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第一篇：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对完善我国举证制度的思考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内容，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举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无不是围绕诉讼证据来进行的。举证、质证、认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 核心内容。举证是质证、认证的前提，只有做到举证充分，才能做到认证准确，查明事实，才能做到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目前，我国却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有关民事证据的举证规范也只是散见于民诉法的有关章节中。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关于我国的举证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民诉法并末真正设立举证时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 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 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原则上确定了举证应有一定的时限，但 这个期限应为多长时间，应如何操作，愈期产生什么证明效力，都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一来，逻辑的结论是，当事人不论何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都重新开庭质证。

由于当事人举证没有终点期限，也就是说，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效力，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任何阶段均可以举证，只要裁判文书未送达之前都可以举证，送达之后，如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还可以举证。举证期限不规范，导致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裁判相脱离。由于当事人无限期的举证，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无终极的了断。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审不提供证据，一审判决以后，当事人在二审提出新的证据，二审因此而改判，甚至发回重审；有些案件，当事人在一、二审均不提供证据，而在再审程序才提供，再审又予以改判，甚至发回重审。这不仅浪费了诉讼程序、诉讼成本，降低了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也造成了当事人累讼的局面，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也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二、举证责任分担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若未能提出证据或者所提供 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将承担不利之裁判结果。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根据 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分配应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项作出一般原则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民诉法第64 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我国法律对举证责任分担 一般原则规定。这一原则的含义是：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举证责任；2谁主张谁举证。具 体的说，原告在起诉书中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在答辩状中 对答辩所引用的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第三人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如果提起诉讼，实际上就成为诉讼当事人，他对自己的诉讼请求，也负有举证责任；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案件处理结果与自己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事实，也负有举 证责任。总之，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 证明该事实。但是却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事实存在不明的场合，法院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因此，举证责任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标准，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关于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问题

过去，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强调法院根据职权主动地调查取证，法院的调查不受当事人所提 事实和证据的限制，而以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为目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造成了当 事人一张诉状，法官“跑断腿、磨破嘴”的相反结果。由于民事诉讼举证制度存在着当事人 举证与法院查证关系的扭曲，法官往往包揽调查取证，难以调动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工作透明度，造成法院积案逐年增加，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近几年 来，各地法院积极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特别是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取 得

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法院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法院调 查取证的职能作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同志认为，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变法院查证为 “坐堂问案”，举不出证据就驳回诉讼请求，因而对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证的案件，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司法保护。在有的当事人法制意 识不强，诉讼行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法院指导当事人举证不够，不能正确处理好当事 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确保查明案件事实，及时公正地处理案件。

鉴于以上种种，我认为我国的诉讼举证制度亟待完善。

一、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

对此，我国法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也就是说一审、二审法庭辩论前 可以举证；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期限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开始至合议庭评议作出判决以前，如合议庭已评议作出判决意见后，当事人举证不予采纳；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一审诉讼审限届满以前；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终审判决以前；

第六种观点认为，应确定在第二审审限届满之前。

总之不论那一种观点都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全面考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人比较支持的一个观点：当事人举证的终点期限应确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之后15日内。其理由是，一方面可以预防原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证，使对方当事人措手不及，难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及有效地质证。同时，可以保证当事人有足够时间收集提供新的证据对抗对方当事人搞突然袭击举证，以及对抗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反诉等。如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当事人提供证据确有因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限，延长审限一般也应确定为15日，如在延长审限期间内，仍不能提供证据的，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期限届满以后提交证据无效，法官可以拒绝接受。对于当事人申请延长审限人民法院应严格掌握。如在限期举证期限内（包括法院同意延长期限）发生了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可以给予合理的延期。而不以逾期举证论处。以上观点，既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证的有关规定。

