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8个民主党派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篇：我国8个民主党派是如何形成的

我国8个民主党派是如何形成的？

《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04日05 版）

在中国内地范围内,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8个参政党,统称为民主党派。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来自8个民主党派的全国政协委员为参政议政、共商国是提供大量提案和建言。那么,这8个民主党派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有11个民主党派,初步形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格局。1949年底,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自行宣布解散,遂形成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格局。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进入新世纪后,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有了新的阐释: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战友,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民主党派组织各自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联系,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报记者 殷泓整理)

第二篇：我国八大民主党派简介

我国八大民主党派简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

一、历史轨迹

1945年和1946年以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基本骨干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分别在重庆和广州成立。

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入选中央领导机构。

1949年，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参与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宋庆龄、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谭平山、朱学范、傅作义、李德全、何香凝分别任政府部委的部长和主任。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统一后的民革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开了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侯镜如、李沛瑶；现任主席何鲁丽。

二、今日民革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民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积极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动员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努力奋斗，谒诚奉献。

民革发展成员，是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目前，除台湾、西藏外，民革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党员六万余人。民革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部等6个职能部室。民革中央主办有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报纸《团结报》和内部发行刊物《团结》杂志，并有团结出版社、中国通和经济开发咨询服务中心等。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

一、历史轨迹

民盟成立时的名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1941年11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宣布成立。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民盟一大召开，推举张澜为主席。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次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1949年9月，民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史良、楚图南、费孝通等出席政协第一届会议，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胡愈之分别任政府部长。建国后，民盟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开第二、三、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历届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楚图南、费孝通；现任名誉主席费孝通、钱伟长、苏步青、谈家桢，主席丁石孙。

二、今日民盟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民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积极参政议政，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民盟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民盟在除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共有盟员十四万余人。

民盟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服务部、研究室、专门委员会综合办公室等6个职能部室。

民盟中央主办有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群言》和机关内部刊物《中央盟讯》，并有群言出版社和群言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创始人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

一、历史轨迹

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艰难地成长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盘剥下，民族工商业者为了生存，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要求政治、经济民主，并成立了几个商业组织。国共两党“双十协定”达成后，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及其与他们相联系的文教界上层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酝酿成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性组织。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宣告成立。会议推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等人为理事。1949年9月，民建代表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等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民建分别于1955年、1960年、1979年、1983年、1992年、1997年召开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届领导人为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现任名誉主席孙起孟，主席成思危。

二、今日民建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民建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同经济界联系密切的优势，注意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和引进侨资外资等服务活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民建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导人士为主，以经济界人士为主。民建在除西藏、台湾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组织，共有会员七万八千余人。

民建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调查研究部、联络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部等6个职能部室。

民建中央主办有内部刊物《民讯》和公开发行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界》杂志，并有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一、历史轨迹

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柯灵等坚持抗日救亡斗争，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经过协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1949年9月，民进代表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雷洁琼等出席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了《共同纲领》。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民进分别于1950年、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开了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进中央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现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雷洁琼，主席许嘉璐。

二、今日民进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民进积极对国家经济建设，教育和文化出版的改革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建议；维护人民教师的利益和尊严；在讲学办学、科技咨询服务、智力扶贫、海外联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进发展成员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目前，民进已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会员人数七万余人。

民进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服务部、议政调研部、研究室等6个职能部室。

民进中央主办有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民主》杂志，并有开明出版社和开明音像出版社。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

一、历史轨迹

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1947年，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农工党代表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等出席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章伯钧任交通部长。农工党分别于1949年、1951年召开第五、六次全国干部会议。1958年11月，将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别召开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届领导人和主席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周谷城、卢嘉锡；现任名誉主席卢嘉锡，主席蒋正华。

二、今日农工党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农工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积极参政议政，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振兴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为促进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

农工党的发展范围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农工党目前在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党员七万三千余人。

农工党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咨询服务部、调查研究部、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6个职能部室。

农工党主办有中央机关刊物《前进论坛》杂志。

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

一、历史轨迹

九三学社的前身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进步学者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在重庆组成“民主与科学座谈会”，表明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传统，提倡民主科学精神之志。1945年9月3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的日子。“座谈会”举行会议，有人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应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得到一致赞同。1946年5月，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推举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为常务理事。1949年9月，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梁希、袁翰青等参加了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的，梁希任农垦部部长。九三学社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开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历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现任主席吴阶平。

