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的若干思考

第一篇：解析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的若干思考

王静

提要：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必须遵从民事诉讼法及管辖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借鉴国外民事诉讼立法的优秀成果，从其附带之诉的本质出发，摒弃现有的行政化的处理模式，将其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实现管辖权异议解决的司法化。

民事诉讼管辖是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通过具体的管辖规则获得案件的管辖权，是具体审判权的落实;对当事人而言其意味更为深长，其涉及的不仅仅是在哪里的法院进行诉讼的问题，更涉及到不同程序法和实体法的适用，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及程度。正因为此，当某个法院决定受理某个案件时，赋予当事人向受诉法院提出不服其管辖的意见或主张即管辖异议权来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管辖权异议之诉，是一种抗辩管辖权的诉讼，是一种与本诉相连的附带诉讼，它存在于本诉中，但不能独立存在，它先于本诉而得到解决，即在本诉审理中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本诉即从实体审理转入抗辩管辖权的程序审理。程序审理结束后，再开始本诉的实体审理，这可能是在原受诉法院也可能是在受移送的其他法院。

各国民事诉讼法都有管辖异议制度的法律规定。我国关于管辖异议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3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36、66条以及最高法院的一些批复复函之中。相对而言，法律规定比较简单、分散，管辖权异议行政化解决的色彩浓厚，当事人的诉权缺乏程序制度保障。因而在实践运作中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在管辖权争议的解决过程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缺失及当事人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这一程序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用诉

讼的方法救济权利是保障的最公正、最权威的形式，因此应运用民事诉讼程序方式解决管辖异议，把管辖异议作为一种与本诉相连的附带诉讼纳入司法化的解决模式。欲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从宏观理念的树立及微观制度的完善二方面着手。

宏观方面，实现民事管辖权争议解决方式的司法化，就是以附带诉讼模式取代行政化模式，使那些决定司法化程序的基本原则贯穿管辖权争议解决的规范之中，这些原则主要包括公平、参与和及时的原则。公平意味着解决管辖权争议的程序在运作中能够达到在程序上平等对待当事人，对当事人实现机会均等的效果;参与，法院在作出管辖权争议的裁定之前，要在法庭上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让他们拥有发言权;及时原则则要求管辖权争议的解决程序在适用中既不草率，也不拖拉，在期限上不得妨碍本诉的审理，即解决管辖权争议的程序和其他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同样的属性，程序应当提供及时的判决。

在微观方面，则要从既存的弊端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一、赋予当事人在管辖权冲突解决过程中的程序选择权

为发挥当事人参预程序的主动性和积极意义，变法院主导为当事人主导，应赋予当事人在管辖权冲突解决过程中的程序选择权。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管辖异议成立的，受诉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笔者认为这种不考虑当事人意愿迳行裁定移送的法律规定是不妥当的。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究竟向哪个法院起诉，选择权在于原告，同样，在管辖异议成立需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时，也应尊重原告的意见，赋予其程序选择权，依其申请或得其同意后再移送指定法院。这方面德国的民事诉立法值得借鉴，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1条规定，州法院因管辖错误而移送管辖时，如受移送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有数个时，则移送于原告所选定的法院。

另外，我国的司法解释虽然确立了解决管辖权冲突的两个规则，一、占先原则，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二、自动移送原则，后立案的法院得知有关法院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一定期限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①。但是可以看出法院在

此程序问题的解决中起主导作用，而当事人的作用和地位可有可无，不利于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为此，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以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作出的选择结果作为决定管辖权的因素。

二、提起管辖权异议程序主体范围之拓宽

从平等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出发，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主体应作扩大性解释。对于被告可以提出管辖异议，并无疑义，对于原告是否可以成为管辖异议主体，学术界实务界的意见也渐为统一，在原告起诉有误;原告不服法院的移送管辖;共同原告参诉时原告也可以提出管辖异议。

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异议主体，意见分歧比较大。根据最高法院《民诉法意见》第66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没有提管辖异议的权利。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适的。从法理上讲，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诉后，可能形成二个诉，一是本诉，二是参加之诉。当被告败诉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时，参加之诉就会发生，此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相当于被告，因此应当允许其提出管辖异议。另外，这样也有利于防范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审判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受利益驱动，通过追加与被告存在法律关系的外地当事人参加诉讼，并判决该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规避管辖规则，扩张自己的管辖权。赋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管辖异议权无疑是遏制这种现象的有有效措施。更为有对力的对策是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把受诉人民法院对被告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间的参加之诉有管辖权作为判决该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三、听证程序之提供

管辖问题是程序法上的事实，须由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涉及管辖权异议的证据，法院亦须经质证、认证。因此应通过听审使当事人在法官面前有一个开示证据、陈述已方见解和反驳对方意见的机会和场所。如《美国联邦诉讼规则》第12条第三款规定“对管辖异议的申请对所有当事人都应当提供合理的机会”，第四款规定“(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听证并作出决定。”但须注意的是被告出庭是仅就管辖问题进行争执，其出庭并不自动表明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此即美国法上的“特别出庭”。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仅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进行审查，并没有为当事人开示证据陈明见解提供一种法律制度安排和保障，也没有可以适用实体审理程序的法律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是被告在提出管辖异议后，法院并不专门组织当事人开庭对管辖异议问题进行审理，有的甚至并不将提出管辖异议的事实告知原告，就迳行下裁定，将案件移送或驳回管辖异议，这样做的弊端是未公平听取各方意见，使法院的裁定不是在一个当事人可以理解和认可的基础上的决定。为此，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通过当事人参加的旨在解决管辖权争议的庭审来达到确定落实管辖权的目的。