二、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完善举证保障制度，加强对当事人举 证的指导。

为了保证当事人充分举证，建议建立和完善我国举证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从立法上虽然规 定了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以及举证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等一般性规范，但缺乏切实可行的程 序保障。突出地表现在，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当事人能够以什么方式，依照何 种程序去收集证据？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占有证据而拒不交出时，或者是证人不愿出庭作 证时，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获取证据？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当事人因没有依法取证 的途径和手段，明知存在某一证据却收集不上来，从而导致败诉。因此，通过诉讼程序获得 必要的证据，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立法上赋予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享有收集证据的机制、手段和合法的途径。

在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人民法院也应做好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工作，使当事人明确“ 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法律内涵，引导当事人正确取证。

二、正确处理好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

人民法院收集证据是为了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特殊情况下法院可以主动查证。当事人认为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证据，自己因客观 原因的限制不能收集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于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 得的证据申请证据保全的，当事人也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人民法院对其申请

要及时审查，属于由法院收集的，应当及时收集。如果不属于法院收集的，则应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样，既可以促使法官认真履行职责，又充分保 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从而使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

举证制度，对于人民法院公正地裁判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落实举证责任，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和质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完善科学的举证诉讼制度刻不容缓。

第二篇：对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几点思考

王宁

摘要资源税费改革是我国税费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改革程度对我国税费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已经逐渐不适应当前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发挥政府和财政职能的要求，无法有效地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目前我国资源税费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结合矿山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对现有资源税费制度完善的举措。应当从法律上区分矿产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完善计税方法，制定合理税率，加大收费征管力度，提高立法层次及其他配套改革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源税费政策。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9-026-03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目前我国资源的征收范围仅限于矿产品和盐，对其他自然资源不征收资源税。资补偿费主要是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凭借矿产资源所有权从矿山业征收的，是矿业权人因使用（开采）矿产资源向其所有者的付费，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根据《矿产资源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我国资源补偿费的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矿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从征收对象、费用计征标准、征管部门、用收入分配、优惠政策和罚则几个方面对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作了相规定。虽然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费并存制度在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保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发展经济同时，我们面临着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问题。治理污染，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经济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完善现行资源税法

（一）从法律上明确资源税的性质

我国矿产资源法只规定了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缴纳资源税和资源偿费，未规定二者的性质。资源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从矿山业征收的。其目的在于调节矿山企业级差收益。而现行资源税按量普遍从量征收，已不再含有因矿床自然禀赋和区位差异而征收的额利润税的含义，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含义实际是一样的。可以只资源条件好的，能产生级差收益的部分矿床开采所得的附加利润征资源税，以此来鼓励采矿者平等竞争。

（二）适当调整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种类齐全，可开采和利用的自然资源范十分广泛。我国的资源税从1984年开征，根据1993年12月国务院频布的源税费暂行条例》，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非金属矿原矿、黑色和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7个应税产品，仅限于分不可再生资源，而对于具有重大生态环境价值的可再生资源如森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还未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缺乏收调节，致使大片土地、森林等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同时非税资源的价格由于不含税的因素明显偏低，以其为主要原料的“下产品的价格也因此偏低，从而导致企业对应税资源及其后续产品掠夺性采伐和争抢，非应税资源遭到大肆掠夺和破坏。

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如果虑到有关部门目前的征收管理水平，可以先将国家目前已经立法管的一些自然资源纳入其中，并将目前毁坏、掠夺严重的可再生资源包括在内。如：尽快把水资源纳入征收范围，将目前的居民生活饮用水、工业用水的收费改为税，具体税额可根据地区的水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对农业灌溉用水可先按低税征收。由于我国目前砍伐森林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致使水土流失，水灾频发，因此有必要开征森林资源税，以合理控制森林开发规模。还可以对现行资源税范围进行重新调整，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水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使之成为资源税的一个税目，从而建立起具有所有权性质的生态资源税制。①

