齐全，网线清晰。两条线交相辉映，再加上校园南部宽阔整洁的操场，共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体育线和操场之间，有一道更加独特的风景——枫树林。在我校的各种花草树木当中，枫树更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它有着随季节而变幻颜色的华丽外衣，以其独特的火焰之情，独标于万树秀林，感动着许多文人墨客。每一片红叶，都载满了冬的孕育，春的萌发，夏的茁壮，秋的成熟，凭着强烈的追求，顽强的毅力，向上的精神，借助于秋天的暴发，达到生命的沸点。秋日来时，枫叶如丹。丹，是成熟的颜色，是果实的颜色，是收获者的颜色，又是孕育着新的生命的颜色。枫叶如丹，显示着长久的生命力。“霜叶红于二月花”，经历了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美。

枫树林北侧依次摆放六块展示中华武术及我校师生洗练武术内容的展牌，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悟传统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既体现稻中武术为龙头的体育特色建设，又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提高了全校师生的健康水平，磨练了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毅力，彰显了学生个性。

二、教学区

（一）教学区文化建设以学校整体性构思为基础，以各教学班为单位，突出校园文化建设的统一性和实效性。

1、各班教室内统一布置“名人名言”展牌，激励每位学生见贤思齐。2．引进竞争机制，以“枫叶流丹”栏目激浊扬清，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激励性。每班教室门外设置班主任宣传栏和“枫叶流丹”表彰栏，班主任宣传栏包括班主任个人简介、班委会承诺书以及班集体合影或班内活动活动剪影，无时无刻不在向外人宣告着每一个班集体的成长和进步，“枫叶正红”表彰栏对班内有突出成绩或特长的学生予以介绍、表彰，结合学期内各阶段“枫叶少年”的评选活动，班与班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在楼道内形成激烈的评比竞争，张显着赋予时代特色的稻中人适应竞争，迎接挑战的人生信念和格言。使整个校园环境文化布局环境突显发展、成功的理念。

（二）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历程，突出楼道文化建设的实效性、激励性作用。

1．我校校园文化建设以“枫叶”为标志，以“发展”“成功”为内涵，以“砺、勤、真、新”为主线，打造富有激励性的文化氛围。教学楼显著位置悬挂教育名言匾额，注明稻中人对教育、学习的诠释和认识，辅以浓郁的传统气息的图画，给人以融汇古今而又不失时代精神的激励性作用：一楼以“发展”为起点，“要发展，就要千淘万漉，就要奋斗求所，风景这边独好”是对发展最好的诠释，使学生对学习、成长的过程产生一种正确的认识；二楼以“真”、“新”为主基调，把“求真”、“创新”作为学习成长过程中的鞭策和鼓励；三楼功能教室区则以“成功”的解释“是自己实力的证明，是人身价值的体现；是志短者的终结，是志长者的起点”来教育学生，只有经历“砺、勤、真、新”的“发展“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辅以稻中名人------博士生挂像，加之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的“劝学篇”，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稻中学子，向先哲、学长学习，达到人生“成功”的极致。

2．注重教学楼梯两侧环境布局是我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以“稻中名人”为主要画面，将不同时期的“稻中名人”画像和人生座右铭以及个人取得的成绩展现在广大稻中学生眼前。一楼楼梯展示现在稻中各方面有专长的在校生个人简介；二楼是曾经就读于稻中的地方名人：有稻中教师、政界名人，更有已经迈入全国各地最高学府的莘莘学子；三楼楼梯是以“成功”为标志的“博士生”挂像栏，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温莎大学教授，有地方大学的领导，还有国家重点大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这些“稻中名人“取材于现在稻中学生身边，对于学生的激励性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时时、处处在激励稻中人超越自我、争取成功。

三、兴趣发展区

兴趣发展区突出各专用教室的功能性，环境建设与文化建设相得益彰。

1、为满足学校文学爱好者的需要，走大语文教学之路，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母语能力，我校专门成立了“枫叶文学社”。并由专职资深语文教师作为社长，成员遍及全校三个年级十八个教学班。每天第八节课作为文学社活动时间，将“文学沙龙”活动分为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三组开展文学阅读活动。并且每一周出一期“枫叶时报”，每月出一期“枫叶正红”，展示我校“小作家“的文笔风采，并下发到各班，进而带动全校读书风气。与之相呼应的“枫叶行动”之“品位书香”系列读书活动，更是使整个校园充溢着书香气息，并有五名文学社成员的作品在国家或省级刊物上发表，本学期更收到十几封文学刊物定稿信函，“枫叶文学社”正显示出无比蓬勃的生命力，预示着稻中学子成功与发展的拼搏历程。

