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某殴打他人案件评析大全

第一篇：关于张某殴打他人案件评析大全

关于张某殴打他人案件评析

一、基本案情及处理情况

（一）基本案情

2011年2月4日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七星派出所接报，报警人称在七星路128号文风旅社强行住店，并与店主发生肢体冲突要求出警，值班民警周某和唐某接报后迅速到达案发地点。到现场后，发现店主和肇事者手臂都有轻微的抓痕，随后将店主和肇事者带回所里调查。据调查：肇事者名叫张某，男性，今年20岁，无业。在一星期前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我所处以7天拘留，今日释放，因身无分文又不想露宿街头，于是到文风旅社投宿时，张某就以身份证作为抵押，要求住店，并承诺明日叫朋友送钱过来，当时店主答应了张某的请求。可是当张某一小时再回到旅社时，被店主告知没有现金不能住店。张某气不过，于是双方发生口角并进而发展为拉扯，在拉扯过程中砸坏闹钟一台，价值40元。拉扯完后见张某还不离去店主就报了案。当民警问及是谁先动手时，两人都坚称是对方先动的手，但双方都不能提供在场证人，店主还要求张某赔偿闹钟40元和医药费200元。

（二）处理情况

民警根据案情和张某之前有被拘留处罚过的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殴打他人为由，依法对张某处10日拘留，并处罚金500元；根据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强迫他人提供服务为由，依法对张某处10日拘留，并处罚金500元，两条合并执行，依法对张某处以20日拘留，并处罚金1000元，并且要求张某赔偿店主的相关损失240元。

二、案件评析

从处理结果看，本案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殴打他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尚不构刑事处罚的行为。本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殴打他人、造成他人轻微伤害的行为。反观本案中双方因住店引发纠纷进而出现拉扯行为，双方手臂都有轻微的抓痕。首先，由案情本身我们无法得出肇事者也就是张某有殴打店主的主观故意，双方的拉扯行为不能简单的定性为殴打他人的行为。其次，双方手臂都有轻微的抓痕，且双方都不能提供在场证人。这就无法正确判断谁是责任方以及责任的大小。因此本案殴打他人行为的要件并不充分。故本案中民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殴打他人为由，对张某处以10日拘留和500元罚款的定性是错误的。

第二，强迫交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本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自助交易的权利。本案中双方只是对住店产生异议，张某并没有强行入住，因此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强迫他人提供服务为由，依法对张某处以10日拘留和

处500元罚款的定性是不对的。

第三、本案在的处理过程中附有民事赔偿的款项，这也是错误的。民事赔偿应属法院管辖范围，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利更没有裁决权。在此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店主如要求赔偿应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三、执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一）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现象较为严重

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加上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致使部分民警认为治安案件是“小案”，马虎一点是无关紧要的，便利用处罚权送人情，办理案件时随意使用裁量权。在执法活动中有些民警不是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而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对熟人、亲属及有关领导打过招呼的、关照过的，该从重的不从重，不该从轻的从轻，甚至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对一些本不应受到较重处罚的人也予以从重处罚，导致“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甚至有些民警贪赃枉法、以身试法，失去公平正义，损害执法公信力。“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大量存在，集中反映了一些民警特权思想严重、群众观念淡薄的顽症痼疾，这直接影响了公安机关在社会群体中的整体形象，导致了警民关系的紧张恶化，其危害十分严重。更有一些民警由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开始，逐渐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最后滑向犯罪的深渊。

（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较为突出

少数民警“不作为”,对群众上门反映的案件查处消极，该立案的不立案，互相推诿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久拖不决；一些民警随意执法、“乱作为”办案，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越权处罚、降格处理、随意罚没财物、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可以说，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既是我们工作和队伍中的一个多发症，也是造成大量上访案件的根本原因，更是导致警民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

（三）监督制约不力，检查流于形式

公安机关内部全方位的警务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现有的督察部门职能未得到完全发挥，更多只限于对警察队伍外在形象的纠察，不能深入到执法活动中；法制部门的执法监督多数情况下是事后监督、办案结果的监督，缺乏对办案过程的监督；办理案件的透明度不高，警务公开制度未真正贯彻到实际办案过程中，只停留在形式上，难以发挥社会监督力度；权力机关的监督、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与内部监督相脱节，没有形成监督检查的巨大合力，未建立起完善的执法责任制度。

（四）考评标准不尽合理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实行末位调整、末位淘汰制度，评议的主要依据是岗位责任考评的得分。这本是激励民警努力进取，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有力措施，但是，由于岗位责任制的考评标准中破治安案件和处罚的得分远比作纠纷调解、办理暂住证的分数要高，案子办的多，分数就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警在工作中只注重自己得分的多少，只重视案