四、中止诉讼规则之引入

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映到诉讼领域，争管辖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法院在发生管辖权冲突时，抢先开庭抢先判决，造成既定事实，人为使纠纷解决复杂化，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此，借鉴各国民事诉讼法通例，引入中止诉讼规则是十分必要的。中止诉讼规则是指管辖异议期间法院及任何人不得实施旨在促进诉讼的措施或行为。任何法院在管辖权异议得以合法解决之前不得率先判决，当事人也不得实施任何使诉讼进一步发生的行为。如《法国民诉法》第81条规定：“如法院宣告其有管辖权，至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届满，诉讼中止;以及在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至上诉法院作出裁判，诉讼中止。”为此，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在发生管辖冲突时，应确立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冻结诉讼。对于抢先作出判决的，上级法院应当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五、级别管辖异议规定之检讨

近年来，级别管辖有增多的趋势，一方面，当事人往往要求得到高级别法院的审理，而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法院又有降低审级的偏好，以求案件在本地得到解决。而相关的民事诉讼立法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又成为加剧违法受理案件的制度性因素。例如《民事诉讼法》第39条关于管辖权下放型转移的法律规定②，由于法律未明确上级法院把本院管辖的一审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的条件，一些基层法院往往先受理超级别管辖权限的案件，然后再利用它向中级法院要管辖权，中级法院往往出于地方

利益的考虑或为减轻工作负担，同意管辖权下放。综观国外民事诉讼立法，并未有上级法院可以将其管辖的一审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的规定。下放型管辖权转移损害了当事人接受高级法院审判的权利，并为规避级别管辖留下了可乘之机，应该予以摒弃。

关于当事人能否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根据学理及最高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③，应该是允许的，但该函对级别管辖冲突的解决方式和程序的规定是不妥当的，如规定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处理时并不作裁定。这里出现问题，法院如果不作裁定，当事人就不能通过对裁定上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只能通过向上级法院反映情况这种行政渠道来提异议，而上级法院也不能通过上诉审以终审裁定的形式来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只能通过决定这种行政处理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典型的管辖权异议行政化的解决方式，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必须予以摒弃。

六、对管辖异议权之限制

赋予当事人以管辖异议权，并实现异议解决的司法化，固然与正当程序的机理相符合，但其也会产生一些弊端，当事人可能会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滥用管辖异议权来拖延诉讼，损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审判实践中，被告经常是动辄提管辖异议，甚至根本不对原告的诉请进行答辩，而法律程序却不得不继续,一审、上诉、二审，中间再经历送达、案卷的流转,造成严重的诉讼迟延。诉讼迟延可能会使判决的精确性受到削弱，增加判决失误的危险程度;可能损害判决的执行性，使司法救济目标落空。另外，办案时间的拖延也往往给当事人拉关系说情提供了方便。管辖异议，必须是基于对事实和管辖规则的不同认定和理解，而不能以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和毫无根据的理由来提管辖异议。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并导致诉讼迟延，必须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他们的做法有以下几种：首先，交纳诉讼费，如《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书记室对提出的管辖异议要收取费用，只有在提出异议的人存交该项费用以且其递交的异议始予接收”。其次，罚款，在审理针对管辖异议上诉案时，如果当事人的上诉无理由，而原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的，上诉法院将对提起管辖抗辩的当事人予以罚款。

最后赔偿损失，如果一方当事人对法院无管辖权的抗辩有过失，并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上诉法院可以发出命令，要求其向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

第二篇：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

摘要：我国实行的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是两审终审制，这是建国初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的，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出现了许多弊端，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改革，进而制定适合我国现状的民事诉讼制度。

关键词：两审终审一审终审三审终审

多年来，我国诉讼终审制度一直实行两审终审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审终审制出现不少的弊端，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这不仅降低了结案效率，而且影响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我们认为,司法公正的实现很大程度源于审级制度的保证。要想从制度上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终局裁判出现差错的必然性,完善和发展符合审判规律的诉讼制度,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现行的两审终审制应进行改革。纵观我国当前的两审终审制,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民事诉讼对当事人上诉的条件相当宽松，导致了诉讼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在我国，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不论案情是否复杂，也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目的上诉，都可以因一方当事人递交上诉状而引起二审程序，由上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即使是诉讼标的额小、案情简单的案件，只要当事人上诉，就可以进入二审程序，这使得一个很简单的案件甚至是极简单的案件，亦或是几角钱的案件也不能及时审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当事人出于侥幸心理或故意拖延时间等非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2）案件请示制度使上下级法院联系紧密，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案件请示制度也称为内请制度，是指下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或程序的处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1]由于法院体制设置上的行政化，再加上案件请示制度使第一、二审法院的关系更加职权化，导致了二审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前容易向一审法院倾斜，审理时会出现先入为主的现象，所以二审通常以维护原判决结果来结束诉讼，这严重地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次，上级法院在对实体及程序问题裁决时，势必会干扰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使设立的两审终审形同虚设，蜕变成为了“一审终审”。

