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如何形成的故事

第一篇：路是如何形成的故事

一头小牛为了返回牧地需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由于这头小牛做事缺乏理性，仅凭感觉在森林中独自穿行，所以便踩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次日，狗经过这里，它也走了同样的路。第三天，羊群的首领发现了这条小道，便也带着它的同伴沿着此路穿过了森林。

后来，人们陆陆续续地沿着这条路走。他们在走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弯下腰，绕开一个又一个障碍物，于是他们纷纷抱怨，甚至咒骂。但是，他们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绕道而行。

渐渐地，这条小路变成了山野当中的一条主要道路。许多年后，这条小路变成了村庄的大路，www.xiexiebang.com随后成了城镇的主干道。所有的人都抱怨交通拥堵，说这条路可能是最糟糕的一条路。而其实，如果朝着其他的方向走，也许只需三十分钟便可走出大山。

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起来复杂的事情，也许只要稍微换一个角度思考，或是换一个方向行进，曾经棘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有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跋涉的努力与坚持，而是适时的思考与总结。当然，还有为了改变而必需的勇气与行动。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第二篇：关于路是如何形成的益智故事

一头小牛为了返回牧地需要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由于这头小牛做事缺乏理性，仅凭感觉在森林中独自穿行，所以便踩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次日，狗经过这里，它也走了同样的路。第三天，羊群的首领发现了这条小道，便也带着它的同伴沿着此路穿过了森林。

后来，人们陆陆续续地沿着这条路走。他们在走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弯下腰，绕开一个又一个障碍物，于是他们纷纷抱怨，甚至咒骂。但是，他们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绕道而行。

渐渐地，这条小路变成了山野当中的一条主要道路。许多年后，这条小路变成了村庄的大路，随后成了城镇的主干道。所有的人都抱怨交通拥堵，说这条路可能是最糟糕的一条路。而其实，如果朝着其他的方向走，也许只需三十分钟便可走出大山。

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起来复杂的事情，也许只要稍微换一个角度思考，或是换一个方向行进，曾经棘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有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跋涉的努力与坚持，而是适时的思考与总结。当然，还有为了改变而必需的勇气与行动。

哲理：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第三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民谣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一．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增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战国会的行动，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5

未能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两个案件都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二．

马歇尔大法官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6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置若罔闻。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7)。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

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

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因此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9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10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与《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三．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容易为以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由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所接受，杰弗逊挨了打，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1

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的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但他没有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违宪的解释。12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3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四．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出尔反尔、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争权夺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4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那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5甚至创造这一先例的马歇尔就在此案数年前（1796年）的一个案件中，当他作为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的领袖，受聘出庭联邦最高法院论辩时还曾明确提出，“司法权威部门不可能有权对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除非这种〖司法审查〗管辖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16“这真是一个‘命运之嘲讽’的范例，”本世纪初一位马歇尔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就在这场历史性的法律竞争中，马歇尔支持的理论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终反对的”。17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就在马歇尔手中发生了，并成为如今美国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8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20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22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5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像的那样只是在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阻碍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26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对比之上出现了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或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做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7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间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9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且创造性的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能够清楚地自我意识。

而且，即使意识到了，就一定能够超越甚或是把握吗？

第四篇：“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最美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从杭州实践探讨思想道德建设规律 2013-06-24

钟 一

党的十八大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局出发，对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近年来，杭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部署，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来抓，积极探索建设规律，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涌现出“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最美爸爸”黄小荣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使“最美现象”从一个个“盆景”发展成为一片引人入胜的“风景”，在增强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中较好地发挥了正能量作用，为扎实推进东方品质之城、幸福和谐杭州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一、把握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性，让“最美现象”更有说服力 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嬗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全市生产总值达到780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000美元，社会道德体系赖以生成的实践基础和时代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必须立足时代要求、顺应群众期待，既要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性，也要考虑思想道德建设的广泛性；既要关注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性，更要强调思想道德建设的引导性，切实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感染力、说服力，用鲜活的事实来释放思想的光芒，诠释道德的力量，凝聚追求真善美的社会共识。