件的数量而忽视了案件的质量。

（五）部分民警思想观念、法律素质、执法水平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和法律不断更新变化的要求

新的形势发展和新的法治环境对公安队伍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一些民警不注重政治学习，在思想观念上不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跟不上法制建设的步伐，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特权思想严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受经济利益驱动，使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执法活动中，执法不公；法律意识淡薄，执法水平不高，相关专业知识缺乏，对业务培训敷衍了事，不能掌握法律的更新变化，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

（六）法律脱节严重

查处治安案件的重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衔接脱节，法律的适用存在交叉和漏洞，以至于法律适用混乱，无法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给案件的查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四、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普法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使公民懂法、守法、用法，能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

（二）强化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认真落实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督察的职能作用，把督察工作贯穿于整个执法活动，增强民警的自律观念；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利用群众监督廉价和广泛的优势监督执法;整合公安机关内部职能部门，把分散的政工、纪检、法制、信访、督察机构等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完善有力的监督机制。

（三）完善岗位责任目标考评标准，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的考评标准，使之更趋科学合理。全面推行执法责任制，实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在执法活动中，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谁办理谁负责”，把责任落实相关领导、执法部门及其负责人和岗位执法民警。

（四）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民警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强化民警法治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和投入，进一步加强民警的法律知识和公安业务培训，切实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特别是相关法律的学习和掌握，要使每个民警都能懂法、用法，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

（五）对于法律的不完善，作为执法机关更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吃透法律法规，真正理解其中的立法精神，在治安案件的查处过程中才能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参考文献：

[1]刘家琛主编，《治安管理处罚法教程》[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5月，280-282页、304-305页

[2]黄义,《公安派出所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3期，21-23页

第二篇：张高平案件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3月26日，张高平(左)和张辉(右)无罪释放，【原标题】浙江冤狱事件当事人：误判后孕妻离婚孩子没了

冤狱十年，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十年来，身不自由，思考却没有停止。

近年来的各种冤案从张高平嘴里说出来，像是他自己的故事。在监狱里，他一直关心各地发生的冤案，多年的研究，让他嘴里偶尔蹦出来的话，富有哲理。

在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在宣判当天，家人专门给他和张辉带了两套全新的衣服，洗个澡，去去晦气。张高平换上新衣服，很合身，他说这是女儿给他买的，但其实自己并不信这个。

拿到无罪判决书那一刻，他没哭，“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刘沪真浙江杭州报道

“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终于走出了监狱，是什么心情？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么事情，怎么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潇湘晨报：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听说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还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后，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潇湘晨报：出来后，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我理解她的，她那时还年轻，我知道自己这个案子很麻烦。我寄无罪判决书给她，也让她在外面好做人，免得人家说闲话。

潇湘晨报：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你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张高平：我当时在帮一个电缆厂运货，那时候一年的业务就有几十万，不管大货小货都找我一个人，(我被抓以后)厂里的业务给人家做了，现在人家都买了七八辆车了。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在监狱里，我只关心法律案件。

“如果他们重视，2005年就可以把我放了”

潇湘晨报：你一直不愿意减刑是吧？

张高平：我没法减刑。我一天刑都没减，(因为)我没犯罪。

潇湘晨报：即使有冤情，像你这么硬气的还是很少的。

张高平：我2005年就在电视上看到勾海峰了，我跟警官反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把我调到新疆的监狱了，把勾海峰枪毙掉了。我在新疆又向警官反映，一女警官说：“张高平啊，人家都把你办成铁案了。”我说：“是他们人为把我办成铁案，不是我犯下铁案的。”他们没人管，但我还是不停喊冤。

2008年，那个灭门惨案的(被告人)马廷新被无罪释放时，我当时就拿去给警官看，对他说：“这个袁连芳跟我们判决书上的袁连芳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寄回家去，给我哥哥嫂子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我

5-1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是亲身经历，没那么巧合，同是牢头狱霸逼人抄(认罪材料)的，我虽没见过袁连芳，袁连芳是威胁张辉那边的，但我开庭时也听张辉说他是牢头狱霸逼着他抄的。”我都拿了个信封，还贴了5张邮票，可他们还是没有给我寄，但是他们跟驻监检察官张飚说了，张飚很重视。

潇湘晨报：后来呢？

张高平：来了三个人询问我，搞了半天，最后说，我不认罪，把我弄到严管队去。我在严管队还是不认错。有一天，监狱长对我说要把我单独禁闭3个月，但1个月后，有一天我在训练，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把我放出来，我心里就觉得张检察官肯定查出点名堂了。