（三）完善计税方法

资源税从量计税，可以作为计税依据的量有储量、产量、销量三种。理想的资源税应以储量作为计税依据，这种方法将给投资者和企业主带来巨大影响：一是交税时间提前，投资者在占用了一定数量的资源储量后，必须先根据储量缴纳资源税；二是资源利用压力更大，企业主缴纳资源税后，如果不足量开发，不充分利用资源，就意味着白交了一部分税款。②但这种方法要求对应税资源的地质储量勘探准确无误，实践中不易操作，难度也较大。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销量。具体说来：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对象，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对象。这就使得企业对开采而无法销售或自用的资源不付任何税收代价，无论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多少应税产品，只要不销售，不自用，就无需纳税。这种设定直接鼓励了纳税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其后果是导致了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无序和积压浪费。

在现有条件下，应将资源税计税依据由按销售或自用数量计征改为按实际产量计征，这种方法能够从税收方面促使企业“以销定产”，尽可能减少产品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与按销量计税的方法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我国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应由纳税人开采和生产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实际产量计征。

（四）改革征收方式

现有的资源税征收方式为价内征收。即所征收的税款包含在征税对象的价格之中。我国的矿产资源多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矿产品的加工集中在东部地区，价内征收方式挫伤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积极性，也加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按照价外征收的方式，其矿产品的价格为不含税价格，买方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除需支付约定的价款外，还须支付按规定税率计算出来的税款，二者是分开记载的。这样，使资源税与资源产品价格分离，不仅解决了重复征税，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区经济利益的均衡。

资源税调整也要考虑由现在的定额征收，转向和资源价格挂钩，源税随着资源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改变以前定额税率法随着价格上实际成了累退税率的弊端。在税率上可以设定超额累进税率，采取际税率较高的模式，一方面使资源价格上升能够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境等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另一方面，累进的税率带来的税收增长也促进企业和社会在资源利用上的战略发生变化，真正调动企业和个节约资源的原动力。

（五）制定合理税率

对于环境危害程度大、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其单位额应高于普通资源的单位税额，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应高于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通过对部分资源提高征收额外负担，并通过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来遏制生产者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率。将税额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将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标作为确定税额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以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源，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具体而言，引入市场机制，以按论价为基础，科学地进行级差划分，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标准。实多种差别税率，借鉴澳大利亚对不同时期的油田采用不同税率的方，对油田、矿山等依据不同品位、开采难度、发现时间、油区分别规定率，对品位高的、发现时间早的、开采难度小的矿山、油田采用较高率，对发现时间迟的、品位低的、开采难度大的矿山、油田采用低税，同时将矿山、油田的服务年限分为达产期、稳定期、下降期、衰竭期几个时期，分别采用低——高——低的不同税率。

（六）取消资源产品出口退税

资源品征税，廉价出口的情况在国内一些资源性产品上普遍存，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国内资源大量廉价出口，出口数越多价格越低，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利润率过低，企业不愿增加成本根本没有钱去搞环保。这种局面的存在不利于我国资源有效开发用与环境保护。因此，要对资源型产品的出口税率作明确规定。取资源初级产品的出品退税，提高税率，通过税收改变其出品成本，影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的供应量。在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家对资源需求旺盛，理应限制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

二、完善资源补偿费制度

我国资源补偿费的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规定》，另外在《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水法》中也有对资源补偿的规定。现仅以《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为例分析资源补费现状。《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作了相关规定：征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其它管辖范围海域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源勘查，征收的补偿费应及时上缴中央金库，年终按其规定的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成比例，单独结算。