（3）终审法院的级别过低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危及法律权威。根据级别管辖制度，绝大多数的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一审，中级法院成为主要的终审法院，高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进行二审的案件数量有限。终审法院的级别较低，受中级法院审判人员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同的限制，其管辖范围又较小，难免各级法院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有出入，不利于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2]同时，由于审判级别过低，与地方利益存在较多牵连，因而难以有效抵制司法运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

（4）再审程序无限扩张，审判监督程序的频繁启动，导致“终审不终”，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审级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起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两审终审制的补充，在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多样、启动条件过于简单等种种不足，审判监督程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而且，再审制度也严重削弱了终审判决和裁定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对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司法稳定性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使人民群众对法院判决和裁定的法律效力产生怀疑。

由此可见,我国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无论从其内在结构和制度特征,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情况来看,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因此进行适度的改革是必要的。具体有以下几条建议：

（1）建立上诉许可制度来实现一审案件的分流，对部分民事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某些经过一审法院审理并获得裁判的案件，只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制上诉的范围之列就不得提起上诉，裁判一经作出即产生效力。其基本法理在于：对于小额诉讼，当事人和国家都不愿支付与诉讼收益不相称的诉讼成本，繁复的程序虽然以确保公正为目的，却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本意；同时从司法资源配置来看，个案诉讼占用过多的司法资源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4] 我国如果考虑划定上诉最低争议标的价额，也应当像德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那样，将排除小额案件获得上诉救济的金钱价值标准降低到足以保证司法效率的最小

限额之内。[5] 除此之外，还应考虑严格限制上诉审理中新证据的使用。在美国，上诉法院不会考虑新的证据，当事人在上诉中不得提出新的证据，不得传召证人作证。上诉法院通常遵循一审法院作出的事实认定。

[6]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2条第2款规定：“对法院的事实认定，无论基于口头或书面证据，除非有明显错误，都不应被撤销。应当重视给予初审法院判定证人可信度的机会。”[7]

（2）设立三审终审制，制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实行三审终审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都可以经过三级法院的审理才产生既判力，也不是当事人能以任何理由都可以上诉到第三审法院。除了将第三审审理的范围限于法律审外，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滥用第三审程序，现代各国均对提起第三审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8] 这些限制总的说来包括上诉金额的限制与上诉理由的限制两个方面。关于上诉金额的限制，以德国民事上告制度为代表，要求上诉人提起第三审的案件价额须超过一定的金额标准始得为之。关于上诉理由之限制，具体而言，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德国民诉法的规定，对许可当事人提起第三审上诉的理由作如下规定：（1）案件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如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集团诉讼的案件、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等。（2）第二审判决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决。[9]（3）第二审判决涉及法的续造，需要第三审法院作出判决。

（3）实行飞跃上诉制度。未来改造我国的民事上诉制度时，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对第一审的事实认定没有争议，只是对法律的适用存在异议的情况下，达成不经过第二审程序而直接向第三审法院上诉的书面协议，当事人直接进行三审上诉，由第三审法院进行审查，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66条之1规定：“对于州法院所为的第一审终局判决，可以依照本条规定，越过控诉审，直接提起上告。越过控诉审，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表明同意的书面陈述，应附于上告状中；这种陈述也可以由第一审的诉讼代理人为之……提起上告和表明同意，视为舍弃控诉审的上诉。”

（4）改革再审程序。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对再审作如下的必要限制：第一，对一审判决，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的，一审判决生效后，不得申请再审。第二，再审后发现新证据的，不得申请再审。第三，已经经过再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第四，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第五，对无纠正可能的判决、裁定不得申请再审。第六，无纠正必要的不予再审。[10] 取消法院自行再审制度，限制检察机关抗诉范围

总之，审级制度是为保证法院裁判公正服务的，随着我国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对审级制度加以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调整需要立法上的变更。我们相信，对我国现行审级制度进行认真的法律思考，并适当地加以调整，必将对提高审判质量，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发挥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5.[2] 张璇.对建立多元化民事审级制度的理性思考[J].学术交流，2004，(4).[3]刘作翔.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J].法学研究，2003，(1).[4]参见傅郁林：《知识经济与程序法》，载刘剑文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参见齐树洁、黄斌：《德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6]参见汤维建主编：《美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页。

[7]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Rule52（a）：Findings of fact，whether based on oral ordocumentary evidence，shall not be set asid eunless clearly erroneous，and due regards shall be given to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rial court tojudg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 ewitnesses.[8]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编：《限制上诉第三审范围之研究》，台北1996年版，第115至208页。

[9]《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指出：“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在全面推行判例制度尚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似可通过把“二审判决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决”作为当事人对提起第三审具有上诉利益的一个理由，从而进行该制度的局部尝试。

