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借鉴

第一篇：台湾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借鉴

郑航滨：台湾民间金融发展状况与启示

一、台湾民间金融发展状况

台湾地区金融体系呈现典型的双元结构特征，即除公开合法的金融组织外，尚有大量未被纳入正式金融监管的民间金融中介。这些民间金融中介主要包括：分期付款公司、信用借贷、质押借贷、远期支票贴现、地下钱庄、存放厂商、民间互助会(合会)、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地下投资公司等。

(一)台湾民间资金市场活动盛行

台湾的民间和黑市资金市场、地下钱庄从事投机、高利贷活动始终比较盛行。据台湾当局调查统计，1949年4月台湾地下钱庄有近500家之多，占“央行”旧台币发行量的62．5％。当时地下钱庄的最高利息每百元达日息2元，即日息2％。1952年5月台湾“行政院”公布《取缔地下钱庄办法》之后，黑市借贷交易遂转入地下暗中进行，一直到现在台湾黑市资金市场仍然十分活跃。

台北市的黑市资金市场表面上属于非法而禁止存在的资金市场，而实际上在暗中交易且具有相当规模。据1979年台湾当局破获的四家地下钱庄所公布的资料来看，被查获的往来支票总数达新台币千万元以上，其主要交易是使用远期支票调换即期支票。据台湾“中央银行”调查报告，黑市交易中，民营企业民间借贷占其借款总额的比例由1967年的34．5％上升到1979年的36．5％。另据资金流量统计，1980年台湾民营企业向家庭(包括个人)、部门等借款额为2400亿新台币，若连民间企业彼此之间的融通一并计算在内则金额达3500亿元，而向正式金融机构的借款总额亦不过3800亿元，可见民间金融在信用市场所占比例之大。

台湾财金主管1990年12月对台湾民间融资规模不完全统计，其数额约占GNP的30％以上。台湾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其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民间地下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台湾约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为官僚资本经营，而占企业总数98％的70多万个中小企业中，绝大部分为民间经营。在台湾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总值中，民间企业分别占80％和65％左右。民间企业资本少，向银行借款手续繁杂，只好转而求助于民间融资。

(二)台湾民间金融交易方式

l、信用借贷和信用拆借。资金需求者以口头保证或立字据的方式向亲友或其他资金贷放者告贷。形式相当于民间自由借贷。信用拆借，即通过地下金融以高利借人资金，或工商企业同业间互相调剂资金。

2、小额质押借贷。由借款者提供不动产、汽车、机车、电冰箱、电视机、黄金等作为担保，向资金贷放者(地下钱庄或财务公司)借款。

3、远期支票调现交易。指厂商签发远期支票借以筹措资金，由资金需求者以其收受的远期汇票或自己开立的远期支票与他人调换即期支票或现金，利息预先扣除，类似银行贴现。这种交易多属非自偿性贷款，风险很大，资金贷放者要冒血本无归之险以赚取高利贷之利。这种民间交易，手续简便，且十分活跃，但利率很高，风险颇大，由于缺乏自偿性，以致欺诈、倒闭、银行拒绝往来的案件层出不穷。据台湾有关资料，1979年台北市民间和地下金融案件占全市经济犯罪案件的70．9％。

4、非法经营存放款。从事生产或流通的工商企业，向外借用周转资金用于其所经营范围以外，又通过转存、转贷以图利者。地下钱庄的主要贷放对象包括中小企业、一般社会消费大众与资金紧急需要者。贷款方式除少数信用放款外，大部分采用远期支票调现、房地产抵押及汽车抵押等。

5、存放厂商及股东往来。指公司员工及股东为了解决自己公司资金的不足，以资金借与公司而收取一定的利息，即企业以借款方式吸收职工甚至非职工存款，这是台湾很流行的一种融资方式。某些企业吸收民间存款高达150亿元台币，利率也较官办银行高得多。

6、合会组织形式。指家庭之间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属于消费信用的一种，其种类名目很多，如标会、轮会、摇会、稻谷会、兄弟会等。“合会”是长期流传于两岸农村的民间金融习惯和传统互助组织，并兼有储蓄与融资的功能。合会简称“会”，又有“义会”、“标会”、“摇会”、“抬会”、“互助会”等不同的形式和称法。

台湾民间合会有标会、摇会、具有团体性质的合会及父母会四种。目前最盛行的是标会。根据台湾“法务部”1985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台湾人参加民间合会的普及率达85％，而目前正在跟会或起会的仍有59．8％。合会的参与人中，有36．7％的人曾被倒会，5％自己倒会，1．5％的既被倒会，自己也倒会。另据台“主计处”的研究报告指出，1981年台湾民间合会的利息所得超过110亿元，占其GNP的0．65％。在调查样本35(10户中，有43％的家庭参加标会的目的是储蓄，有1．88％是为借款，剩下的,54．65％兼有储蓄和借款两个目的。

7、分期付款公司。公司的业务主要为消费性贷款，融通大众购买耐久性消费品或汽车等资金需求。其经营形态具有公司性质，但未被纳入台湾地区“财政部”的金融管理。

8、民间和地下投资公司。于1982年下半年出现，发展迅速以致泛滥成灾。其仿效日本的“老鼠会”的经营手法，以每月4分甚至10分的高利率吸收民间资金，然后进行风险很高的投机活动，炒买炒卖房地产、股票，甚至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从事金融交易，牟取暴利。构成黑市利率高的因素主要有：一是机会成本；二是通货贬值贴水；三是倒账与违法风险贴水。其中通货贬值影响民间黑市利率水准尤为显著。