应当学习和借鉴国际上的权利金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征的权利金是矿产开采人向矿产资源所有权人所支付的因开采不可生矿产资源的费用。依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资源补偿费不属于乱收。我国资源补偿费率比国外低得多，平均补偿费率为1．18%，国外2%-5%。我国的石油、天然气、黄金等矿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更，油气为1%，黄金为2%，远低于国外水平，美国为12．5%，澳大利为10%。即便是如此低的费率，也存在欠交的现象，造成“资源无，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局面，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遭受了很损失。对采矿权持有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体现所有权归国家，同时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明确产权可实现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资源税可使采矿者平等竞争，有效开采资源，提高经营效率，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说来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制定不同费率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矿业资源和矿种的不同，制定不同矿种的资源补偿费率标准。其费率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要求和矿产资源行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国家鼓励开发的矿种，可以实行低费率；对于限制开发的矿种，可以实行高费率，通过经济杠杆，实现国家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

（二）加大资源补偿费征管力度

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收到资源补偿费的多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浪费最严重的小型企业，由于面广量多，往往鞭长莫及，不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资源补偿费处理的是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征收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我国目前的资源补偿费统一由财税部门统一征收，而这些部门往往对于矿业的特点和特殊规律缺乏了解，因此，我国应当在环境保护部中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资源补偿费的征收管理。

（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资源补偿费实现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矿业权的有偿出让，矿产资源有偿开采，有偿使用，加快了依靠市场进行矿产资源配置的步伐。资源补偿费有利于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有利于实现对矿产资源的宏观调控。我国应从立法的高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资源补偿费的费率，支付方式，征收最低限额及豁免条件等，从而保证资源补偿费的足额缴纳，实现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三、其他配套改革

（一）改革消费税

消费税通常是对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就其销售收入或销售数量所征收的一种税。主要有鞭炮焰火税（15%）、摩托车（10%）、小汽车（根据汽缸容量分别课征3%、5%、8%的税率）。⑥在现阶段，消费税不仅应在简单的财政和一般消费领域起作用，也应该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调节作用。消费税的目的旨在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抑制超前消费。一方面要提高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烟、酒、汽油、柴油、鞭炮等已收消费税的消费品税率。还要制定详细的税率级差：如对含铅和不含铅的汽油，无硫和含硫的柴油制定各自的税率。对污染更大的大型客车和卡车也要制定不同的税率进行征税；另一方面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对环境损害很大的含汞及镉电池、一次性餐具及塑料袋、润滑剂、有害肥料农膜、高毒农药、杀虫剂、不可回收容器及其他有害化学原料等纳入征收范围，并以较高的税率征收。而对于资源消耗量小，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规定较低税率或免税，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有利于环保的选择。消费税的征收，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要义无返顾的提高税率，所得税款要足额用于资源消耗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民众生活质量的影响，积极发展环保事业，加大对环保企业和产业的支持和补贴力度。

（二）完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是国家对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耗损所给予的一种全面的税收鼓励或间接的财政援助。在企业所得税中加入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措施。如企业环保设备投资一定比例的可享受一定程度的所得税优惠；对环保设备允许加速折旧；对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免征所得税；对企业用于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清洁生产的营业利润，可在所得税前抵免，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行为的严重程度明和认定，依法证明该法律事实的真实性，以确定驾驶员是否要承来的某种行政义务，是决定违章驾驶员权利义务的先决条件，强制驾照、考试等行政行为必须依赖于记分而存在，是这些行政行为作的前提和根据，看似每一次记分都没有影响机动车驾驶员的权利义，但一年内所有记分的总和直接决定了驾驶员是否要承担“暂扣驾强制考试”这些直接影响其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义务，每一次记分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影响，每一次记分都影响了相对人的实质权利务。可见记分符合行政确认的第二性。再次，每次记分行为交警部会书面通知行对人，并且对记分的分值、执行等都有详细的规章规亦符合行政确认的第三、第四性。综上，记分符合行政确认的“四性”。

其次，记分符合行政确认的程序。行政确认的程序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1、确认启动。凡必须依申请才能发生的行政确认必须有对人申请的事实，依职权的行政确认则有赖于行政主体的主动作；

2、确认审查。行政主体对确认的事项是否属于管辖范围，对有关证据、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进行审查；