二、今日九三学社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九三学社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集中的优势，就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开展智力开发，科技咨询，办学讲学和支边扶贫活动；推动广大社员和所联系的专家学者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三学社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科学技术界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九三学社在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地方组织，现有社员七万七千余人。

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内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科技部、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室等6个职能部室。

九三学社中央主办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民主与科学》杂志和内部刊物《九三中央社讯》，并有学苑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中国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司徒美堂、陈其尤。

一、历史轨迹

致公党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31年，在香港设立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实行独裁，主张为政治民主而奋斗。1949年9月，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等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的组织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致公党分别于1950年、1952年、1956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别召开了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任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董寅初；现任名誉主席董寅初，主席罗豪才。

二、今日致公党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致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不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积极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贫等活动，协助和监督有关部门落实侨务政策，反映侨情，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海外华侨的正当利益；结合自身的特点，积极协助政府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促进对外贸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公党的发展范围是以归侨、侨眷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目前，致公党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一万八千余人。

致公党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研究室等5个职能部室。

致公党中央主办内部刊物《中国致公》杂志，并有中国致公出版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谢雪红、杨克煌。

一、历史轨迹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陆续撤离台湾后聚集香港，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台盟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宣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谢雪红、杨克煌、苏新被推选为负责人。1949年9月，台盟代表谢雪红、杨克煌，田富达等参加了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台盟分别于1979年、1983年、1987年、1992年、1997年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全盟代表大会。

台盟历任主席是谢雪红、蔡啸、苏子蘅、蔡子民；现任中央名誉主席蔡子民，主席张克辉。

二、今日台盟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台盟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积极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拥护中共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坚持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主张和行为。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台盟团结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台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作出了不懈努力。

台盟中央1949年由香港迁到大陆后，初建于上海，1955年迁到北京。台盟的组织发展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目前台盟在祖国大陆台胞较集中的12个省和直辖市建立组织，共有成员一千八百余人。

台盟中央机关内设办公厅、宣传部、研究室、组织部、联络部等5个职能部室。

台盟中央有内部双月刊物《台盟》，并有台海出版社。

第三篇：我国选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我国选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内容。

选举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关和选举任免其组成人员及有关国家公职人员的制度的通称。我国的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有关选举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的原则、方法、组织、程序等法律规定的总和，其基本内容包括：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无记名投票、权利保障及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等总原则；采用建立选举机构、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表决、计票方法等法定方法；由法定机关组织和主持；实行包括选举中的写票、投票、监票、计票和确定当选标准、公布选举结果在内的一整套法定程序。

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以宪法为最高法律依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法所制定的选举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所构成。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的产生作了具体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了解它的基本内容，对于广大选民来说，将会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政治权利，积极热情地参加选举，投好神圣的一票；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选举机构，要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密切结合起来，坚决克服怕麻烦、图省事、走过场的错误思想，使换届选举工作一次比一次搞得好，使广大选民真切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的选举制度的特点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参加选举是公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重要途径。根据国情，我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了使选民广泛参加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我国制定了适合国情的选举制度。这一选举制度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平等性。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法还规定，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这些规定，既保证了每一位公民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又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在选举上享有特权。同时，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名额，按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原则进行分配，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平等。

第二，广泛性。目前，我国有99．97％的18岁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参加选举的情况来看，全国的参选率一直都在90％以上；从当选的各级人民代表来看，全国各个民族、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当选。这种广泛性，保证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第三，真实性。我国的选举不受金钱操纵，选民自由讨论、协商，推举出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实行差额选举。参选者是否当选，主要看其对国家和社会实际贡献的大小，看其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如何。对于选举中出现的贿选和

侵犯公民选举权等违法现象，将依照刑法和选举法等有关法律进行处罚。在被选举者当选之后，如果有违法乱纪或严重失职的行为，选民或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第四，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种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考虑到了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具体条件，也保证了公民对自己的选举权利的充分行使。

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发扬民主，使人民真正选出自己了解、信得过的人民代表，保障了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根据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的精神，我国现行选举制度贯彻的基本原则是：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以及代表向选民负责并受选民监督，选举的物质保障等。选举制度贯彻这些基本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选民确实行使选举权，有效地参加国家管理，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体现我国的选举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选举制度。

一、选举权的普遍性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表现在我国选举法的条文中。第３条规定：年满１８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对于武装部队成员，各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的选举，还作了专章专条以至专门法律规定，充分体现了选举权的普遍性。第３条还规定：“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于我国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主、富农、资本家作为阶级已不存在，其成员都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现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只是极少数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二、选举权的平等性