[10]参见景汉朝、卢子娟：《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重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第三篇：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的。该法虽经历了四次修正，但其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始终没有变更。这再次表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三权分立制等制度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正确的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组成统一协调的国家政权机关体系，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得到充分体现，且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赞同，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对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些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加以阐述，以便有所裨益。

一、完善选举程序，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有所调整，诉求呈现多元化，需对选举制度进行完善：

一是完善选举程序。其一，参选候选人要以自荐为前提。人大代表是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的是民意，如果其没有自觉自愿为民服务的热情，就不可能更好地表达民意。因此，选举的第一环节必须是要人大代表候选人自荐报名为前提；其二，实行以居住地为选民登记地。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这些人不能参与当地的选举与被选举，使得政治权利实质上成了当地人的专利，而外出人员的政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三，取消以协商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在提出初步候选人后，如果超过法定差额人数，可采用协商方法确定正式候选人。协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被人暗箱操作，一般由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被“协商”下去。因此，应以公开、公正的预选票决制，按多数票决确定候选人；其四，实行公开、平等的竞选方式。从目前的人大代表选举情况来看，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缺乏活力，选民对选举兴趣不高，有时需要党委、人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才去选举投票。因此，投票带有盲目性，容易产生贿选，选出的代表也不一定是优秀者，难以代表民意，这与缺少选举竞争机制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候选人自我介绍，相互竞争，以充分展示个人的能力。竞选可以让代表民意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一点已经被实践证明。那么如何搞活选举，激发选民热情呢？我们选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意”，不是选权贵，也不是选明星，只有谁的议案、建

议写得好，谁脑子里想的是民众，我们就推选谁做代表。随着互联网用户的逐步增多以及互联网知识的普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完全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工具。具体讲，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设立一个保密性很强的选举网站，向所有符合条件的选民征集建议和议案，然后全部公布到该选举网站上让人浏览、讨论、投票，最后那些大家公认的较好的建议和议案的作者就可以作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再进行差额选举。当然在投票网站上要采取身份认证和适当的保密措施，避免一人多投或者违规投票。这样做既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保密性、提高了投票的热情，减少了贿选，真正表达了民意。

二是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两种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间接选举使得所选代表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下降，多层次的选举使得民意层层过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将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设区的市、自治州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职权，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根据现实情况，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权。俗话说，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祸国。因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关键点。当前，立法部门的利益长期困绕着立法的质量的提高，立法缺乏“问题”意识，具体立法回避主要矛盾，法律条文回避解决问题的措施等等。要改进立法，提高质量，从根本上是要实行立法民主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提高立法质量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实行立法“三审制”等，但这些措施不是标本兼治。提高立法质量，消除立法部门化的治本之策是让真正代表社会各种利益的人进入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没有代表各方面利益的博弈，那么就只剩下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因此，在立法组成人员一时难以改革的情况下，就需要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和公开制度。立法听证是实现公众直接参与立法的有效途径。立法公开制度，让电视转播或直播常委会审议法律过程是更简单易行的立法民主化措施。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公众对立法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使其主动向立法机关反映意见、建议；也有利于公民学法、用法，使其更好地遵守法律。同时，公开立法审议表决过程，也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监督人大代表。

二是理顺决定权。有人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监督机关，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职权的误解，必须摒除。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之一，但主要还是决定权，代表民意决定重大事情。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重大事项应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是对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的不尊重，是对人民权利的不尊重，也是对宪法的不尊重。因此，对税收财政预算问题，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城市的拆迁和改造政策，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对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国家大型的建设工程项目，涉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等等，都应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决定。如果理解为这些事项都由政府决定，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只能监督的话，那就错了，这就改变了其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

三是完善监督权。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屡见不鲜；一些国家人员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具有监督权的有些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过程中避重就轻，不讲实效。被人戏称为“审议报告唱赞歌，述职评议表扬多，执法检查走过场，一听二看三通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种监督中，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支持和督促其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过程中，既要对人代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决议以及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还要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的重大事项、突发性的事件以及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操作，笔者建议可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向同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享有地方性立法权的下级人大及常委会派驻监督组或者监督员，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会期制度

我国人大代表众多，大多数来自工作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由于他们知识水平、素养等参差不齐以及阅历不同等等，难以保证审议议案的质量，加上人大代表发言不规范、缺少辩论机制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议事规则。首先，虽然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举行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并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发给代表，还应提供必要的资料。”但在文件准备上，除了将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文本、对法律草案的说明以及必要的材料提前一个月发到人大代表手里外，还应将会议即将审议的所有文件资料提前发给人大代表；其次，少一些常委会分组审议法案的方法，多采用全体会议的审议方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小组讨论会审议议案时，代表们发言都较随便，很少准备发言稿，随意性很强，有时还会偏离主题，而全体会议审议的发言都比较慎重，都会认真准备。小组讨论会上各说各的，整个会议缺少相互交流。全体会议审议能在广泛的范围交流，产生火花，形成辩论。小组讨论会不容易集中意见，而为工作机构掌控修改权提供方便。全体会议上发言、辩论意见大家都清楚，可直接反映到法律草案中去，可大大减少工作人员集中意见的随意性。总之，全体会议发言、辩论有利于提高会议的审议能力，提高审议质量；最后，完善发言制度，建立辩论制度。周恩来总理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文中就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辩论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辩论制度也是人大及常委会正确决策的前提条件之一。考虑到人大或者常委会会议议案较多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将所有的议案进行辩论，但对于热点难点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必须进行辩论。