3、确认决定的作出。在查的基础上，行政主体认为认为事项符合法律规定的，作出确认文；

4、确认文书的送达。确认文书及时送达相对人才能产生法律效。记分正是公安机关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政行为，在审查了驾驶违章行为的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后，作出记录一定分值的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章驾驶员，符合行政确认的作出程序。

再次，记分符合行政确认的作用。行政确认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要手段，可以为行政管理和法院审判活动提供准确、客观的处理依；有利于行政机关进行科学管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确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不致因含糊不清或处不稳定状态而发生争议，也有利于预防和解决各种纠纷。记分正是公安机关对机动车违章行为的科学管理方式，通过确定驾驶员每一次违章行为的程度，为最后的考试、扣留驾照提供准确的处理依据，有利于公安机关正确及时地作出行政处理。举个例子，公民领取结婚证的法定条件是男性达到22周岁、女性达到20周岁。那么如何证明他们达到了行政机关颁发结婚证的条件呢，那就是行政机关对他们的居民身份证明这一具有公信力的行政确认行为。同理，公安机关对驾驶员扣留驾照、考试需要的条件是驾驶员违章必须达到相当于12分的程度，如何证明这一法律事实呢，就是交警对违章驾驶员的记分行为。记分是对每次违章行为程度的证明，一经作出，便对个人和组织具有确定力，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综上，记分其实是以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强制力记录证明了扣留驾照、考试的条件，是行政机关明确事实、预防纠纷、提高行政效率的方法。

第三篇：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的。该法虽经历了四次修正，但其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始终没有变更。这再次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三权分立制等制度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正确的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组成统一协调的国家政权机关体系，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得到充分体现，且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同，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对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些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加以阐述，以便有所裨益。

一、完善选举程序，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有所调整，诉求呈现多元化，需对选举制度进行完善：

一是完善选举程序。其一，参选候选人要以自荐为前提。人大代表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的是民意，如果其没有自觉自愿为民服务的热情，就不可能更好地表达民意。因此，选举的第一环节必须是要人大代表候选人自荐报名为前提；其二，实行以居住地为选民登记地。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这些人不能参与当地的选举与被选举，使得政治权利实质上成了当地人的专利，而外出人员的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三，取消以协商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在提出初步候选人后，如果超过法定差额人数，可采用协商方法确定正式候选人。协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被人暗箱操作，一般由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被“协商”下去。因此，应以公开、公正的预选票决制，按多数票决确定候选人；其四，实行公开、平等的竞选方式。从目前的人大代表选举情况来看，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缺乏活力，选民对选举兴趣不高，有时需要党委、人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才去选举投票。因此，投票带有盲目性，容易产生贿选，选出的代表也不一定是优秀者，难以代表民意，这与缺少选举竞争机制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候选人自我介绍，相互竞争，以充分展示个人的能力。竞选可以让代表民意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一点已经被实践证明。那么如何搞活选举，激发选民热情呢？我们选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意”，不是选权贵，也不是选明星，只有谁的议案、建

议写得好，谁脑子里想的是民众，我们就推选谁做代表。随着互联网用户的逐步增多以及互联网知识的普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完全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具体讲，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一个保密性很强的选举网站，向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征集建议和议案，然后全部公布到该选举网站上让人浏览、讨论、投票，最后那些大家公认的较好的建议和议案的作者就可以作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再进行差额选举。当然在投票网站上要采取身份认证和适当的保密措施，避免一人多投或者违规投票。这样做既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保密性、提高了投票的热情，减少了贿选，真正表达了民意。

