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 “科斯定理”,这是一篇不易阅读又必须认真读一读的论文。说实话,这本书很多地方对于我来说理解起来十分的困难,整体感觉也不是很懂,所以这篇文章也只有我自己方面对这本书的理解,很多错的地方还希望老师指导。读过这篇文章之后,我被科斯的独特视角与分析折服了。他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方式由浅入深的解释了他的观点——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平民、政府机构与人民和分部分发达国家法律对于此类事情的一些要求和条约以及缺陷等。
这本书基本分四个方面,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企业的行为(如工厂放出的烟尘对邻居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科斯认为,把这种问题归结为由于甲损害乙,所以应该制止甲的传统做法,错误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本书的第二个方面,提出了看待此类问题的另一种视角——问题的交互性。即如果避免了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的是哪方面的危害更大,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把危害降到最低。
起初见到这本书的标题,我以为说的是关于国家发展的成本或者是社会总体成本等。当然这些可能也与我的思维定向有关。他的说明方向是由浅入深,从微观到宏观的说明方法。
这个观点有点相对论那样形式的说明,主要体现在问题的出现是对双方面对立,通过双方面的思考与参照,找到一个双方互利的办法来解决。但往往现实中这样的事物不多,更多的是如何减少双方的损失,以及对于整体成本的节约,从两个人的故事到社会成本逐步阐述主题。
《社会成本问题》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举了一系列的例子,从“斯特奇诉布里奇曼”、“库克诉福布斯”到“布赖思诉勒菲弗”和“巴斯诉雷戈里”科斯通过这四个案例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并且生动形象的说明了法院在这里的作用,法院的存在不是判定哪个人能做什么,而是决定了哪些人可能做什么,有权做什么。
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存在于前几节中的“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一不现实的假定”。科斯还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 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知道事先它们的分界线定在哪里。第四部分则在本文中提出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即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总的效应,而且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中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应该从理想世界转向现实世界。
对于这本书,后来的人根据理解总结出了科斯的二条基本且重要的定理。科斯的这篇文章对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并没有彻底解决社会成本问题。但是,科斯的工作,无疑在真理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更生动形象的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科斯定理的含义,让我懂得了很多。
第二篇: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暑假拜读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而第一次接触科斯的理论是在学习微观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外部影响,即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有影响,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科斯定理的提出从而解决了私人解决外部性的这条途径。在研读《社会成本问题》之后,对这一问题体会更加深刻了。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述的就是“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遵循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关于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的例子,抓住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的矛盾,得出了要排烟的厂主应赔偿损失,或对他课征“庇古”税,或令他迁走的纠正办法,而科斯认为,把这种问题归结为由于甲损害乙,所以应该制止甲的传统做法,错误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这种外部效应问题具有相互性,又称不兼容性。如果单方面的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否值得,这是需要相互权衡的,“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科斯反复强调这个观点,在最后一节《方法的改变》中又写道:“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有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
首先是“对损害负责任的定价制度”,科斯以剖析“走失的牛损坏邻近的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作为分析的起点。作者先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再列出了走失的每头牛对谷物造成的边际损失。接着科斯即从养牛者(对损害负责)的角度以及两者能够达成协议的条件下,讨论各自的收益和成本。
在后一章节里,是“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科斯是站在农夫的角度,此时的引起损害的一方——养牛者,无需对损害承担责任,是农夫对养牛者支付减少养牛数的赔偿。“一旦交易达成,结果是农夫最终将放弃在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所以科斯在本章结尾说道“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可以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国家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许多大学生也积极相应国家的号召。纷纷在大学校园内摆起了小摊,许多的在街两旁做起了小生意。但事实上,这种“路边摊“是遭到部分学校抵制的,时常会有保安巡逻并阻止。
原因可能是学生摆摊影响了店铺老板的生意或是影响校园的有序管理,那这样是不是就该赶走学生,不让他们摆摊呢。用科斯的社会成本论来理解,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虽然学生摆摊影响了商店的生意,商店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如果不让学生摆摊,学生的权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问题具有相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
那就要考虑交易成本,即商店老板与摆摊学生的谈判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科斯第一定律),那么让学生摆摊和不让学生摆摊的经济结果都一样。如果让学生摆摊,那么商店老板就会找学生谈判(这里只是假设,一般老板都会找学校解决)商店老板答应给学生100元让找一个其他地方做生意,如果学生答应了他就可以在之前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多赚100元。商店老板因为少了竞争对手,也多赚了300元,扣掉100元还多赚了200元。这样两者都满意。这就是‘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如果不让学生摆摊,那么学生就会找老板谈判(一般这都没用,谈也是白谈),学生答应交400元当租金。如果老板答应了他就可以多赚100元。学生想先赚少一些,等经验更加丰富,自己商品的名气更大时就可以带来比之前更高的利润。这样两者也都会满意。这是‘对损害负责的定价制度’。当然这些都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有‘问题的从新说明’就是再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科斯第二定律),还要对市场交易成本进行考察。有时交易成本会很高,使得学生和商店老板的谈判进行不下去。这就是‘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在最后,成本论问题强调,研究这类经济争端问题(例如摆摊学生与商店老板)的方法需要改变。不能再一味的遵循庇古的传统。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在刚看完科斯的《社会成本论问题》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它的确是一篇不易读且需认真读的论文,于是去查阅有关资料,丰富对它的理解。让我惊讶的是,在网上有很多批评科斯的言论,这也使得我重新来看待科斯以及《》,而不是先前的盲目追寻。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科斯所提出的应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方法已经在经济学领域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也的确有助于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但在现实中,我们也会发现如果仅从总体的角度看问题,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仅考虑总的效果,也会出现理论和现实不一致的情况。一项制度或政策,若只从总体的角度来进行理论论证可能是完美的,但在执行时却不见得是有效的。
例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自愿交换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跨国界的交换作为交换的基本原理的扩张,从理论上来说自由贸易或自愿贸易可以使双方都受益。而自由贸易的观点也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进行论证得出的,也印证了自愿交换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学核心思想。既然自由贸易必然是互利的这一论点如此有说服力,那么在现实中,为什么美国和其它国家中还经常会有非常强烈的反贸易情绪?为什么保护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为什么会出现理论和现实的相互矛盾的情况?因为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仅仅是从总体的角度考虑的。从总体的角度看,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人之所得要超过受损者之所失。