潇湘晨报：你认为你本来2005年就可以出来的？

张高平：2005年我就认定是勾海峰了，如果他们重视，那时候就可以把我放了。我看到勾海峰杀死女大学生吴晶晶的那个案子，杀人地点在江干区下沙，我们带的那个女孩王某当时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而且作案手法很像，我就怀疑是他。我叫我哥哥去问问律师，当时说是没有勾海峰的卷宗，公安看不到，就把我调到新疆去了。

潇湘晨报：你不认罪其实要多受很多苦。张高平：他们打到我受不了了，我认罪，等他们走了，我恢复过来，我就说不是我们干的。我脑子里(强奸)这个念头都没有，我在石河子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会认罪。

“要是刑满之后没被平反，我不会回家”

潇湘晨报：在监狱里，你要做些什么劳动？张高平：扫地，给干部倒茶、拿凳子。别人开始修水利，干体力活，很苦的。要我干，我说我不干，这本身就不是我的义务。

潇湘晨报：你在里面都学了些什么法律？张高平：没学什么。法律我是不懂的，但我知道我没犯罪。这强奸杀人的事，小孩都知道是犯罪的。

潇湘晨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王某)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南京那个扶老太婆的案子(彭宇案)没我们惨呢。还有广州那个许霆案，一开始判无期，后来又一个云南许霆案。我在监狱里，我就关心这些。

潇湘晨报：袁连芳作伪证害了你们，但他自己却被减刑了，如果让你做线人，可以为你减刑，你会答应么？

张高平：我不会干这种害人的事情，哪怕立即放我回家我也不会。他们说只要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给我减刑20个月，我都不要。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不会写的，这样子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

潇湘晨报：你身上还能看得见伤痕吗？张高平：这里，这里，这里(胳膊上还有疤)。我站在那里想睡觉，他们就用烟头烫。他们还在我鼻子里插烟，往我鼻孔里灌矿泉水，这是最难受的。还有用毛巾沾上肥皂水往我眼睛里放，也受不了。

潇湘晨报：如果你没有无罪释放，而是坐满15年出来，你如何面对生活？

张高平：坐满了之后我不会回家，我跟我大哥说，平反了就回家，如果不平反，就到北京去。我也不会去说什么杀这个法官，杀那个法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我把遗书写好，然后去自杀。如果15年刑满之后，还没平反，我就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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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9 一条路。反正我不回家。

“以后还是会开车带人，但会记住出租车车牌号”

潇湘晨报：回家后，家里会准备什么？张高平：他们说会准备酒席的。我说不需要，不要浪费钱。我在外面开大货车的时候，他们还在家骑着摩托车。现在，他们七八十万的小车都买起来了。

潇湘晨报：可能还有人不太相信你们是被无罪释放的，回去之后怎么和村子里的人相处？

张高平：我这人度量大。无罪判决书，你还不相信吗？谁都相信公检法，也不相信你自己说自己没罪。我能理解他们，我不会记恨他们。这段时间，我在牢里看《做人的心计》，做人要给人家留余地，就等于也给自己留余地。

潇湘晨报：那你以后还会做好事吗？

张高平：我会的，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家都说劳改犯都不是好人，但有时我也会帮忙，反正没事，我就去帮人家把任务完成。我看到的人确实可怜，确实尽力了，任务还是完不成，我就去帮忙。如果那些人一天到晚忽悠惯了，我是不会帮忙的。

潇湘晨报：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后把车牌号码记下来。我以为杭州市晚上跟白天一样的，谁知道大城市还不如我们这个小地方，你看杭州余杭世纪大道上又发现一具女尸(三张扑克牌)，哪有这么乱的？

潇湘晨报：你憎恨社会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如果他们不叫人写好给我抄，我会这样吗？我这十年都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新闻动态]

浙江高院：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本报讯3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就张氏叔侄案再审情况进行了介绍。

浙江高院称，原判认定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浙江高院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3月26日，在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后，法院即告知他们有申请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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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9 的权利。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后，浙江高院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丢失的十年再也找不回来

3月27日，洗脱冤屈的张高平、张辉在家人的簇拥下，返回到安徽歙县老家。全村老少夹道迎接，张家购买了两万元的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

每一段冤狱背后，都会有一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人生转折。张家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63岁的张高发等到了儿子和弟弟无罪释放。

事发那年，张高平38岁，家中老五；张辉27岁，张高发的二儿子。

在歙县徽城镇七川村，张高平原本是一个能人，被捕前一年，他带着张辉开着那辆解放牌大货车，来回于歙县与上海。那辆大货车花费20余万，还没来得及给张家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叔侄被抓，货车停放了很久，几成废铁。后来，以6万元贱价甩卖。