2、我校图书馆作为省级一类图书馆，藏书10万余册，全天向所有学生开放借阅。为使其在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将图书馆布局做出调整，分设教师阅览室及三个年级学生阅览室各一个，将常用图书分类摆放到阅览室，与阅览课相结合，为全体学生上好阅览课提供便利条件。在各年级阅览区建立各班作品展示橱，展示内容涵盖学生阅读各方面的作品：阅读积累材料，手抄报，学生成长档案，走进生活系列校本课程教材等等，全部由各班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摆放、展示。班班之间，年级之间可以互相随时翻阅、学习，大大提高了功能教室的使用效率。为增大学生的课下随时阅读量和方便性，学校更是大胆把及时性刊物和免费为全体师生订阅的各类学习用报纸直接摆放到门厅，将教学楼门厅改装为学生流动阅览室，方便学生课下及时翻阅。并及时更换书报内容，强调阅读的时效性，形成学生随时有书看，处处受教育的良好学习局面。

四、突显校园文化的人文性、和谐性

凡是在有师生活动的地方，都有精巧的“温馨提示”牌，它用简短、温馨的话语，提示学生、教师该注意什么，该如何去做。比如在水房洗手时，水龙头旁的提示牌会告诉你：洗手时请把水流关小，心和手同样需要洁净。”；当过草坪想走一条捷径时，草坪里的提示牌会告诉你：“多了一份足迹，少了一份绿色。”；在电灯开关处有“请随手关灯”的提示；在垃圾箱旁有“垃圾：放错位置的能源”的提示„„不管你走到哪儿，仿佛都有一双双眼睛在注视着你；不管你做什么，仿佛都有一位师长在叮嘱你；不管你驻足在何处，仿佛有一股力量、有一股激情在涤荡你的心灵„„稻中用人性化的手法，巧妙地营造了一个自我约束、自我表现、自我反思、自我提高的无声的育人环境，也会使全体师生在学习工作中时时刻刻受到教育，使整个学校文化建设少了些许荒蛮之气，多些文化品味和人文性，观念的改变更是营造”文化”氛围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

总之，创建富有激励性的文化氛围-— “枫林”让每个学生感悟“霜染枫林”的哲理；“景石”让同学们追求“文武双全”的境界；“展牌”让同学们认识“中华武术”的精深；“标语”让同学们感受“修学立志”的深意。使学生们见贤思齐、成功发展。

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不会就此满足，我们还将与时俱进，紧跟教育步伐，发展创新我们的校园文化。另外，我们还准备以寄宿为载体，创建独具个性的 有教育意义的宿舍文化，让校园文化建设更上新台阶。

稻地中学 2012年12月14日

第四篇：原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学英语的

原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是这样学英语的

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偶得

1995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还是个有点陌生的新鲜事物。记得小考后，老师说，外语学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轮单独考试，难度较大，可以试试，就报了名，笔试成绩还不错。面试那天，考场外的操场上排着很长的队，拉着警戒线，报考者甚众。妈妈很焦虑，来之前，她多方打听外语学校究竟如何，却也得不出结论。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医生，在她眼里，英语与前程没有明朗的必然联系。外语学校始建两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学转轨而来，远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室、树德那样有声望。叫到我名字该入场时，妈妈拉住我说：“等等，我再想想。”我说：“来都来了，考完再说。”挣脱手就进去了。成都的小学不像首都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小学，当时已开始讲授英语。我从未受过系统性的训练，面试就考发音模仿能力，跟读几个音标、单词和短句。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像受到召唤似的，心向往之。妈妈还在犹豫，我却主意已定。

当时，出国热已经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从恢复高考起就猛烈地复苏过来，家中的白墙上曾贴满了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海菲兹等人的海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家喻户晓，热度绝不逊于90年代初的《渴望》，刘欢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成天盘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年小伙伴小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亲是铁道研究院的工程师，她不甘于现状的母亲申请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学，打各种苦工，艰辛拿到了绿卡。