另外,关于产权的初始界定,尽管对效率毫无影响,但却影响到了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不公,往往又是社会矛盾的导火线。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科斯只是一带而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所以对于《社会成本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并不断去完善它,没有哪部著作是生来完美的,感谢科斯,又给了我们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
第三篇: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说实话有的地方理解起来有些费劲,整体感觉也有点模糊,文章太长以至读完后边的前边的东西有的已经忘了。但这篇文章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科斯引用了大量的例证,同时对前人的甚至说是世人所承认的“权威”进行了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想先从我理解的角度谈一下这篇文章的架构,再从整体上谈点自己的看法。
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讨论的主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大都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即限制甚至是惩罚施害者。而科斯对此提出质疑。紧接着在第二节科斯进一步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来说明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面对这类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损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者说相互损害。第三节和第四节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说:“在这种(对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就是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的起源。
第五节科斯列举了四个案例分别是“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关于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案(关于工厂排放硫酸氨气体影响漂白剂的问题)“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关于邻居间烟尘妨害问题)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关于地下室通风的问题),用此来说明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科斯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
在第六节中科斯指出前面所有的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应定在哪
里。似乎在我看来,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解决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后面的两节: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和庇古传统。像《企业的性质》一文一样,斯科也有引用前人的观点论述。这里他引用的就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种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也从微观的案例分析上升到宏观。按照庇古的观点,国家是不需要的,他所倡导的是自由的经济,由内在的市场价值来寻求改变。比如提到的“发动机产生的火星”的事例,然而斯科也提出一些政府应该有所为的工作。如果政府不对铁路公司作出限制,只会让它为所欲为,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庇古理论的不足。科斯还批评了庇古研究的浅尝辄止和实践上的不可能性。
最后一部分“方法的改变” 科斯进行了总结:第一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总的效果,而且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应该从理想世界转向现实世界,否则“最终会导致思维的松散”;第二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并不是实物,而是“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利”,甚至可以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如同企业契约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利范围,产权也限定了所有者的权利范围,同时,法律权利和经济权利并不相等。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对外部性的一个讨论。后人根据理解总结出了科斯第一定理: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配置不会影响它的最终配置或社会福利。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场合,产权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那么还可以得出不同的产权界定可以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清楚完整地把产权界定给一方或另一方,并允许把这些权利用于交易,政府可能有效率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是很难避免的,在科斯以前解决外部性都是简单的惩罚施害者,而科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让产生外部性者和受外部性影响者进行自由谈判,使得成本和收益能够合理分配,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忽略了政府在某些方面的职能比如环境保护方面必须要有政府介入才能很好的解决,否则只依靠利益双方只能带来环境的破坏。这篇文章中心其实就是科斯定理,他对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神话他,任何理论都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只能吸取其精华作为参考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第四篇:社会成本读后感
陈磊一5061209225F0812006
《社会成本》读后感
通读完社会成本一文,使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以下三个概念:
⑴假如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影响的。也就是说法院对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臵毫无影响。
⑵法院面临的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
⑶利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效果,将使产值增加。比如说企业,政府,因为在 这些组织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命令代替了市场交易。那时,就无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能对生产作出安排。
首先说第一点,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在医生和糖果生产厂的例子中,如果判医生胜诉,那么就是糖果生产厂赔钱。制造商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或多于作为一个可能的建
议而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付给医生的钱少于他改变在原地的生产方式、或停止生产、或搬迁他处所需要的费用,制造商也许会愿意这样做。问题的解决实质上依赖于他继续使用机器是否使制造商的收入增加大于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
而对于概念二来说,我就以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相同。在1876年之前,原昔可以在他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保持这一状况达三四十年。在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并盖起了新房。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原告生火时,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造墙和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
致。
在这则案例中法官即可以判原告获胜,也可以判决被告获胜。因为这是由原告和被告共同产生的。在生火的前提下,若没有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在造墙的前提下,若不生火,就不会有烟尘妨害。不造墙或不生火,烟尘妨害就消失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双方在决定是