上访九年，换成一叠叠的申诉材料、一张张的车票。张高发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

在北京，门卫告诉他，“你找不着人，又没钱，就没希望，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牢肯定坐定了”；找律师，有的开价20万，他付不起，一度准备卖掉房子。

十年间，张高发散去十万家财，尽管在他看来，有的是被骗走了，“都要给钱才办事，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

七川村走上了征地开发的路子，而张高发如今要靠征地款来还债。他家那栋房屋，建于1993年，现在，家庭状况还不如那年，“你能够看得见的家什都是那年置办的。”张高发说。而张高平的房屋，则长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

出事后，张高平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一年住两三次院。一只眼睛哭瞎了，另一只眼睛仅有余光，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9年5月3日，母亲去世。张高发瞒了两年多。张高平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母亲好不好，家里人含糊应付：好。

后来有一次，张高平打电话，要跟母亲讲话。张高发不得不说出真相，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高平没有哭。

被抓前，张辉有一个女友。他们自由恋爱，女友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本来，他们准备在2003年年底结婚。

出事那一年，张高发还去过儿子的女友家里，尽管他知道，儿子的这桩婚姻可能泡汤了。如今，当年的女友已嫁他人，“孩子都好大了”。

二审判决下来，张高平的二婚妻子去了监狱，跟他离了婚。张高平很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如今，张高平的一双女儿(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已经长大。但父亲的冤狱已经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大女儿张玲在中考之前，和妹妹跟着伯父张高发去了北京上访一个礼拜，回来后，又去了杭州申诉，耽误了一个多月，她的成绩原来不错。小女儿仅仅读到初二。

一双女儿和别人家的农村姑娘一样，成年后，汇入了打工妹的人潮之中。现年24岁的张玲已到待嫁之年，但一直没有找对象，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

今年2月，春节前，张玲和妹妹去浙江乔司监狱看望了父亲。十年间，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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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9平没有与女儿通过电话，没有见过面，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如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回家了。张家人的生活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

人生再次起步，只是已丢失的十年，时光不会流转。

看完《张高平冤案》视频后的感受是什么？

十年前，张辉和张高平叔侄俩开着货车送货途中出于好心搭载一个才认识的17岁的小姑娘王某去杭州，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王某别强奸致死，因此这叔侄俩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2004年的时候，他们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无期，后来二审的时候一个改判死缓，一个改判十五年，于是他们过上了牢狱生活，然而就在不久前，浙江高院再审宣布这叔侄俩无罪释放，并向他们道歉。但是十年的牢狱之灾就这样了吗？烙印在张辉、张高平上的伤痛就这样了么?

对于这件案子，我们首先应该批判的是曾经被誉为“女神探”的聂海芬，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便断定张辉和张高平涉罪，根本就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理，这是使得张辉和张高平两人入狱的根本原因，聂海芬就是其中的根本责任人，像这种人就应该得到国家的严惩。但是从一方面聂海芬只是制造冤案者之一，法院和检察院也不能原谅，为什么每一层次都不能认真的对待重视这一事情呢，如果当时重视，就不会造成现今的十年冤案了，幸好到最好还是获得释放，但是以后呢，中国又会存在多少冤魂呢？这个我们值得考虑。

在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查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张高平的这段话说的真是让人感触极深，在近十年的冤狱之中，正是因为张高平的坚持让他和侄子终于等来了回家的这一天，在这十年中，张高平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但是法律终究还是工正的，张高平还是遇到了一位好人张彪和朱明勇。张彪是张辉服刑的湘江石河子监狱的逐渐检察官，在听到张辉无数次喊冤，特别是了解到强迫张辉自作口供的牢头狱霸袁连芳与河南的牢头狱霸袁连芳是同一个人后，更加坚信了张辉真的受了冤枉。于是，张检察官无数次写信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可惜石沉大海，知道张高平后来退休之前亲自给浙江省高院打电话才引起浙江省高院的注意。面对一无所有的张高平，朱明勇律师选择免费为其辩护，最终张高平和张辉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朱明勇就是张辉和张高平的贵人。朱明勇说，我们遇到的很多案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有公正的一天会实现，不去努力，其实结果往往不是很理想的。就是因为张高平始终坚信法律的公正和朱明勇律师的帮助，才得以今天的平冤。

张辉和张高平得以冤了，但以后这样的冤假错案肯定还是会发生的，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平冤后的道歉忏悔没有用，只要杜绝那些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冤枉他人的人，我们才能更加坚信法律的公平公正，正义来于何处？来与对我们法律的信任和法律的神圣，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要始终坚信法律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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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张高平案件发生始末

张高平是叔叔，张辉是侄儿，安徽歙县人。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史，但不到40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