我于是开始了住校生涯。初离家，虽恋恋不舍，却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独立的兴奋。每周日黄昏，校园里那座一周都休息的小喷泉终于喜气洋洋地喷水，校园熙攘起来。22点，晚自习结束，沿着操场边的梧桐林荫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上宿舍楼，塞进各自的小柜里。一周开始了：早晨6点半在亢奋的进行曲中起床，薄雾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7点到7点半早课，英语和语文间天上，7点半到8点早餐，然后与普通高中步调一致地上6～7堂课，直到16点半。晚饭前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周二是英语角；晚饭后，19点到19点45分是英语晚课，结束后，晚自习到22点；晚上23点，统一熄灯。仅从时间上看，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

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够探望的唯一时间，学校严格封闭，绝不允许随意探望，也禁止学生在任何时间离校。我们好像待在一个深山古堡里集训，日程表几乎完全排满，心无杂念，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门，一环路上车水马龙的世界扑面而来，一瞬间竟应接不暇。那段纯粹静心的时光，总令人怀念。后来听到评价说，在大学里，感觉“外国语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像受过军校训练似的，是种独特的存在”，这种气质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这种纪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喷的大学里让我们很受用。后来，名气逐渐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华越来越多的保送和推荐名额。副校长说，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保研率连年百分之百。

我们那届一共只招了120个学生，分成三个班。一到英语课，每班再分成A、B两个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课。从教育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待遇太好，学费却仅是公立学校统一的一年几百块。我们的运气很快就被市场重估教育资源价格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毕业的2001年，踏出校门不久，母校便从公办民助正式转制为私立中学，基础学费也涨到了现在的一年近3万元，华丽转身“贵族学校”。

从一个角度看，市教委“高位”变卖了优质教育品牌，有损教育的公平性。但情况又远非这样悲观——私立学校不受户籍和划片政策的限制，连云、贵、川、藏等西南几省的生源也能吸纳，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毕业12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位母亲，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时，猛然发现，北京的学区房价格已向10万元/平方米冲刺——看似公立的学校，却以持有学区房产的形式将教育资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条子生，则是权力寻租。入门

第一堂英语课，林老师拎着录音机走进来。他高大帅气，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恋他。他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给我们每人一个英语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后来我知道，这是年龄较大的英美乡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从来都没换过。那是我们唯一一节用中文上的英语课。此后中学生涯里，英语课就不再允许任何中文出现了。中文的拐杖在我们一接触到英语时就被拿走，强迫我们必须迅速在混沌状态下建立起对完全陌生的语言的感知。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迷失。林老师必须用肢体语言、图片和各种教具，向我们解释单词或句子的含义，一整堂课他都在手舞足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头雾水。那时，视频和网络的应用还几乎没有，音频、图像的高级形式就是磁带和纸质图片。我们就像回到了婴儿时代，通过最直接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场景，去建立语言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原有的中文秩序被完全打破了，就像脚下的木地板被猛然抽掉，轰的一声坍塌了似的，我们悬浮在空中。

我们最初学习的教材叫《看，听，学》，是英国的英语教育学家路易斯·乔治·亚历山大编著的。普通中学孩子们的青春期记忆是与通用英语教材中的主人翁韩梅梅和李雷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记忆则与桑迪（Sandy）、苏（Sue）、比利（Billy）和汤姆（Tom）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教材没有一个中文单词，只有英文与图片的对照。至今，无需查阅过去的书籍，我还清楚记得：书本的第一句话是“MeetSandyandSue”（来认识下桑迪和苏吧）；记得第一个感到饶舌无比、听了无数遍磁带才说顺溜的句子“Puttheeggintheeggcup”（把鸡蛋放进鸡蛋杯里）；也还记得他们玩捉迷藏、翻倒立、分巧克力的无数趣事。

入门真是独特又困难极了。林老师不许我们预习，上课时也不许我们翻书，而是一遍遍地放磁带，一句句地让我们反复模仿，每个人都得站起来复述。待他用演示的方式把每句话的意思讲解给我们后，我们才能翻书。很长一段时间，连书上都没有文字，纯粹只有图片，一句话的意思通过图片大概能明白，但若分解开来，每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则完全对不上号。我们也不学习字母和音标，更不学习拼写，甚至禁止书写，禁止私买和查阅字典。大概有半个学期，我们与英语就只是通过视觉与声音来相处的。开始有时还会偷偷用中文记下某个单词的发音，比如香蕉叫“布拿纳”，报纸叫“牛屎盆盆”，但很快被发现和严格禁止了。