(三)台湾民间金融主要特征

l、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台湾民营企业(其数量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和无组织的民间借贷。1964－1986年台湾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从75．24亿新台币上升到6287．74亿新台币，增长82．6倍，而从民间借贷在台湾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达48．11％，最低年份(1974年)也达到了30．09％，平均比重为36．62％。上世纪90年代台湾民间金融资金量约6000亿元新台币(约200亿美元)，规模及占GNP比重均为世界第一，民营企业很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金融借款，占总借款比重的33％。这项统计数据表明，在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金融所占比重在最高年份只是稍逊于正式金融机构，在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正式金融机构的一半。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台湾地区的民间金融规模相当庞大。

2、民间金融具有广泛基础。台湾民众对于民间金融的参与具有很高的热情。以标会为例，1984年台湾有50％以上的人口参与民间金融活动，而且都市群众的参与程度略高于农村；从家庭所得划分来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参与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6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入会比例高达70％。根据另一项调查表明，台湾民众参与标会的普及率高达85％，标会所占信用资金一年为1140亿元，占调查当年(1978年)GNP的21，92％。

3、台湾民间金融形式多样。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主要形式是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如当铺、民间互助会(合会、标会)和地下钱庄。到70年代逐渐兴起抵押借贷、远期支票贴现、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和企业职工集资。到80年代则产生地下投资公司，并成为当时地下金融的龙头。至于近年来新生的地下期货公司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还有像地下股市、两种经纪人等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民间互助会(俗称标会)和地下钱庄，以及80年代初的地下投资公司。

(四)台湾民间资金市场经久不衰主要原因

1、当局的金融压抑政策。台湾长期以来对利率进行管制，每年都规定存放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尽管后来允许利率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空间，但浮动范围极小，金融管制仍然十分严重。储蓄者在高度金融压抑下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进行自我投资或求助于民间金融。中小企业一般都缺乏资金，向金融机构行库取得融资不易，即使取得有限资金，亦不足其运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民间金融求援。因为自我投资的利润率或民间金融的利率(市场利率)远远高于官方的利率。1961-1981年期间台湾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之差最高的时候为16．2百分点(1979年)，最低的时候为7．68百分点(1970年)，平均为12．2百分点。

2、台湾金融自由化进程缓慢。具体表现为限制民营银行的设立，公营银行垄断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利率长期受到严格管制，公营银行难以摆脱行政干预。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对金融机构设立和利率的限制，其民间金融活动才有所收敛。在台湾经济起步时期，合会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台湾就出现了私营的“互助会”组织，并且开始企业化，设立“台湾合会储蓄股份有限公司”。合会为台湾中小企业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因为当时银行服务奇缺，投资者不得不救助于各种民间借贷，包括合会。但是，即使进入21世纪金融机构大量在全岛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也未能使合会就此消失。根据2000年6月的MoneyGuide理财杂志对全岛民众所做的一份理财投资工具调查报告显示，全台湾地区仍然有高达65％的民众会选择以合会为理财投资的工具。

3、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之间的较大差距。对于民间金融的产生影响一是较高的民间借贷利率必然导致一部分储蓄从正式的金融体系中分流出来，而转向民间互助会等无组织的民间金融部门(即民间借贷市场)。二是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银行利率导致银行信贷资金供不应求。这时银行信贷资金就只能根据企业或个人的信用程度来获得。由于大企业或公营企业具有较高的信誉，因此导致金融机构中的资金几乎都流向这些大企业或公营企业。而广大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由于信用较差主要是由于缺乏担保品、无担保人、获利能力差、财务资料不全或不可信等，很难从金融机构中获取资金。据统计，1965—1983年期间台湾公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比重平均约占84．5l％，而民营中小企业平均仅占54．57％，二者相差近30个百分点。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不能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1965—1983年期间民营中小企业来自于民间借贷的比重平均高达30．8％。

4、金融中介服务滞后。台湾金融中介机构数量相对缺乏是金融中介服务滞后的一大障碍。台湾地区的资金需求者很多是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落后，财务结构不健全，担保品不足，又缺少与正规金融部门打交道的信用记录，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只好求助于民间金融。

5、企业向金融行库申请融资手续十分烦琐。要经过征信程序，提供各种财务报表，要有会计师签证，还要提供一定的担保品，时滞较长，而向民间金融借贷，手续十分方便。许多金融机构行库都是面对大型企业，不把中小企业看在眼里，作风“衙门化”，盛气凌人，使许多中小企业不敢向金融机构行库借款，只好求之于黑市，地下金融自然有其市场。

6、传统的民间借贷习俗根深蒂固。金融压抑和金融中介的滞后固然能解释台湾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原因，但却不能说明台湾民间金融为什么能够普遍存在。以标会为例，在台湾地区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参加(最高的时候达到85％)。调查这些群众参与标会的原因，只有19．58％的人是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而有37.13％的人是认为金钱运用比较方便，有33．92％的人是为了朋友间互助活动，有7．28％的人是为了经商周转方便。可见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民间金融的高利息并不是吸引他们参加的主要原因，实质是传统互助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伸。

(五)台湾民间资金市场存在的基础

1、逃漏可观的税捐。台湾民间金融较其他地下经济的影响为深，因为民间金融活动往往可以控制金融的流向，直接影响工商资金与金融(资本)市场的运转，并逃漏可观的税捐，致使财金主管机关特别重视。