坚持核心价值引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思想道德建设最大的现实基础。改革推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主体和道德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开放使中外思想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也意味着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思想道德建设。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杭州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和灵魂，以“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为总抓手，结合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和党的节日、国庆等革命传统节日，1至12月分别确定“民生、礼仪、诚信、感恩、奉献、关爱、信仰、责任、科学、爱国、创新、和谐”等12个关键词，每月推出举办一次主题讲座、组织一次互动讨论、开展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等“三个一”活动推动核心价值通俗化，面向全社会征集“我们的价值观”主题词推动核心价值具象化，在城市、农村、社区、行业、街区、企业、院校等各个领域开展“我们的价值观”系列表述与构建活动推动核心价值普及化，使得深植于群众心中的感恩、奉献、诚信、互助等美好情感得到进一步激发和升华，强化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巩固了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最美人物”的竞相涌现以及人们发自内心的推崇赞美，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埋社会沃土、深藏百姓心中，只要有充足的阳光雨露，就会生根发芽、充分迸发、蔚然成风。注重文化浸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们物质上富裕起来以后，最渴望的就是精神上富有。杭州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积极构建“八大学习的平台”、10个特色学习港、百个国学传承基层点、千个学习书屋进社区（农村）等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家庭建设，加快建设“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城市，着力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杭州还注重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挖掘传统美德资源，通过宣传岳飞、于谦、张苍水等广大市民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弘扬“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优秀品格，让人们在接受优秀历史文化熏陶中增强道德情感、获得道德体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美土壤”孕育“最美群像”。“最美现象”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示了浙江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体现了杭州的城市人文精神，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是杭州以文化人的生动展现。

突出建设重点。我国社会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但也要看到当前思想道德建设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更要看到这些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杭州积极回应群众所呼所盼，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加大突出问题治理力度，以道德建设实际成效增强群众的信心，努力使抽象“道德之美”从“天上”回到“人间”，转化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之美”。比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酒后驾驶、乱闯红灯等问题，开展“文明出行”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国率先打造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品牌。针对少数官员腐败问题，把加强干部德的考察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项目，制定实施《杭州市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带头示范作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核心，也是思想道德建设赢得群众、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最美现象”受到群众欢迎，就是因为它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期盼和利益要求。

二、坚持思想道德建设的群众性，让“最美现象”更有生命力 人民群众既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者。杭州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努力在弘扬“最美人物”中推动群众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实践，让更多的人自觉投身思想道德建设行列，使思想道德建设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善于在群众中发现“美”。道德存乎人心，“最美”来自民间。人民群众离“最美”最近，也最有发言权。杭州始终扎根脚下这片道德厚实的土壤，时刻关注人民这一道德建设的主体，坚持在熟人中推荐好人、在生活中发现好事，积极探索地区性和行业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机制，在全市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在市级媒体推出“寻找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活动”、“发现最美杭州人”主题宣传活动，选树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先进人物。各行各业、各区县（市）乃至街道（乡镇）、社区（村）也纷纷行动起来，让群众评选身边的道德模范和“最美人物”，受到普遍欢迎。近5年来，杭州先后涌现出3名全国道德模范、8名浙江省道德模范、80多名市级道德模范和700多名凡人善举基层先进典型。着力在共振中倡导“美”。要让主流道德在多元道德价值取向中成为主导，关键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美心灵”与杭州的“最美风景”实现“同频共振”，让“最美群像”可亲可信可学。杭州的“最美人物”都是原汁原味的草根明星、平民英雄，反映的是街坊邻居的真实生活，体现的是朴实无华的价值追求，没有刻意的“导演”和“修饰”，因此也具有更强的感染力、生命力和传播力。杭州在选树“最美人物”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媒体、网络、口头传播等多个舆论场，在媒体安排重要版面和时段进行报道，在市区主要道路推出道德模范宣传“一条街”，在基层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巡讲、“身边的感动”杭州市道德模范故事汇、“道德大讲堂”等活动，使最美杭州人的事迹和精神深入人心，发挥滋养民众心灵、净化社会风气、引导向上向善的作用。

主动在实践中培育“美”。思想道德建设培养的是观念，塑造的是精神，树立的是风尚，更需要做得扎实，务求实效。杭州坚持知行合一，围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深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人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举手之劳做起，身体力行、积小成大，在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为家庭谋幸福中提升人生境界，着力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道德氛围。比如，在全国首创“邻居节”，通过开展敲门日、互助日、健康日等活动，推出“网络邻居节”、“寻找当年老邻居”及评选好邻居等活动，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小家、融入大家，进一步弘扬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和社会风尚。围绕倡导文明言行、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先争优等工作，在全市广泛开展“文明从脚下起步”、“公民爱心日”、“百万市民清洁大行动”等活动，着力推进市民文明规范养成。

三、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的创造性，让“最美现象”更加常态化 思想道德建设是常做常新的事业，创新是推进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杭州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工作载体、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思想道德建设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努力让“最美现象”不仅从“盆景”成为“风景”，而且从“风景”成为“风尚”，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强音。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思想道德素质在生活中更多表现为群众个体自发自觉的行为，但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却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引导培育和社会各方的齐心呵护。杭州始终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建设文化名城、文化强市的重要内容，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建设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创新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合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局面。去年，杭州出台城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进一步明确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研究和探索建立道德建设监督干预机制，定期组织对影响道德风尚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议，努力使之既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追求，也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转化为社会普遍遵循、具体可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继续加大财政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鼓励企业、团体、组织、个人和其他社会民间力量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加大见义勇为基金奖励力度，鼓励设立民间道德奖励基金，完善各类先进典型关爱帮扶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好人有好报”的正确价值导向。