唯一允许的方法，就是在晚自习，甚至在熄灯后，抱着复读机，无数遍地、令人厌倦和发狂地模仿每一句话，直到在搞不清楚单词意思的情况下，就能不经大脑脱口而出。而第二天的早课上，每个人就得轮番站上讲台，当众背诵前日的课程。很多个夜晚，我们都是抱着复读机不知不觉睡着的，耳机还在低语，磁带还在转动。日后回首，这也是外语学校的不同之处。它让我们在一踏入英语世界时，就像学习母语的婴童般，抓住了语言最难把握却最为核心的灵魂——语感。普通的教学方法强调语法，通过语法的逻辑形式来理解陌生的语言。而我们建立了与语言更亲近的相处方式，不是以逻辑，而是以直觉的方式去感受它的韵律。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听说能力都很强，我们对英语的最初认知就是建立在听说之上的。在此后十几年的英语学习生涯里，遇到美妙的句子，我仍会习惯性地熟读成诵，直至脱口而出。

迷茫期过去，就像穿过了水帘洞，里面别有洞天，英语课从此给了我们很多欢愉的记忆。从第一堂课起，林老师就一直鼓励我们无拘无束地大胆表达。小课也给了我们很多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得站起来模仿句子；早课晚课每个人都得走到讲台前背诵课文；课文长起来后，我们则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自编自演，把课文编排成小话剧演出来。每一次，我们走上台，总是先排成一排，集体报幕，“ActtheScene”，然后逐个报出自己的角色，遂开始表演。

大家的幽默感总是在诠释角色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滑稽的动作或表情，一种古怪或诙谐的语调，总能引来笑声与掌声。当记忆像书页般翻过时，那些只有几句话、像玩过家家的简单话剧，慢慢变成了“六一”节和新年晚会上有华丽戏服和道具、场面宏大的英语戏剧乃至歌剧——《灰姑娘》、《皇帝的新装》、《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等等；而那些最初例行的简单背诵，到后来，慢慢变成了背诵长篇的课文，再后来，变成了复杂的演讲。

我们的舞台也从教室变为学校礼堂的主席台，然后走出校园，在全市、全国的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夺魁。6个小班的英语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或外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天性很活泼。还记得那时三（B）班的女老师姓任，非常有魅力和感召力，她的课堂上，每个人都高举着手抢着回答问题，课堂节奏极快，非常活跃。我们都慢慢养成了一种热情直率的性格，哪怕在中文的语境里会含蓄收敛很多，但一旦切换到英语的情境里，仍会不自觉地有一种入无人之境的自在感，表达已经成了习惯。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在北大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主演过《苍蝇》和《布尔加科夫医生》，这种对表演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

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们才正式与英语字母见了面，开始认字和书写。实验

上初二时，英语教学体系的奠基人朱征峰和郭萍老师去美国做了旅行考察。他们是夫妇俩，年龄较大，朱老师不是四川人，说普通话，是老一辈外语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记得那时他们考察回来，对我们所学的英语必须跟上时代的感慨很快流传开来。据说朱老师跟美国人交流，所用的一些表达方式是美国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用的过时语汇，很尴尬。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这套已“人到中年”的《看，听，学》教材，里面的一些说法，比如errand（跑趟差），在现实中已不再是应用中的活词汇。

那一年，他们又访问了对外开放历史更悠久的沿海沿江老牌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天津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等，开始筹备引进和试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集团的教材《展望未来》。这套书后来成为全国外语学校的通用教材，是以剑桥大学第一证书预考为标准的，也就是相当于欧洲委员会欧洲语言教学大纲的中高级英语水平，具备用英语在英语国家工作和学习的能力。在我们的6个英语小班中，我所在的一（A）班和任老师所教的三（B）班被选中，作为教学试验的“小白鼠”。我们也因此成了全国首批使用《展望未来》的学生，这是件很幸运的事。新教材立刻把我们带入了广阔世界。我们第一次有了用厚厚的铜版纸张彩印的教材，一打开就在灯光下微微泛着五彩的光，爱惜得舍不得往上面写字，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入抽屉，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每册有15章，共60章，话题从日常生活的居住、就餐、社交、办公室、交通规则，到谈论生活方式的周末生活、健康人体、度假、乡村生活、烹饪、探险，再到探讨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如是非对错、人生乐趣、成功之路、舞台戏剧表演、新闻报道、体育世界、新奇文化、古旧收藏、科幻未来等等，包罗万象。