2、地下经济与金融相傍而生。台湾地下经济的存在其严重性可能更大于地下金融。估计1982年地下经济总额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率约为31．3％，其中地下金融只占6．5％——这是估计民间企业向地下金融所借款项，1982年约为4019亿元，按黑市利率的年利率29．3％计算，利息为1179亿余元，占当年生产毛额的6．5％，也就是说，实物面地下经济所占生产毛额的比率为24．8％。并认为地下经济严重危害地上经济正当业者的利益。

3、金融双元化促使民间借贷活跃。台湾地区民营企业所需资金约有40％来自民间借贷，显示台湾金融机构在质与量的方面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只有通过金融机构的扩充及金融媒介管道多样化，建立有系统的授信制度，才可使生产事业随时能够取得有效的资金。

4、非银行融资业务有法不依。“银行法”明确非银行而自行吸收存款属于犯罪行为。既然非银行自行吸收存款是犯罪的行为，但台“财政部”不但未依法取缔，反而公开表示公司行号吸收存款不算地下金融活动。

5、套利资本促生黑市交易。黑市资金市场和台湾金银外汇黑市买卖市场，台湾当局明定不允许而实际存在的市场。黑市买卖外汇黄金，外汇买卖主要是美元，包括美元现钞和美元支票。美元是台湾货物走私的主要外汇支付工具。台湾黄金的供需情况不平衡，自产黄金很少，靠进口或走私进口补充，台湾的金价比国际金价一般要高10—20％。黄金美钞的黑市买卖主要由银楼业操作，其公开买卖饰金而暗中买卖黄金美钞的行业。台湾地区有银楼业约2500家，其中台北市有460多家。黄金美钞黑市交易确切数字无法统计。根据台湾统计学会“地下经济与国民所得统计”研究报告，计算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台中市四个地区参与黑市美金交易的银楼、旅行社及观光饭店估计为340家，每家每月进出交易额约有2500美元，全年总交易额则为新台币108亿元。

6、两岸民间和地下通汇方式。一是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直接带外币闯关。携带超标未申报外币进入大陆是犯法行为。二是“地下钱庄”通汇形式的出现。钱庄经营者在大陆和台湾都开有账户，若台商想把赚到的人民币汇出，只需把人民币存入“钱庄”在大陆的账户，钱庄经营者随即以电话指示台湾方面放出台币；反之，若遇台商急需人民币，也可以把台币存入钱庄在台湾的账户，钱庄再在大陆放人民币给台商。地下钱庄的经营效率高而风险小，在大陆台商密集的城市较为盛行。地下钱庄的汇率是按照大陆的人民银行和台北的台湾银行当天对美元的汇率为交易依据，兑换服务手续费月利8％左右。在官价与黑市之间差价高时，还可获取接近20％的价差利润，使地下钱庄成为暴利行业。三是台湾的旅行社。旅行社发团向大陆时，不以结汇的方式支付当地旅行社费用，而由当地台商支付人民币，旅行社再付台币给台商。同时在台湾旅客返台时，也可以把外币分摊给旅客带回台湾。由于台湾当局对资金流出管制严格，大陆在资本项目方面也实行管理。在大陆投资的台商遇到给大陆工厂的工人用人民币发工资和利润汇回台湾，不走合法渠道试图通过民间和地下通汇套利和避税。

7、台湾民间投资增长带动民间金融的活跃。近年来台湾外需增长强劲，特别是两岸贸易和投资依存度提高，外贸出口呈现两位数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对岛内需求，除民间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外，民间消费增长乏力，官方投资不足，台湾产业结构继续向服务业集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接近70％。外贸持续顺差及资本账与金融账资金的流入，台湾外汇储备持续大幅上升到2004年9月底达到2330亿美元。

(六)台湾民间金融对经济金融的影响

大规模的民间金融虽有利于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但也对台湾经济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一是降低宏观调控力度，在经济过热，台“央行”调高利率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民间金融的活跃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而台“央行”在市场出现不景气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会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使有限度的放松变成超限度的扩张，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从而削弱了台“央行”的金融调控力度。二是助长泡沫经济泛滥，台湾民间金融注重的是投资高回报率而非产出效率，使得台湾民间金融将台湾股市、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高回报投资领域作为资金投放的首选目标，成为支撑台湾泡沫经济的主要力量。三是影响社会安定，台湾民间金融活动大部分在法律规定之外进行，因而其权利和义务关系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并由于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利率较高，这无疑会加大它们的经营成本，为获取较高的利润，它们往往将资金投入到风险较大的行业中去，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民间借贷的风险。此外，至于高利贷、地下投资公司、地下钱庄等总是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四是腐蚀税基减少税收。台湾民间金融活动的交易往往不通过正式的金融机构，而是采取现金结算以逃避监管当局的检查和监督，从而使台“财政部”对金融机构征收的税收收入减少。此外台湾民间金融还存在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所以台湾民间金融具有很强的投机倾向。

(七)台湾对民间金融限制和疏导措施

1、健全金融体制。

(1)建立金融法规。台湾金融当局1989年大幅修改“银行法”。新法进一步明确地下金融活动中，“收受存款”的定义和范围，并加重处罚，上限由原来的5年有期徒刑和25万元新台币升至7年有期徒刑和300万元新台币。2000年再次修改“银行法”，放宽银行经营业务范围，提高经营效率。出台“信托业法”，促进金融业务多元化。2001年颁布“票券金融管理法”，以促进货币市场健全发展。2002年通过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为金融机构筹资与投资人投资提供多样化渠道，使民间金融活动日益没有市场。