二是完善人大及常委会的会期制度。会期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举行的时间长短，会议日程安排如何，对能否开好会议至关重要。宪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地方组织法等对每年开会的次数和开会的时间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召开一次），对会议持续的时间等都没有作具体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和人民事务的增多，热点难点社会矛盾凸显，立法监督等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真正行使权力，就必须让其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决定问题。所以，适当延长会期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笔者认为，县（不设区的市）、乡（镇）人大会期不应少于5天，省级和设区的市的人大会期不应少于10天，全国人大会期不应少于20天为宜。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要议程是审议法律，一个法律草案审议时间过短，加上目前主要采取笼统审议的办法，委

员们缺少对法律草案的了解，致使审议时委员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发表不出什么意见。如果在充足的时间下，对法律草案采取逐条审议和辩论的办法，必将大大有利于提高审议质量。这些必然要适当延长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上这些完善措施都是在现行宪政框架下进行的，对激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力，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完善，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人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第四篇：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思考

李维安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我国监事会监督乏力的现象比较普遍。本文简要阐述了我国公司监事会职能的现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监事会；缺陷；完善

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和监督力度是健全法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公司监事会远没有发挥其本应有的职能，与立法设计所期望的作用相去甚远，出现了严重的虚化现象。

一、我国监事会制度现状

监事是指由股东大会（或公司职工）选举产生的，监督业务执行情况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的有行为能力者，监事是监事会的成员。从各国公司立法看，尽管对监事会这一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称谓不同，有的称为监察人，有的称为监事会，有的称为监查役，有的称为审计员，有的称为会计监察人，但在本质功能上并无多大差别。【1】

我国公司监事制度始于1992年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专章规定了监事会制度，使我国监事会制度得以最终确立。总体上，我国《公司法》所设计的监事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了大陆法的监事会模式，在监事会的结构上，参照了德国式的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模式；在监事会的职能定位上，更接近于日本、意大利的监事会模式，即主要担任监督者的角色。在监事会的职权赋予上，虽从形式上看与日本、意大利相差不大，但在实施保障上却几近于无，这导致了我国监事会职权事实上的空泛化与形式化，也为我国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上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2】虽然监事的权力得到了公司立法的确认，然而在实践中远未产生相应的功效。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从众多的上市公司违规案例可以发现，监事会的“喉咙”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公司治理问题的屡屡发生，其根源就在于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监事会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监事会监督乏力的现象较为普遍，监督效率和监督效果不太高，公司监事会的功能事实上难以发挥出来。

二、我国《公司法》中监事会制度的缺陷

1、立法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享有对公司财务的检查权；对董事、高管人员的履职监督权和罢免建议权等等。从立法表象上看，公司法对监事制度的设计应当说考虑的是比较充分，但仍存在明显的立法不足，缺乏可操作性。如公司法虽然赋予了监事会对董事、高管人员的涉诉权，但这些权利又不是独立的权利，而是要满足繁琐的前置条件后才能行使，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如果没有股东的“书面请求”，监事能否自主行使诉权？法律没有规定。再如，法律规定当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有权要求董事、经理予以纠正，但“纠正”并非法律术语，不具有法律强制力，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当董事经理仰仗权势不予纠正，监事会可采取何种方式救济，这样一来，“纠正”的效果可想而知。这些笼统的规定往往造成 1 了监事会的监督权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监事权往往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2、监事会独立性不强、权威不足 监事会能否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立性。但我国监事会独立性不强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监事会成员的身份不独立。中国监事会中监事一般为兼职, 不少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担任,其余监事也往往是公司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兼职, 既是公司职员，又是监事，也就是说监事既是监督管理人员的监督者，又是受管理人员支配的被管理者。这种双重地位显然会直接影响监督职能的独立发挥，进而影响监督的实效。其次，我国公司监事产生，除了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之外，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事实上，法律虽然规定由股东大会和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但实质上监事的提名和最终选举全操纵于董事会与经理层手中，股东大会只是例行公事。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人选全操于大股东手中，由大股东来安排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事的独立性无从谈起。第三，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大多数是政工干部，由于不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不熟悉有关法律知识和审计业务，心有余力不足，造成想监督也监督不了或监督不好的尴尬局面。第四，《公司法》没有明确赋予监事以个人名义开展监督工作的权利，而是采取集体行使职权的工作方式，这使得监事的监督受到局限。

另外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实践中，公司的经营信息掌握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手中，监事会所得到信息是经营管理层实际上已经筛选后的信息，监事会无法真正地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甚至得到的信息是虚假的或被篡改过的。这样不利于监事发挥监督作用，从而导致监督形式化和表面化。

3、监事会职权偏小

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享有诸如对公司财务的检查权、对董事、高管人员的履职监督权和罢免建议权等职权，但面对强大的董事和经理, 但却存在着力度不足、缺乏必要实施手段的严重缺陷。目前我国《公司法》强调的是对公司业务管理的监督权，一些重大监督权却严重“缺位”，如提名任免董事权，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权，决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权等。