推进工作载体创新。思想道德建设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只有坚持把群众参与道德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紧贴人民所思所想，不断创新实践载体，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心灵共鸣，使群众主动接受、积极参与并自觉践行。杭州连续多年在全市开展十大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十大美德·阳光少年、感动杭城十佳优秀教师、十佳好婆媳、十佳公务员(工作者)等“十个十佳”评选表彰活动，引导和激励人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相继开展“文明出行、杭州先行”、“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携手1+

6、文明进万家”、“春风行动”等道德教育实践和公益活动，大力倡导志愿服务，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目前有860多个志愿服务组织、70多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杭城，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亮丽风景线。

推进方法手段创新。思想道德建设，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积极适应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主动创新选树典型、宣传榜样、弘扬“最美”的方法和手段，用身边的“最美”激发群众对美的追求，才能在实践中扬善惩恶、升华境界。在对“最美人物”的宣传中，新闻媒体充分遵循新闻规律，既没有拔高也不溢美，朴素平实，深得人心。特别是充分运用互联网等先进传播技术打造道德建设新平台，运用微博等新载体传播和弘扬道德文化，取得明显效果，形成品牌效应。同时，以杭州“最美人物”为原型，组织创作了《最美妈妈》、《一分十六秒》、《背着妈妈上大学的刘霆》、《毛陈冰：千里走单骑 流血不留名》等一大批文艺作品，通过多样化的题材体裁、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多侧面、立体式、真实性地刻画道德模范，以丰满、亲切、生动的艺术形象打动观众和读者，更加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时代发展无止境，人民对“最美”追求无止境，思想道德建设无止境。只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不断探索和深化思想道德建设规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动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最美”因子必将在杭州大地上持续放大，核心价值必将在时代潮流中充分彰显。

第五篇：幼儿的良好习惯是如何形成的

幼儿的良好习惯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环境影响

现在科技逐渐进步，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给儿童带来了有利生活与学习美好环境，但也给儿童隔绝了与外界的接触，生活当中空间也越来越渺小，父亲又忙于工作当中，与儿童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慢慢地，儿童会逐渐产生孤僻的性格，会导致儿童养成叛逆、挑食、懒惰等不好行为习惯，也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

家庭教育影响

现在绍兴市绍兴县某中班儿童为由，中班大多家长以为，家长的任务就是给手儿童最美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儿童一切要求。这样的只重于健康知识的输入，反而容易忽略行为习惯的良好培养。在现在家庭中，独生子女情况而造成对儿童过于宠爱，所有事情都为了儿童而包办，而导致了儿童在生活良好习惯中弱于本同龄儿童。比如我班里的毅毅，家里的父母对他过子宠爱，只要是他说出的一一实现，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爱吃的东西多，不爱吃的就不吃，慢慢而导致了爱挑食，偏食的不良行为，每次早上回园他总是闷闷不乐的，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我不喜欢吃青菜”。又比如有个别父亲希望自己的儿童跟同龄儿童里是最好的，对儿童有较高的期盼，当儿童有了某些坏习惯之后，就会有一通地责骂与数落，父亲的这种行为会直接伤害到了儿童，比如在户外活动里，培养儿童的团队精神，但有一组儿童的合作意识不够默契，突然问我听到了从桐桐的嘴巴里说出了一句脏语，我问他为什么要说脏语呢，他回复：“我听到了父亲也是这样说的。桐桐是单亲家

庭来的，桐桐父母一个人带着桐桐非常地不容易，桐桐在幼儿园里特别地调皮，总喜欢期负本同龄儿童，每次到了晚上桐桐父母总会问桐桐在幼儿园里的情，有些个别能力强的儿童总会跟他父母反应他今天又欺负了那位儿，桐桐父母就会开始打骂桐桐来。

幼儿生活习惯培养的重要性

生活活动当中是本幼儿园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活的好坏习惯，不仅仅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是儿童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当中。她包括饮食、卫生、起居等良好行为习惯，让儿童做到按时起床、早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饭前洗手等良好行为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良好习惯的坏与好是可以影响以后的成长过程的。一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培养在家庭当中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长期的以来当中儿童生活习惯的良好培养在家庭教育里是普遍的存在中，在生活过程中，我们会有时听到儿童说：“我会自己洗、会自己吃、会自己拿的词语随口而出等，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你不懂，你还小，你不会，你不行等等词语。因此有好多儿童养成了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总而言之，儿童必须要从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与卫生习惯，为以后的成长过程做好铺垫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