(2)增加金融机构种类及数量。1990年台“财政部”开始接受开设银行的申请，3年内批准了16家新银行，使岛内民营银行的数量迅速超过公营银行，其它金融机构数量也有不同程度增加。截至2004年9月，总计岛内金融机构总机构431家，分机构5918家。同时给予租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等金融周边机构法律地位，授权主管单位依法制定管理办法，予以有效管理监督。准许民间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财务公司，让其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商业本票、公司债等取得资金，然后对中小企业及个人办理贷款。大幅放宽对各类金融分支机构所设立的限制。

(3)放宽利率管制。1985年废止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利率管理条例”，各银行可在 “中央银行”核定的上下限内自行制定利率。1989年颁布新的“银行法”，废除由“中央银行”核定上下限的规定，银行利率完全自由化。利率放开使正规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利率杠杆与地下金融中介竞争，逐步取代原有官市和黑市的利率双轨制。

(4)放宽外汇管制。1989年取消“中心汇率”，汇率制度由原来的“机动汇率制”向完全浮动更近一步。1990年12月台当局取消“小额议定汇率”，交易汇率完全由各银行自行决定，但规定差额不得超过新台币0．1元。1991年3月将民间汇出汇入款上限均改为300万美元，1992年10月又大幅提高至500万美元。1994年1月将公司企业每年汇出汇入款限额提高~1000万美元。1996年6月再次大幅放宽外汇管制，由各银行自行订定外汇部位限额，代替以往由“中央银行”单方面核定限额的管理措施。

2、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对公营银行民营化改造，提高其竞争能力。放宽对外商银行的业务限制，准其设立分支机构，以增加对本地银行的竞争压力，共同提高经营效率。对中小企业银行恢复标会业务，标会利率高于银行放款利率，使标会纳入正轨。对信托投资公司解除设立分公司的限制，将信托投资公司改制为信托银行。对信用合作社解除分社设立限制，由各信用合作社依其能力自行决定。存款利率较一般银行高，取消非社员存款限额的规定。对邮政储金准其设置资金运用部门，办理放款与投资业务，合理运用资金。对证券市场修改上市股票定价办法，降低上市标准，鼓励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上市。对货币市场放宽票券金融公司的设立标准，促进竞争。增加发行量及种类，鼓励小额投资的社会购买，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筹码。对当铺业放宽当铺数量，允许当铺增加分铺数，扩大服务范围，增加资金来源，提高每人借款限额，放宽典当品种限制。

3、转型地下金融。一是准许金钱借贷者设立登记，但规定其利率上限。不准公开吸收存款，不准暴力讨债。1999年4月2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的“民法债编”首次以法律形式对于台湾民间盛行的合会(标会)活动做出了详细规范。二是准许各大企业成立信用互助会，制定管理办法，对组织、利率、额度、财会、人事、罚则等问题作一般性规范，使企业内员工存款及标会纳入管理。三是准许台湾岛内黄金自由买卖，条块仍不准出口，避免资金外流。金条可作银行借款，以加强对当铺业竞争的压力，促使当铺业贷款利率接近银行业贷款利率。

4、建立信用体系。包括加强追究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表不实签证的责任；建立签证会计师许可制度，提高公司财务报表公信力；授权会计师监督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借助会计师完善财务管理；建立公司资料公示制度，任何个人、企业均可通过电脑取得公司资料；逐步全面实施公司年度财务报表须经会计师签证等完善台湾的信用组织体系。

二、两岸民间金融发展的启示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测算，目前大陆民间金融规模大约在7000亿至9500亿元。两岸民间货币流通量人民币大约40亿至60亿元，新台币流通大约在在10亿元至100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抽样调查显示，浙江、福建、河北民间融资规模分别为550亿、450亿和350亿2元，相当于各省贷款总量的15％－25％。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统计，2005年大陆在金融管制体外的民间融资测算为9500亿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根据中国农业部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大陆地区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160％。

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不仅能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为中小民营企业、县域经济融资另辟蹊径，还可以减轻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与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可从两岸民间金融发展得到启示：

一是立法保障和制度安排。建议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为规范民间借贷构筑合法的交易平台。

二是实行民间金融自主定价，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自主定价权，提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和信贷风险的补偿能力，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范围。

三是鼓励民间金融创新融资方式和机构类型。可先试先行，引导民间金融浮出水面，让其阳光化，逐步向正规金融组织演化。组织民间小额贷款机构，通过信托方式将民间资金委托农村信用社点名放贷。鼓励成立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

四是改造并且优先重组民间金融存量。对一些确已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引导民间金融转变为民营金融。借助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

五是发展增量构建全新民营金融机构。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使民间资金持有者成为农村信用社的合法股东；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合作金融组织。推广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员间互相担保和以民营经济为核心内部融资的做法。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实现民营化产权改造，或以自然人、企业为发起人，通过定向募集民间资金新建民营银行。

六是培育多层次的民间金融直接融资市场。通过扩大企业债券发行、中小企业上市、开展股权交易等各种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把更多的中小企业引入合法融资渠道。让民间资金通过购买投资基金、信托基金及更多的融资方式，实现市场运作，投入到经济建设。

七是引导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组织发展实行试点。成立小额信贷组织，特别是当前正在试点的由工商部门注册、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要明确政策，如只贷不存、民间资本投资注册的基本条件、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性运营模式、利率的把握和明确的正向激励机制。