4、监事会激励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经理的薪酬水平一般明显高于监事，监事并不领取较高的报酬，特别是目前许多公司开始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况下，股权激励计划也并不针对监事。这显然不利于监事会监督职能的积极行使。而且监事要履行监督职能所需的费用有时也没有一定的保障，且其报酬和行权费用均牢牢控制在经理层手中，在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实施有效监督的。

5、在激励机制欠缺的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责任规范

我国《公司法》对监事责任机制规定过于笼统，使监事缺乏积极性与责任心。对于监事义务的规定，《公司法》在第148条笼统地规定：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认为监事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监事有没有注意义务，有没有竞业禁止的义务呢，很遗憾，《公司法》并没有详细规定。

三、我国《公司法》中监事会制度的立法完善

1、维护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扩大其职权 独立性是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灵魂。为了更好的保证监事会这一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 应积极维护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扩大其职权。一是建立独立监事制度。独立监事，又称外部监事，是指由来自公司外部、与公司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担任的，能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监事。在实践中，可参照独立董事那样从公司的外部引进与公司没有重要关系的监事，这些监事需是专业人士，如经济，会计，法律方面的专家，与公司没有像股东和职工那 2 样的利益关系在里面，其薪金由规定公司专门成立的特别基金来支付，一旦聘用，除了未尽心尽责外，任何人都不得解除其职务。有关公司的重大事项在监事多数通过时，还必须有独立监事的同意签署才能通过。其次，要在立法上增加监事会的权限，而不仅仅局限于财务检查和公司运营是否违法的审查上。积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监事会制度,适当扩充和完善我国监事会的监督权应当会起到积极效果。（1）赋予监事会提名与薪酬参与决定权。世界各国的公司实践表明，监事会完全不参与公司的提名与薪酬的决定，是监督无力的重要原因。（2）人事弹劾建议权。对不称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通过监事会向董事会提出弹劾。（3）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立法，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监事会可根据一定事实如董事在严重失职，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免去董事的职务，使董事不能仗势对监事的“纠正”不理不睬。

此外，为了使监事会的职权得到更好的发挥，可将公司内部审计的功能整合并入监事会，作为监事会的直属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凭借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全面了解以及经常性、及时性、群众性等优势，能够有效地发挥基层监督作用，将其隶属于监事会，有利于监事会的直接监督和日常管理监督，有利于内部审计评价、鉴证和服务于内部管理职能的发挥，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监督成本和提高公司监督效率。

2、完善监事资格认定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监事的任职资格主要规定了消极资格，如第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第147条规定了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等，却没有对积极资格提出要求，以至出现众多不懂会计报表为何物的党委书记监事、工会主席监事、临退休行政官员监事等。为保证监事能胜任主要内容为财务监督和经营管理人员行为合法性监督的监事会工作，应当明确公司监事任职的积极资格，提高监事的任职条件。对监事人选要有基本素质、从事资格的要求，例如要取得会计师、审计师、律师资格或有关专业的学历要求等。以保证监事具备相应的职务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经验，有能力完成监督工作、履行监督职责。同时，也要建立对现任监事进行定期考核的制度，淘汰那些不合格、无能力胜任监事工作的监事，也使在任的监事有了压力，自觉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

3、完善职工监事行使监督权的保障机制

在监事的选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除了由股东代表担任外，还必须由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担任。出发点是好的，也紧跟了世界公司立法让员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潮流，但问题就在于过于笼统，不具体，执行起来有困难，达不到立法者当初所设想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法上对此予以具体的规定，如对选任的方式和程序以及撤消的条件、程序等，让其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使公司职工能切实深入到公司管理中来，有效的履行监督职能。

此外，要想真正发挥职工监事的监督作用，就必须消除处于董事、经理从属地位的不利因素，当然要改变这种从属地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消除董事、经理对职工监事的不利局面，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1）职工监事在任职期间，非经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的职工民主机构（工会或职工代表）同意，不得被开除、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不得变换；（2）职工监事离任后三年内非经职工民主机构同意，不得被解聘或改变工作岗位；（3）非经职工民主机构同意，职工监事在任职期内和离任后三年内，不得晋升职务、不受额外的加薪。第1、2条规定旨在防止董事和经理的报复行为，消除职工监事行使监督权的后顾之忧；第3条规定意在防止董事和经理的拉拢、腐蚀行为，避免职工监事因被腐蚀而放弃监督职责。这样，职工监事既不会因惧怕董事经理而不敢行使监督权，也不会因企图从董事经理处获得额外好处而放弃行使监督权；相反，其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如果不积极行使监督权、维护职工利益，就得不到职工的满意，因而也得不到来自职工民主机构的保护，并有被解除监事职务的危险。这样，从职工监事的自身利益来分析，积极行使监督权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3】