案件经过：2003年5月18日，安徽人张辉和叔叔张高平驾车送货去上海，17岁的王某搭车去往杭州。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二张”先将王某送到杭州西站，王某打了朋友电话，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二张”为了给王某节省的士费，好心把她送到了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然后从钱塘江二桥上沪杭高速开往上海。“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到报案，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的一个水沟里面发现一具女尸，下身赤裸。经公安机关侦查，被害人即前天晚上搭车的王某，而当天晚上开货车的搭载过被害人的张辉、张高平被认定是犯罪嫌疑人。在公安侦查审讯当中，张辉、张高平“交待”说，当晚在货车驾驶座上对王某实施强奸致死，并且在路边抛尸。根据俩原审被告人有有罪供述和现场勘察的笔录以及尸体检验报告的情况，2003年6月，公安提请杭州市警察员对二张批捕逮捕。2004年4月21日经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他们被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二审改判为张辉为死缓，张高平为有期徒刑15年。在狱中，张高平始终不承认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行，一直坚称自己无罪，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最终不仅触动了管教干部，也感动了驻监检察官。这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人，每年都给他写申诉材料，在退休前的一个晚上还在写。同时二人委托的律师坚决认定叔侄俩无罪，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并兼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阮方民教授和他的同事李华副教授受委托担任张辉的二审辩护律师。再审前，张高平的家人请到了著名律师朱明勇为其辩护，在仔细查看卷宗后，他做了无罪辩护。

案件中主要的定罪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口供，但是叔侄两个被告人在关键作案细节上严重不吻合。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说法不一；作案现场的车辆行驶停放情况不一。而且非常关键的是当时的杭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法医学DNA检验报告》，所提取的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某混合形成。其他像作案时间及作案路线上也存在疑点。张氏叔侄二人也曾多次分别向警方提出，调取当晚卡车进出杭州城的监控录像及沿线路口的监控录像，但警方未对是否调取了录像作出说明。九年后的再审，律师才知道当年警方曾去调阅监控录像，但因为部分监控损坏和夜晚光线问题未能明确卡车离开杭州前往上海的准确时间。李华律师认为，警方在收集这一关键性证据时“没有穷尽所有的手段”，因为当时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律师后来前往沪杭高速路出口调阅监控录像时，由于超出保留期限，录像已被销毁。李华说假如当时警方在第一时间收集到这一关键性直接证据，一切迎刃而解。“重口供，轻证据”，律师认为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没有证据只有口供定罪的情况并不罕见，而“二张”的口供，在十年后也被证实为警方刑讯逼供的结果，甚至张辉的沉闷，也与此有关。阮方民说，当时一审中张辉当庭就提及刑讯逼供，在其后律师形成的辩护词中也曾经要求调查并排除非法证据，但最后未果。侦查机关还违法使用同监犯袁某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公安机关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和被告人一方想要证明调查机构刑讯逼供是非常困难的。” 在服刑期间，张高平也一直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他的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2011年5月，张高平向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申诉，称自己遭到了“陷害”。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的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2012年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从03年到13年整整十年时间过去了，2013年3月20日，浙江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对“二张”案进行了再审，因涉隐私，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出庭检察员表示，该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的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该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一些情形。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院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张辉、张高平犯罪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两人的有罪供述，但两人的供述包括指认现场的笔录系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公安机关对其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至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依法予以排除。侦查机关还违法使用同监犯袁某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公安机关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二审法院认定张辉张高平犯罪事实成立主要是根据两个人的有罪供述，包括现场指认笔录。系侦查机关采用了刑讯逼供手段取得，应该已发予以排除。在做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真相令人瞠目结舌：“二张”没有作案客观动机，没有作案时间，没有任何证明其作案的证据。更为荒唐的是，当年从受害者身上提取的DNA混合物比对结果早已证明，真凶另有其人，此人已于2005年因涉及另一起具有相似事实的命案被枪决。本案中存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和不合法的情形，再审法庭已依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上述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公检法来说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理念应当渗透到每一起案件中，谁进行了刑讯逼供，水利用了同监犯，他们有没有收到责任追究。今天的结果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让人感到了迟来的正义。这不仅仅是一次冤案的纠正，更重要的是触及到了冤案产生的根源：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口供轻证据，重惩治犯罪轻保障人权，重实体轻程序、重实质轻形式。因此只要获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犯罪事实，即使是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在不能放过犯罪分子的司法理念下仍然可以用来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理念及做法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该案例警示侦查机关要确保在侦查过程中获取的每一份证据都是合法证据，最终都能被法庭采纳，成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会成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这对以后提高侦查机关办案水平防止刑讯逼供、进一步确立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漏洞所在：