八是加强民间金融信用建设。改善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条件，改善民间金融的生存土壤。加快征信体系建设以降低道德风险和违约成本。建立由中央银行牵头、由各金融机构参与、并联合工商管理、消费者协会、税务、保险、不动产管理等部门组成的征信体系，建立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信用数据库。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九是建立民间金融风险控制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水平和风险动态监测管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主心支行)

民间融资阳光化 立法护航应先行

2012-04-18 10:31 来源：东方网 编辑：范乐

日前，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讲话称，在温州推进金融综合改革，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畅通民间投资渠道，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一面是企业对资金的“饥饿”，一面是民间游资过剩，全国不少地方遭遇了中国式的不对称“钱荒”：中小企业融资难呼声迭起，民间借贷火热异常。民间金融到底是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魔鬼”，还是有效补充了正规金融、缓解中小企业和百姓融资难的“天使”呢？温州老板沈某从某大厦纵身一跃，用生命在民间借贷资金断裂案宗上再加一个印记。“几乎在一夜间倒退回15年前，毫无技术含量的金融骗局在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重新上演，银行在高息揽储，民间在炒资金”。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如是说。而随着跑路、自杀事件频现，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高利贷的本质是资金供求失衡，解决的途径就在于民间借贷阳光化，让市场来调节资金供求。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对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一夜之间，专家学者皆曰：“民间借贷阳光化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疏为上、堵为下。”打击与取缔并非是对待民间金融良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才是上策。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原始的金融管制下，民间金融阳光化未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市场准入，即国家在急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时候会放宽政策吸引民资进入，而一旦环境好转，民资则面临着被迫退出的尴尬局面。所以，民间金融合法化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首先，从政策上应为民间金融正名，从法律上应认可民间借贷合法的社会地位。应当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通过制定《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调整相关政策赋予民间融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以应有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应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使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

其次，把民间金融纳入到银行、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同等的金融体制内，建立规范的民间金融活动秩序框架，制定专门的法律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是制度性选择。将民间金融一味地褒扬和“一棍子打死”都不可取，民间金融合法化，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弃监管。笔者以为，合法化意味着监管强化，对该堵的坚决堵上，比如说洗钱。对该疏则应该疏导。只有这样，才能明确民间金融合法化的界限与标准，不至于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游走在法律边缘。

第三，将地下金融机构转变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的前提是打破金融垄断。中国实行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制度，在各个金融领域是政府大一统格局。故此，民间金融要想实现战略层次跃升，当下改革的重心要逐步转移到打破金融垄断，放松金融管制，培育那些能够提供基础服务、能够满足普遍性需求的金融机构及市场上来。否则，光靠一些空洞笼统而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口号是不行的，搞不好，民间金融又将面临着被迫退出的尴尬局面。

合会：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我国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的经验更可以成为大陆民间金融未来的走向提供借鉴。与大陆近二十年的发展类似，台湾早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建立在不完善的正规金融部门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弹性的、能够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信贷需要的金融部门，台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很难想像的。现有研究发现，正是台湾的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为整个经济中饱受信贷配给(即信贷约束)之苦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有弹性的信贷供给的任务，如贸易信用和合会等民间借贷形式。根据1985年的调查，台湾大约有68%的成年人是合会的成员。在韩国经济快速成长时期，也有类似的经验。一方面，正规金融部门发育不完善，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却相当发达。

有关台湾合会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合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收入越高的家庭参加合会的可能性越大。根据家计调查，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的合会参与率只有13%左右，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合会参与率却高达45%。这表明，与大陆目前存在的以帮助资金困难的家庭而建立的互助会不同，台湾当时的合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个自选择的过程，即收入较高或有偿还能力的家庭共组合会。第二，相对而言，工作较为稳定的家庭，参与合会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会员中较多的是有成员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庭。第三，参与合会对家庭耐用消费品有消费有正的影响。与非合会会员相比，参与合会可以让会员较早购买耐用消费品，同时，还可以提高会员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

从台湾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合会仍然是正规金融之外家庭和个人获得消费信贷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合会会员的组织，特别是合会融通资金的目的可能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有所不同。尽管仍然缺少详细的实证研究，现有的观察表明，在目前大陆不少的合会中，不少合会具有助贫的互助功能，缺钱的家庭往往作为会首发起一个合会，通过承担监督会员缴纳会金等服务免息使用首期会金；合会较多地出现在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更为困难的农村地区；组织合会的目的中，生产和商业活动仍然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篇：中小企业民间借贷调查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分析

摘 要：近年来媒体上不乏中小企业主因为欠债而跑路跳楼的现象，其中温州地区更为典型。据报道，曾有温州市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负债20亿出逃事件，这一事件给温州企业界造成了巨大冲击，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我国中小企业的悲惨现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胡福林债务关系涉及近万人、几十家企业，包括信泰上下游企业和债主，这一事件还在发酵，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就在胡福林出逃几天之后，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也因债务问题从温州市区顺锦大厦跳楼身亡，更加凸显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造成企业主跑路跳楼的原因有很多，主要问题就在于民间借贷。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民间借贷成为了这些企业及企业主走投无路的最后一根稻草。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借贷；信用；风险

前言

改革开放这些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各级政府都加快了地方经济建设步伐，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个体、民营等不同经济形式蓬勃兴起，民营及私营企业主市场意识不断提高，都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之相反，国有商业银行在基层却在不断地收缩网点、缩小规模、紧缩信贷资金投放，加之金融机构严格的信贷政策，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的，灵活、多样、快捷的民间融资因此得到了很大发展，个人找个人、企业找个人借贷非常普遍。据报道，福建省中小企业约有52%无力从银行获得货款，致使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从民间来寻求资金。