我国选举权的平等性表现在，选举法规定，所有各民族选民、男女选民、军队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次登记权和一个投票权。被选举权有的可能有两个。任何选民在选举中都没有特权，也不受任何歧视与限制。同时，选举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某些问题不强调绝对平等。如代表名额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但城市应选代表比例高于农村应选代表比例。中央、省、县均为四比一，以保证工人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对于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给予特别照顾，如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１５％以上、不足３０％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该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３０％。人口特少的民族在全国人代会至少也应有一名代表。这些规定，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现实生活，完全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团结愿望，以下平等实现了工农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

三、直接选举

直接选举就是代表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它能充分表达选民的意志，有利于选民监督代表，加强代表的责任感，从而巩固政权。我国从１９７９年起把直接选举的范围由基层扩大到县级单位。把县级政权这个在整个政权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置于选民的直接选举和监督下，扩大了国家机关的民主基础，扩大了选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利，使省级、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坚实的保障。

间接选举就是代表不由选民直接选出，而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出。当前，由于我国人民还缺少大规模直接选举的经验，交通不便，不熟悉较远地区的代表的情况，因此对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间接选举，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委员会过半数委员的通过。”这些规定保证了选举人对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罢免，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促使代表忠于自已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混入代表行列的不良分子。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民与议员是脱节的，选民无权监督议员也很难行使罢免权或撤换权，虽然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上也有规定，但出于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罢免权、撤换权也只能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使，不会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来行使。

选举的物质保证和法律保障

国家从物质上、法律上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切实保障，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原则之一。我国选举法规定，全国所有的选举经费，统由国库开支，这是开展选举工作的物质保证ｃ为了保证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在选举期间国家的报刊、电台等设备均为选举活动服务。选举所必需的印刷纸张、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及其他物质条件，都保证人民享用。资产阶级国家选举用的一切经费，大都由候选人或提出候选人名单的组织负担，选举用的工具及设备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广大劳动人民无法享用。

为了保障选民自由地行使选举权，选举法专章规定了对破坏选举的制裁。对于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对于控告、检举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这对于保障民主选举顺利进行、杜绝贿赂舞弊、防上与取缔破坏选举的各种违法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到处皆是，很少受到法律制裁。

第四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民谣

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许多本书。

一．

1801年3月3日夜，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已经就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个多月但仍然担任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正忙着给法官委任状加盖国务院的大印。2这批法官是总统依据国会三天前通过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参议院刚刚批准的。作为这种废寝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这样一个事件：联邦党人在去年底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全面失败。从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亚当斯总统就将离任，马歇尔也将卸去国务卿之职；而他们的对头，共和党(此共和党非美国今天的共和党，而是今天的民主党之前身；这一变迁也许是本文论点的另一种补证)领袖杰弗逊将继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作为撤退前的战略部属的最后一步，马歇尔必须赶在午夜之前送出这些委任状。

总体的战略部署从1800年末就开始了。由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均已丧失，联邦党人唯一可能继续控制的阵地就是不受大选结果直接影响的司法领地。因此，当1800年年末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体不佳而辞职后，联邦党人看重的候选人杰伊也以“身体不佳”为由谢辞提名，亚当斯总统立刻提名他的年轻力壮的(时年45岁)国务卿、坚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国会参院的认可。即将卸任的国会还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对美国的法院系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前一法令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6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华盛顿这一对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响的特区增加了5个地区法院，在每个地区增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最后，又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数量从6名减少到5名。3后一法令则在人口稀少但邻近首都的各县设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弗逊总统除修改立法外无法替换。随后，一大批忠诚的联邦党人就任了这些新设立的官职；其中，治安法官是亚当斯离职前一天提名，离职前的当天参议院才批准的。而所有的委任状都必须于当天午夜之前由国务院盖印之后送出。否则的话，这批没有“文凭”的联邦党人法官将无法履行联邦党赋予他们的固守阵地的职责。就这样，在这新旧总统交接之夜，同时担任国务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送交委任状之事，他委托给了其弟，刚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华盛顿特区法官的詹姆斯·马歇尔。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一个意外事件却打乱了撤退中的联邦党人的如意算盘－-詹姆斯并未能将全部的法官委任状送出。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对联邦党人的这些做法早就“义”愤填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封印的委任状，并将这些委任状都“如同办公室的废纸、垃圾一样处理了”。4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新国会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没有撤销有关治安法官的《特区组织法》。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战国会的行动，新国会还进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关闭了长达14个月。当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经是1803年了。5