二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两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间接选举使得所选代表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下降，多层次的选举使得民意层层过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设区的市、自治州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职权，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根据现实情况，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权。俗话说，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祸国。因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关键点。当前，立法部门的利益长期困绕着立法的质量的提高，立法缺乏“问题”意识，具体立法回避主要矛盾，法律条文回避解决问题的措施等等。要改进立法，提高质量，从根本上是要实行立法民主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提高立法质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实行立法“三审制”等，但这些措施不是标本兼治。提高立法质量，消除立法部门化的治本之策是让真正代表社会各种利益的人进入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没有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博弈，那么就只剩下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因此，在立法组成人员一时难以改革的情况下，就需要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和公开制度。立法听证是实现公众直接参与立法的有效途径。立法公开制度，让电视转播或直播常委会审议法律过程是更简单易行的立法民主化措施。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公众对立法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使其主动向立法机关反映意见、建议；也有利于公民学法、用法，使其更好地遵守法律。同时，公开立法审议表决过程，也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大代表。

二是理顺决定权。有人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监督机关，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职权的误解，必须摒除。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之一，但主要还是决定权，代表民意决定重大事情。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重大事项应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是对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的不尊重，是对人民权利的不尊重，也是对宪法的不尊重。因此，对税收财政预算问题，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城市的拆迁和改造政策，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对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国家大型的建设工程项目，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等等，都应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如果理解为这些事项都由政府决定，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只能监督的话，那就错了，这就改变了其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三是完善监督权。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人员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具有监督权的有些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过程中避重就轻，不讲实效。被人戏称为“审议报告唱赞歌，述职评议表扬多，执法检查走过场，一听二看三通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种监督中，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和督促其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过程中，既要对人代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决议以及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还要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的重大事项、突发性的事件以及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操作，笔者建议可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向同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享有地方性立法权的下级人大及常委会派驻监督组或者监督员，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会期制度

我国人大代表众多，大多数来自工作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由于他们知识水平、素养等参差不齐以及阅历不同等等，难以保证审议议案的质量，加上人大代表发言不规范、缺少辩论机制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首先，虽然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并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发给代表，还应提供必要的资料。”但在文件准备上，除了将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文本、对法律草案的说明以及必要的材料提前一个月发到人大代表手里外，还应将会议即将审议的所有文件资料提前发给人大代表；其次，少一些常委会分组审议法案的方法，多采用全体会议的审议方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小组讨论会审议议案时，代表们发言都较随便，很少准备发言稿，随意性很强，有时还会偏离主题，而全体会议审议的发言都比较慎重，都会认真准备。小组讨论会上各说各的，整个会议缺少相互交流。全体会议审议能在广泛的范围交流，产生火花，形成辩论。小组讨论会不容易集中意见，而为工作机构掌控修改权提供方便。全体会议上发言、辩论意见大家都清楚，可直接反映到法律草案中去，可大大减少工作人员集中意见的随意性。总之，全体会议发言、辩论有利于提高会议的审议能力，提高审议质量；最后，完善发言制度，建立辩论制度。周恩来总理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文中就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辩论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辩论制度也是人大及常委会正确决策的前提条件之一。考虑到人大或者常委会会议议案较多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将所有的议案进行辩论，但对于热点难点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必须进行辩论。

二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会期制度。会期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举行的时间长短，会议日程安排如何，对能否开好会议至关重要。宪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地方组织法等对每年开会的次数和开会的时间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召开一次），对会议持续的时间等都没有作具体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和人民事务的增多，热点难点社会矛盾凸显，立法监督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真正行使权力，就必须让其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决定问题。所以，适当延长会期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认为，县（不设区的市）、乡（镇）人大会期不应少于5天，省级和设区的市的人大会期不应少于10天，全国人大会期不应少于20天为宜。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要议程是审议法律，一个法律草案审议时间过短，加上目前主要采取笼统审议的办法，委

员们缺少对法律草案的了解，致使审议时委员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发表不出什么意见。如果在充足的时间下，对法律草案采取逐条审议和辩论的办法，必将大大有利于提高审议质量。这些必然要适当延长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上这些完善措施都是在现行宪政框架下进行的，对激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力，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完善，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人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第四篇：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探索