一、民间借贷概述

（一）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

（二）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灵活的融资形式。它作为一种自发的融资方式，其产生与发展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是借贷主体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外在供给不足情况下的另一种选择。

（三）民间借贷产生的主要原因

1、存款利率较低。存款人把钱存入银行几乎得不到什么收益，如果再考虑到当下的通货膨胀率，则老百姓则是长期生活在负利率时代，因此主观上都不愿把钱存入银行。

2、正处在快速发展期的广大个体户、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当大。由于向银行贷款手续比较繁杂、严密，特别是大额资金的借贷必须要有合规、足值的抵（质）押，而民间借贷手续简便，资金额度可大可小，运用时间长，倍受青眯。加上民间借贷的收益普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使得老百姓愿意把钱投入民间借贷市场。

3、鉴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信用状况、财产抵押物等各方面的不足，与大企业相比，银行给予的待遇不一样，从银行系统贷款就变得十分困难。

二、民间借贷的现状

（一）民间借贷广泛发展的基础

民间借贷为个人和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处于升级态势，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也呈现出迅速扩张态势。民间借贷的发展也因此成为新时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民间借贷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

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是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要借款者。放贷者由传统经商人员为主，现主要发展为三大类：一是以获利为目的人；二是借款人的亲朋好友；三是资金宽松的私营业主。求贷者由原来的农户为主，发展到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为主。放贷者的资金是收入增加后的富余资金，用途主要是生产经营性的流动资金需要，期限较长，弥补了银行、信用社贷款以短期为主的缺陷。当前民间借贷的期限多为一年或一年以上，以往三个月、六个月短期约定已不多见。

（三）民间借贷的信用状况

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民间资本越来越大，中小企业业主贷款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个别开放城市尝试让这部分“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对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全国许多经济开放城市中，民间借贷已经由“地下”走到“地上”，老百姓也转变了陈旧的认识，民间借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

贷款难、活跃地方经济，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小额担保公司的出现就是个明证。民间借贷对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弥补农村资金供求缺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民间借贷引发的主要问题

（一）加重了企业负担，容易造成资金使用的恶性循环。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市场高息负债后，会进一步增大财务支出，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更会雪上加霜。民间借贷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业所吸收的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二）民间借贷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部分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

（三）社会信用难以控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使社会资金从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中进行无效流动。

四、民间借贷问题的解决之道

（一）政府相关部门应将民间借贷纳入立法和监管范畴，尽快制定出关于民间借贷业务的相关法律和管理规定，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同时要监控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使其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由市场自行调节，促进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规范发展，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金融部门应积极筹措资金，平衡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在保证大企业资

金需求的同时，应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中小企业在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扶持，还要进一步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工作效率，为借贷人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三）民众应该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认识，要相信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遇到问题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上当，要依据正当的手段挣钱。高利息肯定会伴随着高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民间借贷带来的后果，正确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

（四）加强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活动健康运行。法院应该积极正确行使审判职能，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控，防范非法集资引发的风险，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使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民间借贷融资服务合同

融资服务合同

甲方（融资方）：

乙方（服务方）：

丙方（投资方）：

鉴于甲方通过乙方推荐的投资丙方获得债权融资元，经甲、乙、丙三方商定一致，就融资服务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推荐丙方为甲方融资的投资方。

二、甲与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后日内，甲方按照借款合同融资额的 %（合计服务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融资费总额的0.5%(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三、甲方违反与丙方的借款合同延期偿还借款或甲丙双方协商延展借款期限，甲方应按债权融资总金额每月%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融资服务费，按月或按甲丙双方商定的延展期限计算一次性先予支付。如甲方逾期支付融资服务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融资费总额的0.5%(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四、因甲方与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终止、不能履行等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及融资服务费的支付。

五、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六、本合同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应通过以下第种方式解决。

1、双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应向 起诉讼；

2、双方一致同意，若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适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甲方：乙方：

年 月 日年 月 日

第四篇：浅谈民间融资

浅谈民间融资

【内容摘要】 民间融资作为资金资源的一种有效配置手段,在补充银行资金不足、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这柄资本市场上的双刃剑,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所以,尽快理清我国民间融资的现实状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在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之间合理分布,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发展势在必行，本文拟从法律角度对民间融资的存在与发展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字】民间融资 合法性 路径

一、民间融资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合法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为可能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却不具备合法性。①

法律一词，在我国，广义而言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制定的一切行为规范。狭义的法律则是指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我国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问题的规范体系是有不足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对财产权的理解，应当既包括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公民对财产的使用权。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属于消极权利，公民对财产的使用权属于积极权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不能把财产权仅仅理解为对财产的使用权，对财产的使用权也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我国《民法通则》也特别指出公民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公民对财产使用权的行使也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财产权确立的意义之一在于使公民获得了对自己财产的自治权。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为自己的财产寻找出路。资金作为公民财产的主要形式，理应获得公民的自由支配。我国《合同法》也承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确认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因此，从宪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民间融资并不等于违法融资。当然宪法也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权利即使要受到限制，也应当由法律加以限制。由于有效等级的差异，违反一个位级规范并不意味着必然违反另一个位级规范。

我国目前对民间金融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行政法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刑法》中确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未对这种行为划定范围。《取缔办法》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但并不能成为刑罚适用的依据。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立法解释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作出解释。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偏离了民间融资的本性。那么，《刑法》对民间金融的规制应当是以扰乱金融秩序为要件的违法融资方式。《取缔办法》虽然将未经金融管理机关批准而从事的融资认定为非法融资行为，但是由于在宪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缺乏法律这一位阶，对民间融资实行限制或剥夺就缺乏完整性的法律规定。