未能获得委任状的威廉·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亚当斯的午夜法官”万般无奈，他们依据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管辖权提出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国务卿麦迪逊发出训令，命令他递交委任状。与此同时，联邦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诉讼。两个案件都到了马歇尔大法官的手中。

二．

马歇尔大法官面临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杰佛逊总统和共和党人；同时为了使联邦党人真正能够有效利用司法对抗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的权威也必须提高。然而，马歇尔也深知，这个汉密尔顿曾认为“既无钱又无剑”6的最高法院的权威很有限，无法强迫政府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此前，马歇尔就曾将马伯利的请求转告麦迪逊，要求麦氏就此问题给予答辩，然而麦迪逊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决，麦迪逊还会置若罔闻。这样一来，不仅判决毫无用处，更重要的是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歇尔个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权威都会进一步降低。但如果为避免这一尴尬而拒绝审理这些案件，则意味着-－至少在他人看来-－马歇尔在共和党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将同样灰溜溜的。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哈默雷特式的问题，甚至更为哈默雷特，因为无论干不干都可能是输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歇尔决定要在一个看来必败的战役中打一场成功的战斗。他选择了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进行反击(在另一案中，马歇尔放弃了，认定新国会废除《巡回法院法》的行为合宪7)。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狡猾地(不带贬义)将问题概括为三个：

1、马伯利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利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

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发出训令。在这份长达27页的判决书中，马歇尔用了整整20页对前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从逻辑上看，说麦迪逊违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权力和权利命令麦迪逊纠正自己的违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联邦法院有没有这个权利向麦迪逊发出这个训令？

马伯利所依据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这一款规定最高法院对这类问题有一审管辖权，因此可以向麦迪逊发出训令。9但是，马歇尔说，依据美国宪法第三条，马伯利的案件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最高法院一审管辖之内，101789年的《法官法》实际上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宪法与《法官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规定相互抵牾。当宪法和普通立法有冲突时，马歇尔指出，必须服从宪法，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许国会以一般立法来改变其内容。也许有人会说，国会可以解释宪法和法律，作扩大解释。但马歇尔指出，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如果发现两个规则有冲突，必须由法院来决定谁有效。马歇尔的解释是，与宪法相背的法律是违宪的，也因此是无效的。因此，尽管马伯利享有权利，尽管麦迪逊不送达委任状违反了马伯利的权利，尽管马伯利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管辖权。短促突击，有利有节，马歇尔巧妙地利用了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在判决的最后否决了马伯利的诉求，也就避免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

三．

马歇尔是极其精明、大胆和狡猾的。在他看来，只要选准了，一个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训杰弗逊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当面煽杰弗逊的耳光，对方还无法还手。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首先，马伯利判决直接抨击的对象是杰弗逊政府，而不是国会，但是，这一判决毕竟又否定了马伯利的诉求。其次，这个判决虽然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又不是本届受杰弗逊控制的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而且这一否决本身并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这一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这一判决本身来说，是限制了而不是扩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个判决在政治上更容易为以杰弗逊为首的行政部门和由杰弗逊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门所接受，杰弗逊挨了打，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对手咽了下去，就意味着对手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判断国会立法和执行机关的法令是否合宪，并成为一个先例。不论杰弗逊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歇尔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的权力抢到手中。这个判决，大大提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从根本上改变了它自建立以来的“鸡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权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格局，对此后美国政制的定型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00多年后，这一判决赢得了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一个绝妙的赞誉－-“伟大的篡权”。11

必须看到，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国法学家的一致赞美，但这个案件的处理有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往好听里说，即所谓“创造性的”)。首先，马伯利案件的发生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在这样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中必须回避，但他没有回避。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第三，马歇尔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利的权利。因为，据后来的学者的一些研究，并从马歇尔一贯的司法风格来看，只要马歇尔愿意，他完全可以对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违宪的解释。12更重要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据过这一款向政府官员发出过训令并得到了执行。13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赖”的原则，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他之所以不怕麻烦地来纠正这种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小历史“失误”，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后必定会给自己和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难堪。而马伯利个人的权利却为此牺牲了。