每一章里，有各种报纸杂志、信函广告、启事文书、经典文学作品片段的剪辑，配上各种风格的摄影、漫画、插图，非常吸引人。16年后，无需费神翻出留在成都家中的那套课本，许多东西还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能随口背诵出伦敦希思罗机场催乘客登机的广播，也能背诵出在伦敦旧船坞看魔术表演的片段；也还记得在澳大利亚蹦极跳、在南极睡冰床的探险故事，还有在飞机上用小刀做手术取出喉咙里的骨头、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出口一个U转弯逆行的趣闻。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诗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接触《星际迷航》，了解世界古迹名胜，从成了“连锁厕所”的地中海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家具，结识理查·基德曼、尼古拉斯·凯奇，还有罗宾汉与佐罗，辩论基因问题、医疗制度和教育公平，听闻印度腔、澳大利亚腔、日本腔的英语。那是个求知若渴的时期。英语所给予我们的，是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窗口，一趟世界文明的旅途。

书的难度自然很大。第一章几乎用了一个月才讲完，一堂课下来，满满一大页的陌生单词和词组。年轻的林老师和任老师很有开创者的精神，总是把课设计得尽量有趣，启发式教学。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教学楼走廊里飞快地用粉笔书写的几个小黑板的填空题，供上课听力用，一段录音放两三遍，然后让我们把那些空缺的地方填满，那些单词、介词和词组都是第一次遇到，但一发挥众人的智慧，基本都能拼写出来。新单词一遍遍反复听写，让同桌相互批改；更有趣的方式是常让我们用10～15个单词编写一个故事，常有意想不到的创意。

我一直觉得我的同学是极富创造力的。直到高中，我们一直私下流传着自己写画的民间小报，上课时就在座位间传递，人人添砖加瓦，针砭时弊，八卦绯闻，对学校的一切评头论足，很多人都是讲故事的好手。那时候还没有相应的考试题。每半个月或一个月，两位老师就要自己设计一套试卷，电脑输入还没普及，都是亲手誊写油印，拿着蘸满油墨的滚筒一份份刷出来的。后来才有了打印机，噼噼啪啪地打出来后复印。

那个时代的老师非常敬业和投入。年轻的英语老师们就住在教学楼对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筒子楼，一人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有时我们上课，他们就从窗外走过，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二班的老师新买了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别在屁股上，引得一阵大呼小叫。林老师常常三个五个地分批把我们叫到他的小屋里，纠正每一个音节的发音。从一开始，那些决定了英语听起来是否纯正的细节就被他逐个仔细打磨过了：不能咬死的s音，舌头要尽力伸长放到两排牙齿之间的th音，嘴形不能太扁的a音等等，还教会了我们用胸腔而不是嗓子发音的方法。

我还记得他讲那个发音接近“昂”字的音标，为了向我们演示清楚这个音要沉到鼻梁后端发出，他不顾自己帅哥的形象，很夸张地把嘴巴张得跟蒙克油画《呐喊》里的那个人差不多。我也还记得，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到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都是他从小屋书架上取下来拿给我读的。我们一直有外教课，那对和蔼的美国夫妇就住在学校安排的一套稍微阔绰点的小套间里，有时请我们去玩玩。但我始终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那批初出茅庐、朝气蓬勃的英语老师们。他们的付出，若以今天的市场眼光衡量，是无价的。

我最享受的另一个时刻，是每周三晚上的电影时间。那只平日被牢锁在绿色铁皮柜里的电视机终于千呼万唤露出脸来。在那台电视机的荧幕上，停驻过几乎所有当时迪士尼和好莱坞的名角儿。不知何故，我的脑海里最爱跳出的画面，是肖恩·康纳利在《第一骑士》里的形象，我与同桌坐在最后一排观看，窗外，是一片绿色的梧桐树叶。异军突起

就在我们穿着一身红，无忧无虑地在市文化宫合唱《音乐之声》里的《哆来咪》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会歌《手牵手》时，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悄然升入了高二。他们被安排在一栋单独的教学楼里，好像是为了防止受到我们的干扰，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我们很难见到师兄师姐们。只记得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一次，周日的下午，从操场上传来他们绕场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雄浑口号声。也是在那一年，校园里张贴出告示，寒暑假有组团去美国游学的活动，经费不菲，班里好几位同学报了名。