因此，从法律规范位阶的角度，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法律位阶的理解。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民间融资的存在具有合宪性，从民法的意思自治看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保护；第二，无任何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经依法批① 高炳忠：《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准的融资行为属于非法融资的规定来自于行政法规，其效力颇可质疑。因此，由立法机关制定“民间融资法”显然已属必要。

二、现行法律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

通常而言，融资是一个金融概念，是指筹集资金或吸收资金。依其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债权债务式和股权投资式。融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民间融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一种资金融通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区的民间融资行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发展势头。而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非公有制经济从金融部门所获得的资金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讲，由于投资理财渠道狭窄，银行又连续降息从而使居民个人为了寻求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式，形成了民间借贷资金供给。现实生活中，无外乎有以下几种融资方

②式。

（一）债权债务式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

借款合同依主体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银行为贷款人的商业借贷合同；一类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前者是商事合同，后者是民事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当然是合法的，它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一般情况下，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无偿的，且约定利息不得超过最高额度限制。依现行司法解释，最高额不得超出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的，超出部分无效。另外，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2．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资金融通

自然人向单位的资金融通又可以细分为因公借贷和因私借贷两类。前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其合法性勿庸置疑，它的存在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因而是为财经制度所允许的。因私则会因单位性质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犯罪构成，触犯不同的罪名。若是非国有单位，则构成《刑法》272条的挪用资金罪，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的、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若是国有单位则构成《刑法》382条的贪污罪。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其行为不但违反了财经制度，而且情节严重者还会触犯法律。即自然人不论是向本单位还是外单位进行融资，不论是用于合法或者非法用途，只要是因私，就会因为构成挪用行为而遭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3．单位向银行的资金融通，这是企业解决资金缺口的常态

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所持的“慎贷”和“惜贷”态度，贷款难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老大难问题。尽管合法，但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要以此作为主要的融资手段的话，显然是望梅止渴之举。

4．单位向个人的资金融通行为，至于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则为现行法律所禁止，被视为无效合同。

5．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资金融通

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单位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即盈余单位(最终贷款人)直接把资金贷给赤字单位(最终借款人)使用，其间不需要经过金融中介机构的融资方式。该种融资方式可以及时、灵活、有效地调剂资金余缺，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快速高效的发展。但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不管是何种资金融通行为都遭到了法律的否定评价。在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中，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行为也因为规避法律而归于无效。

（二）股权融资式②姜旭朝，丁昌锋。民间金融理论与实践[J].经济学动态，2004，（12）

股权融资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我们既要强调其融资能力，同时还应强调其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如果不能保证股市资金向优势企业和优势项目流动，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就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就是股市功能的扭曲。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阻力和困难很大，尤其是中小企业要通过股权融资方式来吸纳资金，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碍很多。

三、对民间融资现象的反观与思考

（一）从商业银行经营的原则考察

商业银行经营的原则是“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即效益性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这里所言的效益是否包括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或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无论从哪方面讲，商业银行都不太愿发放贷款给非国有经济。从效益性上讲，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要经过一系列调查与咨询、聘请中介评估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还要对其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调查，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银行支付的成本。从安全性上讲，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市场风险和信息获取的渠道不畅通，导致了经营中出现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使银行对其不敢问津。从流动性上看，《商业银行法》严格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基于以上原因，民间融资的渠道变得更加狭窄。加之我国银行体系还尚未建立面向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服务机构，为了规避与防范商业风险，商业银行难以与非国有经济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今天，如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的探讨就更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以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应该将“流动性”放在首位，只有有效盘活商业银行的资金，让资金流动起来，才能切实解决资金的效益性和安全性，才能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也是符合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来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仍不明确。经营目标不明确的银行，就谈不上统一经营思想和按照现代企业的目标运行。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尽快改善银行的金融服务，推出尽可能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才可能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的资金供给问题

（二）从经济人或者理性人的角度来考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通常而言，作为一个商事主体，它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商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包括个人和组织。在与民事主体相比较而言，商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营利活动的主体。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所持的否定态度看，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这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并没有损害任何社会主体的利益。企业将其自有的闲置资金不论是存入银行还是借贷给其他个人或者企业，完全是商事主体行使投资自主权的意思表示，是一种投资行为，国家不应该对其进行干涉。再者，在现实生活中，放贷的企业并非多数，国家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至于投资的安全性，这完全属于商事主体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国家大不可为了维护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而对企业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加以干涉。据笔者所知，在国外立法中是没有这样的限定的。但是，企业之间互通有无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如果吸收公众存款然后放贷则构成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

（三）从民间融资与我国良性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角度来考察

民间融资是折射金融生态是否健康的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已经证明，民间融资的适度发展有利于弥补我国目前银行业金融服务品种单一的不足，可以比较有效的满足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的调剂资金缺口的的迫切需要。其次，民间融资的适度发展有利于建立符合价值规律的利率定价机制。民间融资的利率是由双方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商定的，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金融供给市场的供求情况和资金

机会成本，有利于形成利率市场化。目前银行的利率上浮幅度过大，无形中增加了市场主体的成本。再次，民间融资有利于民间资金在当地的聚集，有利于满足本地生产性资金的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最后，民间融资有利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民间融资多发生在较小的范围之内，比较有效的解决了融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弊端。特别是在目前，在自然人和法人的社会征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民间融资的兴起有利于推动和建立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四)从目前我国征信体系的现状来考察