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将面临由烟尘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成本。而且在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时,这正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可以推定烟囱所有者愿支付给他一笔钱以消除烟尘,这笔钱就成了继续拥有高墙和在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而对于第三点,我觉得这和我们传统经济学有些大相径庭,一般我们学习的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获得更多的价值,是不提倡政府干预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另一种假设,就是在比如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政府的干预能给社会带来更好的结局。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的在政治压力影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但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将必然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中,由于
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
所以,总而言之,一项各种社会政策的执行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成本,因为某些决策的改善现行制度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所以我们要考虑总的结果。
第五篇: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科斯在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应服从价格机制给予出价最高者,无线电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并进一步指出产权的界定有赖于法律。这篇文章关于产权分析的初步尝试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争论。很多经济学家均参与了这场大论战,为了说服这些经济学家,科斯在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科斯写作《社会成本问题》的最初目的,是暴露庇古所提的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方法的根本缺陷。科斯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科斯提出有害效果问题是具有相互性的,“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实质”,“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伤害乙,还是允许乙伤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分析问题时,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力的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科斯说“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斯举出了一个例子: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并从假设养牛者对毁坏作物负责以及养牛者对毁坏作物不负责两个角度,分别阐述了如果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这个结论即被斯蒂格勒称为“科斯定理”。这个定理的主旨就是,只要市场交易的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属于何方,通过协商交易的途径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最佳效果。这种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的归属是无关的。
但是,当加入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科斯早就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科斯更倾向于将“科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具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路途中的一块垫脚石,以便进一步分析一个有正交易费用的经济”。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在本文的第五节中科斯研究了权力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对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方法做了具体的分析。
运用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的企业。“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时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将是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然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他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
些活动。但有时它的成本也大的惊人,所以,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
对于有害效应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有成本的,区别在于相对成本差异。科斯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和比较,比较个方式的成本与收益。本文的主旨就是在于科斯想要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方法来研究问题。
文章的第六节阐述的是“权力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科斯说“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使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交易及其成本取决于财产权利如何被界定以及转移的条件和权利接受者所提供的保证。
科斯揭示了庇古对于问题的看法及经济学分析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庇古的传统是错误的,科斯指出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根源是福利经济学方法中的根本缺陷,需要做的是改变方法:
第一. 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
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做一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
义。
第二. 通过将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但由于理想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分析对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帮助,应该将分析的出
发点定在现实存在的情况上。
第三. 对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通常认为要素是实物而不是行使一定行为权利,如果将生产要素是为权利,做生产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这
就容易理解多了。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启发了人们对产权法律界定的首次思考,是产权与制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其主要思想被总结为我们所熟知的“科斯定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力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自己曾说过:“在一篇文章(是指《企业的性质》)中,交易费用是用来表明,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包括在分析之中,那么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在另一篇文章(即是指《社会成本问题》)中我指出,如果交易费用没有引入分析之中,从问题的范围考虑,法律就没有意义。”科斯此文虽然没有将产权的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但他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科斯在本文中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
但是科斯定理还是遭到了批评,这个定理一直被认为是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同义反复。但其实正如科斯所说,可以将其看做是研究正交易费用的基础,科斯定理的贡献恰恰是其反面,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高昂,使得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下,由法官通过计算产值,让产值更低的一方承担责任,科斯提出的这一原则既与法的 精神相违背,在经学上也无法成立。
一直有反市场的人士说,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就是合理的。而科斯的由法官计算产值和由计委官员计算产值,其内在思路是一致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困难:无论是计委官员,还是法官,他们都无法全面了解价格等市场信息,他们的计算,注定是失败的计算。
青年经济学家莫志宏从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的角度,批评科斯的“计划者视角”,我很赞同她的批评。本文要说的是,即便纯以芝加哥学派的视角看,科斯对侵权责任的分析,乃至后来波斯纳等人建立的责任原则,也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总之,虽然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但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影响,也证明了这本书的确有他存在的意义,这也是科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脱离哲学确立了社会终极正义的科学标准,所以从这方面看,《社会成本问题》也是一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篇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