胡伟

律师兴则民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设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律师。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文明与民主的象征。律师在维护国家的法制（法治）、保障当事人利益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和突出的作用。因而，在两大法系的几个主要国家中都有着较为健全和合理的律师职业制度。我国的律师制度起步较晚，在制度设计和现实运作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律师而言，普遍存在以下几项主要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问题

(2)律师阅卷权问题；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的问题等等。

通过对我国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以及作用是很大的，辩护律师对现代刑事诉讼有很大的重要性；根据未来诉讼格局的新变化提出了以下这几点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对策：

(1)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2)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3)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及其内容等。犹太教的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忍受我们所不能够改变的事物，同时要有足够的智慧区分前二者。中国律师，是一个需要足够勇气与激情的行业，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与智慧的事业。律师职业是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尊严与价值的事业，也是一项充满挑战、风险甚至血泪的艰难事业。让我们坚信中国律师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由律师法的修订实施带来刑事诉讼格局的新变化，为刑事诉讼各主体实现既要惩治犯罪，也要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合法调取证据，保守国家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司法腐败，维护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这些都是相关法律职业者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正是由于不同诉讼主体之间的理性搏弈和制约，才能推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对任何诉讼机制而言，公正性都带有根本性。现代刑事诉讼的公正性理念主要体现在控辩平等对抗、控审分离、法官中立等诉讼原则之中，我国在此基础上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不但非常不利于“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刑事诉讼构造，而且制约着法官的独立和中立审判。17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司法难以公正，而受害的却不仅仅是被告人，更包括我们整个法治体系的完整。因此，建议取消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甚至可以“推行公诉人当事人化”。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很重要的辩护方法，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的辩护方法。19然而在我国却很少有辩护律师运用程序性辩护方法，原因是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本得不到法庭的认可和采纳。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以人们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但是侦查机关违法侦查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通过这种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却总能得到法庭的最终认可，并据此作出判决。这不但完全背离了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更有违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单一的实体性辩护方式则有使刑事辩护的广泛存在受到怀疑的危险。刑事辩护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实现实体真实发现的要求，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建议我国法律明确“程序性辩护”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义。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2)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面、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3)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察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重证据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第五篇：对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思考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 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所谓申诉，是指当事人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和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请求。这种请求，与起诉和上诉必然引起诉讼程序不同，它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只是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是司法机关发现错判案件的一条重要渠道。再审与否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规定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任意开启再审程序，既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驳回申请。”这里仅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进行审查并对审查后所作的两种处理结果，但对审查应遵循那些具体程序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暗箱操作，缺乏约束，侵犯了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少透明度。可见这种简单化、笼统化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对申诉的管辖作了补充规定，但对法院处理时限未作规定，且由于其法律效力不高、适用范围有限，申诉问题上基本“无法可依”的立法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没有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二）、启动主体的多元化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由此可知，在我国，法院是除检察院之外启动再审的主要力量。赋予法院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国家很少。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将法院列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有违诉讼的本质特征，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院居于其中、踞于其上，以一种消极中立的态度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裁判。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应成为现代的文明诉讼应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历史证明，违背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原则的诉讼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而因缺乏公正的最基本要素而违背了司法公正这一理念。再审程序也是审判程序，是通过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这种方式来纠正原生效裁判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从而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目的。而法院主动开启再审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当事人对诉的处分权，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先入为主与主观预断的存在可能使法院的再审裁判缺乏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

其二，法院应当遵循法院判决的即判力，维护其稳定性。判决一经作出，既标志着实体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程序审理的结束。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是国家意志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改变。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和不受判决约束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都应当尊重和树立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作为裁判的制作者，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虽然否定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可能会导致某个个案的错误不能及时得以纠正，但那只是暂时的，检察机关的抗诉和当事人的申诉以及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都可使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机会。而作为法院应从提高法官素质上下工夫，使案件办成铁案，提高裁判的公信力为目标。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其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丧失将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标。