从2002年开始，我国开始致力于建立以自然人和法人为主的征信体系，时至今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征信体系还尚未建立。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经营信用和风险的单位，但由于我国金融征信制度体系很不发达，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几乎无法了解，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和消费信贷的高风险性，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金融征信制度的完善应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同时，必须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消费贷款信用等级制度。作为信用评分的依据可以包括企业所有人或消费者的收入状况、债务余额、财产、雇佣状况、住宅所有权，以及以往银行贷款行为记录。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表明，建立广泛的社会信用制度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短期之内银行贷款风险只能通过增加贷款担保机构来缓解。考虑贷款担保活动的高风险性，人民银行应着重抓好国家和省级两级再担保机构的建设。此外，积极发展贷款保险业务也是弥补金融征信体系缺位的重要手段。由此观之，民间融资的蓬勃兴起也是我国个人和企业征信体系不健全的必然结果。

（五）从我国目前的直接融资法律制度来考察①

纵观我国证监会制订的大量融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国有企业一般享有优先进入资本市场的特权，使上市成为专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服务和“脱贫”的工具。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上市的门槛过高。根据《公司法》规定，发行股票须经证监会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亦须审批，其资本金要求显然对于非国有经济来说太高不可攀，财务会计报表的要求也难以做到，因此现行的法律未为非国有经济提供在证券市场融资的有力保障。所以有必要建立如下相关法律制度：

1．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除了现金、上市流通的证券外，建立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以外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投资基金市场，增大市场容量。

2．改变现在的股权结构，打破国有股与法人股不可流通的局面

这样非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一样，可以通过“收购”或“买壳上市”的行为进入证券市场。

3．建立多种合法的交易组织形式，使非国有经济不限于场内集中交易的严格限制，可以在较为灵活的场外交易市场上融资。

4．设立二板市场，拓宽非国有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

通过设立二板市场，可有力推进高科技民营企业发展，为其提供一条门槛较低的上市融资渠道。

四、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入世后我国将逐渐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而广泛存在的行政管制大大压迫了民间融资的自治空间，将法律责任覆盖到金融活动的广泛领域和环节中，也将自主融资压迫到狭小的角落里。金融管制权，不应过分压抑市场内在力量和金融形式创新。对民间融资的调控应该是有边界的，调控的逻辑前提是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进行经济调控；调控须遵守法律为避免政府失灵所限制的条件。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对民间融资总体而言，法律松绑，解除法律威慑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民间融资自身尚未建立其良好的风险防范机制，对民间融资进行适度的调制时规范民间融资的利益取向。同时，还应该兼顾继续发挥民间融资的灵活性，多样性特点，保障各类主体的基本权利。

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可以通过立法调控分而治之相结合的方式：

（一）出台专门的《民间融资法》调控民间融资行为

管理民间融资，法制先行。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民间融资的保护、规范和方面尚不健全，严重制约着民间融资的成长。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肯定了“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但仍没有一部法律保护其正常的融资活动，致使民间融资至今未获得合法地位。现行法律中关于民间融资、社会集资与非法集资的法律界限模糊，不利于民间融资的发展与监管。制定《民间融资法》，从法律上确定民间融资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引导他从“地下”转为“地上”，保护合约双方的正当权益，促使其经营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

《民间融资法》应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构成，又要符合金融管理秩序的相关规定。对融资主体的划定，应多尊重民事主体当事人对财产或资金的支配权。当然，对民间融资组织的规范应建立在对组织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的基础上。同时，在《民间融资法》中规定对民间融资组织实行登记和报备制度。对融资内容的规范，应当根据民间融资在社会资金资源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鼓励民间借贷，贷款经纪人，农村地区融资组织等多种融资方式规范化发展。另外，为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秩序，通过立法将民间融资行为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对民间融资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利率水平，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同时，还可以在《民间融资法》中对融资信用体系的建设有所涉及、(二)完善和协调民间融资行为相关法律法规

《民间融资法》从宏观的角度对民间融资行为的合法性，组织机构，风险防范以及信用体系的纳入等问题进行规范。对于在各种民间融资行为中产生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交易方式，违约责任，权利保障等方面则可以通过试用或变通适用《合同法》等民事，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

通过立法，清理对民间融资行为多头管制和行政法规、规章，协调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一致性。为建立多元化的民间融资服务体系，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运作，形成金融竞争态势，提供法律服务。

第五篇：民间融资

银行业从业人员严禁参与民间融资

南都讯 据财新网报道，银监会日前发文明确表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

通知表示，近期少数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的现象较为突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给相关机构资产安全带来较大风险。该通知的发布旨在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行为，有效防范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引发的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要依法合规开展业务活动，不得直接或变相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

通知明确，上述人员不得以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费用或佣金等方式违规吸储，不得以各种形式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得介绍机构和个人参与高利贷或向机构和个人发放高利贷，不得借银行名义或利用银行员工身份私自代客投资理财，不得利用银行员工或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他人过渡资金，不得借用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银行员工过渡资金，不得自办或参与经营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不得向他人提供与自己经济实力不符的个人担保，不得向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不得允许本行员工以各种方式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办公或营业场所开展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内部员工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的管理和处置主体，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管理和问责力。具体要做到加强员工思想教育，梳理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前、中、后台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特别关注“八小时”意外的行为，建立落实管理责任制，集中力量对内部员工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行为进行风险排查。

通知最后还提出，要加大查处力度，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及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方式举报核实的违规问题要依法从严处罚，对于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违规参与非法融资活动的，一律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