漏洞之一：没有作案时间。“二张”被捕后，反复强调自己不可能强奸自己的女同乡，并反复恳求警方去调取沪杭高速公路收费口的监控录像。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二张”先将王某送到杭州西站，王某打了朋友电话，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二张”为了给王某节省的士费，好心把她送到了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然后从钱塘江二桥上沪杭高速开往上海。

王某是5月19日凌晨被杀的，“二张”的大货车15日凌晨1点多就驰离杭州去了上海，杭州出去，进入上海，以及沿线路段，都有监控录像。李华律师表示，假如当时警方在第一时间收集到这一关键性直接证据，一切迎刃而解，但他们（办案人员）没有穷尽所有手段，而当时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得到。

漏洞之二：DNA否定之否定。王某被害后，杭州市公安局作出了《法医学DNA检验报告》，所提取的王某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某混合形成。

那位女大队长在《无暇可击》中对这一漏洞有过如下解释：“抛尸的这么一个现场，有水，即使本身强奸之后体内是留下物质的，一夜的水冲过以后，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强奸的痕迹冲掉。”

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将被害人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的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该局将此结果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也得到了证实。

2005年1月8日晚7时30分许，吉林人勾海峰利用其驾驶出租汽车的便利，采用扼颈等手段将乘坐其出租汽车的浙江大学学生吴某某杀死，并窃取吴随身携带的财物。2005年4月22日，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终审判处死刑，已于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漏洞之三：“二张”最初口供在关键作案细节上严重不吻合。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说法不一；作案现场的车辆行驶停放情况不一。张辉供称到达现场是先将卡车掉头，然后实施了强奸行为；张高平却说是在作案后将车掉头再抛尸。抛尸的细节叙述也不一致。张辉说是叔叔从车上递下来的尸体，他一人扛着扔进了水沟；张高平却说，是侄子抬上身，他抬脚，一起将尸体抛至水沟。作案时间及作案路线上也存在疑点。如果张辉当晚要强奸女孩，为什么要往他从未走过的留泗路这条小路上开？万一大车掉不过头来他如何逃跑？

第四篇：关爱他人,回报社会(张怡)（写写帮推荐）

关爱他人，回报社会

（本文作者系 鼎城区石门桥镇中学九年166班学生 张怡）

朝阳出来了，湖水为它梳妆；春花开放了，小草为它献上浓绿的生机；鸟儿鸣叫了，大地为它祝福„„大自然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爱，都在为我们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大自然都充满着关爱，何况是我们人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爱的编织才能天长地久，只要你能多多留意身旁的人或事物，每时每刻你都在周围人的关爱中生活，你是否产生了关心他人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多一点关爱，往往能改变别人的一生。甚至也能改变自己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多一点关爱，往往能改变别人的一生，甚至也能改变自己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

（香港轩辕教育基金会来石门桥中学验收时的情景）

关爱别人，那么就会使你周围的生活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洒满灿烂的阳光。这样，也能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姿色，而生活也因你的关爱逐渐变得更加有色彩。

有一句古话体现了爱心的每个细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路上，一位老人蹒跚地走着，突然摔倒了，你轻轻地把他扶起；附近邻居的老奶奶生病了，你主动去帮她做家务„„关爱他人，从小事做起！

关爱能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学会关爱他人，那么，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将要火烧眉毛之即，他们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帮你排忧解难。当你向他们说谢谢的时候，他们却说：“没什么，你也帮过我们呀！”

关爱别人，就能使那些被你帮助和关爱过的人与你成为了好朋友，你们彼此之间就多了一份友谊，世界也因你们这样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情感变得丰富多彩！

在经历过挫折的失败的沉重打击以后，我们对于一些事情也许习惯于冷漠甚至于麻木不仁，我们甚至于理解了落井下厂墙倒众人推的某种人性的含意。“不理不睬”一词应酬体现出了对别人遭遇不幸而无动于衷最终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无动于衷。

这样我们将永远走不进姹紫千红芳香四溢的明媚的春天。沧海桑田的历练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了来自于别人的真心关爱的珍贵，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给予别人真心帮助的欣慰。

至于善良而高尚的人对别人关爱的付出，其实出发点不是建立在预期的回报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善良愿望的满足上，这样，我们的人格就会逐渐完善而健康，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提升而光芒四射，我们的生活就会注满甘甜而绚丽多彩！

关爱别人，能使你的人生更有价值，百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关心，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出贡献，也放当我们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回忆自己的一生，有很多的人因我们的关爱而幸福美满，事业有成。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人生价值的。

关爱别人，同时也要把别人对自己的给予化作对社会，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融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因我们的存在而慢慢地延续，大海有干涸的时候，高山也会经过岁月的洗涂而将要移成平地的时候，惟独只有关爱，在一切自然事物之上，社会也因人们的互相关爱与对他人实实在在的爱的回报，让爱升华，更有生命力，直至永远。