4、健全监事会激励机制

良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监事会监督的动力和积极性，新《公司法》仍然欠缺对监事的报酬及相关激励机制的规定。应该建立监事会监督考核指标体系，提高监事的报酬，甚至给予一定的股票期权激励，对履行监督职能而必须的费用，公司必须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避免受制于经理层。但必须注意的是，监事的激励不能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作为唯一标准，否则，可能导致其行为扭曲，甚至和董事合谋，使公司行为短期化，偏离其功能目标。

改革监事的薪酬机制，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监事的薪酬方案应由独立董事为主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提出，并经股东大会最后决议通过。惟有这样，才可能改变以往监事由“被监督者”定薪酬、向“被监督者”拿工资、底气不足的境地，只有保证监事在财产利益上独立于“被监督者”的董事与经理，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人格”上的依附关系，而人格的独立正是正常行使监督权力的前提之一。

5、构建完善的监事责任制度

由于我国监事的职权十分有限，与此相对应，我国公司立法上的监事责任制度体系也十分不完善。从我国的公司实践情况看，监事违反法定职责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怠于行使职权，即不作为。而在已被揭露的不少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治理腐败行为和财务欺诈行为的案件中，我们听不到监事的声音，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在这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强化监事的个人职责及过错责任制度，使其履行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监事会权利的增加必然带来其义务和责任的增加。我国《公司法》只对监事违反其义务、滥用职权、侵占公司财产等规定了法律责任，而对监事不履行监督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消极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规定，同时对监事的法律约束的规定也不够充分。因此，应当强化监事的个人职责，监事不得违反其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如果监事明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而不及时检举，应当将其免职。若怠于监督而致使公司受到较大损失的，应当追究监事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错误决策监事应知而未及时劝阻或提出反对意见，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应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等等。

6、建立监事的自律组织

除了通过法律作出基本的制度安排外，设立自律的监事协会对于加强监事的培训和自律，从而发挥监事监督机制能起到促进作用。通过设立监事协会，一方面，可制定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来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用道德力量规范监事的监督行为；另一方面，统一安排监事的专业职能培训，组织学习研讨，促进监事执业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司的监事会形同虚设，与我国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适合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角度入手，不断地完善公司监事会制度，从而推动公司立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李建伟：《论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兼及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法学》，2004年第2期。[3] 王新红：《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2期。

第五篇：关于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几点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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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律教育网发布时间：2006-7-1 9:33:

52内容提要：确立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应立足于两个前提：一是不能突破目前的政治体制的框架，不能对执政党的至高权威产生威胁，否则只能是空想；二是应与目前《宪法》及《立法法》已经规定的违宪审查机制相结合。因此，本文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设计，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审查范围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性文件，政党的政策方针，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违宪行为。

关键词：完 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委员会

有关如何确立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近十数年来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从概念之争①，到制度模式的选择②，无不聚讼纷纷。显然，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在宪政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已达一致，毋需赘言。而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也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笔者认为，论证确立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行性及其制度方案，必须立足于二个前提，一是不能突破目前的政治体制的总体框架，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的至高权威构成威胁，否则只能是空想；二是应与目前我国《宪法》及《立法法》已经确立的违宪审查体制相结合，在如何提高实效上进行局部改进和完善。因此，笔者拟从上述二个前提出发，对完善和确立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现行《宪法》第一条对我国的国体是这样阐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依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就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就是共产党专政了，所以，即使《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有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是共产党摆出的一副还权于民的高姿态，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1975年《宪法》中就有过赤裸裸的表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既使1978年和1982年宪法将此句删去，那也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罢了。按《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种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包括行政、司法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怎么领导？政治、组织的领导，“党管干部”。这才是居于所有国家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大到宪法的制定、修订，国家领导人的任命、机构的设置，小到甚至连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审判、行政事务的执行，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历年来大讲特讲要加强监督，讲的是对各级行政、司法权力的监督，而对于权力之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好像被排除在监督之外了，确实也没有什么监督主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格去监督它了，讲到违宪审查，只要一触及共产党违宪的问题，一切免谈。《宪法》好像是专门用来约束其他国家权力的，与执政党无关。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一切改革，包括对重大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十分清醒地面对这样的政治现状，立足于这样的政权基础之上来考虑和设计改革方案，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因此，对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改革持完全悲观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如此。照搬国外的那些现成的制度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情”完全不同。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无论是对法律文件的违宪审查，还是对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甚至对政党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其最终的价值取向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人权。因为宪政的根本要义就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

因此，笔者认为，德国宪法法院模式是最理想的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违宪审查机构的高度独立性，又能保证违宪审查的实效性和彻底性。但是，这种模式却最不适合于目前的中国，它与上述中国的政治模式格格不入。这种模式的建立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直接威

胁。德国宪法法院有点相当于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并行的第四种权力。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引进这种模式的话，那么，就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充任了。

美国的普通法院模式显然也与中国的结构相冲突。中国的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一样也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在一切权力都行政化的中国，其地位甚至都低于行政机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显然缺乏足够强大的话语权。

那么就剩下国家权力机关审查模式。目前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已经建立的违宪审查模式就是属于这一种。这也是经过党的领导，经过党的同意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虽然这么多年来，这种制度都被束之高阁，没有起过任何实际作用，但是至少，党看着高兴呀！至少表明我们党也有违宪审查制度嘛，也不比西方国家差嘛！现在呢，法学界可趁着党发出话说要重视宪法，建设宪政的机会，将原有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拿出来修修改改，动动手术让它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才是一种真正符合国情，务实有效的作法。