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只要抗诉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不准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即此种抗诉一经提出即发生启动再审程序的必要，同时民事判决执行程序必须中止。此规定反映出的问题是：

其一、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不管抗诉机关抗的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提出，法院必须再审。按现行法的规定，此种抗诉权实质上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中止民事判决效力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力，即该种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任，很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即造成了审判的重复性和不严肃性，既浪费了审判资源，又影响了即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民事抗诉是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出，那么就意味着能对再审的裁判提出抗诉，理论上也没有限定抗诉的次数和时间，这意味着抗诉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终必然导致各级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毫无效力可言，终审不成为终审，在这一点上动摇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实行三审终审制，其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诸多弊端。同时新的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对再审案件举证问题也未做明确规定，再审案件往往在时间上跨度较长，对证据的收集、举证、认证上都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当事人举证等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本身不可能当然地绝对一致，使再审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而一味追求通过抗诉达到再审来解决问题，最终将导致纠纷更加复杂，当事人更加迷惑，事实更加查不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法院也顿失其所在。同时有些案件，由于再

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已令当事人疲于“奔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影响了法院裁判的权威。

其二、从民事抗诉提起的主体而言，检察机关主动提出抗诉，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由于抗诉权的存在，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只要提出抗诉，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止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再一次启动再审诉讼程序。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抗诉案件审理时出庭的检察人员，除当庭宣读抗诉书以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抗诉前期，还主动行使公权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笔录，并在再审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证据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充分发挥起监督职能。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基于以上的事实笔者认为检察院参加诉讼违背了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理，使得当事人实际无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使双方当事人产生不对等。另外，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会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如上所述检察院对维持原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在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提出抗诉。这一批复实际限制了检察院的抗诉次数，对一个案件最多抗诉三次，即最终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最高法院通过批复形式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次数，从更深层次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检察院监督权的冲突。审判实践中，抗诉再审案件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无所适从，为避重就轻，其判决结果也往往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在案件责任的问题上，由个人负责到集体负责，又回到了法不责众的老路上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抗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诉讼程序无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从法理上也解释不通，因而在庭审中抗诉机关应坐在那个位子？庭审中有那些诉讼权利义务？扮演何种角色？无诉讼程序可循，以致造成了些混乱。毕竟抗诉机关是非案件当事人，属于“局外人”。

（三）、缺少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范，启动再审程序具有盲目性。现行民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的 抗诉程序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实践中无法操作。民诉法第六章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据来源时，只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未赋予其他机关包括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力，这意味着抗诉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无权调查证据，或其调查的证据法院不应采用，这一点也说明了抗诉机关不能主动行使公权力即国家检察权为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同时也意味抗诉的提起不用提供证据，这样更增加了抗诉机关抗诉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不仅使当事人疲于奔命，也让法官陷于无尽的緾诉中而不能自拔，而再审的结果往往却是因证据不足而“维持原判”，浪费了大量法院资源。

三、改革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构想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认识：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和平等对抗原则，充分认识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纠正错误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那种认为抗诉制度应废除的观点在认识上是十分片面的，是错误的，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旨的。

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重审或再审的有关规定，限定法院自行再审的范围及基于当事人申请或申诉引发的再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再审程序加以规范。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即这种再审，一般都是基于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才启动的。对原判是否“确有错误” 的判断上要继续制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只有这样抗诉再审才有实际意义。从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看，对抗诉的规范性问题已有所重视。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申诉权人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内设专门法庭以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定的方式解决该申诉能否引起再审程序的问题，从而使申诉问题的处理程序化、透明化。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案件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并允许律师代理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民事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无约束，致使众多的抗诉再审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上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规范和细化，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维护当事人真正权益，强化国家法律权威。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5）、抗诉的提起在时间和次数上加以限制等。

综上所述，在整个的国家法律体系中，民事再审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大量的民事案件进行最后补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在当今的司法改革中，该项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完善，才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