四．

如果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马歇尔狡诈多端、出尔反尔、玩弄权术，说他“公事私办(对马伯利)，私事公办(对杰弗逊)”，说他缺乏司法职业道德，不“把(马伯利的)权利当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书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马伯利案本身论个是非，而是试图从此获得关于制度如何发生和形成的一些启发。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对这种观点作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但是，马伯利案却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发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为如今众多法学家、法律家赞美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发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尽管，并且仅仅，在后来者看来，其创立在美国的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我将在后面论及)，是党派间争权夺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产物，是他们的激情和狡诈、他们的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他们追求各自利益的副产品。14至少在这一制度的发生中，传统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教科书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道德或正义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尽管法学家经常并今天仍然那样告诉人们。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考察，这一点甚至格外明显。因为被一些学者当作人类理性的制度设计之典范之一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审查制度，15甚至创造这一先例的马歇尔就在此案数年前（1796年）的一个案件中，当他作为弗吉利亚州律师协会的领袖，受聘出庭联邦最高法院论辩时还曾明确提出，“司法权威部门不可能有权对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质疑，除非这种〖司法审查〗管辖权是宪法明确规定的。”16“这真是一个‘命运之嘲讽’的范例，”本世纪初一位马歇尔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就在这场历史性的法律竞争中，马歇尔支持的理论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终反对的”。17然而，这一制度却在美国产生了，就在马歇尔手中发生了，并成为如今美国宪法制度的不可变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把这一制度当作制度来齐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18这倒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20

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利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看，在马伯利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个先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所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从抽象层面上看，马伯利一案并没有决定后来者必须遵循它；在习惯于关注实体问题的普通人看来，马伯利判决中最重要、最直接的问题是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或马伯利能否获得委任状，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释为司法审查的先例。事实上，不仅在此后任职大法官的30余年里，马歇尔一直没有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22而且据一些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马伯利判决的这一深远意义也确实一直为人们所遗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声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联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审查并否决了国会立法。然而，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国会的一个与废除奴隶制有关的立法(密苏里和约)，并因此－-用一些美国法律史学家的夸张的语言来说－-引发了美国南北内战。只是到这时，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原则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倒是后来者构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创造的。马伯利案的意义――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5这种不限于文学或法学领域内的普遍现象表明，即使在诉诸和认同传统之中实际隐藏了诉诸者和认同者自身的强烈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问题上出错。司法审查并没有使马伯利被侵犯的权利获得法律救济；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决废除奴隶制的国会立法，更表明司法审查制度有时――而不仅仅如同我们习惯想像的那样只是在出了坏人或好人不当使用时――也会阻碍正当且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26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同时，这还表明，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尽管容易产生误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贬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而只是试图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说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开端，显然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要求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宪法就是对此的一个回应)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选择得以真正确立是一种社会的公共选择；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对这一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传统的产物；美国当时各派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这种力量对比之上出现了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马歇尔此后长达30余年担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护最高法院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以及后代法官能从特定视角将马伯利案件开掘出来，并赋予司法审查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审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创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或我们今天的想象力也无法触及的因素。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制约着但并非决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冲刷也将不断地改变着河床。但是，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构成性因素只是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能辨识和理解，甚至判定其为一种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必须且总是向前生活，因此，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甚至是荒谬之感。

当然，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们只能且应当无所作为的结论。正如同这个司法审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证的，促使人们做出具体行动的更多是他在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将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只是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奴隶。27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更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新构建作用。例如，当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间无所事事宁肯辞职到国外当大使；1800年亚当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绝了这个”鸡肋"，亚当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实上，杰伊也并非等闲人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联邦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在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宪法创制过程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歇尔。然而，只是在马歇尔手中，才出现了马伯利诉麦迪逊，才出现了麦克洛诉马里兰州29等一系列对美国意义极其深远的案件。最后，就是从上面对马伯利案的剖析，我们也足以领略，马歇尔大法官个人的政治魅力、机警、不带贬义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且创造性的运用，所有这些个人性因素在制度发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未必能够清楚地自我意识。

而且，即使意识到了，就一定能够超越甚或是把握吗？

第五篇：奶奶是个

奶奶是个“花仙子”

（作者：李佳睿）

高密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佳睿

我的奶奶自从退休后清闲的很，总想找点事干。不知道何时何月，奶奶竟迷上了种花。

奶奶家住平房，有个大园子，那里遍成了她的种花园地。

清晨，奶奶起床了，便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花盆，根据奶奶的经验，要把花浇透了，直浇到盆底漏水为止。瞧，多专业的养花人啊！

奶奶的院里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有月季、米兰、茶花、夜来香等，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这些花鲜艳迷人，五彩缤纷。

花开是，是奶奶最兴奋的时候，每到这时候，奶奶会把一些村里的熟人，老同学，老同事叫过来赏花，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每一位看过奶奶种的花的人都会啧啧赞叹：“这花真漂亮！”这时奶奶会笑的合不拢嘴。

这就是我的奶奶，一个快乐的“花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