1999年盛夏，我们突然得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99级的俞师姐夺了四川省文科状元，还有两个文理科省前五名。那一批毕业生共80人，4个北大，1个清华。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的姊妹外国语学校走出了一位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全国名噪一时。外国语学校军团就这样在成都异军突起。2000年，省文科状元继续出在母校，稳住了江山。

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出国热与新东方所开辟的巨大英语教学市场终于变成了滚滚的商业洪流。任老师离开了学校，去了老牌名校成都七中，他们刚成立了一个国际部，高中毕业直升国外大学，急需任老师这样有教授《展望未来》经验的老师。林老师继续留下来教初中英语，成了初中部的骨干，几年后，他去了大学任教。年轻老师们一个接一个成家生子，纷纷搬出宿舍楼，买了房。2001年，轮到我们上阵了。接手毕业班的英语老师季先生是个非常渊博的人，他曾是长江三峡工程的首席翻译之一，家中书架上有一排排的百科全书和大辞典。第一届文科状元就是他带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不愿应付过于复杂的人情世故，宁愿待在学校里教书。似乎谁也没太把英语放在心上，大家都更重视对文科生有决定性意义的数学。高三上半年，我们仍然上的是《展望未来》，直到下半年，才开始做高考题，突击语法和各种题型。那些试卷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难度，但熟练是必需的。季先生的压力却非常大，有一次我们的考试成绩出现了统计失误，最初在成都市排名不靠前，他竟然出走了一段时间，学校只好给我们换了一位老师。即使如此，高考并未耽误。

那一年，我们文科班的英语平均分是132分，总分平均分是570多分（满分750），超过了人民大学的调档线。那一年是考前填志愿。在师兄师姐革命旗帜的鼓舞下，我们很大胆地填了很多北大、外交学院、北师大、人大、复旦等，全部悉数录取。在外语学校学了6年的英语，其实根本没有在高考的考场上发挥用途。我们用最后半年的时间对接了英语高考，并通过体制内考试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在那个年龄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对我们影响深远。本科毕业后，不少人去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名校深造，许多人进入全球最牛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对我们从内地走出来的学生来说，初中那六年的教化，终生受用，不是高考所能衡量的。读大学时，我曾在新东方教过英语。新东方已成了上市教育集团，在中关村、白云路、北辰中心等多处核心地段购买了商业地产。它的服务对象早已不再只是大学生，而变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职业培训的英语培训体系，全民学英语的时代到来了。也是在大学期间，曾在与大学同学创业时，走访了从杭州外国语到东北育才这样的全国名校。我还记得，到东北育才时，日式建筑风格的校门外贴着大学录取的光荣榜，满满一大墙，排满前面两页的，不是北大、清华，而是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剑桥、牛津、东京大学等世界级名校。在一次交流中，北京四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大部分人高中时代都在国外高中交流过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打算毕业时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本科。越来越富裕的城市人，在高考体制之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也不再那么需要靠高考英语分数来衡量水平。

但不要忘了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大多数。真正还倚重高考英语的人，恰好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途径与资源去获取高考体制之外英语教育资源的人。公正是教育内在不可剥离的诉求，在市场化时代，却也是它最矛盾的诉求——最需要教育资源改变命运的人，往往恰好却是那些最缺乏资源获得良好教育的人。

在这个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出国旅游、假期寄宿交流、机构培训提高英语能力的时代，英语确实让那些农村小镇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高考制度的确应该坚守它社会公正的诉求，改变英语的门槛。

第五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民谣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一．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增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战国会的行动，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5

未能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两个案件都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二．

马歇尔大法官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6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置若罔闻。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7)。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

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

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因此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9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10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与《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三．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容易为以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由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所接受，杰弗逊挨了打，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1

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的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但他没有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违宪的解释。12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3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四．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出尔反尔、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争权夺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4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那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5甚至创造这一先例的马歇尔就在此案数年前（1796年）的一个案件中，当他作为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的领袖，受聘出庭联邦最高法院论辩时还曾明确提出，“司法权威部门不可能有权对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除非这种〖司法审查〗管辖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16“这真是一个‘命运之嘲讽’的范例，”本世纪初一位马歇尔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就在这场历史性的法律竞争中，马歇尔支持的理论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终反对的”。17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就在马歇尔手中发生了，并成为如今美国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8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20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22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5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像的那样只是在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阻碍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26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对比之上出现了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或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做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7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间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9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且创造性的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能够清楚地自我意识。

而且，即使意识到了，就一定能够超越甚或是把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