第五篇：帮助他人自杀案件中的法理与情理

帮助他人自杀案件中的法理与情理

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并不少见，在各国中都有发生，不同的国家对待帮助自杀行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同一个国家对待帮助自杀的案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其发生在思想行为较为传统的中国还是发生在现代思潮更为浓重的西方国家，都会引发人们对这种行为违法性以及量刑问题的讨论。下面这个案件就恰好说明了法理与情理的冲突与平衡。

唐新农，江苏省人，2003年来到苏州某纱厂打工。2007年8月，老板家狼狗咬伤人，老板便支使唐新农将狗杀死。杀狗过程中，唐新农为恶犬所伤。唐新农没当回事，用清水冲洗伤口后草草了事。当天夜里唐感到被狗抓伤的手背隐隐作痛，第二天肩膀出现疼痛症状。唐新农以为是肩周炎犯了，便找来风湿解痛膏贴在肩膀上。疼痛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唐新农遂回老家治病。

2007年8月17日唐新农回到家中，被家人送至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但唐新农坚称只是肩周炎，拿了止痛药后便回到家中。当天晚上，唐新农病情加重，出现抽风现象。家人再次将他送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其病情很像狂犬病发作症状，并从唐新农口中证实他曾被犬只咬伤。唐新农被安排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进行狂犬病确诊，结果为其患狂犬病。

唐新农知道据死亡已近无力回天，便自行拔掉医疗器械，坚持回家等死。唐新雨、唐新海为唐新农两个弟弟见无法说服大哥唐新农，知道将其留在医院也是徒劳，便打电话通知了3个姐姐，然后于8月18日凌晨5点前后租了辆车将唐新农送回老家。回到家中后唐新农向儿子唐加伟交代了后事，并与亲人一一道别，之后便以疾病传染人为由要求亲属离开。唐新雨和唐新海把家人们都送走，然后回到唐新农身边，发现他已浑身直冒冷汗。唐新农央求两个弟弟把他送到南小屋吧，称其在那里了结自己。唐新雨和唐新海兄弟含泪答应了大哥的请求。在南小屋，唐新农先叫唐新雨将他锁在屋里等死，后来怕经受不了病痛折磨，便让唐新雨帮他自杀早点结束痛苦。唐新雨和唐新海不忍大哥自杀，苦劝他不要绝望，但唐新农坚持称自己痛苦难当，要求唐新海唐新雨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帮助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唐新农边说，边让唐新雨用绳子帮他上吊，又让唐新海到屋外把守不让他人靠近。唐新雨流着泪一再央求，不要自杀，想让唐新农让自己离开。但唐新农却一再要求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帮帮他。并且说只要帮他把绳子挂到梁上就行。见大哥一阵紧似一阵地抽风，且脸色越来越难看，唐新雨按照大哥的话办了……唐新农便让唐新雨出了南小屋，挣扎着把门关上。

东海县殡仪馆工作人员在实施火化操作时，发现了死者脖子上的缢痕，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即传讯了唐新雨、唐新海，此案很快告破。鉴于犯罪嫌疑人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当地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的唐氏兄弟作出了从轻判决。

帮助自杀，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当出现一起涉及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法理于情理的冲突。

一方面，人的生命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简单的等同于故意杀人行为，不能不分情况的一律按照故意杀人处罚。

有种观点认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应全部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处罚。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时必须满足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仅指实行行为，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符合间接正犯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还有种观点认为全部的帮助他人自杀行为都不应受到刑罚处罚。理由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在我国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并不符合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这类行为不是犯罪，不处罚。

上述两种观点是在传统限制正犯概念的体系下所作出的解释结论。这种正犯概念认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是正犯，如果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仅仅具有因果关系，而非亲自实施，不能称为正犯，只能视为共犯。帮助他人自杀行为中的帮助行为既非构成要件的行为，帮助犯也未亲自实现构成要件，因此，帮助犯即非正犯。如果贯彻“实施构成要件者方予处罚”的原则，则帮助者无处罚的根据。然而立法上有处罚帮助犯的规定。按照限制的正犯概念的理解，正犯与帮助犯在本质上显然不同，因而必然产生如何区分的问题，同时，正犯因为是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者，其可罚性不言自明，但帮助犯则为非构成要件行为实施者，因此，必须对帮助犯的可罚性做出合理性的说明，即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通说提出了共犯从属性原则，即正犯所实施之行为具有侵害法益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而帮助犯所实施的行为，则仅具有侵害法益之潜在的、一般的危险性行为，因此，当共犯行为存在时，由于尚未具有值得处罚未遂犯之显在的、现实的危险性，必须等待正犯着手犯罪之实行后，始具有处罚未遂犯之可罚性。也就是说帮助犯的成立基础从属于正犯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相应的，其违法性也从属于正犯的违法性。