二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作个分析。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则对宪法所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起到了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③《立法法》在其第五章第七十八条重申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接着于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较详细地设立了对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和批准的自治条例。

显然，《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权力机关违宪审查模式。这种违宪审查制度自建立以来似乎只是一种摆设，没有产生过实际的效用。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人治及宪政观念的缺失有关；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我国法律“无所谓合不合宪法”的观点④；

二、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使审查主体不明确具体。《宪法》和《立法法》虽然将违宪审查权力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这种规定的目的却反而落空了。因为它们并非是专门机构而专司其职；

三、缺乏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程序设计，现行《宪法》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违宪审查的程序规定，《立法法》虽然对此有所规定，但仍然十分粗略，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形同虚设，比如对违宪审查在何种情况下启动，怎么启动，在多长时效内作出决定等等，均缺乏具体规定。

四、审查范围狭窄。按《立法法》的规定，违宪审查范围只限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但对政党行为、政策，对法律法规缺乏具体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遭受侵害如何救济等均缺乏明确规定。至于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法律更没有将其纳入审查之范围。这些问题，也早也为众多学者所诟病。⑤

三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环境和法律框架内，最有可能为执政党接受的，能够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所容忍的、也是最省力简便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违宪审查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审查范围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时也包括政党行为和政策（当然对此会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下文详述），以及所有公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具体阐述如下：

一、关于宪法委员会的设立

首先是设立宪法委员会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立法部门曾经有过设立宪法委员会的立法设想。先是在1980年至1982年的宪法起草过程中，曾有过关于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的设想⑥。此后在近几年来立法部门起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中设有

专章规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⑦因此，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只要稍加推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宪法委员会应是不难的，也是最容易为党中央接受的。

其次，设立宪法委员会不需要修宪，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通过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可预见到本次修宪的内容，中共作为执政党根本就没有考虑对目前宪法体制作太多改动。因此，除了宪法委员会之外其他需大动干戈的制度模式均不可能为中共所容忍。

第三、中国人历来有做任何事均须“师出有名”的传统。过去违宪审查未受重视的一个方面原因也可以说是缺乏专司违宪审查之职权的专门机构，现在如果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由专门人员专司其职，则将使违宪审查长期被忽视的局面得以改善。

二、审查方式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采用事前审查方式。即法律草案在正式提交表决前应经过宪法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由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草案是否存在违宪条款出具审查意见，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必须按该审查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或修改之后才能提交表决。这种对法律的事前审查既能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又能解决法律“无所谓合不合宪法”的矛盾和尴尬。

执政党的政策方针在正式对外公布执行前，也应自觉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法性审查，同时宪法委员会也当然成为执政党的宪政咨询机构。这与胡锦涛所提出的要加强我国宪政建设的号召相契合。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因为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较高位阶，对公民权利和社会生活将产生广泛影响。因此，行政法规也宜采取事前审查方式。

其次，除上述事前审查部分，其他的法律文件均采事后审查方式。这种事后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有多个方式：最主要的方面是来自人民法院。法院因审理各类诉讼案件，其最有可能发现法律文件的违宪现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一旦发现所适用的法律文件可能存在违宪时，应中止审理，将该法律事件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宪法委员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从而启动审查程序。宪法委员会在规定的时效内审查作出审查决定书，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这种方式其实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相契合的。⑧另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公民认为法律文件违宪的，都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委员会应在一定的时限内予以审查并予以书面答复。

第三、公民认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侵犯了其宪法权利，在穷尽所能采取的一切法律救济手段之后仍不能得到救济的，则有权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起宪法诉愿，宪法委员会应在一定时限内予以受理并作出处理。

以上仅是笔者对设立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的一些简单设想，这仅仅是局囿于目前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环境下的一种妥协方案。只有到了中国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时，较理想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比如宪法法院模式才有可能实现。

2003．10．28

注释：

①目前学界十分流行的类似的概念就有“宪法监督”、“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 的司法适用”、“宪法诉讼”、“宪法控诉”、“宪法诉愿”等。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如何适用，学界众说纷纭，各有主张。本文拟避开概念之争而采用目前比较通行的“违宪审查”的说法。

②各论者均在对国外的几种违宪审查制度模式进行评价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自己的模式选择，如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一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如先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少数“准宪法诉讼案”，到设立宪法审判庭审理部分宪法诉讼案，再到最终设立宪法法院审理全部宪法诉讼案的分三步走的方案模式（上官丕亮《再探宪法诉讼的建构之路》）；如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高凛《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胡锦光《从宪法事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如认为普通法院都可以受理违宪诉讼，再由法院将之逐级上报至全国人大审议模式（付子堂《美国、法国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之比

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我国的法律根本就无所谓合不合宪法（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

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目前比较通行的是在全国人大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③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④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载《中外法学》，2000第5期。

⑤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载《法学》1998年第4期；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胡锦光：《从宪法事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和完善》，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

⑥同⑤包万超文。

⑦同③。

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度、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