也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下，只有亲自实施构犯罪要件的行为即实行行为的人才是正犯，教唆或者帮助他人或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都不是正犯；帮助犯的违法性及处罚根据从属于正犯，当正犯即实行者的行为欠缺违法性和处罚根据时，帮助犯的行为也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所以，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因自杀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而不受处罚，除非这一帮助行为可以评价为类似正犯的“间接正犯”，或者刑法直接规定这种帮助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并且规定有帮助自杀罪，否则就不能构成犯罪。

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在一个普遍接受了的前提下，一种行为被演绎为非违法犯罪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事件中又是被刑罚处罚的。就如唐新农案件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得帮助行为因为哥哥的自杀行为在刑法上根本未被规定为犯罪，就不具有违法性和处罚依据；然而司法实践中，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却被处以刑罚处罚。原因何在？

我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罚处罚不单单局限于一种规范，或者说不能拘泥于现行体系，而应该考察这种行为在自然意义上是否具有违法性和可罚性。法律是最低层面的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绝对）违背一般伦理道德的行为也势必触犯法律，如偷盗行为为道德所不齿，刑法规定有盗窃罪；杀人放火被道德所唾弃，刑法亦规定有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就现在的中国而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或多或少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约束，不管这种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日积月累被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而然的认可，还是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有意灌输于人们心中，现有的道德体系都无时无刻不维持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如是所云。可见自古以来故意损伤身体发肤行为为道德所不齿，自杀行为就更加违背了道德上的要求，帮助他人自杀便带上了“助纣为孽”的色彩。虽然这种结论是在现在已有些淡化的道德层面得出的，但从这种自然意义上来说处罚这种行为虽不如处罚直接的故意杀人来的“有根有据”，却绝不是妄加施刑。

再考察法条，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可以看出任何人的生命都受法律保护而不能被非法剥夺，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一切故意非法使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状态或者造成死亡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行为，其中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杀人行为以及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在法理学上有自然主义解释和规范主义的解释，如果采用规范主义的解释那么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也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上面的行为都是从积极主动地导致他人死亡的事实的角度考虑的。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行为，帮助自杀行为可以分解为帮助行为和放任行为两个行为。帮助行为使得自

杀者有条件实施自杀行为而使生命处于一种陷于死亡的危险状态；帮助者则因为其帮助行为而具有排除这种危险状态的义务，这是一种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帮助者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结果即将发生，然而既然帮助杀人案件得以发生就说明帮助者未履行这种义务，主观上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针对于帮助者就应当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考虑，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都应当周到刑罚处罚。但在量刑方面，我认为帮助自杀行为不一定要按照故意杀人的法定刑来量刑。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理由是除却了法理，世界上还有情理，但不是私情，而是人本之情。

帮助他人自杀的情况大多是在自愿放弃生命之人的请求下发生下发生的，自愿放弃生命的人或出于极度痛苦，或出于极度无助，又或者是自己在心理上难于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委托或求助于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帮助他人自杀的案件中，自杀者和帮助者之间或近或远的都会有感情上的联系，或者是亲属，或者是邻居朋友，在帮助他人自杀之前一定又会进行劝阻，但这种案件既然出现那么必然是最终自杀者强烈的要求战胜了帮助者苦心的劝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就帮助者主观而言是不希望发生的，主观上上没有恶意，甚至有时是出于好意，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

法律是一种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规范，“法律的制定都不是一帮法学家或者立法会的议员坐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是社会习惯，社会习惯便以世俗人情为基础。纵观古代中国的法律，从来不把法与情截然割裂开来。汉代“经义决狱”、“春秋决狱”，唐代“以礼入狱”、“以礼入律”，都体现了法与情的融合。到了宋代，更是把“天理、国法、人情”一并倡导。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就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法律更加关注人情。法律不可能囊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保持稳定性也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缘起就是为了弥补法官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不熟悉。考虑到情理，兄弟二人确实情有可原。

现在回到案件，唐新海受病痛折磨意图自杀，但痛苦难当难以成功，便要求弟弟唐新雨唐新海协助，弟弟二人苦劝无效，便答应了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弟弟二人实施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唐新雨、唐新海与死者唐新农是兄弟关系，又是应死者唐新农的要求帮助其自杀，二人犯罪的主观恶意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害人的子女也明确要求对二人从轻处罚，所以减轻处罚也合情合理。所以才会有法院的从轻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